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下基层调研，应该说些什么
你尽快拿违章通知书去领车吧（放车场越久停车费就越贵而且日晒雨淋车子很快就烂掉），违章通知书上有写什么项目（我猜应该是无证驾驶吧），既然违章决定书都出了跟血液采集已经没有关联了，决定书出了就改不了。
至于交警采集血液和指纹这个情况我觉得有点奇怪是不是提取唾液了
交警验血需要到医院，通常情况下现场都是“吹波波”直接就出结果看有无醉驾行为。
如真技术不行也需要把人带回交警中队后带去指定医院抽血。
（为何要去医院，如果使用不卫生的器具导致当事人生病交警可是要负相关责任的，因为警察不是医生）警察可以提取指纹，身份资料，和唾液和头发等（但绝对不包括血液，警方需抽血都是带去医院进行的）。
还有刚出家门到底有多远，在巷子还是马路上，这点也需要斟酌下。
（这一问题我无法向你详尽解释，因为我没有从事过交警，如需研究需问专业人士或查询道路安全法规）所以就我看来你的问题是你那边的交警的执法过程是否存在不当，交警提取血液是为了验醉驾，决定书都出了就没有上传必要，再者就算真的被五提取对群众也不会有任何影响或案底
我觉得你需要做的（如果真的在路面被抽血了）1去医院做个普通全身体检2打110反应问题3（如核实并不存在执法问题后）尽快到交警车场交罚款取车。
这么多年来，我当代表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代表的心路历程可能是很累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愿望，你要代表大家就必须了解每个人的心声。
劳动法第82条解读
第八十二条 用人单位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未与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解读：形成劳动关系，就应当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形成劳动关系而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上称之为“事实劳动关系”。
本条主要针对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以及事实劳动关系的法律责任作了严格的规定。
用人单位不愿意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有二：一是受降低用工成本的驱动，不签劳动合同有可能逃避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降低解雇职工时支付经济补偿金等成本；二是现行法律规定当中，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承担的法律责任仅是员工可以随时辞职、单位终止双方关系的须支付员工工龄经济补偿金以及小额的罚款等———较轻的法律责任对用人单位的这种行为没有强有力的处罚措施。
新规定中，首先对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做了明确的界定。
应当说，该条规定的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时间还是较为宽泛的，但超过这个时间仍未订立书面合同，用人单位须向员工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超过一年仍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则视为用人单位与员工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以上处罚规则非常严厉。
可以预见，新法实施后，用人单位将不敢“玩火”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将来考虑的重点应转向如何在管理中采取各种强化措施，建立单位内部严格的劳动合同签订纪律，禁止或防范出现员工不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避免与员工形成事实劳动关系。
随着劳动合同法这个新规定的实施，那种认为“劳动合同是保护员工合法权益的文件”的传统观点将发生变化，劳动合同将逐渐成为“保护用人单位和员工合法权益的文件”，用人单位必须日益重视起劳动合同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性。
好像有一首打油诗，远看泰山黑乎乎，上头细来下头粗，有朝一日调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
有什么涵义
民国年间，军复渠出任山东省主席人不学无大字认识不了一罗筐，闹不清的笑话，可是他却浑然不觉，喜欢百姓称他为“韩青天”，并以此而自鸣得意。
下面是他的诗作： 1、咏泰山 远看泰山黑乎乎 上头细来下头粗 有朝一日倒过来 下头细来上头粗类似的还有：2、咏闪电 忽然天空一火燫 可能神仙要抽烟 如果不是要抽烟 为何又是一火燫3、大明湖 大明湖 明湖大 大明湖里有荷花 荷花上面有蛤蟆 一戳一蹦达 韩复渠，河北霸县人，系民国时期的一个风云人物，曾任山东省主席七年之久，成为蒋介石统治时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省主席。
他任山东省主席时，军政、财经、司法一把抓，俨然是个割据一省的“土皇帝”,成为一代枭雄。
一、叛冯投蒋 韩复渠最初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入伍，投入到冯玉祥门下，并成为冯玉祥的一员得力干将。
随着冯玉祥势力的不断强大，韩复渠的职位也不断上升，到一九二○年，韩复渠已当上了旅长。
且当时冯玉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大量培养军事人才，还保送韩复渠到北京陆军大学旁听。
到了一九二八年时，韩复渠已成为冯玉祥辖下的第三方面军总指挥了，与此同时他还被任命为冯玉祥势力范围中的河南省省主席，可见冯玉祥对韩复渠的看重了。
一九二九年，冯玉祥与蒋介石因为国民革命军“编遣”问题矛盾激发，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战争一触即发。
在当时的蒋桂战争一结束，蒋冯战争就开始酝酿，冯玉祥集中兵力，令部下通电讨蒋。
此时，蒋介石获悉冯玉祥靡下的韩复渠、石友三两人对冯玉祥心存不满。
原来，冯玉祥一向治军很严，对于犯了错误的部下毫不留情，都要严厉处罚，象韩复渠这样的高级将领也不能例外，有时犯了小错，也要受到“罚立正、战门岗”的处分，使韩复渠感到面子上很难看，于是对冯玉祥日渐不满。
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后，便乘机派人收买韩复渠、石友三二人，当即送给他们二人军费各一百万元，并许诺韩复渠的河南省主席职务不变，同时在以后的每个月将给他们二人军费六十万元。
韩复渠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立即投向了蒋介石，一瞬间，讨蒋的主力便变成了蒋介石的生力军，冯玉祥逼迫无奈，只好通电下野，末战先败。
二、“韩青天德政”面面观 一九三0年，蒋介石调韩复渠到山东省任主席。
到了山东后，韩复渠被人们戏称为“韩青天”。
因为他经常坐在省政府大堂上审问盗窃犯、毒犯、赌徒等各种刑事案件，对司法越俎越庖，而且他审案并不根据法律，全凭个人喜怒，任意胡为。
他审案时，两旁站立着执法队军法官等，他点名让犯人站在堂口，定睛看一、二分钟，给犯人相面，观气色，不多开口。
他用右手向下一掳，再把手向右边一伸摆，执法队兵士就把这个犯人拉到右边站着，用准备好的行刑汽车拉去枪毙。
如果他右手向上一掳，再把手向左边伸摆，执法队就把这个犯人拉到左边站着，这是被认为无罪，准备释放的。
不管有多少犯人，他都这样相面、观气色、掳手示意完事。
有一次，山东省政府参议沙月波雇用的一个叫小道的听差，当时才十五岁，沙参议派他去省政府给秘书长张绍堂送信，当时正值这位“韩青天”坐堂审问一批盗犯。
小道一时好奇，站到大堂右边看。
执法队竟把这个看审案子的小听并差也居然推上行刑汽车。
这个孩子吓得大声喊叫：“我是送信的
”韩复渠听见就问什么事
执法兵说：“报告主席，他说他是送信的。
”韩立即回答说：“送信的也该枪毙
”原来“韩青天”错误地认为是他是给土匪送信的。
孩子吓得再也说不出话来，就这样被糊里糊涂地被拉出去枪毙了。
事后，沙月波等到吃午饭时，还不见小道回来，就向省政府秘书长张绍堂询问，正值这个时候，军法处核对死者名单，却多了一具尸首，经查明之下，证明是误将小道杀了。
沙月波获悉后，连忙带同小道的母亲哭到了省政府找韩复渠，说执法队误将小道推上汽车枪毙了。
“韩青天”笑了一笑说：“现在他是小道，如不杀掉他，将来就是大盗
我也不叫沙参议为难，给他娘五百块钱过日子吧。
”事情竟然就这样了结了。
韩常常出外巡视各地，美其名曰“视察民间疾苦”，其实是到处滥杀一阵，草菅人命。
有一次，“韩青天”到了临沂县，又照例升堂查案，那天审讯的是一件两姓相互仇杀的案子。
有唐姓一家在一九二五年时被王姓杀死六口之多；一九三0年，唐姓复仇，把王姓杀死七口人。
原来鲁南人民强悍，在打官司花不起钱时，因此多采取直接行动，互相仇杀，并不报官。
谁知这位“韩青天”在一九三五年秋天巡视到那里，当时闻悉临沂的这起仇杀事件，大为震怒，随即下令传来王、唐两家，他只简单地一问，便问姓唐的全家还有多少人
唐姓说：“家有十一口人，老的已八十四岁，小的才十二岁。
”韩毫不思索地说道：“把唐姓全家十一口人全部抓起来，一律枪毙
”当时临沂县长对提醒韩复渠：“王姓也杀了人。
”他却说：“民国十四年我没有来山东作主席，当时的事我不管；民国十九年我作了山东省主席，唐姓敢于乱杀人，那不成
你不要多说话
”吓得县长再不敢声响了。
当时顾问张联升在旁劝说：“请主席把八十四的老头子放了吧。
”韩却表示：“留着他也会哭死的，还是一齐杀掉了好。
”于是唐姓一家老小十一口人全被杀光。
三、 抗日战场的“飞腿将军”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里出了两个震惊全国的“飞腿将军”，一个是刘峙，另一个就是韩复渠。
“八一三”事变后，韩复渠被委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负责在山东方面对日作战，并担任防守日军不得越渡黄河的责任。
十月日军侵入山东，蒋介石命令韩复渠拨两个师归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指挥，起初颇为得手。
当时韩复渠部展玉堂率领第八十一师在冯玉祥的指挥下，自禹城反击日军，连克复德州、桑园等地，正要乘胜追击时，却接到韩复渠的电令，要求他们停止进攻，在十小时内撤回禹城。
韩复渠的命令令所有官兵都莫明其妙。
原来，韩复渠在接受了守黄河的任务后，要求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配发三十门重炮在黄河南岸，李宗仁满口答应，然而当蒋介石得知后，心中却不以为然，竟将已到位的重炮旅调走了。
韩复渠知道后，愤怒得破口大骂蒋介石，说蒋介石这样做，不是抗日，而是想牺牲他韩复渠的实力，消灭他的军队，于是，他韩复渠也只好保存实力了。
因此，他便要求他的所有部队撤退。
当这些队伍撤走后，日军大批增援反攻，并渡过黄河，与韩复渠部谷良民的第二十二师发生激战。
韩复渠闻知后，以没有大炮挡不住为由命令谷良民率第二十二师撤退。
同时，韩复渠又命令他的其它部队向泰安、兖州方面相机撤退。
蒋介石知道后，给韩复渠发了一个万分火急的电报，命令韩不得撤退，但韩复渠已退到了泰安，蒋又命令他必须固守泰安，可韩复渠却置若罔闻，又退到了兖州，继而退到济宁，最后退到了曹县，这才停了下来,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飞腿将军”。
随着韩复渠的逃跑，日军没有得到什么抵抗就把山东侵占了，大面积国土随着“飞腿将军”的脚步声沦丧了。
四、韩复渠之死 其实，自从韩复渠投靠蒋介石后，两人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韩复渠投蒋后不到几个月，韩就有了反蒋的预谋。
韩任山东省主席时，他又一再打击蒋介石在山东的亲信，试图将蒋的势力排出齐鲁大地，这就招致了蒋的痛恨，蒋也就进一步想杀韩以后快，在韩复渠为保存实力坐视国土沦陷事情发生后，蒋介石终于找到了杀韩的借口。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蒋介石在河南省政府召开高级将领机密军事会议，并预先通知说为避免日本飞机扰乱，会议在夜晚举行。
韩复渠也被通知到会，到了开会的时候，韩复渠坐车到了河南省政府门口，即看见电灯旁贴着一张写着“参加会议的将领请在此下车”的通知，并有军警宪兵在指挥车辆，把车辆排列到旁边的空地上，韩当时和很多与会的将领，一样下车向里走。
到了第二道门口，左旁屋门上贴着“随员接待处”，于是韩带去的三个卫士都被留在接待处。
韩复渠同一些参加会议的将领，一路说说笑笑地来了“副官处”，看见贴有一张通知，上面写着：“奉委座谕：今晚高级军事会议，为慎重起见，所有到会将领，不可携带武器进入会议厅，应将随身自卫武器，暂交副官长保管，给予临时的收据，待会议完毕后凭收据取回。
”看到不少将领纷纷将手枪从腰间掏出来交给副官处，韩也不疑有他，就将自己身上带的两支手枪，也掏出来交给副官处，然后跟着大家一齐进入会议厅。
开会时，韩的左边坐着刘峙。
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他开口便说：“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这个重大的责任应该说是我们每一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竟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山东黄河天险的阵地，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大城市，使日寇顺利地进入山东，影响巨大，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有人负担
”韩复渠也是有胆量的，他听了蒋介石的话，毫不客气地顶上去说：“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是谁负的责任呢
”韩的话还未说完，蒋介石声色俱厉地截住韩的话说道：“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
”韩正想开口反驳，刘峙就拉着韩地手说“向方（韩的号），委座正在冒火的时候，你先到我办公室室里休息一下吧
”于是他拉着韩从会议厅边门走了出来。
刘峙握着韩的手走到院内，来到一辆早预备好的小车边，刘峙说：“坐上吧，这是我的车子
”韩那里知道这个汽车就是逮捕他的工具。
他上了车，刘峙却说：“我还要参加会议去。
”说时就车门关上了，在这个时候，汽车前坐上有两个人爬到后车箱里来，分左右坐在韩的两旁，并出示预先写好的逮捕令，对韩说道：“你已经被捕了。
”韩起先还以为前坐上两个人是刘峙的随从副官，看见了逮捕令，至此才知道这两个人是军统特务，又向外边一看，沿途布满了宪兵岗哨。
汽车飞快地开驶到了火车站月台上，由两个特务拉着韩的双手，并肩登上了预先备好的一列升火待发的专车，并有大批荷枪实弹的宪兵、特务等分布在车箱内，直达汉口车站。
然后用专车将他押送到武昌，即把韩交“军法执行总监部”管理押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一座二层楼上。
这时已到了一月十二日夜晚， 一直到一月十九日，国民党才组织高等军法会审，何应钦任审判长，鹿钟麟、何成任审判长官，贾焕臣任军法官。
然而，在审讯中，韩只昂着头微笑，一句也不答复，也不请求宽恕。
法官再问，还是一言不发。
这个审问，其实就等于宣判，因为在逮捕令上，已注明了韩罪状和革除韩的二级上将及本兼一切军政职务。
因此，韩已拿定主意见，一句话也不回答，到了二十四日晚上七时左右，有一个特务走到韩的面前说：“何审判长请你谈话，跟我就去
”韩当时还以为真的是何应钦找他谈话，就随着下楼。
到楼梯半腰中一看，院子里满布了持枪待放的哨兵，他方知道自己死将临头，当时便说：“我脚上的鞋小骨些挤脚，我回去换双鞋再去。
”他边说边回头，就在他回头上楼的脚刚迈了一步，站在楼梯边的特务已开枪向韩头上打去，韩一回头，说了一句：“打我……”此时连续的枪已打倒了他，歪在楼梯血泊中。
他头部中两弹，身上中五弹，计打七枪而死。
一代枭雄就此完结。
930年，韩复榘被蒋介石封为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兼山东省政府主席，至“七·七事变”韩复梁在鲁七年，多次来济宁视察工作。
现将其在济宁的轶闻趣事，辍选几则： 商民怒告官 韩复榘以一介武夫成为封疆大吏，掌握山东全省军政大权，可谓青云直上。
在当时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他的亲信随从、至亲好友也随着他的高升而飞黄腾达。
韩的马弁(随从警卫、侍从)李玉瓒被韩派来济宁县任警察局长。
李走马上任后，本着“千里为官只为财”，应大捞一—把的信条，对商号、群众派夫派捐，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当时济宁商民同业公会会长袁绍光带头，联合济宁知名人士、商民代表共13人签名，撰写呈文，历述李玉瓒在济宁的罪状，上告到济南韩复榘处，请求处理。
不几日韩派他的政法处长到济宁，通知原、被告——齐去济南，说韩主席将亲自审理此案。
原告整理好李玉瓒在济宁派夫派捐、贪污受贿的证据材料，并把他公开张贴的派捐布告拍成照片带上，一起去济南打官司。
在省府大堂，韩亲自审案，省府大堂警卫森严，气氛紧张，韩复榘坐在大堂后面的太师椅上。
文书递上状纸，韩看后说：“带袁绍先”，下面无回话，文书上去更正：“没有袁绍先，是袁绍光”。
韩大为不悦：“不管什‘么袁绍光袁绍先的，将原告一齐带—亡来”。
众人心中暗笑，堂堂省府主席竟把“光”字错读成“先”字。
韩发问：“你们告李玉瓒，有什么凭据?”大家把证据材料、照片等交上。
韩看后陡然色变，大喊：“把李玉瓒带上来1”质问李：“这些材料是否属实?”李看到人证物证俱在，实难抵赖，只得低头认罪。
韩命 令：“拉下去枪毙!”军警错以为都拉下去，故一拥而上，两人架一人，将原告、被告等十数人拉了就走。
这时韩方觉说得过于笼统，就指着李玉瓒说：“把他一人拉下去”。
军警方撕掉李的胸章、警徽，将其拉了下去。
这样原告等14人才得以无事放开。
审理结束，大家感到这是一次死里逃生的告状，虽然胜诉，犹心有余悸。
回到住处，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据事后闻知，韩虽然表面上做出“清官为民”、“大公无私”的样子，但李玉瓒终究是他的亲信，在李被拉下去之后，韩即暗中指使把李放走。
民女拦车告状 1933年韩复榘来济宁巡视，发现一青年女子拦车喊冤，状告其弟杀害其母。
这位自称“韩青天”的大人物，责令县长林开泰立即调卷，他要亲自问案。
原来，被告叫程吉人，是南门外偏东莲亭附近的民众教育馆办事员。
程家住在西门大街路南、济宁县政府对过。
程父有一妻一妾，其妻生程寿人、程吉人兄弟二人，其妾生有一女即拦车告状人，是被告的同父异母姐。
由于两房互相嫉妒，动辄恶语相加，终至矛盾激化，程吉人受其生母指使用磨快的菜刀连砍其庶母十三刀，将其活活杀死。
因县长及山东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仅判处程有期徒刑，所以其姐不服而上告。
韩重审后，认为原判太轻，杀人理当偿命，遂命政警(俗称衙役)将程吉人五花大绑，枪决在土山城根，此事一时震动鲁西南。
逃亡济宁 抗日战争爆发后，当北路侵华日军进攻济南时，韩复柒却公开说：“我们有这些部队，到哪里都可以自立。
带着民生银行，到哪里都有花的，也有吃的”。
并认为：“只要有了枪有了钱到哪里都可以做土皇帝”。
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在日军进攻面前，韩复榘不是率兵积极抗日，而是保存实力，弃地逃跑。
1937年12月22日，日军有1000多人从周林以北黄河渡口和济 阳河过了黄河。
蒋介石得知韩复榘有撤退的迹象后，给韩复榘发了十万火急的电报，命令他不得放弃济南。
但就在蒋介石发电报之时，韩复榘已经逃到了泰安。
随即日军占领了济南。
12月 28日，韩复榘得知济南失守和日军乘胜追往泰安的消息后，仍继续逃跑。
蒋介石又发急电，要韩“死守泰安”，但韩已经逃到了济宁，龟藏在济宁潘家大楼。
不仅如此，韩复榘还给从南京迁到武汉的国民党统帅部发了“南京已失，何守泰安”的电报。
这次事件以后，蒋介石与韩复榘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
1936年1月11日，蒋介石策划了一个诱捕韩复榘的骗局，就是所谓的河南开封“北方抗日将领会议”，将其骗至开封。
会议以后，控制了韩复榘，将其直接押至汉口国民党“军法执行总监部”，并组织了审讯，判处死刑。
1月24日晚，在关押小楼的楼梯上，将其乱枪打死，时年48岁。
显赫一时的军阀土皇帝韩复渠就此呜呼。
尸体后来埋葬于豫南鸡公山。
信访事项 ，百姓感言,有谁能够告诉我成功上访的捷径
去中南海还有点希望，上访
如何增进群众对村干部的信任和理解
在农村工发现一种现象：一些部完全有能力解的事情，群众不找村干部，而是去镇主要领导，甚至是县委书记、县长。
这种现象值得高度关注。
这说明当前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在拉大，信任出现危机。
长期下去，既影响农村发展稳定，又影响村干部的形象和工作热情。
有效化解村干部和群众之间的“信任危机”问题，已然成为摆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一项崭新课题。
一、群众不信任村干部的主要表现群众为什么不信任村干部
加以分析，有以下五种情形：一是质疑村干部的道德品质。
一些群众认为，现在国家的政策都很好，但在涉及群众的利益分配上不公，存在由关系亲疏决定，关系好的就是低保户、优待户、救济户，关系不好的，再困难也只能“靠边站”。
二是质疑村干部的能力素质。
现在许多群众常年外出务工，在务工的同时，学到了知识，增长了见识，返乡后看到家乡的发展变化不大，加之一些村干部本身学历低、见识浅，深感能力差，还不如自己。
三是质疑村干部的工作执行。
一些群众通过媒体看到和听到的政策，各地在执行中存在一些差异，认为上级政策虽好，但村干部在执行中打了折扣。
四是质疑村干部的履职成效。
一些群众看到邻村有发展项目、民生项目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大，认为本村干部不作为，能力差。
五是质疑村干部的廉洁自律。
当看到、听到村干部有违规违纪问题，就认为本村也存在类似情况，在落实惠民政策过程中有“不干净”嫌疑。
这些质疑的汇集，成为村干部与群众联系、沟通的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二、导致群众不信任村干部的原因分析群众与村干部间的信任危机，有村干部的因素，也有群众的原因。
村干部的因素：1、村务决策听取意见不广，群众“漠不关心”。
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务工，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难以正常召开，村务决策和执行过程缺乏群众广泛参与，多是几个村干部开个会确定。
即便是参与了，由于一些村干部作风不实，听不见意见，群众参与决策的权利得不到尊重，积极性受挫，进而不关心、不参与、不支持。
2、安排工作少听群众心声，群众“莫名其妙”。
由于村干部缺乏调研意识，只顾推进工作，政策没讲深讲透，工作没做深做细，一些对政策不理解的群众，当遇到自身利益受损时，认为村干部乱指挥，有怨言。
村干部在项目实施需占用群众土地时，一些群众不支持，村干部认为群众在刁难，简单行事，于是“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导致群众公开阻碍，甚至产生群体性恶性事件。
3、处理事情时有暗箱操作，群众“雾里看花”。
随着群众民主意识的逐步增强，渴求在村级事务，特别是民生事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平对待。
由于村级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机制不健全，村级集体事项研究、决定、落实、公开等工作不到位，为村干部“暗箱操作”、“徇私舞弊”创造了条件。
再者，决策过程受“人情关系”、“利益驱使”影响，在农村“没有关系得不到公平对待”的问题依然存在，滋长了村干部徇私情、谋利益的行为，更有甚者，使“熟人社会”、“关系社会”的意识深入人心。
群众看不到本村决策过程的民主性，不明就里，自然对村干部失去信任。
4、能力素质普遍不强，群众认为“他不如我”。
从当前村干部的整体素质来看，不管是从发展能力上，还是从学历层次、年龄结构上都还存在差距。
一些村干部发展意识不强，带富能力有限，在帮助群众增收致富上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些村干部学历不高，政策理论水平有限，在做群众工作时不能准确传达上级政策精神；一些村干部年龄偏大，思想观念陈旧，与新形势下农村工作不相适应。
相比之下，群众的发展意识、个人素质在不断地提高，一些有能力、有基础的群众通过外出务工、在家创业纷纷走上致富路，认为村干部人微言轻，不如自己，甚至讽刺、挖苦村干部。
5、工作方式方法简单粗暴，群众“恨之入骨”。
随着农村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涌现出来的矛盾和问题也在逐步增多。
一些村干部在处理村级事务、协调群众利益时，工作思路不清晰，找不对方式方法。
有的把问题、矛盾产生的原因单方面归结于群众觉悟低、素质差；有的为平衡短期利益关系，牺牲和压制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埋下影响长期稳定的隐患；有的把问题过于简单化，工作做得不细、不彻底，导致问题一拖再拖，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引发重大矛盾。
这些类似的现象损害了群众利益，在农村，一些群众对村干部的怨恨之情溢于言表，常常与村干部对着干。
6、个别乡镇干部“越俎代庖”，群众“直找书记”。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村交通、通讯等条件有了巨大改善，乡镇干部到村工作更加方便，群众出村办事频率越来越高，客观上使得干部群众的关系日渐疏远。
交通更加方便，干部进村入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少了，工作完事就走；通讯越来越畅，乡镇干部与村干部、群众之间通过电话就能直接沟通，一些干部习惯“电话安排”、“遥控指挥”，与群众之间的沟通交流越来越少。
一些乡镇干部到村，不管该不该管、能不能管，凡事“横插一杠”，越过村干部直接表态的情况时有，间接造成群众和村干部间的误会，群众有事只相信乡镇干部，而且“信大不信小”，遇事直找书记、乡镇长。
群众的原因：1、集体观念不强，“利益驱使”的处事方式引发矛盾。
农村经济社会、基础建设、民生事业加速发展，在惠及绝大多数群众的同时，群众的思想觉悟、道德素质却提高不大，一些群众在集体和个人利益关系上处理失当，导致村级组织与群众、村干部与群众、群众与群众之间的矛盾。
在农村，经济发展常常与群众利益有相悖之处，在产业发展、基础建设中占田占土、拆迁房屋等问题上，群众集体意识不强，不愿舍弃个人既得利益，公开反对和抵制村级集体项目动工现象时有发生；在惠民政策落实中，群众“利己”思想作祟，在村里起哄、吵闹，甚至纠集群众闹事的情况也不足为奇。
在“利益驱使”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诱发下，村干部威信大减，成为大家议论和抨击的对象，信任危机便随之而产生。
2、感恩意识淡化，“理所当然”的等靠思想普遍存在。
国家惠民政策越来越好，在大幅提高群众幸福指数的同时，客观上也造成了一些群众等、靠、要思想。
不会纵向比较国家的好政策带来的生活质量的变化，却喜欢横向攀比，看东家得了低保、西家得了救济，心理愤愤不平、评头论足。
个别群众甚至觉得国家政策给予自己的好处是“理所当然”，毫无感恩意识，上一年享受了低保，下一年未享受的有意见，评给了别人，未评给自己的也有意见。
近年来，在接到的信访反映中，十有八九与农村低保、救济、补贴等民生政策落实有关，许多群众严重缺乏感恩意识，斤斤计较，以享受低保、救济等政策为荣，得到低保、救济的，靠等着低保、救济过日子，没有得到的，还会想方设法的去争、去要。
3、偏信负面言论，“无官不贪”的偏激认识煽动人心。
现在的农村，家家户户有电视，大多数人都拥有手机，有条件的地方开通了互联网，群众接收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广。
来自方方面面的消息越来越多元化，使群众在感知一些社会现象时更加直接，容易造成思想上的极端化。
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反腐倡廉的力度很大，一些领导干部纷纷“落马”，社会反响强烈。
在现实生活中，群众对那些负面的、偏激的信息和言论，比较关注和感兴趣，而那些传递正能量的报道则反而容易受“冷落”，久而久之，“无官不贪”的错误认识在群众中有了市场，在一些人心中还根深蒂固，作为农村一线管理者的村干部自然也不能幸免，成为质疑对象。
4、参与愿望减退，“敬而远之”的麻木心态造成误会。
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在家的群众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这一现象使得群众与村级组织和村干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外出人员一年半载回不了一趟家，对村级集体事务毫不关心，抱着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在家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参与村级集体事务的激情和愿望也并不强烈，对村级组织、村干部更是“敬而远之”，接触不多，村干部和群众之间的沟通交流少。
外出人员了解家乡发展建设情况的渠道窄，主要是电话与家人沟通，或是逢年过节回家听群众宣传，而在家人员对村级集体事项讨论不积极参与，决策不关心关注，宣传不全面客观，对上级政策一知半解，对党务村务不清不楚，在信息传递中易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三、化解群众对村干部信任危机的方法路径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信任危机，是当前农村社会发展的 “病症”、和谐稳定的“毒瘤”，不但影响村干部工作激情，更阻碍农村持续健康发展。
要做好“三农”工作，化解信任危机已成为当务之急。
1、推进民主建设，实行阳光村务、科学决策。
“人心”是农村发展和建设的基石，化解群众信任危机，首先要从“取信于民”入手。
针对当前农村社会现状，逐步建立完善村级事务协商、决策、施行、监督全程统一的村级民主自治制度，充分尊重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自主权，使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到村级集体事业上来。
一是建立村务“年会”制度，由村干部牵头负责，每年春节前后，利用外出人员返乡过节之机，组织本村党员、组长、先进人物、退休干部、返乡农民工代表召开会议，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收集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公开制定本村年度发展计划，村干部现场承诺，对群众提出事项，能办成的，逐一明确时限；可能办成的，集思广益想办法、出点子；不能实现的，说明原因并提出意见。
二是推行村务“月示”制度，凡村级集体事项决策、重大事项发生、集体经费支出等事项，按月分门别类进行统计，通过宣传栏、村民会议等方式向在家村民公示，通过手机短信、信函等方式告知外出人员。
让他们充分感知家乡变化，支持家乡建设。
三是坚持村务“场评”制度，每逢乡镇赶场日，在各村村级活动室设立“村务评说台”，接待群众赶场途中休息，由村干部、驻村干部值班，定期听取群众对村级发展的意见和建议，认真梳理汇总，形成村务决策参考，及时研究，推进落实。
四是实行村务“质询”制度，以村务监督委员会、村监事会为主导，通过设立意见箱、个别走访、会议集中讨论等形式，接受群众对村级事务的质询，根据群众质询情况，做好答复，解决好问题，努力让群众满意。
2、坚持群众路线，着力走进群众、贴近民心。
群众是农村发展和建设的主体，各级组织和干部必须充分发挥好联系服务群众的有效作用，在为群众服务中走近群众、贴近民心，化解信任危机。
要深入推进“干群连心·同步小康”驻村工作。
坚持工作重心下移，组织各级机关干部扎根农村，与村干部一道深入群众中去，了解群众、增进感情、解决问题、共谋发展。
要建立健全干部驻村工作制度，明晰工作职责，驻村工作项目、资金、信息等支持，以村干部为主体落实到群众中去，乡镇及以上部门干部到村工作，要充分尊重村干部，做到支持不包办，尽量避免给村干部带来负面影响，引导群众拥护、支持村干部。
要以群众服务需求为导向，建立干部直接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实行问题“一对一”帮带，回应群众诉求，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强化村干部为民意识教育，主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不但要将群众需求“上带”，也要将信息、资源“下传”，主动做好群众的服务工作，既要当好群众的“当家人”，又要做好群众的“联系者”、“服务员”，切实提升自身形象，增加群众的认同感和信任度。
3、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产业强村、党建富民。
当前，群众最迫切的需求是加快脱贫致富，说到底是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化解信任危机，关键要让群众富起来。
一是大力推进农村产业党建。
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村干部队伍建设与农村产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在富民事业中增进信任、改善关系。
实施农村党员干部家庭“率先小康”工程，引导和扶持农村党员，特别是村干部领办产业，率先致富，增强其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带领群众通过产业发展致富奔小康。
二是实施农村经济发展“三个一”工程。
即发展一项支柱产业、建立一个专业协会、培养一支骨干队伍。
发挥村干部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引导和组织群众围绕县乡统一规划发展村级支柱产业，实行“集中连片、规模发展”；组建特色产业专业协会（合作社），变小生产为大经营，集中力量走市场化、专业化的路子，提高产业应对市场变化的竞争力；围绕本村支柱产业，建设一支专业化骨干队伍，在群众中发挥领头羊作用，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并将其中优秀者作为村干部后备人选培养，一旦当选为村干部，既有群众基础、也有工作经验，容易获得群众信任。
三是实施产业发展“1+1+N”工程。
实行一名村干部、一片产业基地、多户群众联系帮带，村干部主动加强与群众联系，及时了解群众的困难和问题，帮助协调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支持，并积极主动跑市场、找信息、谋出路，使农村经济快速发展起来，群众快速富裕起来，群众信任危机自然迎刃而解。
4、建设新型队伍，不断提升素质、改进作风。
村干部是群众中的干部，又是干部中的群众，工作环境是基层中的基层、一线中的一线，其能力素质和工作作风是群众关心关注的焦点，也是信任危机是否产生的重要因素，化解信任危机，急需建设一支新型村干部队伍。
要立足村干部队伍的实际，切实加强培训，提升素质。
在培训方式上，除了专题班办、集中轮训等形式外，重点应以实训基地为平台，推行观摩考察、现场教学，提高实践能力，增强为民服务的针对性；在培训内容上，要从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等全方面、多角度考虑，合理安排培训项目，不但要大力提高村干部领导农村科学发展的能力，还要立足群众需求，从便捷、快速、高效服务群众入手，从服务群众的主动意识、工作方法上加以培训，提高服务效率。
加强村干部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在农村“没有关系得不到公平对待开刀”专项行动，对村级集体事务处理，重点整治“熟人优先”、“利益优先”、“势力优先”、“笑脸优先”等不正之风，从严从重从快处理违背群众意愿处理村级集体事务的典型，震慑村干部作风，树立为民服务的意识。
切实加强村干部队伍的监督和管理，建立村干部约束机制，规范行为，并加大对村干部违规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提高村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 进一增进群众认同感和信任感。
5、注重依法管理，构建法治环境、和谐农村。
实现农村有序管理，必须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理有机统一。
农村管理难，关键是法治建设滞后，依法治理水平不高。
建设良好的法治环境，是化解信任危机的重要保障。
要强化法治宣传，通过集中轮训、专题培训、以会代训等渠道，加强村干部法制教育，重点突出党纪法规、政策规定、宪法法律等知识学习，并把学习情况纳入对村干部的考核；要以道德讲堂、广播电视、远程教育为依托，在农村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普及法律法规知识，提高群众知法守法意识。
要健全管理制度，以法律法规为依据，结合村情、社情和民情，制定出既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又符合村情民意的村规民约，明晰农民的权利义务、各种组织的工作职责以及经济管理、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要求，经村民大会集体讨论通过后，作为村务管理和村民行为的准则，运用于农村社会治理过程，制度化管理。
要规范执法行为，加强对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处罚、行政确认、行政强制等过程的监管，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要注重培树农村守法用法先进典型，开展模范评选活动，落实奖励措施，引导社会风气，营造以守法为荣、以违法为耻的良好环境。
加大农村违法行为整治力度，严厉打击农村黄赌毒，惩治村痞村霸，铲除农村的黑恶势力，建设文明和谐新农村。
6、强化宣传教育，培养明白群众、感恩群众。
在社会舆论自由、社情民意畅通、价值观念多元的社会背景下，只有群众自身素质得以提高，才能正确认识、理性分析问题，从而化解信任危机。
加强“明礼知耻，崇德向善”主题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观念，倡导和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推广和创新农村道德讲堂，从群众身边推选道德人物、道德事迹进行宣传，通过道德讲堂净化群众心灵。
开展农民感恩教育活动，通过电影、小戏、山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群众宣传感恩理念，使群众提高觉悟，将集体利益放在突出位置，正确处理集体、个人和他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服从大局，支持村干部开展工作，形成团结互助的良好风气。
要强化宣传教育，引导农民以合理的方式表达诉求，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通过干部驻村、远程教育等资源，加强对上级政策、发展形势、村干部正面典型的宣传，引导群众站在农村发展的角度理性认识村干部行为，自觉抵制影响团结、拉帮结派、勾心斗角、互不信任等现象，争做明白群众、感恩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