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教育案例
一次，他得到了1万多元稿费，拿回家锁在柜子里，承担着所有家务的妹妹看见了，问他：“家里有老有小，钱也不多，能不能留1\\\/4给家里用
”陶行知想了想，温和地说：“我要去南京劳山脚下办晓庄师范，这钱要作为办学的经费。
我们家虽穷，粗茶淡饭还能维持。
中国34000万农民非但没有饭吃，更没有文化。
用这钱去办学校，是为农民烧心香，是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
你在家里省着点用，算是帮我去办大事吧
”妹妹理解了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1927年，陶行知办起了晓庄师范学校，开展乡村教育活动。
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武力封闭了这所学校，还通缉陶行知。
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劳工幼儿园”，继续推行中华普及教育运动。
1939年7月，中国正是抗日战争时期。
陶行知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为难童创办育才学校，在普修课外，为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开设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自然、舞蹈等课，培育人才。
这个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
当时政治形势紧张，经济非常困难，为了把学校办下去，陶行知经常要为募集资金四处奔波，自己的生活也非常艰苦。
盛夏的一天，学生高缨听说书店到了一些好书，想去看看。
可是自己不认识路，就想请陶行知陪他一起去。
他来到先生窗前，那情景使他吃了一惊：先生打着赤膊，脸上、身上流淌着汗水，正在伏案疾书。
高缨不好意思地把自己的来意告诉先生，没想到陶行知很快地回答：“现在不成。
”高缨失望了，他很奇怪，先生平时最喜欢和学生在一起，也最愿意帮助人，今天是怎么啦
陶行知好像看出了他的疑惑，手指着晾在窗外的衬衫说：“我很高兴陪你去书店，可是我的衬衫还没有干。
过一个小时你再来，好吗
”高缨望着那还在滴水的白衬衫，心想：先生找借口吧
他说了一句“那就算了”，不高兴地回去了。
过了一个小时，陶行知穿着还没干透的白衬衫，笑嘻嘻地来找高缨。
高缨还躺在床上生闷气呢，见了先生，忙起身一起上街。
后来，高缨还是想不通，就去问副校长马侣贤。
马先生说：“大家都知道陶行知是个名人，可是有谁知道，他为了你们这些孩子，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为了坚持办学，他把自己的大衣和呢裤子都送到当铺去了，换来的几文钱解决了一天的菜金。
夏天，他只有一件像样的衬衫，这也不稀奇呀
”高缨听着马先生的话，眼圈红了，他的耳边又响起了陶先生上课时讲过的话：“为了劳苦大众，我们吃草也干；为了受苦小孩，我们要饭也干
”他的眼前出现了陶先生和同学们一起喝稀饭，鼓励大家“勒紧裤带共度难关”的情景，他仿佛明白了：为了办学，先生舍得一切。
拜人民为老师早在办晓庄师范学校的时候，陶行知就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等理论，教导师生们与劳动人民相结合，“教人民进步者，拜人民为老师”。
一位朋友的夫人来看陶行知，说起她的孩子把一块新买的金表拆坏了，她非常生气，狠狠地揍了孩子一顿。
陶行知听了，连连摇头说：“哎呀，你打掉了一个‘爱迪生’。
”接着，他讲了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小时候喜欢做实验，被学校开除以后，在他母亲的引导下，逐渐成为发明家的故事。
他又亲自到朋友家里，把那个小孩请出来，带他到修表店去看师傅修表。
他们站在修表师傅身边，看着他把表拆开，把零件一个个浸在药水里，又看着他一个个装起来，再给机器加上油，用了一个多小时，花了一元六角钱修理费。
陶行知深有感触地说：“钟表店是学校，修表师傅是老师，一元六角钱是学费，在钟表店看一个多小时是上课，自己拆了装，装了拆是实践。
做父母的与其让孩子挨打，还不如付出一点学费，花一点功夫，培养孩子好问、好动的兴趣。
这样，‘爱迪生’才不会被打跑、赶走。
”山海工学团刚成立的时候，农民的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烧香拜佛的红庙成了教室，可是没有孩子们用的桌椅。
上课的时候，同学们带来自己的凳子，有大有小，高低不一。
一星期以后，学校请来了木匠师傅，他闷着头做凳子，一天能做好几个。
陶行知走过来，看见木匠师傅满身是汗，就递给他一杯水，说：“我们不是请你来做凳子的。
”木匠疑惑地望着陶行知：“那叫我来做什么
”“我们是请你来做‘先生’的。
”“我可不识字。
”木匠慌了。
陶行知笑着说：“我是请你来指导学生做木工的。
你如果教会一个人，就可得一份工钱。
如果一个也没教会，那么就算你把凳子全做好了，还是一文工钱也得不到。
”木匠显出为难的样子。
陶行知亲切地说：“不要紧，你不识字我们教你。
我们不会做木工，拜你为先生。
我第一个向你学。
”说着，陶行知拿起一把锯，对准木板上划好的线就“吭哧”“吭哧”地锯起来。
第二天，广场上摆着木匠工具，老师带着孩子们来学做凳子。
有个小朋友嘟囔着：“我们是来读书的，不是来做木匠的。
”一个大人看见孩子拿起工具，不小心就很容易弄破手，也皱起眉直摇头。
这时，陶行知笑着说：“我有一首诗读给大家听听：‘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
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
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
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
’你们看写得如何
”小朋友都拍手说好，那个大人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从此，每天孩子们都学做凳子，他们也当“小先生”，教木匠师傅认字。
3个月后的一天，教室里的50个孩子，都坐着自己做的凳子。
讲台上还有孩子们自己制作的杠杆、滑车等玩具和仪器。
家长们挤在窗口、门外，信服地点头叫好。
陶行知在讲台前，念起了一首刚写好的诗：“他是木匠，我是先生。
先生学木匠，木匠学先生，哼哼哼，我哼成了先生木匠，哼哼哼，他哼成了木匠先生。
”孩子们看看坐在他们身边一起听课的木匠，大家都笑了。
姚文采是陶行知的同乡，陶行知请他到晓庄学校教生物课。
第一次上课，陶行知就让他先把书本摆到一边去，要“随时教育、随地教育、随人教育”。
姚老师教了10多年生物课，从来没有不带书本去上课的时候，他弄不懂陶行知是什么意思。
傍晚，他看见陶先生与两个叫花子在亲热地交谈。
陶先生和那两个人谈完话，就叫学生领他们去洗澡，然后告诉姚文采：“这是我从南京夫子庙请来的两位老师，来教大家捉蛇。
晓庄附近有许多蛇，经常咬伤人，让蛇花子来教大家捉蛇，你看怎么样
”姚文采没说话。
蛇花子开始为晓庄师生上生物课了，课堂就在山里。
几天以后，最胆小的女孩子也敢捉蛇了，她们说：“只要击中要害，蛇并没有什么可怕呀
”大家还懂得了蛇没有脚为什么跑得快，蛇没有耳朵怎么听得见声音，以及蛇是老鼠的克星等知识。
姚老师终于理解了陶先生的用心。
他带领学生采集标本；把挖草药的老农请来教认草药；请种花木的花匠来教种植花木的方法；请中国科学社的专家来教怎样辨别生物科别及定学名。
晓庄附近的花草树木都挂起了学名牌，生物课从此上得生动活泼。
陶行知身为高等学府的教授、全国著名的教育家，却没有一点架子，时时注意拜普通的劳动人民为老师，他是我国千百万教师的楷模，更是知识分子最早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先驱。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陶行知教育师生有一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他希望自己的学生除了在学业上不断进步，还要多学本领，追求真理，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
在育才学校，学生们每天上午上文化课：语文、外语、数学、哲学。
下午上专业课：文学、音乐、戏剧等，还要进行劳动、军事训练和社会调查，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
有一段时间，有的学生厌烦了这样紧张的生活，在自习时间偷偷地打扑克。
老师发现了，上前劝阻，他们还说这是“有劳有逸”。
一天晚上，陶行知走过男生宿舍，顺便进去看看，正赶上有七八个男生在打扑克，玩得很带劲。
陶行知没作声，站在旁边看着。
一个同学突然发现了陶校长，急忙推旁边的同学，几个人慌忙放下扑克，羞愧地站起来，低着头等着挨批评。
陶校长一句话也没说，沉默了一会儿就转身走了。
第二天，陶校长在全校会上讲述了抗日战争形势后问：“抗日需要人才，将来建国需要人才，你们难道可以浪费自己的时间吗
你们有多少本领要学啊
我要你们自觉地把扑克牌交出来，像烧鸦片烟一样地把它烧掉
要知道，时光是最可宝贵的。
”孩子们低着头，把一副副扑克牌放在台上，堆成一垛。
陶校长用火柴点燃了牌，又温和地对孩子们说：“有人说‘有劳有逸’，‘逸’就只能玩扑克
你们可以练琴、写诗、作画，也可以打球、下棋……只有多学一点本领，将来才能建设国家。
时光可贵，一去不回啊
”从此，学生们都珍惜时间，勤奋学习了。
育才学校文学组办了几十种壁报，还在重庆开诗歌朗诵会，很受大家欢迎。
他们成立了“榴火诗社”，陶校长专门为诗社题词，文学组的学生们有些飘飘然了。
有的人留起了披肩长发，有人特意穿破衣服，自视为艺术家的派头。
也有的人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别人，说话尖刻，爱讽刺人。
除夕夜，陶校长把文学组学生召集起来，一面吃瓜子，一面对他们语重心长地说：“一个文人应是灵魂干净、品格高尚的人。
衣服脏得很，破了也不补，这是乞丐，决不是文人应有的样子。
”他又摸着一个男同学乱蓬蓬的头发说：“这是茅草山。
我要放一把火，叫‘放火烧山’
”几个留长发的学生不好意思地笑了。
陶校长拿起剪刀，亲自给他们剪了发，并耐心地给他们讲“要认真做学问，不要做井底之蛙”的道理，学生们听得心服口服。
对自己的孩子，陶行知同样严格要求。
他的二儿子晓光没有正规学历。
1940年夏，晓光经人介绍去成都一家无线电修造厂工作。
厂方要看他的学历资格，他拿不出，就写信给育才学校副校长，请他寄一张晓庄学校的毕业证书来。
证明刚刚寄到，陶行知的急电也到了，严厉阻止用这张证明，并要晓光立即将证明寄回。
接着，又是一封快信，信中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之主张……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有丝毫的妥协。
你若记住这七个字，终生受用无穷。
”以后，“追求真理做真人”七个字，便成了晓光的座右铭。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突发脑溢血逝世。
他的一生百折不挠地“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他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
为他写了挽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先生千古
”宋庆龄的挽词是：“万世师表”。
周恩来的话代表了千千万万革命师生的心声：“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
你的未了的事业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开展下去的。
你放心去吧
”
陈鹤琴学前教育理论和主要观点
一、儿童不是“小人”——陈鹤琴的儿童观(一)传统儿童观的谬误从陈鹤琴先生的经历来看，他对中外教育都有切身的体会，因而对不同时空背景下教育所预设的对儿童的看法也有相当的了解。
尤其是通过国内新式学堂与传统私塾的对比和西方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对比，陈鹤琴认为我国传统教育“它的弱点太多，它的组织，它的内容，太不适应现代的情形了。
”(《陈鹤琴全集·第六卷》P535，以下只标卷数及页码)究其根源，当然是传统社会对儿童的看法使然。
陈鹤琴说，“常人对于儿童的观念之误谬，以为儿童是与成人一样的，儿童的各种本性本能都同成人一色的，所不同的，就是儿童的身体比成人小些罢了。
……我们为什么叫儿童穿起长衫来?为什么称儿童叫‘小人’?为什么不准他游戏?为什么迫他一举一动要像我们成人一样?这岂不是明明证实我们以为儿童同成人一样的观念么?”(一卷，P1)应该说，在“五四”之后，对旧儿童观的批判，陈鹤琴虽不是最猛烈的，但他是站在专业者的立场上，理性地剖析旧儿童观的缺陷。
更重要的是，他在批判之后，还有建设。
(二)儿童心理之研究他首先开始了对儿童心理的研究，这在当时国内是绝无仅有的，使人们对儿童的认识第一次有了科学的依据。
陈鹤琴对其长子陈一鸣的观察记录，不仅是为了讲授儿童心理学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他本身对孩子的喜爱以及对传统儿童观的不满。
正如他所说，“我素来很喜欢小孩子，小孩子也很喜欢我。
”(一卷，P11)他最初将儿童的心理特征概括为“四心”，即好动心、模仿心、好奇心和游戏心。
这些心理特征的描述与传统社会对儿童的心理预期是颇为冲突的，而陈鹤琴将这些特征详加描述并提出了怎样教育儿童的方法。
在他看来，“对于儿童的观念，不得不改变；施行教育的方法，不得不研究”。
(一卷，P1)在研究的基础上，他认为：“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影，而是有他独特的生理、心理特点的。
幼儿期是身体和智力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时期，必须掌握其特点、掌握其生长发展的科学规律，才能把幼儿教好、养好。
”(三)家庭教育在《儿童心理之研究》出版的同一年，《家庭教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两本书同年出版，确实是相得益彰，反映了陈鹤琴更普遍的革新旧有儿童观的努力。
他在《自序》中说：“小孩子不但是难养的，而稍明事理的人，知道也难教得很!”“我们知道幼稚期(自出生至七岁)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什么习惯、语言、技能、思想、态度、情绪都要在此时期打一个基础，若基础打得不稳固，那健全的人格就不容易形成了。
”(二卷，P674—675)他把《儿童心理之研究》中所提的“四心”发展为七个方面，认为儿童好游戏、好模仿、好奇、喜欢成功、喜欢野外生活、喜欢合群、喜欢称赞，以十分通俗化的语言向父母们揭示了孩子的天性，并要求家长“必须根据儿童的心理始能行之得当。
若不明儿童的心理而妄施以教育，那教育必定没有成效可言的。
”(二卷，P686)因此，在对儿童的看法上，他提出，要使儿童教育科学化，首先要正确了解儿童，正确对待和教育儿童。
他的儿童观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这表现在对儿童的理解、信任和尊重，充分体现了民主化的教育思想。
他认为，儿童是有生命力和生长力的，富有潜力和创造力，只要善于引导都可以成才；儿童应该享受到应有的权利和幸福。
他把树立科学的、正确的儿童观、教育观作为弃1日立新、改革教育的突破口。
可以看出，陈鹤琴先生的儿童观，是建立在对儿童的爱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这也是我们今天特别强调的。
二、“我们的主张”——陈鹤琴的教育观(一)南京鼓楼幼稚园的课程实验陈鹤琴回国的时候，中国的幼儿园教育产生不过十几年。
这十多年除了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为有钱人服务外，剩下的恐怕只有这种新的教育机构形式了。
当时，一些人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如陶行知指出“幼稚园害了三种大病”，张雪门指出要发展有别于日本式和宗教式的普通幼稚园。
而陈鹤琴却指出，即便是普通幼稚园也有四种弊病：“与环境接触太少，在游戏室的时间太多”，“功课太简单”，“团体动作太多”，“没有具体的目标”。
(二卷，P1—4)针对这一情况，陈鹤琴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改变。
但普通的幼稚园应该如何克服这些弊病，究竟应该如何来办，是非实验不可的。
这里没有现成的东西可借鉴。
当然，陈鹤琴也受到当时世界教育思潮的影响。
“最近的教育思潮是注重实验，这是从美国实验主义派的哲学来的，杜威、弥勒等主张得最有力。
这个思潮，影响到各种教育，使各种教育的各个方面都起了变化。
……幼稚教育是各种教育之一种，当然也应该依着实验的精神去研究。
”(二卷，：P29)陈鹤琴在鼓楼幼稚园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涉及课程、教法、幼儿习惯及设备与玩具等诸多方面，但用力最大、影响最深的要算是课程实验了。
这个实验前后经历了不断调整的三个阶段：散漫期、论理组织期和设计组织期。
简单而言，就是经历了一个儿童自发活动、教师预定活动和有必要预备的儿童自发活动这三个阶段。
最后一个时期是最为成熟、合理的，陈鹤琴认为是可以试行的，并经试行认为是适用的。
鼓楼幼稚园的课程实验在1927年之后迅速推及南京乃至播及全国，并进而将其精神体现在1928年的《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中，成了全国幼稚同课程的范本。
可见，陈鹤琴用力之深．成果之重。
现在看来，鼓楼幼稚园的课程实验实际上是在两种课程模式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而我们当今的幼儿园课程改革，又何尝不是在寻求这种平衡呢?我们现在幼儿园课程改革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教师预设课程与幼儿生成课程之间的关系。
针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分科课程的弊端，通过20多年的改革，近年来开始强调幼儿园课程的生成性。
鼓楼幼稚园的课程实验，实际上就是经由了幼儿生成活动——教师预设活动——教师预设与幼儿生成活动有机结合的一个实验过程。
陈鹤琴不到两年的实验，倒是我们这么多年幼儿团课程改革的缩影呢!另外，我们当今的幼儿团课程改革强调一种整合的课程观和教育观，而非将知识分门别类地教给孩子，因为这不符合孩子的认知特点和生活经验。
陈鹤琴在鼓楼幼稚园的实验中显然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主张，他的单元课程模式和“整个教学法”就与当今的幼教改革完全吻合。
总之，经过鼓楼幼稚园两年的实验，陈鹤琴对幼稚教育的看法已经成熟，进而提出了幼稚园教育的系统主张。
(二)“我们的主张”1927年，陈鹤琴发表《我们的主张》，这可以说是他对前一阶段实验的系统总结和升华，也是对陶行知、张雪门等提出的幼稚园所害综合症开的一副药方。
有人称之为“中国化幼稚园教育的宣言书”。
陈鹤琴说：“我们现在办这个幼稚同，是先有了研究，再根据儿童的心理、教育的原理和社会的现状，确定下面的几种主要做法。
”(二卷，P110)这些主张包括：(1)幼稚园是要适应国情的；(2)幼稚教育是幼稚园与家庭共同的责任；(3)凡儿童能够学的而又应当学的，我们都应当教他；(4)幼稚园的课程可以用自然、社会为中心；(5)幼稚园的课程须预先拟订，但临时得以变更；(6)我们主张幼稚园第一要注意的是儿童的健康；(7)我们主张幼稚园要使儿童养成良好的习惯；(8)我们主张幼稚园应当特别注重音乐；(9)我们主张幼稚园应当有充分而适当的设备；(10)我们主张幼稚园应采用游戏式的教学法去教导儿童；(11)我们主张幼稚生的户外生活要多；(12)我们主张幼稚园多采用小团体的教学法；(13)我们主张幼稚园的教师应当是儿童的朋友；(14)我们主张幼稚园的教师应当有充分的训练；(15)我们主张幼稚园应当有种种标准可以随时考查儿童的成绩。
这15条主张几乎涉及了幼儿教育的各个方面，是对中国化幼稚园教育探索的全面总结。
它基本上可以标志着自1903年中国幼稚园产生以来终于走出了一条中国化之路，而这条路是南陈鹤琴等开辟的。
当然，这只是一个起点，一个完整的幼儿教育体系还正等着陈鹤琴去建设呢!(三)完整的幼儿教师教育体系陈鹤琴初办鼓楼幼稚园时。
聘请了包括张宗麟、甘梦丹等在内的专门人才。
但幼稚园师资的最恰当的来源。
应由专门的机构来培养。
1926年以前，中国只有外国教会办的以培养忠实教徒为目的的几所幼稚师范。
1927年之后，“培养师资的机关颇有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之势。
”(二卷，P329—330)但公立的独立幼师，却是没有的。
1940年，陈鹤琴谢绝了教育部国民教育司司长之职，在江西泰和创办“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这是我国第一所公立幼师，三年后改为国立，并添设专修科。
1945年，他又主持建立上海幼师，国立幼专也迁往上海。
江西幼师以及上海幼师、幼专的学生毕业后，绝大多数都成为全国幼教战线上的骨干力量，为幼稚园教育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陈鹤琴任南京大学师范学院(后改为南京师范学院)院长，兼任幼教系主任。
至此，可以说，中国各层次的幼稚师范教育体系都由陈鹤琴着手创立了。
此外，他还对幼儿园玩教具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实践，甚至创办了多所儿童玩具厂，并为儿童编写了各种读物和教科书。
可以说，凡是与幼儿教育相关的，陈鹤琴都是做了努力并取得成就的，而这些成就汇聚起来，集大成为“活教育”理论。
三、“一个新的教育运动”——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理论(一)吸取古今中外的教育精华“活教育”的提法，最早受到陶行知的影响。
陶行知批判中国旧教育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
”1922年，他在一次演讲中就谈到了“活的教育”。
而他于1927年创办的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就是一所试验“活的教育”的学校，陈鹤琴应邀出任其第二院(幼稚师范院)院长。
“活教育”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已形成，但只有到了创办江西幼师时，“活教育”才有了真正实施的土壤。
1940年，陈鹤琴在江西发表过一次演讲，题目就是《什么叫做“活教育”》，这可以说是“活教育”开场的号角。
陈鹤琴说，“‘活教育’并不是一项新发明。
它的理论曾被世界上不同的教育权威倡导过。
当作者从1914年到1919年在美国接受教育时，最知名的教育家之一杜威博士所提倡的美国进步教育，对形成中国的‘活教育’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
”(六卷，P295)可见，“活教育”与当时欧美掀起的“新教育运动”是有渊源的，对它们的成果是有借鉴的。
但更重要的是，“活教育”是陈鹤琴自身实践的结果。
正如他自己所言：“‘活教育’在产生和提出之前是有其先行的。
在作者的主持下，在中国的教育领域已实施了许多项目和实验，这为‘活教育’运动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六卷，P297)(二)“活教育”的实践江西幼师创办的整个过程都是“活教育”的具体实践。
在幼师未开办之前，陈鹤琴先创办了南昌实验小学新池分校，因为在幼师建筑和辟荒的三五个月时间里，他们也觉得有开展教育的需要，而老百姓又有着迫切的需求。
所以，在幼师开办之前，“活教育”就已经开展了。
1940年10月1日，幼师正式开学。
但由于学校尚未完工，于是开学实际上就是全校师生集体劳动生活的开始。
“劳动生活课”成了幼师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光会读书而不愿做事的书呆子是不受欢迎的。
1947年2月。
上海市立幼师改为女师，它成了陈鹤琴在上海实施“活教育”的主要基地，这充分体现在他继续推广课程改革实验，全面推行“五指活动”新课程方案的努力中。
当时女师就将所有科目纳入到健康、社会、科学、艺术、文学等五种整体关联的活动中进行教学。
(三)“活教育”的理论体系“活教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包括：三大目标，十七条教学原则，学习的四个步骤，“五指活动”计划，活教育的十个特点，训育的十三条基本原则。
(六卷，。
P300—307)整个体系由三大目标——做人，做中国人。
做现代中国人；大自然、大社会是知识的主要源泉；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统领，构成了陈鹤琴学前教育思想的最高成就。
陈鹤琴说：“活教育的目的是为培养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现代中国人。
”具体来说，就是要培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条件的“现代中国人”：要有健全的身体；要有创造的能力；要有服务的精神；要有合作的态度；要有世界的眼光。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国家对民族的情怀，他的宽广的眼界和非凡的远见。
陈鹤琴先生在谈到“活教育”的课程时，提出“把大自然、大社会做为出发点，让学生直接向大自然、大社会去学习”。
他对传统教育中过分注重书本知识的教学加以批评。
他认为书本上的知识是死的，是间接的，书本只可以适当用作参考。
具体在课程编制上，他提出了“五指活动”的新课程方案。
陈鹤琴先生“活教育”的方法论吸收了杜威“做中学”的思想，但又更进了一步，不但要做中学，还要做中教，做中求进步。
他说：“我们强调儿童各类生活活动都要在户外，包括游戏、劳作、与大自然接触活动、自我表达课程、使用工具锻炼等，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都在室内进行。
”对于“活教育”的教学方法，他进行了长期的实践研究，提出了教学的17条原则。
至此，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大厦算是构建完工了，尽管在这之后，他一直还在不断完善。
这座大厦今天看来已经成为一座丰碑。
当然，陈鹤琴先生也是有不少的同行者的。
四、“出生同年的教育同志”——现代视野里的一群童心拓荒者(一)共同的使命“五四”前后，许多进步人士在批判封建礼教的同时，都意识到教育作为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将未来社会革新的希望寄于儿童。
在幼稚教育的改革中，除了陈鹤琴及其助手张宗麟之外，还有陶行知和张雪门这两位重要人物。
陶行知是陈鹤琴的“学长、挚友和楷模”，陈鹤琴有“我们教育战线系同志……我们出生年代系同年”之说。
(六卷，P378)而张雪门也与他俩几乎同年，他与陈鹤琴被时人并称为“南陈北张”。
陶行知在1923年辞去东南大学各职，以主要精力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后又致力于乡村教育、科学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民主教育等，直至1946年去世，可以说是将整个一生无私地献给了教育。
而他在《幼稚园之新大陆》中提出的中国幼稚教育患了三大病，倡导建立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幼稚园，并认为工厂和农村是幼稚园之新大陆，创办了乡村幼稚师范和乡村幼稚园，进而提出“生活教育”理论。
张雪门在青年时期就对幼儿教育发生兴趣，当他目睹沪宁一带外国式幼稚园的弊病后，深感痛心，立志投身幼教。
在这个过程中，他与人合办幼稚园、幼稚师范，后到北平花大精力研究幼儿教育，开办北平幼师。
“九.一八”事变后，他更是认识到今日之幼童就是未来的主人翁，从此开始了幼稚园行为课程的研究。
晚年在台湾，一方面致力于肃清日本的奴化教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另一方面继续从事他的研究实验工作，形成了“行为课程”的理论体系。
(二)拓荒者的遗产陈鹤琴、张宗麟、陶行知、张雪门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最早的一批童心拓荒者，他们不仅为中国现代幼教开辟了一条道路，更是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这就是“活教育”“生活教育”和“行为课程”。
这些丰厚遗产的累积，在一些方面是相同的：它们都根植于现代初期中国的土壤，这是一个充满忧患的时代，社会变革及教育变革是这个时代的内在需求；这些遗产都受到了欧美新教育运动的影响，这是现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在教育领域的反映；这些遗产都得自于这些拓荒者个人对民族、对国家的使命感，得自于他们坚韧不拔的努力，甚至是毕生的奉献。
当然，这些遗产又是迥然有异，光彩纷呈的。
陈鹤琴对幼儿教育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陶行知致力于教育普及运动和乡村教育运动；而张雪门是现代北方幼儿教育的领军人物，他遵循“骑马者从马背上学”的指导思想，对幼稚师范的见习、实习做了系统的论述。
综上所述，以陈鹤琴为代表的现代幼儿教育家开辟了中国化幼儿教育之路，而在现代初期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这条路的开辟是异常艰辛的，所谓“披荆斩棘”也不足以说明这种艰辛。
陈鹤琴先生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有至今依然鲜活的文本，更有不畏艰难的实践精神，崇高的为民族、为国家的奉献精神。
对于吾辈而言，真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陶行知名句出处
这句话出自于陶先生的文章《师范生第二变——变个小孩子 》原载于1931年5月15日《师范生》第2期。
后来收录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陶行知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陶行知文集》中也有。
原文摘录如下：“你这糊涂的先生
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
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
你可要等到坐火轮，点电灯，学微积分，才认他们是你当年的小学生
”
陶行知关怀事迹
生于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六日）安徽歙县的一个清苦农家。
他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
有一天下大雪，当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
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
1906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
但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
他尤其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
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
当陶行知1914年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在南京金陵大学文科毕业后，便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
最初攻读市政，后来觉得没有真正的大众教育，就不能有真正的新共和，于是便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攻教育，期望通过教育来救国救民。
当陶行知于1917年学成归国的时候，正值国内发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
陶行知满怀热情地在这场运动中奔走呼号，积极提倡新教育，改革旧教育。
为此，他一方面介绍西方的教育理论，另一方面也反对盲目“仪型他国”，提出要以科学方法进行教育改革和创新，为实现中国教育的普及化和近代化踏出一条新路。
最初，陶行知以主要精力从事平民教育。
这期间他深切感到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
他说：“中国以农立国，住在乡村的人占全国人口85％。
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
”要想普及教育，就必须使平民教育下乡，开展乡村教育运动。
但是，开展乡村教育决非易事，它需要有一批有志之士全心全意地为之奋斗。
因此，陶行知号召人们加入这个运动，“一心一意地为中国乡村开创一个新生命。
”他还立下宏愿，要排除各种困难，筹措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他为了建立一支合格的乡村师资队伍，1926年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人一起筹建乡村师范学校，校址选在南京远郊偏僻荒凉的晓庄（原名小庄）。
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由陶行知亲自担任校长。
晓庄师范诞生于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炮火声中。
在晓庄师范，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同劳动、同生活，共同探索中国教育的新路。
也就是在晓庄师范，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
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做中学”。
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晓庄师范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开荒，自己建茅屋，做什么事，就读什么书，还走出校门参加村里的农协会和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
这样就把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及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
其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实际才干和创新能力，把学生培养成有农夫的身手，有科学的头脑，有改造社会精神的乡村教师。
由于生活教育理论基本符合中国国情，所以在当前我国进行的教育改革中仍然可以作为借鉴。
1932年，陶行知通过总结晓庄师范的经验，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工学团。
工学团是一个社会教育组织，它既是学校，又是工厂，也是一个小社会。
它制定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宗旨，招收当地农民子弟入团，上午学习文化知识，下午参加生产劳动。
晚上由儿童团员请当地农友到工学团办的茶园里谈论天下大事，还由儿童团员讲故事，当小先生。
后来这种“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在全国的二十多个省市中广泛推行，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抗日救国新高潮的到来。
这时候，陶行知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参与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还与宋庆龄、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6年7月，他受救国会的委任，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亚非二十六国，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救国斗争。
出国前夕途经香港时，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这个宣言震动国内外，对全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受到了中共中央和的热情支持。
抗战开始后，陶行知发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因为陷于贫困和屈辱的境地得不到培养的机会。
在周恩来和许多共产党员的支持下，1939年7月他创办了育才学校。
这所学校设在重庆附近，学生都是择优选拔的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
学校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对学生因材施教。
他们不仅教学生学习文化课，而且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专业基础知识教育和革命的思想教育，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就把生活教育的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使育才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株奇葩。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以更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斗争。
他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成了一座民主革命的堡垒，成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向青年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发表了《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民主教育之普及》、《社会大学运动》等文章，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推行的法西斯教育，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这就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教育。
1946年4月，陶行知来到上海，继续奋不顾身地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并为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和育才学校的迁址问题多方奔波。
不久，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传来，陶行知异常激愤，他到处演讲，发出了“和平最急，民主第一”的呼号。
后来听说国民党特务已经把他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他无所畏惧，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准备，仍然一次次发出正义的呐喊，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
7月25日，陶行知因为劳累过度和受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
陶行知逝世后，全国开展了广泛的悼念活动。
今天人们仍在研究他的思想，学习他的品德。
目前，已经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他的著作也被辑为《陶行知全集》出版，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专著和论文已大量涌现。
事实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已经成为建立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之一。
陶行知贡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对我国的教育建设和教育改革是极好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