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古今中外各国经济发展情况,写一篇不少于500字的感想类小论文!
一、经济发展问题的复杂与发展经济学的贫困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转型与现代经济发展问题历来是学者们百谈不厌的话题，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及东亚地区布追赶欧美的过程中获得的成功不仅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而且也引起了那些试图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调整发展政策的经济学家们的关注。
正如Meier和Stiglitz在其编写的《发展经f学前沿问题》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E1]vi如何使不发达地区迅速转变为发达的现代经济地区不仅是发展经济学的目标与主题，而且也是斯密、李嘉图与马克思这样一些古典经济学家关注与研究的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然而，尽管前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努力与贡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已有的这些研究却并未能提供一个令读者满意的框架或模型来解释现代经济发展，特别是现有的发展经济学既不能解释发达国家的现代经济革命的原发性爆发及演化历史、也不能解释以东亚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追赶成功的现代化发展经验，当然也就更无法指导欠发达国家与地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获得成功在最近几乎同时出版的两本发展经济学著作中，Jomo曾反复强调说，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来看，主流经济学本来就是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对经济均衡与稳定增长的研究只是近几十年来才有的新生事物。
三百年来，无论是关注发展问题本身，还是研究经济政策、或是讨论发展过程中的转型与增长理论，经济学几乎 从来没有离开过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关注。
只是到了二战之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成熟使主流经济学彻底转了向，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主流经济理论不再关心尚未成功的发展中与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
发展经济问题仅仅成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主题。
然而，尽管发达国家的今天确实是发展中国家的追赶目标，但对发达国家发展过程的忽视，发展中国家急于致富的急躁，对发达国家均衡的发展结果与不均衡发展过程的混淆以及主流学派本身的失误与误导都使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发展实践在近几十年中走了很多的弯路当然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经济发展的失败既不是学者们智商的缺陷，也不是政策制定者主观推诿的结果，而是经济发展问题过于复杂的必然。
由于现代经济发展问题几乎涉及到所有的人类社会行为而很难依靠一个学的知识来进行解释，因此与之相关的各个学科的充分发展就成为经济发展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前 提。
但相关学科发展的不完善，特别是制度变迁理论与集体合作博弈理论直到最近才得到有效发展的事实影响了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发展问题所可能进行的研究。
由于这些影响，发展经济学就一直缺乏一个自己独立的理论基础，从而不得不依赖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来进行自己的研究与分析。
① 研究尚未起步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却是以主流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的，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又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地区的二战后稳定增长的Kaldor典型事实为材料基础与研究对象发展起来的，经济发展理论的跛脚与落后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对现代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之所以有如此困境，除了上述方法与理论上的原因之外，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分割造的感性认识缺乏、研究者过于依赖统计资料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由于这些二手资料本身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为基础收集并积累起来的，一方面这些资料对发展经济问题可能是不适用的，另一方面这些资料在获取过程中被过滤掉的一些被认为是不重要的信息可能对问题的研究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
如消费者的偏好与效用、企业家的作 用、财政制度的功能等，近年来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质疑已经反映了这一点。
Ⅲ 卜 如果研究者面对的经济发展事实与资料是不全面的，那么他们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就大打折扣了。
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表明，对社会生活的现实观察是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
无论是18—1 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经典、古典作家，1 9世纪的德国、奥地利学派，还是20世纪初期的美国经济学大师们，他们的出现无一不是与他们对发生在他们身边的经济发展现实的近距离详细观察密切相关的。
社会科学总是社会实践经验总结的结果，直接的、感性的近距离观察始终是社会科学进步的前提。
但二战之后 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却失去了这样的机会与条件：一方面，以美国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逐渐脱离了现实的经济发展过程并逐步坠人空洞的数学模型游戏、满足于自然科学化的抽象推理；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中，有机会详尽地近距离地观察这个全过程的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深受其国家技术与制度模仿成功路径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创新的动力与能力，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范式，从而未能发展出自己独立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尽管东亚、南美与南亚都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活跃的发展经济学家，他们也对经济发展问题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但顽固的主流学术范式与源自发达国家求学经历的主流经济学学者的学术背景阻碍了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拓展。
二、发展经济学对财政效率与政府作用的忽视二战之后的经济发展理论的演变史就是一部主流增长理论发展进程的缩影。
尽管一些有远见的发展经济学家试图摆脱主流学派影响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发展经济学家对主流增长理论的依赖、以及主流理论对发达国家经济现实事实的依赖误导了经济发展理论。
由于财政制度变量分析的缺乏，政府的积极作用与财政效率的影响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当然不同于市场机制的政府工作与财政制度的效率机制与评判标准更不可能得到认识。
战后初期，受战前大萧条及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来自发达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家甚至与主流学者一道开始怀疑市场的功能，试图让国家来取代市场的配置资源职能。
为了更快地积累资本，又基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失败的判断(或许还有前苏联短期内工业化、技术进步成功的激励)，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与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们一道为落后者的工业化之路开出了一剂相同的处方：国家主导下的中央计划统一配置资源的发展战略。
由于缺乏政府活动与市场经济各自有效的活动领域的划分，各司其职的专业化分工未能在宏观领域被大家认可，而福利经济学与结构主义的流行又为政府越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于是忽视可能会影响执政者利益的、帅效果较慢的制度变迁，而依赖政府进行资源配置的发展战略的最终失败自然是意料之中的。
20世纪50—60年代的发展战略失败使学者开始怀疑国家的功能，在第二代发展经济学家看来，对新古典的回归是改正错误的唯一办法。
在正确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本身并没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特殊性的同时，他们却视了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差异，并试图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成熟阶段的经验照搬到发展中国家的起步阶段。
由于忽略了发达国家转轨时期的财政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他们错误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新增长模型所推出的资本市场与技术革新上，不仅财政制度建设与政府效率的提高未能提上日程，而且市场交易机制的效率分析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失败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正是第二代发展经济学家的失败才彻底扭转了发展经济学的关注方向，财政与政治制度才在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努力中，在发展成功的经验与失败教训的对比中得到研究。
到20世纪末，东亚追赶的经验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再次改变了学者们对国家与政府作用的看法。
lj 在1 9 9 9年世界银行的年会上，首席经济学家Stiglitz已经意识到，E r]l 在以往的经济学训练中忽略了国家与市场关系。
因此在分析发展经济学的任务时，Meier才会指出： _l“合适的制度、历史的经验、社会资本的内容、发展进程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应该成为发展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
而在借鉴新制度学派的成果方面，Bardhan(朝正确地指出，落后国家的制度功能或政府职能的缺位、过于关注分配的制度对发展进程的阻碍、集体行动本身的效率、国家处理利益冲突与协调的能力等都是与发展经济学密切相关而又需要特别努力的领域”。
当然除了对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关心之外，Meier[8 。
还提醒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应该关注增长原因的解释，①因为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但Abramovitz提到的增长的剩余仍然是一个有待解释的事实。
尽管制度的作用已经受到广泛的关注，但什么是正确的制度却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因此他指出：“在未来的研究中，国家的作用、政府的内部机制、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必将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核心”。
当然，即使已经将政治与社会结构纳入了经济发展的研究范围，如果仍然将增长局限在生产函数的定义域内，对增长源泉的认识也很难会有质的突破。
因此将企业家与财政制度的作用引入到经济增长函数中来、而不仅仅是强调文化②与制度对产权保护的激励作用就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⑧正如Hoff&Stiglitz所说El o]a 89 ，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制度的变迁已经取代了新古典的模型成为发展经济学13益重要的分析工具。
其实，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Hirschman早就指出，尽管自然资源在美国1 9 2 9年以前的发展中比资本更为重要，企业家与管理者则至少和资本一样重要，但是这些微观要素要想发挥作用，一个有效的政府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他正确地认识到现代经济发展必须以旧体系、即表现为集体主义的生存经济体系的摧毁为代价，必须以旧利益格局的调整为前提。
但这种为大众所拥护的、在生存经济体系中十分成功的、同时又能维护统治者利益的集体主义文化的改变是十分困难的。
很明显，发展经济学所遇到的问题并不是市场经济发展本身的问题，而是像奥尔森所说的那样，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问题，是政府与财政工作的效率问题。
[¨_1 因此在经济发展模型中引进财政制度变量就是十分必要的。
三、经济发展模型的构建 即使应用经济学家有足够的理由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提供的分析框架感到满[1。
_】 ，发展经济学家也无法享受同样的心情，发展经济学家对互补与多重均衡问题的研究使他们开始有理由怀疑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在分析济发展方面的有效性，特别是对主流学者津津乐道的均衡与收敛理论更是如此。
以并未包含任何制度变迁与结构变化内容的生产函数为基础、以生产过程为唯一增长源的增长模型，¨胡自然很难让主要关注经济体系转轨的发展经济学家感到满意。
[1 41 9 7 1 01 6]当然，最不能让发展经济学家感到满意的是主流增长理论的前提假设。
在一个典型的不存在企业家的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中，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建立在两个必要的前提假设之上：[1 51 64第一，所有同类产品都是同质的；第二，买卖双方的人数都无穷大，因此任何一个交易者都不能影响价格。
在这里，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市场机制是所有经济活动的核心，价格是经济主体决策的信息基础，在经济增长函数中是一个外生的变量。
于是主流的经济学不仅排除了企业家的作用，而且把市场经济活动完全假设掉了，剩下的只是经济主体的内部组织，市场经济不再存在。
对市场组织形式改进的讨论 完全让位于对生产过程中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的讨论，_1 6] 对制度必要性与演进路径的讨论与分析逐步退出了主流标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 。
。
’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任何一个市场与价格都是由人、而不是由离开了人可以单独存在的市场机制决定的。
是不是进入市场以及产品的价格是多少都是企业家第一次决策的结果，而看到对方报价之后决定要不要交易是购买者的第一次决策，这是博弈或讨价还价的开始。
当然后面的决策会以对方的报价与自己的出为基础进行妥协，①这是一个典型的管理学教材中大家习以为常的商业谈判过程。
[1 811” H在这个市场交易过程中，价格是企业家或经济主体决策(主观猜测)的结果，④而不是一个与决策不关的外生变量，因此奈特早就强调了企业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与磨灭的。
[1 91 2 2 以主流模型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的发展虽然指出了信息完备的假设的缺陷，却并未认识到市场信息的不完备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正是这个不完备才使企业家有了存在的必要，才使市场经济因为有企业家多样化尝试的能而成为一种有效的经济制度。
⑧由于迄今为止的经济增长模型仍然是市场理论与生产者或厂商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场价格从一开始就被假设为是外生固定的变量，因此以价格猜测为己任的企业家自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从而无法在模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经济增长模型与主流经济理论忽视并隐藏企业家的作用就不仅是合理的， 。
_而且也不会影响它对企业家作用相对定、市场机制基本定型的美国经济现实的解释。
但若将这种理论移植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过程进行考察，问题就会出现。
并且这些问题更由于资本家与企业家概念的混淆而得到放大。
源于经典作家而流行于意识形态对抗时期的资本主义与资本家的概念与范畴，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阵地，似乎只有资本家才是资本主义社会(其实应是市场经济)的主角，似乎只要把资本家的符号性代表—— 资本纳入增长模型就万事大了， 企业家个人经营的作用自然被彻底埋没 掉了。
其实，在市场经济中，真正的主角是主事经营的企业家，而不是被人误解的资本家或资本。
相反从荷兰共和国到大英帝国，资本的集聚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一再揭示着资本的消极本质，但企业家进取的作用却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虽然主流的增长模型忽略了制度变迁与企业家的作用，但学者们对企业家的研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此外，Young沿着亚当斯密劳动分工的路径早就研究了经济增长的非生产性增长的可能性l2 ，即用市场交换与分工的深化来解释经济增长，这种研究近年来在制度学派的影响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_2钉但由于这些非技术、非资本的制度因素仍无法在生产函数模型中得到反映，交易过程与作为交易条件的政府的作用至今仍游离于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之外。
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与政策走向300字听后感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处于深刻的调整之中。
在展望未来世界走向时，西方一些人士盛倡“文明冲突论”。
其中，美国人塞缪尔·亨廷顿著书演讲，鼓吹这种观点最为起劲。
亨廷顿声称，在新的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的。
西方和非西方文明间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断裂带上发生的地区冲突，最有可能升级为大规模战争。
如果说还会有一场世界大战的话，那将是一场文明间的战争。
亨廷顿还将文明冲突具体化。
他认为，西方与那些文明的挑战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尤其困难和对立的。
潜在的、最危险的冲突是在中美之间。
（参见塞·亨廷顿《再论文明的冲突》， 转引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1期，第42页） 由于亨廷顿描绘了文明冲突的可怕前景，而且直接把中国当作西方文明的挑战者放在对立地位，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并深长思之。
一、文明间的差异和通融 亨廷顿热心于“文明冲突”的研究，但“文明”究竟是什么
在西方语言中，“文明”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li”，意为人的开化状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
在这个意义上，文明是相对于蒙昧状态和野蛮状态而言的。
人们普遍认为，文明是指脱离了蒙昧状态和野蛮状态的人类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总和，是指一定发展阶段上人们的物质生活状态和精神生活状态。
现在看来，亨廷顿的“文明”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
他告诉我们，“文明是一种文化实体，……由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和制度等客观因素以及人们主观上的自我认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界定”。
（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94年第8期，第2—4页）亨廷顿这里界定的“文明”，只是“文明”一词全部内涵的一部分，大体上是人们平常所说“文化”的意思，亨氏自己在行文中也经常用“文化”来代替“文明”。
为了说清问题，我们姑且按这样狭义的“文明”概念来展开分析。
但是我们要随时记住，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是不能分开的，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也是不能分开的。
人类共有一个完整的地球，但地球的各个部分又是千姿百态的。
生活在完全相异的地理气候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由于实践活动不同，他们所创造的文明也就不同。
因此，我们一眼就看到的是文化或文明的差异和独特性。
经过千百万年的磨洗积淀，不同的文明成果会深印在其创造者身上而世世代代传承下来。
历史上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大分如汤因比所说有几十种，细分则不计其数。
不同的文明，适应人们不同的生活环境，帮助人们渡过历史的急流险滩，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文明自身也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形式和内容，不断臻于完善。
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在对立统一中发展变化的，文明也是这样。
一切文明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因而不同文明之间有差异性，差异就是矛盾。
有矛盾就可能有冲突。
文明之间的冲突不绝于历史，现实中也经常发生。
亨廷顿等人提出“文明冲突论”并非完全没有根据。
问题在于，不同的文明既有相异性、独特性，也有相通性、统一性。
从根本上说，既然都是人类的文明，是和野蛮相对的文明，它们在最高最深之处就必定是相通的和统一的。
事实上，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和通融比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更重要，更带根本性。
试想，如果文明之间只有冲突，没有通融，那么具有各自独特文明的百余个国家、几千种民族怎么能共同生活在地球上
文明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
但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和其他文明对立统一、冲突交融中展开的。
各种各样的文明在历史上兴起衰落，离散聚合，消失或成长在时间的长河之中。
为什么有的文明兴起了，有的文明衰落了，有的文明消失了
自我封闭，对其他文明采取排斥对立态度的民族，迟早要葬身在时间的大漠之中。
只有那些开放的、善于从其他文明中吸取营养的民族，才有长久旺盛的生命力。
在亨廷顿眼中处于“无限的权力顶峰”的西方文明，就曾在非西方文明中吸取过许多营养。
例如，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伟大发明传入欧洲后，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成为欧洲从长期黑暗的中世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催化剂。
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27页）再如，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的数学文字和十进位法是印度人民的伟大创造，阿拉伯人在数学、天文学、化学、医学、文学、地理学方面的辉煌成就对欧洲文明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另外一方面，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进的东方各民族也在虚心学习西方的优秀文化以充实自己，并创造新的东方文明。
历史发展到今天，不同文明间的碰撞和交流出现了全新的情况。
地球正在变小，交通和通讯空前便利，所有的人都汇入世界市场之中。
亨廷顿对此忧虑有加，说什么“不同文明间人们日益频繁的交往强化了文明意识，加深了人们对同一文明和不同文明间的差异的认识。
推动了文明间差别和敌意的发展和文明内寻根意识的增强”。
（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8期，第2—4页）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事物本来是有同有异的，是对立统一的，为什么亨廷顿只见异不见同，只见对立不见统一呢
难道这是“西方文明”的特点吗
世界市场上不同文明间人们日益频繁的交往，固然会强化文明差异的认识，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会形成敌意。
但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不同文明间空前广泛深入的共处和交流，使以前彼此相外的人们发现了人类文明的共通性和交融性，这本身就是人们精神的升华，是人类文明的升华。
如果这里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地方，那不是一般文明意识增强的问题，而是某些人逆时代潮流而动，总是想把国家、民族和文明按照自定的标准，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不给别的文明平等的地位，狂妄地要使自己的文明在世界上普遍化。
正是这种不合时宜的作为造成了现实世界的“文明冲突”。
有一点亨廷顿是看得很准的，即“非西方文明的人民和政府已不再是历史的客体”了，而是成为历史前进的发动机和塑造者。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亚太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远远高于西方国家，它们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比重节节上升。
这些国家的人民自信心增强了，希望自己的文明也在世界上取得应有的地位。
这些国家都有几千年文明成果的积累，在现代化进程中又吸收了西方文明的优秀成分，通过自己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创造着新的东方文明。
拉丁美洲、非洲也有同样趋势。
此时，如果西方文明能够与非西方文明进行平等交流，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则“文明冲突”能够化解，文明交融会大规模展开，人类将进入新的文明时代。
二、文明差异不是国际冲突的核心 “文明冲突论”并非亨廷顿的发明，汤因比的整整一部《历史研究》就是从文明的挑战与应战的角度，描述了世界各大文明地区力量相互消长的关系。
尝试用文明因素解释国际关系也大有人在。
例如，著名政论家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在196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这样说：“我们正陷于文明冲突。
这种冲突也许会摧毁世界。
其中关系最大的是两种文明，即大西洋——地中海文明与太平洋——亚洲文明，它们分别以美国和中国为首。
”（Theodore H． White，An offering of History to Men Who Must Act Now，Harvard Alumini Bulletin，May 13，1967，P．4）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哈佛大学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所著《权力与文化》一书就是从文化角度来透视国际关系的。
亨廷顿的“发明”和“贡献”是把文明作为未来世界决定一切的核心因素，把文明冲突作为代替冷战的世界范式。
然而正是在这个他自鸣得意之处，脚下的土地非常稀松。
毫无疑问，文化因素能够深刻地影响国际关系，文明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伟大力量。
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预测未来，都应当把文化或文明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考虑进去。
但把这个主要是精神性的因素同政治、经济、军事等实体性因素割裂开来，把它的作用无限扩大化和绝对化是非常偏颇的。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显然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同类文明的国家之间为了争夺资源市场和霸权而拼得你死我活。
就现实的国际关系分析，虽然有时表现为文明的冲突，但深层次的根源仍然是国家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的冲突。
冷战之后影响最大的冲突是海湾战争。
起因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总不能说这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文明冲突”吧。
实际是伊拉克不想还两伊战争期间所借的大量美元，并且要把科威特的石油资源掌握在自己手中。
美国后来挑头打击伊拉克，以主持国际正义自居。
其实美国人盘算的是控制海湾地区，掌握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资源富集地。
在这次大冲突中，西方文明国和伊斯兰文明国结成了“奇怪的联盟”，“文明冲突论”被“沙漠风暴”卷到九霄云外。
面向21世纪，世界各大力量中心都把增强经济和科技实力作为取得竞争优势的根本点，经济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
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以国家的经济利益为转移的。
由于东亚的发展速度居全球之冠，由于美国与亚洲的贸易额远远超过与欧洲的贸易额，其国家外交政策取向正逐步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
前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正式宣称，“西欧不再是世界的最重要区域”，美国过去在处理全球事务时“太欧洲中心化”了。
（参见《华盛顿邮报》1993年11月17日，P．G4．）表示要向亚太国家接近，因为“当我凝视亚洲繁荣之花，便看见美国复兴之果”。
事实上，以实施和反对“赫——伯法”为例，同为“西方文明”的美欧之间，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贸易冲突。
被亨廷顿认为因“文明”接近可以“合作”的日本，不仅历史上和美国打了几年太平洋战争，现在双方的贸易冲突也越来越激烈。
这一切都表明，经济关系、经济利益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政治和外交，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因素和力量。
多年来，人权问题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热点。
亨廷顿说，“国家遵守人权的程度完全和文明的分野有关。
西方和日本高度保护人权；拉美、印度、俄罗斯以及部分非洲国家保护某些人权；中国、许多其他亚洲国家和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很少保护人权。
”（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10期，第9—13页）这里，我们且不说亨氏以自定的人权标准来划分各国文明的高低等级是多么狂妄自大，也不说某些人挥起人权大棒向中国等国发动“文明冲突”是多么不得人心（美国策划的反华提案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前后10次遭到失败），只想指出这样一点：西方国家某些反华势力在人权问题上挑起“文明冲突”的真实动机是政治上要搞垮不合己意的政府，经济上要削弱强大的竞争对手。
任何人在进行精神和文化活动时，必须有吃穿住行用的物质保障。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以及相关的社会经济制度，归根到底决定着包括哲学、历史、宗教、习俗和政治制度的全部上层建筑，也决定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形式。
这是大多数社会政治学家都会承认的。
亨廷顿对经济冲突的严重性并非没有认识。
他在1993年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日本、欧洲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将导致政治、经济利益的严重对立”，“在未来的岁月中，美国与主要大国之间的严重冲突可能在经济方面”。
（Huntington，“Why International Primacy Matter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4，Spring 1993，P．71）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认为，日美关系存在“经济冷战”可能，甚至同意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关于“经济冲突是另一种战争的继续”的说法。
至于这些明智的说法怎样和偏颇的“文明冲突论”协调起来，那只有亨廷顿自己多费思量了。
三、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面对纷繁杂乱的外部世界，人们总是倾向于用某种简明的概念或范式来把握大局，如“两极对立的冷战世界”。
作为一位智者，亨廷顿告诉我们，两极对立的冷战世界已经过去，正在到来的是“文明冲突的世界”。
然而，此言差矣。
事实绝非如此。
当代世界的主题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和平与发展。
代替冷战世界的，不是文明冲突的世界，而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多极世界。
这是全部人类历史，特别是最近100年的历史演变造成的。
已经过去的20世纪给世人许多启示。
启示之一：和平。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战争就没有间断过。
到20世纪，战争空前惨烈。
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数十个国家几十亿人被卷入战争的火海，几千万人被夺去了生命，千百年的劳动成果化为灰烬。
人的智慧，被用来发展屠杀自身的武器，原子弹、氢弹、生化武器足以窒息生物，毁灭人类。
大地震怒了，母亲在呼号：反对战争，保卫和平。
正是20世纪空前惨烈的战争使人类良知集中到一点，使东西方文明会聚到一点：埋葬帝国主义，争取永久和平。
启示之二：发展。
20世纪表面看来杂乱无序的演变过程，其实掩藏着一个明确的目标，一条不可遏止地向前延伸的主线，那就是社会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
正是在这个世纪中，创造了超过以前任何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巨大的物质财富，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
更为重要的是，人类进行了各种发展道路的探索，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
例如：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和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比较，通过侵略战争找出路的资本主义和通过调整改革自身体制找出路的资本主义的比较。
这些比较实验互相影响，使世界各国逐步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造成了近二三十年世界发展的高潮，并为新世纪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和平环境中加快发展已成为我们时代的主旋律，是人类文明的共同点和大成就。
启示之三：全球化。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明之间联系不多。
只是19世纪工业革命迅猛发展后，才使分散的区域性发展逐渐转变为具有整体关联性的世界发展。
在过去一百年中，两大力量推动了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
一是机制的力量，二是科技的力量。
市场经济国家引进计划机制，计划经济国家引进市场机制，两者的经济运行模式正在接轨，全球范围的贸易和投资机制逐步形成。
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使交通空前便利，信息全球共享。
由于经济的网络化、信息化，任何国家的市场都显得过于狭小，国际投资、国际贸易以及跨国生产迅速发展。
跨国公司作为全球化的主角登上了历史舞台。
它们已控制世界生产的40％，世界贸易的60％，跨国直接投资的90％。
人类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已经联为一体，世界各国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
“地球村”的居民这样成为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果，也是新的伟大文明发展的坚实基础。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世界形势雄辩地告诉我们，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多极世界正在曲折中发展。
第一，大国关系的调整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9·11”事件之后，大国关系出现了海湾战争结束以来最为频繁的互动与变化。
中美元首多次会面，高层互访频繁，双方合作领域扩大，中美关系明显改善。
亨廷顿关于“最危险的冲突是在中美之间”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美国与俄罗斯关系也有实质性进展。
中日关系，美欧关系，虽有不和谐音，但尚属平稳。
大国关系的这种调整反映了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
随着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各大国之间正在形成一种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较为均衡的关系。
从各国发表的声明来看，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平等互利，求同存异；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
概括起来说，就是维护自身利益，着眼于和平与发展。
第二，地区性和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组织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欧盟一体化进程加快，联合起来的欧洲各国，内求发展，外求和平；世界贸易组织开始调解一些国际贸易争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面援助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联合国致力于缓解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亚太经合组织举行了多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地球上东西南北不同文明的国家友好相会，共商和平发展大计。
第三，国际关系热点很多，但大局稳定。
总体上说，今日之世界并不太平，地区冲突时有发生。
但是这些冲突基本上处于可控制状态，对世界全局影响有限。
而且一些热点已经降温，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冲突已成潮流。
长期战乱的波黑地区大体平静；俄罗斯境内延续多年的车臣战争已经平息下来；美英等国的“倒萨”之战已经打响，但在全世界反战促和的大环境下，战争将只局限在海湾地区。
这些分布在地球各处的热点的变化，表面上互不相干，实际上都处在和平与发展大潮的激荡之中。
第四，加强经济科技合作，共同推进发展的新局面正在形成。
中国全面推进国际经济科技合作，保持了全球大国中最高的经济增长；欧盟、日本和俄罗斯都开展了多边的经济科技合作；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南北合作进一步加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倡导的合作方式正在取得成效；东盟和中、日、韩定期举行首脑会议，共商推动地区发展大计；拉美南方共同市场和欧盟正在筹建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亚洲金融风暴表现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刻矛盾，推动建立防范风险的国际机制，以利于全球共同发展。
总之，国际关系近期变化和长远趋势都表明，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而不是“文明的冲突”。
人类应当尽力化解冲突，满怀热情地迎接和平与发展的新世界。
四、美伊对抗不是“文明的冲突” 当今世界，同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最为相悖的，就是伊拉克危机了。
亨廷顿在1999年那次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演讲中说：去年（1998年）冬天，在美国和伊拉克的对抗过程中，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除了科威特都反对美国的军事行动，只有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和美国文化最接近的国家，同意派军队加入美国在波斯湾的军事力量。
亨廷顿在这里把美伊对抗当作文明冲突的一个实例列举出来，这种说法似是而非。
想当初，同属伊斯兰文明的伊拉克和伊朗大战多年，美国是支持伊拉克的。
1990年7月，伊拉克与其伊斯兰兄弟国科威特围绕领土纠纷和经济债务而争端激化，伊拉克悍然发动闪电式袭击，于8月2日占领科国全境。
国际社会一致强烈谴责伊拉克的侵略行径。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制裁伊拉克，责其无条件撤军。
在伊拉克拒绝之后，联合国安理会于1990年11月责成会员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和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美国看到了利用联合国决议获取重大战略利益的极好机会。
1991年1月17日，美国带领包括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多国部队，向伊拉克发动历时43天，代号“沙漠风暴”的海湾战争。
伊拉克军队受到重创，萨达姆政权被迫无条件接受联合国决议，从科威特撤回了侵略军。
显然，海湾战争是对伊拉克侵略行径的惩罚，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文明对野蛮的惩罚，而不是文明的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海湾战争结束12年来，伊拉克问题仍然是国际政治的一大热点。
从形式上看，问题出在伊拉克没有认真遵守关于无条件销毁生化、导弹和核武器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实质上是美国发动海湾战争时企求的重大战略利益因萨达姆政权作梗而没有到手。
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战略利益何在，美国当政者自己很清楚。
一般认为，中东是欧、亚、非三大洲交接的战略枢纽，企图称霸全球的美国必欲在这个地区取得主导地位。
作为“运行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美国消耗的石油占全世界的1／3以上，而其本国石油资源将在最近10年左右耗尽。
拿下了伊拉克这个世界第二大石油生产国，不但可以用低价原油给美国经济注入生命力，而且可以扼制依赖中东原油的其他世界大国。
我们这样分析美国布什政府发动新的海湾战争的战略企图，突出其政治经济利益打算，并不是说美伊对抗中完全没有文明冲突的因素。
伊拉克危机交织着当代世界的各种矛盾，自然也有文明冲突的因素。
据说小布什很爱看詹姆士·赖斯顿的新著《神的斗士》，这本书写的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英国国王理查和阿拉伯苏丹萨拉丁对抗的故事。
《纽约时报》透露，布什发表对恐怖主义进行“十字军讨伐”的讲话激怒了许多穆斯林后，开始阅读《神的斗士》并被其所吸引。
我们不知道布什对理查作何感想，而萨达姆则自认接过了萨拉丁的衣钵，并大肆宣扬他和萨拉丁都出生于同一座阿拉伯城镇——塔克里特。
1187—1192年，理查和萨拉丁都以各自信奉的神的名义向对方发动“圣战”，在文明冲突的形式下争夺土地和财富。
长达5年的战争，摧残了地中海东岸的文明成果，牺牲了几十万人的生命。
最后，在两败俱伤的情况下，理查和萨拉丁被迫互相尊重对方的文明和人格，于雅法之战后签约停战，以求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和平共存。
也许，这才是后人从理查和萨拉丁故事中应当吸取的教训。
从理查和萨拉丁的对抗以来，中东地区积累的怨恨太多了。
人类的良知要求文明共存而不是文明冲突。
这不是软弱的道义呼声，而是塑造未来世界的伟大力量。
这些日子，当海湾上空战云密布的时候，反战惊雷响彻了整个世界。
仅在2003年2月15日这一天，在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就有60多个国家400多个城市近千万人举行自越南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战示威。
与此同时，中国等世界许多国家政府明确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不主张诉诸武力。
不管布什政府及其少数盟友发动的“倒萨”之战如何结局，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全世界不同文明的人们将以更强大的力量维护和平反对战争，“和为贵”将会成为多极世界全人类共同的文明信念。
五、多极世界和为贵 亨廷顿不仅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而且还为西方国家筹划了进行“文明冲突”的大战略。
他说：“对西方利益而言，它在短期内显然应推动文明内部，尤其是欧洲与北美成员的大合作、大统一；将在文化上接近西方的东欧与拉美接纳进西方社会；促进、维护与俄国、日本的合作关系；防止地区性的文明内部冲突升级为文明内的大战；限制儒教和伊斯兰国家军事力量的膨胀；减缓西方削减军事能力，维持在东亚和西南亚的军事优势；利用儒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间的差异和冲突；支持其他文明中对西方价值观和利益表示同情的集团；加强能使西方利益和价值观得以表达、合法化的国际机构组织并推动非西方国家参与这些机构组织。
”（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8期，第2—4页）我们把这一大段话都摘引下来，是因为这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要害所在，说穿了，这是某个超级大国以维护西方文明为名，行独霸世界之实的计划。
我们已经说过，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不是以文明冲突为核心的世界，而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多极世界。
现在我们要强调，对于新的时代，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办法不是“文明的冲突”，只能是多极世界和为贵，多彩文明和为贵。
世界的多极化，既是一种客观现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
说它是客观现实，是因为世界上确实存在着几大力量中心，这些国家或地区性组织的综合力量相对均衡，它们之间形成了相互制约的关系。
说它是一种发展趋势，是因为多极格局还在形成过程之中，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
真正多极化的世界，不应该是由几个大国主宰的世界，而是由世界大国、地区大国和中小国家参加的国际或区域性组织在不同范围、不同层次上充分发挥作用的多极世界。
在这种多极世界中，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均应平等相处，大而强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不应谋求任何特权，只应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负更大责任，作更大贡献。
这种多极化趋势是不可遏止的。
推动这个趋势的主要是经济和科技力量。
经济全球化的链条已经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在一起，并使全球经济的格局不断发生变化。
美国仍是当今最富强之国，其国民生产总值一度超过全世界的一半，但现在只占30％左右，有人预测2020年会降至10％—15％。
另一方面，世界主要金融和经济机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发达国家一倍左右的状况将继续下去。
经过调整和改革，东亚各国克服金融危机造成的困难，重新走上发展的快车道。
据估计，1960年亚洲各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只为4％，到1990年已一跃而占25％，现在已增长到30％左右。
在国际格局的大变动中，长时间内增长速度居世界大国之冠的中国，经济总规模的迅速增长最引人注目。
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在世界产出中所占的份额也会显著增大。
国际上所有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关系，都在向多极化世界演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
多极化过程是充满矛盾的。
列其主要者有： ——美国力图主宰世界和其他国家谋求平等地位的矛盾。
——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矛盾。
——经济发展和生态危机的矛盾。
——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都关乎世界大局，任何一种矛盾处理不好，都会造成全球性的混乱，都会给世界人民带来重大的灾难。
对待这些矛盾，绝对不能用前面亨廷顿开出?\\\/ca> 参考资料：多极世界和为贵——兼评亨廷顿“文明冲突论 你挑点抄抄好了!
中国崛起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
经过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中国已经逐渐由人国、政治大国，向世界经济大变。
中国经济崛起成为了世界各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同时也将对新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东亚以及东南亚由此改变原有的、以日本为领袖的雁阵型经济发展格局，由日本一枝独秀转变为中日两国“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中国将与日本同时充当东亚及东南亚经济领袖的角色，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影响与作用。
而由于中国经济不断发展而带来的中国市场的扩展与延伸，将会为东亚、东南亚各个国家与地区带来十分可观的商机与利润。
与此同时，中国原有的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逐步丧失，劳动密集型产业除了向中国内陆地区迁移之外，也极有可能就近转移到周边廉价劳动力资源富足的国家与地区，从而促进这些国家与地区经济的发展与产业结构的转变。
对于经济已经低靡二十年之久的日本，也可以借助中国经济崛起的东风，逐步恢复国内经济，重振雄风。
由此，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整体经济实力将得到显著的提升，亚洲在国际上的经济影响逐步凸显，经济地位也将会不断提高，并缓步发展为将与美、欧相提并论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实力增强后的远东地区，其力量虽然在短期内无法与欧盟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抗衡，却可以进一步强化其在西亚、南亚和大洋州的经济影响，进而与这些地区在石油、矿产、轻工业产品等领域取得更广泛的合作，并为自身争取更多的利益。
而中国由于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东亚经济领袖的地位，在世界上的经济影响也必将冲出亚洲，在世界各国与地区得到更为明显的强化。
至于中国与北美，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在扩大交流与合作的同时，中国为实现民族复兴而急速崛起的强劲势头和美国为保持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与限制中国崛起的政治目标，将造成中美双方的矛盾与冲突比以往更加尖锐，在各方面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随着中国崛起，中美两国力量的彼消此长，进而美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影响将会削弱，其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也会被撼动。
而对于欧洲来说，中国崛起和中美抗衡会为欧洲带来新的经济发展的契机。
一方面，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将有可能为欧洲带来更多的来自于远东的贸易订单与巨额利润，而中国也有极大地意愿要得到欧洲较为先进的技术，这就会促进中欧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联系的加强，并为欧洲带来利润。
另一方面，中国强劲实力的存在，可以转移美国注意力，而在中美竞争中美国为遏制中国崛起向中国施加的压力和中国对此将做出的一切反击，将极大的牵制美国的力量，也将可能减缓中国崛起的强劲势头，从而为欧洲创造更为宽松有利的经济发展环境。
此外，中美为限制对方，也必将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拉拢欧洲，而欧洲则可以借此获得来自中美双边的利益，进而取得良好的发展条件。
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欧洲从政治、地缘及种族方面考虑，将与美国一道采取措施限制中国崛起的可能。
对于非洲和拉美，经济不断崛起的中国也必将留出更多的精力予以他们关注。
非洲经济的发展与拉美经济的复苏都有可能为中国经济的崛起更添一份助力。
而中国要想获得非洲廉价的原材料和广阔的市场，增强自身在非洲大陆的政治影响，以及抵御欧洲有可能的经济制裁，就必须加强对非洲的关注，并扩展双方合作的领域与深度，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合作。
同样，中国想要在崛起过程中减少来自美国的压力，甚至尽量的牵制美国，也必须在更为广泛的领域与“美国的后院”——拉美国家达成合作与共识。
只有中国抓住在非洲和拉美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才能为自己的崛起创造更好的条件。
而在客观上，这也能为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十分良好的机遇。
然而，即便如此，中国在短期内仍旧不能与美、欧相抗衡，亚、美、欧三足鼎立的条件也尚不具备。
就中国而言，要想成为世界经济的少数几个领头羊之一，进而引领亚洲与美、欧分庭抗礼，还有众多掣肘因素。
从中国自身来讲，要维持国内经济的稳步发展，不断巩固自身实力，保卫发展成果并不断推进发展进程，就必须实现经济发展与政治改良、社会革新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协调一致和同步发展。
要进一步解决民生问题，增强社会福利，缓解和消除社会矛盾，促进法治和民主的不断前进。
还需要实现中国和中华民族在实体形态和精神意志上的真正统一，提升国内民众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强化民族认同感、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强全民族的进取心，从而为国内经济发展和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竞争创造良好的国内条件。
从中国外部来说，中国邻国众多，而且强邻环四，中国与其中许多国家还有众多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在经济、政治等众多领域上有利益冲突。
诸如中国与俄罗斯并不稳定的外交关系，与东盟国家在领海上的争议，与印度在领土上的争端和各个领域的激烈竞争，与日本、韩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民族上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与隔阂，这些对于中国整合亚洲经济力量，进而向外争雄于世界都有很大阻碍。
走出亚洲，美国和欧洲也会因为自身利益而限制中国的发展。
在内外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中国难以领导亚洲在经济上与其他经济体相抗衡。
同样，目前亚洲的其他国家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的崛起对于新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有： 其一、带动亚洲，特别是东亚与东南亚的经济的发展，提升亚洲整体的经济实力； 其二、为欧洲带来较为有利的发展契机，为非洲和拉美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的条件； 其三、与美、欧的竞争激烈化，威胁甚至撼动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逐步促进世界经济格局由一超多强向诸强林立转变，由美欧主导向亚（有可能还包括大洋洲）、美、欧三足鼎立缓步前进，但短期内还不会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
求十七大感想
十七大感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翻开十七大报告，无论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方针，还是普通百姓关注的教育、医疗、社保，随处都可找到民生话题，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幸福安康的深切关注，一幅百姓美好生活的蓝图景清晰显现。
小康内涵更丰富。
报告进一步丰富了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新世纪头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变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
中国人口众多，单纯以经济总量来衡量，固然可以表明中国国力的增强，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更能反映居民在经济发展中分享的成果。
在综合国力提高的同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高，说明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的提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078元，按当年汇率折算为约856美元。
如果2020年实现翻两番，那么到时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应该达到3500美元左右。
令人欣喜的是，2002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首次超过1000美元，在短短的4年内于2006年又超过2000美元。
应该说，这一目标是建立在坚实可靠基础上的，实现这一目标很有把握。
“人均”一词是十七大首次提出，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社会建设更重视。
“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报告中这些充满感情的话语，彰显了共产党人“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铮铮誓言。
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贯彻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最要紧的就是以民生为核心，致力于解决发展教育、扩大就业、增加收入、住有所居、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安定等诸多问题，报告对此均有明确阐述，亦有更多措施。
“一体化”实惠多。
在过去的5年中，从免除农业税、到实行种粮直补；从实行真正的义务教育，到师范生免费；从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到构建农村医保，中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报告强调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一体化”是报告中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词。
这不但表现在规划与发展一体化，而且表现在公共服务方面，城市人享有的社会保障阳光，将会同样照到农民身上。
公共服务均等化。
区域间的差距除了经济发展指标的差距外，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不同的地区，所能享受到的道路、交通、饮水、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差距，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报告中提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要求“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对此，国家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回应道：财政部门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着力结构调整，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资金保障，着力解决改善民生问题；积极推进财税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财税体制；坚持依法理财，完善预算管理制度，着力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财产收入将更多。
报告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一时间，这一新表述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十七大代表议论的重点。
这意味着，国家今后不仅会努力提高老百姓的工资、养老金等收入，还将创造多种条件增加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老百姓将迎来一个收入多元化的新格局。
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是提升百姓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尤其是让普通群众获取财产性收益，也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
社会环境更公平。
报告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这些措施，很明显有利于普通劳动者收入的增加，从而使更多的人进入到中等收入的行列。
文化权益有保障。
报告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特别指出要“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
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
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将进一步使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
民主权利将更多。
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报告用相当的篇幅阐述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出了“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系列具体措施。
特别是报告中提出的要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等举措更是振奋人心，一些十七大代表认为，这能更好地反映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业人口的呼声与意愿。
生活环境更优美。
报告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何中华民族生存发展”。
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要求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
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可以预见，随着治理污染举措的实施和力度的加大，将会为百姓迎来更多的蓝天与白云。
社会稳定趋和谐。
社会稳定和谐，人身、财产安全有保障，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殷切期盼，也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
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
”“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改善和加强城乡警务工作，依法防范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人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一定会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生动局面。
美好生活的蓝图激荡人心，令人期待；幸福安康的明天要靠奋斗，方能争得。
只要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戒骄戒躁、艰苦奋斗，万众一心、开拓进取，必将迎来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请谈谈你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
消费稳定增长，投资增速略有回落，净出口增速放慢，总体影响是社会总需求的强劲自发扩张势头稍稍减弱，如果美国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与目前的估计基本一致，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正常显现，将使得2008年经济增速呈现高位趋稳、小幅回落的态势，GDP增速将从2007年的增长11.4%回落到2008年10.8%，下降0.6个百分点左右. 人口问题: 劳动力过剩,人口素质的提高的比较慢， 人均GDP低，人均收入太低，人口增长快，使得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低
人民币因为美圆贬值从而被动升值： 使得出口企业大多数陷入困境或是倒闭。
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得很多企业很难贷到款，大多陷入困境的出口企业就是因为很难贷到款而纷纷倒闭。
失业率升高：由于很多出口企业陷入困境或是已经倒闭，使得最近工人阶级日子有点难熬。
通货膨胀：由于人民币快速甚至是疯狂的升值和央行的高存款利率导致大量国际上的热钱大量流入中国引起通货膨胀最终导致物价升高 考虑到流动性过剩问题的继续发展，“三过”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尽管正在或逐步接近经济周期的顶部区域，但地方政府的内在投资冲动仍十分强，另外受政府换届效应及对奥运经济增长的乐观预期等因素的作用，2008年经济增长可能会进一步高涨，因此，在继续保持总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健性和连续性下，要适当加大货币政 策的紧缩力度，特别是要防止实体经济偏热与虚拟经济偏热的相互强化，形成全面过热的风险。
具体的政策建议为: 续抑制投资 结构性调整 要认识到继续抑制投资增长的重要性。
2005年之前出口增长是以外部拉力为主，而2006年以来出口增长是以推力为主，强大的推力和拉力的结合是导致2006年以来出口顺差过大的主要原因，推力增大主要是因为投资增长持续偏热，导致工业产能的集中释放，外部失衡是因为内部失衡。
抑制投资增长是解决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的关键。
要通过继续小幅升息和发行中长期公共债券的措施抑制房地产和工业的投资；完善信贷结构性调整政策，加大对房地产及相关高耗能产业的信贷收缩力度，同时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
价格调控 价格调控的重点是房价而不是物价，同时加强物价监管和调节。
今年二季度以来的价格大幅回升是结构性的，并不会导致全面的通货膨胀，影响经济增长稳定和金融危险的价格因素主要是房价的长期过快增长，而不是物价，对股市过热的调控也相对容易，将产业升级与资本市场加快发展结合起来，并配合以合适的金融调控政策，股市会保持稳健增长。
价格调控的重点是房价，抑制房价过快增长主要是要调整房地产政策，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住房基本政策是只鼓励家庭拥有一套住房，而对投资性住房采取较严厉的抑制政策，同时限制外籍人员购买住房；二是加大税收调节作用，尽快出台征收不动产税政策，促进“卖房”；三是对购买第二套以上住房采取严厉的金融抑制政策，将购买第二套以上住房的首付提高到40%以上，并将其利率调整大幅提升，以抑制住房的投资需求。
同时，要加强物价的监管和调节。
严肃查处价格串通、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三类不正当价格行为，有关政府部门要及时监测国内外粮油等农产品价格的变动，同时做好粮、油、肉、蛋、奶等主要食品的生产、供应和价格稳定工作。
食品价格特别是猪肉等价格的大幅上涨对城乡低收入居民形成较大的支出压力。
要建立对困难群体补贴的长效机制，可以将对困难群体的生活补贴分成两块，一是常规部分，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年提高；二是根据基本生活品非正常价格变动情况，对困难群体进行相应的直接补贴。
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减弱人民币升值预期。
流动性过剩，为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创造了十分好的条件。
央行主要是管基准利率的稳定及其合理变化，其他利率逐步由商业银行自主决定，应逐步缩小存贷款利息差，减弱商业银行利润对利差和贷款规模的依赖，从而有效地抑制商业银行过强的贷款扩张冲动，同时，鼓励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
要打破目前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减弱人民币升值固化的预期是金融政策最迫切的任务。
继续调低出口退税率 继续调低出口退税率，加快外资政策的合理调整。
建议进一步降低总体出口退税率水平，重点是降低加工贸易出口退税率，鼓励一般贸易中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出口，总体原则是鼓励出口的政策应与鼓励产业升级的政策一致，重点鼓励升级型的重化工业品出口。
加快转变引资观念，逐步减弱地方政府的“引资偏好”，淡化对引资的数量考核指标，促进引资从行政引资、追求外资规模，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引资转变。
尽快取消外资在各地享受的各种“超国民待遇”，统一内外资政策，加快形成内外资企业政策一致、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
对外资的政策优惠要与产业政策紧密结合，应把实行普遍优惠转变为实行差异优惠，制定和实施优惠政策的权限应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鼓励引入技术辐射能力强、吸收就业能力强、资源节约型的外资企业，鼓励外资投向农业、高技术产业、基础设施、环保和服务业等产业，引导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
帮忙写《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心得体会1000字以上，谢谢啊，最好要原创的，或别人一般找不到的文章，呵呵
中国面临遇和挑战 在世界格局新旧交替之际，中国所面临部形势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从机遇方面看，格局的瓦解，世界局势的缓和，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在多极格局中，中 国对国际战略平衡的影响，已比过去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也得到提高。
特别是在亚太地区建 立新的政治、经济合作体系，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挑战方面看，首先是随着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保护主义盛行，中国的对外经济面临着激烈 的竞争。
其次，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 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制约。
再次，少数发达国家推行一种新的强权政治，施加种种 压力，企图迫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的道路，才能利用有利因素，抵制外来的不利影响，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尽快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
从世界近现代史看，不少贫弱的民族和落后的国家，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经济起飞，虽然 有着各不相同的具体条件和有利因素，但重视教育，善于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则是其共同特点。
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勤劳智慧的人民，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坚定地依靠科技进步，经过五六十年坚韧不拨的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简述冷战对世界的影响冷战这一用语是二战及战后时代的产物。
所谓的冷战，我认为就是一种在战争威胁下的军事、政治、经济的较量。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政治与经济是其主要的战场，而军事竞备仅仅是其表象。
在美苏冷战期间，既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也没有发生大国之间的直接大规模的战事。
在此期间虽然冲突仍频，小战不鲜，乃至大国之间时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紧张对抗，而且军备、尤其是核军备及竞赛达到空前的地步，然而，这一时期最终没有打破世界和平，仍然保持了全球的大致稳定，总的说来，属于和平时期，是对峙的双方之间兼有对话与对抗、紧张与缓和而趋向对话与缓和的时期。
在此期间，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或集团之间在和平状态下，进行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国民生活水平诸方面的较量，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
冷战最终以前苏联的解体而告终，这场没有硝烟的对战争给以后的世界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重视经济安全建设 苏联解体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
冷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日趋缓和，越来越多的国家从美苏和日德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认识到，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将不再以军事力量的竞争为主，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将不断上升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日益增大，经济安全将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经济手段成为实现政治目的重要方式，经济利益成为各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经济外交将更加活跃。
冷战后，各国都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而不再强调所谓的“集团利益”和“阵营利益”。
在国际关系中，尤其是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对立和差异被逐渐淡化，不再成为判断亲疏敌友的标准。
国家之间的投资、贸易、技术、信息、劳务等领域将越来越非意识形态化，过去那种集团利益的概念也将逐渐淡化，国家利益日益被置于集团利益之上。
例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明确提出美国外交的“三大支柱”是：确保美国的经济安全、改编更新美国的军事力量、推行美国的民主人权。
在这三大支柱中，把确保美国的经济安全放在首位。
俄罗斯经过多年酝酿和准备，制定了《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于1997年八月被叶利钦总统批准。
这个《构想》明确提出了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威胁不是军事方面，而主要在内政、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其中经济安全也是关键。
近年来，中日和中美之间的经贸互补性和巨大的合作潜力已成为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的主要动力。
二、利用经济手段解决国际政治问题答案补充在国际竞争和交流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和经济纠纷往往成为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重要内容。
同时，国家间政治上的分歧和冲突也将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来解决。
冷战前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的优势和有利地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者采取经济制裁、经济封锁，或者实行经济援助、经贸合作，这些手段都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或是为了推行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人权”，或是企图干涉别国的内政，颠覆别国政权。
冷战后，西方国家改变以往的做法，开始实行“接触”战略，谋求与我国建立某种“伙伴”关系。
1998年2月，欧盟外长会议决定，欧盟及其成员国都不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支持或联署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提案。
3月，美国政府也宣布不在该会上提反华方案。
在经济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有很大发展。
试图通过经济手段，达到同化我国的政治制度的目的。
三、强调军事威胁，控制战争规模。
答案补充冷战结束后，国际上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消失，而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军事大国。
从军事实力上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之抗衡。
因此暴发大规模的战争可能性很小，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各国把发展经济作为其主要的任务。
在安全上，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采取军事上围堵、监视与经济上的渗透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控制。
例如在欧洲，通过北约东扩来防止社会主义力量东山再起；在亚太地区，重新确立了日美安全同盟，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行修改，把重点防御苏联改为针对中国、朝鲜等国家；安全合作的范围也扩大到包括中国台湾海峡然而自从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活动上升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威胁。
经济控制手段不能立竿见影的解决国际安全的问题。
恐怖主义作为冷战结束后的遗留物，严重影响则国际安全。
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超级大国，在战略上，以先行打击为预防的手段，针对所谓的“流氓”国家以军事打击消灭现政权，建立亲美政权的手段，通过可以控制规模的局部战争，重新建立国际社会秩序。
求一篇“对新农村科技发展的感想”的文章。
一千字左右就可以了
《中共中央、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建设的若干》下发后使流通与科技发展司党支部全体党员干部结合精神，充分了解我国农村发展现状，党组成员、副局长郄建伟同志提议以召开“春节农村见闻”座谈会的方式，请发展司春节期间回农村家乡探亲的同志畅谈家乡见闻和感想，交流体会。
根据郄建伟同志的提议，发展司党支部经过认真筹备，于日前召开了“春节回家乡探亲农村见闻感想座谈会”。
全司19名党员干部参加了会议。
座谈会由支部书记、司长何毅同志主持。
会上，家住宁夏隆德县山区的李福君、山东烟台海边的王弘、山东莱阳的梁凌云、江西赣江岸边万安县的温朝晖、河南丰丘县的、内蒙包头矿区的韩飞、湖北钟祥市的等7位同志分别作了主题发言，详细介绍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各自的思考和感想。
发言的同志从多个侧面热烈赞扬了中央兴农富民多项政策给家乡带来的新变化和新气象：一是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农村经济发展了。
农民一天天富起来了，家乡生活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用钱不紧张了，人均纯收入去年增长较明显；二是粮食最低收购价托市政策出台后，农民种粮积极性很高。
减免农业税后，农民负担大大减轻，村里所有的良田及可用的荒地都被用来种植粮食。
为使粮食增产，即使寒冬时节，粮农仍忙着将自家承包的土地施埋有机肥料；三是等政策实施后，西部地区植被好多了。
西部地区山林绿化面积大大提高，山又变绿了，气候也湿润了，景色美多了，生态建设见效了，粮食产量比以前增加了；四是国家加大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农民得到了实惠。
以往那些坑坑洼洼、崎岖不平，雨雪天泥泞遍道、晴旱天尘土飞扬的乡间小道不见了，代替的是平阔笔直的柏油大路。
家乡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几项政策措施的实施，包括政策，异地搬迁扶贫政策，政策，以及水利设施和农田基础设施等；五是乡镇企业发展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
乡镇企业发展加工业效益显著，搞活了家乡经济，富裕了周围几个村子的村民，转移劳动力，带动一方农民致富，带动了种植业发展。
座谈会上，七位同志的主题发言生动感人，谈起家乡满怀深情，使与会同志感触很深，进一步加深了同志们对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通过座谈，同志们认为，必须按照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要求，搞好。
希望制定和遵从统一规划，继续稳定粮价，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尊重农民意愿，为培养造就千千万万高素质的。
结合本职工作实际，大家表示要着眼于大局，坚定做好粮食工作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加快发展农村粮食现代物流和现代粮油加工业，推进粮食产业化经营和产销衔接。
会议结束时，郄建伟同志作了总结讲话，他对此次座谈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同志们的主题发言非常真实，对家乡的热爱溢于言表，有的还上升到了理论性，同时他还介绍了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城市支持农村”方略的背景。
最后他指出，农民兄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很大贡献，要求发展司党员干部对待农民兄弟要有感情，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给农村农业农民多做贡献，要不为眼前利益而丧失机遇，要立足本职，做好粮食工作，为国家尽力尽责。
如何理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新的发展理念。
要求2000字。
关于创新发展 创新，意味着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转换。
创新发展理念不限于我们平常讲的狭义上的科技创新。
从提出的创新发展理念上看，至少包括以下多个内涵：首先是一个整体和全局的宏观概念，内容极其丰富，竖到底、横到边，立体化、全覆盖。
正如全会提出的，“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第二是一个发展模式和发展类型的理论概括，这种模式，命名为“引领型发展”。
这个新命名，发人深省，显然是针对原先“跟随”和“模仿”发展类型方面存在的问题。
这种“引领型发展”，创新必须成为发展基点，在创新的体制架构下，更多依靠、发挥先发优势引领经济发展;第三，在微观层面上，要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第四，在中观层面上，拓展发展新空间，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培育壮大若干重点经济区;第五，在产业布局上，涵盖一、二、三产在内的各个产业创新战略布局;第六，在战略重点上，紧跟科技发展新趋势，提出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第七，在构建创新发展体制上，提出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第八，在政府作用上，强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进、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税收制度，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第九，在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上，提出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
这样看来，创新发展放在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就有着统领发展全局的意义。
创新发展，包括着发展本身的创新、改革方式的创新、宏观调控的创新。
创新发展，意味着动力机制的转换，与传统资本对利润追求不同，创新的动力不能用经济人动机来解释，熊彼特对此做过专门的解释。
关于协调发展 协调一般是指各主体之间行为的相互适应、避免相互掣肘。
协调发展新理念，不仅包括部分之间的静态协调，还包括部分与整体的协调整合。
强调的是全局下和整体中多方面、各层次、全方位的动态平衡和结构优化;同时，协调必须促进发展，部分之间的协调，必须着眼于整体实力的提升，包括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
强调，必须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
协调发展，涵盖了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军民融合发展。
而我们现实的经济发展，各方面都还存在着大量的不协调，部门分割、地方封锁、行政藩篱等掣肘的现象还处处可见，阻碍着经济发展。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分工与协作产生新的生产力;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这一原理会以新的表现形式发生作用;在的背景下，协调发展一定会释放出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潜能。
协调发展的本质是实现经济按比例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实现无计划按比例，是一次伟大的创新，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关于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的本质是处理好发展中的关系。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但过去的高速发展，在获得带来的巨大利益的同时，也极大地破坏了这个基本条件。
不但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短缺、资源告罄的制约，难以持续;而且基本生活条件也受到严重威胁，人们已经身陷其中、深受其害、难以忍受。
所以，过去与发展不直接相干、甚至相悖的生态保护，今天必须与发展统一起来，形成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复合概念——绿色发展。
生态保护、环境建设本身就是一种发展，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
正如《建议》指出的，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关于开放发展 经历闭关锁国的中国，已经感受到开放带来的巨大利益，历史已经给出明确结论：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但我们在开放上也还有许多需要改进、完善之处;还有许多短板需要补齐。
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更要把开放发展作为新的发展理念。
开放发展，把开放和发展合成一个概念，作为一种理念，意义深刻。
正如《建议》指出的：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关于共享发展 共享是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追求，是社会主义的真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改革开放初提出的允许一部分人依靠辛勤劳动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就是要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在我们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提出共享发展理念，不仅是强调共同富裕发展目标的实现，而且赋予了发展动力、发展过程、发展方式和发展性质的新内涵。
共享发展，不能仅仅理解为发展后对发展成果的共享，而是把共享赋予发展的全过程，形成共享式发展。
正如《建议》指出的：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在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导下，要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彼此之间有联系、成结构的体系，除分别认识理解外，还要整体把握。
要看到，每个发展理念，都对其它发展理念有渗透、有体现，都不会孤立存在。
要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五大发展理念之间的内在关联和整体结构 对新理念的牢固树立和切实贯彻，前提是对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真正理解。
因此必须对五大理念逐条分析，每一条都要明确其理念提出的针对性，在正向理解的同时，必须进行逆向思考，发现我们原有发展中的偏误和短板，分析问题的成因，理解发展的新思路、新路径;同时，要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五大发展理念之间的内在关联和整体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