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朋友啊,朋友就是另一个自己。
什么意思啊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道不同，不相为谋”和这句话是一个道理，就是志同道合的人能称为朋友，所以也就可以说朋友是另一个自己。
儒家对世界的影响
对中国的影响 文化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社会，所传授的不外。
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专制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对东亚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
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
对朝鲜的影响 在朝鲜半岛，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和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半岛。
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
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
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
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
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
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
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著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
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
958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
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半岛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
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
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
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
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
朝鲜王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
朝鲜王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
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
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
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
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
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
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
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朝鲜王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朝鲜王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
科举分文、武两科。
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
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
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朝鲜王朝的500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对日本的影响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
据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和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
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
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
“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
“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
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
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
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献于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
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和为必修科目。
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奖励“孝子”、“贞妇”。
701年，重视孔。
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
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
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
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
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
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时代。
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
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
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
藤原惺窝于1590年著，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
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
1599年著《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
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
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
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
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
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
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
”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
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作用。
对越南的影响 儒学在越南文化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东汉末年，广西人士燮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40余年。
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
”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
10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等为考试内容。
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称为“字喃”。
此后，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越南。
宋元时期，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
出现了不少明经的儒家学者。
15世纪初，明成祖曾下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的儒学者。
可见儒学在越南的影响之深。
对欧洲的影响 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首次将《论语》翻译成拉丁文，1687年利玛窦译本在法国巴黎出版。
以后《论语》被转译成法文、英文等。
1691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李明从中国回到法国，出版了《中国近事报道》和《论中国礼仪书》，向西方世界介绍东方的儒家思想并批评西方的堕落。
对现代的影响 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等。
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台湾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
“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华人的基本价值观之一。
在欢迎远方来客的礼仪上，人们常引用孔子什么的名言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
近代西力东侵与西学东渐是什么关系
19世纪五、六十年代，之根本是现代化的取向问题。
客观问题的主观把握是日本在对“西力东渐”的不断转换中方得渐悟的。
此回应过程大致经历了被动“开国”——攘夷运动的高涨——主动“开国”。
幕末的两大政治问题可视为对西方回应的两种不同方式。
日本完成其发展路向的快速转换，不仅在于现代文明的挑战给予了日本一个必然选择，还在于其自身的优秀品质、历史因素及有利的国际环境。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在这段时期中，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藉由来华西人、出洋华人、各种报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澳门、香港、其它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
【两大阶段】1、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
明万历年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有所触动。
此时的西方科学技术开始迅速发展，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非常缓慢，大大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
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同时，也大量传入大量科学技术。
当时中国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学技术上知识，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这一阶段的西学东渐，由于雍正的禁教，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中止。
此时的西学传入，主要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
1605年利玛窦辑着《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
当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由于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中流传，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
2、鸦片战争前后直到五四运动前后。
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西方人再度开始进入中国，并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
而由于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的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在1860年代开始，推行了洋务运动，也促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当时中国人。
当时的洋务人士，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面对西学，而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关的器械运输等，而未试图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加以学习，因此在这期间学术思想方面的传入主要藉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媒体，以及洋务机构中为军事目的顺道译介的书籍。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
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
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
许多人以转译日本人所著的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
进入民国时期，由于对政治的不满又进一步导致知识分子们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五四时期这种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这一波的西学东渐，一直持续到当代而未止。
【媒介】（一）来华西人来华的西方人，包括传教士、外交家、官员等，均对西学东渐造成影响。
1、传教士在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学东渐中，传教士扮演著相当重要的角色，当时主要以天主教耶稣会为主的传教士们（较晚亦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的教士），在试图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同时，引介了西方的科技学术思想，译著了大量的西方学术相关书籍。
其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的有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人。
在19世纪的西学东渐中，基督新教的教士也开始进入中国，天主教士也随口岸的开放来往各地，他们成立教会学校、医院，并开设印书馆、设立期刊、并译著大量各种书籍。
对于西学的传入有很大贡献。
2、其他来华西人除了传教士之外，许多来华的官员、探险家等也成为传入西学的重要媒介，例如将领戈登对于中国洋务时期军事的影响。
主持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对于西方管理制度的引入，以及译介书籍、最早西方军乐队的引入都有影响。
（二）出洋中国人1、旅行家及商人及外交官明末清初有不少中国人随传教士到欧洲旅行，但早期都没留下相关文字，因此对西方文化的传入影响不大，最早有记录的是樊守义（1682-1753）在康熙年间随四位传教士出使罗马，写成《身见录》一书，描写欧洲政治制度、建筑、风俗等，对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有不少影响，许多对利玛窦等人著作存疑的中国学者，观点开始有了转变。
乾隆年间的商人谢清高游欧后所著《海录》则更广为人所知，记录欧洲的贸易、工艺、人民生活及世界地理。
鸦片战争以后，自行出洋的中国人更多，1840年代商人林针的《西海纪游草》，记述其至欧洲及美国的记游。
近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王韬在1867年出游欧洲，1870年出版《法国志略》、《普法战纪》二书；1879年出游日本，影响其各种主张思想，商人李圭1876年至美国参与博览会，写下《环游地球新录》一书，成为中国人中首位环游地球一周的记述者，并对美国的学术科技的发展有所介绍。
而清政府也因洋务运动的推行，在1866年派官员斌椿等人考察欧洲12个国家，著有《乘槎笔记》；1868年至1870年由满人志刚首次正式出使欧洲及美国，著有《初使泰西记》。
此外，早年同斌椿考察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之后多次出游欧洲，著有《航海述奇》共七部，对欧洲社会学术文化的描写更加深入。
光绪年间开始设立驻外公使之后，有更多重要官员和知识分子出使欧美并撰写游记，且由于公使较一般旅行者停留较久，因此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能更加深入，其中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包括郭嵩焘、刘锡鸿、黎庶昌、曾纪泽、徐建寅、薛福成等人。
甲午战争以后，中外交通大开，出洋变成很普遍的现象，因此不赘述。
2、留学生近代中国的留洋学生起自于鸦片战争之后，早期的留学生，多为港、澳地区教会学校的学生，进一步出外发展，1850年至美国耶鲁大学读书的容闳，1848年至英国爱丁堡大学的黄宽等, 即为早期留学生的代表之一。
容闳在学习中，感受到中国社会文化的不足，因此回国后，即希望能有更多人出国学习西方事物，在他的争取提议下，终于在1872年清政府选派第一批留美幼童，次年并有第二批，他们在中学毕业后，主要以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等学习为主，虽然在1881年被改变政策的清政府招回，但他们对于西学的传入有所贡献，也影响往后的留学生的留洋，他们之中最著名的包括詹天佑、唐绍仪、梁谕等。
另一方面1875年开始，福建船厂及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也陆续被派至欧洲各国学习，对于晚清对西方海军的学习有所贡献，但其中最著名的严复反而不是在军事而是其他西学的传入有重大的影响。
相较于洋务运动期间留学生多为官派且人数少而零星，甲午战争之后，首先兴起了留日浪潮，大量官方资助及民间自行前往的留日学生出现，对于由日本学习西学有很大的助益。
此外，1900年以后，由于美国归还部分庚子赔款作为留美的经费，使留美的留学生人数大为增加。
留学法国则在1912年左右，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发起勤工俭学的运动，使许多人得以留法。
这些大量的留学生直接接触到西方的教育，使能更直接能将西学传入中国。
【媒体】媒体是将少数知识分子所习得的西学，较快速地传布于较多人的方式，在近代的西学东渐之中，最主要的媒体有书籍、期刊、报纸等。
1、书籍的出版流通西学书籍的翻译和著述，是西学东渐相当重要的媒介，关于各种出版的书籍和简介，见于后面的书籍列表以及各学科的相关内容，这里主要探讨书籍的出版和流通。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虽然出现了大量的由教士及士大夫合著合译的书籍，但这些书籍未能受到当时一般社会的重视，未能打入晚明已十分发达的商业出版界，因此虽然西学书籍有刻印出版，但主要仍仅流通于少数有兴趣的士大夫阶层。
19世纪初以来，首先开始大量出版西学书籍的是西方的教会组织。
如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上海创建《墨海书馆》。
墨海书馆出版了一个批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如《新约全书》、《大美联邦志略》、《博物新编》、《植物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还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是道咸年间译介西学最重要的出版组织，此外早期重要的西人出版社尚有美华书馆等。
1887年由传教事、外商组成的广学会是另一个重要的西学出版机构，其出版翻译的大量政治、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书籍，尤其在1895年以后成为维新派如康有为等人思想的重要来源。
另一类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由清政府在洋务运动的推行下所成立的，其中1865年成立的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最多，影响最大，尤以科学技术方面书籍最多，北京的同文馆，则以国际公法、化学、法律方面的书籍影响最大。
除此之外，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天津机器局、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机构都设有翻译出版的机构。
中国民营的出版社始自于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商业性的考量，其出版重视较为通俗的知识介绍，以及配合新式教育的推而出版的新式教科书，同时由于其出版社分馆及销售点遍布全国，因此对于将西学新知传布于更广大的民众，有很大的贡献。
其后于1912年成立与商务竞争的中华书局亦扮演著类似的角色。
书籍的流通方面，除了书局书店之外，各式的图书馆也在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推展，希望能改变传统中国官藏私藏书籍而不善加流通的情形。
最早是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成立学会并藏书向公众开放借阅，其中藏书除传统学术书籍外，增加了许多西学书借。
公共图书馆则要到1902年清政府规定各大学堂要设立图书馆，而1905年才有第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在湖南成立，收藏大量西学书籍。
其后各省也渐次成立。
至民国时期，公私图书馆事业都更加发达，对于传布新学于民间产生不小作用。
2、期刊杂志报纸由于是定期出版，相较于图书而言，对于传播最新的西方知识有重要的角色。
第一阶段的西学东渐，尚无期刊的出现。
晚清早期的期刊多半是教会期刊。
最早的中文期刊，是英国耶稣会教士马礼逊和米怜1815年于马六甲共同创立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虽然不在中国发行，但有不少流传入中国。
中国本土则是1833年由荷兰教士郭士立在广州成立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纪传》，内容介绍西方文化、新闻、文学等。
其后数十年间陆续有传教士成立各种期刊，但大多延续时间不长（五年已算长），发行量影响力也都较小。
1853年理雅各和麦华陀在香港创办《遐尔贯珍》;1854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创办《中外新报》;1857年墨海书馆伟列亚力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1862年英国耶稣会士在上海创办《中西杂述》;1868年由美国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成立的《中国教会新报》（1874改名《万国公报》，广泛介绍西方各种知识，其延续时间长，发行量大，是晚清传播西学重要的媒介。
1872年京都施医院在北京办的《中国闻见录》是北京最早的期刊。
此外1876年由英国人傅兰雅（原名John Fryer）在上海成立的《格致汇编》，是第一部科学专门的期刊，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具有重大影响力。
1895年甲午战争的刺激，使得大量各种国人所创的期刊兴起，多用于宣传西方政治思想及学术，最早包括康有为1895年成立的《万国公报》（与林乐知所创同名），1896年成立的《强学报》，同年梁启超成立的《时务报》等，这些刊物的发行量及影响力，都远超过早期的教会期刊，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之后1901年因火灾停刊，又创立《新民丛报》，同时革命派则在日本有《民报》，二报之间的互相争论，激发起读者们对于政治事务的热心参与以及许多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理论的的认识。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晚清政治性期刊的热潮减低，1915年成立的《新青年》，代表著新的一种，以文化的讨论为主要目的期刊，《新青年》以及其他类似的期刊，对于民国时期西方思想的传入产生的重大的影响。
3、报纸报纸虽相较于期刊而言，多具有报导及商业性质而缺乏较深入的知识，但由于出刊时间快发行量大，有助于把西方知识和消息广传开去。
影响力较大的报纸中，最早的是1861年由英商匹克伍德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新报》，其内容除新闻、商务消息外，也有西方科学技术等的介绍。
1864年香港连续出版了《中外新报》、《近事编录》和《德臣西报》中文版《华字日报》。
其后，另一西商美查（Ernest Major）在1872年成立《申报》，之后成为晚清民国的重要报纸，其内容虽然以新闻、奇闻为主，但也包含对西方思想及消息的报导，以及在读者投稿中对于中西文化接触问题的讨论（著名的是铁路与风水的争论）。
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世界上第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日报，王韬自任主笔,写下大量鼓吹变法自强的政论。
在1895年以前，新式报纸的影响力仍然仅限于沿海口岸地区。
但在1895后以后，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大增，如《申报》增加版面，发行地区也增加之外，有更多的报纸开始出现竞争，包括上海的《新闻报》、《时报》，天津的《大公报》等，此外尚有革命派的报纸如《警钟日报》，且各报纸开始渐由早期以文言为主，转而以较多接近口语的文字来吸引更多的读者，不少白话报也在晚清全国各地出现，这些对对于西方新思潮的传布产生重大影响。
【新式学校】明末清初，教士艾儒略所撰的《职方外纪》中，曾对欧洲国家的学校制度加以介绍，但未受当时士人的重视，也未影响中国的教育。
在晚清这波西学东渐中，西式的新学堂才开始逐渐建立，并成为学习西学重要媒介，早期的西式学校多为西方人，尤其是教会所设。
最早的学堂为1839年在澳门成立的玛里逊学堂，其后在当时唯一的口岸广州也有类似学堂成立。
鸦片战争之后，教会学校才广泛成立于各个口岸，天津条约之后进一步发展至内地，成为早期西学在民间传布的重要管道。
1876年徐寿、傅兰雅在上海创立的《格致书院》，是较早的一所教授西洋自然科学的学院。
在洋务运动中，为培育相关人才，清政府也开始成立新式学校，最早的是北京的同文馆以及上海的广方言馆，其后在全国各地成立天文、电气、医学、军事等专业的西式学堂，教会学校也在这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开始淡化学校的宗教色彩，都对西学的传播产生重大作用。
甲午战争的刺激和戊戌维新的鼓吹，使得新式学堂大量出现，大量传统的书院改为新式学堂，而1905年科举的废除，更使得传统的私塾失去了其主要作用而没落或转型，晚清新政中并正式采用西方学制来规范各级学校，其学习西学的内容也更为广泛。
【港、澳及其他口岸租界的角色】澳门由于在明后期由朝廷让与葡萄牙人，因此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西方传教士常以澳门为中继站，而一些学术思想亦经由此逐渐传入中国内地，而许多与西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亦在澳门学习西方语言及文化。
1841年，香港在《南京条约》中割让给英国，使得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澳门作为中西之间桥梁的作用，移入香港的中国人在这里得以接触到英国的政体、法律、习俗、学术文化等，在这个环境下，产生了近代中国不少具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包括如王韬、何启、洪仁玕等人。
随着清朝与西方国家之间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各地通商口岸租界逐渐设立，产生了许多中西文化得以交流的管道，其中尤以上海租界最具代表性及影响力，居住在租界中的民众，较直接地接触到新的西方科技事物、西方式的政治法律体制、资本主义式的经济以及西式的媒体，也因此许多近代以来的新知识分子，都曾因在上海生活而受到西学的影响。
此外，活跃于各个口岸的买办商人，因为商务的需要，成为较早开始接触了解西方语言文化习俗的一批人，如主张议会民主的郑观应即是广东口岸地区商人出身。
【日本在西学传入中国的角色】道光咸丰年间，中国原比日本早开始接触西方，因此日本人经常透过中国的译介（包括如魏源等人的著作）来了解西方。
但随著日本人开始接触学习西学，包括明治维新的推行，使得在1870、1880年代时，对西学的学习开始超越中国，而为如李鸿章等人所注意。
此外任日本领事的黄遵宪写于1887年《日本国志》介绍日本的历史及进步发展的情形，但未受到当时人的重视。
甲午战争使更多人注意到日本人学习西方的成功，之后俄罗斯侵略中国东北，使清政府决定与日本友好，加上地缘之便，大量留学生到日本学习。
由于文字的接近（当时日文汉字较现代日文的汉字更多），许多即使仅粗通日文的人，也能大致阅读甚至译介日本的西学译著，因此日本成为晚清时期（尤其在1895-1914年间），中国学习西方学术文化最重要的媒介。
例如维新派的康有为，在推行新政时，多引日本学习西方政体制度的例子来作范例。
晚清影响思想界最大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其大量介绍西学的文字便有许多得自于在日本期间相关译著的学习。
日本对中国西学东渐的影响，更可由大量的日本汉字的引用可看出，包括如“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哲学”、“化学”、“物理”等重要的西方新概念词汇在内，共有数百个日本翻译的西方新词汇传入中国并广为应用。
1914年以后，由于日本对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引起强烈的反日运动，加上留学欧美的管道逐渐便利，人数增多且更受到重视，因此日本作为中国学习西学的中介角色就减弱了。
【中国人对西学看法的变化】1、明末清初时期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使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
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
此外，当时最常见的一种说法，便是“西学源出中国”，认为当下一些中学不及西学的事物，其实是中国古代已有而传入西方，但中国本身反而失传的事物，如黄宗羲认为一些数学原理是周公时代西传的。
王夫之认为西学大多是“剽窃中国之绪余”。
钱大昕认为西方天学算学，是习自于在中国已失传的祖冲之的著作，这样的看法使得当时人能很安心承认并学习这些西方较优越的学术。
2、晚清时期晚清道光咸丰之交中国人与西方人接触时，除了大多数人根本不重视甚至排拒西学的存在之外，仅有少数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注意到西学有其优越之处，但基本上，他们仍不把西学看作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文化，从魏源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来看，西学只能是“夷学”，其中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地位远不及中国学术思想。
在洋务运动早期，大多数人仍存有这种类似的看法，但随著与西方接触的增加，“西学”一词逐渐取代了“夷学”，许多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正视西学，视之为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思想，并开始探讨应当如何融合二者的优缺点来帮助中国富强，当时在政界学术界都有重要地位的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成为晚清新式知识分子们最典型的西学观点，认为西学在器物、制度上胜过中学，但在基本的思想道德人心等方面不如中国。
这样的中学西学的观点，在晚清一度让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暂时取得一个安心于学习西学的模式，但在清末最后十多年已开始受到挑战，到了民国初年，当更多的人对传统文化不满开始视西学为“新学”，认为西学高于中学而应当取代中学时，便引发了进一步的论战。
【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论战及影响】第一次正面的理论对恃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的。
论战的焦点是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评价和认识。
《新青年》一问世，就大张旗鼓地宣传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而他们提倡的“所谓新者就是外来之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公开主张以西方文化来取代传统的封建文化。
为了强调西洋文明的先进性，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把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加以比较后，概括了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的特点，他认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文中尽是以西方文化之长来映照中国文化之短，这样的态度和明显的取向，很快引起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反对。
从1916年开始，《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便以“枪父”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文化差异的文章，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论战。
他也采用陈独秀的比较方法，而其结论却完全相悖。
他将西洋文明概括为动的文明，而将中国文明概括为静的文明。
他说这两种文明可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却又“不可不以静为基础”。
甚至西洋文明也必须由吾国文明，去救之弊，济之穷。
他告诫国人不要受西方物质文明的“眩惑”，坚持要以儒家思想为是非之标准。
他指责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输入，破坏了这一传统标准，于是造成了“人心之迷乱”少国是之丧失’，少精神之破产。
陈独秀、李大钊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李大钊采纳枪父的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的说法，却又在价值取向上完全否定了枪父的论点。
紧接着，第二次大规模的论战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
此时，传统文化已受到了猛烈冲击，西方文化已如“洪水”，般涌入，新文化的传播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完全拒绝外来文化的论调已根本站不住脚。
于是文化战线上又产生了一种中西文化“调和论”。
1919年秋天起，章士钊到处讲演，鼓吹新旧调和之说。
他认为:“调和者，社会进化至精之义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
枪父等人也赶紧呼应这一论调，进一步提出、中国固有文明不但不能“革除”，而且这种调和，也只有把西洋文明“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
这实际上仍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文化守旧论。
李大钊在论战中从经济基础的决定因素方面分析了新文化必然取代旧文化，而不是与之调和的客观必然性。
《新青年》、《新潮》、《民锋》、《每周评论》等杂志都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
这次论战一方面进一步传播了与封建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新文化精神，同时也大开了“全盘西化”论的先河。
关于中西文化的第三次论战是发生在1920年代初期。
其主题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
1918年，梁启超自欧洲归国，出版《欧游心影录》并发表了大量观感，主要观点是认为在欧洲一百年来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却带来的许多灾难，要想解放“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的西方世界，只有依靠中国的古老文明。
而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
他认为这三种文化系统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循序而进的三个阶段，并得出结论说:西方文化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紧接着“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
”胡适等人立刻起而应战。
胡适认为:“现在全世界大通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
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
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则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参与这次论战。
瞿秋白指出:“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两者都应为当代社会所摒弃，只有进行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
【各学科的西学东渐】1、哲学中国传统思想中一无西方严格定义的哲学的概念，而哲学的基础逻辑学也仅存在于少数如名家等古代思想中。
明末清初西方哲学开始传入，最由葡萄牙传教士高因勃耳，撰写大量对亚里斯多德哲学的相关介绍，内容包括知识论、理则学、形上学等方面。
此外中古神哲学家[[阿奎那]的著作，也在清初节译至中国。
但西方哲学真正大量输入中国则要到晚清时期，早期尚未用哲学一词，到20世纪初，此名词由日本传来被广为使用，标示哲学从儒学、经学等学科分出来探讨。
当时的各期刊中有大量对古希腊哲学、及西方近代抛学的介绍。
许多新观念如物质、精神、唯心论、唯物论等重要哲学概念也被引入中国，进化观念的传入更是对中国哲学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在逻辑学方面，最早的著作为1895年广学会出版的《辨学启蒙》，但其后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
孔子、孟子、朱自清的资料。
人生格言，人生感悟的文章或者故事。
孔子简介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
俄语：Конфуций.兄弟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孔老二,春秋后期鲁国人，汉族。
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世就没落了。
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
孔子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鲁，专心执教。
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
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
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思想品格 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
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
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
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
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
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
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
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
“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学术贡献 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比较集中地见诸于《论语》一书，共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
《论语》就是孔子的语录，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是孔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追记。
此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淀在我们的生命中，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
《论语》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
“仁”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仁”、“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美服务的。
《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日本〈大宝令〉还指定它为日本学生的必修课。
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将它译为拉丁文后，它又被转译为意、法、德、英、俄等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
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
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
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
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深。
说到治理国家，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他说“苛政猛于虎”，他还强调无论什么法令法规，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在人际交往中，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
“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在为人处世上，孔子提倡自爱和爱人。
孔子对天命持谨慎态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
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切要看个人后天的努力。
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想是与历史潮流相背离的，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他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这一切都不可否认的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
但瑕不掩瑜，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骄傲的。
朱自清(1899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原名自华，号秋实，字佩弦。
现代著名作家、学者、民主战士。
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海州（今连云港市），后随祖父、父亲定居扬州。
朱自清祖父朱则余，号菊坡，本姓余，因承继朱氏，遂改姓。
为人谨慎，清光绪年间在江苏海州任承审官10多年。
父亲名鸿钧，字小坡，娶妻周氏，是个读书人。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朱鸿钧由海州赴扬州府属邵伯镇上任。
两年后，全家迁移扬州城，从此定居扬州。
朱自清妻子名叫陈竹隐。
幼年在私塾读书，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1912年入高等小学。
【孟子概述】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现在山东邹城市）人，是孔子之孙孔彶的再传弟子。
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散文家、政治家，是著名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来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到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
三岁丧父，孟母将其抚养成人。
在孟子小的时候，母亲为了给他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而3次搬家。
后人称之为孟母三迁。
孟母教子甚严，其“迁地教子”、“三断机杼”，成为千古美谈，《三字经》里有“昔孟母，择邻处”之说。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百家争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孟子站在儒家立场加以激烈抨击。
孟子师承子思(一说是师承自子思的学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孟子周游齐、晋、宋、薛、鲁、滕、梁列国，游说他的“仁政”和“王道”思想。
但由于当时诸侯各国忙于战争，他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几乎没有人采纳他的治国思想。
归而与弟子讲学著书，作《孟子》7篇。
孟子维护并发展了儒家思想，提出了“仁政”学说和“性善”论观点，坚持以“人”为本。
【政治思想】民本思想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
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
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有传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节《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仁政与王道 孟子主张君主行仁政，承接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有不忍人之心”，乃有“不忍人之政”，君主只要将自己的仁德推广，所谓“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由爱护自己的家人，到爱护国民，就是仁政。
推行仁政的具体措施是行“王道”，要使人民富足，百姓安乐，即“保民而王”，人民自然拥戴君主，国家自然富强安定。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代表国家的土神谷神其次，国君为轻。
所以，得到民心的做天子，得到天子欢心的做国君，得到国君欢心的做大夫。
国君危害到土神谷神，国家就改立国君。
祭品丰盛，祭品洁净，祭扫按时举行，但仍然遭受旱灾水灾，那就改立土神谷神。
” 《孟子》的基调是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它反映了孟子的关于人性基本是善良的坚定信念。
他的政治思想在很多方面与孔子非常相似，特别是孟子坚决主张君主应主要靠道德规范而不是武力来统治。
但是比起孔子来说，孟子则更加堪称为是一位“贵民之人。
“天是通过人民的眼睛来看，天是通过人民的耳朵来听” ②这是他的最著名的论断之一。
孟子强调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成份是人民而不是统治者。
为民造福是一个统治者的职责，特别是他应该为他们提供道德指南和适宜的生活条件。
他所倡导的政府政策是自由贸易；轻税赋和保护自然资源；共享财富而不是弱肉强食。
政府要为老弱病残者提供福利。
孟子认为君主的权力是上天给的，一个君主如果不顾人民的幸福，就会失去上天赐给的统治权，而且理应被赶下台。
由于这句话的结尾是对开头的有效的否定，因而孟子实际上早在约翰·洛克之前就提出人民有权力造非正义的统治者的反。
这是一种中国人普遍接受的思想。
但是一般说来，孟子倡导的那些观点更加受到被统治者而不是统治者的欢迎。
因此孟子的建议也未被当时的统治者采纳，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但是这时期内他的观点越来越为儒家学者和中国大众所欢迎。
孟子在当时已享有很高的声望，随着11世纪和12世纪新儒教派的崛起。
他的声望在中国变得更高了。
孟子对国家文化有何影响
主要是仁爱非攻的思想,但能做到的不多.人性太丑恶
中国数学 三个高峰时期
在18世纪，欧洲有一批大思想家，尤其是启蒙学者们，都曾经在深入接触和研究中国儒学的过程中，受到了多方面的启蒙。
（—）、中国的“民为邦本”与近代欧洲的民主体制 18世纪的启蒙学者，从中国的文化中，悟出了一个道理：政府的目标是人民的幸福。
如果背离这个目标，人民就会造反和革命，直至把它推翻。
他们在和中，概括出一条箴言：革命的威胁经常呈现为对暴君威慑。
这一思想与法国革命的国民议会所宣称的：“当政府侵害人民的权力时，对于人民，以及对于人民每一部分来说，起义造反就是最神圣的权利和最不可推卸的责任。
”是非常相似的。
孟德斯鸠（1689—1755）曾经写道：“中国的皇帝……据说如果他的帝国不公正，他将被剥夺去帝国和生命。
” 孔、孟以下，关于民为邦本的思想，民贵君轻的思想，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思想，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的思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等等。
都是近代中国、以致近代欧洲，现代民主思想的一个来源。
即使当今进行现代民主建设，这些思想也仍然有其积极的借鉴价值。
孙中山在1924年写的中，指出过“中国领先于欧洲和美洲几千年，就发展了一种民主哲学”，“欧洲超过中国的，不在于政治哲学，而只在于物质文明……我们需要向欧洲学习的是科学，而不是政治哲学。
因为在真正的政治哲学原理方面，欧洲人需要向中国学习”。
应当说，法国大革命的理想目标，与中国古代中的追求有共同之处。
因此，可以说，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而民主，则是这个伦理社会的灵魂。
今天，人类所达到的民主意识与进程，是人类自有文明以来有关民主智慧的结晶。
近代西方民主不是西方人头脑的独创，其中有东方人的智慧；社会主义的民主，也离不开它脱胎而来的资本主义的民主。
2l世纪人类的民主进程，将打破制约人类民主健康发展的一切历史成见。
东方与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民主方面，应当从对立、对抗，转向对话，相互取长补短。
只有如此，各自的民主才能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更加健康的发展，才能够跟上人类文明飞速发展和进步的历史潮流。
（二）、中国的“用人之道”与近代欧洲反对贵族世袭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权威，否则就必然坠入无政府的深渊。
欧洲的启蒙学者发现，孔子不是反对一切权威，他是要把这种权威托付给人民，但不是托付给任意的人，而是托付给那些有道之人。
这些人不仅能够“为政以德”，而且不把“道”视为永远不变的教条，信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孔子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热诚。
这种中国古代的用人之道，与现代民主所要求的“民主与平等精神”是相通的。
早在1696年，巴黎就出版了一份耶稣会士勒孔特撰写的声言：在中国“贵族从来不是世袭的，就品质而言，人们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他们只要尽职尽责就能保全其官位。
” 在1735年，法国出版了一部受到广泛阅读的书，书中认为，在中国“一位学者，尽管是农夫之子，也很有希望达到总督的高位，并且甚至还会成为国家的宰相。
因为，作为孩子都是平等的”[1]。
这就是中国流传深广的一句古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早在1789年以前，维吉尔·皮诺特就指出过；在中国独一无二的是，“一个人靠着良好的品质达之于国家的高官显位；每个人都是根据其优点而排列其在社会等级中地位，尽管有王公的青睐和出身的有利之处，却不能使一个被认为既无德行又无学识的人欺骗性地被任命在某个官职上。
这种情形在欧洲是罕见的或者甚至是不存在的。
因为所有的传教士们，不分国籍，都用狂热的词句赞美这个令人称奇的、中国的等级制度，其基础不是别的，只是良好的品质。
” 到了1789年，法国国民会议通过了，其中第一条是，“在他们的权利方面，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和平等的。
所以，公民的差别只能建立在公共事业的基础上”。
可见，中国古代的“用人之道”，对于法国启蒙学者与法国大革命，在反对贵族世袭和用人自由、平等方面的某些影响。
远在1731年，中国的“用人之道”或用人“准则”就被英国人采纳了。
当时的英国人，尤斯塔斯·巴杰尔写道：“共和国每一个荣誉的或福利的地位， 应被作为对真正的良好品质的奖赏。
如果现代政治家不把它记在脑海里，这个极好的准则，就不能在象大英帝国这样的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王国里被遵循。
我奉告这样的政治家，就是在这个时代，这个光辉的准则，曾经受到一个国家最严格的遵奉，这是个全世界地域最广，人口最稠，治理最好的国家。
我指的是中国……在中国，一个人如果不是个真正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官吏，亦即一位君子或有能力胜任政府中任何职位的人”。
（三）、儒家的道德意识与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 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1694—1774），从他在1756年发表的第一篇关于经济学的文章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爱，大致经历了20年。
重农学派，是在欧洲启蒙运动如火如荼的大潮中产生的。
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整个法国农业和工业频于崩溃，到了18世纪的中叶， 贫穷与饥饿在社会上，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重农学派就是在这一深刻危机中，适应了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的。
应当说，最直接启发重农学派的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思想。
魁奈当时被他的追随者尊称为“欧洲的孔子”。
他在儒家典籍中找到强有力的攻击重商主义的思想武器，把经济运作程序的构思从重商主义的模式中解放出来，第一个把经济学科学化及系统化，开创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新纪元。
他的弟子米拉波（1715—1789）认为，魁奈在政治经济学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净产品”的概念，而这正是孔子关于道德教育普行于世的产物。
弗朗西斯·魁奈首创的重农主义学说，其理论本体导源于中国。
1767年他的 一书正式出版。
有人考证此书的头七章，“全部抄袭”自一本描述中国的书。
他本人也在该书最后一章的导论中声明，此书只是“中国学说的系统说明，而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
” 在魁奈的出版的那一年，美国的到了法国，他以后的许多经济思想，是受魁奈的影响而形成的。
重农学派的自然法则来源于儒家的道德意识。
重农学派的自然法则，包括了物质法则和精神法则两个方面。
魁奈认为，“这里所谓的物质法则，是指在自然秩序下，按照不证自明的最有利于人类的方式运作的实际行动……这里所谓的道德法是指由顺应物质秩序的道德秩序中产生的，最有利于人类的所有人类行为的规则。
这两者合起来，就是所谓的自然法则。
”他还认为，由物质法则与精神法则合成的自然法则，在中国的学说中早就揭示过了。
他所要做的，只是把中国学说中的这个意思加以系统地消化，以作为所有国家的典范。
魁奈明确提出，国家不可能在人民赤贫的情况下富强。
他的一句名言是：要使国家富强，首先就得使农民富有起来。
“一个农民越富有，他就越会被所赚取的利润激励而努力耕种。
牛羊谷物会因此获得丰收。
农民们辛勤工作，他们的利益得到保障，国家的收入也会因此而增加。
所以，我们不应当嫉妒，或设法减少农民的财富。
反之，它应该得到实现， 因为这是保证国家财富的必要原则。
”他还认为，“土地和一切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应该获得保障，因为这是社会的经济秩序的必要基础……保证土地拥有者有权第一个享受土地所带来的财富的果实，是所有至高无尚的统治者的责任。
” 重农学派的这些思想，几乎与儒家思想完全一致。
记载了鲁哀公与孔子学生有若的一段对话，意思是，鲁哀公说，国家的费用不足，想增加赋税，请有若定夺。
有若建议：减轻赋税。
公不解：国用已经不足，如减赋税更是入不付出。
有若正告哀公：“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其意思是，“百姓如果富足，国君不可能独贫，同样，百姓如果贫穷，国君也不可能独富”。
儒家这种强调君民一体，利益兼顾思想是一贯的。
中就有：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魁奈也有一句名言：“农民贫穷，则国家贫穷。
”并且他认为藏富于民，才能够保证社会道德的秩序和国家的稳定。
“仓廪足，而知礼义”，民富则国强，这些中国人的智慧，得到了欧洲人的认同。
四、“天人合一”的哲学与启蒙学派反对神学 在当时，法国、英国和德国的一些启蒙学者，都把中国的哲学、儒家的思想，看作是一种“自然神论”。
普遍认为，儒家思想是“一种自然宗教的理论”，“孔子使世上获得对神的最纯真的认识”，儒家要求人们以德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
孔子不是什么教主，而是宣传伦理道德圣人”。
德国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在《论中国哲学》中说：“中国的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从约3000年以来建立的，并且极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
”他们就是用中国儒家思想——自然神论，同基督教进行斗争，论证上帝的任何启示，都属于迷信。
魁奈说：“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但是，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
启蒙学者们把儒家思想理解为“自然神论”，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天人合一”的思想。
这种“天”与人、“神”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哲学的精华。
至今，乃至2l世纪以后，也仍然有其普遍的哲学价值。
五、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与欧洲近代自由、民主、平等 17—18世纪的耶稣会士们，通过翻译“四书”、“五经”等等渠道，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先后把孔子的教育思想传到了欧洲。
首先，是“有教无类”。
这个教育观点，被欧洲人视为“教育平等”思想的新纪元。
不是只有贵族才能受教育，而是所有的人都应当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他们认为，孔子信任所有的人、信任整个人类，也相信全体人民一旦提高了教育程度，他们最终会有能力区分善、恶之官，清、贪之官。
可见，近代欧洲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教育平等思想、普及教育与实现民主政治的关系等近代民主思想，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之间某种程度的历史联系。
近、现代民主社会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民主制度实现的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国民受教育的程度。
在一个国民教育程度很低的国家里，很难建立起现代民主，更难建设一个有高度民主的国家。
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为近代民主制度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思路。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孙中山一再把孔子和孟子称之为“民主的倡导者”、“民主主义者”。
今天，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当了家做了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集中体现。
但是，由于代表的文化素质参差不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主实现的水平。
因此，普及和发展教育事业，不仅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建设一个高度民主国家的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讲，“有教无类”是实现近、现代民主的一块思想基石。
其次，是“学而优则仕”与科举考试。
有一位耶稣会士，在他向欧洲介绍中国的科举考试的信中说，“先生，您可以看到这种考试制度是由一种明智的政治决定的，除了中国人天性爱好他们的文字以外，这频繁的考试使他们在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始终不懈地往上攀登，防止他们无所事事、吃喝玩乐而对国家造成麻烦。
他们为了保住经过努力所取得的资格与地位，几乎一生都要不断去经受新的考试或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
他一级一级考上去，仕途一级一级晋升，他们才能享受到某些有别于普通百姓的特权，这些特权给予他贵族的头衔”。
“如果大官的子弟不继承父辈业绩，不像父辈那样用功读书，他们就会重新跌入他们第一、第二代祖辈所处的普通百姓的行列”。
尽管他在这封信中，对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中作弊和行贿成风等等弊端，也进行了揭露，但是他对于中国官员不属于贵族阶级，也不是世袭的，而是经过漫长的一系列的考试、竞争和筛选的用人制度，还是充分肯定的。
中国古代这种“学而优则仕”，凭学问、凭才干，不世袭、轻特权、“选贤任能”的教育制度和选拔官吏的制度，与18世纪欧洲的知识界、启蒙学者们：尊重个人的价值，反对中世纪的封建世袭制度，通过自由、平等、竞争，攀登仕途高峰的、梦寐以求的理想一拍即合。
魁奈在1767发表的《中国专制制度》一书中，他特别“欣赏中国的教育制度”。
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启蒙学者认为，中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办学校，重视教育，“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选贤任能”和“科举考试”的教育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
这一点，不仅成为他们反对欧洲贵族世袭制度的思想武器，也成为当时欧洲教育改革的一个思想来源。
在18世纪这一批启蒙学者，就是按照：“中国的教育模式”，在法国倡导和推行了教育的世俗化和普及化，这对于19世纪法国的教育发展，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对于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在1610年以前，利玛窦就在其《札记》的第一卷第五章中有详细的介绍。
这种学位制，为法国1789年大革命后制定教育发展计划， 引进竞争性考试制度，满足资产阶级平民登上政治舞台的要求，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
法国至今实行的学士、硕士、博士分级学位制，仍有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中的秀才、举人、进士的痕迹。
以上的历史资料与资源，足以表明中国文化对于欧洲近、现代文明，有过积极的贡献，它不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精神阻力，而且曾经成为欧洲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精神动力。
但是， 自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这200年来， 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中国的文化逐步被欧洲人、世界人所轻视、蔑视和忽视。
到了20世纪，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之中，似乎已经无足轻重、甚至走入了“被开除球籍”的绝境。
只有认真反思历史，切实调整文化偏见，重视文化建设，才有可能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再次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