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光阴,及时努力,珍惜青春”是《弟子规》中哪一句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 ，晚年自号庐山人,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是匈奴人的后裔。
唐代中晚期诗人、哲学家。
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
政治上主张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
诗现存800余首。
其学习民歌，反映民众生活和风土人情的诗，题材广阔，风格上汲取巴蜀民歌含蓄宛转、朴素优美的特色，清新自然，健康活泼，充满生活情趣。
其讽刺诗往往以寓言托物手法，抨击镇压永贞革新的权贵，涉及较广的社会现象。
晚年所作，风格渐趋含蓄，讽刺而不露痕迹。
刘禹锡耳濡目染，加上天资聪颖，敏而好学，从小就才学过人，气度非凡。
他十九岁游学长安，上书朝廷。
二十一岁，与柳宗元同榜考中进士。
同年又考中了博学宏词科。
后来在政治上不得意被贬为朗州司马。
他没有自甘沉沦，而是以积极乐观的精神进行创作，积极向民歌学习，创作了《采菱行》等仿民歌体诗歌。
一度奉诏还京后，刘禹锡又因诗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触怒新贵被贬为连州刺史。
后被任命为江州刺史，在那里创作了大量的《竹枝词》。
名句很多，广为传诵。
824年夏，他写了著名的《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这首诗为后世的文学评论家所激赏，认为是含蕴无穷的唐诗杰作。
后来，几经多次调动，刘禹锡被派往苏州担任刺史。
当时苏州发生水灾，饥鸿遍野。
他上任以后开仓赈饥，免赋减役，很快使人民从灾害中走出，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苏州人民爱戴他，感激他，就把曾在苏州担任过刺史的韦应物、白居易和他合称为三杰，建立了三贤堂。
皇帝也对他的政绩予以褒奖，赐给他紫金鱼袋。
刘禹锡晚年回到洛阳，任太子宾客，与朋友交游赋诗，生活闲适。
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
刘禹锡写的《陋室铭》，全文共81字，字字珠玑。
但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这篇名作是刘禹锡一气之下挥毫写成的。
贞元九年（793），刘禹锡中进士后，官至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可谓官运亨通。
后因他参加王叔文的永贞革新运动，得罪了当朝权贵宠臣，被德宗皇帝贬至安徽和州当通判。
按当时地方官府的规定，他本应住衙门三间三厦的官邸。
可是，和州的知县是个势利之徒，他见刘禹锡贬官而来，便多般刁难。
先是安排他住在县城南门，不久，又要他搬至北门，由原先的三间屋缩小到一间半，不久又要他搬居城中。
半年之间，连搬三次家，住房一次比一次狭小，一次比一次简陋，全家老小根本无法安身。
刘禹锡觉得这县官欺人太甚，愤然提笔写下了《陋室铭》一文，并请大书法家柳公权书碑勒石，立于门前，以示“纪念”，一时轰动朝野。
斯时被贬为广西柳州刺史的柳宗元，与刘禹锡是同榜进士，诗歌唱酬，友谊殊深。
当他读到《陋室铭》后，获知刘禹锡遭受势利小人冷遇时，愤懑不平，立即上书朝廷请求：“情愿以自己被遣之地柳州换和州，虽得重罪，死不恨。
”虽未获准，但足可见“患难识知己，文人更相亲”的高贵品质。
人世沧桑，岁月如流。
势利小人早已化作黄土一抔，而刘禹锡的《陋室铭》，却光照历史，留传千古。
元九年进士，登博学鸿词科，授监察御史，因参加王叔文变法，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迁连州刺史。
后因宰相裴度力荐，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世称刘宾客。
与柳宗元交好，人称“刘柳”，又与白居易常相唱和，又并称“刘白”，诗风格清新，宛转含蓄，善于吸收民歌的精华，并多反映社会生活。
刘禹锡的生平经历
刘禹锡，字梦得，河南洛阳人；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
父亲刘绪为避安史之乱，迁居苏州；刘禹锡公元772年生，很小就学习儒家经典和吟诗作赋，聪明又勤奋。
790年，刘禹锡游学洛阳、长安，在仕林中颇得声望。
793年，中进士及第；同年登博学鸿词科。
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释褐为太子校书。
不久丁忧居家。
800年，杜佑以淮南节度使兼任徐泗濠节度，辟刘禹锡为掌书记。
后随杜佑回扬州，居幕期间代杜佑撰表状甚多。
802年，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
不久迁监察御史。
“二王 八司马”：805年，唐顺宗继位，启用原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伾，进入中枢；刘禹锡与王叔文交好、被器重，遂被委以重任；二王和刘禹锡以及柳宗元一道，作为革新集团，力图改革弊政，不料触动保守势力利益，遭到反扑，很快宣告失败；二王遭赐死、贬谪，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贬为远州刺史，后随即加贬为远州司马。
后来政治生涯蛰伏度日。
刘禹锡晚年到洛阳，与朋友交游赋诗，唱和对吟，生活闲适。
842年，卒于洛阳，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
孔子的主要思想
思想品格 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个政，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识份子。
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
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
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
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
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
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
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
“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硕字五行属什么?
硕(硕)姓名学解释：【清雅荣贵，多才贤能，中年吉祥，晚年隆昌，二子吉祥。
】民俗五行：土 音律五行：金 姓名学笔画：14 简体笔画：11 拼音：shuò硕<形>(形声。
从页,石声。
页,头。
本义:头大)同本义 [big-headed]硕,头大也。
――《说文》引申为大 [big]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诗·魏风·硕鼠》硕果不食。
――《易·剥》彼其之子,硕大无朋。
――《诗·唐风·椒聊》又如:壮硕;肥硕;硕德(大德);硕见(高见);硕大;硕画;硕望;硕量;硕谋(远大的谋略);硕虑(深远的思虑)通“石”。
比喻坚固 [solid]孤与将军,恩如骨肉…而忍绝王命,明弃硕交,实为佞人所构会也。
――《文选·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 [erudite;broad and profound]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之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
――明·宋濂《送东阳马生序》弱冠游学都下,通儒硕学,必造门质疑。
――《南史·顾越传》又如:硕老(年高望重的博学之士);硕彦(品节高尚、学问渊博的名流);硕隽(学识渊博、俊拔出众的人才)硕大无朋[gigantic] 大得没有可与之相比的;巨大无比彼其之子,硕大无朋。
――《诗·唐风·椒聊》
汉武帝兴办太学的性质是什么
汉代至武帝元朔五年，即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地主阶级才有了培养统治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学。
汉代太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封建官立大学制度的确立。
太学的创办需要一定的条件，必须具备经济与政治的基础和社会的需要。
西汉初年，汉高祖竟配备不齐四匹一色的马来驾车，将相大臣有的只能乘坐牛车，经济如此凋敝，不经过长时间的恢复，根本没力量创办官学。
当时中央集权制尚不巩固，统治者忙于削藩和应付匈奴的侵扰，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之事。
至汉武帝时，生产恢复，经济得到初步的发展，国力充实，政治统一，才具备了兴办太学的条件。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采用所谓 推恩法 ，对诸侯王实行分土不治民的制度，大小官吏逐渐都由朝廷直接任命，初步建立了统一的官僚机构。
封建帝国的巩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能否牢牢控制官僚机构，各级官僚机构能否把朝廷的号令、政策及时地贯彻到所辖地区，以维护国家的统一。
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牢固树立儒家大一统国家观念和宗法思想的人才，以充实各级官僚机构，就成为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制的关健，这就要求统治者解决人才来源问题。
所以建设有效的吏治，需要培养符合要求的人才，这是兴办太学的强大动因。
同时，汉代太学的兴办，也得力于两个治《公羊春秋》的儒家学者，一个是董仲舒献策于前，一个是公孙弘以丞相之职贯彻于太学的发展。
汉代太学初建时规模很小，只有几个经学博士和五十个博士弟子。
至汉代中期昭帝、宣帝时，为了缓和因连年战争而一度紧张的国内阶级矛盾，实施了与民休息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国家又呈现出兴盛的气象。
特别是汉宣帝整治吏治，考核实效，注意人才的培养，因此太学也得到相应的发展。
太学生在汉昭帝时增至一百人，到汉宣帝时则增至二百人。
西汉后期，刘氏王朝由盛至衰，豪强势力猖獗，君主采取妥协政策，统治思想发生相应变化，由提倡儒学为主、刑名学为辅的董仲舒春秋公羊学，改为提倡宽柔温厚的儒家《诗》学，放纵了豪强势力的发展，但统治者的进一步重儒，却推动了以研讨儒学为主旨的太学的发展，太学生数目不断增多。
王莽执政时，还采取种种措施扩建太学：为太学兴建校舍 万区 ，立乐经，增设博士等等。
虽然王莽扩建太学，怀有个人政治目的，但他对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却不应抹煞。
以上是西汉年间太学发展的大致状况。
东汉期间的前期，汉光武帝与汉明帝执政，皇权比较巩固，外戚和宦官不敢公开作恶，社会一度比较安定，太学也因之得到了正常发展。
章帝以后，东汉政治进入了黑暗时期，太学教育一度衰落。
至邓太后把持朝政，她吸取了以往外戚失势的教训，既注意并用外戚和宦官，又注意表扬儒学，尊礼三公。
直到顺帝永建六年，太学得到重修，扩建了 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以后又增加了太学生的来源，还增加了甲乙两科学生及太学生的俸禄，于是太学生人数大增。
汉质帝时，梁太后朝政，为巩固她的政权，重又表彰儒学，广招太学生，结果使太学生多至三万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
我国东汉末年的太学远远胜过了 波大 ，这一史实又一次证明了我国古代教育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太学的管理与教学。
汉代朝廷掌管文教的官员为太常，居九卿的首位。
太常原名奉常，是秦旧官，汉景帝时更名太常，王莽新朝改秩宗，东汉时期又恢复了太常的名称。
太常负责管理文教，这种教育行政体制，明显地保留着政教合一 的性质。
朝廷对太学的管理，除委任太常总负责之外，皇帝还亲自到太学视学，说明我国古代教育行政管理，在肇始之初就受到格外重视。
太学的教授称博士，其主要职责是 掌教弟子 、以教学为主。
但 国有疑事 仍应 掌承问对 （《后汉书·百官志二》），即参加朝廷的政治、学术讨论。
此外还有 奉使 及巡视地方政教等项工作，汉代的博士是过问政治的，其教职体现了 通经致用 的原则。
众博士之上还设有首席长官，西汉时博士首席称仆射，东汉时改为祭酒。
祭酒由太常 差选有聪明威重 的博士担任，他是后来大学校长的前身。
汉代太学素有 严于择师 的传统。
西汉的博士多由名流充当，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选拔；东汉的博士要经过考试，还要写 保举状.由于博士属于朝廷命官，所以也有由诸科始进和他官迁升的。
两汉挑选博士非常慎重严格，博士必须德才兼备，要有 明于古今 、 通达国体 的广博学识，具有 温故知新的治学能力，应当为人师表，使学者有所 述 ，又可以尊为道德的风范。
此外，还必须具有足以胜任博士职责的专经训练和相当的教学经验，以及身体健康等条件。
后来皇帝颁布的诏书又规定，任博士必须在五十岁以上。
经过严格挑选，在汉代大学执教的博士，一般来说质量较高，其中不乏一代儒宗学者。
由这些人执教，对提高太学教学质量，起着保证性作用。
应当指出，太学毕竟是封建官学，封建社会政治上的腐败现象，不可能不侵蚀太学的行政管理，造成太学博士的选择存在着弊端。
不过，从总体上说， 严于择师 仍是汉代太学的主流。
汉代太学还有尊师的传统，太学博士享有较高的经济、政治待遇。
汉代太学博士，负有议政、奉使、巡视等职责，说明他们的政治地位不低。
太学的学生称博士弟子，到东汉时简称 太学生 或 诸生.太学生的补选办法，两汉时期并无严格规定，最常见的是两种形式：其一是太常直接选送；其二是郡国县道邑选送，选送不实的，负责长官要受处罚。
选送的条件大致参照公孙弘拟订的办法。
此外，还有通过考试和因 父任 而入学的。
招收太学生，没有严格的学龄限制。
公孙弘拟定的方案中虽有十八岁入学的规定，实际上，汉代太学生既有六十岁以上的白首翁，也有十二岁即显名于太学的 任圣童 （即任延年）。
由太常选送的太学生为正式生，享有俸禄，由其他途径入学的为非正式生，费用自给。
家境贫寒无力经达的博士弟子，可以由郡国遣送，至太学后也允许一边求学一边靠劳作为生。
王莽以后，太学生的成份逐渐发生变化，起初有元士之子 得受业如弟子 的规定，继而又增加了公卿子弟及明经下弟入学的规定，太学的贵族子弟日渐增多，贵族化的倾向也有所发展。
太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各有不同：有的成为卿相，有的任官为吏，有的收徒为师，但也有学而无成白首空归的。
除大将军、大官僚的儿子不靠太学的资格就可以做官之外，大部分的大学生，其出路仍体现了 学而优则仕 的办学宗旨。
统治者建立太学，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吏治效能，加强中央集权。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汉代太学实行了养士与选才相结合的办法，与此同时又改革了文宫的补官与晋级规定，使之与太学的选才原则一致起来，这一方案也是由公孙弘统一拟定的。
公孙弘的建议得到汉武帝的批准，自此以后， 文学礼义 、 通一艺以上 都被列为补官、晋级的条件，而且优先使用 诵多者.官吏的文化程度，儒学的修养水平受到高度的重视，造成汉代 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 （《汉书·儒林传》）的局面，即从皇帝丞相一直到地方官，都会讲经学。
儒学和仕途完全结合起来，读书人都变成了儒生。
养士育才和职官制度的一致性，是汉代政治思想统一的重要原因，也是贯彻 独尊儒术 文教政策的关键一环，这在当时具有顺应历史发展需要，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补充和修正世卿世禄制度的积极作用。
但是，剥削阶级升官发财的思想，也随之侵蚀着学校教育，毒害着读书人的思想，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是应当批判的。
太学对学生的生活管理比较松散，缺乏经验。
太学建有供太学生居住的房舍，学生们可以分室而居、偕家室同居以及在校外赁屋而居。
太学的教育及对学生的学习管理也不尽完善，但确有一些独到之处：第一，以经师讲学为主，学生互教为辅。
汉代文具虽然已有缣帛、纸、笔，但是使用并不普遍。
在书写出版相当困难的汉代，大师们的经说难于书诸简牍，多是师师相传，学习儒学就必须从师，经师讲学也就成为汉代大学的主要教学形式。
经师讲学有专门的讲堂，据说洛阳太学的讲堂 长十丈，广三丈 ，还有内外之分，称 内外讲堂 ，可以想见当时讲学的规模宏大。
太学博士多为一代名儒，对儒经都有专门研究，他们说经，具有讲学性质，致使我国封建社会的太学，在其初创阶段就有了学术性。
同时汉代社会也较注重经师的教学艺术，这种时尚直接影响太学的教学。
为了确保师师相传的经说不致 走样 ，促成政治思想的高度统一，汉代统治者规定传授经书必须信守师法与家法。
所谓师法，是指传经时以汉初立为博士的经师的经说为准绳，例如《公羊春秋》就以董仲舒所传的经说为师法。
后来，大师的弟子们在传经时，又有所发展，形成一家之言，这就叫家法，例如后汉就有 颜氏公羊 与 严氏公羊 两大家。
一般说来，西汉重师法，东汉重家法，这是符合经学自身发展顺序的。
朝廷对信守师法和家法的要求很严格。
此外，社会上的察举和太学内的考试，都要求严格遵守师法、家法。
由于没有统一教材，师法、家法也没有规范标准，因此这方面的纷争一直没有平息，至东汉熹平四年，发生了镌刻石经立于太学门外的盛举，初步解决了统一经书的问题。
熹平石经，是我国古代由政府统一颁布的第一套标准教材，是经学发展史上第一部公诸于世的官定经书，是书法被视为一门艺术的重要标志，也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令人瞩目的创举，熹平石刻，进一步说明汉代统治者对信守师法、家法要求之严格，对箝制思想的高度重视。
清代学者皮锡瑞估计，由高年级优秀生教低年级学生，是汉代太学辅助经师讲学的一种形式。
第二，注重考试与自学。
汉代太学注重考试，并建立了一定的制度。
考试在太学有两种作用：一是选材手段，一是督促，检查学生学习的管理手段。
董仲舒在对策中建议： 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说明最初建立考试制度，重在选材。
后来太学生数目剧增，教师难于照顾周全，考试的管理作用也就更为明显。
汉代的考试方法有射策和对策两种。
所谓 射策 ，犹如后世的抽签考试，内容侧重于对经义的解释、阐发，博士先将儒经中 难问疑义书之于策 ，加以 密封 ，由学生投射抽取，进行解答。
最初射策根据难易程度分为甲乙两科，每科有规定的取官名额。
所谓 对策 ，是根据皇上或学官提出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撰文以对。
对策多用于朝廷的荐举，而后才被授官；射策则多用于太学内的考试，它有助于督促学生认真读经，明了经义。
但任何一种考试方法，都有其侧重的方面，不可能是万能的。
射策也是这样，它对于培养和考察学生通经致用（即 务本 ）的能力，就有局限，太学考试，大致西汉为一年一试，东汉为两年一试。
王莽时曾将两科改为三科，并增加了各科的取官人数。
东汉初年又恢复了甲乙两科。
随着太学规模的扩大，考试制度也进行了若干改动，改动的思路是愈加重视考试，这种专重考试的作法，对系统地进行教学，无疑有所妨碍。
但是有助于鼓励学生兼通几经，成为博学的通才，这是在西汉专经基础上的重大发展。
汉代太学除经师讲学外，学生有充裕的时间自学。
学校当局允许学生自由研讨学问和向社会名流学者就教。
这种管理方法是先秦游学的遗风。
提倡自学、允许自由研讨，使太学培养造就了一批有研究能力、学识广博的高材。
汉代太学提倡自学、允许自由研讨、鼓励学成通才的做法，对于我们今天改革大学教育，培养造就学识渊博、具有研究能力的创造性人才，仍然富有启发。
就教育发展而言，太学的教学直承稷下学官，进一步确立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制度，宋以后的书院又继承发展了这一传统，使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有较高的质量。
太学允许学生们自由研讨，是在政治思想统一前提之下进行的。
朝廷对太学生采取了各种控制手段，但是，为了反对宦官集团侵夺仕路，汉代太学生仍然爆发了政治运动，遭到残酷的镇压，这就是著名的两次党锢之祸。
汉代太学生的政治运动，涉及统治阶级内部错综复杂的斗争，不过，多数太学生在斗争中都表现了反抗黑暗政治，不畏强权，砥砺名节的精神，谱写了古代学生运动史的第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