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究竟有多残忍
斯大林格勒战酷的体现：苏处决万余逃兵
在整个斯大林格勒战役苏联内务部队NKVD总共处决了13500名军士兵，罪名是叛国
——国防人民委员270号命令在1941年8月16日发布，规定所有红军官兵必须战斗到最后，但凡被敌军俘虏，无论事前曾否做过抵抗，事后都将被作为叛国者惩治，连同眷属在内被送往劳改营。
至于1942年7月28日发布的227号命令，则是命令“绝不许后退一步”，官兵撤退者一律处死。
而同期德军在战斗中共计处决了3000名平民，没有处决自己士兵的记录，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俄国士兵（排除掉无法忍受集中营而被迫参军的）宁愿为德军作战而和他们的同胞拼死厮杀直到死亡。
“对于斯大林格勒会战，我们俄国人完全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一位退役老军官说。
“首先，我们不抱幻想，愿意承受任何代价。
”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苏维埃政权和绝大多数的战士们对此不抱幻想。
但我们也要记住那些极少数的人，那些不愿意，或是不能够承受战斗造成的极度紧张的人，这不是侮辱他们的勇气，相反，这见证了他们的勇气。
苏联当局是冷酷无情的。
“在这座燃烧的城市中，”崔可夫写道，“我们不能容忍怯懦行为，我们不能给它以任何生存的空间。
”斯大林引用列宁的话来警告士兵和有关平民：“那些不想尽办法帮助红军的人，那些不服从红军命令和纪律的人，都是叛国者，必须毫不留情地消灭掉。
”所有的“温情主义”都不可接受。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如同前线部队总要冒被己方大炮或飞机误杀的风险一样，军事审判执法不当的事情肯定存在。
执行这种极端残忍的纪律开始是很困难的。
直到10月8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政治部门才感到可以向莫斯科报告“失败主义情绪基本被消除，叛国事件的数量正在逐渐减少。
”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阵前当场执行与法庭审判后执行的处决案例共计13500件，表明苏维埃政权对自己的战士象对敌人一样绝不宽恕。
包括未经许可撤退，自伤，逃亡（开小差），投敌，*以及反苏行为等等所有罪行，均被政治委员们定义为“非常事件”。
如果看到自己的战友准备逃跑或向敌人投降而没有马上向他们开火，也会被判有罪。
九月底的一次战斗中，一群苏军士兵投降以后，德军坦克不得不迅速向前开进，以保护这些人免遭苏军射杀。
崔可夫最弱的部队是民兵组建的特别旅，主要是斯大林格勒北部工厂的工人。
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在他们后面部署了装备精良的共青团志愿者或NKVD部队组成的“封锁组”，他们的政委都穿着黑皮夹克，拿着左轮手枪，令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想起了1918年的红色近卫军。
在北部的里诺克，第124特别旅抵抗着第16装甲师的进攻，战线后方的“封锁组”迫使那些精神崩溃的人逃向德军一方。
多勃雷宁向赫鲁晓夫报告说，9月25日，包括两名军士在内的十名逃兵投向德军。
第二天晚上又有5个人跑了。
根据德军对第一批逃亡者的审讯报告，他们的连队只剩下55人。
“在9月18日的进攻中他们损失惨重，自那以后他们就没有接受新的任务。
前线后面是由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的第二条战线，装备有重机枪和手提轻机枪。
” 来自斯摩棱斯克的一名苏军上尉却因另外的原因逃亡。
他在8月顿河河曲战役中被俘虏，不久即设法从德军看管处逃脱。
但当他向红军重新报到归队时，“他却根据斯大林的某个命令被视作逃兵抓了起来，”送进第149特别旅所辖的惩戒连。
另外一些逃亡的原因令德国人产生了错误的乐观情绪。
“俄国人的士气实在太糟了，”第79步兵师的一名军士写信回家。
“大多数投向我们的逃兵都是因为饥饿。
也许今年冬天俄国人会遭受一场饥荒。
”苏联方面的记录对这一时期苏军心态做了大量披露。
第178后备步兵团三名士兵开小差，某中尉领命去抓三个人来充数，不管是士兵还是平民。
即便不是大多数的话，逃兵中也有许多人是被征来充数的老百姓。
例如，第15近卫步兵师的93名逃兵中，大部分是“撤退到克拉斯诺阿梅斯克的斯大林格勒市民”。
“这些人完全没有接受过训练，有些人没有军装。
由于动员太急，许多人的通行证没有收回。
”这份呈交莫斯科的报告承认，没有收回通行证是严重错误。
“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手里有通行证，他们很容易就可以回到伏尔加河东岸。
必须马上将所有战士的通行证收回。
” 有谣言说德国人允许住在德占区的俄罗斯和乌克兰逃兵回家，政治委员们对此大为恼火。
“德国特务发现我军缺乏政治教育，他们利用这一点对我军进行腐化，企图劝说不坚定的战士逃亡，尤其是那些家在德军暂时占领地区的人。
”这些因德军推进而沦为难民的人对他们家庭的命运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有时逃兵会在与其同一个师的数百名战士眼前被当场枪毙。
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判了死刑的人会由NKVD特科所属警卫部队带到战线后面某个舒服点儿的地方。
那里，他被要求脱掉衣服，这样军装和靴子还可以重新利用。
可即便如此简单直接的任务有时也不能按计划完成。
第45近卫步兵师处决了一名士兵，心存疑虑的卫生员发现那个该死的家伙还有一口气。
他刚要喊人帮忙，敌人的炮击开始了。
这个被处决的士兵坐了起来，摇晃着站起身，跌跌撞撞地朝着德军阵地的方向跑去。
“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送给莫斯科的报告说，“他是死是活。
” 第45近卫师特科射手的枪法之差，简直超乎想象，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是他们多喝了几杯伏特加之后干出的“绝活”。
还有一次，他们受命处决一名因自伤而被判死刑的士兵。
象以往一样，那人给脱去军装，毙了，扔在一个弹坑里。
尸体上面盖了一些土，行刑队就回师部了。
两小时以后，这名本该被处决的士兵，内衣上全是血和泥，又磕磕绊绊地摸回了自己那个营。
同一支行刑队不得不再次出动第二次枪毙他。
很多情况下，逃兵家庭所在地的政府都能得到通知。
根据第270号命令，家属会受到迫害，这是一种额外惩罚，更是一种警告。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政治委员和特科官员们将对家属的报复作为绝对必要的手段，来威慑其他心存“溜”念的人。
NKVD特科在审讯逃亡案件时，肯定对嫌疑人施加了强大压力令其指控他人。
（第51集团军）第302步兵师的一名新兵被某个同志指控曾经说过“如果我上前线，我就是第一个投降德军的人”这样的话。
“在审讯中，”他据称承认曾劝说其他五个人与他一起走，并“说出了”他们的名字，但这可能是他在NKVD的压力下编造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阴谋。
政治委员们认为，对于部队中的逃亡事件，“军官们的粗心大意和慈悲心肠”要负主要责任。
但是，“作为一种只针对红军军人不执行命令或从战场撤退的极端手段”，军官们运用手中权力枪毙下属的事件也是数不胜数。
甚至当局也极其罕见地认为军官们过于严厉了。
“10月17日\\\/18日夜，（第64集团军204步兵师）两名士兵失踪。
团首长和政委命令连长枪毙逃兵所在排的排长。
”这名十九岁的少尉五天前才来到这个团，根本不了解那两名逃兵的情况。
“连长执行了命令。
他到那条战壕，当着指导员的面，朝着排长的头就是一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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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准确全面地评价斯大林关于斯大林评价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界所关注的热点之一。
就此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际共运史专家高放提出了要从两个框架、五个层面重新评价斯大林。
对斯大林的研究分歧依然较大，关键在于弄清斯大林的功过是什么，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我认为，应该从两个框架、五 个层面来看斯大林的功过，这样才能全面、准确评价斯大林，才能充分吸取斯大林错误的教训。
一个框架是把斯大林定位为苏联国家领导人、国务活动家，从这个框架来看，他是功大于过的，因为他在1924年列宁逝世后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电气化，还打败了德、日法西斯，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战后又恢复了国民经济，把苏联建成一个能同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
第二个框架是把斯大林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导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从这个框架来看，他是过大于功的。
他虽然帮助了各国共产党的成长，促进了东欧东亚12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他的很多观点和做法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极大的损害，至今一些消极影响尚未消除。
同志曾经说过:“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
”我认为斯大林作为苏联国家领导人、国务活动家，其功过是正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但是，斯大林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导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其功过是倒三七开:错误七分，成绩三分。
何谓五个层面
在我看来，斯大林的错误有五个层面。
我们应将这五个层面的错误加以区别。
可以说一个层面比另一个层面递次更加严重。
第一，思想作风的错误。
如他欣赏个人崇拜，个人揽权过多，对人粗暴等。
第二，方针政策的错误。
如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急于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大清洗，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等。
第三，发展战略的错误。
如急于一国建成低标准的社会主义，输出革命，与西方对抗等。
第四，理论观点的错误。
如国内阶级斗争愈益尖锐化理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两个平行市场理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总危机理论等。
第五，具体体制的错误。
从上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在国内形成并且巩固了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对外关系体制。
在国际上使其他国家兄弟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形成了过度集权的领导体制。
这给国际共运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消极影响。
（《北京日报》7.10）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是谁
有何作为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剧作家。
它又是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奠基人，历史哲学的开拓者之一。
马基雅维利1469年出生于意大利半岛的佛罗伦萨。
他的家族曾长期是佛罗伦萨的望族，但他出生时已经没落了。
依靠父母的家庭熏陶和指导，马基雅维利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少年时代就大量地阅读了西塞罗、贺拉斯、李维等人的著作，通过自学精通了深奥的拉丁文，培养了一种独立思考、崇尚自由的气质。
受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参加了佛罗伦萨的共和革命。
1498年，被任命为佛罗伦萨的第二国务秘书。
此后多年的政治生涯，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并且在时势的起落中，为人类留下了一部政治学巨著——《君王论》。
马基雅维利赞美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
他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主张结束意大利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
他认为，当时处于人性堕落、国家分裂、社会动乱状况的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惟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他痛感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君主来拯救意大利。
于是，他极力称颂当时的阴谋家瓦伦丁诺公爵切萨雷·博贾的欺骗、阴谋、暗杀和其他暴力手段，希望君主效法他，以各种手段达到正确的目的。
他的这些主张，比较全面地展现在《君王论》一书中。
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类愚不可及，总有填不满的欲望、膨胀的野心；总是受利害关系的左右，趋利避害，自私自利。
因此，利他主义和公道都是不存在的，人们偶尔行善只是一种伪装，是为了赢得名声和利益。
他认为，人都是“忘恩负义、心怀二志、弄虚作假、伪装好人、见死不救和利欲熏心的”；即使最优秀的人也容易腐化堕落，因为作恶事更有利于自己，讲假话更能取悦于别人。
人民有屈从权力的天性，君主需要的是残酷，而不是爱。
人应当在野兽中选择狮子和狐狸，像狮子那样残忍，像狐狸那样狡诈。
君主不妨对行恶习以为常，不要因为残酷的行为受人指责而烦恼；慈悲心是危险的，人类的爱足以灭国。
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
马基雅维利还指出，受人敬爱不如被人惧怕。
一个君主被人惧怕比起被人爱来，更为安全些。
但他有时又有必要让人民相信自己是“集美德于一身的人”。
也就是说，统治者在公开场合应表现出爱民如子和仁慈宽厚的样子。
惩罚人的事应让其他人去干，最后还可嫁祸于人，找替罪羊，以避免自己受到国民的谴责。
奖赏别人的事应当亲自出面，以免让下属行私惠。
给人恩惠要一点点地来，让他有盼望。
给人打击要一下致其于死地，不让他有报复的可能。
君主平常应当不露声色，对凡事装作懵懂无知，避免让下属了解自己。
但对下属自己心中要了如指掌，随时操纵他，并且动用杀罚大权。
与此同时，马基雅维利本人也备受人们的身后攻击。
没有几个政治哲学家受到像马基雅维利这样强烈的谴责。
多年来，人们骂他是地地道道的魔鬼的化身，并把他的名字当作欺骗和狡猾的同义词来使用。
其中最强烈的谴责常常出自于把他所倡导的学说付诸于实践的人们之口。
人们厌恶马基雅维利，并贬称他为“恶魔的头子”。
但伏尔泰说得有理，这只是因为他泄漏了他们的天机。
本尼托·墨索里尼是曾经公开称赞马基雅维利的少数几个政治领袖之一。
毫无疑问，许多杰出的政治人物都认真地读过《君王论》这本书。
据说拿破仑睡觉时把一本《君王论》放在枕头下面，人们对希特勒和斯大林也有类似的传说。
马基雅维利对政治理论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早期的作家如柏拉图和圣·奥古斯丁把政治学和道德学或神学密切结合起来。
马基雅维利抛弃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教条式的推理方法，不再从《圣经》和上帝出发，而是从人性出发，以历史事实和个人经验为依据来研究社会政治问题。
他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国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
他暗示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人们应该怎样表现，而在于实际上他们怎样表现；不在于谁应该掌握政权，而在于实际上人们怎样取得政权。
今天讨论政治学说的方式比从前现实得多，这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由于马基维利亚的影响。
他是名符其实的现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恩格斯称赞马基雅维利为“巨人”，马克思推崇马基雅维利为近代政治学的先驱。
马基雅维利在历史学、戏剧等方面也成绩卓著。
除《君王论》外，他的代表作还有《论李维》、《战争的艺术》、《佛罗伦萨史》等。
斯大林在位期间发生的事
智者见智，人嘛，都有两面性，你面朝阳光，那么背后一定有阴影，只是不同的人现在不同的角度看你，况且，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最简单的比喻，你吃羊肉，对于羊来说，你就是屠夫，但你自己却觉得很正常的一件事。
这种东西，没必要太过探究的，最后你只能自己钻牛角尖，每个人看法不同罢了。
但就对中国当年来说，希特勒确实帮助过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