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简介
经文不能送人。
切记切记。
抄完了可以送到附近的寺院地藏经，楞严经。
都很好。
具体可以问一些僧人。
我知道也就这么多
惠安的历史名人有谁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全文如下。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
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现就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提出如下意见。
一、重要意义和总体要求1.重要意义。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
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中，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开展了一系列富有创新、富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增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创造力。
同时要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对外开放日益扩大、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快速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迫切需要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迫切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迫切需要加强政策支持，着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对于传承中华文脉、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2.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
3.基本原则——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立足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解决现实问题、助推社会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共建共享，注重文化熏陶和实践养成，把跨越时空的思想理念、价值标准、审美风范转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和行为习惯，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
——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不复古泥古，不简单否定，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不断补充、拓展、完善，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坚持交流互鉴、开放包容。
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取长补短、择善而从，既不简单拿来，也不盲目排外，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明成果，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
——坚持统筹协调、形成合力。
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市场积极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推动形成有利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
4.总体目标。
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
二、主要内容5.核心思想理念。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基本思想理念，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
6.中华传统美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
7.中华人文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多样、珍贵的精神财富，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是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响。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内容。
三、重点任务8.深入阐发文化精髓。
加强中华文化研究阐释工作，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深刻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深刻阐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之需，深刻阐明丰富多彩的多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本构成，深刻阐明中华文明是在与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的，着力构建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加强党史国史及相关档案编修，做好地方史志编纂工作，巩固中华文明探源成果，正确反映中华民族文明史，推出一批研究成果。
实施中华文化资源普查工程，构建准确权威、开放共享的中华文化资源公共数据平台。
建立国家文物登录制度。
建设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革命文物资源目录和大数据库。
实施国家古籍保护工程，完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定制度，加强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编纂出版工作。
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藏革命文物普查建档制度。
9.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
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
编写中华文化幼儿读物，开展“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系列教育活动，创作系列绘本、童谣、儿歌、动画等。
修订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等课程教材。
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重视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
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点建设。
丰富拓展校园文化，推进戏曲、书法、高雅艺术、传统体育等进校园，实施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开设中华文化公开课，抓好传统文化教育成果展示活动。
研究制定国民语言教育大纲，开展好国民语言教育。
加强面向全体教师的中华文化教育培训，全面提升师资队伍水平。
10.保护传承文化遗产。
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抢救保护濒危文物，实施馆藏文物修复计划，加强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中的文物保护。
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名人故居保护和城市特色风貌管理，实施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做好传统民居、历史建筑、革命文化纪念地、农业遗产、工业遗产保护工作。
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
推进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
实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
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
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工作，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经典文献的保护和传播，做好少数民族经典文献和汉族经典文献互译出版工作。
实施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
推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整理研究和保护传承。
11.滋养文艺创作。
善于从中华文化资源宝库中提炼题材、获取灵感、汲取养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思想、艺术价值与时代特点和要求相结合，运用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进行当代表达，推出一大批底蕴深厚、涵育人心的优秀文艺作品。
科学编制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爱国主义题材、青少年题材等专项创作规划，提高创作生产组织化程度，彰显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和审美风范。
加强对中华诗词、音乐舞蹈、书法绘画、曲艺杂技和历史文化纪录片、动画片、出版物等的扶持。
实施戏曲振兴工程，做好戏曲“像音像”工作，挖掘整理优秀传统剧目，推进数字化保存和传播。
实施网络文艺创作传播计划，推动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剧、微电影等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实施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工程、中华文化电视传播工程，组织创作生产一批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具有大众亲和力的动画片、纪录片和节目栏目。
大力加强文艺评论，改革完善文艺评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研究评论体系，倡导中华美学精神，推动美学、美德、美文相结合。
12.融入生产生活。
注重实践与养成、需求与供给、形式与内容相结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
深入挖掘城市历史文化价值，提炼精选一批凸显文化特色的经典性元素和标志性符号，纳入城镇化建设、城市规划设计，合理应用于城市雕塑、广场园林等公共空间，避免千篇一律、千城一面。
挖掘整理传统建筑文化，鼓励建筑设计继承创新，推进城市修补、生态修复工作，延续城市文脉。
加强“美丽乡村”文化建设，发掘和保护一批处处有历史、步步有文化的小镇和村庄。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涵养企业精神，培育现代企业文化。
实施中华老字号保护发展工程，支持一批文化特色浓、品牌信誉高、有市场竞争力的中华老字号做精做强。
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形成新的节日习俗。
加强对传统历法、节气、生肖和饮食、医药等的研究阐释、活态利用，使其有益的文化价值深度嵌入百姓生活。
实施中华节庆礼仪服装服饰计划，设计制作展现中华民族独特文化魅力的系列服装服饰。
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优势，规划设计推出一批专题研学旅游线路，引导游客在文化旅游中感知中华文化。
推动休闲生活与传统文化融合发展，培育符合现代人需求的传统休闲文化。
发展传统体育，抢救濒危传统体育项目，把传统体育项目纳入全民健身工程。
13.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综合运用报纸、书刊、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站等各类载体，融通多媒体资源，统筹宣传、文化、文物等各方力量，创新表达方式，大力彰显中华文化魅力。
实施中华文化新媒体传播工程。
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群艺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编纂出版系列文化经典。
加强革命文物工作，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做好革命遗址、遗迹、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和利用。
推动红色旅游持续健康发展。
深入开展“爱我中华”主题教育活动，充分利用重大历史事件和中华历史名人纪念活动、国家公祭仪式、烈士纪念日，充分利用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历史遗迹等，展示爱国主义深刻内涵，培育爱国主义精神。
加强国民礼仪教育。
加大对国家重要礼仪的普及教育与宣传力度，在国家重大节庆活动中体现仪式感、庄重感、荣誉感，彰显中华传统礼仪文化的时代价值，树立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良好形象。
研究提出承接传统习俗、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社会礼仪、服装服饰、文明用语规范，建立健全各类公共场所和网络公共空间的礼仪、礼节、礼貌规范，推动形成良好的言行举止和礼让宽容的社会风尚。
把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理念体现在社会规范中，与制定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相结合。
弘扬孝敬文化、慈善文化、诚信文化等，开展节俭养德全民行动和学雷锋志愿服务。
广泛开展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挖掘和整理家训、家书文化，用优良的家风家教培育青少年。
挖掘和保护乡土文化资源，建设新乡贤文化，培育和扶持乡村文化骨干，提升乡土文化内涵，形成良性乡村文化生态，让子孙后代记得住乡愁。
加强港澳台中华文化普及和交流，积极举办以中华文化为主题的青少年夏令营、冬令营以及诵读和书写中华经典等交流活动，鼓励港澳台艺术家参与国家在海外举办的感知中国、中国文化年（节）、欢乐春节等品牌活动，增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
14.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
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创新人文交流方式，丰富文化交流内容，不断提高文化交流水平。
充分运用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文化节展、文物展览、博览会、书展、电影节、体育活动、旅游推介和各类品牌活动，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
支持中华医药、中华烹饪、中华武术、中华典籍、中国文物、中国园林、中国节日等中华传统文化代表性项目走出去。
积极宣传推介戏曲、民乐、书法、国画等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获得愉悦、感受魅力。
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合作。
鼓励发展对外文化贸易，让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特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探索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交流新模式，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方式，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中华文化传播格局。
推进国际汉学交流和中外智库合作，加强中国出版物国际推广与传播，扶持汉学家和海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通过华侨华人、文化体育名人、各方面出境人员，依托我国驻外机构、中资企业、与我友好合作机构和世界各地的中餐馆等，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
四、组织实施和保障措施15.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切实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加强宏观指导，提高组织化程度，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考核评价体系，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教学的重要内容。
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要发挥综合协调作用，整合各类资源，调动各方力量，推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协同推进、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新格局。
各有关部门和群团组织要按照责任分工，制定实施方案，完善工作机制，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16.加强政策保障。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相关扶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注重政策措施的系统性协同性操作性。
加大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支持力度，同时统筹整合现有相关资金，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重点项目。
制定和完善惠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项目的金融支持政策。
加大对国家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珍贵遗产资源保护利用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
建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相关领域和部门合作共建机制。
制定文物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
制定和完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相关政策。
完善相关奖励、补贴政策，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捐赠或共建相关文化项目。
建立健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制度，培养造就一批人民喜爱、有国际影响的中华文化代表人物。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激励表彰制度，对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传播交流作出贡献、建立功勋、享有声誉的杰出海内外人士按规定授予功勋荣誉或进行表彰奖励。
有关部门要研究出台入学、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倾斜政策和措施，用以倡导和鼓励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
17.加强文化法治环境建设。
修订文物保护法。
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公共图书馆法等相关法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有关工作作出制度性安排。
在教育、科技、卫生、体育、城乡建设、互联网、交通、旅游、语言文字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内容。
加大涉及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法规施行力度，加强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充分发挥各行政主管部门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完善联动机制，严厉打击违法经营行为。
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依法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形成礼敬守护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法治环境。
各地要根据本地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的现状，制定完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
18.充分调动全社会积极性创造性。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
坚持全党动手、全社会参与，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各项任务落实到农村、企业、社区、机关、学校等城乡基层。
各类文化单位机构、各级文化阵地平台，都要担负起守护、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职责。
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要积极参与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与利用，生产丰富多样、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相统一、人民喜闻乐见的优质文化产品，扩大中高端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充分尊重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发挥公众人物的示范作用，发挥青少年的生力军作用，发挥先进模范的表率作用，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积极作用，发挥文化志愿者、文化辅导员、文艺骨干、文化经营者的重要作用，形成人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局面。
猛火油是什么~
吴歌是文学史上对吴地民歌民谣的总称，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歌是吴语方言地区广大民众的口头文学创作，发源于太湖流域，江南太湖流域一带是吴歌产生发展的中心地区。
吴歌口口相传，代代相袭，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以表现男女爱情为主。
民间歌曲包括歌和谣两部分，歌一般说就是唱山歌也包括一些俗曲之类，谣就是通常说的顺口溜。
吴地文化从考古发现来看，已有上万年的历史。
吴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必然是伴随着当地初民的生产劳动，祭祀习俗，和生活娱乐活动而发生发展的。
作为一种口头文学，在没有文字之前，很难寻觅它的遗迹。
如今要想找到古代吴歌的真貌，寻找它的源头，已经是一件十分困难和复杂的事。
[2] 在晋以前“吴歌”一词，未见诸文字。
在汉魏歌谣中也没有吴歌之目。
春秋战国时代，有“吴歈”?“歈”又作“愉”，有人解释，俞，是独木舟，欠，是张口扬声，合起来即是船夫唱的歌。
?之说，见屈原的《楚辞·招魂》：“吴歈蔡讴，奏大吕些。
”汉代王逸注：“吴、蔡，国名也。
歈，讴，皆歌也。
大吕，六律名也。
”左思《吴都赋》云：“荆艳、楚舞、吴愉、越吟，此皆南方之乐歌，为《诗三百篇》所未收者也。
”那时把吴国人唱的歌曲统称为吴声歌曲。
当时吴国的疆土领域常有变化。
古吴国要从泰伯、仲雍建立句吴算起。
因此有人说：“江南文化始泰伯，吴歌似海源金匮。
”（无锡旧名金匮，梅里有泰伯墓）此说法的根据是泰伯、仲雍从中原来到江南，把中原文化带到荆蛮地区，江南文化才得以开发，因此吴歌发源于此。
这个说法值得推敲，从考古发现长江文化的历史，已推前到七千年到一万年，吴越地区的先民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创造了稻作文化，吴歌和稻作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最早的歌谣总是伴随着劳动产生和发展的，中原文化不可能代替当地的土著文化，反之，泰伯、仲雍到了江南，不入乡随俗，断发纹身，也是无法生存的。
当然，他们带来了中原文化，对江南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如果说某一首歌，是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吴歌的源头根本不可能是外来的。
还有一种说法，吴歌来源于“越”，或者发于“南音”。
这是因为有一篇《越人歌》，或《越人拥楫歌》，见西汉末年刘向著《说苑·善说篇》，记载着春秋时期楚康王?公元前559－545?之子皙泛舟于新波之中，刘向曾照越国的原音记录过一首百越歌，文字无法看懂，译成楚文，即：“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从内容来看，反映的是当时臣子取悦于王子的歌。
这种上层社会吟唱的歌并不少见。
吴吟的出典也是楚国使者陈轸，为讨好秦王而“为王吴吟”，他唱些什么内容没有流传。
据《世说新语》记载，晋武帝曾问被掳的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你是否会唱﹖”孙皓即席应唱，歌词是：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
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
这显然是用民歌曲调填词的五言四句，接近民歌，但无吴语特色。
战国吴越之争的时代，吴国曾战败越国，越后来又灭了吴。
吴、越两国均在江南接土邻境，“习俗同，言语通”，“同音共律”，因此吴愉越吟是基本相同的。
楚破越后，吴、越之地大部分为楚所占，称为“吴楚”或“荆吴”。
因此，这段历史时期的吴歌，很难用现存的区域划分来说明。
不是有人说“四面楚歌”，应当是“四面吴歌”吗
虽然项羽的时代已非吴楚之时，但楚歌、吴歌也一定不像我们划分得如此清楚。
据有的专家学者引证，“春秋战国时期的吴愉、越吟，是夏、商、西周时期南方夷蛮音乐声歌'南音'的继承和发展。
”其主要根据是说虞夏时有南方涂山氏之女歌唱的“南音”，即古称的《侯人歌》。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篇》列入最早的乐府歌曲，说：“涂山歌手《侯人》，始为南音。
”此说来源于《吕氏春秋·音初篇》中引述的关于大禹的传说记载。
《侯人歌》的歌者涂山氏的故地尚不明，《野客丛书》说：“涂山有四，一会稽、二渝州、三濠州、四当涂。
”又一说在九江，一说在绍兴，虽同属江南，但是否属吴愉、越吟之类尚存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吴地的中心是在建业（后称建邺、建康，即今南京），“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
”（《晋书·乐志》）这时所指的吴声歌曲，后来被人统称之为“吴歌”。
可以说吴歌当时即是吴声歌曲的缩写。
吴声歌曲初期的作者多属无名氏，说明是在民间流传中采录的。
吴歌在此之前见诸文字的很少，文学家和史学家都从乐府中找到吴歌的端倪。
特别是《诗经》上的十三国风，只辑录了北方的歌谣而没有吴歌的记录，吴声歌曲补上了这一空白，其价值很高。
但对吴声歌曲也要作具体分析；南朝乐府初期采录了吴地歌谣，是徒歌，比较纯朴，在《子夜歌》等吴声歌曲中保留了这种素质，但当“徒歌“被以管弦，上了大雅之堂以后，许多文人纷纷仿作，成了上层社会的行乐之词，这种吴声歌曲和民歌（吴歌）已相距甚远，但在文学史上却一直统称为“吴歌”。
其实，历史上文人记载的资料，仅仅是吴歌的“流”，溯流寻源，研究吴歌的流变，这些资料当然非常珍贵，但是要找寻吴歌的真正源头，要靠扎实的田野作业，从劳动人民口口相传，世代相袭的口头文学中去寻觅，经过科学论证，才会有所发现。
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文字记录，最早用吴语记录的山歌，是唐末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鏐唱的一首即兴的山歌。
这首山歌原载于宋吴僧文莹《湘山野录》，五四以后研究吴歌的先辈容肇祖先生，曾于1936年北大《歌谣》周刊第二卷第七期上，发表了《一千年前的一首吴音山歌》一文，介绍了这首最早的吴音山歌，容先生引证《学海类编》本的《湘山野录》，记下了这一条的全文，如下：开平元年（公元907年），梁太祖即位，封钱武肃（鏐）为吴越王。
时有讽钱拒其命者。
钱笑曰：“吾岂失为一孙仲谋耶
”拜受之。
改其乡临安县为临安衣锦军。
是年省茔垄，延故老，旌钺鼓吹，振耀山谷。
自昔游钓之所，尽蒙以锦绣。
或树石，至有封官爵者。
旧贸盐肩担，亦裁锦韬之。
一邻媪，九十余，携壶浆角黍迎于道。
鏐下车亟拜。
媪抚其背，犹以小字呼之，曰：“钱婆留，喜汝长成。
”盖初生时光怪满室，父惧，将沉于丫溪矣。
此媪酷留之，遂字焉。
为牛酒大陈乡饮，别张蜀锦为广幄，以饮乡妇。
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樽，百岁已上玉樽。
时黄发饮玉者尚不减十余人。
鏐起，执爵于席，自唱还乡歌以娱宾。
曰：“三节还乡兮挂锦衣，吴越一王驷马归。
临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明兮爱日辉。
父老远近来相随，家人乡眷兮会时稀。
斗牛光起兮天无欺
”时父老虽闻歌进酒，都不之晓。
武肃亦觉其欢意不甚浃洽。
再酌酒，高揭吴喉，唱山歌以见意。
词曰：你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般滋味子。
永在我侬心子里
歌阕，合声赓赞，叫笑振席，欢感闾里。
今山民尚有能歌者。
这段笔记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一千多年前，吴越王钱鏐衣锦还乡到临安（今杭州）的情景，他仿照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高兴地唱起来，但乡亲们都听不懂，不能尽兴，于是他“高揭歌喉，唱山歌以见意”，山歌虽然只有三句歌词，但却是乡音土语，立即引起共鸣，“叫笑振席，欢感闾里”。
从这三句歌词来看，确实是全部用吴语记录下来的山歌，加上注释更加确切地反映出吴音的特点，使人感到非常亲切。
它比六朝吴声歌曲记录的吴歌，更加朴实、通俗，乡土气息特别浓厚。
研究吴歌的学者们，把它作为用吴语演唱并完全用吴语记录下来的第一首吴歌。
在顾颉刚先生七十年前写的《吴歌小史》中，引用了它，关德栋先生在为冯梦龙的《山歌》作序时，也说它是“吴中山歌最初的记载”（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明清民歌时调集》上）。
原记述者的最后一句话：“今山民尚有能歌者”，说明北宋时还有人能唱这首歌，关德栋先生进一步引证南宋人袁耿《枫窗小牍》也叙及此事，其后并说：'至今狂童游女，借为奔期问答之歌。
'”可见此歌流传久远。
并进一步明确吴歌主要即是“山歌”，这就和冯梦龙时代收集的山歌，和现代流传于广大农村的山歌，一脉相承。
历史对民间文学是这样的不公平，生长在田野里的民歌，靠口口相传，代代相袭，文字记载却寥寥无几。
经过文人笔录记载下来的民歌，又常常是被改造过了，其中不乏人民性很强的作品，但已非民间口头文学的本来面目。
吴歌历史源远流长。
传说殷商末年，周太王之子泰伯从黄土高原来到江南水乡，《吴歌·吴歌小史》建了勾吴国并以歌为教，从那时算起，吴歌已有3200多年历史。
[3] 《楚辞·招魂》即有“吴蔡讴，奏大吕些”的记载。
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时将吴歌编入《清商曲辞》的《吴声曲》。
明代冯梦龙采录宋元到明中叶流传在民间的大量吴歌，辑录成《山歌》、《挂枝儿》。
清代是长篇叙事吴歌的成熟繁荣时期，经书商刊刻、文人传抄和民间艺人的口传，保存了大量长篇叙事吴歌。
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发起了歌谣运动，《晨报副镌》于1920年起连载吴歌，其后陆续编辑出版了《吴歌甲集》（顾颉刚）、《吴歌乙集》（王翼之）、《吴歌丙集》（王君纲）、《吴歌小史》（顾颉刚）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辑成《吴歌丁集》（顾颉刚辑、王煦华整理）、《吴歌戊集》（王煦华辑）、《吴歌己集》（林宗礼、钱佐元辑），大量吴歌得到搜集、整理和研究。
特别是长篇叙事吴歌的发现、挖掘和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歌谣卷的编纂出版，使大量的吴歌得到了抢救性的搜集和保存。
[4] 进入21世纪，有关部门又编辑出版了《白茆山歌集》、《芦墟山歌集》、《吴歌遗产集粹》和《吴歌论坛》等几百万字的吴歌口述和研究资料。
中国传统民间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吴歌如今也逐渐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
[4] 作为吴歌的3个里程碑，安·比雷尔的《汉代民歌》和《玉台新咏》把南朝的吴声歌曲译成了英语，科奈莉亚·托普曼翻译出版的冯梦龙的《山歌》把明代的吴歌译成了德语，荷兰学者施聂姐出版的《中国民歌和民歌手--江苏南部的山歌》则研究和翻译了部分现代吴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传统民歌保存情况考察团曾于1994年到苏州、常熟考察吴歌的保存情况。
这说明了中国传统民间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
在长期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生活条件下，农村交通闭塞，农民生活贫困，文化生活非常贫乏，那时唱山歌就是他们唯一的自娱形式，除了劳动场所外，夏天乘风凉，冬天围炉取暖，以及农闲时逛庙会，都唱山歌以自娱，这不但可以自由地抒发胸臆，而且可以施展人们的创作才能，表现人们的聪明智慧，丰富人们的劳动生活知识。
当然，对于青年男女来说，唱山歌会给他们带来爱情的欢愉，或者成为婚姻的媒介。
所以山歌成为农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和娱乐工具。
有的歌乡山歌代代相传，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歌手。
有的歌手常在赛歌会上通过对歌、赛歌，大显身手，远近闻名。
有的歌手从小即在自己的亲属身边学唱山歌，有超群的智慧和惊人的记忆力。
过去家庭传承是山歌传承的主要方式。
这样便形成了农民自己的未经雕琢的自然形态的文化。
它和其他文艺形式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的口头性、变异性、传承性和自娱性和职业艺人有明显的区别。
这种文化现象和民俗事象，被称为天籁之声，生动地记录了江南农民和下层人民的生活史，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十分宝贵的民间文化遗产。
顾颉刚先生在他写的《吴歌小史》中说道：所谓吴歌，便是流传于这一带小儿女口中的民间歌曲。
这一带，大致是指长江三角洲的吴语地区。
由于历史上历代区域划分不同，早期吴是吴国领域的概念，甚至包括现在的南京和扬州等地。
现在所说的吴，是指吴语区，包括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市，即是江浙沪等地的同一个吴语区语言文化圈，同属传统吴文化范畴。
无锡恰在它的中心地位，它是一座享誉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采集吴歌，也以它为中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主要内容编辑吴歌里又有“命啸”，“吴声”，“游曲”，“半折”，“六变”，“八解”六类音乐，其中后三类是汉代以来有的。
此外还有“神弦曲”，这是当地的祭祀乐歌。
“吴声”中有一种依据旧曲而创新的编曲手法，称之为“变”。
[5] 虽然吴歌在现实生活中，离寻常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远，但相城阳澄渔歌与常熟白茆山歌、吴江芦墟山歌、张家港河阳山歌一起同为吴歌“四大嫡系”。
白茆山歌常熟市白茆镇是“山歌之乡”。
历史流传下来的有长工歌、荒年歌、莳白茆山歌秧歌、耘稻歌、摇船歌、风物歌、节令歌、仪式歌、古人歌和私情歌等等，内容十分丰富。
[6] 白茆山歌形式多样，有三句头、四句头、短歌和几十句、几百句的叙事长歌。
虚词特别是语助词变化多样，乡土气息浓郁，表现手法重现实主义，重白描。
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白茆山歌的优秀作者和歌手六上北京，二进中南海，甚至中央领导人也观看了他们的演唱。
白茆山歌的搜集、整理、创作、演唱，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支持和重视。
芦墟山歌又称吴江山歌，俗称“响山歌”、“呜咳嗨嗨山歌。
”流传于吴江市及邻芦墟山歌近的青浦、嘉善等地，以芦墟为最盛。
一般以四句组成一个基本唱段，起句唱腔高亢明亮，尾字前必加唱“呜咳嗨嗨”衬词。
但长歌也有破格的情况。
当代著名歌手陆阿妹（已故）、赵永明等人，他们奉献的长篇叙事吴歌《五姑娘》篇幅为2000余行，打破了“汉族无长歌”的结论。
建国前，芦墟山歌多为长工传唱，在莳秧、耘稻、罱泥、收割等劳作中自唱、对唱或一唱众和，借以抵御疲惫，抒发愁苦。
建国后，芦墟山歌从田野登上文艺舞台，多次参加苏州地区和本地群众文艺会演并获奖，尤其是长篇吴歌首先在芦墟被发现后，引起国内外专家的重视并加以研究。
双凤民歌流传于太仓、昆山、常熟等毗邻一带，尤以太仓双凤一带为盛，是吴歌的重要双凤民歌表演组成部分。
相传在东晋时就已流传。
双凤民歌中的大山歌很有特色，它由“头歌”、“邀歌”两部分组成。
头歌的歌词内容，有传统的山歌，也可即兴编唱，对歌时用来对答；“邀歌”由数名女歌手合唱，全部唱衬词或依头歌唱。
农村每年耕耥稻结束后，歌手相聚，隔河对唱或隔场对歌，有时长达数天之多。
1963年，当时的双凤公社曾举办了一次水上新民歌对歌晚会，来自太仓、昆山、常熟三县交界地的观众、听众达数千人，随着时间推移，唱者已极少。
表现形式编辑吴歌和历代文人编著的诗、词、歌、赋不同，是下层人民创造的俗文化，是民间的口头文学创作，主要依靠在民间口口相传，代代承袭，是带有浓厚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民间韵文形式。
[7] 吴歌，包括歌和谣两部分。
歌一般说就是唱山歌，也包括一些俗曲之类；谣就是通常说的顺口溜。
吴歌和历代文人编著的诗、词、歌、赋不同，是下层人民创造的口头文学，是具有浓厚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民间文学韵文。
吴歌生动地记录了江南农民和下层人民的生活史，从内容来看，吴歌既包括情歌，又包括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儿歌等。
吴歌以民间口头演唱方式表演，口语化的演唱是其艺术表现的基本方式。
吴歌是徒歌，在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情况下吟唱。
其类型大致有引歌（俗称歌头，长篇叙事歌称闹头）、劳动歌、情歌、生活风俗仪式歌、儿歌和长篇叙事歌等几种。
刘半农为顾颉刚的《吴歌甲集》作序说：吴歌的意趣不外乎语言、风土、艺术三项，而这三件事，干脆说来，就是民族的灵魂。
[4] 江南水乡吴文化地区孕育的吴歌，有其鲜明的特色，自古以来，通常是用委婉清丽、温柔敦厚、含蓄缠绵、隐喻曲折来概括它的特点。
区别于北方民歌的热烈奔放、率直坦荡、豪情粗犷、高亢雄壮。
吴歌具有浓厚的水文化特点，和耸立的高山，宽阔的草原不同，它如涓涓流水一般，清新亮丽，一波三折，柔韧而含情脉脉，和吴侬软语有相同的格调，有其独特的民俗艺术魅力。
传承现状编辑范围在以阳澄湖为中心的区域，渔民们历来都有唱山歌的习俗，因为适合渔民吴歌&们在围养、捕捉时唱，所以通常又被称为“渔歌”。
渔歌多流传于民间、特别是渔民间以表达渔业劳动、民间习俗、男女情爱等为主要内容，富有生活气息，多靠口口相传、代代相袭。
在人们想象中，吴语地区的文化影响都是吴侬软语、似水柔情，但是渔歌的特色却是高亢嘹亮、婉转激越，大概是渔民们捕捞时要在湖中，有时还有风浪，非高声就听不见，非高亢不能表达情感吧。
不过，虽然渔歌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给人以鼓劲、向上的感觉，只是由于大众文化品位的多样化，会唱渔歌的人越来越少了。
[8] 为保存和传承传统吴文化中的精华，苏州阳澄湖生态休闲旅游度假区至今已搜集整理流传在阳澄湖地区的渔歌多首，而这些渔歌则都是阳澄湖地区很多渔民的最爱，例如莲花岛上的28岁居民陆红林，在搜集整理渔歌的同时，还自编自唱，成为渔歌的传承人。
阳澄湖渔歌代表作《十二生肖》，正在度假区广为传唱，还请来了著名音乐制作人精心辅导。
[9] 主要分布区域为浙江地区，代表有湖州织歌、湖州山歌。
影响吴歌曾在我国诗歌史上开一代诗风。
建国后，经过大面积的普查采风，搜集大量吴歌资料。
1985年曾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吴歌》一书，后又出版《苏州歌谣谚语》。
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吴语地区吴江、现吴中区一带均发现有长篇叙事吴歌，吴江芦墟老歌手陆阿妹等人唱的《五姑娘》长达两千多行，曾轰动一时。
传承意义编辑吴歌生动地记录了江南农民和下层人民的生活史，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十分宝贵的民俗文化遗产。
它不仅是吴语地区至今仍然存活在民间的口头文学形式，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社会、历史、风土、世界观等）和审美价值（艺术），而且也是研究方言的珍贵资料。
虽然现代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和过去不同了，山歌快要变成历史的活化石，但作为一种口头文学，它的艺术研究价值和人文研究价值越来越高，它是艺术创作上可资借鉴的丰富源泉。
一切文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都离不开它的源泉，如果一旦忽视了艺术的源泉，文艺创作就会枯竭、苍白，缺乏生气以至没有生命力。
[10] 2006年5月20日，吴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城市为江苏省苏州市。
2007年6月5日，经国家文化部确定，江苏省苏州市的陆瑞英和杨文英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山海经》是谁写的
山海经《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
一般认为主要记述的是古代神话、地理、物产、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
有些学者则认为《山海经》不单是神话，而且是远古地理，包括了一些海外的山川鸟兽。
《山海经》全书十八卷，其中“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大荒经”四卷，“海内经”一卷，共约31000字。
记载了100多邦国，550山，300水道以及邦国山水的地理、风土物产等讯息。
其中《山经》所载的大部分是历代巫师、方士和祠官的踏勘记录，经长期传写编纂，多少会有所夸饰，但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山海经》历来被大多数人认为“荒诞不经”。
连敢于打破《尚书》束缚，将中国上古史推至炎、黄二帝的史学家司马迁都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形成这种看法的原因似乎与《山海经》由图到文字的成书过程有关。
例如《海外东经》记载“工虫在其北，各有两首。
一曰在君子国北”。
根据《山海经》先有图后有书的成书过程推测，《山海经图》上在君子国的北方画有一个彩虹的“虹”字，表示该地经常见到彩虹。
当时的图像文字应该类似甲骨文的虹字，是彩虹的图像，两端有首（见熊国英著《图示古汉字》）。
而后来古人根据《山海经图》著《山海经》时，时间已经过了几百年，而著者并不见得一定是文字学家，这时彩虹的虹字已经成为“工虫”的样子，因此将彩虹描述为工虫，并望文生义将其描述为“各有两首”，使后人无法知道到底叙述的是天边的彩虹呢，还是描写一只有两个头的怪物。
所以就连司马迁也说“余不敢言之也”。
第三，《山海经》与东夷有关。
金荣权在“帝俊及其神系考略”一文中指出：“帝俊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是一个谜一般的神性人物，他的事迹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只见于《山海经》之中，尤其集中反映在“大荒”、“海内”两经之中。
究其神系渊源与脉略，显不属于炎帝世系，也不隶属于黄帝世系，是与炎、黄两大神系并存的第三神系”。
“关于帝俊在中国古代诸神中的地位，今天众说纷纭，然一般认为帝俊当是上古时代东方民族的祖先神，这种看法是一致的，因为《山海经》记载的帝俊活动地及其子孙之国大多在东方”。
徐旭生（5）说：“帝俊这个人物，在《山海经》里面，可以说是第一显赫的了。
里面载他的事，多至十六（在《经》里面只有帝颛顼多至十七事，可是他与九嫔葬处一事三见，那只剩下十五事。
此外黄帝十事，炎帝四事，帝喾三事，帝尧二事，帝舜九见八事，帝丹朱二事，帝江一事，帝鸿一事。
其余的人没有帝称）”。
通过这十六项的帝俊故事可以看出，第一，他东西南北，无所不至；第二，古代重要的大发明，差不多全出于他的子孙；第三，包括姬姓、姜姓、姚姓在内许多氏族都是由他分出；第四，太阳是他的儿子，月亮是他的女儿，在他之下有“人面、犬耳、兽身，珥两青蛇，名曰奢（she）比尸”的神人和“五采之鸟”的“下友”。
第四，《山海经》有两部分组成。
顾颉刚（8）认为：“《山海经》则至今流传，其中《山经》和《海经》各成一体；《海经》又可分为两组，一组为《海外四经》与《海内四经》，一组为《大荒四经》与《海内经》。
这两组的记载是大略相同的，它们共就一种图画作为说明书。
所以可以说是一件东西的两种记载”。
现代研究同意这一观点，王宁在“《山海经》的分篇问题”中说“《大荒四经》其实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海外四经》”。
因此，在考证《山海经》地望时，《大荒东经》和《海外东经》可以相互印证。
第五，《山海经》地理描写的顺序与现实的顺序不同。
《山海经》的顺序是南、西、北、东，这可能与古人“天南地北”的习俗有关。
也就是说，古《山海经图》与现在的地理图在方位上不同。
以《海外东经》的汤谷地望为例：“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
一曰在竖亥北，为人黑首，食稻使蛇，其一蛇赤”。
郝懿行云：「黑下当脱齿字。
王逸注楚词招魂云：『黑齿，齿牙尽黑。
』高诱注淮南坠形训云：『其人黑齿，食稻啖蛇，在汤谷上。
』是古本有齿字之证。
“下有汤谷。
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
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上述记录明确说明《山海经图》中，黑齿国在图的上方（南方），而汤谷在黑齿国的下方（北方）。
这为《山海经》地望考证提供了方向上的坐标。
编辑本段地域范围 《山海经》的地域范围： 《南山经》东起浙江舟山群岛，西抵湖南西部，南抵广东南海，包括今浙、赣、闽、粤、湘5省 《西山经》东起山、陕间黄河，南起陕、甘秦岭山脉，北抵宁夏盐池西北，西北达新疆阿尔金山 《北山经》西起今内蒙、宁夏腾格里沙漠贺兰山，东抵河北太行山东麓，北至内蒙阴山以北 《东山经》包括今山东及苏皖北境。
《中山经》为中原豫州河南西南巴蜀一带。
《山海经》把巴蜀和中原同列为《中山经》体现了《周易》的西南得朋的华夏民族观念。
也有一说山海经中所述之处很多不在今天的中国境内。
编辑本段历史考究简介 根据以上背景和原则，我们通过研究鲁东南地区龙山时期（伯益为龙山文化后期东夷部落首领）考古资料和历史地理文献，考察鲁东南地区沿海一带人文风物山川地理形势，发现《海外东经》描述的地域与《尚书》中嵎夷的地望以及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尧王城类型的分布极为一致，现报告如下：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尧王城类型及其地域分布 王守功（10）在《山东龙山文化》一书中指出：“尧王城类型主要分布于沂山之南、蒙山以东的鲁东南地区。
这一区域的《尚书。
禹贡》又载：“海、岱及淮惟徐州。
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猪……浮于淮泗，达于河（荷）”。
历史上有人认为日照属于徐州。
根 （一）《海外东经》描写的地理走向与鲁东南沿海一带的地理走向一致 《海外东经》：“海外自东南陬至东北陬者”。
叙述了从东南方到东北方沿海一带的方国。
《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
少吴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
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渊”。
由于《大荒东经》也是按东南到东北方向进行描述，其中的少昊之国（行政版图）可理解为整个《大荒东经》描述的地域的总称。
鲁东南一带龙山时期的尧王城类型考古文化南起江苏灌云县北至青岛市区一带，是《尚书。
禹贡》中的嵎夷所在地，在地形上也恰恰是东南至东北走向（图2 夏代地图），所以《海外东经》所描述的恰恰就是尧王城类型考古文化在东部沿海一带方国的分布。
（二）在《海外东经》和《大荒东经》记载的方国中，有四个方国可找到比较清楚的史料佐证。
《大荒东经》中“有黑齿之国。
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
帝俊的后裔叫黑齿，黑齿建立的国家叫黑齿国。
黑齿国地望应在赣榆枳汪镇到岚山安东卫、虎山镇一带。
证据如下： （1）黑齿国为帝俊后裔姜姓之国。
（2）夏商时姜姓纪国故地在日照安东卫到江苏赣榆之间。
《左传·隐公元年》（15）孔安国疏引《世族谱》说：“纪，姜姓，侯爵”。
《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二“海州”条下云：“纪障城，在县（海州怀仁县，今赣榆）东北七十五里，平地近海，周一里余。
按《春秋·昭公十九年》：“齐师伐莒”《传》曰：“莒子奔纪障”即此地也””。
赣榆到安东卫的距离恰好是75里，所以今安东卫城正是古代纪障城。
也有人认为纪障在赣榆县界。
《故城春秋——古城遗址考察》（16）一文说：“《左传》记载：“鲁定公十九年（公元前五二三年）秋，齐高发帅师伐莒（莒不事齐故），莒子奔纪鄣”；杜注：“纪鄣莒邑也，东海赣榆东北有纪城”；《路史禅通记》：“有纪氏，有鄣氏”；《通志》载：“纪，都纪，迁于剧，注，纪本在东海故赣榆县纪城是”。
“光绪《县志》载：界墙城，即纪鄣城。
“界墙城，县北六十里，东际海,西连山”，以东际海西连山的方位来测定，岚山头东南方向的海中古城遗址即纪鄣城无疑”。
“《水经注》载：“游水又东北径赣榆北，又东北径纪鄣城东北入海”；杜预《左传》注：“纪、鄣地二名，东海赣榆县东北，有故纪鄣城，即此城也”。
这些记载，都说明纪鄣城址在今县城东北境内”。
但赣榆北60-75里的地望大约就在赣榆枳汪和岚山安东卫一带，二者相去并不甚远。
纪国大约在商末周初由纪障迁都到今寿光南部纪台村，鄣邑（旧都）仍属纪，春秋时归属莒国。
（3）古纪障之纪国的姜姓非炎帝之姜，而是帝俊之姜，土著之姜。
纪国姜姓为炎帝后裔的记载出现较晚，最早见于唐代《元和姓纂》（17）和宋代《通志．氏族略-以国为氏》（18）所载，相传西周初年炎帝的后代受封于纪国（今山东省寿光县纪台县). 春秋时, 纪国被齐国所灭， 其后以国名纪为氏。
但有史料证明纪障（古纪国）之姜姓非炎帝之姜，而是帝俊之姜，土著之姜。
证据如下： 第一，《山海经》数次提到炎帝及其后裔包括在海岱地区的后裔，但在《海外东经》或《大荒东经》的地域内从未提到炎帝之姜姓。
例如:《北山经》”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
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
《大荒西经》“有互人之国。
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生百互人，是能上下于天”。
《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
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
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
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
《海内经》“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
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
《左传。
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婴叙述齐地沿革时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
《左传》杜注称：“逄伯陵，殷诸侯，姜姓”。
山东济阳县刘台子西周墓出土了属于逢国的青铜器，逢公为伯陵之后，姜姓。
尽管齐地与商周时寿光纪国接壤，历史上从未有纪国之姜为逢伯陵之姜的记载或传说。
第二，根据唐代《元和姓纂》和宋代《通志．氏族略-以国为氏》西周初年炎帝后代受封于纪国（今山东省寿光县纪台县) 的记载，即使有个炎帝的后裔受封的纪国，也只能是寿光的纪国，而不是纪障的纪国（假设有两个纪国的话）。
关于纪国之纪障古城，《故城春秋——古城遗址考察》一文写道：“另据国名记载：“炎帝后，姜姓国”，但从史料考证，炎帝之后，周封国不在此地”。
第三，宣兆琦（19）在《从姜炎文化看齐文化的渊源》中写到：“纪国。
殷商时期，有一个纪国，在今山东寿光境内。
《左传·隐公元年》孔安国疏引《世族谱》说：“纪，姜姓，侯爵。
”纪国为姜姓所建，并见于《史记》索隐及《路史》诸书。
金文将“纪”写作“己”。
在寿光县城南20里处，有旧城遗址，纪侯台遗址等。
己侯钟便出土于纪侯台下。
近年来，在寿光境内出土了一批纪器。
据寿光博物馆的专家介绍，均为商代末期的器物。
由此可知，西周前就有一个姜姓纪国存在，都城和疆域都在今寿光境内”。
这说明纪障之纪国更是早于殷商时期。
如果纪障之姜为炎帝之姜，就像逢伯陵之姜一样，《山海经》中应该提及。
也有另一种可能，寿光纪国为炎帝之姜，纪障纪国为帝俊之姜，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二者混为一谈。
但不论那种可能，纪障之姜肯定不是炎帝之姜。
那么，纪障之姜只能是帝俊之姜。
第四，春秋时代，莱国与莒国尚夷风，用夷礼，因而为齐鲁等周王室或其诸侯国所不齿。
而纪国与莱国世代为通婚国，说明纪国与莒国一样，是周王朝所封的土著东夷方国。
第五，宋代《路史》（20）记载少昊后代有：“偃姓国22个，赢姓国57个，李姓国4个，纪姓国6个，蔑姓国2个，还有不知何姓的国9个。
总共6姓100个国”。
说明少昊之后有纪姓（姜姓，因国而姓）。
第六，从考古学的角度讲，炎帝文化属于仰韶时期的文化，与仰韶时期相当的海岱地区文化是大汶口文化。
如果炎帝后裔从黄河中上游迁移到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势必将仰韶文化带到海岱地区。
考古学证明，由一个族群和部落因迁移而形成的方国，必然留下该族群的文化痕迹。
因为除了迁移时携带的生活用品之外，即使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之中，本族群的文化在他们制造的生活用品上也一定会得到反应。
在整个海岱地区，特别是在日照一带已发现了大量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出土各种器物，但迄今为止并未发现有任何仰韶文化的痕迹。
也就是说，海岱地区在龙山文化之前无炎帝之姜。
海岱地区即使有炎帝之姜姓古国，也只能是在夏商期间迁移而来。
例如《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的逢伯陵。
第七，许倬云（21）在《西周史》中列举了包括纪国在内的众多西周封国的迁徒，然后写道：“这些封国均曾远迁数百里甚至上千里之外，则随封君迁移的族群，一定是分封的主体。
以姬姓与姜姓封国迁移的路线来看，都由河南移往更东方或南方的新领土，为周室建立新的藩屏。
在新的地方，这些族群叠居在原居民的上面，构成封建的统治阶层。
《礼记》“王制”：“天子诸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后者。
”所谓“因国”，也就是这些分封族群所君临的土地。
统治的族群在“因国”集中居在都邑之中，是即“国人”，而“因国”的原居民，散居在各处的聚落中，是即“野人””。
这样，唐代《元和姓纂》和宋代《通志．氏族略-以国为氏》所载的相传西周初年炎帝的后代受封于纪国（今山东省寿光县纪台县)的记载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也就是说，古纪障之纪国的前身为黑齿国，帝俊之后姜姓。
在殷商时期姜姓纪国扩展到了寿光一带。
后来周王朝将炎帝后裔作为统治者分封到了纪国，炎帝后裔成了“国人”，帝俊后裔则成了“野人”。
因此才有了纪国姜姓，炎帝之后的说法。
《淮南子·修务训》（22）提到黑齿国：“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东至黑齿”。
也明确说明黑齿国在华夏的东部。
4．十日国 《海外东经》“下有汤谷。
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
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大荒东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頵羝。
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
有谷曰温源谷。
汤谷上有扶木，一曰方至，一曰方出，皆载于乌”。
《大荒东经》：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渊。
《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
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就像帝俊生黑齿一样，羲和生十日表示羲和的后代建立了十日国。
“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
在古人的眼中，太阳的变化是清晨日出时凉爽，尔后温度逐渐升高变得炎热直至落山，循环往复。
古人对太阳在一天之内的温度变化不理解，因此产生了太阳女神羲和在甘渊中浴日，使其降温的传说。
这表现在《山海经图》中就是有一女子在甘渊中给太阳洗浴的场景。
到了文字《山海经》，就成了“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
根据黑齿国在“汤谷上（南）”，汤谷地望应在黑齿国之北，其地下考古所对应的是日照市的尧王城遗址，这就是所谓的“十日国”，羲和之国。
而汤谷就是东夷人祭祀太阳神的圣地。
尧王城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一个相当大的“原始城市”，也是尧王城龙山古国的“都城”。
中美联合考古队调查后认为，该遗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当与两城镇遗址面积相仿。
在这里首次发现了土坯房建筑，特别是奠基石的发现揭开了中国在建筑领域举行奠基仪式的先河。
墓葬的葬俗独具特色，在墓主人周围镶陶片构成方形墓框的现象是非常少见的。
该遗址出土的铜渣，表明该地最先迈进了铜石并用的文明时代。
根据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与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普查结果，尧王城周边地区为三级聚落分布。
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尧王城遗址面（东）向大海，背（西）靠老牛头顶，双山，白云寺等山系，右（南）是竹子河和大寨山和磴山，左（北）为傅湍河和奎山。
十足的帝王之气和风水宝地。
(四) 其它方国地望的推测。
在奢比尸国（今江苏连云港连云区到赣榆一带）之南，有嗟丘和大人国。
《海外东经》“<长差>丘，爰有遗玉、青马、视肉、杨柳、甘华。
甘果所生，在东海。
两山夹丘，上有树木。
一曰嗟丘。
一曰百果所在，在尧葬东”。
《大荒东经》：“东北（疑为“南”）海中，又有三青马、三骓、甘华。
爱有遗玉、三青鸟、三骓、视肉、甘华、甘柤。
百谷所在”。
《大荒东经》：“大荒东南隅有，名皮母地丘”。
该“嗟丘”似为“皮母之丘”。
《海外东经》:“大人国在其北，为人大，坐而削船。
一曰在<长差>丘北”。
《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
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
“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
有一大人踆其上，张其两耳”。
嗟丘和大人国的地望大约在江苏灌云县大伊山一带。
该区域的考古文化为大伊山新石器时代石棺葬遗址，该遗址在连云港市灌云县城北一公里处的大伊山东南角山麓台地的青风岭上。
遗址揭露面积700平方米，清理出新石器时代“石棺墓葬”64座，随葬文物150余件。
大伊山遗址反映出典型的大汶口等北方文化的类型特征，又含有苏南文化的某些因素，是东夷文化的前沿。
在赣榆之尸国之北，黑齿国（赣榆枳汪镇到岚山安东卫虎山镇）之南，除了青丘国之外，尚有君子国和困民国。
《海外东经》“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
有薰华草，朝生夕死。
一曰在肝榆之尸北”。
《大荒东经》：有东口之山。
有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
珂案：说文四云：「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
」而博物志外国云：「君子国人，衣冠带剑，使两虎，民衣野丝，好礼让不争。
土千里，多薰华之草。
民多疾风气，故人不蕃息。
」 君子国的地望似乎应在连云区和赣榆青口镇之间（二者距离60公里）。
该区域的考古文化有如下代表：北青墩庙遗址（含苏青墩遗址），系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位于城头镇青墩庙村北，为一大河湾沙滩，面积约15万平方米。
盐仓遗址（含庙台子遗址），该遗址位于海头镇盐仓城村，史载为春秋莒国盐官驻地，汉代在此驻城，为一东西走向的台地，长120米，宽115米，高3米。
《海外东经》“在其北，各有两首。
一曰在君子国北”。
《山海经图》上有彩虹的虹字，图像文字应该类似甲骨文的虹字，是彩虹的图像，两端有首（图示古汉字，熊国英著）。
古人根据《山海经图》著《山海经》时，把彩虹描述为虹虹“各有两首”，使后人无法知道到底是彩虹呢，还是有两首的怪物。
就连司马迁也说“余不敢言之也”。
《海外东经》“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
在工虫北两水间。
其为兽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黄”。
朝阳之谷位于君子国和黑齿国之间。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又“逮于海隅，遂登之果，昭临朝阳”，此朝阳或许彼朝阳也。
《大荒东经》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吴。
《海外东经》“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
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
一曰禹令竖亥。
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
《大荒东经》有困民国，勾姓而食。
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
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
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
帝舜生戏，戏生摇民。
据此，王亥的困民国应该是竖亥的方国。
远古时期人们的地理顺序是南、西、北、东，也就是说，《山海经图》与今天的地图恰恰相反，即上南下北，左东右西。
根据“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推测，困民国当在青丘国之西，正是临沂地区。
临沂是龙山时期尧王城类型的另一个中心区，也是殷人先祖聚居的地方。
在十日国（尧王城古国）之北，有雨师妾国、玄股国、毛民国和劳民国。
《海外东经》“雨师妾在其北。
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
一曰在十日北，为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龟”。
郭璞云：「雨师谓屏翳也。
」郝懿行云：「楚词天问云：『蓱号起雨。
』王逸注云：『蓱，蓱翳，雨师名也；号，呼也。
』初学记（卷二）云：『雨师曰屏翳，亦曰屏号。
《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
“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 本句指的是嵎夷之地（龙山尧王城类型）先民的图腾与崇拜。
句芒（或名句龙）是少昊的后代，名重，为伏羲臣。
死后成为木神（春神），主管树木的发芽生长。
太阳每天早上从扶桑上升起，神树扶桑归句芒管，太阳升起的那片地方也归句芒管。
句芒在古代非常非常重要，每年春祭都有份。
他的本来面目是鸟——鸟身人面，乘两龙。
《山海经》最重要的价值也许在于它保存了大量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除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羿射九日、鲧禹治水、共工怒触不周山等之外，还有许多是人们不大熟悉的。
如《海外北经》中载：“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
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
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
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
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
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
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
台在其东。
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
”历史 说起《山海经》，国人大都知道这是一本风格独特的奇书、怪书。
此书分《山经》五卷和《海经》十三卷，虽仅有三万一千余字，但就其叙述的内容而言，从天文、地理、神话、宗教，到民族、动物、植物、矿产等，天南海北，包罗万象，堪称我国古籍中蕴珍藏英之最者，实为研究上古时代绝好的宝贵资料。
然而，由于它所述多奇诡怪异，常被人斥为荒诞无经，所以，《山海经》的书名虽最早见之于《史记》，但司马迁观之却叹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因此，直到约百年后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校勘整理经传诸子诗赋，才将此书公之于众。
《山海经》涉猎之广，内容之奇杂，从古至今使人对其该归于何类多有分歧。
《汉书·艺文志》将它列入形法家之首，《隋书·经籍志》以下则多将它归入地理书，但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却谓其为小说之最古者尔，鲁迅先生则将它视为古之巫书。
因此，《山海经》问世之后，围绕其内容、成书时间的争论，对它的作者是谁一直众说纷纭是个谜，乃至酿成学术界中千年未解的悬案。
按照刘向、刘歆父子和东汉王充的正统说法，《山海经》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但人们在《山海经》中却找到了发生在大禹和伯益以后的史实，因此禹、益作说受到了质疑。
此后，隋朝的颜之推虽坚持旧说，但面对难以掩盖的漏洞，他只好用后人羼入，非本文也来作掩饰。
所以，《山海经》的作者便成了众多学者考证的对象，种种假说纷纷而出，如夷坚作说；邹衍作说；后人综合炎黄两族的传说而成说；南方楚人作说；巴蜀人作说；早期方士作说，等等。
当代学者袁珂认为，《山海经》实际上是无名氏的作品，而且不是一时期一人所作。
编辑本段《山海经之南山经》考证 《山海经之南山经》考证，马红光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是在网贴的基础上，对《南山经》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总结，以独特的角度对《南山经》中容易引起歧义的名词进行了进行了分类解释，从而证明了《山海经》的真实性，是对《山海经》的“去神话考证”。
作者从汉字的字形、语音、语义入手，通过对经文逐字逐句的研究，共考证了12种疾病、13种地形地貌、9种矿物、13种植物、43种动物、71处山川河流，创造性的对《山海经》进行了全新解读。
其中植物、动物的考证配有真实的图片和经文进行一一对比，特别是麒麟、九尾羊、九尾狐、旋龟、凤凰等传说中动物的考证，让人豁然开朗。
山川河流的考证上，作者也从山脉走向、河流流向、矿藏分布、动植物分布等方面，把经文和现实中的山河一一进行了匹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