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哪些获奖感言印象最深
天下太平的线索，就是每一个人都确立了生命好品质，可叹的是，这个社会重视包装而忽视品质了。
有一回去参加有关青少年问题的座谈会，与会的专家都大谈教育问题，最后轮到我发言，我说关于教育我的看法很简单，只有两句话，第一句是“好的小孩教不坏”，第二句是“坏的小孩教不好。
”与会的人都大感觉惊诧，因为既然是这样，教育就无用了，还需要教育干什么呢
这两句话并不是反对教育的功能，而是说透过教育所能做的事物实在非常有限，这个观点是从佛法的观点出发的，因为从因果律上看每一个孩子投生到这世界就像是一粒种子，种子虽小，却一切都具足了。
假如这一粒是榕树的种子，那么就要以榕树的特质来帮助种子的成长，但是不管多么努力照顾，榕树的可能性是：一变成大榕树，二变成小榕树，三根本不发芽成长。
纵使用尽一世资源，也不可能使榕树的种子成为松树，或成为现在最昂贵的的红豆杉。
教育可以做的范围大概如此，即使再天才的教育家也不应该渴望把榕树变成松树，比较不幸的是，我们目前的教育，似乎都是在努力着，希望每一个小孩子都成为红豆杉，于是耗神费力地做改变种子特质的工作，这是因为大家都是相信红豆杉才是最有价值的缘故。
其实，国宝级的红豆杉固然可以做雕刻、做家具，平凡的榕树又何尝不能做风景，不能让人在庙前乘凉呢?教育，是在使一棵红豆杉长成好的红豆杉，尽其所用；也在使一棵榕树成长为好榕树，不负其质，如果教育局是使红豆杉变成榕树，或榕树长得像红豆杉，那就完全错了。
齐头式的教育，将会使许多红豆杉变成榕树，或榕树长得像红豆杉，那就完全错了。
齐头式的教育，将会使许多红豆杉或榕树不能长成他们本质的样子。
只有立足平等的教育，使草木自己成长，每个人的本质才都得以发挥。
我主张“好的小孩教不坏，坏的小孩教不好”的第二个原因，是认为教育最要紧的是唤起人内在的渴望，而不在于填塞什么内容。
一个小孩如果内在的渴望被唤起，真正想为这渴望去努力，他就不容易变坏了。
这渴望，就是我们幼年时代常常写作文的“我的志愿”，那志愿如果不是口号，而是了解自我本质后的确立，渴望就产生了。
举例来说，像舞蹈家林怀民、音乐家李泰祥、电影导演侯孝贤、剧场导演赖声川、雕刻家朱铭，这些充满创造力的人物，他们的教育并没有成为艺术家的环境，由于他们的成就动机（也就是渴望），他们走上了自我教育，就比较能成功。
反之，一个孩子的内在渴望没有被唤醒，他可能造成两个极端，一是庸庸碌碌终其一生，一是充满反社会的倾向。
这就象我们不管土质，把洋芋、番薯、稻子、西瓜、松树全部种在一片地上，有的就不会结果，有的就会破坏水土，其实，教育的原理由大自然的培育与生态间就可以看到相同的道理。
“好的小孩子教不坏，坏的小孩子教不好”的第三个原因，是身教育重于言教，我们要孩子有好的本质，必须自己先有好的本质，这样孩子们就不至因环境的关系走上岔路。
这道理很简单，就像小的孔雀一定要养在孔雀群中，它才会如何知道学习开屏，做一只美丽的孔雀，若把孔雀养在鸡群，孔雀到后来就会像一只鸡一样，孟母三迁的道理就在于此。
因此在理论上，一个生长在大学校园的孩子，会比生长在风月场所的孩子容易有好的本质。
我把这种身教重于言教的说法，用现代一点的语言就是“典型的确立”，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如果有好的典型或偶像，那么纵使教育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源，他依然有成就动机，成功的可能就大得多。
我自己的环境就没有提供成为作家的资源，由于小时候的偶像都是诗人作家，也就自然地走向作家之路。
我们大致上都可以同意，关于教育，人格比学问重要，智慧比知识重要，一个孩子们若有健全的人格，而且有生活的智慧，不仅他自己的会过得平安快乐、也会成为社会的正面因素。
如果我们教了许多学问、有知识的人，人格不健全，生活贫血，那么多是整个教育、整个社会的悲哀。
天下太平的线索，就是每一个人都确立了生命的好品质，可叹的是，这个社会愈来愈重视包装而忽视品质了，“好的小孩教不坏，坏的小孩教不好”的结论是，如果钻石被磨出来了，不管怎么包装，都是依然耀眼的。
巩俐对第51届金马奖的评价如何
香港著名导演王家卫对爱好电影的人们来说也许并不陌生。
他的每部作品（《旺角卡门》、《阿飞正传》、《东邪西毒》、《重庆森林》、《堕落天使》、《春光乍泄》）拍得都相当出色。
正如雷诺阿指出的，“一个导演一生只拍一部影片。
”而王家卫一直在做的正是一种个人符号体系清晰可辨的个人化书写。
这六部作品可以说自成一体，构成了王家卫的感性世界。
在这我想把王家卫定位于一个“电影作者”，而与单纯的“电影导演”区别开来。
安德列·巴赞最早将“作者”一词明确提出，“奥逊·威尔斯显然是电影世界中无愧于作者称号的五、六个人之一。
他们自有一套对世界总的看法，往往成为影片全部环节的作者：剧作者、执导者。
”而法国的“作者政策”倡导者阿斯特吕克也提出了“摄影机自来水笔”的概念。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者”的概念是与“导演”相抗衡的。
对于一部影片来说，导演是一个场面的调度者和现场执行者，而作者却是电影风格和个性的完整体现者。
作者个人的艺术世界观所形成的“小宇宙”使作品的风格具有了统一性，如果这种风格是有意义的，那么，他就获得了作者的称号。
而王家卫不仅仅是他自己所导作品的编剧，也不仅仅在于他的影像的风格化掩盖了其内质，更在于他有自己的一套电影符号体系，这套符号体系通过阅读是可以清晰地辨认的。
正如彼得·沃仑所说的，“作者代表了一种结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家卫成为了掩盖经典意义上的现代作者。
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巴赫金曾把文本作为人文学科的“第一现实”来对待，一切以记号形式出现的都可称作“文本”。
他说，“‘所指’文本，如果宽泛地把文本作为任何相联系的记号综合体来理解，那么，艺术学（音乐学、理论以及造型艺术）都是文本（艺术作品）。
”从这里可以看出，不但以言词形式存在的，而且以非言词形式出现的其它艺术作品，如电影等，也是文本。
下面，我将把王家卫的六部影片作为一个作者的一系列作品来进行总体上的文本分析。
在王家卫的影片中，主人公大多具有独立意识。
无论是在主人公之间，主人公与作者之间，主人公与观众之间，作者与读者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呈现出一种“多声部”现象，也就是具有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提出的“复调”特征。
有着众多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枣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体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地位平等的意识相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
巴赫金在对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分析中，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复调理论，即文学作品中每一个人物都是依照生活中对话的本质性而成为能够表现自己独立的观念主体；它们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作者描写的客体，是作者思想观念的表现、转达，不仅仅是作者依照自己的统一意志安排其展开情节、展示命运，表现出性格特征。
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独立存在的，区别于他人的，具有完整价值的人。
王家卫的影片中的主人公就具有这一特点，他们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人，他们有自己相对比较自足的精神世界，而作者缩居于他这支摄影机自来水笔下的某个人物之中，化成了他笔下的某个人物，或者干脆就消失了。
他们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人物所具有的“思想家”特征，但由于他们大多处于社会边缘，处于被主流文化排斥压挤的尴尬处境中，故而对这个世界有着独特的感受与体悟。
这就给作品抹上了一种有别于其它影片的另类的色彩。
而这种个人的完整价值如何体现
“我”与“他人”的关系如何产生
巴赫金认为，这种关系真实地存在于“我”与“他人”的对话之中。
王家卫作品中的主人公也正是过“对话”来相互碰撞，做出种种试图沟通的努力。
如在《重庆森林》中，有一幕意味深长的场景。
警探金城武与金发女郎林青霞在酒吧中对坐，金城武先后试着用粤语、日语、英语、国语与林青霞“对话”，只想问她是否喜欢吃凤梨，以求了解她。
言语在这里只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
王家卫以这种寓言性的方式，向我们阐明了生活的本质，即在于“对话”。
人类最基本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对话关系。
在《堕落天使》一片中，金城武所扮演的哑巴，一心想与人交流，虽然这次他没有了《重庆森林》中那样的语言天赋，但我们仍能深切地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希望与他人沟通的迫切心情。
“一切莫不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
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
”①而用哑巴金城武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每一天你都会跟许多人擦身而过，而那个人呢，可能会变成你的朋友，或者知己。
所以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任何跟人磨擦的机会。
有时候会弄到头破血流，管它呢，开心就好。
”可以说，正是为了达到这种“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堕落天使》中的哑巴金城武才会不惜以打架这种极端的方式，以求与他人“擦出火花”。
王家卫作品中的主人公以自己的方式展现了高度现代化的当今社会中人被异化的艰难处境：人内心深处无以排遣的孤独、寂寞、空虚，渴求人与人真诚的沟通。
这也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作品中所要表现的：人的存在是为了别人，通过别人肯定自己；人的存在是一种及其深刻的交往，他体察自己内心，同时也透视他人的内心，也用别人的目光来看待自己。
在王家卫的影片中，主人公往往有大段大段的个人独白，这同样是一种对话，即个人自我意识中的对话。
“个人真正的生活，只有对话渗入其中，只有它自身进行回答和自由地揭示自己时，才是可以理解的。
”②因为人的主体意识中原本就存在着矛盾性与多重性，这种矛盾性与多重性根源于人在现实中与他人的对话关系，根源于“人身上的人”。
在现实中他只有面对他人，只有同他人对话，才能揭示他人，才能把握他人内心，才能理解他人。
而当这一切进入自我意识，就必然构成自我意识自身的对话性，即个人的意识中的“我性”与“他性”的对话。
这种对话又有两种表现形式，即自己内心矛盾的冲突和把他人意识作为内心的一个对立的话语对话。
人正是通过同现实和自我的不断对话，探索并发现自我的。
而当王家卫的影片中的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裸露在观众面前时，观众同样与主人公达成了一种“对话”，从中对他们及他们的处世方式或认同或提出异议。
这种“开放性”使得其作品永远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
这正是王家卫的作品总能吸引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这种个人内心独白也构成了一种多重视角的效果。
在一般的叙述中往往会产生一种催眠作用，你见到的是谁的视角，你就容易被这种视角所带走，或者说与之发生“视角的融合”。
这几乎是人的一种本能的反应。
在阅读的大多时候（特别是影视作品），我们以为我们是在用自己的眼睛在看，实际上却是借别人的眼睛在看，我们总是不善于运用自己的眼睛，总是把别人的眼睛误以为是自己的眼睛。
弥补的一个办法就是采用多种视角，但这样又容易带来精神分裂。
王家卫的影片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从多重视角观察的机会。
我们能从不同人物的内心独白中捕捉到他的自我意识，在不同视角的跳跃转换中把握住故事脉络，体悟到人物之间的爱恨情仇。
而王家卫的六部作品中这一手法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的，我认为当数《东邪西毒》。
影片开始，东邪带着一坛“醉生梦死”酒来找西毒，说饮了此酒以后会将痛苦往事忘得一干二净。
东邪饮了，他快乐无忧地逃离了往事，然而西毒却没有喝，因为他明白世上最好的东西总是存在于痛苦之中，因此他选择了记忆。
在西毒为他人招募杀手复仇的几条副线的交织中，通过东邪、西毒、北丐等人的视角的不断转换，才缓缓展露出故事的主线：慕容燕只因东邪的一句酒后戏言，就痴痴等待终致发狂，而东邪爱上的却是西毒的心上人，但西毒打便天下回到家中，发现的却是自己的爱人已嫁给了他的亲兄成了自己的嫂子……在这种多重视角的交替中，织出了一场爱的错位与循环的悲剧，流露出人与人最终无法沟通与交流的寂寞与失意。
在王家卫的复调式多声部全面对话的感性世界中，虽然主人公与作者之间是平等的对话关系，但我们还是能从主人公相对比较自足的精神世界中发掘出作者的母题，即枣漂泊与寻找，拒绝与回避。
王家卫的男性角色较女性角色的身份更为统一，这体现了王家卫性别自觉上的主体认同和主体投射，其男性角色大体是三种职业类型：阿飞、警察、杀手。
而且主人公大多无名无姓，有的只是绰号浑名，在王家卫看来，他的主人公有名没名都无所谓，他们只是对这个世界来说可有可无的漂泊者。
（有趣的是，在王家卫的近作《春光乍泄》中，主人公都有名有姓了，可仔细的观众会发现那竟然是摄制组剧务的名字。
） 无论是终日放荡、自我放逐、梦化生活的阿飞（《阿飞正传》中的张国荣、《旺角卡门》中的张学友、《春光乍泄》中的张国荣和梁朝伟），或是在社会规范体制中，责任与等待心境下的巡警（《阿飞正传》中的刘德华、《重庆森林》中的金城武、梁朝伟），还是用生命赌一把的杀手（《堕落天使》中的黎明、《东邪西毒》中的张国荣、梁家辉、梁朝伟、张学友），他们都具有一种不稳定性，不安全感和命运无常感。
漂泊只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寻找才是目的。
为了寻找他们才不得不漂泊，寻找爱情、亲情和友情是他们“此在（being）”的真正意义。
《旺角卡门》中刘德华所扮的黑道大哥在找寻的是一只盛有一个多情少女真心的玻璃杯，他找到了，可又在不经意中永远遗失了。
《阿飞正传》中张国荣扮演的阿飞，即使像一只无脚的小鸟一样有为所欲为、纵情欢乐的自由，也仍然逃脱不了沉重的命运感枣寻找生母。
找寻生母是他强烈的行为动机和精神走向，为此他远赴菲律宾，找寻他生命中真正的“家园”。
经历了一次真正的，也是沉重的生命之旅，小鸟回来了，他的脚终于落在了地上，但他也死去了。
在《春光乍泄》中，寻找的对象幻化成一条永远无法到达的瀑布，王家卫借他的主人公以一种寓言的方式暗示着现代人对精神家园的渴求与向往。
而在女性角色方面，其职业身份常常是舞女、女店员、女杀手或空中小姐，大部分是属于较底层和社会边缘化的无归属感的女性身份。
其中空姐是王家卫所特别钟爱的角色，空姐脚下的土地流动、变换、不稳定，不知哪一刻能像小鸟的脚落在地上，她们让人可望而不可及，可知而不可触摸，让人等待而又无望。
在王家卫的主人公身上，都浸透着现代社会个人生活的无根感与寻求感。
王家卫在1995年金马奖影展特刊的发言中说：“连续五部戏下来，发现自己一直在说的，无非就是里面的一种拒绝，害怕被拒绝，以及被拒绝之后的反应，在选择记忆与逃避之间的反应……”王家卫的另一母题就是拒绝与逃避。
在土地作品中，几乎每部讲述的都是一种情感的拒绝与被拒、逃避，以及错位与错失的爱，各种各样单向情感的流动似乎是唯一的情感可能，两个人中总是有一个背对着另一个人，万一另一个人转过身来面对对方时，对方总会选择逃避……为什么会逃避
“因为我很了解我自己，我不能对你承诺什么。
”《旺角卡门》中刘德华这样回答道。
两个故事交替而各自独立的《重庆森林》，讲述的都是单身汉的爱情故事。
在喧嚣的都市中，每个人都有很多细微可触的感情，但未必能找到对应的抒发对象。
警探金城武与女友分手在4月1日愚人节，30天后的5月1日，是他保留这份情感的最后期限，也是他的25岁生日，但他却不得不承认这一天开始的失恋。
而在另外一个5月1日，巡警梁朝伟留着空姐的信并为这段感情守候，但波音747却并未因他的默默等候而使空姐再次着陆，然而快餐店女店员王菲却在梁朝伟的漫不经心中早已闯入了他的私人生活。
在“对话”的形式下，情感试图达到交流，但几个人的情感又往往并非是相互投射，而只是单向发出。
在《阿飞正传》中，雨夜里无助的女店员张曼玉向巡警刘德华相约打电话到街角的公用电话亭，但片终时，刘德华曾夜夜守候的电话铃声终于响起，刘德华却人在天涯，失约与情感的错失是如此不可知和不可回避。
而最能涵盖这一母题并达到极致的，还当数《东邪西毒》，“不想被人拒绝，就得先拒绝别人。
”枣历经沧桑的西毒心中淌着血如是说。
片中那片荒芜凄凉的大漠，何尝不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
这又何尝不是王家卫眼中的后现代化的香港
王家卫的这一母题无疑透露出了香港这个都市所呈现出的世纪末苍凉的华丽和空洞的喧哗这种环境中，现代人的孤独无助，既渴求情感的交汇又害怕伤害彼此的两难处境。
王家卫影片中的时空观同样具有一种独特的现代性。
他习惯于把时间转化为物态，并迷恋于运用独白对时间进行精确的数字记忆。
《重庆森林》中“5月1日过期的凤梨罐头”就是时间物态化的一例。
警探金城武4月1日愚人节与女友分手，而“5月1日过期的凤梨罐头”代表了这段即将过期的爱情。
王家卫对时间的记忆方式是用数字固定的。
《重庆森林》中，警探金城武与金发女子林青霞在重庆大厦内擦身而过，“我们最接近的时候，我跟她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57个小时以后，我爱上了这个女人。
”用0．01公分这个精确的数字概念来衡量两个陌生体在情感空间中的距离，用57个小时的刻度来计算主体投射的感情在时间中的渐变。
同样，在《阿飞正传》中，阿飞张国荣的独白：“1963年4月16日下午3点前的一分钟，这是你无法否认的事实，因为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事是你无法否认的。
”阿飞张国荣就是以这一分钟的无赖和执着进入女店员张曼玉的梦境与情感中。
这一分钟的呼吸，这一分钟的城市，以它短暂易逝的记忆方式，而使人眷恋和无法抗拒。
在《春光乍泄》中，王家卫甚至借用现代社会的典型媒体电视，用电视报导逝世的消息，来给影片打上特定时间的烙印。
王家卫把巨大的，无法描述的时间容量用数字加以平面化和期限化了。
这与其说王家卫以一种现代生活经验改变了人物心灵的时间观，不如说他是以一种残酷和绝对的时间观来重新定义现代情感。
因为在《阿飞正传》中，爱情是可以剥离出第一个“一分钟”来预习和用后一个“一分钟”来温习的；在《重庆森林》中，爱情也是可以用一个日期来截止和阻断的，而这个日期可能恰恰是5月1日主人公的生日；在《春光乍泄》中，在与重大政治事件的强烈反差中，个人情感的迷失对个人内心的强烈冲击在对比中凸现了出来。
这是王家卫作为一个都市作者以一种情感经验来对都市时间做出的新的阐释，这或许也是作者与观众之间的一种对话。
而在影片空间的塑造时，王家卫更是以一种现代精神切入角色的生活场所。
正如伍迪·艾伦镜头下的曼哈顿，侯孝贤镜框中的台湾乡土，王家卫表现的是具有香港都市环境的空间。
封闭的、狭小的、流动性的、公众化的、阴晦而缺少阳光的、无法久留的居处，就是王家卫角色中阿飞、警察和杀手的居处。
电话亭、酒吧、雨夜的街道、电扶梯、车站、车厢、狭窄的通道、不附座位的快餐店，构成了王家卫的典型空间。
《阿飞正传》中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巡警刘德华披着雨衣夜夜徘徊在路灯下的街头；《旺角卡门》中张曼玉与刘德华终于热吻的那间电话亭；《重庆森林》中金城武邂逅神秘金发女郎的那个阴晦的酒吧；《堕落天使》中金城武每夜过老板瘾而潜入的打烊的杂货铺，杀手黎明那个只能容纳一张床的巢穴般的小房间……电话亭、摩托车、波音747飞机，这一切现代交通空间以它的极其不稳定性伴随在影片中主人公的生活里。
幽闭枣自我保护，狭窄枣拒绝，流动交通枣无根感无安全感，阴晦缺光枣自我隐藏……这一组组的空间与情感对应的特征关系组成了王家卫式的寓言性的空间风格。
在影像特征上，王家卫的时空观更体现了一种现代电影的主观化时空特征，早在《旺角卡门》中就已出现的在常规叙事的剧作进程中陡然的动作升格，《重庆森林》中快餐店的前后画格速度的不同（抽格与增格）。
《堕落天使》的超广角镜头摄影和变形的空间，浮光掠影般的变格与音乐的对位颇似MTV中的视觉效果，《东邪西毒》中抽象原始的古代世界，沙漠草屋，光影变幻的转动的竹笼，这一切在影像上营造了一个主观化诠释的时空。
这种时空有时成为剧作中的参与元素，有时却根本不与人物发生联系，其功能在于使影片呈现一种个人风格的呼吸与律动，也可以说是作者与观众的一种交流。
正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天才者超越任何艺术法则之外，他本身就是我们的立法者。
”王家卫以其独特的方式，自成一体，独树一帜，代表了当今香港电影的最高成就。
我们从98年轰动一时的陈果拍摄的《香港制造》中仍能看到王家卫的影子，连陈果也不否认，对其影响最深的9部影片中，就有王家卫的《重庆森林》。
而在周星驰的《大话西游》中，我们也能看到他戏拟了《重庆森林》和《东邪西毒》中的两段精彩对话，或许这正是对经典的一种反叛。
正是复调式多声部的全面对话，漂泊与寻找、拒绝与逃避枣这两大母题，具有独特现代性的时空观，构成了王家卫极具个性化的感性世界。
但一个作者的特点不仅仅在于不断重复日趋成熟的风格特征，更在于其不相似和变异的地方，正如彼得·沃伦指出的，“差异性是每部作品存在的意义，真正的天才存在无限可能的变异性。
”因此，一个艺术家的生命力不仅仅在于创造一个经典，而且要敢于打破和违反这个经典。
真正的艺术可能都是对类型和常规的超越。
王家卫作为一个电影作者，在将他的风格发挥到极致之后，将会创作出怎样的作品，我们期待着这支摄影机自来水笔的重新书写。
台湾电影已经超越香港电影了吗?
香港电影早已经跟著香港演艺圈没落了...不信你可以看看今年金马奖刘德华的得奖感言台湾电影嘛...是有从谷底爬升的趋势之前台湾很少人会花钱去电影院看国片 票房能到千万就是很厉害了但现在 最近接连几部都破亿 在国外也都有不错的成绩应该这麼说 花钱进电影院看国片的人回笼了 没有什麼超不超越 只能说台湾电影起死回生了
喜剧之王观后感
前些我重新看了一次喜剧之王。
我已经记这是几次看这部电影了，从本科时代到现有时候是漫不经心的用来打发时间，有时候是用来激励自己一定要努力向前，不管动机怎样，每一次都会被感动到热泪盈眶。
想起它1999年的世纪末在全港影院惨淡收场的情景，仍然叫人有些嗟叹，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快七年了，看着星星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他的眼睛还是那样的亮。
电影诞生也已经百年了，我坚信，喜剧之王必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名垂青史。
事实上，看周星星的电影越多，看喜剧越多，看香港电影越多，就越来越认识到喜剧之王里的人生蕴涵着怎样可贵的精神。
很多时候，感动观众不用太多本事，因为导演拍出来的就是他自己，比如姜文和阳光灿烂的日子，比如北野武和坏孩子的天空，比如侯孝贤和童年往事，比如金基德和春夏秋冬又一春。
这些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周星星的喜剧之王之所以是他最伟大的作品，之所以几乎达到了喜剧电影的最高境界，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拍出了他自己。
想当初，我看尹天仇这个死跑龙套的怎么死都死不了，在娟姐后面翻来滚去浪费菲林，还不明白这到底是出自怎样的故事。
直到前年星星空降人大，在八百人说起他的不堪往事，我才恍然大悟。
当年拍射雕，他演一个被梅超风的九阴白骨爪一爪抓死的小龙套时，就跟导演说，可不可以挡一下再死，导演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于是，“我就不停的开开心心的提建议，再开开心心的被拒绝”。
很多人看星星，都是从大话开始，或者有些人是从苏乞儿开始，有些人是从唐伯虎开始，但是把他的作品看的差不多了之后，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喜剧之王作为他们最珍惜的电影。
在星星诸多无厘头、够疯狂、够恶搞的作品中，突然间插入了这么一部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的正剧，当时都没有人能接受，但是日子久了，星迷们就都开始竞相膜拜了。
打动人心的力量，是星星的真诚，一个人在书写自己的时候，一定是最真诚的。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能看到那个穿着劣质西服、面对海浪大呼努力奋斗的背影，那就是星星自己数十年来摸爬滚打不改对电影的痴心的写照。
所以他献出了自己最好的本色演出，在片场每天只求有便当的小跑龙套却抓紧机会在摄像机前过过瘾，这样的开场一贯的无稽，却也够真实。
粤语版看了很多遍，国语版倒是只看了一次，比较了一下，虽然石斑鱼的配音尽出神采，但星星自己的原配音轨反而更能打动人。
这实际上和电影本身的写实风格也是搭调的：石斑鱼的声音特质显然比周本人要夸张得多。
所以到现在，我都还是会背诵很多粤语台词。
在本科那么灰暗的时光里，喜剧之王一遍又一遍的在感动我，在鼓励我，在给我看人生逆境里不屈美好的那一面，也在告诉我轻轻松松的摆平不顺和委屈。
有的时候大家一起看完了跑到阳台上对着空气大喊几声：“努力
奋斗
”小人物的自我励志，是不能不珍惜的一份人生财富。
就好像我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良好的出身，也未必得到过硬的教育，他们从邻里街坊中走出来，抓紧小孩们在街坊活动室打乒乓球的功夫看书，三句台词也会紧抓剧本不放，没有人来看也照样摆齐了番茄酱演雷雨，即使爱上的人是个三陪女郎，只要两个人在一起，什么都可以不介意。
很多人最感动的大概是尹天仇冲出屋子对柳飘飘大叫一声“我养你啊
”，这一瞬间我常常会想起大一的时候喜欢的女生，她和我一样都热爱喜剧之王。
那时候第一次接吻之前，她就很狡猾的问我：“要不要涂点唇膏
” 电影的音乐虽然不多，但我却把旋律记在了心里。
柳飘飘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尹天仇对柳飘飘许下一生承诺的时候，他和莫文蔚翩翩起舞的时候，那些音乐的调子我都没有忘记。
记得刚开始看大话和唐伯虎的时候，是怀着一颗孩子的心去崇拜周星星的，但自喜剧之王之后，我对这个死跑龙套的不由得肃然起敬。
看了这么多遍，早已不像刚看头几次时看到哭鼻子了，但看到任何一处被打动的桥段，以及事后每每想起那些眼神和表情，心里仍然感动到酸楚。
最让我难过的一段是，尹天仇和柳飘飘缠绵一夜后，早上醒来打电话问当下小姐的行情，然后把所有的纸票、硬币恭恭敬敬的捋平，放在飘飘的衣服上，顺便再押上一块手表。
这个男人的窘迫和尊严，怎么看怎么心酸。
至于电影的结尾，头几次看的时候，我以为是败笔，但经过这么些年，却越来越赞叹这样的结局。
星星自己说，这样的结尾是为了给人以希望。
但这样的方式，无疑具有了强烈的戏谑味道，是对过往警匪片中英雄主义的极端调侃：小人物才是大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