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景的名人名言 大神求解
1、朔风如解意，容摧残。
____融《梅花》2、墙角数，凌寒独自开。
____王《梅花 \\\/ 梅》3、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____白居易《问刘十九》4、江南几度梅花发，人在天涯鬓已斑。
____刘著《鹧鸪天·雪照山城玉指寒》5、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____柳宗元《江雪》6、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____柳宗元《江雪》7、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____王冕《白梅》8、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
____崔涂《除夜 \\\/ 巴山道中除夜书怀 \\\/ 除夜有怀》9、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____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10、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____《沁园春·雪》11、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____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12、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____杜甫《绝句》13、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____卢纶《和张仆射塞下曲·其三》14、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____李白《行路难·其一》15、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____高适《别董大二首》
电影《星空》中哪句台词最让人心动
1.、那时候，未来遥远而没有形状，梦想还不知道该叫什么名字。
2、 我常常一个人，走很长的路，在起风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一片落叶。
3、 仰望星空，我想知道：有人正从世界的某个地方朝我走来吗
4、像光那样，从一颗星到达另外一颗星。
5、后来，你出现了。
又离开了。
6、 我们等候著青春，却错过了彼此…… 但我永远会记得，那年夏天，最灿烂、最寂寞的星空。
” 7、 虽然一切都会过去，但是在放手之前，想要抓多紧，就抓多紧。
8、十三岁的我们，其实非常脆弱；十三岁的我们，其实也相当坚强。
所以，在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以前，请温柔的对待我们。
我们要求的真的不多：一个眼神，一句话，一场雨，一阵风，或者，是一个点头再见。
只要这么一点点的温暖，我们都会打从心里感到幸福。
但是，我要的再见，却始终都没有得到。
后来。
小兔子，再也没有变成大兔子；小象，也没有变成大象；唯一长大的，好像只有我自己。
9、小杰，再陪我一下好吗
10、小时候，和爷爷奶奶住在山上，爷爷常常和我说，只要抬头看着星空，世界就会变得好大好大。
关于雁的诗句大全
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 ---------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雁尽书难寄,愁多梦不成. 愿随孤月影,流照伏波营. ---------沈如筠(闺怨)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王维《使至塞上》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李白《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王湾《次北固山下》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范仲淹《渔家傲》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忆秦娥娄山关》 雨霁鸡栖早，风高雁阵斜——陆游《幽居》 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
—— 白居易《江楼晚眺景物鲜奇》 今年寒到江乡早，未及中秋见雁飞。
—— 陆游在《夜归》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 卢纶的《塞下曲》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 高适《别董大》 胡雁度日边，风雪迷河洲—— 李白《千里思》 天山漠漠长飞雪，来雁遥传沙塞寒。
——贺朝《从军行》 芦酒烧蓬媛，霜鸿捻箭看。
黄河古城道，秋雪白漫漫。
—— 李廓《送振武将军》 洞庭一夜无穷雁，不待天明向北飞。
—— 李益《春夜闻笛》 秋雁多夜飞，前群后孤来。
——梅尧臣《秋雁》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雁归来。
——晏殊《浣溪纱》春恨词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高水接天. 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 --------- 李商隐(霜月)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李清照(一剪梅) 冰簟银床梦不成,碧天如水夜云轻. 雁声远过潇湘去,十二楼中月自明. ----------温庭筠(瑶瑟怨) 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 ---------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雁尽书难寄,愁多梦不成. 愿随孤月影,流照伏波营. ---------沈如筠(闺怨) 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李清照(一剪梅)
徐霞客描写“武夷山”的名句是什么
“词，古诗流也，吟咏情性，莫工于词”（尹觉《坦庵词跋》）。
“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张炎《词源》卷下）。
词在一般宋人心目中，通常只是一种吟风弄月、抒写私生活环境中产生之感情的文体，因此从晚唐五代到北宋的词篇中，很少写到重大的社会题材与生活内容，基本未能反映出词人作为“精英阶层”（因为其中很多是参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高层次文人）对于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
只有到了南宋，由于前不久所发生的靖康国难和当时宋金对峙的严峻局势，词中才勃涌进了一股强劲的爱国忧政思潮，这就使得士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感得以在原先被视为“小道”的词体中获得了充分的展示和前所未有的张扬。
“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文天祥《正气歌》），在这些产生于国家多事之秋的词篇中，人们终于重又感知了中国古代士大夫们的高风亮节。
应该指出，宋代有相当一大批士大夫文人是深具着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
拿北宋来说，范仲淹就是其中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
他所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以及那“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政治襟怀，充分显示了他心系天下、献身社会的崇高理念。
此外，如幼年时代的苏轼即“奋厉有当世志”，努力想成为像东汉范滂那样一位清官贤吏。
而王安石、司马光等新旧党争的领袖人物，虽然政见不同，但他们想要经邦济世、为社会干一番事业的初衷却又是相同或相似的。
因此综观北宋的士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富有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只消翻检他们的大量奏谏文章，就可强烈地感知其“社会良心”。
而在他们所写的“小词”中，也偶会流露其关注时事、经世济时的心迹。
例如范仲淹在镇守西夏边界时所写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中，就赫然出现了“燕然未勒”的惋叹；而在苏轼笔下，更出现了这样豪迈的词句：“受降城下紫髯郎，戏马台南旧战场。
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
”（《如梦令》）只是由于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四库全书总目·东坡词提要》），所以北宋士大夫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主要在其诗文作品中反映出来，而词则基本远离了这方面的内容，故直到北宋末年仍被局囿于那种莺莺燕燕、倚花柳的狭隘圈子中，这不能不说是北宋词的一种缺陷和遗憾。
但是，上述词与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基本脱节的状况，却在南渡初年得到了迅速的纠正。
靖康之变的鼓，不仅改变了宋朝的国运，也迫使士大夫们不得不直面惨淡的人生。
于是，爱国和忧政的情志变成一股洪流，奔泻到了他们所写的各体文学作品中。
在这种情势下，词也莫能例外，它的“言志”功能得到了前所未见的开发和利用。
因此，在那类抒写爱国忧政之情的词篇中，人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被社会责任感所激起的心跳和脉动。
这种情况，首先可从岳飞谈起。
当然，岳飞乃是一位抗金名将，人们自不能将他以“文人”视之，但是他所写下的爱国词篇，却颇能显示南渡初期词人们的共同心情和小词映现士人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普遍情况。
这里，且举其最有名的《满江红》为例：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词中最显慷慨激昂的句子是“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而最能激励人心的句子，则又是“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前者，写出了爱国志士们共同的复仇心理；后者，又表明了他们肩负复国重任而感发的迫切自勉心情。
对此，且作简略分析： 俗语有云：“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靖康之变的直接后果是金人竟把二位“君父”（徽、钦二帝）俘虏并押到了北方，对宋朝的臣子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奇耻大辱吗
据史书记载：金兵将徽、钦二帝及宫妃们押上马车时，宫妃们曾在车内大声叱骂前来送行的宋臣道：“尔辈等任朝廷大臣，作坏国家至此，今日却令我辈塞金人意，尔等果何面目
”这些被骂的大臣们只好“回首缄默而已”（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八引《封氏编年》）。
尽管岳飞等人对北宋的亡国并不负有任何责任，但作为在封建礼教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宋朝臣子，面对这场皇帝被掳的事变，心中当然会充满着蒙羞受耻的感觉，并进而反弹出报仇雪耻的强烈欲念。
何况，金兵所到之处，屠我城池，戮我人民，使我大好河山变得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记载：汴京在事变之前人口将近百万，而在金兵屠城之后，壮丁已不满千人，“东及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颍，北至河朔，皆被其害。
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
”），这越发激起了爱国之士对金国侵略者的深仇大恨。
因此，岳词中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是一种寓有切肤之痛和切齿之恨的热血沸腾之言，表现了当时所有爱国臣民共同的雪耻情结和复仇心理。
而由此，更又激发了他以复国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这种复国的愿望，集中体现在词尾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一语之中；而完成此宏图的具体行动则又要“从我做起”。
因此他惟恐蹉跎光阴，尽力要把自己的分分秒秒都奉献给抗金复国的大业，这就感发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自勉自励之辞。
所以这两句十一个字，可谓字字铿锵，掷地有声，既写出了自己丝毫不敢有所懈怠的心情，又可视为对先贤“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一种主动承担，表现出了非常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前人曾评此词曰：“胆量、意见、文章，悉无今古。
”（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评语）又曰：“何等气概
何等志向
千载下读之，凛凛有生气也。
‘莫等闲’二语，当为千古箴铭。
”（唐圭璋先生《宋词三百首笺注》引清人陈廷焯语）人们所激赏于它们的，正是这种在晚唐五代以来的小词中久违了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气概和壮士志向。
尽管岳飞并不以词名世，但他词中所表现的情志却很能体现出当时的时代精神。
我们试看，南宋所涌现的大量爱国词篇，其中就都充溢着与岳词相仿的两种思想感情：一是强烈的复仇情绪，一是以抗金复国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这两种思想感情又是互为因果的：一方面，复仇的情绪进一步激发了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心，又必然使其复仇情绪显得更加昂扬。
二者互动，令这类爱国词中直接融入了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人格力量，从而使它们成了全部唐宋词中“词品”最高的作品。
因爱国词作众多，下文仅举三位词人的作品为例： 第一位是张元干。
他曾任李纲的行营属官，北宋末年即积极参加抗金斗争。
南渡后因不屑与秦桧同朝为官，遂退居福州，并在胡铨因上书请斩秦桧等三人头而被贬途经福州时为他写下了声振词坛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端的是位铁骨铮铮的血性汉子。
建炎三年（1129），金兵南侵，江北地区全部失守，词人愤作《石州慢》词，其中充塞着复仇的情绪。
如其下片曰：“心折。
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
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
两宫何处
寒垣只隔长江，唾壶空击悲歌缺。
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
”面对着金兵猖獗，生灵涂炭的痛苦现实，词人发愿要挽天河之水去冲刷干净敌寇杀戮中原人民的血污，这是一种多么悲愤的复仇心理啊
而在他所写的另一首词《水调歌头》中，又抒写了他虽老可仍不忘复国大任的壮志：“梦中原，挥老泪，遍南州。
元龙湖海豪气，百尺卧高楼。
短发霜粘两鬓，清夜倾盆一雨，喜听瓦鸣沟。
犹有壮心在，付与百川流。
”其时词人已入两鬓沾染霜华的老境，但他伤悼故国之念却未尝一日断绝，故而梦中时常飞回中原。
而更加令人钦佩的则是，在那风雨交加的夜晚，他像陆游所写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那样，依然深怀着抗金复国的宏愿——读着此词“犹有壮心在，付与百川流”的结句，我们分明感受到老词人的澎湃心潮正像百川归海那样狂奔猛泻。
第二位是辛弃疾。
辛弃疾本可以成为一位大有作为的名将（或名相），可是南宋的苟安政策却偏生硬将他扭变成了一位“词人”，这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但是即使如此，辛弃疾仍然不忘自己对于国家和民族应尽的责任。
早在他刚刚回归南宋、于建康任参议官的微职时，就曾这样自许道：“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
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
”（《水调歌头》）也就是说，立志要成为像上古伊尹、周公那样的治国雄才。
而在其中年时期，则虽然屡遭挫折和打击，然仍始终未泯其抗金复国、建功立业的壮志雄心。
他在赠陈亮的词中，发出过这样的壮语：“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破阵子》）尽管这种愿望一时无法实现，但那种以天下事为己任的英雄气概却足以辉映千秋。
到了晚年，词人虽已白发萧萧，心情也时而变得颓唐，可是却依旧企盼着能够请缨杀敌。
在人们所熟知的登京口北固亭所作的两首词中，记录着他“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强烈心声：“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永遇乐》）“天下英雄谁敌手
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南乡子》）因此可以这样说，在辛弃疾的身上，集中体现着像屈原、谢安、贾谊、马援、刘琨、祖逖这样一类爱国忧民或曾为国家建立过功业者的精神品质和人格力量，同时还带有着像廉颇、李广、孙权、诸葛亮这样一类武将或精英人物的强悍和豪俊之气。
而所有这些，又都凝聚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此即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
辛弃疾赠陈亮词云：“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心如铁’。
看试手，补天裂。
”（《贺新郎》）这既是转述陈亮的誓言，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的“夫子自道”。
南宋遗民谢枋得在辛弃疾殁后六十年祭祀他时，犹闻“有疾声大呼于祠堂者，如人鸣其不平”（《祭辛稼轩先生墓记》）。
这一带有神话色彩的记述，更使我们仿佛亲睹辛弃疾虽犹在地下大呼“杀贼复国”的情景。
所以，辛弃疾虽然最终未能成为一代中兴名将（或名相），但其《稼轩长短句》却已足以向人昭示了他一颗拳拳不忘祖国的赤诚之心。
第三位是陈亮。
他是一位最为典型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志士，一生未曾做官，却时时心怀复国建业的宏图大志。
曾四向孝宗皇帝上书，纵论天下大势和恢复方略，耸动朝野，名噪一时。
孝宗欲授以官，他大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
”表现出了远大的人生志向和强烈进取的事业心。
另外还可提到的则是其词学观：据他的友人叶适记述，陈亮每一词成，即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
”（《书龙川集后》）也就是说，他是把写词当作陈述其经邦济世之怀的举动来看待的，因此其词中十分鲜明地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和那种以复国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大可与其政论奏章同读。
如他在送章德茂使金的《水调歌头》中大声疾呼：“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
”意谓我泱泱中华，难道就没有一个半个耻于向金人称臣的人物
此言正同于《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所说：“岂以堂堂中国而五十年之间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
”而其《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中所说的“父老长安今余几
后无仇可雪，犹未燥、当时生发”，这也同于他在《中兴论》中所说的下列意思：“又况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谢。
生长于戎，岂知有我
”“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为‘我自生发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为南朝故地’
故文帝既得而复失之。
河北诸镇，终唐之世，以奉贼为忠义，狃于其习，而时被其恩，力与上国为敌，而不自知其为逆。
过此以往，而不能恢复，则中原之民乌知我之为谁
纵有倍力，功未其半。
”作者在其词中表达了这样一种忧虑，中原沦陷已久，若不趁早收复，则唯恐其子弟们会渐渐忘了自己是宋朝臣民的后裔，而这种看法，明显地是从其政论文中“移植”来的。
所以，到了陈亮手中，词之“言志”功能简直已被开发到接近散文的境地，这虽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词的艺术性，但从其思想性来看，则又上升到了前所少见的高度。
在这些可以当作政论文来读的爱国词中，最使我们感到钦佩的，就是作者虽然身为一介书生，然却心系天下的高度责任感。
我们知道，南宋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中一直充满着抗战与投降、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而这种政治局势也必然影响到士人的精神状态。
缘此，便分化出了两种人生态度：一种是缩起头来只管个人，另一种是挺身而出拯救国家，二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对于前一类人的人生态度，我们不想多作介绍，只举一首词来说明：宋末文及翁在《贺新郎》中如此写道：“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
”“国事如今谁依仗
衣带一江而已。
便都道江神堪持。
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
”从这歌舞酣醉、隐逸逃世的生活行径中人们不难明白他们惟求个人快活的利己主义人生态度。
而后一类人，则在国难当头之际，不顾个人的安危和得失，或奋力抗敌，或奔走呼号，自觉地承担起复国（或救国）的重任，他们堪称社会的“脊梁”。
更使人感到欣尉的是，这后一类爱国志士不仅在“事功”方面（例如其政治活动和军事行动）给青史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记载，而且还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给后世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思想遗产。
而在这些思想遗产中，那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就是最为耀眼的一部分内容。
讲到这里，不妨让我们以文天祥那首忠义凛然、气壮山河的《沁园春·题潮阳张许公庙》词来总结全文。
其词曰： 为子孝，为臣忠，又何妨
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臣忠义缺，谁负刚肠。
骂贼张巡，爱君许远，留得声名万古香。
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
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
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
古庙幽沉，仪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
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
此词绝非一般的咏史怀古词可比，其中凝聚着作者光映千秋的人格力量和中国文化精神的主要精华。
特别是“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二句，更用如椽大笔宣示了这样一种人生大义：每个人的人生转眼即逝，最要紧的便是要抓住这有限的时间，轰轰烈烈地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
因此，像张巡、许远这样的仁人志士，虽然生命短促，却万古留名；而那些卖国投降的鼠辈小人，却只能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两相对照，怎不启人深思和催人取进
所以，“读此等词，不可以寻常词观之也”（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而应当以“高山仰止”的态度把它们当作一本严肃的人生教科书来研读——词之发展至此，难道还能仅以“小道薄技”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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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赛资料
1.以足球为例足协主席说起。
中国足协一般是四个副主席，全是副的，其实没有正的，只有一个“首席”副主席，其实就是一把手，龙头儿。
问题出在，其他三个副主席，如南勇，郎效农，都是干了很多年，很务实。
但是那个“一把手”，却由体育总局指派，而且我国的官员你也知道，是经常轮换的制度，以免你在一个地方称王。
这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外行管内行，总局指派的都是不懂足球的。
其次，功利足球，既然呆不长，在这首要干的，就是出个短期的政绩，这样转到别的地方，也好有政绩呀
最后，受损的是联赛和少年培养，而且受损很深。
关于政绩足球，2002世界杯，前主席“阎王”赌赢了。
如今龙头儿，赌奥运，甚至还想把世界杯也搞了，“鱼和熊掌”都想要
这烂摊子，还想双管齐下，一片混乱能不出错吗
2.体育与政治的一些联系内容不是很合题，但是可以作为一些参考。
。
体育与政治存在什么样的联系,怎样看待这种联系,体育与政治关系的前景如何,这些都是体育学、政治学必须研究与回答的重要问题。
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国的体育社会学、体育理论和其他领域的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本文就体育与政治关系作一简要评述,以期对进一步研究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有所帮助。
1 体育与政治的关系及其表现 1·1 体育与政治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20世纪50~70年代,对于体育与政治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体育与政治密切相关。
1954年前苏联专家凯里舍夫[1]在我国提出了“体育的阶级性、历史性”、“体育的发展是和社会的发展并进的,并且在阶级社会里永远有阶级性”的观点。
60年代,我国学者提出“体育是文化教育的一部分,是和各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一部分。
”[2]“体育是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范畴。
”[3]70年代前苏联学者进一步明确指出:“体育包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
它不可能独立于政治范畴之外。
”[4]另一种观点认为体育与政治无关。
20世纪50~60年代西方一些体育社会学者、政治家坚持体育与政治无关,提出“体育超政治”“体育的非政治性”[5]“当你跨过体育的门槛时,就把政治弃在门外。
”[2]“运动是目的本身。
”[4]体育是“自由的”“自我的”的活动,否认体育与政治之间的联系。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体育社会学者面临体育与政治紧密联系的种种现实,开始出现放弃体育与政治无关观念的趋势,有学者明确提出“体育是政治的一部分,而体育政治则是体育的组成部分。
”[5]他们试图用体育来论证“成就社会”理论的正确性,即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
1980年美国《体育教师》载文指出:“奥林匹克运动会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向是为了政治的,而政治与国际体育彼此之间是不可分割的。
”[4]为此,有些学者提出探讨政治与体育问题是体育社会学的中心任务。
1·2 体育与政治的关系 大部分学者认为是互动关系。
如美国体育社会学家洛伊和凯尼思[6]认为,“体育运动与政治的关系是系统互动关系,即体育运动与政治这两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我国学者周西宽等[7]指出:“体育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有自身的发展规律。
但体育的历史表明体育和人类其它活动一样,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它的发展是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的,并在同各种社会的相互影响中体现其规律。
从体育与政治的关系看,政治对体育的影响是同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这种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
同时,体育也通过自己的特殊作用积极为一定的社会及政治服务。
” 1·3 政治对体育的制约与影响 我国学者认为政治对体育的制约表现在两个方面———掌握体育的领导权和制约体育的性质。
滕子敬等[8]指出政治对体育的制约与影响主要表现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哪一个阶级在政治上掌握了政权,同时,也就必然的要求掌握体育的领导权,并按照当时政治、经济制度的要求,来制定体育的方针、政策、制度,确定体育的目的和任务,相应地建立起体育的组织领导机构,使体育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
”曹守讠禾[9]认为,政治“影响着体育运动的性质及发展方向,这主要反映在社会的政治制度、国家的政策法令、统治阶级的习惯爱好等对体育的影响。
”周西宽等[7]认为“政治的需要可制约着体育的目的性质。
政治制度制约体育的发展。
”国外有学者认为政治对体育的制约有两种形式,“一是直接干预,将体育作为政治宣传的手段;恢复和断绝国际交往的手段;提高民族自信心,提高民族精神的手段。
二是间接干预,将体育作为社会化的手段;社会安全阀的手段;特定的社会群体作为社会运动的手段。
”[10] 1·4 体育对政治的反作用 体育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受到政治的制约,同时它作为相对独立的,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活动对政治也具重要的反作用。
周西宽等[7]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体育对政治的作用包括“改善和促进国家间的关系,增进友谊;提高国家地位,显示国家制度优越性;提高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国家需要人才,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与上层建筑的诸意识形态交互影响。
”唐宏贵[11]从微观与宏观两层次分析了体育对政治的作用,“从微观上说,人们追求增强体质,休闲娱乐,精神欢悦的同时,也在实现着对身心发展的憧憬,对人生价值和理想的追求,对人生目标的奋斗,一句话即谋求个体的社会化。
从宏观方面来说,政治通过自身的作用‘场’,运用体育活动这一特殊的手段,调节着人们的社会道德和行为,改变着人们的社会观念,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使社会安定和谐地向前发展。
”潘绍伟等[12]从政治学角度提出体育对政治一体化的作用,“通过体育促进个体社会化,实现政治社会化,灌输一定的政治价值观,培养与现存政治制度相一致的观念和规范;通过共同参加体育活动,增加不同阶层人群的交流和沟通,为领导人寻找塑造良好形象的机会,促进垂直的政治一体化;通过体育提供合理、有节制的排除社会挫折的渠道,发挥社会安全阀门的作用;通过体育运动中的运动员形象的确立与现代政治一致的思想模式;以体育竞赛为交流的最佳媒体,促进民族和解、统一、团结的进程的水平政治一体化;通过体育象征性地体现国家形象,产生强烈的共鸣和共存感,促进国内政治一体化。
”国际体育史委员会秘书长拉·英·斯卓姆[13]指出:“体育在政治领域的重要意义,已经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之内,而且也表现在国家间相互交往上。
体育可以在国家政治制度中用来实现政治的社会化,就像在国际舞台上所起的作用一样。
”美国学者贝内特等[14]通过大量的比较研究后指出:“虽然,运动在自身的表达方式上是政治上的中立,没有明显可见的政治外表。
然而,竞技的结果和成就却能被政治来解释和涂上政治色彩;运动在许多方面使自己在这复杂的社会中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体育是政治社会化手段;体育运动可以促进政治一体化;体育运动是向青年和人们灌输政治哲学的工具;体育运动可以用来反映民族形象、增加民族的活力;运动员能充当国际友善的外交政治家。
”美国有体育社会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体育对政治的作用“体育运动可以作为一种安全阀为观众和参加者服务,它可以按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式消除多余的能量、紧张和敌对情绪;体育可以作为一种角色样板,通过各个社会成员的竞争,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和智力品质;体育是一种世俗性的类宗教机构,它使用礼仪和庆典去增强社会的价值,并由此将人们的行为规范到习惯所要求的方向。
”[15]美国洛伊和凯尼思[6]认为:“运动员在国际体育竞赛中赢得奖牌或冠军可以象征地体现国力的水平,从而增强国际声望和威信;体育运动的胜利可以提高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加强国家的一体化,巩固现政权的统治;利用体育运动促进军事训练;为政府任公职者或寻求执政的人提供露面的机会,以便提高其威望和宣传其政治观点,塑造国家精诚团结的形象,或宣扬一种政治意识等。
”由此,他们得出的国家政府在体育运动中获得的政治利益,常常超过在其它领域所获得的政治利益的结论还是很值得探讨的。
2 当代体育与政治密切联系的原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体育与政治两种社会文化的联系更为紧密,作用更加显明。
2·1 体育本身的发展 张岩[16]认为:“体育与政治关系密切化是一定历史阶段的趋势;是体育在现代社会中巨大作用增加的表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体育逐渐成为结构复杂、功能多样的系统,体育运动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空前增加。
竞技运动竞争的激烈化、国际化、高水平化,国家间竞技运动的激烈对抗使体育运动的政治功能增强了,使得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重视体育运动,把它作为维护国家声望,增强民族凝聚力,达到各种政治目的的手段。
” 2·2 军事与体育的联系 李晓军[17]指出:“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强化了体育促进身体素质的功能,这是强调军事准备和战争的结果。
此外,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巨大改进,国家间的竞赛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体育与政治结合的程度与日俱进。
在所谓‘冷战’时期,在一定意义上讲,运动成了没有军事装备的战争,出现了体育运动与政治一体化的现象。
” 2·3 体育运动发展的主客观影响 唐宏贵[11]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分析其原因,“体育与政治一体化,是体育运动内在规律的表现,体育与政治的融合,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①体育的本质属性,决定了 体育与政治一体化的客观必然性。
用社会基本矛盾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观点来观察体育,在体育领域,确有一部分内容是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
比如体育的理论观点、政治观念、目的任务、方针政策等。
②人们对体育认识的深化,决定体育与政治一体化的实际可能性。
用当代生物心理社会体育观观察体育与政治之间的矛盾运动,就会发现,政治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干预体育,体育也决不脱离为政治服务的轨迹。
” 2·4 体育政治化 王沪宁[18]以政治学者特有的眼光指出时代的政治化是主要原因,“人们把体育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可能有某种‘内在的必然性’。
国与国之间一直存在政治竞争,美苏之间就是例证,政治竞争导致了体育场成为美苏两国争夺的对象。
这说明政治竞争同样不肯放过体育这块显示力量的领域。
因为当今时代是政治化的时代,运动竞争很好地体现了政治竞争的风格,当然还有经济、军事等。
所以体育领域被政治化,是和我们这一时代政治发展的基本精神一致的”。
另一位学者吴亮[19]则观点与此接近:“体育的政治化与本身机构的政治化有关系,不能完全要求体委不受政治的影响,它的从属性是很清楚的。
体育在社会环境中存在,不能不带有政治色彩。
” 2·5 国际政治斗争 国外一些学者从国际政治中寻找答案:“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形成,促使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与资本主义思想意识间的激烈竞争。
这种竞争自然而然地也带到体育运动之中,人们企图通过体育竞赛的运动员的表现,达到证明某种思想意识形态更先进的目的;由于国家政府不断地干预体育的组织和管理,因而体育运动的决策过程日益政治化,由于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的成功,象征性地代表着国家的力量和实力,因此政府不得不利用体育运动谋求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6] 2·6 体育与道德相联系 英国学者阿斯平[20]从分析大量的体育与道德标准联系的现象中找原因,“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政治信仰与体育认识之间有着必不可少的联系;断言不存在这联系主张的人确实已经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了。
某种体育运动具有的重要性与个人、社会团体和国家对该运动所花费的大量金钱、时间和精力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格言的真实性:我们对体育的探讨乃是我们对优先的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看法的反映。
”“事实证明了冯·克劳斯威茨的名言,体育是另一种方式表现的政治实践。
” 3 体育与政治关系密切化的利与弊 3·1 体育与政治关系密切化是一把双刃利剑 李晓军[19]认为:“当代世界,国家利用体育的某种特性达到其政治的目的;体育则借助政治达到其自身发展的目的,两者因果循环,其效应遂从‘复利法则’不断累聚。
”“体育与政治一体化是一柄双刃利剑,它一方面积极地开拓着体育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又阻碍着体育自身的发展。
”“体育与 政治一体化对体育发展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促使各国政府增加对体育的投资,推动了体育运动的国际化,激励了国民参加体育运动的热情。
”其不利影响是“淡化了体育的固有特征。
以改善人类自身的机能和形态为目的,这是体育的第一性特征。
而为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的特征是派生的,第二性的。
体育与政治一体化的激烈演进,淡化了体育的固有特征,是造成人们偏执体育观的根源,形成了偏执的体育观,即以片面强调竞技运动的特征的小体育观和片面夸大体育在显示国家民族和社会制度优越性方面的作用,把体育同‘国力’‘国运’混合在一起的狭隘民族主义体育观,引起国际体坛丑闻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造成运动员的片面发展,普遍效尤体育超经济发展的模式。
” 3·2 体育与政治关系密切化利大于弊 毕世明[21]认为:“100年来,体育与政治关系越来越密切这一社会现象,基本上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是前进而不是后退。
”主要理由是“第一,体育与政治关系越来越密切的100年正是全世界体育大发展的100年……近百年来世界体育在发展的原因较多,其中重要一条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人民群众的各种有关组织,不仅从发展身体方面来理解体育的重要性,而且也认识到发展体育可以给自己带来政治上的利益,从而更加重视体育,采取多种措施推动体育的发展。
第二,近百年来体育与政治关系越来越密切这种社会现象是人们对体育与政治关系有了进一步认识的结果,现今全世界大多数人们都接受了‘体育为政治服务’这一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这样的社会现象当然是前进而不是后退,是积极而不是消极的。
”当然,两者紧密结合也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第一,新兴的、进步的政治努力能够利用体育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没落的、倒退的政治势力也这样做,这就产生了消极作用。
第二,新兴的、进步的政治势力使体育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也有犯‘过头’错误的时候,‘过头’了也会产生消极作用。
所以说“既有利又有弊,但利大于弊。
” 3·3 体育与政治关系密切化的利与弊要作具体分析 张岩[16]指出:“体育与政治关系密切化这一社会现象的出现和这一现象的具体后果是不同的。
从总体看,体育与政治联系的密切化是社会整体性增强的表现,是体育运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结果,但是各国体育为政治服务的后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则应作具体的分析”。
即具体分析“政治的性质,即这一国家的政治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如果其政治是进步的,那么体育为之服务所起的作用也是进步的、积极的,如果政治是反动的,则体育为之服务带来的政治后果也是消极的;政治目的确定,即使一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是进步的,但一定时期内确定的政治目标是错误的(即犯了错误),体育为错误的政治目标服务,其社会后果不但在政治上是消极的,对体育的发展可能有利,也可能不利;体育与政治联系为政治服务的方式和方法,如果体育为政治服务的方式和方法是正确的,那么其社会后果,无论对政治和体育都是积极的、有利的。
反之,如果二者联系的方式和服务的方式不当, 则可能带来不利的后果。
” 4 如何正确处理体育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政治学者王沪宁[18]提出处理体育与政治关系的基本观点是“人为地夸大体育的政治功能对体育的发展是不利的。
另外,需要指出不能绝对地看问题,就是期望体育完全非政治化,这也不可能。
”“我们不能光谈体育非政治化,具体应看它对社会发展,对人类发展是否有利。
”相近的观点是“不是从体育中取消政治,也不是从政治方面‘净化’体育,而是应当把体育从反人民的,反动的政治方面解放出来,以有助于社会的进步。
”[4]对于两者关系处理有3种意见。
4·1 认清体育与政治的联系与区别,具体问题具体处理 张岩[16]认为,正确处理体育与政治关系要注意4个方面:“第一,体育的发展是受政治制约的。
但是,也不能把体育与政治混合,不可把体育总是与政治问题搅在一起,要分清什么是政治问题,什么是体育问题。
政治问题要按政治规律办事,体育问题按体育规律办事。
第二,体育是具有多功能的复杂结构。
应当重视并注意发挥体育的政治功能,但不能片面地强调体育的政治功能,忽视或贬低体育的其它功能,否则就会违背体育自身的规律而畸形发展。
第三,要寻求体育为政治的恰当方式的方法,使体育与政治的联系从刚性联系转变为柔性联系。
第四,鉴于过去提‘体育为政治服务’所产生消极作用,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精神,今后不宜再提‘体育为政治服务’的口号。
” 4·2 处理体育与政治关系要兴利除弊 李晓军[17]指出:“清醒地认识体育的本质,正确地理解体育与政治的关系,适当地发挥体育的政治功利;全面了解体育与政治一体化的利弊得失,在体育的政治使用时,将其阻碍体育的反向作用降低到最低限度”。
4·3 要淡化体育的政治倾向 金大陆认为:“体育政治化问题,长期以来体育归结为国家政治范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决定了的。
另外,政治家为了政治活动的需要,利用各种手段是不可避免的。
当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的社会化,政治干预普遍存在,但从本质上讲,体育是最大的不政治,原因是体育的非意识形态化;体育有自身独特的‘法’,独特的规则;它的符号系统是世界共通的。
所以要淡化体育的国家政治倾向,强调非政治的一面,即强调它的文化、教育、娱乐、审美的一面。
” 5 体育与政治关系的发展前景 5·1 体育与政治的联系会出现淡化的趋势 张岩[16]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和平与发展已代替革命和战争,成为时代的主题,全人类有了共同的利益。
为了各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需要各国政府和人民通力合作。
‘全球一村’、‘一球两制’、‘竞争共处’、‘竞争合作’的国际政治新格局正在形成。
在政治经济存在多极的情况下,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不同而引起的纷争和冲突将逐渐得到控制。
在新的时代和新的形势下,体育作为和平、友谊、交往的手段将会更加重要,体育与政治的联系将会出现新的形式和特点。
二者的联系会表现出淡化的趋势。
” 5·2 体育与政治的联系会进一步加强 美国学者古德哈特和查特弗[14]指出:“对运动正在滋长的热情可以从现代社会所造成的不充实感和人的情感所受压抑的报道中看出,因为亿万人不是完全浸在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的团体里,他们是如此热心地把自己确定为一些运动方式的参加者。
因为工作的满足感减少了,在一个无定格的核心组织里,欺骗的情感仍旧被神父传播。
由于流行的兴趣继续提高,热心的运动观众领域必定扩大。
运动也将进一步与政治,与外交纠缠在一起,并且政府也将更加热心和熟练地掌握这个武器。
” 5·3 体育与政治的联系会继续存在 王沪宁[18]指出:“体育政治化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现象,从一个国家来说,这同种种矛盾、种种冲突有关,从国际舞台来看,这同各国间的政治较量有关。
如果说国际形势缓和了,各国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空前地发展起来,人们在相互理解、相互宽容的气氛中达到一种新境界,人们相互间的文化交融,也使大家觉得生活在一个更大的、共同的社会环境中是适宜的,到那时候,政治上的竞争可能要淡化,体育偏离奥林匹克精神的现象也可能消失。
至于现在,体育政治化是必然的,这也是我一再强调的观点。
”美国学者考德威尔·库克等[20]从人类学的观点指出:“竞技是一种严肃的事业。
因此,那些主张把体育与政治分离,并且认为必须分离的人正在严重的错觉指导下进行探索,而且正在制造根本性的概念错误。
他们所做的一切,充其量不过是其为一个理想的世界呐喊,表明期望和要求。
这只是他们所理想的世界。
从逻辑学的观点看,认为胜利在道德上和政治上是无关紧要的,这只是追求一种幻想而已。
”加拿大训练协会主席杰弗里·高恩[11]在对2000年世界体育运动发展趋势的预测中明确反映出:“尽管有反对意见,政治和政府参与体育运动的现象将继续存在下去。
”在当代和不久的将来,脱离政治的所谓“纯体育”是不可能出现的。
6 结语 (1)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是涉及到体育发展性质和方向,以及政治发展的重要问题,亟待广大体育学者、政治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作出有说服力的解答。
为了理清两者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体育与政治相互联系的逻辑系统。
(2)为了更深刻、全面地认识体育与政治之间的系统互动关系,有待进行揭示两者相互作用的机制与原理的研究。
(3)为了进一步认清当代体育与政治之间的系统互动关系,必须进一步探索两者关系密切化的深层政治、社会、体育原因。
(4)对于体育与政治关系密切化,尤其是体育的政治利用的利与弊,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应该是看两者的联系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正义伸张。
从这一意义讲,政治利益高于体育利益是历史的必然。
(下转第16页) (上接第13页)(5)面对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各国政治的多元化,人类社会的政治化,体育的大众化和国际化,体育与政治的系统互动现象必将会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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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现在林业部部长是谁
你好，现在国家没有林业部了，改为国家林业局，现任局长赵树丛，山东省诸城市人，现任全国绿化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林业局局长、党组书记，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总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