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船山遗书》为什么曾国藩那么喜欢?《船山遗书》里面的内容是什么?而且王夫之是一位伟大的人
正因为王夫之强烈的夷夏之辨思想，他的著作在清前期200年一直埋没不彰，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有邹汉勋、邓显鹤整理编校的《船山遗书》问世，但搜集不全，流传亦不广。
以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又在金陵设局刊印较完备的《船山遗书》，使它的学说为人们所知悉，并立即受到全国，尤其是湖南士人的高度尊崇，从而对近代长沙和湖南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曾国藩借重他的重“礼”思想来强化保守的传统观念；维新人士吸收他“变化日新”的社会变动观倡言改革；辛亥志士利用他的夷夏之辨的民族意识进行反满革命；民国初年，刘人熙等人在长沙设立船山学社，创办《船山学报》，鼓吹保护国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长沙第一师范任教的杨昌济对王夫之的知行学说倍加赞赏，主张力行实践，并影响到青年；直到今天，坐落于长沙闹市区的船山学社旧址和湘江西岸王夫之就读过的岳麓书院，仍吸引着人们去追怀这位杰出的人物。
这不由使人想起梁启超所说的一段话： “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薰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
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自私的名人名言有哪些
自私，对灵魂而言是牢狱。
正如牢狱夺去肉体的自由一样，自私会夺去幸福。
〔英〕马洛礼：《语丝》在一切使人格堕落的不道德的行为之中，自私是最可恨最可耻的。
〔英〕萨克雷：《名利场》自私是我们当前最大的弊病。
〔法〕巴尔扎克：《驴皮记》自私的人将如孤单单的不结果实的果树，日见枯萎。
〔俄〕屠格涅夫：《屠格涅夫论》个人主义是最不正常的状态——就是疯狂。
〔俄〕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夫人日记》一切利己的生活，都是非理性的、动物的生活。
〔俄〕列夫?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如果一个人仅仅想到自己，那么他一生里，伤心的事情一定比快乐的事情来得多。
〔俄〕西利比亚克：《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只为家庭活着，这是禽兽的私心；只为一个人活着，这是卑鄙；只为自己活着，这是耻辱。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演讲、论文、书信集》人心之病，莫甚于一私。
〔中〕杨万里：《答陈国材书》人一生大罪过，只在“自是自私”四字。
〔中〕吕坤：《呻吟语?修身》世人只缘认得“我”字太真，故多种种嗜好种种烦恼。
〔中〕洪应明：《菜根谭》对于一个公民，自私自利却永远是一种坏的品质。
这种人总是把一切事物都按照一己私利的需要加以扭曲，其结果没有不危害社会的。
〔英〕弗?培根：《人生论?论自私》那种“只知自爱却不知爱人的人”（西塞罗论庞培的话），最终总是没有好结局的。
〔英〕弗?培根：《人生论?论自私》如果一种坏的习惯——一种私人利害迷乱了眼睛，事物就看不清楚了，只有一颗严正的心，才能大量产生才情。
〔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敌人只有一个，便是贪图享乐的自私自利，是它把生命的泉源吸干了，搅涵了。
〔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真正的不幸是利己主义。
如果一个人只爱他自己，那么，当沉重的生活考验到来时，他就要诅咒自己的命运，就要经受可怕的痛苦。
〔苏〕捷尔任斯基：《囚徒日记及书信》利己的人最先灭亡。
〔苏〕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理想与幸福》利己主义本身就是不幸的，它不仅损害自己，也损害别人。
实际上，正因为这种利己主义的存在，世上才会有那么多的不幸和悲惨。
〔日〕池田大作：《女性箴言》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
〔中〕《吕氏春秋?季冬纪?序意》用私道者家必乱，臣用私义者国必危。
〔中〕《战国策?赵策》天下事，坏于懒与私。
〔中〕朱熹：《朱子语录》败莫败于多私。
〔中〕张商英：《素书?本德宗道》夺天下之公利，徇一己之私利，是谓国贼。
〔中〕黄宗羲：《原君》人只一念贪私，便销刚为柔，塞智为昏，变恩为惨，染洁为污，坏了一生人品。
〔中〕洪应明：《菜根谭》天子而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贫必在国；士大夫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败必在家。
〔中〕王夫之：《船山遗书》取非所有者，终不能有，且适以自戕也。
〔中〕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
〔中〕刘鹗：《老残游记》一切自私自利者，都常以损人始而以害己终。
违背群众利益的人是永远不会有好下场的。
〔中〕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私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中〕恽代英：《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世上有三种利己主义者：一种利己主义者是自己要活着，也要让别人活下去；另一种利己主义者是自己要活着，却不让别人活；最后一种利己主义者是自己不想活，也不让别人活……〔俄〕屠格涅夫：《罗亭》自私自利之心就是无知无识和错误认识产物。
〔英〕雪莱：《关于道德观念的思辨》自私以现在的意识看当前的利益；理性却深谋远虑，看到未来与结果。
〔英〕波普：《论人性》过分谦逊会产生暴戾；软弱让步会产生自私。
〔英〕夏洛蒂?勃朗特：《谢利》正是不完全的自私心理给自己和别人造成了心灵上的煎熬。
为别人作出一半牺牲的人，总发现别人眼睛正盯着他没有牺牲的那一半。
〔英〕萨基：《盼着烧开的水壶》自私乃最大的谄媚。
〔法〕伏尔泰：《断片》恶意和私欲相结合，可以相当于大量的聪明才智。
〔法〕巴尔扎克：《公务员》地下的金子要从矿脉里挖取，守财奴的金子要从他的灵魂里发掘。
〔波斯〕萨迪：《蔷薇园》虽公天下事，若用私意为之，便是私。
〔日〕程颢、程颐：《二程遗书》有所变而不肯为者，私也；有所谓而不敢为者，亦私也。
〔中〕朱熹：《朱子文集?贺陈丞相书》重于利己者，每每出于害人亦有所不惜。
〔中〕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人到了不能顾全自己的时候，就连自私也不想掩盖了。
〔中〕海默：《我的引路人》
岳麓的《船山全书》和北京的《船山遗书》哪个版本更好呢
明朝 于谦 （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号节庵，汉族，明朝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人，明朝大臣。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登辛丑科进士，宣德初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之叛。
平叛后，身为御史的于谦因数落朱高煦有功，被宣宗升任巡按江西，颂声满道。
宣德五年（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
正统十一年（1446年），进京觐见因不向王振献媚送礼，引起王振不满遭其暗地指使其党羽李锡给他加上对明英宗不满的罪名下狱论死。
后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复任。
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获，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进兵部尚书。
代宗立，整饬兵备，部署要害，亲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破瓦剌之军。
加少保，总督军务。
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
也先（额森）以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
英宗既归，仍以和议难恃，择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境以安。
其时朝野多事，乃独运征调，悉合机宜，号令明审，片纸行万里外无不惕息。
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但性固刚直，颇遭众忌。
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石亨等诬其谋立襄王之子，被杀。
成化初，复官赐祭，弘治二年（1489年），谥肃愍。
万历中，改谥忠肃。
有《于忠肃集》。
于谦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
清朝 龚自珍 （清代）生于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去世。
字璱（sè）人，号定庵（ān），后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庵；近代思想家、文学家。
汉族，仁和（今浙江杭州）人。
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
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诗》。
父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
母段驯，著名小学（古汉语指文字学）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绿华吟榭诗草》。
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
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
27岁中举人，38岁中进士。
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
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
48岁辞官南归，次年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
他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
著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300余篇，诗词近800首，今人辑为《龚自珍全集》。
著名诗作《己亥杂诗》共315首。
王夫之 （1619年-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汉族，衡州府城南王衙坪（今衡阳市雁峰区）人。
世界上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之一，为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与黑格尔并称东西方哲学双子星座、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者，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
晚年居南岳衡山下的石船山，著书立说，故世称其为“船山先生”。
一生著述甚丰，其中以《读通鉴论》、《宋论》为其代表之作。
晚清重臣曾国藩极为推崇王船山及其著作，曾于金陵大批刊刻《船山遗书》，使王夫之的著作得以广为流传。
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谭嗣同等皆深受船山思想之熏陶。
王夫之一生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坚决反对程朱理学，自谓：“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著作经后人编为《船山全书》16册。
希望有用。
写就半部中国近代史的为什么会是湖南人
自古以来，中央与地方“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在治乱之际，必有一革新国民之思潮自地方诞生，然而很快便会变成全国性的思想，近世湖南的政治启蒙即为一突出例子。
自清季中叶以来，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回乡组建湘勇以对抗之，其勇武之形象，乡故之情谊，为湘人所自诩，而明亡之际的湖南哲学家王船山，对湖南一省有志于革新一地民风的有识之士，尤其关键。
湘人近世之政治革新运动，从湘军将领带动的洋务运动、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黄兴创建的华兴会，到民国初年的湖南自治运动等，都有坚实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
在中国近代史上，确实较少见到这样的例子。
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学者裴士锋，在《天国之秋》之后的这本《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试图梳理近世湖南的政治思潮。
在此等论述阙如的美国学界，裴士锋的论述尤其触目。
可以将本书所描述的近世湖南与传统论述中的近世广东，作为近世中国地方文化的不同典范来作对比（可参看魏斐德著作《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
近世湖南与广东的地方意识就如内陆与海滨的性格特征，后者深受外国思想和舶来事物影响，这种趋势在其他口岸开放地区如江浙沪一带也类似，而位处帝国边陲的华南地区尤其成为动乱温床。
然而湖南一开始便以传统捍卫者自居，在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各省传教兴学的时候，湖南是他们无法染指的唯一省份，湖南民间社会对外国人的宗教尤其抵制，湘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且同乡情谊深厚，对外来事物一致抗拒，然一旦经同为湘人的官宦名贤推广，便蔚为一时之新风气。
在湘勇镇压太平天国以后，郭嵩焘以王船山（王夫之）思想鼓励湘人接受洋学不要排外，与后来周汉仇外排洋心态，如出一辙，都是以湘人为本位。
王船山的思想被湖南人视为显学，然而湖南有识之士推崇他的原因不断在变。
虽然王船山早年矢志反清，因为失败才潜心著述，可是最初湘军将领和郭嵩焘重新发掘王船山思想时，因为政治原因而隐讳当中的排满思想。
起初《船山遗书》得以出版全赖曾国藩治下湘军之势力，而王船山的思想亦可以振奋兵力上居劣势的湘军，虽曾、左等人与郭嵩焘同样推崇王船山，但后来郭嵩焘比湘军将领更洞察到学习西方制度的重要性，而在谭嗣同的眼中，王船山的理想即为激发他那一辈人为实现地方自治和民主而努力。
可见人们心中的王船山可以有天壤之别。
郭嵩焘死时虽未受清朝尊崇，但他却在湖南掀起崇拜王船山的风气，影响了另一位对近世中国发展举足轻重的年轻人谭嗣同。
谭嗣同在刘人熙和欧阳中鹄的教育下接触王船山，年轻时虽大量阅读西方书籍，然最倾心的思想家仍是王船山。
与主张与洋人和平共处、接受洋人制度的郭嵩焘相比，谭嗣同所掀起的革命和独立思潮，对清王朝有着摧枯拉朽的作用。
裴士锋看到，郭嵩焘着眼于王船山的经世致用之学，而谭嗣同则从其《读通监论》中，找到民主思想的源头。
谭的激进思想来自对湘军自满态度的批评，但他比郭的想法更激进，当中还可见赫胥黎《天演论》的薰陶。
但谭对湖南最大的贡献是与唐才常、陈三立办学校、兴实学，甚至吸引梁启超到这里来讲学。
至此，王船山思想除了作为湘人文化复兴的标志外，还激励湘人谋求独立自主，而另一位深受王船山影响的领袖唐才常，与留日湖南学生耳濡目染嘉纳治五郎的民族主义观，则催生了日后自立军及湖南革命军对抗帝制和袁世凯政府的传统。
从曾国藩以降，湖南诸贤莫不推崇王船山，他们自己也成为同省后辈学习的对象，当中师承关系及思想发展轨迹可谓错综复杂。
裴士锋的书并不厚，却能条目分明地描述几十年间湘人思想及政治活动的变化，可谓难得。
他对于王船山在不同著作中阐述的思想，固只能点到即止地讲述，但配合当时的局势，让读者窥探湖南诸贤的志向和思想对世局的影响，从中看出湖南思潮的发展脉络。
王船山重视实学，视文韬武略为同等重要，这也影响了湖南人崇尚勇武的民风。
作者强调民族主义是这场地区思潮发展的重要主题，作为中国读者，深知在中国历史中，地方意识谁都会有，然而正好是儒家思想让九州臣民承认有一共同语言、文化的华夏文明。
在此一文明的哲学思想之中，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成为了大家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故此虽然书中经常提及哲人王船山以人为中心的形而上学，这其实与中国儒学的大方向没有太大分别。
亦因为将人的角色放大到天地齐一，故而“以天下为己任”也成为中国人最终极的价值观。
作为美国的史学家，裴士锋或许明白儒家价值是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观念，可是他未必能像中国史家一样切身感受得到，故在描述湖南民族主义精神的发韧时，对于王船山的湖南人身份和精神传承似乎多有强调，却未能道破为何这种地方民族观一直在领导全国革新与一省独立自主之间挣扎。
当然，从湘军镇压太平军开始，湘人已开始走一条与广东人甚至全国同胞殊异的道路。
近世湖南独立自主的思潮，表现出近世中华帝国秩序土崩瓦解之际，声称承继荆楚文化并处于中国腹地的荆湘，正在摸索自身的文明身份，湘人既不是魏斐德说的潜在地勾结洋人的华南社会，又殊异于周朝以来的中原文化，在地理上固然有其独特一面。
作为中国人的一员，湖南人也有中国人某些矛盾而机巧的性格：在自身弱势时“主张湖南人负有引领中国其他人步入未来的天命”，在强大时则“主张湖南人该摆脱中国的束缚”，一如中国人既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自怨自艾，希图脱离这一腐朽的中华帝国主体；但面对外来者的时候又不得不提醒自己的国族身份。
再者，传统中国人对于民族和国家的观念从来就很模糊又很有弹性。
这很明显不是西方民族主义所能解释的思维，因为这不可能符合西方世界对于民族主义的解释：西方的“民族国家”源于罗马衰亡时入侵欧洲的日耳曼斯拉夫诸民族各自裂土建国，但中华帝国各省因为文化的共同遗产而将入侵和定居的民族都同化了。
不管怎样，我们不能不佩服裴士锋，他从湘军到新中国领导者的省籍身份，扣问儒家传统下的地域身份认同，虽未能探索到中国历史与传统思想中最核心又最难阐述的观念，却又值得中国读者反复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