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
来几条关于宽容的名言警句
速度啊
我赶时间有急用
不在沉默沉静中爆发，就在沉默沉静中灭亡 ——呐喊读书人偷书，不算偷——呐喊 (孔乙己) 我在朦胧中，面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我想：但愿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这正如地上的路;实在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呐喊 (故乡) 我想到但愿，突然害怕起来了。
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认为他老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
现在我所谓但愿，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
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占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如果一间铁房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很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拯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认为对得起他们么?” 辱骂和吓唬毫不是战斗。
——呐喊 (狂人日记) 梦是造化所织的幽冥天衣 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失望之为虚妄，正与但愿相同 生命的路老是沿着无穷的精神三角形的斜边向上 路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里路!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做孺子牛。
——呐喊 然而说到但愿，却是不能扼杀的，由于但愿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实，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 《呐喊》 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占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 鲁迅,《呐喊》 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认为不幸的。
—— 鲁迅,《呐喊》 我在年轻时候也曾经做过很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认为可惜。
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己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门，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呐喊 阿Q与人家打架吃了亏，心里就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
”-。
—— 呐喊(阿Q正传)鲁迅小说集《呐喊 》，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生活，从革命民主主义出发，抱着启蒙主义目的和人道主义精神，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旧时中国的制度及部分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比较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希望。
呐喊收录作者1918年至1922年所作小说十四篇。
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原收十五篇，列为该社《文艺丛书》之一。
1924年5月第三次印刷时起，改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列为作者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
1930年1 月第十三次印刷时，由作者抽去其中的《不周山》一篇(后改名为《补天》，收入《故事新编》)。
作者生前共印行二十二版次
一句名言的来历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这句朴实而又饱含深情的话语，表达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和热爱，是一生人格情怀的真实写照。
70年代末，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总经理、《镜报》集团董事长罗伯特·马克斯韦尔开始策划出版一套世界领袖丛书，他把的文集列入了计划之内。
同中国有关方面联系后，不久就得到了同意出版的答复。
更令他惊喜万分的是，还允诺要亲自为文集写个序言。
一向淡于著书立说和写回忆录，也不热衷于搞什么文集。
他之所以爽快地答应了马克斯韦尔的请求并准备为文集写序言，是因为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国门虽已打开，但世界对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还不十分了解。
用英文出版自己的著作，特别是1976年以后自己的一些带方向性、政策性的讲话，将有助于外国人重新审视中国。
获得中国方面的同意之后，马克斯韦尔马上组织收集翻译的有关文章，汇成集子并定名为《文集》。
文集收入的主要是从1956年到1979年24年间发表的一些关于政治、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重要讲话。
1981年2月14日，欣然命笔，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为题，为《文集》写了序言，约900字。
满含深情地写道：“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充溢着序言的字里行间。
他说：“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并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之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的正义事业。
”写的序言，文字朴实，感情真挚，成为文集的点睛之笔。
80年代初，培格曼公司策划的世界领袖丛书陆续在伦敦出版发行。
《文集》是在1984年12月6日印刷出版的。
1985年8月，马克斯韦尔应邀来华访问。
他忐忑不安地向中方提出拜会的要求。
在北戴河会见了他。
会见中，马克斯韦尔将一本羊皮烫金精装的英文版《文集》赠给，并对邓说：“英文版《文集》第一次印刷的一万册已售完，又重印了二万册。
这说明你的书是丛书中最受欢迎的。
”说：“我的东西很平凡，里面没有什么惊人的言语。
”马克斯韦尔被这位老人的谦虚和真诚感动了。
他激动地说：“但你的著作是诚实、直率的，是建立在事实和经验之上的。
”
名人名言大全(短句）
难道是字数短一点的名人名言吗
我找了几个，你看看吧：读书是好的，但必须记住，书不过是书，要自己动脑筋才行。
——高尔基《在人间》，意思是我们不要盲目地去读，要动脑筋地去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吸收知识。
批评是一门科学。
——《普希金全集》第七卷，意思是我们要接受批评，不要逃避，因为有了批评，我们才能不断地进步，不会落后的。
学问是光明。
——高尔基《沦落的人们》，意思是我们要学知识，再穷再累我们也要学，知识会给我们带来光明的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意思是金子宝贵，可金子却买不来时间，说明了时间是最宝贵的，我们要珍惜时间，不要虚度光阴。
还要文言文的好，给你几个吧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译】君子庄正自重而不与人争夺，与人友善，团结友爱却不相互偏袒。
【注】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朱注》：庄以持己曰矜。
然无乖戾之心，故不争。
和以处众曰群。
然无阿比之意，故不党。
《正义》：矜易于争，群易于党，故君子绝之。
党；偏私,偏袒。
群；与人和善相处，而团结众人。
【解】这是孔子提倡的一种儒家的处事态度和哲学。
君子尊重自己而不侵犯别人，所以他们的态度庄重而不与人争斗；君子团结友爱而不互相偏袒，所以他们能够合群而不与人勾结。
《八佾》：“君子无所争。
”《述而》：“陈司败曰：‘吾闻君子不党。
’”《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以上这些说的是相近的意思。
在今天我们可以将之看作是一种社会应该提倡的高尚人格的体现。
作为一个正直而有操守的人，其在思想上是应该做到如上所说的——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并且这里强调的不是说个人的行为上的固持，而思想上的“矜”。
这也是我们一向强调的，“慎”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更是中华民族，追寻“淳善”的一个很好的途径，而这个过程，就是被我们称之为“教化”的了。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 此句完整的是什么，出处是哪里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不知道，诗歌遭遇奥斯威辛是否属于历史的必然，但这种诗与奥斯威辛的狭路相对，确实产生了“如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偶然相遇”一般惊心动魄的语言效果。
“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写诗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 自从阿多诺公然挑明了诗与奥斯威辛这种令人不安的紧张对峙以来，诗人们陷入了一种普遍的尴尬，写诗成为一件越来越难之事。
我不知道，诗歌遭遇奥斯威辛是否属于历史的必然，但这种诗与奥斯威辛的狭路相对，确实产生了“如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偶然相遇”一般惊心动魄的语言效果。
自奥斯威辛之后，诗歌当然不会因一句话抹杀自己的存在。
倘若阿多诺此言本身意味着对诗的最后宣判，我们为什么还常常会从中闻到一股痛彻肺腑的味道——是从奥斯威辛传来那股挥之不去的煤气味吗——因为最起码我们可以发出一声叫，或者只写一首诗，一首最后尖叫之诗。
甚至阿多诺自己也并不否认：“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
因此，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你不再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
” 应当承认，历来存在着各种不同自命诗人，他们能够在各种环境下制作出形形色色被为“诗”的东西。
就此而言，集中营里确实可能存在某种“艺术”。
奥斯威辛的另一位辛存者、精神病科医生弗兰克博士曾著文谈及这种《营中艺术活动》，“这要看你所谓艺术究竟是指什么而定。
” 对一个真正的诗人而言，写诗无须任何理由，它就像呼吸的本身一样自然。
但当我们说到奥斯威辛，痛苦的回忆令舌头打结，要么选择沉默，从此三缄其口，任世界陷入混乱与无名，像一个完全转身离去的上；要么装作充耳不闻，好像什么都未曾发生。
或者干脆将阿多诺式的断言视为一种阿多诺式的德语、阿多诺式的危言耸听，继续制作一种我们称之为诗的、分行或不分行的玩意儿。
老实说，就在写这篇文章时我还在想，倘若一个人经常被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扰是否算得上明智。
写作本身无疑就是参与讨论的最佳方式。
这的确不为面对此类问题的最美妙的方式之一：以一首诗来作出回应。
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甚至认为，“在奥斯维辛之后写作——无论写诗还是写散文，唯一可以进行的方式，是为了纪念，为了防止历史重演，为了终结这一段历史。
” 诗与文字本身将显示见证的力量，写作终于不得不成为这样一种见证的方式。
大屠杀由此侵入到文学艺术的所有领域，成为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绘画等取之不竭的写作资源。
Holocaust（大屠杀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文学术语。
依阿多诺之见，在现代化的大工业生条件下，“通过管理手段对数百万人的谋杀使得死亡成了一件样子上并不可怕的事情，” 也使为满足下意识受虐欲望的仿真式复制与再现，成为轻而易举之事。
因而，通过尖叫和从尖叫中获取的快感，不过是施虐与受虐的快感，是属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副产品。
好莱坞电影就是将这种快感推向高潮的标志，斯皮尔伯格更将对这种题材的提炼和加工提升到一个临界点，从而备美国电影学院犹太裔评委们的青睐。
最近的例子，就是在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钢琴师》中扮演男主角的演员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
虽然，人类从荷马史诗、从《圣经》时代开始起，就不断地描写谋杀和屠杀的故事，这几乎已经构成文学艺术的一种惯例，“争斗，尤其是腥的争斗，总是故事的好材料。
种族灭绝很早就随着洪水和旱、丰年和荒年的轮替而进入故事画面。
”（格拉斯语）即便一向如此，其合法性也并不是没有受到过任何质疑，尤其是针对像奥斯威辛这样空前的大屠杀。
威塞尔曾不无忧虑地警告：“……小说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随意地把‘大屠杀’取作题材……不仅削弱了它的意义，也使它的价值大打折扣。
‘大屠杀’现在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话题，容易引人注意，并很快获得成功……”这一切令不禁像他那样担忧：难道特雷布林卡和贝尔森都将结束于……词语或银幕
而发生在奥斯威辛的一切，也只不过是个用词与剪接问题
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很难回避在使用大屠杀作为题材达到文学目的时愧疚之心。
这或许有助于我们解，为什么这一代的许多优作家，包括像莫里亚克、福克纳、托马斯·曼和加缪等等，都选择了置身其外。
大屠杀文学的开创者，自奥斯威辛生还的作家莱维正是在获知自己极有可能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年自杀的。
莱维甚至认为“幸存的不是真正的见证——被淹没的、没有归来的才是完的见证”。
大杀文学的另一位开创者布洛夫斯基没有死于毒气室，却死于煤气自杀。
幸存者保罗·策兰差点成为一个例外，他的名作《死亡赋格曲》，被公认为成功地以诗化的语言再现了集中营中犹太人的悲惨命运。
“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这么做，” 策兰的诗人同行兼好友，与阿格农分享 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奈丽·萨克斯也是其中之一。
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引用年轻的德国诗人恩岑贝尔格的话，“哲学家阿多诺说过这么一句话：‘在奥斯威之后写诗不再可能’，这是对我的时代的最强硬的判断。
如果我们要活下去，就必须驳斥这句话。
” 策兰无疑以自己的诗作出了驳斥，最终自沉于塞纳河。
奥斯威辛牢牢地攫住了每一个人，包括那些看来从它伸出的魔爪中已经成功地脱了的人。
美国作家威廉·斯塔隆笆下的索菲也正是因为不堪记忆之重，不得不自杀以尽。
对于某些幸存者而言，他们好像只是代替那些死去的人而活，重述或写下那些濒临遗忘或将被别有用心者歪曲的事，为死难者作证，而后追随死难者，回到他们自以为早就该去的地方。
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死去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活下来的人死去的。
活着，仅仅为了记并不想以此去博取诗人的声名。
但这记忆沉重到让幸存者如此不堪其重，让受苦的人在回忆中再受第二次苦，最终被压垮。
那些置身于奥斯威辛以外的作者，除了必须面对使用大屠杀作为题材的合法性问题之外，又陷入了另外一种困惑。
斯塔隆曾描述过这种心情：“我已被一种猜想所缠绕，常常觉得自己像入侵者一样，残忍地侵入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令幸存者一直无法摆脱的苦痛与死亡的领域。
”在《索菲的选择》的结尾斯塔隆不得不承认，即使通过他的作品，人也无法理解奥斯威辛。
“如果写得更准确，我以为可能是这样：‘迟早我要写索菲的死与生，写出来的东肯定有助于明宣示，恶绝对地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断种绝根’。
奥斯威辛本身作为一个无法说明的东西留在世界上。
曾经有过的关于奥斯威辛最深刻的解说，根本不是解说而是回答。
问：‘告诉我，在奥斯威辛，神曾经在哪里
’／于是回答说：‘人曾经在哪里
’” 在奥斯威，缺席的不仅是上帝，还有人。
在较深刻的层面上，奥斯威辛呈现的正是一幕幕人性的悲剧，集中营集中地暴露出如纪德所谓的魔鬼的一面。
纳粹恶魔并非是人类的新品种，而正是人性恶的产物。
就此而言，正是人性的弱点与黑暗面造成了奥斯威辛集中营。
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失去了诗得以存在的人性基础。
奥斯威辛不仅毁掉了诗，也毁掉了人——也就是说毁掉的不仅仅是犹太人。
如阿多诺所言，“在魔法支配下，生存者要在不自觉的无动于衷——一种出于软弱的审美生活——和被卷入的兽性之间进行选择。
二者都是错误的生活方式。
”幸存者常常不免自问：我因什么而幸存
幸本身好像也成了一种罪孽，成为苟活的代名词，它牵连出有罪的记忆。
幸存者出于自我保护完全有选择遗忘或反记忆的权力。
因此，也有人认为，记忆本身不应该成为奥斯威辛之后写作主要题材。
至少就心理疗救这一层面，“好了疮疤忘了疼”自有其一定的合理。
在一项针对集中营幸存者的调查中，大约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我想把所有这一切忘掉”。
而当作家凯尔泰斯被问到“是否强迫自己面对这些记忆
”时，他的回答是：“不, 对我来说并不难。
我觉得不解的是, 为什么有人难以面对这些记忆。
是这样, 集中营内的一些行为是伤害人的。
”凯尔泰斯曾经谈到另一位自集中营生还的作家Roman Frister，在集中营里丢了帽子。
不戴帽子参加第二天的演出就会被处决。
于是他半夜里偷了一顶帽子, 而那个丢掉帽子的人将因此掉脑袋。
我们也应该记得电影《逃离索比堡》中纳粹军官玩弄的一场恶作剧:未能逃脱的十四位囚徒面临着选择，他们被勒令在被处死之前，选择陪死的同伴；拒绝选择的话，就会殃及更多的无辜者，不是十四——而是五十
那种生命面临死亡绝境的求生欲望、那种挣扎与搏斗，让人想到凯尔泰斯小说中曾揭示的那“与奥斯维辛达成默契的被囚者的承受力”，同样也是合乎人性的。
奥斯威辛叩开的正是记忆最野蛮的一面，没有谁百分之百是无辜的，大屠杀把每一个人都卷了进去。
那些看上去无辜的词变得可疑了，“词语都必须重新定义，净化，重新发明。
一个词如‘夜——一个美丽、诗意、浪漫的词--对我们不再意味着它曾经意味的东西了。
’”（威塞尔语）所有一味赞美人性、赞颂人的精神、人生的美好、人道主义的诗歌都应该受到质疑与重审。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奥斯威辛之后，单纯歌唱人性美好的一面，是不可能。
诗歌从此不再允诺幸福，而只展露批判的省悟与清醒的痛苦。
诗与奥斯威辛的冲突也并非绝然等同于善与恶、梦与现实、道德与正义的冲突。
在这种对决中，诗歌并不代表至高的善，它甚至必须为自的讴歌而羞愧。
因为被它讴歌人犯下了谋杀同类的罪行。
而这些罪行往往正是在追求纯粹与至善的名义下实施的。
种族清洗连接着所谓种族纯洁的梦想，同样可能连接着一首纯诗的理想。
虽然，很难断言，奥斯威辛在何种程度上，正是一首伪诗、一种伪抒情的必然结局。
阿多诺的警告因此并非毫无来由，“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话、甚神学的空话都失去了权利，除非它经历一场变化。
”对那些保留了有关奥斯威辛的野蛮记忆的人，写诗是野蛮的了。
而要让写诗重新成为能之事，看来只有选择遗忘与反记忆，而这正是为富于良知的诗人们所拒绝的。
写作即意味承担人性及其所有后果，奥斯威辛是绕不过去的。
诗歌不能帮助我们躲过一颗子弹，更用说是去制止一场大屠杀，却仍然可以展示某种面对生活的姿态。
这种姿态让一个人即使身处奥斯威辛，仍然会为一只飞鸟、一片绿草而流泪，并从中体会到某种活着的幸福感，寻找到某种自我拯救的形式。
诗神青睐的始终是这种个体的经验，哪怕它只是生活在集中营里的残缺个体的脆弱体验。
弗兰克谈到过这种“死囚的美感经验”，罗伯特·贝尼尼戏谑地把它称之为“美丽人生”。
因为你尽可以把周遭的一切当作一场戏，以尝试从这种间离中享受到片时的快感。
这一切让我想起幅画：一个囚犯正在做自由的梦。
他梦见自己被长出翅膀的小天使引领着飞越监狱的铁栅栏，但这却不能帮他越过现实的冰冷围墙—诗意却可能正由此而生。
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
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
希尼曾引用弗洛斯特的一句话，用来作为对一首诗作出的奇妙界定：“有么一刻止住了混乱。
” 我想阿多诺原意应该是清楚的，甚至可以从他的否定中感受到一种肯定：对诗以及源于诗本身力量的肯定。
他警醒诗人重新省自奥斯威辛之后，诗歌从中失去的、和它必须面对与应当重建的究竟是什么。
如果说奥斯威辛之后，你不能写诗了，是指不该再写那种软绵绵的抒情诗，那种空洞的、虚伪的、怯懦的、粉饰的诗。
所谓写诗之野蛮，可能意味着必须重新唤醒一种野性的力量、批判性的力量。
用阿多诺的话来说，是以丑的外观抛弃丑自身、以内在的异化形式，来控诉外在的异化状态。
卡夫卡小说，贝克特的戏剧，连同勋伯格的音乐因而受到阿多诺的垂青。
一种受难的、令人战栗的语言，贫乏和破碎化的形象，断裂与碎片，能更充分地体现出他所谓的否定的真理。
诗也并不例外，在阿多诺看来，不同的艺术门类只是体现出不同质料的差别。
阿多诺强调的是以一种不完整性和零散性，来对抗那种对一体性和完美性的渴望。
它们与营造奥斯威辛的渴望有着相同的根源。
秉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奥斯威辛之后的艺术，将成为一种“反艺术的艺术”，即“否定的艺术”。
尽管，阿多诺一向拒绝萨特式的“介入”，而将革命性语言本身视同社会实践，从而将现代艺术成功地纳入了他的批判理论。
阿多诺驱逐了美学中的形而上学，代之以社会学。
多诺式的美学理论，往往正是在其最深刻处陷入某种意识形态的牢笼。
一种理论的彻底性恰好反映出其自身实践的盲点，这同样也是辩证的。
霍克海默在给阿多诺的信中嘲笑说：哈贝马斯把哲学看得和社会学一样有力量。
其实完全可以把霍克海默的话，照单归还给阿多诺。
牛头马面的来历
牛头马面是冥府著名的勾魂使者。
鬼城酆都，及各地城隍庙中，均有牛头马面的形象。
牛头来源于佛家。
牛头又叫阿傍，其形为牛头人身，手持钢叉，力能排山。
据《铁城泥犁经》说：阿傍为人时，因不孝父母，死后在阴间为牛头人身，担任巡逻和搜捕逃跑罪人的衙役。
有资料说佛教最初只有牛头，传入中国时，由于民间最讲对称、成双，才又配上了马面。
但也有资料说马面也称马面罗刹，同样来自佛家。
但本人在查阅资料中，并未发现印度神话中有马面作为冥府差役的说法。
密宗中到是有“马面明王”的形象，但那是密宗佛教中的一位大神，相传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和冥府差役相距甚远。
结论：牛头马面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勾魂使者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