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字名人名言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人定胜天尽在掌握海阔天空求真务实
形容祖孙情的四字词语有什么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作者：(唐)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翻译：独自流落他乡，长做异地之客， 每逢佳节良辰，越发思念眷亲。
遥想今日重阳，兄弟又在登高， 他们佩带茱萸，发觉少我一人。
【评析】 ??诗写游子思乡怀亲。
诗人一开头便紧急切题，写异乡异土生活的孤独凄然，因而时时怀乡思人，遇到佳节良辰，思念倍加。
接着诗一跃而写远在家乡的兄弟，按照重阳的风俗而登高时，也在怀念自己。
诗意反复跳跃，含蓄深沉，既朴素自然，又曲折有致。
“每逢佳节倍思亲”千百年来，成为游子思念的名言，打动多少游子离人之心。
【写作背景】 诗因重阳节思念家乡的亲人而作。
王维家居蒲州（今山西永济），在华山之东，所以题称“忆山东兄弟”。
写这首诗时他大概正在长安谋取功名。
繁华的帝都对当时热中仕进的年轻士子虽有很大吸引力，但对一个少年游子来说，毕竟是举目无亲的“异乡”；而且越是繁华热闹，在茫茫人海中的游子就越显得孤孑无亲。
【诗词鉴赏】 第一句用了一个“独”字，两个“异”字，分量下得很足。
对亲人的思念，对自己孤孑处境的感受，都凝聚在这个“独”字里面。
“异乡为异客”，不过说他乡作客，但两个“异”字所造成的艺术效果，却比一般地叙说他乡作客要强烈得多。
在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封建时代，不同地域之间的风土、人情、语言、生活习惯差别很大，离开多年生活的故乡到异地去，会感到一切都陌生、不习惯，感到自己是漂浮在异地生活中的一叶浮萍。
“异乡”、“异客”，正是朴质而真切地道出了这种感受。
作客他乡者的思乡怀亲之情，在平日自然也是存在的，不过有时不一定是显露的，但一旦遇到某种触媒——最常见的是“佳节”——就很容易爆发出来，甚至一发而不可抑止。
这就是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
佳节，往往是家人团聚的日子，而且往往和对家乡风物的许多美好记忆联结在一起，所以“每逢佳节倍思亲”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这种体验，可以说人人都有，但在王维之前，却没有任何诗人用这样朴素无华而又高度概括的诗句成功地表现过。
而一经诗人道出，它就成了最能表现客中思乡感情的格言式的警句。
前两句，可以说是艺术创作的“直接法”。
几乎不经任何迂回，而是直插核心，迅即形成高潮，出现警句。
但这种写法往往使后两句难以为继，造成后劲不足。
这首诗的后两句，如果顺着“佳节倍思亲”作直线式的延伸，就不免蛇足；转出新意而再形成新的高潮，也很难办到。
作者采取另一种方式：紧接着感情的激流，出现一泓微波荡漾的湖面，看似平静，实则更加深沉。
重阳节有登高的风俗，登高时佩带茱萸囊，据说可以避灾。
茱萸，一名越椒，一种有香气的植物。
三四两句，如果只是一般化地遥想兄弟如何在重阳日登高，佩带茱萸，而自己独在异乡，不能参与，虽然也写出了佳节思亲之情，就会显得平直，缺乏新意与深情。
诗人遥想的却是：“遍插茱萸少一人。
”意思是说，远在故乡的兄弟们今天登高时身上都佩上了茱萸，却发现少了一位兄弟——自己不在内。
好像遗憾的不是自己未能和故乡的兄弟共度佳节，反倒是兄弟们佳节未能完全团聚；似乎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处境并不值得诉说，反倒是兄弟们的缺憾更须体贴。
这就曲折有致，出乎常情。
而这种出乎常情之处，正是它的深厚处、新警处。
杜甫的《月夜》：“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和这两句异曲同工，而王诗似乎更不着力。
小学的四字名言警句摘抄大全
从总体来看，中国历史上的美好的爱情少之又少、乏善可陈。
我们可以数得上来的也就几个，象范蠡与西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梁鸿与孟光、李隆基与杨玉环、李清照与赵明诚、陆游与唐婉、沈复与芸娘。
即使是这些人，也并不真正美满。
象范蠡与西施这一对，传说的成分大一点，再说即便不是传说，那他们俩人为了国家的利益自己牺牲得太多太多。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传说的成分也不小，而且据说后来司马相如还变了心。
梁鸿与孟光两口子在我看来都很难说有爱情，因为梁鸿当初娶孟光是冲着孟光的丑去的。
孟光是中国古代出了名的丑女。
后汉书上说她黑肥丑绝。
梁鸿这种动机很可疑，他是以丑为美呀，还是这个人本来就有点变态。
不论哪一种，他们夫妻之间是否有爱情都让人不敢肯定。
再说李隆基与杨玉环，这一对也很可疑。
因为杨玉环进宫的时候是28岁，而李隆基已经62岁。
一个少妇与一个老翁能产生爱情吗
也许杨贵妃有特别的嗜好那就另当别论了。
陆游与唐婉最后离了婚，使唐婉郁郁而死。
李清照与赵明诚、沈复与芸娘，这两对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中年丧偶。
赵明诚和芸娘早早死了。
所以综上所述，我认为他们这些人的爱情美则美矣，満却未必，就是说美而不満。
当然美满的爱情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还是随处可见的。
古已有之的封建纲常与男子的绝对至尊，注定了女子丧失一切权利或是享受一切男子应允下的权利，包括爱情。
从某种角度来讲，女子在爱情之上，绝对被动。
虽说，皇帝的女儿嫁人叫“招驸马”，有挑选的意思。
可大多也是皇帝拍板。
公主们可挑的也只在皇帝老子御笔钦点的人中找个四肢健全、五官端正的。
或是状元郎，或是大将军，或是皇亲国戚，或是异邦王储，总之，这嫁的是某位可为皇帝达成政治目的的人，因此没有地位的平民面姓即使才貌双全也难睹凤颜。
皇家之内如此，普通人家亦难幸免。
于是多的是包办捆绑，多的是新娘子洞房花烛夜才知夫君长相，而岳父母却早已将贤婿的面貌烂熟于心。
古人对待爱情的态度上十分成熟深刻。
这与同时期的西方相比，非常明显。
这种成熟深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忠贞《柏舟》、对对方的尊重《关睢》、认识到美好的爱情可遇不可求《汉广》《蒹蕸》、爱情要以物质为基础《木瓜》、《静女其姝》。
中国历史发展到宋朝的时候，中国的封建礼教也发展到了最成熟最完备最严格也最残酷的地步。
尤其是对妇女的控制限制和压迫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三从四德、饿死事小失节是大、男女授受不亲等等都出来了。
中国妇女的裹脚就是从紧挨着宋的五代开始的。
从此，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勇敢、大胆、健康、奔放、饱满、酣畅、淋漓的爱情故事了。
文学中不少。
但其中的主人公多是下层社会的人物。
象范蠡与西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这样属于社会最上层的人物的恋爱故事再也不见了。
回肠荡气一唱三叹的故事也有，象《西厢记》、《红楼梦》等，但与诗经里边的爱情比，其大胆热烈的程度是差得很远了。
从北宋开始，这个界限非常明显。
唐传奇中的爱情还让人感到十分痛快、决绝、过瘾。
一到了宋，立马就显得疲软了。
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牛郞织女、梁祝、白蛇传、孟姜女哭长城全部出在宋之前，就很说明问题。
从中国古代历史的角度看，爱情悲剧多于喜剧。
从文学角度来看，爱情喜剧多于悲剧。
二者合起来，单纯从数量上看，是喜剧多于悲剧。
如果从对于人们的震撼力来看，悲剧要远远大于喜剧。
象《孔雀东南飞》、《搜神记》中的《韩凭妻》、唐传奇中的《霍小玉传》、《长恨歌传》、《莺莺传》、《任氏传》、《步飞烟》等，明三言二拍里的一些故事，最著名的当然是杜十娘，再加上清朝的红楼梦。
数量并不多。
这些作品里所展现的爱情悲剧基本上或则是美丽的爱情不能成就美满的婚姻，或则是男子始乱终弃，或则是恶势力硬生生拆散爱侣。
喜剧唐传奇里的有一些；元杂剧里有一大批，明戏剧小说里有一大批；聊斋志异里有一大批。
最著名的有西厢记、牡丹亭等。
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喜剧的剧情结构给人的感觉都是一个模子。
为什么喜剧对人的震撼力不如悲剧大，我认为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中国古代的现实社会中根本没有高质量的、和谐美满幸福的爱情和婚姻的案例。
反映到文艺上，文人们只能通过虚构来弥补现实的贫乏。
那些喜剧中的大团圆，或是通过科举高中、或是通过灵魂不灭、或是假托狐鬼神仙、或是借助皇家或大官的权威来成就，没有一个是完全通过主人公自身的努力而造成。
也因之，人们从虚幻中得到的满足总不如在现实中受到的挫折对自己的印象深。
这是爱情悲剧之所以比爱情喜剧更能震撼人的一个原因。
在中国的古代爱情作品中，呈现出这样一个现象，他们所描写的爱情是开放与封闭并存的。
或者说开放与封闭是中国古代爱情的两面。
一种爱情是如红楼梦里所描写的那样，当事双方遮遮掩掩，羞羞搭搭，吞吞吐吐，腻腻歪歪，就是不明说，在行为上表现得极为小心谨慎拘谨封闭。
一种爱情是如三言二拍里描写的那样，男女双方见面之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同居再说。
聊斋志异里也有一大批这样的。
而这两种爱情描写结合的最典型的是西厢记。
在西厢记里，张君瑞和崔莺莺交往的过程中，先是崔莺莺谨守礼法，对张丝毫不加辞色，甚至加以斥责。
后来又忽然主动地投怀送抱，表现出极为强烈的反差。
这一点我想也是与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法有关的。
中国古代对于妇女是要求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有十四藏六亲之说。
男女根本没有见面的机会，这造成两种后果，一是男女双方对对方因不了解而产生的恐惧感，尤其女方对男方（大老虎）。
另一后果是因长期的阻隔而产生的极度的对对方的渴望。
对于受封建礼法禁锢较深的官家上层女子来说，恐惧感会占上峰。
对于受教育较少的下层妇女来讲，渴望的成份要更大一点，因其受束缚少故也。
我们看古代的爱情小说，心理描写极少，几乎没有。
这与古代男女交往少有很大关系。
中国古代是先结婚后恋爱，哪里会有那么多的爱情心理呢。
直到红楼梦才开始有了一些，但与西方同类小说比，就太小儿科了。
所以，中国古代爱情小说中出现的开放与封闭的矛盾是由当时社会的见与不见的现实造成的。
这在现在看来，当然是不好的。
但反过来讲，男女长期不见也未必全是坏事。
两个人谈恋爱，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尤其一个单位的，再好也会觉得乏味了――怎么又是你。
西施也看成东施了。
相反，如果不经常见面，会给双方以充分的想象的空间，那么东施也会被你想象成西施。
这也是网恋的吸引人之处。
所以，我认为古代不发生爱情便罢，一旦发生，其质量必高于现代人。
因其干柴烈火故也。
象卓文君新寡，以前与司马相如见都没见过，就跟着人家跑了。
现有，汉乐府民歌里的上邪、有所思说的多绝，也是这原因。
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的名句：“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
”李白诗有名言：“相见不相亲，不如不相见。
”唐传奇《步飞烟》里的话：“生得相亲，死亦无恨”――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这样的话到了宋以后就已经没有了。
只有衣带渐宽终不悔、天崖何处无芳草、此情若在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墓、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了。
到现在更只剩下：曾经有一段真正的爱情摆在我面前……这叫什么。
爱情正在经受调侃。
在这种更似于父母“嫁给”婿的婚姻制度下（当然也不排除机缘巧合、称心如意，最后子孙满堂、白头偕老的，但想必先结婚后恋爱的观点到底不保险），我不知文成公主婚后是否幸福，但总也是万世歌颂。
而貂婵虽说是受指使，但也该庆幸最后嫁了个叱咤风云的主，后人也没忘了她在铲除董卓功劳簿上的位置。
可怜的是西施，牺牲了自己与范蠡的爱情，嫁了吴王。
虽说于越国功劳一件，最后也与范蠡终成眷属，但女色祸国的骂名至今不绝于耳。
为了避免这种命运，就有了站在父母权贵前说“不”的。
可刘兰芝的反抗是投河，而杜十娘的反抗是沉江。
倒是独孤皇后比较厉害，生前坚决不许杨紧纳妃，成了史上有名的或也是头一个“妻管严”。
可也免不了死后戴上了顶大绿帽，杨坚终于还是续了弦。
而这位妃子在爱情路上走的也不平坦。
她先嫁隋文帝，后又被炀帝霸占，和王位、玉玺一起如东西般被继承了。
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杨玉环与李隆基的爱情，一直为人津津乐道，而我以为这恰是对所谓传统从一而终的贤妇观念的最大讽刺。
而封建男尊女卑思想的戕害于女性身上远不止于此。
可怕之处在于大多女性不仅顺从甚至已迎合这种爱情形式。
《金瓶梅》里潘金莲、李瓶儿虽被作为泄欲工具，却反而“以苦为乐”，于小小的西门府里争宠夺幸；《水浒》中的扈三娘被宰了全家却认贼作兄，还嫁了个五短之人，反而以为幸。
封建的思想已将这些女性脑中的爱情细胞灭绝，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是非颠倒的盲从与迎合。
我们再来看看作为封建秩序制定者的男性。
作为在封建社会中有权享受教育权利的群体，男性不断受到已有统治思想的浸淫，并且不断使之丰富牢固。
男了所谓的“爱”女子，如同商贾爱财、农民爱地一般——以女子是否有价值为前提。
不外乎娶一位端庄贤淑的正房炫耀于人前，或是纳几房貌美如花的庶室，满足私欲。
与街市之上挑选货物细细筛选无多大不同。
梁山伯之类终是少数。
而虽有王熙凤持家、武则天治国的事儿，也毕竟是她们貌美得夫君宠幸在先，体弱又软弱的贾琏和唐高宗也毕竟少之又少。
吕雉加武则天再加孝庄与慈禧也抵不上中国历史上所有男性皇帝的百分之一。
倘若洗衣烧饭生子之事不算权利，那么女子被赋予的真正权利是于亭中听琴、于园中扑蝶、于房中等候月钱。
正如梁实秋所说，当男人将家用置于妻室面前时多的是炫耀。
有的是施舍而不是爱情。
撇开禽兽般的西门庆、孙富之流及李甲之类中庸的，光谈些所谓有“反抗精神”的，贾宝玉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封建思想的叛逆者，而焦仲卿也因其的忠于爱情而被称道。
可结果前者做了和尚，后者上了吊，都没能和爱人厮守。
这所谓反抗不也如同投河、沉江一般。
但我们却也不能责怪他们和她们的软弱或是屈从或是反抗得不彻底性反抗形式的消极性。
因为作为群体的统治阶级的男性，绝不会允许一种会颠覆自己统治思想的爱情观念存在。
而作为个体的少数“痴情汉”及作为整体的受压迫阶级的女性都无力去改变这种局面。
缘何中国古代多的是爱情的悲剧，统治阶级不允许自由爱情的存在罢了。
爱情观的自由彰显个性的自由，而普遍的彻底的个性自由将击破一小群人要统治其余人的可能，这恐怕是统治者所不愿看到。
简言之，自由恋爱触到了封建统治的根基。
至于《西厢记》之类看似大圆满的结局也只如同19世纪在一大群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中出现个安徒生。
以童话的美丽反衬现实之丑恶，呼唤未来之幸福。
作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的一种，爱情观的社会意识的本质决定了它受社会存在的制约。
在封建社会下，古代女性低下的地位及丧失人权注定了她并无真正爱情观可言，若有便是顺从与被逼顺从两类。
因此看来，林妹妹这般过高的爱情观显然与现实格格不入，而正是这理想与现实的极大反差，突显社会制度之不公正（想必追求美好爱情的理想都是相同的）。
这种不公正的长达千年的积累，以及后来外来先进思想的启蒙，最终使人们群起而破之，摧毁了封建思想的桎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