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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的作品赏析
对美的本质的研究从柏拉图开始，几千年来许多哲学家、美学家及文艺理论家都进行了不懈的探讨和研究。
由于美的问题本身有着不可测度的奥秘，所以对美的本质的回答还是莫衷一是。
朱光潜认为美的本质的探讨应该是一种历史性的研究，美必须以客观的自然事物作为条件，再加上主观意识形态的作用，这时才有美，所以美的本质就是主客观的统一。
朱光潜（1897～1986），现代美学家、文艺理论家。
笔名孟实、孟石。
安徽桐城人。
1897年 9月19日生。
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次年进香港大学，主攻教育学。
1922年毕业后，在上海中国公学和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执教，并与匡互生、朱自清、夏丐尊、叶圣陶、丰子恺等人在上海成立立达学园，筹办开明书店和杂志（后改名）。
1925年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1929年毕业，转入伦敦大学，同时在法国巴黎大学注册，后又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以论文获文学博士学位。
1933年秋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并曾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务长、北京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朱光潜一直是北京大学教授，历任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香港名誉教授等职。
朱光潜出身书香世家，幼承庭训，熟读经书。
后来偶然得读梁启超的，这部书给朱光潜启示了一个新天地。
他“开始向往‘新学’”，并“对于小说戏剧发生兴趣”（）。
在国外留学期间，他又广泛接触西方现代文化，主要兴趣在文学、心理学和哲学。
当他发觉美学是这几门学科的共同联络线索后，终于走上了美学研究的道路。
和是朱光潜1933年回国以前的代表作。
前者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和阐述文艺心理学的专门著作，在这一领域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书中除了提供大量西方美学史上的思想资料，介绍克罗齐的直觉说、布洛的距离说、立普斯的移情说、谷鲁斯的内摹仿说等各派学说外，还从中归纳出一些文艺批评的原理,运用于分析文学现象,从而开阔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在当时学术、文艺界有较大影响。
根据改作的通俗读本，曾在青年读者中广为传播。
从建立诗学的角度着眼，广泛涉及诗的起源、诗的性质、诗的特征等诗学基本理论问题；又从分析具体诗歌作品入手，着重研究了中国诗歌的节奏和声韵；并从汉赋的影响和佛经的翻译、梵音的输入，探讨了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
的写作包含着推动新诗创作的目的。
朱光潜认为当时迫切需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受”。
这两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推动新诗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因此他采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既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又以中外诗歌进行横向比较，即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
1933年朱光潜回国之后，在执教之余，继续从事美学和文学研究工作。
主要是结合新文学运动的实际，撰写论文和书评，文章分别收入（后略作增删，改名为）和《谈文学》中。
同时,他还加强了和作家们的联系。
约在1936年初,邀集北平的一些诗人学者梁宗岱、朱自清、冯至、俞平伯、卞之琳、何其芳、沈从文、李健吾、曹葆华等，组成“读诗会”；同年5月，又与胡适、顾颉刚、罗常培、吴世昌、沈从文等发起成立“中国风谣学会”。
1937年5月，《文学杂志》创刊，朱光潜任主编。
他在发刊词中提出了“自由生发，自由讨论”的口号。
这个刊物成为“京派”作家的主要阵地，在当时文艺界有过较大影响。
这一阶段，朱光潜在文学理论研究中一方面明确表示反对文学创作以侦探、色情、黑幕、风花雪月、口号教条为内容，反对作家抱“无病呻吟”、“油腔滑调”、“党同伐异”、 “道学冬烘”、“涂脂抹粉”的创作态度；另一方面又主张文艺要与生活保持“距离”，提倡“冷静超脱”，推崇“静穆”。
他过去美学著作中的“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能做入世的事业”的“无所为而为”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光潜主要从事美学研究工作，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在一系列重大美学理论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成为美学界一个重要流派的代表。
此外还致力于翻译西方美学名著，在批判继承美学遗产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他的《西方美学史》，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西方美学历史的著作。
朱光潜的治学精神：一、自我解剖,不断批评。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批判和美学辩论中，朱光潜勇于解剖自己，严肃批判了唯 心主义美学思想，特别是他自己曾经宣扬过的唯心主义。
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名教授，他的这一行为实在是难能可贵。
这以后，他不断地批判自己，不断提出新的 观点和新的问题，堪称学者的楷模。
二、寻求真理、学风端正。
朱光潜通过批判唯心主义认识到以往自己是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以后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原著。
他在近六十岁时开始自学俄语，并用各种文本（中、德、俄、法、英）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
他提倡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晚年的《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就是他治学精神的具体表现。
三、“三此主义”，忘我精神。
朱光潜信奉“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 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
“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
”“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另一地位去做。
”这是朱光潜不尚空谈，着眼现在，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的体现。
宗白华(1897一1986)原名之木魁字伯华。
哲学家、美学家、诗人。
江苏常熟虞山镇人。
1916年入同济大学医科预科学习。
1919年被五四时期很有影响的文化团体少年中国学会选为评议员，并成为《少年中国》月刊的主要撰稿人，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
同年8月受聘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任编辑、主编。
将哲学、美学和新文艺的新鲜血液注入《学灯》，使之成为“五四”时期著名四大副刊之一。
就在此时，他发现和扶植了诗人郭沫若。
1920年赴德国留学，在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大学学习哲学 、美学等课程。
1925年回国后在南京、北京等地大学任教。
曾任中华美学学会顾问和中国哲学学会理事。
宗白华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被誉为“融贯中西艺术理论的一代美学大师”。
著有《宗自华全集》及美学论文集《美学散步》、《艺境》等。
宗自华于1986年12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任何一个爱美的中国人，任何一个热爱中国艺术的人，都应该读这部书--《美学散步》。
本书是已故一代美学宗师宗白华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他生前惟一一部美学著作，几乎汇集了其一生最精要的美学篇章，其词句典雅优美、充满诗意，是中国美学经典之作和必读之书。
阅读这本书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作者用他抒情的笔触、爱美的心灵引领读者去体味中国和西方那些伟大艺术家的心灵，去体味那些风流潇洒的人们的心灵，待得我们散步归来，就会发觉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升华与净化。
宗白华先生以艺术家的态度感受着世间万物，并用那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将其形诸笔端。
这样写成的书绝不只是艺术理论，还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这样一位源生于传统文化、洋溢着艺术灵性和诗情、深得中国美学精髓的大师以及他散步时低低的脚步声，在日益强大的现代化的机器轰鸣声中，也许再也难以再现了。
然而，如何在愈益紧张的异化世界里，保持住人间的诗意和生命的憧憬，不正是现代人所要关注的一个世界性问题吗
而《美学散步》正好能给我们以这方面的启迪。
中国美学经典之作 美学入门必读书 《美学散步》是宗白华美学论文的第一次结集出版。
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最早写于1920年，最晚作于1979年，实在是宗白华一生关于艺术论述的较为详备的文集。
他没有构建什么美学体系，只是教我们如何欣赏艺术作品，教我们如何建立一种审美的态度，直至形成艺术的人格，而这正是中国艺术美的精神所在。
宗白华曾在《蒙娜丽莎》原作前默坐领略了一小时，他常常兴致勃勃地参观国内的各种艺术品展览会，即使高龄仍不辞劳苦。
这位欣赏家的集子里的文章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那属于艺术本质的东西，特别是有关中国艺术的特征。
作者用他一以贯之的看法引导我们去欣赏中国的诗歌、绘画、音乐，尤其是中国的书法。
中国人哀乐的情感能在书法里表现出来，像在诗歌、音乐里那样，别的民族写字还没有能达到这种境地的。
作者认为，写西方美术史，应拿西方各时代建筑风格的变化来贯穿，中国建筑风格的变迁不大，不能用来区别各时代绘画雕塑风格的变迁。
而书法却自殷代以来，风格的变迁很显著，可以代替建筑在西方美术史中的地位，凭借它来窥探各个时代艺术的特征。
关于中国民族美学体系的建构，宗白华先生是最具开拓性的，我们可以从其大量的概念和话语的使用中获得诠释，为此冯友兰就曾指出，宗白华是最早建立中国美学体系的人。
--邹其昌 散步者的灵光 初识宗白华先生，是在刚进大学的那一个月，当时买到了一本赵士林的《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概述》，从中得知宗白华是与朱光潜、李泽厚、蔡仪、高尔泰并称的中国当代五大美学家之一，并知道了宗白华的治学特点：不建体系，而是注重对艺术的直接感悟，充满灵气与睿智。
再后来了解稍多一些，对宗白华的学品、人品更为敬佩。
但随着自己学习兴趣的西移，好奇感也减弱了许多。
待到三年前读了刘小枫的《这一代人的怕与爱》中的《湖畔漫步者的身影》，这个身影才又亲切起来。
《美学散步》所收录的论美文章，生动地凸现的是一个在艺术中遨游的精灵，一种追求生活艺术化的姿态。
文章并未按写作发表时间排列，而是按几个大的专题来编排：自述治学之道、中国美学诸问题以及中国艺术的特色和西方美学的几个专论。
从中也许不太容易把握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流变轨迹，但还是能够较为完整地理解他治学中所专注的方面，以及他处理这些学术问题的方法。
不过，在我心中仍然有这样一个疑团：为什么早年深受德国生命哲学影响的宗白华在旅欧回来后竟会专注于中国古代美学精神
这种转变的契机是什么
又是怎么发生的
--也许只有亲聆教诲者才能体会到转变后面的选择的迫切感与压力。
中国古代美学与西欧古代以来的美学相较而言是零散的、不够体系化、也不够哲学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美学就没有自己的特色，而是意味着凭借某种特殊方式的介入才能将其挖掘出来而不至于隔靴挠痒，这种特殊方式其实正是一种召唤：生命的灵光。
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也许正是这种生命对学术的感应。
学术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知，即能广涉多方而显得博，这个层次也可以成为大家，但终会显得薄；第二个层次是信，即把学术上升为可引领实践的信仰，这时的学问已不再是学问，而是人生，这才会显得厚，这种学术里出的大家已是艺术家，如尼采等。
就像刘小枫总结的：作为美学家，宗白华的基本立场是探寻使人生的生活成为艺术品似的创造……在宗白华那里，艺术问题首先是人生问题，艺术是一种人生观，'艺术式的人生'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中出现的频率最多的词就是：宇宙、人生、艺术、美、心灵、节奏、旋律、飞舞、音乐化、体验。
这些词语既解释了中国艺术的至境，也显现出揭示者的人生至境。
维特根斯坦说：想像一种语言就是想像一种生活形式。
同样，想像一种艺术（更何况还是体认这种艺术，再者，艺术也是一种语言形式），也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宗白华选择了一种纯粹的中国艺术，也就塑造了一种淡泊、灵启式的生活方式。
也许，要想体验到中国艺术至境的乐趣，宗白华的选择是惟一的，但是，世界上的艺术是多姿多彩的，因此人生也应是多元化的，何况，人生的至境也还有其他几种。
中国古代美学遇到宗白华真可谓是一种幸运，因为他学贯中西，跳出来又扎进去，这猛子才扎得深。
也正是在宗白华的文章里，中国美学的各方特色被熔炼出来并被标举到了极致。
也许在他之前也曾有人发掘过，但都不可能像他那样贯入一种极其深沉挚厚的生命意识，这一点或许是得益于他曾深究过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生命哲学。
中国哲学、中国诗画中的空间意识和中国艺术中的典型精神，被宗白华融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问题：一阴一阳谓之道趋向音乐境界，渗透时间节奏书法中的飞舞；其实都体现着一种精神：人的悟道、道合人生，个体生命与无穷宇宙的相应相生。
可以说，宗白华把中国体验美学推向了极致，后人很难再出其右，他作为一个审美悟道者本身已成为一种道显而美的象征。
但我们还应藉着散步者的灵光走进茫茫天地之间去不断求索。
我的季候艾青赏析
陶渊明出宦海而归南山，是因为自己厌恶官场的黑暗与腐败，他想要一个“干净”的自己，他对官场的“规则”有着自己的要求，要求自己两袖清风，也要求别人和自己一样。
可是他的意志毕竟无法端正其他同僚的行为。
所以他选择绝宦海而生南山。
苏轼夜游承天寺是因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没有被执权者采纳，而且自己在朝堂的地位也受到了对立党派的排挤和打压。
所以自己不得不抱着怀才不遇的惆怅，被逼无奈的离开自己欲大展宏图的官场。
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离开是毅然决然的，而苏轼是心有不甘的无奈之举；陶的离开是因为自己的正确的“强求”，而苏的离开则是做好了自己，别人如何那是别人的事，他显得比较“随和”。
虽然苏陶二人都闲居于朝堂之外，但出发点是不同的。
陶的闲居是一种主动寻求到的“出路”，幽幽南山是他余生的舞台，而苏轼的闲居却是被动的“退路”，承天寺只是他命途中的一座“驿站”。
东坡与陶渊明所处的时代不同。
苏东坡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言论最为自由的时代，王安石变法也好，司马光废法也罢，他们都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为了富国强兵、人民安居乐业。
苏东坡虽和他们的政治观点时不相容，但他毕竟胸怀一颗激荡挚诚的心，一腔凌云冲天的志气，一身熊熊燃烧的激情，一种积极进取的希望。
所以即使他宦海沉浮不定，仕途艰难险恶，也不会穿上衲衣，离开仕途，远离尘世。
即使归隐田园，他也总是一脚走进隐逸的山水，一脚还留在他热爱的人间。
而比起苏东坡所处的时代，陶渊明则显得不幸得多。
他生活在东晋后期，统治者篡弑频繁，杀戮成性，贵族腐败，门阀制度森严，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政治极为黑暗。
当时黑暗的现实已经逼出了像阮籍、嵇康这些放浪形骸的“竹林七贤”， 陶渊明同样身遭门阀制度的排挤。
处在那样的时代，无论他怎样的少年好学和知识渊博，也无论他所写的诗、赋、文如何出色，都无法施展他的政治抱负。
这就是陶渊明仕途不通的原因，也是陶渊明以决绝的态度，远离尘世的社会根源。
苏东坡与陶渊明的典型意义不同。
苏东坡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旷世奇才，罕见的多面手。
他以神奇的文笔、渊博的学识、睿智的思想、高尚的人格、丰富的经历、巨大的成就，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在历代人民的心中树起了一座丰碑
毫无疑义，他的成就远非任何一个今人所能相比。
借用林语堂评价的话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实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假道学的憎恨者，一位瑜珈术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心肠慈悲的法官，一个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一个月夜的漫步者，一个诗人，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 官场中人或者山野隐士更具有多样的才华，丰富的感情，幽默的语言，豁达的心境。
而陶渊明在当时只以隐士著称，他的文学创作没有得到高度的评价，这是因为他平淡自然的风格与当时崇尚的华丽文风不合。
萧统是第一位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学。
到了宋朝，特别是经过苏轼、朱熹的弘扬，以及汤汉对其作品的诠释，陶渊明才真正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并获得了世界的声誉。
陶渊明又是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的魏晋风流的代表，是中国士大夫的一个精神归宿和精神家园，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可贵精神上来，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
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
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
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
苏东坡与陶渊明归隐田园的缘由不同。
苏东坡是在“乌台诗案”中大难不死的境况下，被逼无奈地来到贬谪地黄州的，不但过着躬耕自食、极其清苦的生活；而且随时都有可能被朝廷赐死，丢掉卿卿性命。
好在苏轼是阔略旷达之人，作为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在黄州，他依然能苦中作乐，安贫乐贱，灾难舛途和艰难困苦消磨不了他心中坚定的人生信念。
在黄州过田园生活，只表明他在政治上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仕途上落魄失意之时，才寄情于山水间；他也并不仅仅满足于在“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夜晚吹吹风，饮饮酒，写写诗的闲适日子，有朝一日，他还要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而陶渊明与苏东坡最大不同的是，他是自愿辞官归隐。
只要自己愿意，他随时都可以东山再起，吃腻那“五斗米”。
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去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
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
归隐后，陶渊明每天心甘情愿地忙于耕种、交游、饮酒，过着自给自足、悠然自得的生活。
这种归隐生活，使他像一只长久被关在笼中的鸟儿，终于随心随性，复归自然了。
毫无疑问，他归隐以后尽情享受着“娱情诗酒、崇尚自然、尽享天伦、体验农趣、抚摸伤痛，不忘忧思”的文人雅士之情趣。
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
这可以在他自己所创造的诗境里找到依据。
比照苏东坡和陶渊明的一生，我们也可挖掘他们的许多相同之处。
两人的才学、为人和为官以及对待进退的态度，历来被中国的读书人视为典范。
在才学方面，他们皆少年好学，知识渊博，诗、文都写得非常出色，是中国文学史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文人大家。
在为人方面，他们能在逆境中保持坚贞气节和独立人格，决不随波逐流；在为官方面，他们都能坚持为官一地，造福一方；在人生态度上，他们即使归隐田园，过着平淡的生活，也能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
孟子所云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句话的内涵，在他们身上则能很好地体现出来。
苏东坡和陶渊明归隐田园的生活境遇和心愿相似。
他们都亲自耕作，亲自修建草房，过着清苦的生活。
但陶渊明的洒脱是苏东坡所向往的。
可以说，陶渊明是寄托于山水，苏东坡则寄托于陶渊明，也就是两人都寄托于山水。
苏东坡有《江城子》一词为证：“梦中了了醉中醒。
只渊明。
是前生。
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
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
北山倾。
小溪横。
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
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
”他还“隐括”陶渊明《归去来辞》成《哨遍》一词：“使家童歌之，时向从于东坡，释耒而歌之，扣牛角为之节，不亦乐乎
”。
这些都表明，在精神上苏东坡有陶渊明抛去熙来攘往的污浊世界，纵浪大化，不期生灭的感悟。
在黄州，苏东坡也的确过上了与陶渊明一样隐逸的生活，在短短两年零七个月时间里，苏东坡和陶诗多达四十七首，几乎把陶渊明的诗应和了一遍，“只渊明，是前身”，可见苏东坡对陶渊明的向往之情。
而这种向往，其实就是苏东坡身处不幸的精神武器，他从陶渊明的身上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样式，生命的另一种乐趣。
苏东坡与陶渊明的人生境界相似。
陶渊明的人生境界为苏东坡所景仰，因而，苏东坡到惠州后，能积极去履陶渊明的足迹，如“罗浮稚川界，梦往从之游。
”“我欲作九原，独与渊明归。
”“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
画我与渊明，可做三士图。
”“携手葛与陶，归哉复归哉”等零星诗句，可管窥诗人胸臆之一斑。
苏轼觉得自己可与葛洪、陶潜画为三士图，并作逍遥游，追求回归自然、质朴闲适、超然物外的田园生活，可见他决心以渊明为榜样了。
在经历了冤狱生死之后，苏东坡“乐乎于田野乡间”，这是他灵魂的一个歇息。
所以我们在苏轼身上，常常也能寻到陶渊明的影子。
当然，从客观上讲，苏东坡的人生境界虽日臻脱俗，但比起陶渊明的境界来，终究略逊一筹。
毕竟两人个性与追求大不相同。
因为陶渊明隐而不仕出于自愿，东坡则出之无奈。
难怪东坡“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 苏东坡与陶渊明过着“躬耕自食”的生活时，他们的妻妾都能安贫乐贱，与他们甘苦与共。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
其夫人翟氏，始终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
归隐之初，他们“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维持生活，然后又利用“方宅十余亩”，盖起了“草屋八九间”，还在房后种植柳树、榆树，房前栽桃树、李树。
即使在陶渊明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落入饥寒交迫的境地，夫人翟氏也一样不怨不悔地与他固穷守节。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时，手头拮据，入不敷出，时常都有断炊之忧，过得极其清苦生活，幸亏夫人王闰之与侍妾王朝云甘愿一直布衣荆钗，与他一起共同劳动，躬耕自食，并在农民的指点帮助下，共同修建五间茅房。
在妻妾的得力辅助下，东坡在黄州度过了最艰难困苦的四年时间。
夫人王闰之死后，贬谪惠州的苏东坡即使在 “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的凄凉晚景下，侍妾王朝云依然不弃不离，对他深情款款。
苏东坡与陶渊明的田园生活，还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这就是他们都能歌颂劳动，亲自参加生产劳动，尊重劳动人民，接近劳动人民，能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并且感到有很大的乐趣。
作为封建社会的文人官吏，能够做到早出晚归辛勤耕作，能够与劳动人民打成一团，这在当时社会士大夫鄙视劳动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也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极少见的，他们劳动的本身便具有进步意义，同时也使他们的田园诗具有劳动生活气息，不仅描写了诗人参加劳动的情况，还宣扬了依靠劳动而食的真理，这种观点确实是十分难得的。
尤为难得的是，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是十分真挚的，苏东坡说自己“我是识字耕田夫”，陶渊明在诗中说：“且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位诗人与劳动人民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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