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治官用人以什么著称
雍正治官，素以“严明”著称。
在他手下，不说贪，平庸无为即难混下去。
山东曹县知县王锡，到任一年多虽没有贪赃枉法之事，但既没有审完二十命盗案之一，也没有捕获一名人犯。
雍正认为，不干事即是失职犯罪。
摘了王锡的乌纱帽还不算，雍正还命有司判罚其五年有期徒刑。
《清史稿·世宗本纪》记载，某年元旦，状元王云锦退朝和朋友相约玩牌，几局之后，一张牌不见了。
有一次，雍正帝“不经意”地问汇报完工作的王云锦：“元旦以何事消遣
”王云锦据实一一相告。
雍正笑道：“不欺暗室，真状元也。
”由此他深得雍正的信任，掌修国史。
雍正用人，“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废事的清官”。
雍正曾给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颁过一道谕旨，吴关杰把谕旨奉为至宝，先是“挂在卧室朝夕相对，后又一字一字地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风上”。
这还不算，他还奏请雍正命各省文武官员一律在大小衙门的屏门上刊刻谕旨。
雍正很反感地说：“你本来就不是什么超群之才，料理好你分内的事就够了，像这种迎合奉承的事朕很不喜欢。
”为彻底消除官员好名的风习，雍正严禁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及建祠树碑：“嗣后如仍造生祠书院，或经告发，或被纠参，即将本官及为首之人严加议处。
”
雍正的主要事迹
雍正帝胤祯，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是康熙的第四子。
康熙61年，45岁的胤祯继承帝位，在位13年，死于圆明园。
胤禛是孝恭仁皇后乌雅氏所生之子，他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被封为贝勒，四十八年（1709年）晋封雍亲王。
康熙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在北郊畅春园病死，他继承了皇位，继承了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
雍正以极为隆重的丧礼，将圣祖葬入景陵，使其成为清代第一位土葬的皇帝。
他又以不忍动用先皇遗物为由，将清帝处理政务之所，从乾清宫移至养心殿，养心殿从此而成为清廷的政务中心。
他严厉打击朋党、政敌。
雍正有兄弟多人，雍正对部分兄弟予以坚决打击。
雍正二年七月印制他的《朋党论》，发给诸王和要员。
文中强调臣子要与君王同好恶，指出朋党的危害。
做罢舆论后就立即处置他们：康熙的皇十四子胤禵先是降爵为郡王，拘禁汤山，后来派去守陵，再后来降爵为贝子，受圈禁。
康熙的皇九子胤禟发往西宁，由年羹尧监视并名其为“赛思黑（讨人厌）”，皇八子胤禩被圈禁，改名为“阿其那（俎上冻鱼）”。
康熙皇十二子胤祹被革职，康熙的皇三子胤祉也被革爵禁锢。
雍正在位13年，对清廷机构和吏治，做了一系列改革。
其一，设立军机处，加大中央集权。
由于皇帝所要处理的事务繁多，而宰相的任命势必引发分权和皇权的旁落，于是这样一个机构就产生了。
设立之初，顾名思义，他是处理军事机要的地方。
但皇帝越来越发现他能更好地发挥自己专制独裁，于是作用越来越大。
机构也愈加庞大，由初时的三人逐渐增加到后来的数十人之多（包括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
这是清代统治中枢的一次重大改革，也标志着封建君权发展的极致顶峰。
朝中一切机密要务皆决断于斯，直至乾隆五十六年废止议政王大臣会议，军机处真正成为了总揽军、政大权的最高执政机构。
由此可见设立军机对清统治影响的深远。
其二，实施改土归流政策，加强对少数民族，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
少数民族的土司因为拥有相对自主的权力，对内残酷对待所属臣民，对外不服中央节制，甚至不断骚扰汉民，土司之间也经常因为利益争夺而发生战争。
这对中央政府的统治，对国家的安定靠成了很大的威胁。
所以，雍正政府在平定罗卜藏丹僧的叛乱后，鉴于土司制度对统治的危害，废除土司制﹐实行流官制。
即取消土司的世袭制度，由中央在所属区域设立府县，派遣官员对其进行管理。
这个制度的具体实施也宣布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正确性。
同时也增进了国家的稳定因素，为促使民族的大融合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其三，对内实行吏治整顿，解决国库危机，增加国家收入，减轻百姓负担。
此项具体分为几个重要措施：由于黄河的连年泛滥，命田文镜在河南推行士绅一体当差；田文镜本一落榜书生，非科甲出身，却又孤傲自赏，唯一可表的就是他对雍正的那份赤胆忠心，这种身份就注定了他在科甲为荣的官场不受众人所认同。
但有幸他碰上了雍正这样的君主，他最后也做到了手握一方的封疆大吏。
当然， 效果确实不错，只是引起了广大读书人的强烈不满。
不过黄河边上的老百姓不需要再过那种流离失所的日子了。
命李卫在江苏和浙江实施士绅一体纳粮。
顾名思义，就是官员绅士与老百姓一样都要纳粮，还要按自己田地的多少来纳粮。
在此之前，国家的赋税大都来自老百姓，而作为拥有广阔田地的绅士们却不要交一分钱。
这样就等于把所有的负担都加在了百姓头上。
同样它无形中就加剧了土地的集中化，农民的田地越来越少，富人士绅的田地越来越多，国家的税收越来越少。
所以推行这个政策对改善民生和国家困境的作用是不言而寓的。
此举大大的丰盈了国库，为乾隆时的兴盛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实施耗羡银归公。
“耗羡”是火耗与羡余的总称。
所谓火耗，就是指国家在征收税银时，借机征收的税银销熔损耗。
羡余原本就是盈余之意，也是其他的附加之收费。
这些都属于附加之税，不属于国家征收，最后这些钱就落入了官员们私人的口袋中。
雍正深谙此道，他下令所有的耗羡全部入交归公，然后把这部分收入分为三部分：一是用来弥补以往库存的亏空；二是用作工资发给各级小吏们做办公费；三是用这些结余的银子来建立“养廉银”制度，即从这些耗羡银中提取出一部分，用作奖励各级官员的廉洁政绩，以防止更多腐败现象发生。
此举不但减轻了国库的负担，同时也减少了下级官吏的贪污。
在治贪作用上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其四，建立一套秘密建储的方式，采用将立储诏书存放于“正大光明”匾后的决定，这样既有利于在皇子中选优，又避免了在其后的清代皇帝中再出现激烈的争储现象，使后世乾嘉道咸四朝平稳过渡。
其五，对满族旗人动土，改满族旗人领定额薪俸为令人种田。
面对满族旗人领薪不做事，严重的加大了政府开支，雍正决心让其种田以为国分忧，亦可缓和满族旗人和汉族之间的矛盾。
他决定分给满族旗人以定额土地来取消以后的支领薪俸，这样做在当时就引起满族人的坚决反对。
有些人就变相的不执行，私自把自己的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自己收取租金所得远胜于薪俸所得。
虽然如此，但政府甩掉了一个长期而沉重的包袱。
若薪俸政策继续下去，其子亦有子，孙亦有孙，以后又是多少份薪俸呢
其六，废除贱籍。
贱籍就是不属士、农、工、商的“贱民”，世代相传，不得改变。
他们不能读书科举，也不能做官。
这种贱民主要有浙江惰民、陕西乐籍、北京乐户、广东疍（dàn）户等。
在绍兴的“惰民”，相传是宋、元罪人后代。
他们男的从事捕蛙、卖汤等；女的做媒婆、卖珠等活计，兼带卖淫。
这些人“丑秽不堪，辱贱已极”，人皆贱之。
在陕西，明燕王朱棣起兵推翻其侄建文帝政权后，将坚决拥护建文帝的官员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身陷火坑，陪酒卖淫，受尽凌辱。
安徽的伴当、世仆，其地位比乐户、惰民更为悲惨。
如果村里有两姓，此姓全都是彼姓的伴当、世仆，有如奴隶，稍有不合，人人都可加以捶楚。
广东沿海、沿江一代，有疍户，以船为家，捕鱼为业，生活漂泊不定，不得上岸居住。
江苏苏州府有丐户，也为贱民。
雍正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乐户、惰民、丐户、世仆、伴当、疍户等，命令除籍，开豁为民，编入正户。
其七，摊丁入亩。
中国过去土地和人丁分开纳税。
康熙五十年（1711年）后，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但此前出生的人丁还要缴纳丁银。
雍正推行丁银摊入地亩。
这项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从法律上取消了人头税，减轻了贫穷无地者的负担。
就这一点来说，摊丁入地制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自“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后，特别是实行“摊丁入地”制度之后，社会人口，急剧增长。
道光年间，人口之数，突破4亿。
在大大解放发展生产力同时也松弛了人身与达到了顶峰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依附关系。
雍正五年派遣策凌为首席代表与俄国签订《布连斯奇条约》，第二年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划定了清俄中段边界，稳定了清俄边界局势，促进了清俄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贸易。
在他在位的13年中，他勤勤恳恳，不辞职辛劳，甚至一天为批奏折只睡四个小时；他雷厉风行，刚毅果决，对弊端之处下手狠辣，最终使清王室之江山有了一个新的变化。
雍正执政时，每天阅批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现存于世的计约35000余件，满文奏折6600余件，共有41600余件，他在位12年零8个月，实际约4247天，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10件，多在夜间，亲笔朱批，不假手于他人，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有1000多字。
雍正帝执政期间，完成了始于康熙年间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
此外续修《大清一统志》，于乾隆八年成书。
续修的还有《大清会典》。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胤禛因迷信道士，服用丹丸过度死于圆明园。
卒谥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
庙号世宗。
葬河北易县清西陵“泰陵”。
雍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雍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能力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勉的皇帝。
1、以前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谣言，指雍正是篡位而起，又把雍正描写成一位毒死父亲、气死母亲、不务正业，又通过文字狱抑制了汉族的思想、巩固满洲人统治的皇帝；直到近代经多番历史研究，这些传说都相继被推翻，使近代对雍正评价转趋正面，赞扬其励精图治，革新吏政、活络经济、提升民间生活水准的政绩。
清史学者孟森赞誉：「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
」又说「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
日本文化首都历史教授盛赞雍正节俭支出，称「雍正朝后宫一年支出费少于明朝万历帝后宫一天支出费用」。
学者史景迁认为：雍正的父亲康熙为政宽松，执政末期受储立之争所扰且出现典型长寿帝王的统治能力退化现象，雍正即位之初的清皇朝实已浮现官僚组织膨大腐败、农民生活水准恶化的危机；由于雍正即位时正处于政治历练、精神与人格上的成熟阶段（45岁），因此得以精准的分析问题并有魄力的作出应对。
他的改革同时包含了力行整顿与和现实的妥协（如火耗归公与养廉银）。
史学家认为雍正虽未能了解与解决明清作为内敛式王朝的根本问题，但清朝得以建立起一套继续运行百年以上仍大致有效的统治体制，而未沦为「立国百年而亡」的异族王朝，此当归功于雍正一朝的改革。
2、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勤勉的皇帝”，雍正的勤奋不仅是过去皇帝，就算在现代领导人，也没有几个可以跟他媲美的。
他在位12年8个月里头，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
一年之中只有在他生日那天才会休息。
而且每天的睡眠还不够4个小时。
仅仅在数万件奏折中所写下的批语，就多达1000多万字。
的勤政精神、治国业绩，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堪称楷模。
继位时，国库存银超过5000万两，而13年前雍正登基之际，大清全部家底不足700万两。
华人学者杨启樵说：“康熙宽大，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清朝恐早衰亡。
”有“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
3、但是为什么在很多人心中，雍正评价不高呢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民间文学、小说野史都对特别不客气。
说他改诏书篡位，甚至在他死后不久，就有被谋刺死、被宫女缢死、被和竺香玉合谋毒死等等无稽之谈。
（在他去世两个多世纪后，又有了关于他死因的新版本——台湾作家高阳认为是“服用壮阳的兴奋剂，导致高血压及心脏病，以中风暴崩”。
此说如能成立，则那春药也不是什么伟哥之类，而是权力——封建专制帝王的最高。
)他统治严酷，猜忌多疑，刻薄寡恩，这是他性格的弱点，从而容易得罪很多官僚阶级。
（同时，也正是因为他的严厉统治和超乎寻常的努力当中逐渐走向鼎盛，也才为康乾盛世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而他的励精图治的大胆改革，更是触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末梢神经。
4、雍正无疑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也是一个杰出的人物。
他感情丰富，意志坚强，性格刚毅，目光锐利，而且奋发有为。
他并没有因为当了皇帝便泯灭了自己的个性。
相反，他还给自己的帝国和时代打上了这种个性的烙印。
同历史上那些平庸的君主相比，他无疑更具个人魅力，但同时也更易引起争议，遭受打击。
因为他的这些性格，与文化传统对所谓“守成之君”的要求相去甚远。
要知道，我们这个以 “群体意识”为思想内核的文化在本质上是不喜欢个性的。
它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小心翼翼地允许极少数人保持自己的个性，比如开国领袖、末世的忠臣、江湖上的好汉和山林中的隐士等等。
即便对这些人，我们的文化也宁愿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甚至只有在他们失败后才表示同情(如项羽、海瑞)。
如果成功，则难免留下骂名(如曹操、武则天)。
不挨骂的成功者只有一种，即朝代历时较长的开国君王(如历时较短，也要挨骂，如秦始皇)。
人们热情赞美他们的雄才大略，是“千古一帝”，但又希望后代不要有那么鲜明的个性。
这些所谓“守成之君”最好四平八稳，中庸因循。
处理政务的原则，不是“圣贤遗训”，便是“祖宗成法”，自己不需要创造性，更不要搞什么改革，这样就天下无事，天下太平。
雍正显然并不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
因此他不但得不到任何同情，反倒使不少人感到失望和愤怒。
他们无法理解：圣祖爷好端端地留下了一个太平盛世，你雍正瞎折腾什么呢
还能折腾出多大个气候
甚至对雍正的朝乾夕惕，宵衣旰食也有人不以为然。
皇帝不是宰相，管那么多那么细干什么
真正的圣君、明君，应该是“垂衣裳而天下治”。
像雍正这样事必躬亲、累死累活的皇帝，他们可没见过，也不以为然。
这就不能不让雍正感到委屈。
为了他的帝国，雍正真的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十三年干了别人三十年都干不完的事，然而他的帝国的臣民却不领情，还要在背后指指戳戳，说三道四，甚至诬赖他酗酒、yin色。
想想看，他一天要做那么多事情，仅朱批就要写七八千字，有时间酗酒、yin色吗
雍正，他是注定不会被人理解的。
这不但因为他的性格和作派与传统的要求格格不入，更因为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而且是强化皇帝一人的集权。
当一个人手中的权力高度集中时，倔与其他人产生距离和隔膜，就完全不能避免。
他的权力越是集中，他与别人就越是疏远。
或者说，他越是成功，就越是孤独。
最后的结果，就是众叛亲离。
因此，如果雍正在征服帝国的同时还想征服人心，在君临天下的同时还想君临众志，那他是成不了赢家的。
他只能感到委屈和窝囊。
或者如楼主所说，只能被“遗忘”。
雍正，或者说，爱新觉罗胤禛，公元1678年生，1735年卒，享年五十八岁。
雍正出生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爆发，世界在此之前三十八年（即公元1640年）已进入近代史阶段。
雍正去世一百年后，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也被除迫进入了近现代。
不管雍正当年做了多大的努力，都最终风流云散。
这，当然是雍正在世进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那么，他的灵魂会得到安息吗
历史，总是让人惦记。
可是惦记也是白惦记。
不要想它了，用主席的话说——“随他去吧”。
列举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的主要历史功绩，并作出评价
顺治: 在顺治在位时清政权迁到了北京 册封打来喇嘛五世康熙：平定三藩 统一台湾 抗击沙俄侵略（通过两次雅克萨之战，于1689年签定了《中俄尼布楚条约》）、 和善蒙古（主要是漠西准噶尔、漠北喀尔喀蒙古） 重视农业生产，兴修水利，推行、鼓励垦荒，注重减免赋税。
下江南，修淮河、黄河、永定河。
兴文重教，编纂典籍。
（《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雍正：整顿吏治，耗羡归公 设立军机处 完善奏折制度 在西南地区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大大增加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 摊丁入亩 废除贱民制度乾隆：减免天下钱粮，相当于全国五年的国库收入 同样以新疆、南疆、北疆，设立伊犁将军府，实行屯田。
完善治理新疆 修编文化典籍，《四库全书》，是传世古籍的一次总清理，结集了上古至今的书目。
修建了浙江的海塘措施 兴修了许多国家园林
清朝雍正时期 十四阿哥是怎么死的
爱新觉罗·胤禵原名爱新觉罗·胤祯（1688~1755），康熙帝的第十四子，其生母为德妃乌雅氏，即孝恭仁皇后。
其初排行为第二十三，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正月初九酉时生。
他本是雍正帝的同母兄弟，可是在康熙末年宫中争夺皇位的斗争中，这亲兄弟二人竟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雍正帝登基后将胤祯幽禁起来，直至雍正帝死后，胤祯才恢复了自由。
青年时期 胤祯聪明过人，才能出众，“甚有义气”为康熙所厚爱，从少年时代起，就频繁地扈从其父出巡。
胤祯比雍正皇帝小十岁，两人虽系一母所生，但因胤禛生性淡薄，从小被佟贵妃收养而胤祯则被其他宫妃养大，所以兄弟二人感情并不深厚。
胤祯与才华横溢，为人谦和的皇八子胤祀却称得上情投意合。
在皇太子胤礽被废前后，他积极追随其兄胤祀参加争夺储位的活动。
为此引起康熙的不满。
后来，父子之间甚至发展到对立和冲突的地步。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当康熙怒斥胤祀妄蓄大志、企图谋害胤礽时，胤禟对胤祯说：“尔我此时不言，何待
”于是，胤祯挺身而出，跪奏曰：“八阿哥无此心，臣等愿保之
”这使康熙更加愤怒，“出所佩刀欲诛胤祯，皇五子胤祺跪抱劝止，诸皇子叩首恳求，唯有胤禛不语，上怒少解，命诸皇子挞胤祯，将胤禟、胤祯逐出。
”胤禟被康熙打了几记耳光，脸部红肿，胤祯被打二十大板，行步艰难。
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复立胤礽为皇太子时，康熙十分高兴，大封诸皇子。
胤祯被册封为贝子，尔后又封固山贝子。
但他同其父的关系依然紧张。
同年四月，康熙巡行塞外，因担心胤祀一伙聚众闹事，便命胤祀侍从，不让胤祯、胤禟、胤衤我扈随。
但胤祯设法要和胤祀一块去，他“敝帽故衣，坐小车，装作贩卖之人，私送出口，日则潜踪而随，夜则至阿其那（胤祀）帐房歇宿，密语通宵，踪迹诡异”。
在胤祀的夺嗣计划遭到失败以后，胤祯变得更加活跃起来，“虚闲下士，颇有所图”。
因康熙在建储问题上曾多次征求大学士李光地的意见，胤祯便召见李的门人陈万策，“待以高坐，呼以先生”。
期望通过陈与李联系，使李在康熙面前为他进言，并以此来博得大臣和士人的好感，在朝野内外为他传播声誉。
当时社会上有关“十四王爷虚贤下士”的流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抚远大将军 康熙五十年,胤祯随父皇出巡塞外，时年二十三岁；康熙五十七年春，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喇布坦出兵进攻西藏，拉藏汗请求清朝发兵救援。
五十七年十月胤祯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统率大军进驻青海，讨伐策妄阿喇布坦，如同天子出征一般，十分威武气派。
当时,康熙决意由皇子领兵远征策旺阿拉布坦，尽快平息西北地区的战火。
他环顾诸皇子，选中了年轻有为、颇具军事才干的胤禵，从而给了他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极好机会，引起人们的瞩目。
五十七年（1718年）闰八月，胤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并由固山贝子超授王爵，“用正黄旗之纛，照依王纛式样”。
十二月，胤祯统帅西征之师起程时，康熙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出征之王、贝子、公等以下俱戎服，齐集太和殿前。
其不出征之王、贝勒、贝子、公并二品以上大臣等俱蟒服，齐集午门外。
大将军胤祯跪受敕印，谢恩行礼毕，随敕印出午门，乘骑出天安门，由德胜门前往。
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并二品以上大臣俱送至列兵处。
大将军胤祯望阕叩首行礼，肃队而行。
”五十八年（1719年）三月，胤祯抵达西宁，开始指挥作战。
他统帅驻防新疆、甘肃和青海等省的八旗、绿营部队，号称三十余万，实际兵力为十多万人。
胤禵在军中被称为“大将军王”，在奏折中自称“大将军王臣”。
胤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以后，意识到乃父对他的莫大信任，因而更加垂涎未来的御座。
他临行前，就同胤禟频繁接触，对胤禟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息。
”到了西宁后，他和胤祀、胤禟“密信往来，曾无间断，机计莫测”。
为了提高胤祯在西北军中的威望，康熙降旨青海蒙古王公厄鲁特首领罗卜藏丹津，说：“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
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既与我当面训示无异。
尔等惟应和睦，身心如一，奋勉力行。
”由此可见，胤祯在康熙皇帝心目中的地位非常之高。
另外，胤祯也注意做好对青海各部头目的团结工作，耐心说服他们：“尔等应谨遵皇父此旨，共相和睦，务以尔祖父等所遗礼法为要，各将军马、口粮、器械备办齐整，嗣后当竭力奋勉，方可嘉奖。
再尔等受皇父厚恩多年，无分内外，予皆视同兄弟，惟此次受任以来，不敢存有私见，良者我必奏明皇父；如有恶劣不遵法者，我亦无计，当以法律治之。
”又说：“尔等皆皇父所封亲王、贝勒、贝子、盟长，果能于一切事宜，持守中正，谁敢不遵
一切军法，赏罪分明，现在我既亲自来此，若如上年，断难宽恕。
” 胤禵的劝说和忠告，使罗卜藏丹津等人心悦诚服，点头称是。
他们的通力协作，为胤祯西征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胤禵即指挥平逆将军延信由青海、定西将军葛尔弼由川滇进军西藏。
八月，葛尔弼率部进驻拉萨。
九月，胤祯命令延信送新封达赖喇嘛进藏，在拉萨举行了庄严的坐床仪式。
至此，由策旺阿拉布坦所策动的西藏叛乱彻底平定，胤禵也因此威名远震。
康熙谕令立碑纪念，命宗室、辅国公阿兰布起草御制碑文。
雍正即位后，以碑文并不颂扬其父，“惟称大将军胤祯公德”，令将石碑砸毁，重新撰写碑文。
六十年（1721年）五月，胤禵移师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企图乘胜直捣策旺阿拉布坦的巢穴伊犁。
但由于路途遥远，运输困难，没有取得进展。
十月，胤禵以军务重大，密奏暂停进剿，得到康熙的赞同。
十一月，胤祯奉命回京述职。
经反复研究磋商，康熙决定争取和平解决准葛尔问题，特致书策旺阿拉布坦，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选派喇嘛位使，赉书前往招抚。
翌年（1722年）四月，胤祯离京再赴军前。
康熙驾崩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病逝胤禛登基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把他震呆了，不知所措。
恍惚之中，他按新帝的旨令，把大将军印务交给平逆将军延信，立即动身回京。
他抵京后，即落入雍正布下的罗网，失去了行动上的自由。
但他不肯屈服，在景山寿皇殿拜谒乃父灵柩时，见雍正也在那里，他只是远远地给雍正叩头而已，并不向雍正请安祝贺。
侍卫拉锡见此僵局，连忙拉他向前。
他大发雷霆，怒骂拉锡，并到雍正面前，斥责拉锡无礼，说：“我是皇上亲弟，拉锡爱虏获下贱，若我有不是处，求皇上将我处分，若我无不是处，求皇上即将拉锡正法，以正国体。
” 胤禵大闹灵堂，使雍正十分恼火，斥责他气傲心高，下令革去他的王爵，降为固山贝子。
同年,诚亲王胤祉上疏，援例陈请将诸皇子名中胤字改为允字。
雍正帝胤禛（zhēn）即位后，为避名讳，除自己外，其他皇兄弟都避讳“胤”字而改为“允”字排行。
又因“祯”与“禛”字同音，因此被改为允禵 。
（其原名就叫胤禵，后来被康熙改为胤祯，雍正即位后又改回其原名，只不过将“胤”改为“允”。
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康熙梓宫运往遵化景陵安葬后，雍正谕令允禵留住景陵附近的汤泉，不许返回京师，并命马兰峪总兵范时绎监视他的行动。
兄弟俩的不睦和冲突，使处于极度悲痛中的孝恭仁皇后病情加重，不久去世。
雍正在慰“皇妣皇太后之心”的幌子下，晋封允禵为郡王，但未赐封号，注名黄册仍称固山贝子，致使允禵“并无感恩之意，反有愤怒之色”。
囚禁半生 随着雍正统治地位的日渐稳固，雍正对允禵也愈来愈严酷。
二年（1724年）八月，雍正获悉允禵在家私造木塔，立即令纳兰峪总兵官范时绎进行搜查，强令交出。
允禵气愤难忍，当晚“在住处狂哭大叫，厉声径闻于外，半夜方止。
”三年（1725年）十二月，在雍正的示意下，宗人府参劾允禵在大将军任内，“违背圣祖仁皇帝训示，任意妄为，哭累兵丁，侵扰地方，军需帑银，徇情糜费，请将允禵革退多罗郡王，降为镇国公”。
雍正当即革去允禵王爵，降授固山贝子。
接着，诸王大臣进一步参奏允禵在任大将军期间，只图利己营私。
贪受银两，固结党羽，心怀悖乱，请即正典刑，以彰国法。
雍正认为，允禵当同允祀、允禟有别，将他继续禁锢于景陵附近，严加看守。
恰在这时，有一个自称是满洲正黄旗人的蔡怀玺来到景陵，求见允禵。
允禵怕招惹是非，不肯接见。
蔡便把写有“二七便为主，贵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为太后等语”的字帖扔入允禵住宅之内。
允禵看后既不奏闻，又把字帖内的重要字句裁去，涂抹，然后交给马兰峪总兵范时绎，并派人向范说明：“因为此系小事，所以贝子不奏闻皇上，然又有些干系，故交把总送至总兵处完处。
”雍正接到范时绎奏报，异常重视，立即派遣贝勒满都护、内大臣马尔赛和侍郎阿克敦等人至马兰峪，亲自审讯蔡怀玺和允禵。
允禵不服，“辞色很怒”，对范时绎“愤欲吞噬”，说蔡怀玺投书猜系把总华过柱及总兵范十绎所指使，有说“把总容留此人吃饭、饮酒”、总兵“何将此人置之不问”，“大肆骂詈”。
雍正认为此事不是孤立的，社会上定有一股反对自己、企图让允禵等人上台的势力在活动。
于是他加紧了对允禵等人的镇压，革去允禵固山贝子，谕令把他押回北京，囚禁于景山寿皇殿内。
六月，诸王大臣罗列允禵的十四条罪状，再次奏请即正典刑。
雍正仍没有同意。
同年九月，允祀、允禟被雍正相继杀害之后，诸王大臣再次合词奏议，要求将允禵立即正法。
雍正遣人威胁允禵说：“阿其那在皇考之时，尔原欲与之同死，今伊身故，尔若欲往看。
若欲同死，悉听尔意。
”允禵回奏：“我向来为阿其那所愚，今伊既伏冥诛，我不愿往看。
”于是，雍正下令“暂缓其诛，以徐观其后，若竟不悛改，仍蹈罪愆，再行正法。
”从此，允禵销声匿迹，过了八、九年的囚徒生活。
十三年（1735年）正月，乾隆即皇位不久，便下令释放允禵和允礻我，以图缓和政治上的紧张气氛。
乾隆二年（1737年），允禵被封为奉恩辅国公，十二年（1747年）封多罗贝勒，十三年（1748年）晋为多罗恂郡王，并先后任正黄旗汉军都统、总管正黄旗觉罗学。
不过，这时他年事已高，政治上不可能再有大的作为。
乾隆二十年卒。
他死后，乾隆赏治丧银一万两，赐谥“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