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水若善
出自《老子南怀瑾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木兑)之，不可长保。
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功遂身退，天之道。
由“上善若水”到“不争故无尤”的用世无净三昧，引而申之，说明天道自然的法则，因而引用在人生处世的哲学艺术上，便构成本章一连串“劝世文”式的老子格言。
首先他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可作两个层次来理解它： （一）一个人，真能对天道自然的法则有所认识，那么，天赋人生，已够充实。
能够将生命原有的真实性，善加利用，因应现实的世间，就能优游余裕而知足常乐了。
如果忘记了原有生命的美善，反而利用原有生命的充裕，扩展欲望，希求永无止境的满足，那么，必定会遭来无限的苦果。
还不如寡欲、知足，就此安于现实，便是最好的解脱自在。
（二）告诫在现实人生中的人们，若能保持已有的成就，便是最现实、最大的幸福。
如果更有非分的欲望和希求，不安于现实，要在原已持有的成就上，更求扩展，在满足中还要追求进一步的盈裕，最后终归得不偿失，还不如就此保持已得的本位就算了。
总之，这种观念的重点，在于一个“持”字的诀窍。
能不能持盈而保泰，那就要看当事人的智慧了。
如果从第二层次来讲，老子这句话，是对当时在位的诸侯和权臣大夫们有所感而发的金玉良言。
因此便有“揣而税之，不可长保。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等三联引申的说法。
“揣”，是比喻很突出，很尖锐的东西。
“(木兑)”，原本是梁上加楹的意思。
用在这里，引申发挥，则和锐利的“锐”相通。
一个人如果已经把握有锋锐的利器，但却仍然不满于现状，反要在锋刃上更加一重锐利，俗谚所谓“矢上加尖”，那么原有的锋刃就很难保了。
这是形容一个人对聪明、权势、财富等等，都要知时知量，自保自持。
如果已有聪慧而不知谦虚涵容，已有权势而不知隐遁退让，已有财富而不知适可而止，最后终归不能长保而自取毁灭。
例如财富到了金玉满堂的程度，不能透彻了解陶朱公（范蠡）三聚三散的哲学艺术，最后，要想守住已有的利益而不可得。
人们常会讥笑某种程度的有钱人是“守财奴”。
其实，有财而能“守”，谈何容易
“守”的学问，大矣哉
因此古人便有“创业难，守成不易”，“为君难，为臣不易”等永垂千古的名训。
等而下之，一个人在既有的富而且贵的环境中，却不知富与贵的本身，便是招来后祸的因素。
如果持富而骄，因贵而做，那便是自己对自己过不去，终会自招恶果，后患无穷。
讲到这里，使我们联想到许多历史故事，可以反证老子这些名言的真实性。
现在只随便提出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以及一般所知道的资料，稍作启发。
富贵难保的反面文章 在我们的历史经验上，有关历代帝王创业与灭亡的兴衰成败史，悉心详读，完全是一套因果报应的记录。
因此，守成之君，必须要“朝乾夕惕”，随时戒慎恐惧，记取《老本章所说的道理，才能长保基业，坐稳江山。
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曾经对历史的怀疑，提出问题来问管仲：“昔者三王者，既弑其君。
今言仁义，则必以三王为法度，不识其故何也
” 对曰（管仲说）：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乱之。
汤放桀，以定禹 功也。
汤平治天下，及纣而乱之。
武王代纣，以定汤功也。
且善之伐不善 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
君何疑焉
公（齐桓公）又问曰：古之亡国，其何失
对日（管仲说）：计得地与宝（只打算拥有国土与财富宝物的现有大 业），而不计失（并不考虑将来失去的必然祸害）。
诸侯计得财委（对于 各地方的诸侯，只要求他输纳财物或奉献封地），而不计失（但不考虑地 方诸侯怨愤反感的失策后果）。
百姓计见亲（对于一般人民，只满足于目 前臣服拥护的虚荣亲切），而不计见弃（并不考虑他们不是衷心悦服，将 来会被大家所反对扬弃的悲惨下场）。
三者之属，一足以削。
遍而有者，亡矣。
古之隳国家，殒社稷者，非故且为之也。
必少有乐焉，不知其陷于恶也。
这里管仲所说的“非故且为之也，必少有乐焉，不知其陷于恶也”的意义，就是指只见日前的小利，而不计后果的大恶。
也就是董仲舒所指的“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细恶不绝之所致也”。
“细恶”，是指小小的过错，小过不慎，终酿大祸，甚至于亡家亡国。
历代创业继统的皇王帝霸，如果不深明老子所说传统道家的哲学，到头来，便有如刘宋末代的十三岁小儿皇帝来顺帝，与明思宗两人一样的悲惨下场，至死不明为什么遭遇有如此惨痛的前因与后果。
中外历史上的悲剧 法国大革命的远因，早自十八世纪（清朝康熙中叶）法国的中兴英主开始。
他就是自称为“太阳王”的，穷兵黩武之外，又加上穷奢极欲，建筑了名城等处。
五六十年之间，传位到曾孙路易十五手里，在极度的豪华以后，不知“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反而变本加厉，“揣而税之”。
因此给后代子孙——留下国债四十亿之巨。
如此局面，当然不可长保。
但明知危殆，始终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魄力，甚至还要矢上加尖。
终至“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在的宫廷生活，耗费国家金钱之多，令人叹为观止。
每当有外国君主或重臣来访，路易十六都一定要在开设盛宴，一次宴会下来，动辄就是千万金元，笙歌达旦，作长夜之欢，戏子、歌女、舞妓，日夜不停地出入宫门，跳羽衣舞，唱霓裳曲。
凡尔赛宫一年所喝的葡萄酒，就值七十九万法郎之多。
此外，单是鱼肉就多达三百四十七万法郎。
还有点灯的蜡烛费用，也在五万法郎以上。
至于王宫中所用的宫女、宫人，那更是多到令人难以置信。
例如御膳房的厨师就有二五九人之多，其主任厨师的年薪是八万四千法郎。
国王的秘书官将近千人之多，每个人的年薪是二十万法郎。
王后的侍女也有五百人之多，每个人的年薪最少也有一万二千法郎。
总计凡尔赛宫的宫女和侍臣是一万六千人，这里面还不包括一般贵族与朝臣。
皇宫里的御用马匹有八千九百匹，御用车辆百多辆，所以每当路易十六出外巡幸，其行列之壮大有如祭典，无数车马排成一条长蛇阵，大臣们佩紫带黄，宫女们美服艳装，那种穷奢极欲的威风气派，真是有如天人一般。
总计每年王室所花用的金钱竟相当国库总收入的五分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将近一万的禁卫军，每年也要花费三百万元以上。
王后安唐妮，那更是豪阔无度。
她光是各种手镯，就能值到七八百万法郎，其他的首饰那就更不用说了。
至于那些官廷贵族的年金，还不包括在王室经费以内。
当时的凡尔赛宫，位于巴黎城郊，里面有二十九个庭园，四座了望台，有喷泉，有瀑布，四季鲜花盛开，极尽娱游之乐。
可惜路易十六不能“持盈保泰”，反而促成大革命的提早来临，徒使自己与安唐妮王后都上了断头台，留为后人啼嘘凭吊，寄予无限的同情。
有人将路易十六的王后安唐妮的促成败亡之局，匹比清末的慈禧，虽不尽然，但都犯了“揣而税之，不可长保”的错误，却是相同。
其实，富贵易使人骄，得意容易忘形，这是人类心理的通病。
尤其是以往历史上的帝后王孙，生育在深宫之中，长养于太监宫女之手，何尝备知人间社会的种种。
因此，在我们的历史上，便常有自悲生为帝室儿孙的浩叹。
当萧道成迫使刘宋——十三岁小儿刘准让位的时候，可怜的小皇帝，已自知不免于死亡，惊惧万分，随口就问萧道成的帮凶大臣王敬则说：“今天就要杀我吗
”王敬则说：“不要怕，不过迁居别宫。
官家（对皇帝的称呼）先世取司马家，也是如此。
”刘准一边哭，一边说：“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帝王家
” 同样的问题，发生在明思宗（崇祯）的时代，当李闯王率兵入宫的时候，思宗用剑砍杀他的女儿长平公主，叹曰：“汝何故生我家
” 由此，更可明白深入传统道家哲学的历代隐士、高士们，薄帝王而不为，唯恐富贵来迫，于是便有“避世唯恐不早，入山唯恐不深”的思想了。
有关历史名人在富贵贫贱之际，这一类的人生经验典故，多到不胜枚举。
现在我们姑且摘取数则就反面发挥的诗文，以发人深省。
仔细体会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宋、辽、金、元时期几首名人的诗，便可了解本章有关人生哲学的深意。
也许说这些作品未免过于悲观低调。
但人生必须要经历悲怆，才能激发建设的勇气，这便是清代史学家、大文学家赵翼先生在中所谓的： 身阅兴亡浩劫空，两朝文献一衰翁。
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
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以下便是反映辽、金、元三朝有关“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的哲学文艺作品。
辽· 百尽竿头望九州，前人田土后人收。
后人收得休欢喜，更有收人在后头。
人生事，的确如此。
无奈人们明知而不能解脱
金·元遗山 九死余生气息存，萧条门巷似荒村。
春雷漫说惊坯户，皎日何曾入覆盆。
济水有情添别泪，吴云无梦寄归魂。
百年世事兼身事，樽酒何人与细论。
“百年世事兼身事”，到头来，谁都难免有此感受。
无论清平世界或离乱时代，大概都是如此。
只可惜无遗山亲身经历兴衰成败的哲学观点，却是“樽酒何人与细论”的感慨，除非与老子细斟浅酌，对饮一杯，或许可以粲然一笑。
元·刘从益《题闲闲公梦归诗》 学道几人知道味，谋生底物是生涯。
庄周枕上非真蝶，乐广杯中亦假蛇。
身后功名半张纸，夜来鼓吹一池蛙。
梦间说梦重重梦，家外忘家处处家。
“学道几人知道味”可为世人读老子者下一总评。
“谋生底物是生涯”，人人到头都是一样。
若能了知“梦间说梦重重梦，家外忘家处处家。
”又何必入山修道然后才能解脱自在呢
元·密兰沙《求仙诗》 刀笔相从四十年，非非是是万千千。
一家富贵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
牙笏紫袍今已矣，芒鞋竹杖任悠然。
有人问我蓬莱事，云在青山水在天。
“一家富贵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
”真是看透古今中外的人情世态。
正因其如此，要想长保“金玉满堂”的富贵光景，必须深知“揣而税之”的不得当，以及“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自取速亡的可畏。
进退存亡之际 “崇高必致堕落，积聚必有消散。
缘会终须别离，有命咸归于死。
”这是佛学洞穿世事聚散无常的名言，同时也是出世思想的基本观点，可是以老子所代表道家哲学的可以出世，可以入世，他却有“挫其锐，解其纷”的不死之药，长保“散而未尽”的七字真言：“功遂，身退，天之道。
”其中去了一个助语词的之字，真正只有六字真言。
后世的许多文学家们，感受意犹未尽，又再插入两字一句，变成九字真言，成为“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了。
七字真言也好，九字真言也好，说尽管说，说来还很潇洒，可是在一般的观念里，总觉得它消沉低调意味太浓。
其实，大家只是忘记观察自然界的“天之道”，因此便觉低沉。
如果仔细观察天道，日月经天，昼出夜沉，夜出昼没，寒来暑往，秋去冬来，都是很自然的“功遂、身退”的正常现象。
植物世界如草木花果，都是默默无言完成了它的生命任务，静悄悄地消逝，了无痕迹。
动物世界生生不已，一代交替一代，谁又能不自然地退出生命的行列呢
如果说有，只有人类的心不肯死，不肯甘休，永远想在不可把捉中冀求把捉，在不可能永久占有中妄图占有。
妄想违反自然，何其可悲
至于老子这些名言，究竟是正言天道不易法则的自然哲学
或是对他当时生存的时势，有感而发，用来警觉世人
似乎不须争论。
但在我们的上古的历史文化上，原来儒道并不分家的共通观点来看，孔子、孟子，以及其他诸子之学，动称先王，也都极力推崇尧舜的作为。
尧舜之道的值得赞扬，那便是“功遂，身退，天之道”的最好范例。
至于三代以后，家世天下的推位让国，想要表现一下“功遂身退”，自称为太上皇的戏剧，则几乎没有一个是出于至诚，也没有一个有美好的收场。
其次，如北魏文帝的退位出家，以及相传清初顺治入五台山的剃度，都是别有心事，绝非“功遂身退”的情怀。
急流勇退的类型 等两次之，从秦、汉之后，看历史上风云人物的作为风格，取其稍微类同于道家的，如汉代的张良与诸葛亮，原本存心都想“功遂身退”，但很可惜其遭遇仍然不能遂其所愿。
张良虽然不肯居功，只自谦退封于“留”地而为“留侯”，但却身不由己，不能再加上三点水而一“溜”了之，以已绝人间烟火食的半仙之分，结果仍免不了受吕后的饮食所害而殁。
与其如此，还不如诸葛武侯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身成绝代之功，更为划算。
也许由此历史经验的教训，致使后来道家人物的作为，如东晋的抱朴子——葛洪，南朝齐梁之际的陶弘景，更加小心谨慎。
葛洪便早早抽身，自求出任为勾漏令，以宦途当隐遁，暗暗修他所认为的仙道以终。
陶弘景则及早挂冠神武门，悠哉游哉，造成“山中宰相”的局面，作他的洞天《真诰》，自在精神领域了事。
到了隋唐之间，文中子以儒佛道三家通才的学养，讲学河汾，造成唐初开国一班文武兼资的盛世人才，在人文文化上立下莫大功德，但结果姓名隐没不彰，反令后世多方考据，是为退身幕后的旷代奇人，虽无赫赫事功，却真合于身退之道。
至于宋初，隐逸在华山的陈抟，已经完全走入道家的神仙行列，另当别论。
南宋的韩世忠，知机早退，骑驴湖上，笑傲山林，可算明智之举，难能可贵。
明初的诚意伯刘基，以亦儒亦道的姿态出山，辅助朱元璋而成功帝王事业，但结果仍然难逃被毒而亡。
此外，另如佛家出家的高僧而返还俗世初服，成功留名于历史的，如元初的刘秉忠，明永乐时期的少师姚广孝，可算切实作到了“功遂身退”。
此外如帮助朱元璋，专任办理西番外交政治的高僧宗泐禅师，不论道业学问，或者事功，都是第一流的人物，但照样不能“功遂身退”而圆寂于西番任所。
由此可见无论如何高明的人物，毕生能完全合于“功遂身退，天之道”的，确是不易了
难道“名缰利锁”，当真牢不可破吗
但从唐宋以后儒家思想的观点来看，对于老子的这句名言，虽然并无非议之处，只是把它换了文字的表达，变成“谦让”或“谦光”的美德而已。
其实，后世的儒家是心有不甘，不敢完全苟同老子的观念，尤其反对修仙成佛之说，因此而搬弄文字的表相而已。
这种思想，最有意趣的代表作品，莫如清人一首借题发挥、咏吕纯阳的诗： 十年橐笔走神京，一遇钟离盖便倾。
不是无心唐社稷，金丹一粒误先生。
介于道家、儒家的风范，能够做到“功遂身退”，入世又似出世的，历史上有没有这一类的典型人物呢
我认为从两晋清谈玄学的影响，在南北朝之间，有着不少风流人物。
风格最为标准的，要算梁武帝的名臣韦睿。
他善于从政，也善于用兵作战，有诸葛亮纶巾羽扇、指挥若定的丰神，又有“上善若水”、“功成不居”的意境。
如遇老子，或者肯收他为徒，较之函谷关的守关吏尹子，应无逊色。
可惜南北朝这一时代，在历史上不大出色，因此南北朝的人物也都被人所遗忘埋没了。
韦睿，字怀文，京兆杜陵人。
他是汉丞相韦贤的后裔，系出名门世族。
自少即受郡守祖征的赏识，认为是“干国家，成功业”之才。
当南齐紊乱之际，他肝衡人物，认为梁武帝萧衍还可算是命世之才，便决计辅从。
历迁太子右卫率，出为辅国将军、豫州刺史，领历阳太守，后迁调合肥，以功进爵为侯。
梁武帝决心北伐，魏遣中山王元英为征南将军，率兵南来御敌。
韦睿奉命统部北伐，屡建奇功。
他素来体弱多病，虽在前线作战，也未尝骑马，只乘坐白木板舆，手执白如意，督厉将士，勇气无敌。
平常与士卒同甘苦，极力爱护部下，令出必行，战无不胜。
魏人军中有谣：“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虎。
”对他畏惧万分。
当前方军情紧急的时候，梁武帝遣亲信曹景宗与他会师，而且特别对景宗说：“韦睿，卿之乡望，宜善敬之。
”因此，景宗见韦睿，执礼甚谨。
但每当战胜，景宗与其他将领，都争先上报。
独韦睿迟迟报告，不愿争功。
有一次，在庆祝胜利的庆功宴会上，韦睿与景宗同席，酒酣兴至，大家倡议赌钱来作余兴，约定以二十万为赌注。
景宗一掷便输，韦睿赶紧把一张骰子翻转，变成景宗是赢家，韦睿自己还连声说：“奇怪
奇怪
” 其实，萧梁朝代开创之初，所有的巨僚将佐，莫过韦睿。
梁武帝明知他的才能，但始终不委任他作统帅，反而用一个无大才略的宗室临川王萧宏来当元帅，而且又派曹景宗与他并肩作战，在在处处，都心存顾忌。
好在韦睿自知苟全于乱世，隐避林下，并非上策，只有如此行其自处之道，不贪名利，不争功劳，而且还在功成之时，深自谦退，以免猜忌。
因此他活到七十九岁而殁，遗嘱但穿常眼薄葬便了。
总算在他身死的时候，感动得梁武帝亲临恸哭，完结他一生苟全于乱世，“功遂身退，天之道”的名剧。
与韦睿行迹有所不同，便是后梁元帝萧绎的功臣、荆山居士陆法和。
他先识侯景必反，但没有人相信其言。
到了侯景派兵攻击湘东，他自请统兵以解湘东之危，受任郢州刺史。
后又向元帝建议大举定魏的政策，不为所用，自称：“吾尝不希释梵天王生处，岂窥人王位耶
但于空王佛所，与王有因缘，如不能用，则奈业何
”及元帝失败，齐宣帝封他为太尉，赐甲第。
他只求将府第作佛寺，终日焚香静坐偏室，预期死日。
到时果然坐化，尸缩三尺如婴儿大小。
这也是“功遂身退”、异常之道的一例，颇可耐人寻味。
附“功遂身退，天之道”的一些资料： 独庵老人——姚少师《自题像赞偈》 看破芭蕉拄杖子，等闲彻骨露风流。
有时摇动龟毛拂，直得虚空笑点头。
应臬姚少师影堂有《自题偈语》诗（明诗纪事） 冀北江南事已非，禅机未了说戎机。
止闻智者师黄石，曾见功臣着衲衣。
衫翠湿空春欲老，砌尘凝席客来稀。
一参偈语低徊久，飒飒灵风动素纬。
明·苍雪大师诗四首 鹤马遗踪自道林，相传野老尚堪寻。
花开不择贫家地，鸟宿偏投嘉树阴。
弃世久拼随世远，入山惟恐未山深。
命根断处各根断，十载应难负寸心。
山深麋鹿好为群，水草丰饶隔世氛。
牵犊饮流嫌污口，让王洗耳怪来闻。
鸿飞易远逃罗网，水草难求脱斧斤。
不是绝人何大甚，人情更薄是秋云。
匹夫有志实堪从，难夺三军气所钟。
圣代唐虞如在上，隐沦巢许亦相容。
楚狂昔日歌衰凤，汉室今谁起卧龙。
草木余年能遂养，大夫何必受秦封。
天子浔阳特诏宣，虎溪慧远志辞坚。
僧因赐号恩逾重，山不称臣怒受鞭。
狮子爪牙随踞地，象王鼻孔任撩天。
慧持入定今何在，老树枯禅不记年。
[转自铁血读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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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考 关于文化，有广义、狭义两种解释。
其广义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总和。
其狭义解释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我们所论的文化,主要是指狭义的解释。
任何文化都具有民族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是由多重类文化媾合而成的。
但是由多重类文化凝结而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的强力结构性，以致子两千多年来，我国虽经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我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三番五次的巨大冲击，尽管今天所见到的现代文化与两千年前的古文化有了根本区别，但是与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兴盛时期相比，其质与核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这是为什么呢
认识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
这种沿革与流变曾五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春秋战国时期。
诸侯国战争频仍，随着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的发展，加之我国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而各种哲学文化也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自从孔丘编诗经、理春秋、兴教肓，创立儒学以来，中国文化开始定位。
同时老庄哲学以及法、墨、名、阴阳等也熠熠生辉。
后经董仲舒整理改制，儒家兼容诸学，开始独家显荣。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东渐。
魏晋时期佛教逐渐产生巨大影响，这是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冲击。
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在人们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通过宗教虚构和诡辩，制造出“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灭”的相当严密的一系列宗教迷信说教和神学唯心主义哲学。
它把现实生活作为一切痛苦的根源，堆砌出一个极乐净土和悲难地狱的神秘世界，启渡人们以佛为最高境界，来超脱轮回，投身净土，进入天国。
这种神学唯心主义非常符合魏晋时期地主阶级和门阀制度的需要，这些在政治上腐败、生活上堕落、且不学无术的君臣们，为了解释和维持自己的利益，佛教的神不灭说、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的理论恰恰成了他们寄生生活和政治特权合理性的借口。
他们现世所以荣华富贵，都是前世行善积德的结果。
而劳动人民受苦受难，也因前世不积德行善。
因此，这些豪贵们无不信仰和宣扬佛教。
甚至南朝梁武帝萧衍宣布“唯佛道为正道”，以佛为国教，他三次把自己舍给寺庙，三次被大臣们花了很多钱从寺庙中赎回。
一时间佛教迅速发展。
佛教的鼎盛时期是在隋唐，尤其是唐代。
唐朝统一中国，为了麻痹人民的斗志，防止农民再起革命，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极力提倡佛教神学。
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就向佛许愿，一旦作了皇帝，定要力弘佛法。
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派玄奘西天取经，而且大倡佛教。
武则天就被佛教徒说成是“弥勒佛转生”，利用迷信为自己做皇帝制造舆论；唐玄宗曾受佛教徒灌顶。
唐代宗把李唐王朝的延续看成是因果报应。
在唐王朝的扶植和卵翼下，出现了一大批僧侣贵族，或被称为“国师”，或受封领地，或做了官僚。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宣扬与提倡，佛教达到了空前隆盛时期。
在佛教东进、发展、以致于隆盛的过程中，佛教文化和我国土生土长的儒道等文化逐渐掺进捏合。
特别是由周敦颐、邵雍滥觞，经过张载的重要发展过程，由二程完成体系，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将儒、释、道三家思想揉和，把厌世、出世、超脱尘寰的佛学精神揉和进儒家等级森严、听天由命和道家虚静无为、避世忘时的文化范畴中去，改变了以往“独尊儒术”的文化传统。
唐宋元明时期三教并行，儒学居首，从此．我国民族文化进入一个相对超稳恒时期。
①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冲击，是16世纪中期的明朝。
以扶助教皇为宗旨的耶稣会成立，起而与新教抗衡，为了从深得民心的新教那里争取群众 耶稣会派遣教士到南美、非洲、亚洲以及我国发展势力。
1583年（万历11年）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来到中国，著名的还有意大利的龙华民、高一志、熊三拔、艾儒略、华方济、傅讯济，德国的汤若望，西班牙的庞迪我，葡萄牙的邓玉函，法国的金尼阁等。
他们带来了与中国文化特征迥异的西方文化，一种异质的高势能文化猛烈冲击我们超稳恒文化。
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新的伦理纲常对宋明理学以有力的挑战。
笃信西学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光禄少卿李之藻等大胆认为有必要融容西学以“补儒易佛”。
西方的“神权至上”与儒家“君权独尊”截然相反，基督伦理强调“天主”至上，“凡我人类，皆亲如兄弟”，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全然违反了理学的宗法伦理准则。
所谓君臣“皆以友道处之”，将会破坏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
“国中男女配偶，上自国君，下及黎元，止唯一夫一妇，无嫔妃姬妾”，不就淆乱了儒家的“至尊之大典”。
破坏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法则
这种西学东渐时缓时急，时毁时兴，势力渐强，持续了200多年，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我国封建文化的根基，但也足以使我国传统文化遍体鳞伤，显现出我国封建伦理文化的捉襟见肘。
与佛教东进相比，其势逊于佛教，但其作用则大于佛教。
佛教被儒学不断同化，它也屈就于儒学，自觉与之同化，为封建阶级所利用，加强了封建文化意识。
而西方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则加速了封建文化的崩溃。
清统治阶级清醒地感到末世危机，对可能动摇其思想文化、伦理纲常的异端邪说展开空前围剿。
他们关闭国门，严厉禁教，进一步加强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宗法制度，到处搜查、追捕异族教徒。
汉学虽盛极一时，但只流行于少数知识分子之中，其弊端日益增显；长期流布民间的佛、道也日渐衰微，应者寥寥。
在这样一个思想乏主的大背景下，为西方文化的侵入大开方便之门，对我国传统文化比第二次更猛烈的文化冲击接踵而至是不可避免的。
对我国民族文化的第三大冲击，是伴随着异族侵略和民族压迫而来的。
1840年，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沦为。
在西方文化的强行灌输下，我国传统文化的柔弱无力立即显示出来。
“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②正是在这木乃伊式的粉蚀中，中华民族文化才有获得重新排列组合、再振雄风的契机。
在严复那里，中西文化对立已泾渭分明。
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西人重讥评。
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方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
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居，而西方务发舒；中国尚文节，而西人乐简易。
其于为学也，中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
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才力。
”③如此说来严复时代，中西文化的对立，“实未敢遽分其优绌”，那么到了谭嗣同，饮恨菜市口，孙中山却让石头城才认识到制度的变革何等艰难，这才从制度认识到文化意识的重要。
在陈独秀、吴虞力倡“最后之觉悟”的年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意识已成为新文化战士不共戴天的仇敌。
“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
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
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
”④正是有了“最后之觉悟”的文化铺垫，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才敢于挺进孔家店。
“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⑤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80年代中，近代新文化终于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
随着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开始坍塌，一场崭新的文化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即将爆发。
第四次文化冲击的浪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席卷而来。
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的高潮，表示传统文化已经无方“保存我们”，这恰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意识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
五四运动斗争的焦点是批判孔学，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是关系着继续变革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同时也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问题。
陈独秀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制为本位，以实和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情感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⑥这几乎是差不多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用以批判孔盂之道的理论武器主要是西方的进化论，肯定人类社会是进化的，国家制度、道德观念，都应世移时异变更宜矣。
因此，孔孟之道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准则，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是同社会进化论相悖逆的。
但是社会进化的规律是什么，进化论是无法作出正确的回答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使所谓“西学”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就不仅仅是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且也包括大量涌入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更包括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
这就由原来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封建复古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它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开始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也曙光微露。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第四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以前任何一次都无法比拟的。
第一，它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第二，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中国近代哲学实现由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使文化运动产生了质的飞跃；第三，为我党的成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孕育了新中国的诞生。
从此，文化运动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但是建国后，由于缺乏经验和后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到了登峰造极的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国又牢牢关闭了开放的大门，不敢于正视西方文化，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全面的理解，科学的认识和辩证的对待。
当我们蓦然回首，西方的物质文明建设和人们生活的富裕，我们与之不可同日而语时，才幡然醒悟。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加入世贸组织，与国际社会接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更是第五次文化冲击的结果，也为文化的进—步交流准备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根据。
第五次文化冲击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为标志的。
在当今世界大发展趋势下，文化的撞击、渗透、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势能，强力的向低势的倾斜与流淌是不可阻挡的。
唯一正确的科学态度是正视现实和因势利导，疏浚它们流通贯注的渠道，借东风，为我所用，来发展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这次文化冲击与历次文化冲击皆是不同的。
第一，这次文化冲击是完全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是自觉的引进；第二，第一次以国家组织形式，有组织、有计划地提出、号召和推行的；第三，因而其规模更是无以伦比的，自上而下，东西南北中形成强大的阵势，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兆头；第四，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经济管理的改革而进行的。
因此，必然会带来我国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其中包括政治体制的变化。
然而，尽管如此，我国的传统文化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活中某一事物的形成与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需要；二是可能。
这两个基本因素是缺一不可的。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凝结力，也正因为此，地域环境和人的智力结构，为中华民族初始文化的孕育诞生准备了主客观条件，各个阶层根据各自多方面的需要，形成各自独立的类文化，但是人类以及个人对文化的需要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立体的。
这就需要文化的整合与同一，而这一整合与同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恰适应了人们的需要，同时也有了整合与同一的可能，堡垒式的我国传统文化不被攻破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果我国传统文化具备了整一的可能，那么，它整一的“需要”是什么呢
从根本上讲就是生存和繁衍的需要。
作为阶级统治的需要，它必然要选择适合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文化，该儒则儒、应佛则佛，应该黄老之学就黄老之学。
汉初，一些明智的政治家认识到，秦统一天下，急功近利，严刑峻法，以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使他们不得不反思“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的根本原因。
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其“务胜不休”，造成“无所不为而无所为”的严重后果，迫使无赖英主刘邦不得不“因民之性而治天下”，而采取了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的“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长久之术。
黄老之学应运而生了，这是秦汉之交历史的必然．也是汉初政治家成熟的表现。
然而，这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无所不为”已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它融铸了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法家阴贼险狠的手段。
陆贾本来就是一个大儒，他提出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是融儒家“仁义”于道家“无为”之中，以积极的“仁义”来改造道家消极的“无为”。
实质上，所谓黄老之学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
吸收儒、法学说而形成的汉初统治思想。
说得再明白些是：表黄老之学而里为儒法并道。
即该儒则儒，该法则法，应黄老之学则黄老之学。
然而，经过七十年与民休养，汉朝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雄厚而不可一世，显然曾有积极意义而很消极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汉武帝扩张皇权的多欲政治。
为王霸天下，汉武帝统治集团迫切需要一个适应自己“生存”、“繁衍的哲学与文化。
汉武帝意气昂扬，对繁文隆礼，讲求事功的儒学大感兴趣，任用儒者，尊儒兴学。
制度教化，去开辟自己的鸿业。
武帝令三公、侯王荐贤良、举孝能，网络人才，重定国策，儒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思想，立即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推行。
汉武帝罢黜秦所立之各家博士，专立儒学之五经。
把秦的博士之业的和“百家之言”分开，使得儒学赫然卓立。
本质讲孔孟儒学的产生就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只不过经过漫长的认识过程，才发现它金光闪闪的价值。
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也确实对维护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
儒家学说不断发展壮大，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需和它的强力推行有着必然的联系。
历朝历代明智的统治阶级未有不根据自己的统治的需要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哲学文化，这就极有力地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结。
作为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是这样，而作为人的个体也是这样。
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类文化是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剂深入到一个人的潜意识中，被不时地选择着而凝聚于个体身上。
作为个体，儒、释、道各种类文化因子并存于其中，在不同境遇、不同条件下，其一种文化侧面为主要矛盾方面，来决定事物的性质。
陶渊明一开始也并不完全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是他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到处碰壁，不容于时下的门阀世俗制度，才使他不得不回头向佛、向道，返璞归真，来寻求自己的心理解脱和生理调节，纵观陶渊明的三仕三隐无不如此。
现实生活中，陶渊明以行之在心，外无形状的超然态度，不拘生活的外在形式与表象。
努力追求一种恬然自适的情趣，实质上是一种老庄哲学的体现，庄子的理想是茫然徘徊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超世之境，这是一种物我一体，天道合一，达到忘我的境界。
显然陶渊明超然率真、向往自然的生活态度深受庄子的“顺天从性”的影响。
然而，他却以平常心体味非常心，把淡泊朴素的乡居生活引入心与道冥的自由世界，深得庄子任性逍遥的真谛。
假如陶渊明在积极入世求仕方面一味追求不羁，不达目的仍然去撞南墙势必会使他心理不得承受而引起机体的病变，导致他的悲剧命运。
然而“陶渊明道家旷达任放的‘真’和儒家坦荡固穷的‘善’合而为‘美’，统一在他一身，使他超越时俗求得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以走上解放自身的历程。
达到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也这正是陶渊明淡泊而充实、深厚且光辉的人格价值所在。
”⑦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以及他自觉不自觉的文化选择有着很强的代表性。
许多名鸿大儒当他积极入世的人生理想破灭，往往返朴归真，回归自然，以求得自身的解脱。
象王维、李白、孟浩然、柳宗元、陆游，以及许多政治家都是这样。
就是孔子这样儒家的鼻祖到了晚年，因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到处碰壁而破灭后，不也唱起了“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
咏而归”吗
（）苏轼在春风得意之时，积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极力反道排佛，而到了他政治失意和晚年则结识了不少佛家道友。
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因素的各种类文化，对于人的“生存”、“繁衍”具有很强的积极意义。
从而在选择中，儒、释、道等各种类文化才能够整合统一，并且有强大凝结力。
不仅如此，我国传统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还有着浓郁的自然因素，这是西方文化难以具备或具备甚微的。
“生存”、“繁衍”的欲求是包括人在内的任何动物都有的，只不过人是理智的而已。
与此，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自然因素：人类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与人的身体、年龄、甚至“力必多”，即性的强弱有关。
身强力壮，年轻气盛、性欲强烈，一般说来常常显示着他们英勇搏击、积极奋进，向往和追求的是儒家精神；身体赢弱，年老气衰，性欲枯竭，一般说来，往往又显示着他们趋于保守、意志衰退而向佛向道、回归自然的文化倾向，从而使各种类文化整一于一人之身，显示出一个人不同的文化倾向。
其中大儒李白是其较典型的了。
李白年轻的时候，积极仕进，拥抱“辅弼天下”的宏愿，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开始了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漫游生活而兼求仕的历程。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是李白应唐玄宗之诏无比兴奋之情的显露，更是他积极仕进的政治抱负的形象展现，这是他42岁时的心态。
然而，由于他刚直不阿、傲岸不羁的性格，他并没有青云直上，在权臣们的馋毁下，不得不上书请还，开始了他访道求仙的又一个历程。
此时他暮气渐沉，年轻时他非常艳羡范蠡、鲁仲连、张良诸人平交诸候，长揖万乘。
之后他尚老庄，甚至把庄子抬到屈原之上，“投泪笑古人。
临濠得天知”。
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
”⑧其实，李白的老庄文化意识和儒侠哲学观念虽然并存于他的一生，但每一个不同环境和年龄段所显示出来的文化侧面是不同的。
这就是李白前后的文化抉择、整一与凝结。
非独李白，难道孔子、苏轼等许多明哲贤达不都有这样的文化现象吗
文化选择的这一因素，实质上是人的生存向度的必须过程。
人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
对自然有着天生的亲和力，在生存与回归的全程中，有一个超越阶段。
这个阶段就是人一生中的青壮年时期。
这个时期。
他精力充沛，“性”欲勃发，细胞活力旺盛，血液循环茁壮，因而产生巨大的能量需要释放，怎么办
就要依靠“动”来宣泄。
相对来讲，儒、墨、法是“动”的哲学。
所以，一个人的青年及壮年时期，往往选择儒、墨、法的哲学作为自己奋斗的信条。
而其中儒、法并流，以儒为体，更具合理。
所以此时的个人往往向儒向法，儒家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一个人的文化性质。
然而，人到了老年，或身体孱弱时期，其精力、性、细胞活力、血液循环等渐衰，能量疲软。
在惰力中“迫使”他回顾往事，如此就自然会重新唤醒个体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的本性。
他们要求平静、安然、恬适。
相对来讲老庄思想和佛学意识是“静”的哲学。
它们“天人合一”，“人与天调”、“梵我合一”的自然观念，封闭苍茫的深山老林、古河僻壤的自然野景，以及原始、古朴的世外桃源的人性美、人情美恰恰适应了这些人的生理所需和心理欲求。
如此说来，人的文化抉择、整一、凝结有着它的自然向度，也是必然的、客观实在的。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曾经有过五次大的西学东渐过程。
虽然使我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的质与核还是很本色的。
这是由于我国民族文化构成的特殊性所致。
这其中是有了儒、释、道、法、名、阴阳等类文化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可能，而由这些类文化构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又极其充分地适应了中国人的攻守进退等各个方面的生存与繁衍的需要。
这之中既有它的社会性，也有它的自然性；既有它的群体性，也有它的个体性；就个体讲，有心理调节的需要，也有一个人年龄、体质、细胞活力和“力必多”的原因。
所以我国传统文化比起其他诸如西方文化来要牢固得多，包容性要强得多。
它不仅在种种冲击下，保持了自己本体性，而且还兼容和同化了许多我国其他民族的文化，如蒙古族文化和满族文化等，以及其他外国文化。
我国有这一特征的传统文化对我国社会历史发展，曾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有过无与伦比的负效应。
今天我们重新辩证地审视我国这样特征的传统文化，以促进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会有些价值的，也是许多哲人贤达无可回避的，因此为文以做抛砖之举。
注释： ①⑥ 转引自冯天瑜上册，上海人民出社第528页。
② 2卷，人民出版社第3页。
③ 严复《论世变之亟》。
④ 吴虞《吃人与礼教》。
⑤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⑦ 李之河、傅杰《论陶渊明自然率真的人生态度》，《张家口师专学报》1996年3、4期合刊号。
⑧ 龚自珍《最录李白集》。
关于佛教信仰的问题
个人觉得，可以开始从了解佛法的三法印、四圣谛等等方面先来看看，可以从人生的角度来认识一下这些道理，如果说入门推荐的话，个人认为宗萨的《正见》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说不知道哪一种宗教的话，可以每个宗教都找来书籍来看看，例如可以看看基督的《圣经》什么的，待到楼主自己想好了，就随缘决定就得了……个人看法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