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人生经历与故事
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
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 东乡县 上池里阳村人)，汉族。
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在北宋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
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
著有《临川集》。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
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
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王安石年谱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 一岁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圣八年庚午（1030） 十岁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广东韶关），王安石随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 十三岁 王益回临川（今江西东乡）母报丧，王安石随行。
景祐三年丙子（1036） 十六岁 王益服满赴京，王安石随行。
景祐四年丁丑（1037） 十七岁 四月，王益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王安石随行。
宝元二年己卯（1039） 十九岁 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
庆历二年壬午（1042） 二十二岁 三月，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
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
庆历六年丙戌（1046） 二十六岁 自临川赴京，不求馆职，改大理评事，知鄞县。
皇祐三年辛卯（1051） 三十一岁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潜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 三十四岁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祐二年丁酉（1057） 三十七岁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祐三年戊戌（1058） 三十八岁 二月提点江东刑狱。
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祐六年辛丑（1061） 四十一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嘉祐八年癸卯（1063） 四十三岁 三月仁宗，英宗（赵曙）立。
八月，母吴氏卒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
治平四年丁未（1067） 四十七岁 正月，英宗卒，神宗（赵顼）立。
诏以故官知江宁府。
九月，召为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 四十八岁 四月，自江宁入京。
神宗诏越次入对。
熙宁二年己酉（1069） 四十九岁 二月，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三年庚戌（1070） 五十岁 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与韩绛并相。
立保甲法。
熙宁五年壬子（1072） 五十二岁 行市易法、保马法。
熙宁六年癸丑（1073） 五十三岁 提举经义局。
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带赐之。
熙宁七年甲寅（1074） 五十四岁 三月，行方田均税法。
四月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
十月，行手实法。
熙宁八年乙卯（1075） 五十五岁 二月，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
六月，进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熙宁九年丙辰（1076） 五十六岁 六月，子雱卒。
十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戊午（1078） 五十八岁 正月，进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元丰三年庚申（1080） 六十岁 九月，加特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改封荆国公。
元丰七年甲子（1084） 六十四岁 乞以宅为寺，赐名“报宁”。
元丰八年乙丑（1085） 六十五岁 三月，神宗卒，哲宗（赵煦）即位。
新法先后废罢。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1086） 六十六岁 四月初六病逝，赠太傅。
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
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
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
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
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
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
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
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
”不久便郁然病逝。
历史评价：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
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
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
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
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
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
次年复拜相。
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启迪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昌盛，中国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存，经历着辉煌与失败。
这里面，有悲剧的英雄，有名标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经叨扰千古骂名的历史过客。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
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
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
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
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
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
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
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
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
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
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
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
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
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
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
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
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
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
三是保甲扰民。
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
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
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文学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
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
”（《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
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
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
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
“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
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
《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
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
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
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
”（《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
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
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
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
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
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
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
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
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
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步步封疆的章节目录
苏轼怀有辅当今皇帝为圣君的大志，充满着对自己治国平天下之才的极度自信，突出体现了他的儒家思想，然而，苏轼一生政治失意、仕途受挫、生活落魄，空有满腹才学却报国无门。
使他陷入苦闷、迷惘、感慨和悲伤。
于是，当苏轼遭遇接连的挫败和打击，建功立业的壮志难酬，一心所渴求的梦想无法实现的时候，只好“向内”寻求精神的满足。
象历史上所有封建知识分子一样，对苏轼来说，佛老庄禅思想就是最好的慰籍。
苏轼就是在佛老庄禅思想中找回了他的“自我”，找到了“最后的家”，佛老庄禅思想成了他自乐自适的乐园。
但是，苏轼也并非是简单地抛弃和抉择，苏轼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态度是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我所用。
他对儒、释、道三家，均有吸收，有批判。
在积极从政和遭贬失意的不同时期，因处于顺境和逆境的不同，又有不同的表现；同时，他对三家又有意地加以调和，形成达观自适的独特思想。
这种思想在苏轼谪居黄州期间所作的几篇赤壁诗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有集中体现。
三篇赤壁文代表了苏轼一生文学最高成就，同时也是窥悉苏轼思想的一条管道。
关键词：儒家 道家 释家 儒道互补 达观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是我国北宋中期的文学巨匠，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
学识渊博、多才多艺，诗、词、文、书、画都是一代大师。
其作品风格豪迈豁达，为文奔放不羁，为诗挥洒自如，为词豪放清旷、慷慨激越，南宋辛弃疾继承并发展了苏词风格，形成了“苏辛”豪放词派。
苏轼一生所创作的无数篇章为人们世代传唱；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为人们所倾倒；他传奇、曲折的人生经历更是吸引了无数文人为之嗟叹、为之津津乐道。
综观苏轼一生文学创作，无不与他的生活道路和思想状况息息相关。
代表苏轼一生文学最高成就的几篇赤壁诗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在他谪居黄州期间所作。
提起赤壁，不能不想到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李白《赤壁歌送别》有“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
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之句，描写了当时赤壁之战的景况，然而，三国时赤壁之战的所在地，却众说歧异，有黄州、嘉鱼、江夏、汉阳、汉川五说，有人认为苏轼所写黄州赤壁并非三国时周瑜败曹之地，并由此引出“文赤壁”“武赤壁”之说；也有人认为苏轼黄州凭吊抒怀是不错的，周瑜放的冲天大火正在此处。
本篇文章，暂且不去管它，但苏轼对赤壁的情有独衷是可以肯定的。
苏轼思想丰富博大，他不主一家，兼收并蓄，历来研究其思想者可谓多矣。
本人在此欲以苏轼的这几篇赤壁诗文来谈谈苏轼思想，以求窥一斑而知全豹，请老师批评指正。
一、儒 —— 一生无法割舍的追求苏轼走过的地方很多，为何赤壁能给他如此巨大的震动呢
究其根由，仍然是与苏轼一生的遭遇、对建功立业的热望、积极入世、致君尧舜的儒家思想有关。
当苏轼兀立于滚滚奔流的长江之畔时， “想公瑾之神”，“壮公瑾之业”，感慨万千。
他在《念怒娇•赤壁怀古》这首词中艺术性地再现了当年赤壁之战的壮观景象，一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响遏行云。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俱写周郎之事，充分表达了自己对英雄周瑜的敬佩之情。
当初周瑜少年得志，言谈卓绝，在从容谈笑之间就消灭了强大的敌军。
而自己身处逆境，空有满腹才学却报国无门。
此诗饱含了苏轼对英雄的怀念和对自己的用世之志无法施展的愤慨与失落。
《前赤壁赋》中， “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我所思慕的人在哪里呢
在天一方
很明显，这里美人意下指的就是苏轼所一心想要报效的朝廷，或者说是神宗皇帝。
听起来好像是缠绵悱恻的情歌，事实上却是宛转地泄露出不受重用的郁结，就连吹洞箫而和的客所奏的也是“如怨如慕。
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好似借箫声和歌声向远在天边的“美人”传达自己的思慕之情。
《后赤壁赋》苏轼着力描写赤壁之景与自己的行动。
文中“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也表现出苏轼的勇气，与居高临下的气势，寄托着苏轼的壮志豪情。
苏轼面对月夜山河的苍茫景色，不禁忧从中来，将郁抑之情凝聚于长啸之中，感情由乐转悲。
最后，写了游后入睡的苏子在梦乡中见到了曾经化作孤鹤的道士，在揖予、不答、顾笑的神秘幻觉中，表露了作者本人出世入世思想矛盾所带来的内心苦闷。
政治上屡屡失意的苏轼很想从山水之乐中寻求超脱，结果非但无济于事，反而给他心灵深处的创伤又添上新的哀痛。
南柯一梦后又回到了令人压抑的现实。
结尾八个字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相当迷茫，但还有双关的含义，表面上像是梦中的道士倏然不见了，更深的内涵却是苏子的前途、理想、追求、抱负又在哪里呢?苏轼的这三篇作品中，儒家用世、渴望建功立业的思想是基础，无论作者在最后的情绪、思想是如何转变，都是由于自己壮志难酬，而由此所引发的。
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让他困惑。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从自我嘲讽中流露出对自己经历的无限感慨和悲伤。
我们不难想象，当苏轼一生遭遇接连的挫败和打击，一心所渴求的梦想无法实现的时候，他很自然的要去发泄、或者说调节，然而，这种追求和理想却是深入骨髓的，自始至终无法改变的，假如有朝一日苏轼会被朝廷重用，他致君尧舜的思想也会即刻复苏。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虽为自慰、解脱，但我们不难看出其中隐含的无奈和伤感。
其实他心中仍怀着渴望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
苏轼迫慕韩琦、范仲淹、富郑、欧阳骼等政治与文坛元老，有用世之志。
苏轼早在26岁时即踏上仕途，儒家入世思想本是他的“主心骨”，早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言壮语，最能代表他对事功的向往和追求，苏轼考试礼部进士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热烈赞颂儒家一贯标榜并引以为典范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成康之际”，提出坚持实行仁政的基本原则：“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
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入于忍人”。
这虽然是参加科举考试的文章，但确实反映了苏轼的政治思想，而且这种思想成了他后来一生从政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贯彻始终的。
在仁途顺利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
苏轼在其中年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
对于王安石变法，苏轼虽因过于夸大变法的流弊而持守旧观点，但在守旧派废除新法时，他却不惜丢掉高官厚禄，与司马光当面顶撞，力言保存免役法之必要。
1074年，入仕不久的苏轼在自杭州通判调密州知州的赴任途中，第一次以豪放词风写下了自己的宏大抱负：“当时共客长客，似二陆初来俱少年。
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用舍其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看
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词中抒发了自己欲辅当今皇帝为圣君的大志，充满着对自己治国平天下之才的极度自信，并表达出一种对自主选择进退的自豪感。
一个才华横溢、英气勃发的苏轼跃然纸上。
苏轼在密州任知州时，一方面从儒家的高度责任感出发，对人民的疾苦表现出深切的关怀和歉疚：“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
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
(《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
另一方面他又以古代豪杰自比，表达出强烈的报效国家民族于疆场的愿望。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风。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
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江城子·密州出猎》）即使在政治上连遭打击之时，苏轼的进取精神仍未完全磨灭。
谪居海南期间，那时他已是罪废之人，不在其位也不谋其政了却仍然写下了这样的词句：“君命重，臣节在。
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千秋岁·次韵少游》），表达了他不忘自己的使命，虽历经磨难仍不改报效国家的政治抱负。
二、 佛道——致君尧舜不得的尉籍随着宋代以后封建君主个人独裁的加剧，文人士大夫们的人格被进一步压缩，其个人的理想往往被至高无上的皇权所粉碎。
他们不得不通过恬淡生活的追求以自娱，退隐山林，保持品节，超然于物外。
然而，对于不少有志之士来说，一旦有了机会，他们就表现出急切的建功立业之心，为维护封建统治失序而殚思竭虑。
这是一种“儒道互补”的人格模式。
苏轼思想即是这种“儒道互补”的典型，而且苏轼的思想中在儒道外还有佛家思想。
苏轼的思想以儒家为主，而道家和佛家却也与他结下不解之缘。
八岁时就曾在天庆观北极院从道士张易简读小学。
年轻时就喜欢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可见他对老庄思想是一拍即合，很自然地在内心引起共鸣。
不仅对老庄，就是对道教的道术，他从年轻时起也深有爱好，至晚年也没有改变。
谪居惠州时，在《与刘宜翁使君书》中，求刘尽发道术之秘，并希望对方惠赠给他炼成的外丹。
在信中说，他“龆龀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
然未尝一念忘此心也。
”对佛家他也很早就有接触，年轻时即与蜀中的文雅大师惟度、宝月大师惟简交往。
通判杭州时，喜听海月大师惠辨说法，颇有感悟。
他回忆当时情况说：“每往见师，清坐相对，时一闻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
”到贬居黄州时，他在很长时期中“杜门不出。
闲居未免看书，唯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
”不仅研习佛理，而且在佛教中寻找精神寄托。
他在反省往日的“举意动作”，求“自新之方”时，便“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在近五年的时间里，到城南精舍安国寺，“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
私窃乐之。
”而愈到晚年，愈是遭遇不幸，在生活上便愈多地吸收佛、老思想，作为处逆为顺、安以自适的一种手段。
他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善处穷，随缘自适，超然物外，更加努力追求“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
如他在给子由书中所说的：“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别胜解。
”所谓“但尽凡心”，就是他所追求的“以时自娱”，而“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可作乐事也。
”而这种人生态度的基础，便是道家和佛家的思想。
苏轼在黄州时，政治失意、仕途受挫、生活落魄，使他陷入苦闷与迷惘。
怎么办
进即不成，那就退吧。
正是这种苦痛，使苏轼的思想“向内转”，建功立业的壮志难酬，只好“向内”寻求精神的满足。
象历史上所有封建知识分子一样，对苏轼来说，佛老庄禅思想就是最好的慰籍。
苏轼就是在佛老庄禅思想中找回了他的“自我”，找到了“最后的家”，佛老庄禅思想成了他自乐自适的乐园。
苏轼虽然在政治上屡遭挫折，但是并没有走上“伤感”的道路，关键是有佛老庄禅思想的支撑。
在自然、自由的诱惑下，苏轼的一生，寻山、寻僧，在自然山水中徜徉，目的就是在现实生活的缺憾之外，寻找一种精神的弥补。
这时，佛道思想就成了他退的精神依靠。
人是需要调节的，此时，佛道就是苏轼的调节。
感怀周郎雄姿英发，自己潦倒失意，于是想到“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于是“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赤壁泛舟，“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月出东山，白露横江”，给他郁闷、郁积的心灵带来了舒畅和洒脱，感觉自己“冯虚御风，羽化登仙”。
“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
道家的寻仙访道的思想又涌上了诗人的心。
《前赤壁赋》中的“水月”意象也是很典型的道家思想，苏轼以水月之喻，借助庄子的相对主义的观点，阐述了变与不变的关系。
“逝者如斯，（写水的变）而未尝往也；（写水的不变）盈虚者如彼。
（写月的变）而卒莫消长也。
（写月的不变）所以，从变化的角度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而从不变的角度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这一段实际上反映了苏轼的思想，文章中 既有人生短暂若蜉蝣的消极思想，又有万物无尽，遗世独立的达观思想，这一段也可看出苏轼所受老庄佛禅的影响，常常透过无限的宇宙空间来体验人生，观照自然。
本赋写于作者被贬黄州之时，水月之喻，正是作者以旷达（与客共享清风明月）掩蔽无奈的特定心情写照。
现实中的“水月”是实在的，静谧柔和，历史中的“水月”苍凉凄婉，借此凭吊古人，而最后作者上升到哲理上， “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苏轼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安慰的较为现实的途径。
无论人生的感叹或政治的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对山水的爱恋中得到了休憩。
自然山水融入苏轼的生活、兴趣、情感中。
秋风秋月、平畴旷野，极其普通的景色在这里都充满了生命和情意，道化自然，物我两忘。
借水月之景，巧妙地表达了作者由乐而悲、由悲而喜的解脱过程，情感的起伏变化既表达了作者的苦闷和不平，又表现了作者在失意后善于自我解脱的旷达胸怀，其情深沉蕴藉。
在佛家的思想里，人的命运是早就安排好的，在失意之时，苏轼的心里也浮出了这样的念头：“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而这时只有“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才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
佛家思想天地本是一体，物我本是一源，于见山见水中去大彻大悟，山水之中充满了禅意，充满了佛的智慧。
走在黄州城外的苏轼这时就将所有的情感都寄于山水之中，去体会生命中的顿悟。
三个月后，“是岁十月之望”，苏轼重游赤壁写下了《后赤壁赋》以抒前赋未尽之意。
此次登临赤壁，苏轼超尘脱俗、虚无缥缈的思想则在文中更加鲜明、突出。
前面一词一赋，始终兼有怀古伤今，感奋激发之情，而在后赋里，作者对当年赤壁之战的宏图奇景只字未提，既没了感奋色彩，也不为周郎的年轻有为而激动，煞似看破红尘。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赋中句句冬景，字字悠闲，写到最后，竟然有“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之“孤鹤”掠舟而飞；又有道士化鹤，梦中显形之幻觉。
写得神乎其神，迷离恍惚，真如羽化登仙之境了。
文章之末，有“道士顾笑，予亦惊寤。
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的缥渺禅意。
《古文观止》比较两赋曰：前赋“写实情实景，从‘乐’字领出歌来”；后赋“作幻境幻想，从‘乐’字领出叹来”。
三、达观——儒道佛融合互补的结果正如许多论者所言，苏轼在赤壁三咏中的确流露了浓重的佛老思想，流露了出世、退隐的意愿。
晁补之在《续离骚叙》云：“公谪黄冈，数游赤壁下，盖无意于世矣，观江涛汹涌，慨然怀古，尤壮瑜而赋之。
”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中认为读《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两赋，“胜读南华一部”。
李泽厚先生将此提到美学、哲学的高度进行分析，认为表现了“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表现了“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
但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他清楚地知道，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而对社会的退避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就像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因此“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是不可能实现的。
他思想的独特之处就在与他将儒道佛三者融合互补，形成了宠辱不惊，进退自如的达观。
苏轼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态度是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我所用。
他对儒家有吸收，也有批判；对释、道二家，也是有吸收，有批判。
但在积极从政和遭贬失意的不同时期，因处于顺境和逆境的不同，又有不完全相同的表现；同时，他对三家又有意地加以调和。
1、对三家的吸收中也有批判首先， 他对儒学是有所批判，有所强调的。
他批判儒者强调性而忽视情。
在《韩愈论》中他说：“儒者之患，患在于论性，以为喜怒哀乐皆出于情，而非性之所有。
夫有喜有怒，而后有仁义，有哀有乐，而后有礼乐。
以为仁义礼乐皆出于情而非性，则是相率而叛圣人之教也。
老子曰：‘能婴儿乎
’喜怒哀乐，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则是相率而为老子之‘婴儿’也。
”但他反对空谈性，反对把情和性对立起来，“离性以为情”。
他认为儒学是近于人情的。
在《中庸论》中他说：“夫六经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
”又在《诗论》中说：“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
”苏轼并未完全“无意于世”，他还是有所希冀、有所寄托的，佛老思想只是他应付严酷的政治环境和困顿生活的武器，解决内心矛盾冲突的方法。
苏轼学习和吸收佛老思想，并不是为了避世，更不是出于一种人生幻灭，而是体现为一种人生追求。
可以说，这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是超世俗、超功利的。
他是吸收佛老思想中他认为有用的部分，并加以改造利用，以构建他的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
这种境界是超脱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它的积极的意义在于，体现为一种人生境界的升华。
他在《答毕仲举》中曾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
静似懒，达似放。
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
”这里讲的“静”和“达”，就是一种高层次的人生境界。
这种境界，第一个层面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对世俗人生的超脱。
名利、穷达、荣辱、贵贱、得失、忧喜、苦乐等等，都是人生现实欲念所生出的一种羁绊和枷锁，到了“静”和“达”的境界，就从这种羁绊和枷锁中解脱出来了。
第二个层面，可以理解为达到一种自由的境界，人的精神世界因此而变得无比的开阔和广大，可以不受尘世的污染，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包括极痛、极苦、极悲的境况之中）都能处之泰然，甚至得到一种愉悦和欢乐，得到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
但这种境界，在实际上充满倾轧、争斗、残害、悲苦、烦恼等等的尘世中，是很难找到，也是很难实现的。
因此，这种人生追求，常常只能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或理想，或者说只是一种想象，而作为一个诗人，这种追求和想象熔铸在他创作中，就变为一种艺术创造。
《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中所创造的，就是这种不受外物羁绊的、超旷的、自由人生的境界。
这是一种人生追求的艺术化，他所创造的，既是艺术境界，也是精神境界。
不过，从表面的超脱中，我们仍然能看到隐含其中的人生的忧苦。
在“静”与“达”中，身处现实世界中的诗人，也不免时时露出挣扎的痕迹。
苏轼学习佛、老思想，虽然是想达到“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境地，而实际上却是达不到的。
对于一般学佛、学道者的玄虚莫测，他是扬弃的；他所重视和吸取的，是比较切近人生的实用的一面。
所以他说：“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
”在本为玄虚缥缈的佛老思想中去追求一种简易、粗浅、实用，这是苏轼学佛学老的独特态度，也是他能将三家思想融通的又一方面。
他同陈述古谈禅理，曾有极风趣的“龙肉”和“猪肉”之比，是很说明问题的。
陈批评他所理解的禅理过于粗浅，而禅理照陈看来是比较玄妙精深的；苏轼就将粗浅的比作“猪肉”，将精妙的比作“龙肉”，说：“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
”当然，苏轼并不是一点没有受到佛家和道家的虚空、命定论等思想和人生观的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也是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
如下面这样的诗句在他的诗集中就为数并不算很少：“浮生知几何，仅熟一釜羹。
那于信仰间，用此委曲情。
”（《次丹元姚先生韵》）“富贵本无定，世人自荣枯。
”（《浰阳早发》）“宠辱能几何，悲欢浩无垠。
回视人世间，了无一事真。
”（《用前韵再和孙志举》）等等。
由此可见，他对佛老思想和对儒家思想的态度是基本上一样的，即为我所用，从自我需要出发，加以利用和改造。
2、儒、道、释的融合从对社会人生的基本态度看，儒家思想的基本倾向是积极入世的，而释、道思想的主要倾向则是消极出世的，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矛盾。
苏轼看到这种矛盾，在他政治上奋发有为、想望实现他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时，他曾经批判过释、道思想。
但在他处于逆境时，即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难于实现而个人又遭受到排斥打击时，则又更多地接受清静无为，超然物外的思想，在释、道思想中找到精神的寄托。
在《醉白堂记》一文中，他借称颂韩琦来表现自己的处世态度：“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
”这完全是用庄子“万物齐一”的思想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
《庄子·齐物论》主张齐是非，齐彼此，齐物我，齐寿夭，认为“道未始有封”，即认为道是没有界限差别的，认为任何事物的差别和人们认识的是非，都是相对的。
苏轼所表现的，实际上就是庄子的相对主义哲学。
而在《超然台记》一文中，他更阐发和推崇那种超然物外的思想，他说：“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
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
是谓求祸而辞福。
……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
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
”他认为美恶齐一，因而无所谓“去取之择”，这样就可以“游于物之外”了。
而他之能“无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可见他的乐天派的性格和生活态度，确实跟庄子齐生死、齐得丧、等富贵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但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上，而且主要在身处逆境需要排解内心苦恼的时候；而在牵涉到政治，牵涉到国家的治乱兴亡时，他又是排斥和批判佛、老的。
苏轼对于儒道释三家都有着相当深度的研究，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渗入到他的思想中，而他自己则始终在三者之间徘徊。
佛家要求人以出世之身怀入世之心，道家提倡人以入世之身行出世之事，而儒家则事以入世之身行入世之事。
苏轼在当时那个处境，应该还是很想入世，济世为怀的。
但是现实不允许他太过积极地入世——太多的人在等着抓他的痛脚呢。
而他也不会将有用之躯投入空门中，更不会傻傻的慢慢的将入世之心变成出世之心。
所以他选择了一个聪明而折中的态度：以半出世之身怀入世之心行入世之事。
他所行之事已经是需要相当强硬的行为的了，如果连当时的人生态度都是相当强硬的话，那就非常偏激和危险了。
正是有些消极的思想中和了他的行为，使他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理性；也正是随遇而安的思想，才能让他安于被贬，不会不断地强烈地期望复官、复俸；才会开始反躬自省，开始思考；才会出现像前后《赤壁赋》这样光芒四射的作品，才会将他的人格、他的思想、他的内涵完全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他调和儒学和佛、老思想之间的差别和矛盾。
他认为佛、老思想同儒家思想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有其相通之处。
在《上清储祥宫碑》一文中，他说：“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
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
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
”他批评《史记》中所说庄子诋訾孔子之徒是并不真正了解庄子，实际上“庄子盖助孔子者”。
“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意即实际上赞同而文辞上不赞同），阳挤而阴助之。
”在《南华长老题名记》一文中，他甚至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并且肯定南华长老认为佛家虽是出世的，但与入世的儒家实际相通不悖的思想：“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
”本来是很不相同的，他却极力调和，可见他在自己的思想中是要努力使儒、释、道三家熔于一炉。
对韩愈他是十分尊崇的，却批评他固守孔孟而不能吸收杨、墨、佛、老之学。
他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
何者
其为论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杨、墨、佛、老甚严。
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也。
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
”苏轼尽管怀抱着“致君尧舜”的理想，但现实却难尽如人意。
词人从现实出发，走向理想步履艰难。
那么，如何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
苏轼的回答大致是：淡化功名意识；守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随机应变的人生哲学；抱定“乐天知命”的处世态度。
热爱现实人生、而又基本能做到在顺境中淡泊、在逆境中从容、面对境遇变化时通达。
苏轼的人生思考超出凡俗，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特别是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也显得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
参考资料：
赏析：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苏轼《饮湖上初晴雨后》）
苏轼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浓妆淡抹总相宜。
这是一首赞美西湖美景的诗，写于诗人任杭州通判期间。
首句“水光潋滟晴方好”描写西湖晴天的水光：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西湖水波荡漾，波光闪闪，十分美丽。
次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描写雨天的山色：在雨幕笼罩下，西湖周围的群山，迷迷茫茫，若有若无，非常奇妙。
从题目可以得知，这一天诗人在西湖游宴，起初阳光明丽，后来下起了雨。
在善于领略自然美景的诗人眼中，西湖的晴姿雨态都是美好奇妙的。
“晴方好”“雨亦奇”，是诗人对西湖美景的赞誉。
“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两句，诗人用一个奇妙而又贴切的比喻，写出了西湖的神韵。
诗人之所以拿西施来比西湖，不仅是因为二者同在越地，同有一个“西”字，同样具有婀娜多姿的阴柔之美，更主要的是她们都具有天然美的姿质，不用借助外物，不必依靠人为的修饰，随时都能展现美的风致。
西施无论浓施粉黛还是淡描娥眉，总是风姿绰约的；西湖不管晴姿雨态还是花朝月夕，都美妙无比，令人神往。
这个比喻得到后世的公认，从此，“西子湖”就成了西湖的别称。
这首诗概括性很强，它不是描写西湖的一处之景、一时之景，而是对西湖美景的全面评价。
这首诗的流传，使西湖的景色增添了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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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 最近，我读了海伦•凯勒的自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令我深有感触。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又盲又聋的海伦•凯勒坎坷的一生，以及她的心路历程。
她一生只有十九个月光明与声音，在安妮•莎利及其他老师的帮助关爱下，在亲朋好友的成全中，海伦•凯勒克服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完成了哈佛大学学业，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学士学位。
她始终致力于残疾人事业，四处募捐用以改善残疾人的生活环境，并为他们创造受教育的机会。
她曾周游世界各地，为残疾人加油鼓劲。
最终成为一名杰出的慈善家、演讲家、教育家。
她的世界只有无光、无声、无语的孤独岁月。
但她却顽强地认为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第一天，我要看人，他们的善良、温厚与友谊使我的生活值得一过。
第二天，我要在黎明起身，去看黑夜变为白昼的动人奇迹。
第三天，我要在现实世界里，在从事日常生活的人们中间度过平凡的一天。
海伦的三天就如此仅仅有条，可我们的时间和机遇还很多，可以创造美好的生活。
光明对我们来说不是奢望，声音也不是可欲而不可求。
对我们来说，并不缺乏完善的身体组织，我们需要的是意志上的顽强，不向命运投降的，自强不息的精神
更重要的是要拥有一颗积极、乐观、敢于创造奇迹的心
为善为恶在一念之间，生命中的奇迹出现与否也是一念之差。
上天赐予我们眼睛，是让我们看清这个世界；上天赐予我们思想，是让我们改变世俗，让精神世界更美好；而上天赐予我们双手，是为了让我们拥抱未来，创造出生命的奇迹
有位哲学家曾经说过：“勇敢寓于灵魂之中，而不是一副强壮的躯体。
”这正是对海伦的真实写照。
海伦凭着一颗坚强的心，最终在逆境中崛起，真是身残志不残。
我们太幸运了，我们拥有美好的一切——健全的体魄、良好的学习环境、优秀的老师……我们从今起一定抓紧每一分一秒，不要让光阴虚度，不要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要像海伦•凯勒那样，不埋怨、不放弃，好好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奋发学习，以微笑面对厄运，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以杰出的成就显示生命的价值。
作为新一代的大学生,有着良好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但自身缺乏毅力。
因此，这篇文章给我最大的启示是： 一、要正确地对待困难，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困难。
遇到困难时，不要害怕退缩，而要想方设法地将困难克服，战胜困难的过程也正是自己进步的过程。
二、尽力地完成每一件事。
有位名人曾说过：“什么是不容易
不容易是把每天应做的事每天都坚持做。
什么是不简单
不简单就是把每件事都做得最好。
”是啊，如果能按上面说的去做确实是十分难。
做一件事、坚持一天很容易，坚持二天也很容易，但天天做到却很难。
因为这不仅需要恒心，还需要坚韧不拨的毅力。
而要把每件事都做到最好，更是难上加难。
因为这不仅要上述的两点，还要有做事认真仔细的好习惯。
如果我们能办到这两点，就能在平时的点点滴滴中得到进步，得到提高。
三、要有乐观向上的良好心态。
海伦在巨大的打击以及困难面前，不是怨天尤人，而是以乐观向上的心态去面对，使自己得到信心。
乐观向上的良好心态，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初三如何在最后一个月之内迅速提高成绩
提高分数是循序渐进的，没办法临时抱佛脚，好好看看自己平时的报纸卷子哪里有错误的 然后反复去做 用类似的题目这样有助于提高分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