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中王石引用巴顿将军的语录对褚评价道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到他跌
应该是说看一个人的成功标志，要看有没有抗压能力和不放弃不气馁的潜质
王石五上哀牢山拜访一个坐过牢的人，为什么
王石曾五上哀牢山拜访一个坐过牢的老人，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褚时健，世界级行业巨头红塔集团前掌门人。
他临近退休却因贪污罪入狱，人生跌到低谷。
2002年，褚时健在古稀之年重新创业，与妻子开荒种橙，并在2012年以“褚橙”红遍大江南北，成为亿万富翁。
几年前央视播过一个有关太平天国的电视剧，叫什么名字呢
就叫《太平天国》 出品机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 制片人： 靳雨生 总导演： 陈家林 片长： 46集 主演：高兰村 王诗槐 孙飞虎 王菁华 剧情简介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矛盾急剧激化。
不堪忍受清王朝残酷压榨和外国侵略者疯狂掠夺的各地人民群众，纷纷组织起来进行英勇顽强的抗争。
在这些此起彼伏、前赴后继的革命大潮中，以洪秀全为首领的“拜上帝会”于1851年1月11日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并定国号为太平天国。
从此，中国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太平天国大军从众万千，势如破竹：进围桂林，北逼长沙，出洞庭，入长江，连克汉阳、武昌，水路兼程直下江南，迅速包围南京，之后仅十二天即进入了这座龙蟠虎踞、号称帝王之家的大城市。
计自金田起义到此时，只两年三个月就席卷长江，截断了清王朝的漕运，控制了中国的心脏地区。
攻克南京后，建都的问题摆在了太平天国领导者的面前。
熟悉历史的天王洪秀全虽然知道“局促于东南，而非宅中图大之业”。
还是接受了东王杨秀清的建议：定都于此，称天京。
穷困百姓的衷心拥护、誓死效忠，是太平天国迅速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建都天京后，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揭示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美好前景。
在废除私有财产制的原则下，还实行了圣库制度、手工业国有制度、乡官制度......，特别是对妇女解放的重要规定，激励成千成的妇女昂首奔向战场、投身社会、参加生产，即使侵略者对此也不得不认为：“人类的幻想也未能形容其伟大”。
金田方起义，满清王朝即认定：在遍布全国的无数起义队伍中，唯此是“腹心大患”，决定集中全力先打太平军。
无奈文臣武将畏葸无能，绿营、八旗腐朽无用，清军毫无阻挡能力。
不得已，起用了汉族地主代表人物、湖南儒家名徒曾国藩。
然而这个要对当时封建统治因循怠玩的政治振作一番的曾剃头“，尽管以封建纲常、乡土观念、厚禄重饷编练武装了一支叫做湘军的反革命军队；尽管慑于太平天国蓬勃的革命势力，不敢轻举妄动的西方侵略者一面公开宣称“中立”，一面偷偷地把成千成万门的洋枪炮接济给他。
但面对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太平天国大军，照样束手无策，屡战屡败。
天京定都后的1854年4月，太平天国西征大军于湖南靖港迎头痛击湘军，曾国藩大败，投水自杀；第二年翼王石达开又用计在九江打垮湘军水师，曾国藩再次投水自杀，系清王朝存亡大任于一身的“曾剃头”自觉无颜于人世了。
在担负反抗封建统治的任务之外，还担负着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新任务，是太平天国不同于中国历代农民战争之处。
早在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就曾明确提出：各国之间应“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我们将要彼此友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
建都天京后，更是坚决拒绝接受侵略者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指斥侵略者贩卖鸦片的罪行，向他们庄严宣布对外政策：“害人之物为禁”，“通商者务要凛遵天令”
对于擅自闯进境内的外国兵舰立即开炮轰击，针对英国侵略者准备公开大规模干涉太平天国革命之前的诱胁手段，更是赫然震怒“倘敢”与我师抗敌，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当时太平天国的英雄们以雷霆万钧之势，把侵略者打得一败再败，以至不敢见仗。
李鸿章报告清政府：“嘉城复失，逆焰大张，西兵为贼众所慑，从此不敢出击贼”。
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农民战争史上，太平天国荟聚英才之众、动员民众之多、斗争规模之大、扩展疆域之广、纲领之完整、影响之深远，都是空前的。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条件下，取得成功的归宿是完全有可能的。
然而，偏安东南，孤军北伐，已经一误再误，更有1856年7月的天京事变，使得太平天国的大好革命形势骤然跌入低谷。
总理国务、执掌实权的东王杨秀清自恃功高，不仅对诸王相帅日益骄纵专横，普遍打击，而且竟然压不住觊觎天王宝座的欲望；暴发户出身的北王韦昌辉，原本是革命的投机者，杨秀清违背政体，触犯众怒的篡权行为，正好为其提供了借刀杀人的好机会；至于只顾自己一家“父子公孙坐天朝”，一统天下万万年的天王洪秀全，对杨秀清称万岁断非心甘情愿，更何况密报传来：杨秀清要杀他夺位，自身性命不保。
于是杀戒大开，奉诏诛杨的韦昌辉兽性毕露，竟屠杀太平天国革命骨干两万多人；石达开怒斥韦昌辉，韦又要杀石，石急避安庆起兵靖难，还未待石回天京，韦昌辉和他的党羽已被人诛灭了。
太平天国惨重的损失并非到此为止，诛韦之后，全朝公举石达开提理政务，但此时的洪秀全除了洪姓人氏，对任何人均心存疑惑。
石达开被迫带领大批精兵良将，走了分裂主义岐途，最终，英雄末路，牺牲在大渡河畔。
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
内讧，毁灭了太平天国。
此后，虽然太平天国的英雄们继续不屈不挠进行了数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并且在年青而杰出的军事家陈玉成、李秀成的天才指挥下，时有辉煌的战绩，令曾国藩惊叹：“太平天国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
但终因政权中心元气颓败，最终敌不住加紧了联合行动的中外反革命势力的疯狂进攻。
1864年4月洪秀全病逝天王宫。
6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中央政权倾覆。
这首诗是谁写的
题目是
“这一轮”2006年12月10日 星期日 下午 04:09“这一轮” 作者：郭大鹏\\\/杜亮 ——喜、惑、悲、思：宏观调控商界“四幕剧” 本期封面文章要为读者展现的是政界、企业界和各种经济人物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的活动。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试图以商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刚刚发生的新一轮经济“失意”周期，同时我们也收集了中国商界的“周期感悟”。
20多年来，这种周期至今已经发生过5次。
经济膨胀与宏观紧缩在中国如影随形，所以我们称之为“中国式周期”。
上一轮，是在10年前 本期封面文章要为读者展现的是政界、企业界和各种经济人物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的活动。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试图以商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刚刚发生的新一轮经济“失意”周期，同时我们也收集了中国商界的“周期感悟”。
20多年来，这种周期至今已经发生过5次。
经济膨胀与宏观紧缩在中国如影随形，所以我们称之为“中国式周期”。
上一轮，是在10年前。
我们描述“这一轮”并非仅仅提供一些“戏剧性”的场面。
在与上一轮不自觉的比较中，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所记录的乃是一个“中国商业生态环境”的变迁。
这种变迁在冲突的状态下得以充分体现。
首先，我们看到，在“全球化”的帷幕拉开之后，“重型化”民企和“整合者”登场了。
他们是推动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的显著力量，当然也无形中成了调控的主要对象。
我们看到“这一轮”的“失意者”中，或如德隆、三九、复星等是销售上百亿的企业，或如铁本、东方希望等是计划进行数十、上百亿元投资的企业。
10年之间，商业力量的壮大让人感慨，而百亿级企业在周期中的应变能力及抗风险能力更令人扼腕。
其二，我们看到了商业力量与非商业力量的“博弈”，比之在上一轮“治理整顿”中商业力量“尸横遍野”，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
在“博弈”的“天平”上，一边是中央政府，一边是与地方政府捆绑在一起的商业势力，特别是“嗅觉灵敏”的民营企业。
尽管一度是政府势力占了压倒优势，但是我们依旧看到了谈判与妥协。
允许博弈，乃是中国向真正的商业社会过渡的重要环节。
其三，我们看到了大民企对大国企在这一轮周期中的挑战、妥协以及合作。
这种挑战与妥协在10年前不可能存在。
我们注意到，中国以大型国企为依托的国家战略已逐渐成型，而成长起来的民企正在杀入这些大型国企特别是垄断性国企的传统领地。
这种高傲的挑战事实上成为某些民企在“这一轮”中铩羽的重要诱因，他们的投资往往被指责为“重复建设”、污染项目。
而对抗进行到最后，民企又不得不选择妥协。
在进军大国企传统优势领域的过程中，选择合作还是挑战是一个值得民企深思的问题。
其四，“这一轮”，正是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的国策转型期。
而民营企业家们往往对此“浑然不觉”，以致其中一些人遭到了惩罚。
一个企业家，不看大势，是极其危险的。
最后，还有商界对于“这一轮”的广泛自省。
从惑到思，再到建立起可以应对“中国式周期”的生存法则，将使中国的企业界走向更加成熟。
诗曰：“冬去春花次第开，莺飞燕舞各徘徊。
疾风骤雨旦夕至，高唱低吟有去来。
” 诗表的是自然界生杀消长、生生不息的规律，以此对照近两年中国商界在“这一轮”的际遇，又何尝不是如此 序幕 6年前，中国商界第一次集中讨论“低谷时期的企业自处之道” 1999年的一个春夜。
7点刚过，一辆加长奔驰停在了北京南城一家狭仄的宾馆门前，从车里走出的是目光冷峻的东方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宏伟和他的保镖们。
随后海信集团公司总裁周厚健、西安海星集团董事长荣海等6位企业家陆续到达。
他们是为了一次座谈会而来。
这7位都是当时国内声名赫赫的企业家。
他们另外的身份是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
主办者《中国企业家》杂志给他们出的题目是“经济低谷时期企业家的自处之道”——那时正值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刚刚袭过。
那时的荣海意气风发。
他认为，在低谷时期，也有一些企业会使用逆向思维进行低成本扩张，以迎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的到来。
他的海星集团当然是在扩张者之列。
而习惯以“资本家”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周厚健则恰恰相反，他强调稳健。
他每天最关心的是企业财务状况和现金流，这令与会者吃惊。
他笑言：低谷时期，“不能把面子看得太重，要先把肚子看重。
” 张宏伟则说：如果我们不健全资本市场体系，光靠自身的原始积累，发展肯定快不了。
那时离中国入世还有两年多呢，他已经开始瞩目国际资本市场：“国内市场、香港市场萎缩了，美国市场上还可以获益。
”当然，这时的他还没想到带头抵抗零售业对外资的“过度开放”。
那个春天里，其他许多已经或将要显赫或遇挫的企业家也在低谷中各寻出路。
东方希望的刘永行、鄂尔多斯的王林祥，都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考察，希望找到饲料、羊绒之外的第二主业；德隆的唐万里已经开始酝酿他的产业帝国，当然，他也没忘了在股市上兴风作浪；复星集团的郭广昌，刚刚把旗下的复星实业送进股票市场不久，他的产业整合梦想才开始起步，和媒体交流时总是显得谦虚谨慎；戴国芳的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成立3年了，建一个800多万吨的大钢厂，他可能还不敢想像；地产“狂人”孙宏斌的天津顺驰已经5岁，但他还只是偏居一隅，还没有招惹得王石等地产大腕们不悦；此时，做着中医药产业整合大梦的赵新先，还沉浸在如火如荼的“多元化”扩张中，再过一年，三九医药就要上市了。
在那个春天，没有人抱怨政府，因为政府那时侯是想企业之所想，要极力刺激疲软的经济。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钅容基拿出的武器是“积极财政政策”，用专业的术语讲叫“扩张性财政政策”。
这一幕可能是中国商界人士第一次集体讨论周期与低谷对策。
此时，距离3年后的“这一轮”调控周期还很遥远。
第一幕：共赴盛宴 2001年底的入世给中国的商界带来了恐惧和不安， 也激发了他们大步迈向“全球化” 转眼已是2002年1月，政府部门的领导和经济学家们手捧上一年的宏观经济数据，依旧忧心忡忡：1-4季度的GDP增幅依次下滑，分别是：8.1%、7.9%、7.6%、7.3%，CPI指数依然在“水面”下徘徊。
这时，大概谁也不会想到一年多以后会发生让经济学家们争得面红耳赤的“经济过热”。
毕竟，上一次过热相隔已近10年，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大家已“知冷不知热”久矣。
民营企业家们好像在和政府较劲：任国家政策怎么积极，也不轻易拿出“银子”搞投资。
当然，上一年在中国发生的一件堪比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的大事可能会让许多志向远大的中国企业家怦然心动：2001年底，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大家庭的正式成员。
在这入世过渡期的头一年，乐观者认为，“以开放带动改革”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重新崛起的发动机；悲观者指出，在外资的冲击下，民族工业将面临灭顶之灾。
在对“全球化”的恐惧与不安中，国内的企业家开始发力了。
这一年，张宏伟和他的同行张文中开始酝酿一个“关于零售业过度开放的报告”——这份报告在2003年“两会”以提案的形式面世。
是年1月28日，在偏僻的山东聊城市荏平县，东方希望的刘永行与当地的信发热电集团签署了一份合资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成立“信发希望铝业有限公司”，共同建设16万吨电解铝、31万千瓦自备电厂的电铝厂，总投资15亿人民币。
在搞了20年饲料之后，刘永行找到了他的第二主业，他不知不觉拉开了中国民营企业进军重化工领域的序幕，同时也成为即将开始的中国“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中的试水者。
头几年，东方希望先后在民生银行、民生保险、光明乳业等公司中做了大量投资，不过这些并不是东方希望的主业。
他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解释：选择行业有个匹配的问题，我们这样的企业家，就适合做这样的行业，做金融不太匹配。
刘永行签下协议的第二天，千里之外的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大笔一挥，批准了一份报告：宁波建龙钢铁公司投资3000万美元、建设年产150万吨宽厚板的开工报告。
间接控股建龙公司的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开始为他的钢铁王国做准备。
批准这份报告的管委会领导此时哪能想到，这为日后埋下一个祸根。
大约到5月的时候，戴国芳，这个不嗜烟酒不好色，一心想干大事业的企业家，开始酝酿在常州市新北区魏村镇、扬中市西来桥镇的铁本项目，这时他的规划还没有那么庞大。
山东项目对刘永行来说似乎只是小试牛刀。
8月27日，刘永行来到内蒙古包头市高新区的希望饲料厂，这个消息立即被招商局获悉，管委会主任、包头市政府副秘书长苏文清和招商局的人一起把刘永行请到了管委会。
9月2日，包头市委书记邢云和苏文清又专程飞赴上海，随身就带着一份包头发展铝电一体化的可行性报告。
9月12日，刘永行再赴包头，3天后，双方签订了开发协议。
10月28日，在双方洽谈仅两个月后，项目正式奠基开工。
其后，“包头速度”被内蒙古上上下下尊为学习的“典范”。
刘永行的“东方稀铝”项目计划建设电解铝生产能力达100万吨，总投资达100亿。
还是在2001年的时候，三九集团挪用了旗下上市公司三九医药的25亿元巨款，招来证监会的严厉处罚。
2002年里，赵新先把“中药现代化、产业化、国际化”列为集团发展纲要，他要从多元化转向专业化了。
但日后等着他的麻烦还多着。
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
“20年战略机遇期”的预言让很多企业家心潮澎湃。
这时候，很多人已经感觉到，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增长周期。
工业机器的轰鸣声很快充斥了中国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企业家们开始分食这场新型工业化的盛宴。
第二幕：山雨欲来 商界巨头对转型升级跃跃欲试，全然忽略了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已自2003年下半年悄然发端 告别平静的2002，2003年以一个令人兴奋而又不安的数字打动着官员和学者们：第一季度GDP增速达到9.9%，比上年高出2.3个百分点，这是1997年以来的新高。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155亿元，增长27.8%，比上年同期加快8.2个百分点。
宏观经济还没有走出通缩，一丝过热的迹象已经开始被经济学家察觉。
不过，突然公布的非典疫情打乱了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第二季度，GDP增速降为6.7%。
非典，营造了一个非正常的小周期。
不过，非典阴云尚未散去，信贷投放、固定资产投资的激增就轻松辗过了这道坎儿。
2003年上半年，中国的人民币信贷规模达1.78万亿元，已经接近于2002年全年的水平，与2003年全年1.8万亿元的调控目标近在咫尺。
投资增速亦高达31.1%，比2002年同期加快了近10个百分点。
在这些投资里面，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总金额只有1848亿元，同比下降7.7%；而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总金额却高达13224亿元，同比增长41.5%。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还是在这一年的两会期间，继1999年之后，《中国企业家》杂志组织了主题为“新政企关系：新政府与企业家”的沙龙。
此时，非典疫情尚在“地下蔓延”，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换届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沙龙上的“两会”代表、委员们大多在谈对“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的期望。
只有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王林祥发出的声音有些刺耳，他说：“要减少审批，特别是竞争行业，更不需要审批，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不仅应该是朋友的关系，更应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
” 王林祥的话或许和他正在筹划的规模宏大的煤电联产和硅铁项目有关。
现在距离这个项目开工只剩下4个月了，而他还必须面临审批的关卡。
3月，江苏铁本在数千亩土地上开始拆迁平整房屋、耕地。
“以铁为本”的戴国芳大概此时还不知非典过后被中央反复强调的“科学发展观”为何物。
他也不会想到，在动迁补偿过程中埋下的隐患日后会成为令铁本项目“折戟沉沙”的一个“炸弹”。
非典让大多数国人不堪回首，不过在那段时间发生的一个回环曲折、惊心动魄的商业故事，却让一个人在事后深感庆幸。
这个人是汇源集团的董事长朱新礼。
故事的另一个主角是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轰然倒下的“整合者”德隆。
德隆精心构造多年的“产融帝国”曾经感染了不少的企业家，朱新礼曾经是其中陷得最深的一个。
2000年，在被德隆国际CEO唐万新请到新疆参观了他们的万亩番茄基地后，朱新礼被打动了。
次年3月，汇源和德隆旗下的新疆屯河合资组建“北京汇源”，屯河出资5.1亿元持股51%，汇源则以实物出资4.836亿元持股49%。
到2002年底的时候，朱新礼开始“感觉不对了”。
那时的朱新礼已经看到了德隆快要崩断的资金链。
用他的话，在“非典最非”的时候，他几次前往上海，要求德隆撤出。
这太难了，多年来被扯进德隆漩涡的企业，似乎还没有能全身而退的先例。
几经反复，几多意外，朱新礼靠“阴差阳错，很多说不明白的事情，还有天助，还有幸运”，终于摆脱了德隆。
“非典期间，记者都不敢出门采访我，如果太多的记者采访，我可能就忍不住了，一说就麻烦了。
”朱事后回忆说。
如果不是非典，朱新礼的爆料很可能令德隆大厦提前一年崩溃。
7月，王林祥的煤电联产项目开工了，这个项目寄托着他的重型化梦想。
项目位于京包银兰经济带的工业重镇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棋盘井镇，主要生产高载能系列产品硅合金、金属硅、金属镁等。
“我们第一期投资就要达到37亿，最终实际投资要达100亿以上。
现在我们自筹20个亿，银行只配套17个亿，还有融资的空间，但我们第二步不想借贷融资了。
这个项目上来后，2006年就有6个亿的利润，它的价值至少是60个亿，我只要拿出30%的股份就可以融到18个亿。
现在我们的贷款都是银行找上门来。
”《中国企业家》2003年12月采访王林祥的时候，他的信心着实让听者动容。
而且他明言，就是国家发改委不批，“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先上了再说，他认为自己从改革20多年来得到的启示是“政府开始不让干的事自己先搞，一放开就搞上去了”，所谓“胜者王侯”，而且最根本的是“有内蒙政府的支持”。
刘永行的重型化梦想迈出了更大的步子。
6月19日，东方希望集团与河南黄河铝电集团、美国杰德金属公司、先锋全球投资有限公司四方共同签署合资合同，在河南三门峡市渑池县共同建设年产105万吨氧化铝项目。
7月，学术界开始对“过热”问题给予关注。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是其中较早的一位。
2003年7月，樊纲两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要注意经济出现过热苗头。
9月，学者许小年针对宏观经济形势发表了《没有温度的高烧》一文，对“过热”提出警告。
不过，更多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刚刚走出几年来的低谷，好不容易开始新一轮的增长，一些指标走高是完全正常的，根本谈不上过热。
中央政府对局部行业的投资热度开始有所警惕，但还沉得住气。
6月24日，国务院召集了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商务部、发改委等部门的学者和官员座谈，探讨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听取对下半年经济政策的意见。
会上，温家宝总理强调“中国经济正处于重要的机遇期”，并说“我有主心骨，不会动摇”。
在此期间，房地产业却意外遭遇了调控的“逆流”。
6月13日，央行出台旨在给房地产降温的“121号”文件。
这个被潘石屹称为对地产业有“颠覆性影响”的文件甫出，业界便传出巨大的抵制声。
不顾非典疫情尚未完全解除的危险，京城的房地产大佬们开始频频现身于各种会议和论坛上，他们发言的“中心思想”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声讨“121号”文件。
这种抵制导致国务院在8月31日出台“18号”文件，变相地否定了央行的“121号”文件，这一变故使得率先意识到过热苗头的央行略显尴尬——现在回过头来看，央行当时的这个举措，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更像是一个“早产”的孤立事件。
权把它当成一个插曲，再往下看：早年被忽视的电力建设开始报复中国经济。
6月份，缺电省份已从上年的12个增加到16个。
7月的一个报道说，为应对拉闸限电窘境，杭州市通过节约有奖的办法，每天花费15万元鼓励企业省电。
电荒来了。
媒体上，对重复建设的指责多了起来。
7月16日，发改委运行局副局长贾银松透露，国家相关部门将要对钢铁、汽车、建材等行业进行整顿。
大步走向重型化的民营企业们开始感受到压力。
银根也开始收紧，8月23日，央行宣布，从9月21日起，将存款准备金率由6%调高至7%。
同年7月，顺驰的孙宏斌召开蟒山会议，就进军全国形成一致意见。
是年9月到次年4月，顺驰先后从华北、华东和华中等城市拍得10余块土地，在这个过程中，顺驰也获得了“天价制造者”的恶名，并招致同行的一系列指责。
刘永行的重型化梦想很快遭遇了挑战。
9月24日，国家环保总局公开曝光10起典型环境违法案件，东方希望集团的包头电解铝项目赫然位列其中。
业内人士认为，当初为了该项目能尽快落地，包头市和东方希望集团显然对于环保审批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略过了这道程序。
此前，刘永行早已感受到了来自中铝集团搭就的行业壁垒。
2002年的时候，当时的国家计委（现在的发改委）就发过文，要遏制“电解铝行业的无序投资”。
“有序投资”的当然是中铝——这家国企巨头完全垄断了国内的氧化铝生产，以及电解铝的大部分产能。
对刘永行的氧化铝项目，中铝董事长郭声锟表示：“一不反对，二不评论，但是我们表示遗憾。
”东方希望没有明确回应三门峡项目是否被有关部门“叫停”，只是承认在中铝的示意下，沈阳和贵阳两个铝镁设计院停止了对三门峡项目的设计工作。
合作还是对抗，刘永行面对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2004年1月7日，郭声琨声称，正考虑参股东方希望集团在河南的氧化铝项目，但尚需进一步商谈。
在民企受到政策遏制的行业，企图“趁虚而入”的国有大企业还为数不少，以至于后来国资委还专门发文对他们提出了警告。
此时的王林祥还不怎么着急。
8月，中科招商在鄂尔多斯开董事会。
沙漠里，中科招商总裁单祥双和他的股东王林祥骑在驼背上谈论起硅铁项目。
敏感的单祥双指出这个项目潜在的风险，王不以为然。
11月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会议主调依然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局部性、苗头性的问题，比如，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情况有所抬头，盲目兴办各类开发区，信贷投放偏快等。
不过这一年，那些搞重型化和并购整合的企业家们对“热”与“不热”似乎并不十分在意。
在12月6日《中国企业家》杂志举行的“首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企业家们仍然在宣讲自己的“全球化”梦想。
刘永行说：“中国加入WTO，我们不应该局限在一个省，也不应该局限在一个中国，而应该是把眼光放在全世界，我们应该是世界前三名，能不能产生竞争力，能不能战胜他们
我想中国人一定能。
” 郭广昌则讲到：“作为中国企业，复星的选择是，在全球化竞争当中，成为产业整合的领头羊。
”这一年中，他的“复星系”还控股了国有企业南钢股份，创造了中国股市历史上的首起“要约收购”。
年底的时候，赵新先再次遇到了麻烦：有一篇报道说，截至2002年底，三九集团共欠银行贷款余额98亿元人民币。
报道引起轩然大波，赵十分愤慨，四处解释，说其实三九集团欠债没那么多，只有70亿元。
2003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诸如王林祥这样抱怨“审批制”的民营企业家们大概会非常兴奋地目睹一个文件的“临产”。
这一天，酝酿了10年之久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获得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原则通过。
方案的核心正是把“审批制”改为“核准制”甚至“备案制”。
3个月后，一个细心的媒体记者注意到了这个已经获得“原则通过”、意义重大的文件突然没有了“胎动”——这并不符合一般中央政府文件出台的常规流程。
他在一篇文章中质疑道，“改革是否需要服从宏观调控的大局，考虑时机问题。
”事实上，这份文件直到2004年7月份才正式“分娩”。
而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中央政府使出的一连串“紧缩性”宏观调控手段几乎震撼了整个中国商界。
第三幕：寒流突降 “铁本”事件爆发，商人们如梦方醒 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延续到了2004年，并呈愈演愈烈之势。
回顾上一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官员和学者们不禁有些失色：第四季度GDP增长了9.9%。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了26.7%，而从1998年到2002年间，年均增长只有10.8%。
而CPI的变化似乎也加剧了“紧张局势”——2003年第四季度，这个数字连续两月涨幅超过3%。
刚刚走出通缩阴影的人们，一时有些回不过神来。
在各地投资增幅排行榜上，内蒙古以16.3%的水平高居榜首。
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4省则在总量上分列前四名。
内蒙古、江苏和浙江成了日后宏观调控重点“照顾”的对象。
2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上警告地方官员：2003年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投资规模偏大，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象比较严重。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由局部性问题演变成为全局性的问题，妨碍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这前后，广东省发改委主任在省人大会议新闻发布会上称，国家对一些过热行业有调整政策，但假如地方有好的发展条件，国家还是可以批。
听起来有点唱“反调”的味道。
在有些微妙的气氛下，3月，《中国企业家》2004年“两会”沙龙在北京长安街上的一座俱乐部开始了，而主题很自然地定为“通胀压力下的企业选择”。
这段时间，国家发改委一份抑制“钢铁、水泥、电解铝”三大行业过度投资的文件正在网上流传。
或许正是这份文件，使得一个看似属于专家层面“坐而论道”的题目，竟然引起了与会企业家的强烈共鸣。
言辞最激烈的是两位投身“重型化”的企业家：来自内蒙古的王林祥和来自江浙的郭广昌。
在那次沙龙上，王林祥好像失去了昔日规划蓝图时的豪迈。
他反反复复诉说自己那个硅铁项目的优势，如何高效率，如何环保。
他说：“现在政府配置资源的意图太明显，而且太微观，那么大一个发改委管具体项目行不行
” 此时的王林祥大概又回想起了单祥双在沙漠里的那次建言。
“两会”期间，王给单打电话，约他到梅地亚中心聊聊。
王对单坦言，现在宏观环境不太好，发改委审批非常严，而且种种迹象表明政府要调控、银根紧缩，硅铁项目的资金链恐怕会出现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也参加了这次“企业家沙龙”。
会上，他言语间透露出中央此前已经下决心要治理“过热”了。
但魏的主张是采取“调节”而不是“控制”的手段。
话音刚落，学哲学出身的郭广昌已按耐不住心中的不平，拍着魏的肩膀说，“要是决策者都像你这么想就好了。
”郭的“哲学”是：“如果真的能够一切计划好的话，那么计划经济就是全世界最完美的经济，还要改革干什么
” 说这番话时，郭广昌已经被卷进了宏观调控的旋涡。
一个月前，由国家发改委、央行、银监会、国家税务总局等9个政府部门组成的中央督查组就南下江苏、浙江等地，检查钢铁等“过热”行业的投资项目。
郭广昌的宁波建龙项目赫然在列，当然还有戴国芳的铁本项目。
9部委的联合行动可能是宏观调控“暴风雨”的前奏，此前对“过热”的行政干预只是发改委在唱“独角戏”（央行的干预主要停留在货币政策手段上）。
这时，多数的企业还浑然不知。
4月4日，新华社南京分社刊发了一则消息：“常州一民企违法占地近6000亩、毁田拆房惹民怨”，报道所指的“常州一民企”正是“铁本”。
在揣磨这篇报道时，绝大部分网民可能不会注意到2003年12月30日在江苏常州高新区网站上刊发的另一篇“现代化钢城初露峥嵘”的报道。
这篇报道称，“铁本钢铁北区工程设计年产钢800万吨。
该集团已将2004年的发展目标锁定在了实现销售收入100亿元。
”“再过3个多月，部分炼铁高炉就要出铁了。
” 可三个月后，铁本迎来的不是第一炉铁水出炉，而是全面停工的“噩耗”。
有心人发现，新华社这篇报道不用“常州一企业”，而是用“常州一民企”，显然带有很强的“所有制歧视色彩”，这也给后来被舆论屡屡提及的“宏观调控是针对民企”的诟病埋下了伏笔。
当然，这是后话。
新华社这则消息是一个征兆。
4月13日，银监会发出通知，决定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自查和各银监局检查的基础上，由银监会组成5个检查组，对广东、浙江等七省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对部分行业贷款情况进行重点检查。
次日，“中国股市最后一个庄家”德隆旗下的老三股全线崩盘，拉开了唐氏兄弟德隆产业王国垮塌的序幕。
德隆的悲剧其实早在很多人（当然也包括去年就从德隆脱身的朱新礼）的预料之中——即使没有宏观调控。
也是在这一天，有消息说，因工商银行要求提前偿还贷款，三九集团所持有的三九医药公司部分股权已被司法机关冻结。
三九集团陷入银行逼债的窘境，成为“这一轮”中罕见地被“重创”
两会关于经济的决策求大神帮助
首先．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广东。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萧瑟寒风中．作为中国经济的火车头、外贸依存度最高的省份．广东省作出了力争经济率先探底“反弹”的战略选择。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明确提出．当前的金融危机“是传统发展模式之危。
科学发展之机．而且是重大之机。
”为此，广东省委、省政府坚持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治本之策．把“三促进一保持”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和突出实践特色的重要要求．力争经济率先探底“反弹”。
2009年，广东将加快贯彻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及其实施细则。
重点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的现代装备、汽车、钢铁等产业。
对应国家所编制的产业振兴规划．广东省也正在制订本省的产业振兴规划。
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落实工作第十六检查组组长李洪峰日前表示．检查组先后赴广州、深圳等七市检查．总体感觉是广东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受害最重．应对这场金融危机行动最快．他们在风险中前行．迎难而上．开创了扩大内需的新局面。
如果说“三促进一保持”是广东省开出的药方．加快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就是浙江省应对危机的关键之举。
2008年底，浙江省出台了《关于加快工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今后几年不仅要加快发展包括生物医药等在内的一批高新技术产业．还将积极发展先进临港工业。
届时，浙江将彻底告别原来以低端产业、低附加值产品、低层次技术、低价格竞争为主的发展路子。
目前，浙江省经贸委正在牵头起草和制订系列配套的产业政策．包括块状经济向产业集群转型、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发展等指导性意见。
这些政策的出台．将会更加具体地指导浙江省工业转型升级。
与广东、浙江把工业复苏及转型升级作为经济“反弹”的战略举措类似，山东省也正采取强有力措施推进工业调整振兴。
山东省“两会”2月1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透露．为推动全省工业加快振兴。
即将推出钢铁、汽车、船舶等9个重点产业的调整振兴规划和30个子行业的调整振兴意见。
这些规划共汇集在建和新开工工业项目3200多个．总投资1．13万亿元，将推动山东省工业实现新的跨越。
工业调整振兴意见则从加大工业投入、支持自主创新和市场开拓、推进兼并重组、加强节能减排、扶持中小企业、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政策措施。
行业洗牌加剧四大产业争赶“末班车” 从目前的情形看．在“保增长”的一系列密集政策中，产业振兴规划最能提振市场信心．这表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将成为拉动我国经济走出低谷的巨大引擎。
有关专家指出，从已经出台的规划来看，“货真价实”、“含金量高”是其共同特点。
虽然从近期来看．这些措施似乎是为了应对经济增速下降的危机．但更深远的意义在于立足于产业的长远发展．调整我国原先不够合理的产业布局，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产业结构。
因此。
政策调整之时，也是相关行业此消彼长、重新洗牌的时期。
按照国务院安排．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牵头制定九大行业振兴规划已经明确．但第十项振兴规划是什么。
目前尚无官方说法。
由于产业振兴规划对未来我国产业新格局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因此．近段时间以来．未排进九大规划的行业都在争赶“末班车”，尤以医药、房地产、金融、能源争夺最为激烈．各种说法此起彼伏。
而在这四大行业中。
呼声最高、争议最多的是房地产业。
据国家能源局有关官员的说法．房地产业有关规划已取代能源业的振兴规划．成为第十个振兴规划．不过建设部有关负责人目前还是三缄其口．只是表示已制定并上报了一份类似的长期发展规划．但去掉了“振兴”二字。
分析人士认为，这份无“振兴”规划。
既有望让房地产搭上产业振兴规划“末班车”．又可避免在全国“两会”上招惹非议。
对此，各界持有不同看法。
在有关这份规划酝酿的风声传出前．深圳万科董事长王石公开表示．房地产市场需要的是形成有效公平的市场秩序．而不是各种名目的救市政策。
还有专家毫不客气地指出．无论叫“长期规划”还是“振兴规划”．其实质内容都一样．制定房地产业振兴规划实属多此一举。
当前房地产市场交易低迷，是近两年房地产投资过度、房价非理性上涨后的调整。
正是由于过高的房价透支了房地产业效益．抑制了居民购房意愿，才使其陷入困境。
以增大房地产泡沫为代价扩大内需的教训不应在我国重演。
而西南证券研发中心副总解学成则认为．没有房地产市场的振兴．已出台的各个产业的振兴规划都可能落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