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经典的名人名言有哪些
1、敏而好学,下问——孔子 2、业勤,荒于嬉；行思,毁于随——韩愈 3、学而不思则罔,不学则殆——孔子 4、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 5、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 6、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 7、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 8、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 9、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朱熹 10、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欧阳修 11、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刘彝 12、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发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13、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于谦 14、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刘向 15、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16、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 17、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苏轼 18、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李苦禅 19、立志宜思真品格,读书须尽苦功夫——阮元 20、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当代公认的十大国学大师是谁
NO.1 王国维上榜：词学泰斗，戏曲学先锋，近代学的带头人，在多方面开创性意义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多种著述成为学界必读经典，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代表作：《人间词话》、《人间词》、《宋元戏曲史》、《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多收入《王国维遗书》。
集外旅日所作笔札，收入《王国维学术随笔》一书。
弟子：顾颉刚，赵万里，姜亮夫等NO.2 梁启超上榜理由：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长期活跃政坛，是对近代政治有深远影响的风云人物。
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宗教等领域都广有建树。
代表作：《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佛学研究十八篇》，多收入《饮冰室全集》。
弟子：徐自摩，蔡锷，胡适，谢国桢等NO.3 章太炎上榜理由：近现代朴学大师，小学大师，经学大师，史学大师，晚年潜心研究佛学，旅日期间曾苦学梵文，更以佛学解注老庄，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
其在小学一面，长于训诂，独步古今，后之学人唯有黄侃一人堪与匹敌。
经学方面，幼毕四书五经，出口能诵;诸子百家，信手拈来。
尤其对唐以前古籍颇为精通，可谓了如指掌，为学界所畏服。
代表作：《新方言》、《春秋左传读》、《訄书》、《检论》、《国故论衡》、《齐物论释》、《菿汉微言》、《国学讲演录》》等。
弟子：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鲁迅，朱季海等。
NO.4 陈寅恪上榜理由：近代史学大师，尤精于唐史的研究，为史学界公认的泰斗，其父为近代著名学人陈三立，人称陈散原的便是，有《散原精舍诗》传世。
陈寅恪通晓多种语言，除英、法、德、意、拉、西班牙语以外，尤精于梵文、藏语、突厥语、西夏语、契丹语，同时他还精晓小亚细亚等多种业已消失的小语种。
据曹聚仁统计(《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其所晓语言约有18种之多，堪为语言界奇迹，为世人叹服。
代表作：《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政治史述论稿》等。
弟子：蒋天枢，刘节，季羡林等NO.5 黄侃上榜理由：其在经学、文学、哲学等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并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
更令世人惊叹的是其在生前并未出版过任何著作，其曾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
这句话在半个世纪后还在武大校园内广为流传，成为其治学严谨的证明。
在其生前，章太炎先生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其终不为所动。
其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为公认的国学大师。
代表作：《文心雕龙札记》，《反切解释》，《日知录校记》，《集韵声类表》，《黄侃论学杂著》， 《说文笺识四种》， 《字正初编》，《黄季刚先生遗书》， 《文选黄氏学》(注：为后人整理编订)弟子：徐复，潘重规，潘锦等NO.6 刘师培上榜理由：其为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既在政治舞台上有令人瞩目的表演，从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到清廷幕僚、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又在学术舞台上连创佳绩，甚至与章太炎齐名，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
其为横跨政、学两界的声名显赫的人物，其在学术上所做影响最为深远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是有关“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上，他使《文选》派在文派之争中获得胜利，并在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奠定垂之后世的“典范”。
主要著作：《中国民约精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黄帝纪年论》，《汉宋学术异同论》等。
弟子：黄侃，陈中凡，郝立权等NO.7 王力上榜理由：其一直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中国语言科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在1936年发表了《中国文法学初探》一文，对中国语法学界自《马氏文通》以来因袭英语语法研究的状况提出批评，同时对汉语语法的特点和研究方法做了初步探讨。
1937年发表的《中国文法中的系词》，指出系词在古代汉语里不是必要的，汉语的句子也不一定都要有动词,这揭示了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的一个突出特点。
他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中国语法理论》(1944)以及《中国语法纲要》(1946)等著作，以《红楼梦》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了自己的汉语语法体系。
另外，其在音韵学方面也成就颇高，他的《汉语诗律学》对中国古代诗词的格律和语言特点作了精到的研究，对中国音韵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
主要著作：《古代汉语》，《诗词格律》，《语法和语法教学》，《广州话浅说》，《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诗词格律概要》，《楚辞韵读》，《诗经韵读》，《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汉语诗律学》，《汉语音韵》，《龙虫并雕斋诗集》，《汉语诗律学》，《诗词格律十讲》，《中国音韵学》，《王力诗论》，《中国语文讲话》，《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等。
NO.8 季羡林上榜理由：其为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其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其学术研究范围涉及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堪为世界上少数几位能精通佛教梵文的大师，吐火罗文，印度古代文学，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唐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德国及西方文学，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散文及杂文创作等领域。
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卓有建树的成绩。
06年其成为首位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学者，同时在这一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主要著作：《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教育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NO.9 徐复上榜理由：其1929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师从黄侃攻文字、音韵、训诂。
1935年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后转至章太炎门下求学。
曾任教于国立边疆专科学校、金陵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等校。
历任副教授、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名誉所长、《辞海》编委、《辞海》语词学科分科主编之一、《汉语大词典》副主编之一、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顾问、江苏省语言学会会长、《传世藏书》主编等。
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训诂学、校勘学、蒙藏语文研究、词语研究、语源学研究及方言研究方面。
在蒙藏语文与汉语对勘方面，著有《“歹”字源出藏文说》(《东方杂志》、《阏氏读音考》(《东方杂志》、《守温字母与藏文字母之渊源》、《“歹”字形声义及其制作年代》等。
在训诂学方面，他用力最勤，著述颇丰，代表作有《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韩昌黎诗拾诂》等。
代表作品：《徐复语言文字学论稿》，《广雅诂林》，《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等。
NO.10 钱钟书上榜理由：自幼天资过人，一目十行，过目不忘。
其在清华读书期间，横扫清华图书馆;留英期间又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泡了几年。
后又随妻子杨绛留法一年，饱览巴黎大学图书馆藏书，读书之多，古今中外罕有能比。
为学渊博精深，冶古今于一炉，融中外为一家。
精通英、法、德、意、拉、西班牙语，中英文造诣之高，无出其右。
著《管锥编》四册，一百三十余万言，以典雅的文言写成，并对《毛诗正义》、《老子王弼注》、《史记会注考证》、《太平广记》等十部典籍，作了详细的考释、批注与阐发，引用了古今中外4000位作家的13000多部著作，涉及经史子集，修辞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
读书笔记多达90000余页，多种语种，数千万字。
代表作：《围城》、《人兽鬼》、《钱钟书散文》、《宋诗选注》、《谈艺录》、《管锥编》、《宋诗记事补遗》、《容安馆笔札》等。
弟子：栾贵明等国学大师评判标准大师所谓大师者，系指人们对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者的尊称。
凡称得上大师者，其学问理应在同行、同专业中当属于出类拔萃者。
另外，大师之所以为大师，还不能光看学问，光看作品，还要看道德即人品、文品，看文品与人品是否统一，即是否属于融人品与文品于一体的道德文章者流。
正如汤一介教授所说:学问不错，人格又高尚，才可称为大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因此，大师理应是学问和品德方面之典范。
假如学富五车，学问做得很大，文章写得呱呱叫，但人品却很差，尤其是文品与人品脱节，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在讲堂上、著作中说的、写的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可杀而不可辱，可一到外敌入侵，就卖国投敌，充当汉奸，富贵淫其心，贫贱移其志，威武屈其节;或面对强权则一味卑躬屈膝，附炎趋势，学风随着政治风标转，充当不管什么时候都吃香的吹鼓手;或满口仁义道德，而行动上则男盗女娼;或口里老是叨念淡泊名利，而实则争名于朝、夺利于市，沽名钓誉、治学不严、投机取巧、差错百出，却又师心自用，听不得批评意见，甚至拒绝一切批评等等。
那么，像这样缺乏中华学人之良心、良知的缺德学人，也是断断不配当大师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大师之所以堪称大师者，不仅仅在于其学问之渊博和建树之卓著，更在于其虚怀若谷的胸襟，虚一恬静的心怀，尤其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有道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
真正的大师，从来对此称谓默然视之，更不师心自用。
张岱年先生2003初在回答《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坦诚地说: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实际上我只是研究国学的一部分，主要是哲学思想，而文学、史学我研究得并不多，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就昭示出这样的大师风范。
还有著名的书斋型学者蒋孔阳先生，也是当今融高尚人品与文品为一体的道德文章之典范。
他为人一向淡泊恬静，宽容大度，但在学问上却一直不懈追求，却又恪守为学不争一家胜，著述但求百家鸣的治学态度。
他说:知识分子应以专业为社会服务。
学者应当以学术为社会服务，不是用讲话，也不是用赚钱，而是用思想用知识和学问。
当有人问他:你拼死拼活地干，又能有什么好处?时，他淡然回答:做学问，本来是出于爱好，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出于想对社会有一点贡献，而不在于自己有什么好处。
如果要讲好处，自然用不着走学问这一条道路了。
他一生在美学研究等方面，成就斐然，却虚怀若谷，坦言:人生在发展，事物在变化，学问也应当不断地发展和变化。
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到了'顶点'，灵珠在握，天下都得听我的了。
浮士德与魔鬼订约，要永远不满足，一旦满足了，他的灵魂就得归魔鬼所有。
我想，我们做学问，也应当有永不满足的精神。
一旦我们了不起了，满足了，我们的灵魂也将为魔鬼所攫去。
(玉圣:《蒋孔阳:没在创造中》，《中华读书报》1998年11月4日)张岱年和蒋孔阳先生，至少作为中国哲学和美学方面的大师，是当之无愧的!还有季羡林先生，在《病榻杂记》(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中，第一次廓清了他对于世人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的看法，特昭告天下，请予摘掉。
并称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则更昭示了其不同凡响的大师之德!国学大师名称国学大师，更是一个很有分量的称誉，是一顶很耀眼的桂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佩戴的。
如今人们所称道的诸多国学大师，实际上顶多只是史学家、哲学史家等而已。
这是仅仅就其学问而言。
至于就师德而言，不少人距国学大师就更远了。
到底该怎么界定国学大师呢?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其学问自然理应在国学研究之范围内，属于出类拔萃者。
而我们的国学，则是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等在内的，蕴含极为丰富的称谓，所以，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的著作，也理应体现丰富的内容，即使按照西方学科的划分而言，也应是多面手，百科全书型的学者，既有卓有建树的学术著作，也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等等。
国学即便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简称，其蕴含极其丰富，单是在先秦，就有百家之说。
在对于先秦百家的理解上，虽然历来众说纷纭，但至少包括阴阳、道、儒、法、墨、名、杂、小说，诗赋、纵横、兵、农、医、算、天文、地理、水利、堪舆、数术、纺织、建筑、制陶、冶炼和交通等等诸家学说。
而在秦汉以后，经过国学所固有的贯通古今，融汇内外，综合创新基本规律的作用，又涌现出许多新的学派和学说，那么，作为国学大师，理应是对国学所蕴含的各家各派的学说都比较精通，并富有很深的造诣者;即使打个折扣，也理应是对其中多半以上的学说富有很深的造诣者。
从前面引述的张岱年先生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之简要回答中，可以窥知他对国学大师的见解:即至少要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几个领域，并有突出的建树。
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张岱年先生虽然在这里没有具体谈及其具体内涵，但像天文、历算、农学、医学和养生学等等，至少包括在其中，可这些几乎都被长期排斥在国学家们的视野之外。
张岱年先生实际上提示了国学大师的最起码的标准，即单从学问方面而言的标准，可是，看看某些著名学府所开列的那一串串的国学大师名单，看看网上列出的一大堆国学大师名单，有几人合乎这个最起码的国学大师标准呢?况且，国学大师还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和品德。
从学问和品德即文品与人品相融合为一的标准看，国学大师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堪配的!
哲学和音乐有什么关系呢
上面这家伙是复制来的,也忒无耻了点,典型的答题不看题!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一法通,万法通,或者说条条大陆通罗马! 哲学是什么?哲学说白了就是思想,是一个人的思想境界.一个人的修养,,,,所谓万物由心而发,音乐何尝不是如此呢? 古往今来,凡是音乐大师,莫不是一个修养极高的人.对吧? 说白了,就这么点关系,一个音乐人的水平高低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个音乐人的修养...
狗猫鼠精彩语句及赏析
论题太广了，“中”、“西”、“哲学”、“后世”、“思维”、“影响”...涉及的内容太多，自身问题范围界定又很模糊，那些回答都是乱来的，不着边际。
估计出题给你的那个老师哲学\\\/文学水平都非常糟糕。
实话，飘过
钱钟书《围城》中体现的爱情观
爱情是荒芜的人性中的一点稀微的灵光，却又被情欲与私欲糟蹋得面目全非。
同鲍小姐的荒唐劣迹，同苏小姐的虚以逶迤，同苏小姐堂妹的一厢情愿，同孙小姐的仓促婚礼。
全程都体现着一个主题，爱欲与私欲的交织与纠缠。
围城中的爱情观，说得明白一点儿，其实就是一种回归现实的思考，是突破浪漫与野蛮的混杂氛围的理性觉察。
它打破了恋爱神圣的精神幻想，展现给读者一个清晰的真实地恋爱到婚姻现实历程。
套用它的名句来说，婚姻就像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
这本书就是给外面的人以窥探城里人真实生活的机会，同时让城里人倾诉进城后的感知。
求<谈中国诗 >钱钟书的原文
什么是中国诗的一般印象呢
发这个问题的人一定是位外国读者，或者是位能欣赏外国诗的中国读者。
一个只读中国诗的人决不会发生这个问题。
他能辨别，他不能这样笼统地概括。
他要把每个诗人的特殊、个独的美一一分辨出来。
具有文学良心和鉴别力的人像严正的科学家一样，避免泛论、概论这类高帽子、空头大话。
他会牢记诗人勃莱克的快语：“作概论就是傻瓜。
”假如一位只会欣赏本国诗的人要作概论，他至多就本国诗本身分成宗派或时期而说明彼此的特点。
他不能对整个本国诗尽职，因为也没法“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有居高临远的观点。
因此，说起中国诗的一般印象，意中就有外国人和外国诗在。
这立场是比较文学的。
据有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
中国诗可不然。
中国投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所谓“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
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
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
早熟的代价是早衰。
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
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数见不鲜。
譬如中国绘画里，客观写真的技术还未发达，而早已有“印象派”“后印象派”那种“纯粹画”的作风；中国的逻辑极为简陋，而辩证法的周到，足使黑格尔羡妒。
中国人的心地里，没有地心吸力那回事，一跳就高升上去。
梵文的《百喻经》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
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
贵国爱伦· 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长诗”这个名称压根儿是自相矛盾，最长的诗不能需要半点钟以上的阅读。
他不懂中文，太可惜了。
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二三分钟。
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面的轻鸢剪掠。
当然，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制了中国诗的篇幅。
可是，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
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
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
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
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
一位中国诗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
”另一位诗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用最精细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恰符合魏尔兰论诗的条件： 那灰色的歌曲 空泛联接着确切。
这就是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
我愿意换个说法，说这是一种怀孕的静默。
说出来的话比不上不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
济慈名句所谓： 听得见的音乐真美，但那听不见的更美。
我们的诗人也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又说，“解识无声弦指妙”。
有时候，他引诱你到语言文字的穷边涯际，下面是深秘的静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 有时他不了了之，引得你遥思远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这“不知”得多撩人
中国诗用疑问语气做结束的，比我所知道的西洋任何一诗来得多，这是极耐寻味的事实。
试举一个很普通的例子。
西洋中世纪拉丁诗里有个“何处是”的公式，来慨叹死亡的不饶恕人。
英、法、德、意、俄、捷克各国诗都利用过这个公式，而最妙的，莫如维荣的《古美人歌》：每一句先问何处是西洋的西施、南威或王昭君、杨贵妃，然后结句道：“可是何处是去年的雪呢
” 巧得很，中国诗里这个公式的应用最多，例如：“壮士皆死尽。
余人安在哉
”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
…春去也，人何处
人去也，春何处
”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里的公爵也许要说： 够了。
不再有了。
就是有也不像从前那样美了。
中国诗人呢，他们都像拜伦《哀希腊》般地问： 他们在何处
你在何处
问而不答，以问为答，给你一个回肠荡气的没有下落，吞言咽理的没有下文。
余下的，像啥姆雷特临死所说，余下的只是静默——深挚于涕泪和叹息的静默。
西洋读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
我们也有厚重的诗，给情感、思恋和典故压得腰弯背断。
可是中国诗的“比重”确低于西洋诗；好比蛛丝网之于钢丝网。
西洋诗的音调像乐队合奏。
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像吹着芦管。
这跟语言的本质有关，例如法国诗调就比不上英国和德国诗调的雄厚。
而英国和德国诗调比了拉丁诗调的沉重，又见得轻了。
何况中国古诗人对于叫嚣和呐喊素来视为低品的。
我们最豪放的狂歌比了你们的还是斯文；中国诗人狂得不过有凌风出尘的仙意。
我造过aeromantic一个英文字来指示这种心理。
你们的诗人狂起来可了不得
有拔木转石的兽力和惊天动地的神威，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所谓“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
并且是谈话。
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叉细——但有良心的人全听得见，除非耳朵太听惯了麦克风和无线电或者…… 我有意对中国诗的内容忽略不讲。
中国诗跟西洋诗在内容上无甚差异；中国社交诗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如是而已。
譬如田园诗—— 不是浪漫主义神秘地恋爱自然，而是古典主义的逍遥林下——有人认为是中国诗的特色。
不过自从罗马霍瑞斯《讽训集》卷二第六首以后，跟中国田园诗同一型式的作品，在西洋诗卓然自成风会。
又如下面两节诗是公认为洋溢着中国特具的情调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我试举两首极普通的外国诗来比，第一是格雷《墓地哀歌》的首节： 晚钟送终了这一天， 牛羊咻咻然徐度原野， 农夫倦步长道回家， 仅余我与暮色平分此世界。
第二是歌德的《漫游者的夜歌》： 微风收木末， 群动息山头。
鸟眠静不噪， 我亦欲归休。
口吻情景和陶渊明、李太白相似得令人惊讶。
中西诗不但内容常相同，并且作风也往往暗合。
斯屈莱欠就说中国诗的安静使他联想起魏尔兰的作风。
我在别处也曾详细说明贵国爱伦·坡的诗法所产生的纯粹诗，我们诗里几千年前早有了。
所以，你们讲，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
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
好比一个人，不管他是中国人，美国人。
英国人，总是人。
有种卷毛凹鼻子的哈巴狗儿，你们叫它“北京狗”，我们叫它“西洋狗”。
《红楼梦》的。
西洋花点子哈巴狗儿”。
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
每逢这类人讲到中国文艺或思想的特色等等，我们不可轻信，好比我们不上“本店十大特色”那种商业广告的当一样。
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
在我们这儿是零碎的，薄弱的，到你们那儿发展得明朗圆满。
反过来也是一样。
因此，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引导你回到本国诗。
这事了不足奇。
希腊神秘哲学家早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
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
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荡子回到家。
出门旅行，目的还是要回家，否则不必牢记着旅途的印象。
研究我们的诗准使诸位对本国的诗有更深的领会，正像诸位在中国的小住能增加诸位对本国的爱恋。
觉得甜蜜的家乡因远征增添了甜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