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的小多联和大多联都有些什么区别，都有哪些优势，缺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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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什么是走水，风管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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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完全明白您的问题；多联式空调（通常称为“多联机”）有大小之分： 小多联机（家用型多联机组）通常有5HP、6HP、7HP室外机，不能多台室外机并联； 大多联机（商用型多联机组）通常有8HP、10HP、16HP、20HP室外机，可以多台室外机并联；（其它比如12HP、14HP、18HP一般为基本型号的变种） 大多联机和小多联机的室内机规格是通用的，有18、23、25\\\/26、32、45、55(56)、71、120，其它规格都是变种；个别厂家大小多联机配的室内机，电控部分有所不同； 对你说的“走水”、“风管”的问题不明白，无法回答。
关于“天人协调”的名言
王阳明的四句教是心学的精华，四句教的内容是:'无善五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如何理解这四句话呢
无善无恶心之体。
无善无恶是本心自然的存在状态，也就是未发之中，善与恶都是经验世界中的东西。
在未发之中，没有办法判断善与恶，心本身就是价值的原点，就象秤的原点一样，没有东西就在原点平衡，有了东西才知其轻重。
像人的眼睛一样，没有任何颜色，但能够分辨任何颜色，如果眼睛有颜色，那么就不能辨别颜色了。
心只有是无善无恶的才能辨别善与恶，镜子里面什么都没有才能照东西，因此说，无善五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意为心所动，也就是心动的状态。
心为什么要动呢
心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动，肯定有一定的境遇，这个状态就是一种现实的经验状态，瞬间向经验状态转变。
必须有一个第三者的出现，也就是肯定有境和物出现，心与物没有构成关系之前，心处于寂的状态，一旦有境物出现，心就脱离了原本的状态，向经验的状态转换，体现心的经验状态，一旦体现在价值的经验状态，就落于善或者恶，因为价值一定是在经验之中的。
心之动如果合乎本心就落实到善的方面，一旦受物欲的诱惑，脱离本心就落到恶的方面。
善与恶一定是在经验价值方面的体现，而不是抽象存在的。
知善知恶是良知。
良知是心之本体，良知是明明白白的，心自身是知道的，不需要提醒的，在心转意的过程中，良知自己是知道善恶是非的，是具有判断力的，是自知自名的，因此在意之动之时，需要自己的良知来决定。
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是属于行动层面的，格物就是正心，就是诚意，就是正事，如果你知善知恶了，就要为善而去恶，这样才能正心诚意，把事情做正确了。
总之，王阳明的四句教是他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核心思想的集中体现，只有认真领悟这四句话，才能真正理解心学的精髓，真正做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让自己不断进入到人生的更高境界。
古典儒家的“为己之学”属于什么主义
的为己之学是成人的心性之学，而非功禄的事功之学。
它反映了儒家对主体自我的肯定，体现了对个体内心精神世界的关切。
它强调为学的目的就是要完善自己，进而利益社会。
因此，它的核心就是内圣与外王的和谐统一。
它一方面强调，必须在内圣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外王; 另一方面，内圣还必须走向外王。
成圣成德绝不是独善其身，还要利己利他，兼善天下。
这种思想对当前的人伦道德建设具有超时代的意义。
它是人的一种自我完善，是对人内在价值的弘扬，它通过践仁尽性，能够有效实现个人的身心和谐，在此基础上，实现人与人的和谐，最后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它是对人的内在精神价值、内在幸福的关怀，是对人性的提升和弘扬。
它能够大大减轻当代功利主义的一些负面效应，能够使我们更加关切自己的灵魂与道德，追求内在价值和自我人格的完善。
因此，它的拓展与大用，必然有助于提高民众的修德成善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而提高国民的道德素质，提升全民族的精神气质。
孔子说的关于水的名句
孔子论水 子贡问曰君子见必观焉，何也
”孔子曰：“夫水者，启子比德焉。
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
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尔也。
”译文：子贡问道：子见到大水一定要仔细观看，是什么缘故呢 ? ”孔子说：“水么，能够启发君子用来比喻自己的德行修养啊。
它遍布天下，给予万物，并无偏私，有如君子的道德；所到之处，万物生长，有如君子的仁爱；水性向下，随物赋形，有如君子的高义；浅处流动不息，深处渊然不测，有如君子的智慧；奔赴万丈深渊，毫不迟疑，有如君子的临事果决和勇毅；渗入曲细，无微不达，有如君子的明察秋毫；蒙受恶名，默不申辩，有如君子包容一切的豁达胸怀；泥沙俱下，最后仍然是一泓清水，有如君子的善于改造事物；装入量器，一定保持水平，有如君子的立身正直；遇满则止，并不贪多务得，有如君子的讲究分寸，处事有度；无论怎样的百折千问，一定要东流入海，有如君子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意志。
所以君子见到大水一定要仔细观察。
( 因为这无疑是在观照自身啊 ! ) ”孔子论水 孔子一生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中蕴涵有丰富的水文化因子。
孔子通过对水的观察、体验和思考，或从社会、历史的层面，或从哲学思辩的角度，或从立身教化的观念出发，来阐发对水的深刻理解和认识，进而以此来把握、认识人生、社会和自然世界的规律。
一 智者乐水 孔子有句名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论语·雍也》)水为何被孔子这样的智者所乐呢?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水的各种自然形态——不论是波平浪静还是汹涌澎湃，不论是涓涓细流还是浩浩荡荡，不论是清水一泓还是烟波浩淼，都能让孔子这样的智者流连忘返，赏心悦目。
同时，水还能洗掉人们身体和心灵的污垢，让人的身心保持一种净洁清明的状态。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智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朱熹《四书集注》)。
就是说，水具有川流不息的“动”的特点，而“智者不惑”（《论语·子罕》），捷于应对，敏于事功，同样具有“动”的色彩，而且水的各种自然形态和功用，常常给智者认识社会、人生乃至整个物质世界以启迪和感悟。
关于孔子乐水的事实，在许多历史典籍中都可以找到记载。
《论语·先进》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一天，孔子饶有兴致地问围坐在自己身边的几位得意弟子的志向，子路、冉有、公西华纷纷慷慨陈词，表达了自己不凡的理想和追求。
惟有曾点（曾皙）与众人的志向相左：“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意思是说，当春天来了，穿上舒适的春装，相约上五六成年人，六七少年人，结伴到沂水里去游泳，然后在凉爽宜人的舞雩台上吹吹风，大家悠哉游哉地玩个痛快，之后高高兴兴地唱着歌回家。
这番话显得很没有抱负，没想到却得到了夫子的赞同：“吾与点也!”意思是说我赞同曾点的想法呀! 从孔子师徒以上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信息：第一，曾点所描绘的这种美妙的境界，正是孔子一生孜孜追求和憧憬的大同世界的气象——天下太平，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人民过着丰衣足食、自由幸福、安祥惬意的美好生活。
第二，新近大自然，与之不离不弃，融为一体，正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
在孔子看来，在家乡的沂水中沐浴净身、净心，分明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乐事。
尽管孔子德行高尚，被后人奉为圣人，但他同时也是个有血有肉的率真之人。
而他所生活的空间，则是个礼崩乐坏、污秽纵横的社会，尘世俗务免不了要污染他的心灵，而肉体本身也会时时生出污垢，让人感到肮脏难受。
于是他便常在清洁的水中沐浴，洗涤身心，让心灵一尘不染，恬静惬意，让身体洁净清爽。
这是言内之意。
而言外之意则是“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
因而对曾点所表达的从容开朗的精神境界，孔子自然会“叹息而深许之”。
孔子的“乐水“，还表现在他偶尔也把失意之情寄托于水波之上——“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感慨就可说明这一点。
人生在世，不如意之处十有八九。
怀有大济社稷苍生宏志的孔夫子，学识渊博，道德高尚，而他所开创的儒家学说，在当时的社会确有广泛的影响，享有很高的声誉。
但是，孔子的学说特别是他的政治主张却不受当时的统治者的欢迎。
为了推行自己的“儒家之道”，孔子曾率领众门徒周游列国，所到之处常常与冷遇和奚落相伴——“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困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戚戚然以至于死。
”（《列子·杨朱》）如此悲惨的境况，不能不使孔子无数次地黯然神伤，终于不平则鸣，喊出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巨大牢骚。
事实上，孔子绝不想真的隐逸在苍茫的大海中，过道家所谓的“逍遥游”生活。
这牢骚话不过是老人家“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汉书·儒林传》）的无奈与感慨。
尽管挫折多多，他依然汲汲奔走于列国之间，以求实现他的道德政治理想，而“不知老之将至”。
不过，孔子此言却为后世仕者指示了一个基本的行为方向，即当仕途失意时，就想乘桴入海，绝弃尘缘。
然而，又有几人真能做到呢
难怪唐人张说在流配钦州（今广西境内），来到南海时，会发出“乘桴入南海，海旷不可临”的感叹。
看来，如果不是真心想作隐士，仕途失意之情靠大海是抹不平的。
关于孔子“乐水”的情况，《孟子·离娄 》说孔子“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
’”《荀子·宥坐》、《说苑·杂言》、《韩诗外传》、《孔子家语》等均有孔子回答他的学生子贡关于为什么“君子见大水必观焉”问题的记载。
这些记载在具体内容上也许与事实有出入，但孔子特别喜欢水的事实是千真万确的。
而且孔子的“乐水”，绝不仅仅是陶醉、流连于水的自然之趣，更主要的是通过对水的深入观察和体验，从中领略人生的真谛。
也就是说，他对水的感悟和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构建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大厦为切入点。
如《韩诗外传》对孔子“见大水必观焉”的原因有过一大段的解释，大意是：水滋润万物而无私，似德；所到之处给大地带来勃勃生机，似仁；由高处向低处流，舒缓湍急皆循其理，似义；奔腾向前，冲过千山万壑，似勇；有深有浅，浅可流行，深者不可测，似智。
由此可见，孔子不满足于纯粹的观赏自然，而是试图沟通水之美与人类道德精神的内在联系，以探求水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并由此推衍出儒家立身处世的道理和准则。
从一定程度上讲，这种对水的社会化、道德化认识，正体现了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
孔子尤其重视道德教化，其创立的儒家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主要是一种道德学说。
而水这种物质世界普遍存在、人类须臾难离的物质，恰恰具有孔子阐发其道德思想的深厚底蕴。
水的许多特征“似德”、“似仁”、“似义”、 “似勇” “似智”等等，确与儒家的伦理道德有着十分相近的特征，因而为孔子和儒家的“智者”、“君子”所愉悦。
于是，孔子便顺理成章地把水的形态和性能与人的性格、意志、知识、道德培养等联系起来，这时，水也就成了体现孔子伦理道德体系的感性形式和观念象征，成了儒家文化的道德之水、人格之水。
孔子的这种比德论的水之审美观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世许多思想家都以此来看待水之美。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
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荀子·宥坐》)在孔子对水满而覆的感叹中，我们分明又得到了“满招损，谦受益”的警示。
“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孔子曰：‘小人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
’”(《孟子·离娄上》)清濯缨，浊濯足，这本是水给予人们最便利、最直接的恩惠，但孔子却从这个简单的事实中，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人生道理：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身处世，忠奸善恶、荣辱祸福主要取决于自己。
二 “逝者如斯夫”——孔子的运动观 奔流不息的川水不但令孔子赏之悦之，而且还引发了孔子无限的哲学情思。
一次孔子站在河岸上，望着滚滚不断奔流的河水发出了“逝着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的感叹。
这是孔子对消逝的时间、人事与万物，有如流水般永远留不住而引发的哲思，它既有因时光流逝、功业未成而导致的深沉感喟，又具有对时间、永恒、变化等物质运动的抽象哲学问题的沉思带来的哲学感悟。
从第一层面上说，的确，时光如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返，青春终会老去，万事万物都将成为流水般的匆匆过客。
面对短暂的人生之旅，作为天地间渺小如草芥的人又怎样度过这一生呢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这是雄才大略的一代枭雄曹孟德，面对飞逝的时光，发出了人生苦短、功业未成的感慨。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李白《将尽酒》），这是一代大诗人李白诠释“逝者如斯”的又一种人生态度，饱含着悲观、消极与无奈。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沁园春·长沙〉注》），这是对“逝者如斯夫”的理解，表现的则是一种奋发进取、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
笔者以为，这种领悟最能体现孔子的“逝者如斯夫”的本质内涵。
孔子是让人们效法滔滔东流之水不舍昼夜、勇迈古今之不断前进、不断进取的精神，努力以有限的生命之水融注于无限的人生事业之河。
在这方面，孔子本身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尽管怀瑾握瑜的他为了弘扬儒家之道到处碰壁，但依然如奔流的川水一样执着地、义无反顾地追求着人生的“正道”。
从第二个层面讲，“逝者如斯”给孔子及后人的哲学启悟是：物质运动犹如流水，是在空间进行的，而这种运动的不舍昼夜，永不停息，又是它的时间表现形式。
孔子不仅朴素地认识到一切物质都处于运动中，而且以川流不息的水为喻，说明了运动与时间、空间的关系。
而运动主体是流水一般客现存在的物质，这种物质的运动，是自然而然的，一切由物质的天性决定。
李泽厚先生认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表达了孔子对生的执着，对存在的领悟和对生成的感受。
孔子没有去追求超越时间的永恒，而是把永恒和超越放在当下既得的时间中，置于当时的政教伦常和构建社会秩序的目标下。
一切都在流变，“不变的一”即永恒的本体就是这个流变着的物质世界本身（见《美的历程》）。
在这种哲学背景下，孔子运动观中倾注了浓厚的社会和人生情感，并在这种情感的支配下去了望、了悟和发现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规律，形成了进化论鲜明的思想。
关于自然的进化，孔子提出了许多观点，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论语·阳货》)就是说，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更替，昼夜旦暮的转移、万物的生生不息，新陈代谢，这些都是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进行的，而不是“天”的意志和安排。
再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迅雷风烈必变”(《论语·乡党》)，“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等，都是从运动的角度论述自然的变化状态。
在孔子眼里，自然世界上到日月星辰，下到草木燕雀诸物，都处在运动之中。
关于人类的进化，孔子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前进的，社会制度也处于不断变革之中。
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论语·为政》)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夏礼”、“殷礼”、“周礼”，都是指社会制度。
这种制度在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中，既有继承性，又有损益和发展。
孔子的这种“百代可知”的历史损益论，指出了历史的运动是前进的、发展的运动。
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的兴衰更替，充分证明了孔子这种历史发展观点是十分正确的。
就人类本身而言，孔子也充分肯定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他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
”(《论语·子罕》)孔子还现身说法，从他本人的经历和人生经验肯定人的发展和变化，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 三 “中庸”思想的形成主要来自先民治水的启示 “中庸”是孔子综合自然、人类社会历史和现实经验提出的一种择优方法论的概念。
它是辩证法与系统论思想的原初形态。
孔子认为，“中庸”是处理问题最好的方法，所以盛赞“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所谓“中”，指“允执厥中”(《论语·尧曰》)，即“正道”公允，其反面是“过”和“不及”，二者都是走极端的邪道。
“庸”即常，常道，指规律。
“中庸”，指办事要“时中”，通俗地说，就是要切合时宜，把握分寸，实事求是地选择能够中道的好办法和解决问题的好途径。
孔子以“中庸”为处世要旨，强调人们在思考判断问题时要“执中”。
后世儒士奉中庸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圭臬。
那么，中庸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一方面，是水的自然形态给孔子以直接的启发。
“中”者，水流之中线也。
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中庸”思想的形成，与古代先民对治理水患的经验教训总结与认识紧密联系。
在上古时期，最紧迫的社会问题之一是同洪水作斗争。
洪水，是古代先民的天敌，治理水患，是中国的一大历史特点，传说中女娲积炉灰止洪水的故事，表明了我国从母系社会开始就同洪水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到了唐尧虞舜时代，中国依然是“洪水滔天”。
为了解救人民的苦难，尧命鲧治水。
鲧一味采用“堙”(土挡、堵塞)的办法，“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不仅没有平治水患，反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
鲧死后，禹继承了鲧的治水事业，并吸取鲧治水失败的教训，改用以疏导为主的办法，带领人民经过十三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引导洪水顺低地、河流而注之海，平定了千百年来的洪水灾害。
到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堤防已普遍存在，且已成为人们与洪水斗争的主要手段。
有了堤防，遏制洪水的主动性大大增强了。
由治水过程中鲧的“堙”，到大禹的“疏”，再到春秋时“堤”的大量出现，标志着治水理论和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堤”也是“堙”，但堤防的“堙”与鲧采用的“堙”有质的区别，是从单纯消极的防洪进入到积极防洪的飞跃。
同时，“疏”与“堙”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采用哪种治水方法为主，要因时、因地制宜。
治水理论和实践中呈现出的“堙——疏——堤”的辩证发展过程，给孔子的理论思考以极大的启迪，使他深刻认识到：人类要去征服和改造自然，必须优选、探索成功的正道。
这就为“中庸”方法论的出台开拓了道路。
另外，历史上周厉王采取堵塞民口的“弥谤”政策，导致于无声处起惊雷，国人动乱的事实，使孔子和许多有识之士从中得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流尚不可塞，民口岂能去堵的警示。
加之孔子所处的观念社会中，“有为”与“无为”的激烈思想斗争，以及孔子教学实践中的体会等，孔子金声而玉振之，将其集中起来，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从而提出了“中庸”的思想。
另外，在《论语》中，孔子多次赞颂大禹治水为民造福的伟大历史功绩，缅怀他“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一心扑在治水事业上的奋斗和奉献精神，并奉大禹为“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的仁人、圣人。
这一方面表达出孔子对大禹那样的英雄圣王的崇敬，也说明孔子已从思想上把除水害、兴水利的治水活动视为治国安邦的大事。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在孔子许多文化思想的产生过程中，水无疑给了他许多深刻的启示和感悟。
不论是自然之水的形态、性质和功能，还是古代先民治水的伟大实践，都为孔子的理论思考和创造提供了宝贵的营养和源泉，也大大充实和丰富了他的文化思想。
谈谈中国画的意象美
意象这个概念在中华大地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我们祖先对自然万象审视精神和思维方法的总结，同时它也赋予我国审美、艺术构思和绘画表现的特色。
意象，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是“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的融合而带有某种意蕴与情调的东西”。
《中华美学大辞典》中这样解释道：“意象，美学范畴。
⑴指文艺家构思的意趣和物象的契合。
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
’⑵指艺术形象。
⑶指饶有意味、饱含情思、充满理趣的形象。
‘言征实则寡味也，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
’（《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
①而西方人则认为“具象和抽象为两极，意象置于其中。
根据物体表象特征减少和主观因素增多的趋势，由两极的具象和抽象确定一个尺度，中间部分就是意象范畴”。
②概括来讲，意象是指客观事物反映到画家的主观意识里面，并经过一番处理的影象，是画家主观的意念、情感、创作手法和客观的事物包括一切人景物等形象的统一体，也就是“象”和“意”的融合。
这样看来，中国画艺术确实最具“意象”特征。
传统中国画的审美特征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意象性”。
虽然在传统中国画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写实的表现形式，但终究没有形成主流，意象形态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这也是中国传统绘画观念同西洋传统绘画观念本质上的差异。
中国画重在表意，强调主体的特征，与西方绘画重在摹仿，强调客体，显然有别。
追根求源，我们就不得不从中国先哲的思想谈起，因为中国画的精神、画理、思维方法以至表现手法无不受其影响，它可谓是中国画产生和发展的主要根基。
自古以来有关的绘画理论虽然说法不同而宗旨都一样，中国画一直是主张意象创作的。
二 在中国先哲的思想中对中国画产生巨大影响的首推道家思想，意象之说中的所谓的“象”就是来自于中国道家的太极思想，中国画的艺术理论正是受到太极阴阳关系的影响，同时又融入了人的主观意识，才产生了中国画对“象”的认识。
在中国古代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周易》中也强调“圣人立象以尽意”，法家代表著作《韩非子》中云“人稀见生象也，而得生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皆谓之像也”，从中我们已能体会到“意象”指的是人们对客观物象的主观意念和想象。
到梁刘勰终于首次提出“意象”概念，指明了绘画创作中“物我感应”的关系。
而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关于“迁想妙得”的艺术创作主张，可以说是对中国画“意象性”的最贴切的诠释了。
“一幅画既然不仅仅描写外形，而且要表现出内在神情，就要靠内心的体会，把自己的想象迁入对象形象内部去，这就叫‘迁想’；经过一番曲折之后，把握了对象的真正神情，是为‘妙得’。
颊上三毛，可以说是‘迁想妙得’了——也就是把客观对象真正特征，把客观对象的内在精神表现出来了。
”③这种经过画家主观创造、反映物象内在精神的画面自然是具备意象趣味的。
随后南齐谢赫提出了“六法”论几乎涉及了绘画的所有问题，中国画的“意象性”不言而喻。
唐代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更是把画家胸中意象的产生描绘得精辟而独到。
北宋苏东坡诗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画家旨在以有限的形表达无限的神，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意象妙境。
后来倪云林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黄宾虹的“惟绝似又绝不似于物象者，此乃真画”和白石老人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均指此意。
④ 三 虽然中国先哲思想的宗旨和对绘画影响的方向性是一致的，但“意象”这一特质在中国画中的不同画种中的反映却是不尽相同的。
其中的水墨画本身就是介于似与不似之间，这样的写意性自然就体现了意象趣味，而工笔画这一画种的特点是以其严谨的方式来表现对象、抒发性情，所以它主要是以其独特的装饰性来呈现其特殊的意趣，舍此便难以展现。
在中国水墨画的表现中，用笔用墨、构图中的留白、取景造型等等都是讲究意象性的。
画家一笔画下去可称之为树干，再加上几笔即可成枝，点上一些墨点即可成叶。
这完全是在“意”与“象”之间产生的一种艺术形象，中国水墨画的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体现出的完全是画家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认识，同时有没有脱离客观物体的基本形状，即为“写意性”。
所谓“墨分五色”、“水墨为上”完全体现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意象色彩观，水墨画不仅把物象繁杂的明暗关系主观化，而且还把丰富绚丽的色彩转换为“随类赋彩”的意象黑白。
中国水墨画自古以来就讲究“惜墨如金”、“计白当黑”，构图常常讲究留白，为了突出主体，省略其它东西，留出大片空白，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画家的独到意象创作手法，以达到“意到笔不到”的妙境。
如南宋的马远、夏圭，人称“马一角”、“夏半边”，他们在章法上大胆取舍，描绘山之一角，水之一涯的局部，画面上留出大幅空白，给人以丰富的遐想。
中国画家的独到匠心不仅仅局限于章法上，画内景物的取材也往往不顾四季，仅凭兴致所为，可谓水墨山水的创始人之一的王维画花便时常不问四时，将桃杏芙蓉莲花等开放季节不同的花卉安排在同一副画面中。
他还曾在《袁安卧雪图》中把皑皑白雪和翠绿芭蕉并置，后人所言的“雪里芭蕉”也正是源自于此。
“‘雪里芭蕉’是画家的慧眼已不局限于具体的自然对象，而是经过自己的慧心重新感悟理解过的自然。
”⑤其超乎寻常、别拘一格的创造性意象思维在这种“写意性”中得到了完全的外化。
中国工笔画的意象性则主要体现为它的装饰趣味，而装饰趣味又呈现在其绘画形式表现的各个方面：精练、富于韵律感的线条，平面化的构图处理，主观性的色彩和抽象化的造型。
线条本身就具有主观意象性，是人们为了达到造型、传神的目的按照自身的主观意愿对物象进行的概括提炼。
中国工笔画在线描运用方面，以线条的细密精到、连绵不断、悠缓自然表现客观物象的形神，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富有很强的节奏感、韵律感和意象趣味。
平面化的构图是工笔画装饰性意象的主要表现方法。
“天人合一”、“心物统一”的传统哲学和美学思想，使得中国绘画在视觉上打破了时空的界限。
工笔画的构图追求画面整体的气韵贯通、均衡饱满，不完全依照客观对象的现实状态来表现。
它注重的不是如何去真实的再现客观现实，而是如何使客观现实来满足画面整体的需要，进而达到主观的意趣，由此便增强了画面的装饰趣味，也拓展了画面的意境。
无论是以不同的时空关系构成画面的散点透视法，还是以主人公为中心来组织画面的构图，亦或是无视现实空间物象的大小关系的图式，无一不是主观意识的产物，这就体现了“以意立象”的原则。
中国工笔画的色彩处理自由灵活，讲究主观化、单纯化的装饰性。
“中国画虽然是‘随类赋彩’，表现对象的固有色，但不是纯客观的自然主义的描绘，为了强调对象的特征，或为了画面的艺术效果和主题思想的表现，在适当的场合可以进行变色。
”⑥这就表面传统的工笔画不象西洋绘画那样强调在光源的照射下色彩所呈现固有色、环境色、光源色，而是根据画家的需要，结合描绘对象，自由的进行色彩组合，目的不在写真，而是为了起到一种装饰美化的作用，其用色主观的成分远远多于客观的成分，色彩效果上的装饰性就显得特别强。
工笔重彩以强烈的色彩对比呈现出浓郁的民族个性的装饰趣味，工笔淡彩则呈现出清新、素雅、恬静的装饰趣味。
在造型方面，中国工笔画不完全受对象的约束，其中包含主观性的因素较多，对自然形象作出取舍和强化的，把意象性因素与特定的自然形象融合起来，从而达到更加理想化的意象造型。
这种经常趋于程式化的把主观情愫与自然形象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就更概括、巧妙的体现了工笔画的装饰性。
比如由于明代仍然主张“士女宜富秀色婑媠之态”，唐寅笔下都是丹凤眼、瓜子脸、柳叶眉、樱桃嘴的美人，清代两位著名的人物画家改琦和费丹旭所作的仕女画也是唐伯虎类型的美人，只不过更加单薄瘦弱，很具装饰性。
当然，无论是在人物画创作中，还是在山水花鸟画中，形象的程式化除了有很强的意象趣味性外也存在一些弊端，也即画家笔下的人物山峰花草树木个个雷同，缺少个性刻画。
这也是我们在继承中需要加以改善的地方。
但其对于类似形象的高度概括和提炼的优势仍然是我们要首肯并认真研究学习的。
四 中国画意象形态的发展经过了漫长的历程，其独特的审美与表现方式对当代中国画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无论是工笔画还是水墨画从本质上讲都是意象性绘画，都与中国的哲学基础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中国画意象特质的认知和把握，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中国画的独特性和内在性，并从更完善的文化高度来全面认识中国画，体味中国画的精深博大，继而寻找具有时代新意的外部样式的切入点，最终促进当代中国画的健康发展。
中国画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要求“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强调融化物我，创制意境，达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气韵生动。
由于书画同源，以及两者在达意抒情上都和骨法用笔、线条运行有着紧密的联结，因此绘画同书法、篆刻相互影响，形成了显著的艺术特征。
意存笔九，画尽意在一语，出于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是他赞扬顾恺之的人物画所作的评语说明画者的意图，包括着主题的构思，形象的刻划，笔墨的运用，在动笔之光，已经都考虑成熟，这样在落笔时才可以脱颖而出，画作完了，画者精密而深透的意图在画上也永存下来了。
这句话还说明构思一经成熟，下笔后才能“意在笔先”，“不滞于手，不凝户心一”，画尽意在，象应神全。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是唐代画家张躁关于画学的不朽名言。
《历代名画记》记载说：“初，毕庶子宏擅名于代，一见惊叹之，异其唯副县长秃笔，或以手摸绢素，因问躁所受。
躁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毕宏于是阁笔。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八个字概括了客观现象——艺术意象——艺术形象的全过程。
这就是说，艺术必须来自现实美，必须以现实美为源泉。
但是，这种现实美在成为艺术美之前，必须先经过画家主观情思的熔铸与再造。
必须是客观现实的形神与画家主观的情思有机统一了的东西。
作品所反映的客观现实必然带有画家主观情思的烙印。
张躁一句话扼要地道破了艺术形象形成的全部秘密，乃至传诵至今，历万古而犹新。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指出艺术家必须向生活学习，向社会学习，向自然学习，方能有与“山川神遇而迹化”的美妙感受，才能领悟艺术的真谛与精髓。
对于一个优秀的艺术家来说，读万卷书固然重要，行万里路却更为重要。
“画”这个词是一个概念，一是意识的抽象理解，一是具体形象的理解，某种具体艺术可以创作、改造、或毁掉，如中国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等等；作为艺术这个抽象概念则不能改造、毁掉。
艺术存在是永久的，它属文化层。
老子说：“颓然吴名，充遍万物”，“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老子还说夷（无色），希（无声），微（无形）三者不可致诘，实又存在。
具体的画是一种心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迁想妙得”。
画家落笔则有，放笔则无，瞬间即成，瞬间即逝。
从“画”这个角度看，成又非真成，逝又非真逝。
它无完形，永远逝胎儿；它无定数，永远是一。
又出于无，无存在有，画无画，于画者其所欲也，由画家自觉产生，自由把握。
画者其所欲也，心师造化二演万物，所谓“俯拾万物”，“从心所欲”，“万境由心造”。
由心造，有一个物质的转化过程，还受理事的、时代环境的、文化层次的、人的个性的约束，物质与精神两者的促进。
自古以来，中国画重临池、重游历、重学养、重继承。
所以“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种画外功的重要可以说成于斯，败于斯。
历史在变化，事物在变化，知识要变化，人的思想要变化，形式和内容都在变化重，今人与古人对照显然有区别。
画没有固定不变的形象，画风无论时代、或一个具体的画家都有区别。
这种变化结果，虽然可以设想，单不可以断言。
是不以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画有始有终，生生不息。
构成中国画的道，只要宇宙还存在它就同在，是不会消失的。
纵观美术史，远在张僧所画凹凸画、曹不兴画佛像到郎世宁时代，那时代不但情况产生了交流，而且有了一批知名的画家。
艾启蒙以中西画法融合，受影响的有冷枚、唐岱、陈枚、罗福昱等。
吴历晚年信奉耶稣教，有人说他的画参用西法，他反对如此说，他还有鄙视西画的意思。
他说：“我之画不求形似，不落窠臼，谓之神逸；彼全以阴阳向背窠臼上用功夫——用笔亦不相同”。
郎世宁虽然尽量吸收中国画写意，中国人不成人，外国人说背弃本源，使之进退维谷。
那时中西画没有合二为一，那种画法现在也没有确立传统继承，这是一个历史记载的事实。
反思中国画历史，中国画事实存在确实又在不断变化，只不过千变万化都围绕着一根中轴线就是民族传统。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不统一，各种学术思想相应显得活跃，绘画艺术由于佛教的促进，却成了一支生机勃勃的鲜花，产生了一批很有成就一直在历史、过程中大放光彩并受称道的画家，顾恺之就是其中最伟大、最具有代表形的划时代人物。
他不但有不少山水画题材的作品，《画云台山记》这部构思文稿给后人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启示。
还有《洛神赋图》、《女史箴图》。
包括敦煌壁画在内，正因为有很多山水创作，产生宗炳《画山水序》和《画叙》这类理论著作流传，提出了透视比例“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万里之回”。
“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
同时提出了“畅神”及“画之情”这类美学思想。
这些对山水画独立成科起着鸣锣开道的作用。
隋是山水画走向完全成熟的过渡阶段。
唐是我国历史上最强大昌盛的时代，绘画艺术空前繁荣兴旺。
山水画的皱法有了发展，大小李父子的金碧山水为集大成者。
吴道子、王维的水墨山水画法开创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后期又有王洽的泼墨更发挥了水的性能。
张操善用秃笔，创造新的渲染法，并提出影响深远的“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学说，对中国画创作主客观关系作了辨证的依据。
山水画标致成熟，独立成科。
王维《山水诀》中的透视比例理论，体现中国画理论的完善。
王维创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艺术境界，给后来文人画开了先河。
唐代在用笔、用墨、用色、用水、构成中国画精髓的这类技法齐全而成熟。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丈山尺树，寸马分人，远人无同，远树无枝，远山无石，隐隐如眉，远水无波，高与云齐”。
这类既科学又实用的思想理论和技法理论对中国画发展道高峰的地位作了贡献。
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艺术境界为我国绘画确立了东方艺术的高大形象和崇高地位，唐以后千百年来，一直享受使用着丰富的宝贵遗产，凭借这些遗产奠定了深厚而坚实的基础，使花鸟画在宋代兴起并成熟起来。
五代由于政治上的分裂，影响中国画的部同风格，北方的荆浩以雄强之势影响深远，著有《笔法记》一书。
提出“气、韵、思、景、笔、墨六要”，对“六法”有所发展，关
是荆浩的继承人，以江南平淡水墨风格影响久远。
巨然继承了董源的衣钵。
他们一直影响到后来各各时代，以至发展成南北宗说。
郑振铎先生说，谈中国绘画史应以宋为中心，宋代中国画科目齐全，百花争妍，辉煌盛隆，空前绝后。
宋徽宗开办画院，设立“画学”；是世界上第一所国家美术院校，院派思想，院派画风起了开端。
宋初的李成、关仝、范宽他们的画派统治画坛，中国画史评“三足鼎立，百代标程”。
北宋中期，文人画家异军突起，提倡水墨写意画，与院体画对立。
代表任务为苏轼、米芾。
苏轼提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成为写神趣的意象画铭言影响到现在，这个观点和画法还对中国画的革新提供了革命的口号。
苏、米两人的艺术思想又成为文人画的典范和指南。
由于文人画和院体画的对立和忽布，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的画风形成，出现了梁楷的水墨大写意画。
但苏、米没有研究和总结，只是提出了问题。
《林泉高致集》、《山水纯全集》、这两部理论著作是由画院画家完成的。
元代文人画最重要人物是赵孟頫。
他提出“书画同源”，并加以发挥，把书法的功力运用到绘画笔墨中，由此画家必能书，书家也能画的遗风流传书画界。
有人还说，书从画中来，画理在书中。
元代又是一个转折点，画风骤变，文人水墨画如雨后春笋生机勃勃。
青绿重彩、工笔画界那时虽有绚丽机构之作，如精湛的永乐宫壁画，但以接近晚年。
明代初，“浙派”曾在画坛一时活跃，后被吴门画家取代。
董其昌因南北宗说引起画坛密锣紧鼓热闹了两百多年，虽有是非之争，也有一派认为他的成绩是主要的。
陈淳、徐渭是划时代的人物，特别是徐渭影响既大又久远。
郑板桥、齐白石也都钦佩他。
从明到清，能书能画，宜书宜画，诗书画合壁；金石学大盛，诗、书、画、印章融为一体，中华民族这一伟大辉煌的艺术以其完备、宏大、精湛、文采、玄妙使世界其他画种莫及。
从历史看，发展到清乃是按文人画的道路继续往前走。
虽说此时是按文人画的道路发展，但它是集大成的时代。
那时社会内外关系发生变化，画家的生活、世界观、艺术观、技法、学术，给我们留下了既珍贵又现实是艺术瑰宝和经验的全面及丰富，流派分呈、艺术争妍。
有数不清的大师如：“明四家”、“四王”、“四僧”、“八怪”、“金陵画派”、“黄山画派”、“扬州画派”，首创指墨画的高其佩等等大家，他们都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奉献者、创造者、也有个人牺牲者，殉难者。
从历史看，中国画什么时候不再变化和发展
事物在不断变化和发展，运动，继往开来，然而新生事物中，又包含旧事物的许多因素。
庄子说：“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
中国画的发展，传统总是起积极的作用。
没有传统的东西，就没研究的根据，没有根据怎么说发展。
在发展中优秀的、精华得到继承，另一部分被淘汰掉。
“其成也， 毁也”。
变有自然规律，规律在变化过程中，人们可以认识和运用。
但是，中国画变成今天的大泼墨、大泼彩，王维、李氏父子、梁楷、徐渭他们提供了依据。
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具体的。
——“其分也，成也”。
画作为实践，有形有象；作为概念，无形无象。
有形无形，无形有形，在运动过程中转化，画家可以自由把握，“妙造自然”。
运动结果，不期然而然，产生于无形，不以画家的意志为转移。
“心中之竹不是手上之竹，手上之竹不是纸上之竹，纸上之竹不是心中原有之竹”。
中西方传统节日差异
中西方节日文化差异 传统的民族节日形成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
节日的由来原因与人们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 它体现了人民丰富的情感世界, 寄托了人民对生活的热爱。
有这样一句名言: “每个民族的每个节日, 正是反映这个民族文化最真实的一面”。
可见, 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 必须从他们的传统节日入手, 才能了解到他们的文化特色与民族特点。
一、中西节日的起源与形成差异 中国长期以来处于封建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中, 其传统节日具有浓厚的农业色彩,包含了农耕文明的社会特征, 主要是从岁时节令转换而来的。
我国古代长期以农为本, 在生产力和农业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 十分重视气候对农作物的影响。
在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过程中认识了自然时序的复杂规律, 总结出四时、二十四节气, 形成了以节日为主的传统节日。
勤劳的中国人民为了更好地生存, 必须大力发展农业, 而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天气的关照。
古人云“春雨贵如油”、“清明忙种麦, 谷雨种大田”。
在古代, 春节、清明节( 古代称三月节) 等都是重要的农事节日。
西方文化由于长久受基督教的影响, 其传统节日起源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如情人节( 纪念名叫瓦丁的基督教殉难者) 、复活节( 基督教纪念耶稣复活) 、万圣节( 纪念教会所有圣人) 、圣诞节( 基督教纪念耶稣诞生) , 这些节日的起源大多与宗教有关系。
当然, 西方节日中也有和农业有关的节日, 但他们以农业为主的节日的历史不如中国漫长。
二、中西节日庆祝方式差异 中国的传统节日, 基本是封建社会时期形成的, 不可避免地留下封建社会的痕迹: 等级制、家族式, 节日无不以家族内部活动为中心。
西方的传统节日就不同了, 更多的是表现出人们的互动性、集体性和狂欢性, 以自我为中心, 崇尚个性张扬。
这与中国节日的家族性恰好相反, 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群体性, 反映了人们渴望互相交流、群体参与的愿望,体现了人人平等、自由表现自我的特点。
这里试举两例说明。
( 1) 春节与新年。
作为新一年的开始, 中西方有着极大差异的庆祝方式。
春节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源于秦朝, 定于每年农历的一月一日, 从农历12月23日开始, 人民开始开展各种庆祝方式, 一直持续到元宵节。
春节的习俗繁多, 如大扫除、吃团圆饭拜年、放鞭炮, 舞狮子等。
总之, 不论是大街小巷, 都笼罩着一股浓浓的喜庆气氛。
而西方, 他们崇尚的是过公历新年, 即元旦。
相比之下他们过年的方式就浪漫多了, 在12月31日晚, 各地区的人民涌上街道,进行盛大的狂欢, 到了深夜接近零时时, 数十万人会聚集于一起, 诚心地祈祷, 为新的一年的到来倒计时。
当大钟敲响12下, 顿时, 优美的乐曲奏响, 揭开了华丽舞会的序幕, 人们通宵达旦地庆祝。
可见, 春节与新年各有千秋: 春节, 充满浓厚的传统气息和独有的魅力; 新年, 体现时代的气息和潮流的感觉, 更贴近现代生活。
( 2) 万圣节与中元节。
万圣节作为西方的重要节日之一, 颇受人民的重视。
那一天, 每户门前都要挂上一盏南瓜灯, 人人都穿上奇装异服, 据说有辟邪之用。
其实, 作为先进的发达国家, 人们对于鬼怪已不再迷信, 他们多半是为了寻开心而已。
同时, 人们还举行盛大的化装舞会。
他们可以任意去左邻右舍讨吃的, 绝不会受到惩罚。
在中国, 传说中元节是鬼门关打开的日子, 这一天, 地府里的小鬼会出来游荡, 迷信色彩浓厚的中国人, 对鬼神是极为敬惧的。
那一天, 他们会当街烧香祭祖, 祈求鬼神不要降祸于他们。
于是, 中元节这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产物逐渐被淘汰了。
三、中西方节日文化比较之饮食差异比较 中西传统节日中的饮食特点也有显著的差异。
中国传统节日中的饮食是趋于感性的, 讲究色、香、味俱全。
尤其是节日性美食, 每个节日都有不同的食品以区别其他的节日。
春节是个祥和的节日, 也是亲人团聚的日子, 离家在外的人, 在过春节时都要回家欢聚。
除夕晚上, 全家老小都一起熬夜、守岁, 欢聚酣饮, 共享天伦之乐。
北方地区在除夕有吃饺子的习俗, 饺子的作法是先和面, “和”字就是“合”; 饺子的饺和交谐音, “合”和“交”有相聚之意,所以用饺子象征团聚合欢。
此外, 饺子因为形似元宝, 过年时吃饺子, 也带有“招财进宝”的吉祥含义。
南方有过年吃年糕的习惯, 甜甜的粘粘的年糕, 象征新一年生活甜蜜蜜, 步步高升。
元宵节有吃元宵的习俗, 端午节有吃粽子的习俗, 中秋节有吃月饼的习俗。
而西方的饮食则是趋于理性的, 他比中国更重视营养的合理搭配。
因此, 有发达的食品工业, 如罐头、快餐等, KFC, McDonald虽口味千篇一律,但节省时间, 且营养良好。
四、中西节日礼仪差异在宴席上所反映的性格差异 中西方的饮食方式有很大不同, 这种差异对民族性格也有影响。
在中国, 任何一个节日宴席, 不管是什么目的, 都只会有一种形式, 就是大家团团围坐, 共享一席。
宴席要用圆桌, 这就从形式上造成了一种团结、共享的气氛。
美味佳肴放在中心, 它既一桌人欣赏、品尝的对象, 又是一桌人感情交流的 媒介物。
人们相互敬酒、劝菜, 在美好的事物面前,体现了人们之间相互尊重、礼让的美德。
它符合我们民族“大团圆”的普遍心态, 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中“和”这个观念对后代思想的影响, 利于集体情感的交流。
西式宴席, 食品和酒固然也重要, 实际上仅是作为一种陪衬。
宴会的核心在于交谊, 通过与邻座客人之间的交谈, 达到交谊的目的。
倘若将宴会与舞蹈相类比, 可以说, 中式宴席好比是集体舞, 而西式宴会好比是男女的交谊舞。
可见, 中式宴会和西式宴会交谊的目的都很明显: 中式宴会更多地体现全席的交谊, 而西式宴会更多体现于个体宾客之间的交谊。
五、中西传统节日文化差异之服装的色调差异 颜色的象征意义在中西文化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在传统节日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红色, 是我国文化中的崇尚色。
红色源于太阳, 古人认为“日至而万物生”( 《淮南子·天文训》) , 阳光下万物繁茂,生机勃勃, 令人振奋。
我们的祖先在祭、祈过程中,对阳光有一种本能的依恋和崇拜, 红色的喜庆和吉祥之意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喜庆日子要挂大红灯笼、贴红对联、红福字; 男娶女嫁时贴大红“喜”字。
它还象征美丽、漂亮, 如指女子盛妆为“红妆”。
西方文化中的红色, 原是一个贬义的词, 是“火”与“血”的联想, 它象征残暴, 流血。
白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是个禁忌词, 常用于丧葬礼中。
而西方, 白色的象征意义着眼于其本身色彩, 如新下的雪、新鲜牛奶等。
西方人认为白色高雅、纯洁, 所以它是西方文化中的崇尚色。
它象征纯真、无邪。
不同文化之间的颜色象征意义都是在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沉淀中约定俗成的, 是一种永久性的文化现象。
随着世界各国交流的日益频繁及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国际交往中, 我们所面对的是来自陌生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及行为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 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
本文通过以上对中西传统节日映射出的文化差异的比较, 可以帮助语言学习者充分认识西方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克服文化差异, 避免文化“冲突”现象的产生, 在沟通过程中达到更有效的融合, 为更好地开展国际交流提供一个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