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王朝中的管理学
康熙八岁登基，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封建王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在他的统治下，清朝成为一个盛极一时的鼎盛王朝。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成功企业的成长史，我们可以从中学到颇多的企业管理经验和领导技巧。
如果说康熙是一个企业的董事长，那么成就他伟业的风云人物，如鳌拜、吴三桂、郑经、噶尔丹就是大清企业的竞争对手，索尼、遏必隆、苏克沙哈、索额图、明珠、周培公、姚启圣、李光地等等就是企业的职业经理人。
从康熙统治大清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解决企业问题的办法。
1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大清是在马背上崛起的帝国，为了江山的世世代代，孝庄与顺治从小就对接班人玄烨进行定点培养：一是最严格的素质培养，每天玄烨都要背诵120遍书，苦练骑射；二是强调实践，玄烨从小列席朝堂，耳濡目染学习领导技巧、管理知识；最重要的是传承了家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2 因为董鄂妃的去世，大清集团董事长顺治伤心不已。
他甚至要放弃董事长的身份。
感情用事会让人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做出错误的选择，如果顺治克制自己的感情，化悲痛为力量，以他的才能是能成就一番伟业的。
顺治轻易放弃祖辈辛辛苦苦打下来的事业，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3 万念俱灰的顺治试图自杀，抛弃他的家族事业，抛弃他的家庭，挫折是最好的老师，如何面对挫折、战胜心魔，是企业家必修的一堂课。
成功的企业家应该越挫越勇、越战越猛，但顺治选择了逃避。
顺治对待挫折的消极态度为继承者玄烨做出了一个坏榜样。
4 在中，顺治总结了自己多年来所犯的过失。
是顺治触及灵魂的反思，他不仅是总结过去的教训，更是对后人的警醒，更重要的是它给玄烨指引了未来的变革方向。
的作用在于：让人保持清醒的头脑，球的员工的谅解，建立独特的个人魅力，同时也能为未来指引方向。
任正非、马云等企业家都曾经给员工写过公开信。
5 四人辅政是权力平衡的产物，也是各方势力博弈的结果。
为了让这四个人能尽心辅佐康熙，孝庄将平衡之术运用得淋漓尽致：一是她极力保持势力上的平衡；二是采取恩威并用的手段；三是充分掌握四个人的弱点；四是积极培养核心中层团队；五是通过借势来打压势力突出的一方；六是保持绝对权威和绝对领导权。
6 康熙与孝庄对鳌拜的核心骨干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处死吴良辅是为了剪除鳌拜的羽翼，重用济世是为了用起长处。
对待竞争对手的人才有四个标准：一是能否为我所用；二是品性是否端正；三是能否以公司利益至上；四是是否有真才实学。
对一个领导者来说，站错队不重要，有缺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创造价值。
7 科举考试是大清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相对于举荐制、顶职取仕制，科举制是一个相对公平的选才制度，它让许多普通人有了晋升的机会。
但科举制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它将一些读书不多但时间经验丰富的实干家排除在外，例如周培公。
8 心胸狭窄、不能容人、公私不分是高级管理者的大忌。
鳌拜之所以成为孝庄和康熙的眼中钉，不在于他的功高盖主，也不在于他的势力多么强大，而在于他从来不考虑大清的利益，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为了一己私利，鳌拜不惜代价消灭异见者，甚至牺牲大清的利益。
公司利益至上，是一个高级管理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不管鳌拜立过多大的功劳，如果不能做到公司利益至上，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高级经理人。
9 联姻索尼让康熙的权力大大增加，而鳌拜的势力也因此大大削减。
善借势者让成功早来十年，善借势者往往能够以弱胜强。
在各种借势策略中，联姻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策略。
对内与高管层结亲，对外与蒙古各部和亲，通过联姻，康熙一方面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另一方面扩大了大清的势力范围。
10 功高盖主不可怕，功高胁主、挟天子以令诸侯才可怕。
作为一个功高盖主的功勋员工，鳌拜应该怎样摆正自己的心态
第一，事实为公，不谋私利；第二，推恩施惠，将功劳推给上级，把利益分享给下级；第三，避免拉帮结派。
可惜的是，鳌拜一样都做不到，而鳌拜事事都以“劳苦功高”作为筹码，寻求个人利益，从这点看，鳌拜不仅功高盖主，而且功高胁主。
11--13 善扑营是康熙倾力打造的执行团队，他堪称是高效执行团队的完美的典范。
高效团队有几个特征：一是有明确的共同目标；二是执行力强；三是完美的配合；四是抗压能力强；五是无比忠诚。
康熙善扑营的成员后来都成了大清的中坚力量。
14自大清并购大明之后，吴三桂就一直掌管西部市场，手握重权，在所辖区域享有极高的威信。
由于分公司权力太大，吴三桂逐渐脱离了总部的管控。
对待这样手握重兵、权倾一方的经理人，最好的办法就是采用蚕食策略，慢慢扶植他的亲信，拉拢他的部下，逐渐分散他的权力。
15 藩王坐大而造成的“弱总部，强地方”是很多企业的心头之患，历史上的七王之乱，朱棣造反都是因为削藩引起的。
苏东坡认为削藩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想清楚利害关系；第二步是要做到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第三步是要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
16 同样的错误只犯一次，是因为经验不足。
同样的错误犯两次以上，是因为能力不足。
犯错误的前提如果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就是因为品行不端。
对经验不足的员工要开导教育，对能力不足的员工要强化培训，对品行不端的员工要坚决辞退。
周云龙就犯了两个大忌：一是贪污，二是欺瞒。
康熙处理周云龙的作法值得管理者借鉴。
17 民主和集权，到底哪种管理方式好
过度的民主会导致效率低下，而过度的集权很容易让企业领导者犯大错。
18 朱国治是康熙制约吴三桂的重要力量，朱国治是大清职业经理人的榜样，他不仅处处将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且敢于直面困难，用于承担责任，具有牺牲精神，最重要的是胸襟宽广，能推荐比自己能力强的周培公。
得到朱国治这样的人才，是大清集团之福。
19 吴三桂的性格注定了他惨白的结局。
他太看重个人利益，仅平西一处的开销就花掉了大清三分之一的资产；他太投机，在大清进攻大明的待价而沽；他太不守信，因此无法与耿精忠、尚可喜结成攻守同盟；他太精于算计，使得他在是否首付长江以北市场的问题上犹豫不决。
这些性格缺点使他与康熙的对决中错失良机，功亏一篑。
20写过两句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意思是在危机时刻才能看得出忠臣的赤诚之心。
在一个企业里，没有什么比忠诚更重要的，一个不忠的人能力越高，他给企业所带来的伤害越大。
吴三桂的不忠诚，使得大明垮台，差点让大清覆灭。
所以康熙再选拔员工时，首先取其忠诚，而后取其公允，再后取其能力。
他为什么不干重用汉人员工，是因为他担心汉人员工不够忠诚。
朱国治称得上“诚臣”的代表。
21 颇具才干的周培公获得了重用，科举制度虽然能选拔出优秀人才，但是过于注重文采与策论，无法将周培公这样的实战派人才纳入囊中。
该怎样破格提拔人才呢
一是才能获得大多数认得认同；二是要制定破格选拔的标准，标准不能太过随意；三是要给他充分发挥才能的空间。
当然，破格选拔不能过于频繁，否则会伤害员工的感情，打击员工的积极性。
22 逼管理者站队的做法其实很愚蠢，这会造成团队的分裂。
在决定未来命运的，逼管理者站队，所起到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因此，王辅臣在攻打吴三桂所表现出的犹豫不决是情有可原的。
对待摇摆不定的管理者，可以采取三个办法：一是晓之以理，二是诱之以利，三是动之以情。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家一定要信守承诺。
23 周培公将骄横的八旗贵族子弟打造成了一纸虎狼之师，他主要有两个绝招：一是用铁律政府他们的骄傲和散漫；二是用纵容激活他们内心的贪婪与凶狠，纵容虽是很好的激励手段，但只能用在非常时期，平时不可乱用。
24 周培公被弃，许多人认为这是康熙卸磨杀驴。
康熙为什么要将天大的功劳给图海，是因为大清很早定下一个原则：武靠满人，文靠汉臣。
康熙如果让周培公立下天大的功业，必然会对满人的积极性产生极大的影响，从而打破势力的均衡。
满人是大清的根基所在，也是康熙的嫡系部队，从全局上看，康熙弃用周培公是有利于大局的。
25 合纵连横就是大清变强变大的重要原因。
从策略上说，联合弱国，能阻止强国兼并；联合强国攻打弱国，可以加快兼并进程。
大清将这两个策略运用得炉火纯青：一方面通过联姻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通过各个拉拢的方式分化蒙古同盟。
在合纵连横之下，康熙在蒙古的地位牢不可破，为收复噶尔丹奠定了基础。
26 姚启圣是典型的“恃才傲物”型人才。
对待这样的人才，要有几个策略：一是以德收之，也就是花时间、精力去感化他；二是以能服之，即在才能上将其彻底征服；三是恩威并用，对其充分授权，但要制定较高的目标，让他签订军令状；四是适当的时候挫其锐气。
康熙正是通过这四个办法，一步一步让姚启圣所折服。
27 姚启圣迁界禁海虽然牺牲了大清的部分利益，但对郑经却是致命打击。
这种做法常用在企业竞争中，比如价格战。
在市场中，实力强大的企业通常采用低价战略，将竞争对手拖入价格战的深渊中。
、就是通过价格战来抢夺市场的。
虽然在短期内牺牲了利润，但是换来的是规模的不断壮大，市场份额的不断增长。
28 剃发、登岸、称臣是康熙与郑经谈判的底线，这一原则其实也是企业并购的三原则。
削发易服其实是要求认同大清的企业文化，并购最大的难题是文化，从皇太极开始，大清就要求员工剃发，否则“留发不留头”；登岸则是要求领导层推出权力中心，融入到大清的团队；称臣则是要求移交管理权，服从大清的统一管理。
29 大清等级森严，管理层级太多，一些底层员工的好建议往往在中途就被废止了，很难传达给最高管理者。
由于流程太多，康熙要获得真实的市场信息很困难。
风闻奏事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有风闻奏事权的员工可以直接将公司的所见所闻，事无巨细直接汇报给CEO。
康熙就是通过此制度，才得以全面了解整个大清的具体运营。
风闻奏事是秘密进行的，这无形中给管理层带来了一定压力，让他们更自律、更具有危机感。
康熙通常将风闻奏事的权力授予给那些信任的甚至基层管理人员，比如施琅。
30 半部论语能治天下，儒学可以说是做成功的企业理念。
一个成功的企业理念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获得公众的最大认同；二是影响每一个员工的思想与行动；三是激发企业活力，促使企业发展。
从两汉到明清，儒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几乎所有朝代都以儒学为核心理念，其影响面之大、群众基础之深无可替代。
以仁为本、崇尚儒学定为大清的企业理念，不仅能获得最大的员工认同，也能管好前明的员工。
31 索额图不顾姚启圣、施琅的反对力主攻台，实际上反映的是领导要坦诚对待自己的短处，不嫉贤妒能，心甘情愿搭舞台；其实是要充分放权，主抓宏观，具体事务要放手；然后要有驾驭人的能力和战略；再次是要有畅所欲言说真话的氛围；最后是要尊重内行，尊重行业。
32 索额图公台大败，原因在于听得见炮火的人没有决策权。
只有在一线市场上听到“炮火声”的人，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商业战场上打出漂亮的胜仗来。
作为拥有决策权的董事长，一定要亲自站在能感受到市场信息的地方。
33 团队冲突虽然可怕，但实际上一团和气才最令人担心，因为一团和气的团队里，漠不关心和精神懈怠随处可见。
GE公司前任CEO认为开放、坦诚、不分彼此以及有建设性的冲突是团队合作成功的必须要素。
苹果准备进军手机领域时成立了两个充满竞争的开发团队，正是彼此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才诞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iphone手机。
34 姚启圣与施琅的冲突是由两人在攻台策略上的分歧引起的。
管理者冲突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公事冲突，它是由于两人在具体事务的认知差异引起的，就像姚启圣与施琅的冲突；一种是个人冲突，它通常是由个人问题引起的，如索额图与明珠的矛盾。
任务冲突好化解，关系冲突难开导。
遇到下属冲突时，企业领导者要秉持三个原则：不能侵害组织利益；如不是工作矛盾，不要轻易介入；对恶意制造矛盾者绝不手软。
35 康熙祭拜明孝陵，目的是为了收拢人心。
长久以来，大清的关键职位大都由满人担任，满人员工在福利，还是在职位上，皆实行世袭制度。
大清在用人制度上不公平，严重影响了汉族员工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周培公被弃，引发了汉族员工的不满，许多汉族员工开始怀念大明，虽然在崇祯的治理下，大明千疮百孔，但至少汉族员工有相对公平的晋升机会，而大明存在了三百多年，他们已经习惯了大明的文化氛围和用人制度。
为了寻求这些人的情感认同，康熙不仅祭拜了明孝陵，而且重用了大批具有影响力的汉族人才。
36 康熙处罚魏东亭，可以看到他在人才犯错上，有着自己的标准和原则：一是实行有功即赏、有错即罚的原则；二是不分亲疏，公平对待；三是目标至上，以结果说过。
虽然魏东亭的渎职有极其复杂的原因，但只要没有达到既定的目标，魏东亭就要受到处罚。
这似乎对魏东亭有点不公平，但这也是不得已之举，因为对康熙来说，公司利益比私人感情更重要。
37 索明二人逼李光地站队，是派系斗争的典型表现。
派系斗争如果不加以控制，对企业的危害是致命的。
派系斗争超出了内部竞争的范畴，虽夹杂着大量的私利、情感与阴谋，导致有能力的人才得不到重用，派系斗争破坏了公平的价值体系，严重打击了员工的积极性，李光地就是典型例子，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是因为党派斗争而逐渐衰亡的，比如大唐、大明等。
38 御驾亲征、微服私访是康熙与其他企业领袖的最大区别。
通过御驾亲征，康熙提振一线作战部队的勇气与信心，利用微服私访，康熙全面了解到企业最真实的信息。
虽然两者形式不同，但目的是为了倾听一线的声音。
不过御驾亲征要遵循三个原则：一是不能乱抢指挥权；二是提供充足的粮草和资源；三是要有必胜的把握，没有把握的战争最好不要御驾亲征，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39 事业与家庭发生矛盾时如何抉择
在生死关头，康熙做出了与其父亲顺治不一样的选择。
对康熙来说，家庭是家庭，事业是事业，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历史上除了，凡是后宫干政的，朝廷治理得乱七八糟，后宫干政最大的危险在于它夹杂着各种扯不清的私利，形成了不同利益的小团体。
这些因素会让最高决策者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容妃和蓝齐儿有这样悲惨的下场，是因为她们试图影响甚至改变大清的战略。
40 一个企业最重要的品格在于诚实。
CEO杨元庆认为，诚信是一个人乃至一个企业生存的根本，决不能因一时之利而损长远大计，对于不守诚信的人要坚决清除出队伍。
康熙最痛心的不是胤褆冒进被擒的事实，而是他的谎报与瞒报。
从那一刻开始，这个大阿哥从康熙的继任者名单中被划去了。
41 康熙奉行宽大为政，以恕待人的原则。
康熙的恕道让他成为了一个有人情味的领导者，也为其获得了遇事优容，明通下情的好名声。
不过，康熙的恕道并不是姑息纵容，而是有一种有原则的宽容，他的底线就是公司的基本制度，任何人想要驾驭与制度之上都是绝不可以的，比如结党营私，贪污腐败，是一定要受到处置的。
42 正大光明是康熙所奉行的另一个管理原则。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在透明化的企业里，各种潜规则是去了生存的土壤。
无论从金鱼的哪个角度去看，都可以一目了然地观察到缸内金鱼的活动情况，这就是管理的“金鱼缸法则”。
晚年，康熙意识到了透明度管理的重要性，自从挂上了“正大光明”牌匾后，正大光明成为了大清的核心理念之一。
43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粮草是否充足，决定着战局的成败，萧何“给馈饷，不绝粮道”，所以，刘邦才能大败项羽；曹操绝袁绍粮道，所以大获全胜。
两军对决，拼的是粮草，而决胜市场，品的往往就是资金流和物流。
很多企业一夜之间垮掉，大部分都是因为资金链、供应链出了问题。
因此，要在市场上大胜仗，就必须保证有充足的资金流和完善的物流体系。
44--45 康熙为何选雍正继承大统，有几个原因：一是性格坚毅，敢承担，负责人。
所有阿哥都推辞了，但雍正不仅没有推辞，而且在重重压力下完成得非常出色，这说明这个人能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有超强的抗压能力。
二是雍正善于打造人才，雍正能将李卫这样的乞儿变成了人才，而八阿哥却把伯安这样的烂泥视为了骨干。
三是公司利益至上，雍正死前，国库里有五千万两白银，这些都是靠追逼亏空得来的。
而康熙死的时候国库才有七百万两白银。
四是教子有方，雍正对儿子弘历实施了严格的教育，康熙很喜欢这个天资聪慧的孙子，他简直就是康熙的翻版。
46公元一七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驾崩，葬于景陵，庙号圣祖，享年六十九岁。
公元一六五四年，爱新觉罗-玄烨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
他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一生政绩卓著，智除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亲征葛尔丹。
经过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中国各族人民深切盼望太平与安定。
玄烨顺应了人民的愿望，完成了他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康乾盛世，也由此发端。
康熙皇帝玄烨因其文治武功卓著在位长久，被后世尊为“千古一帝”。
从《康熙王朝》谈企业的管理之道 自来有句名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其实，不论是国，还是家，甚至于企业。
领导者都像康熙学习。
看这部电视剧的最初本意只是想看，后来变成喜欢看，是因为有很多剧情让人感动，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把看这部电视剧做为不定期的工作计划了。
原因是，从这部剧中的很多事件上，都与我们现实中的企业管理之道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修身，在康熙从小开始研读孔梦老庄，经史子集，博览群书。
不断的提高自已的素质。
而且，即使国务繁忙，日理万机甚至国家动乱之际也不忘经筵日讲。
二：齐家，康熙有严格的规定：后宫不得干政。
同时对于其众多子女也是管教甚严。
三：治国。
康熙在治理国家及臣工管理方面圣明让人称道。
无论从选人，用人，育人等方面实在是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虽然对于周培公来说有失公平。
但也是出于对大局的考虑。
而且，面对索额图和明珠之间的党争一事，他听取了孝庄的教导。
不但没有被党争乱政。
反而合理的运用了其中的优势。
对治理国家做出了很 多贡献。
四：平天下，康熙当政期间的几十年中发生的几件重大历史事件中，表现出了很多的英明之处。
虽然也有过冲动和急功近利。
但最终还是化险为夷。
1：除掉螯拜——厚积薄发。
忍辱负重，计划周密，沉着冷静。
虽然表现出了多疑，但以当时的情况也可算得上明智之举。
2：裁撤三藩——虽有急功近利险。
也曾拟诏退位，但其知人善用，敢用，同时适当的放权。
最终以周培公，图海这一文一武二将几万家丁打败了吴三桂等三藩叛乱。
3：收复台湾——在启用姚启圣和司琅这两件事以及在禁海一事而面满朝文武大臣反对的形势之下，他力排从议，坚持到底，表现出了让人不得不佩服的人格魅力， 4：剿灭葛尔丹——忍痛割爱，将蓝齐儿嫁给了葛尔丹，采取缓兵之计，不打无准备之仗。
从以上几点来看，与现代企业管理之道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同国家的生发展也有很多相同之处，所以，我个人认为，此部电视剧对于企业的管理者来说不失为良师益友。
从《康熙王朝》悟企业管理之道 顺治出家之前，整日与僧人行僧参禅讲道，不理朝政，致使许多危急的奏折无法批阅，辅政大臣索尼等焦头烂额，天下将要大乱之际，皇太后孝庄命令索尼等内阁大臣停朱批，行蓝批，缓解了许多危急…… 其实，这一段对企业管理者大有借鉴之处，虽然顺治皇帝最后还是出家了（顺治出家的说法颇有争议，暂以剧情为准），但是却能悟出许多管理之道： 其一，顺治无暇顾及奏折，就会酿成天下大乱，这种现象其实在很多企业都存在，老总只要不在家或是无暇批阅文件，公司的许多工作就立刻开展不下去了，要么就是老总虽人在外但是电话不断，更有甚者，老板一个人好几部手机同时响起，一时半会忙的焦头烂额。
成功的管理者，都会有一套管理办法，但凡自己出差之时，就会指定相关代理人，或是将工作交由相关负责人代理，这样以来，自己在外出差也踏实，另外公司的事务又不会延误，更重要的是锻炼了自己的下属，历练了自己的团队，给团队和下属以充分的信任，这样团队和下属才会成长的更快，不论出了什么问题，相关的下属都能独当一面。
有时候，该放手时就适当的放手，“权力下放”，这是对下属最充分的信任，“士为悦己者死”，老板信任，这比任何薪水和职位都更能留人，无为就是有为啊，从这点上来说，顺治不是为成功的管理者，你要讲经论道，最起码不能让“天下大乱”
其二，皇太后孝庄命令索尼等内阁大臣停朱批，行蓝批，实乃明智之举，这也是大清律令之中值得管理者借鉴之处。
其实，在很多企业中都有这样的先例，很多老板为了防止管理者、包括自己独裁，组成了类似西方议会这样的委员会，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委员会决议，这样不仅减少了决策失误，而且在自己外出之时企业依旧能够正常运转，更重要的是让企业的管理者们都参与了企业管理。
这样不仅企业老总不用那么劳累，减少了决策独断的风险，而且作出了成绩还是企业的，又何乐不为呢
有一套制度体系，无论当家的在不在，企业都能够正常运转，这才是管理的高明之处。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历史教科书上对北宋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用人不当，二，改革触动了当时保守派所代表的封建官僚地主的利益。
当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会发现这两个所谓的主要原因其实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客观的来讲，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变法，其出发点都是好的，都是在立足于当时，针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弊病进行革新，富国强兵，但不敢说什么富民。
虽然孟圣人，民为贵，社稷轻之的思想是儒家正统，但封建士大夫断不会把它当了真的，只要国家财政充裕了，皇帝高兴了那就算是功德完满。
当然顺带造福了老百姓那也算意外之得，更能博得好名声。
变法最重要的是要得到皇帝的支持而不是百姓，当两者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会忠实的为他们的后台老板皇帝代言。
否者，你下去吧。
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正是领悟了这一精髓，在朝野一片反对声中，他的后台老板一直不遗余力、力排众议论地支持到底。
1067年，神宗嗣位。
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皇帝，总想要收复契丹和西夏占领的国土，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表达过，要将国库充实起来准备打仗。
作为一个积弱多年的国家，新皇帝的想法有些急于求成了。
他急需一个可以支持他大张旗鼓高歌猛进的宰相。
在欧阳修、、文彦博等（可笑的是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新法的反对者，甚至受到了王的无情打压）的推介下，加上王安石自己做地方官时候积累的名望，他就进入了皇帝的视野，职位连续升迁。
一个急于求成，一个雄心勃勃，二人一拍即合。
于是王安石顺利出相，在皇帝支持下开始变法。
我们可以想象的是，神宗之所以变法，并不是要百姓“安居乐业”，他只是希望小小的穷兵黩武一下，所以从一开始，这次变法就充满了剥削色彩，这就是皇帝给熙宁变法定的方针基调，这就注定了变法的先天不足。
这就是变法的终极目标“富国强兵”，老板给了王安石这个命题，接下来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围绕它展开，与富民何干
出发点是好的，那就要来看看这个执行者的情况，计划总是要由人来执行的，王安石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人物，的名头可不是吹的。
同时他也是政务高手，在做具体事务时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想法，20多年一直心甘情愿呆在基层工作，不愿入朝做京官。
善待老百姓，具有崇高的官声与民望。
变法前王安石年富力强，曾任多年地方官员，在朝中也几经沉浮，了解国政民情，虽未受大用，但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声誉，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
人们称赞他质朴节俭，不嗜酒色财利；赞美他视富贵如浮云，不以自身荣辱进退为意；钦佩他好学深思，深通经术，成一家之学。
说：“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指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
”尤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几年前上书宋仁宗，力陈“理财为先”的改革建言，与神宗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不谋而合。
英君贤臣风云际会，撞击出一串激情的火。
王安石的特立独行：他从不妥协，从不关注与考虑别人的意见，果敢自信、生机勃勃。
他用天然纯真近乎痴的的个性与完美的个人品行获得了后人的赞誉。
但正因为他的从不妥协，从不关注与考虑别人的意见，果敢自信注定了熙宁变法的失败，作为一个领导者可以果敢自信、生机勃勃。
但必须有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度量，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
但王安石这位有名的“拗相公”取太过自信，且不能容人，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一贯我行我素，导致朝中大臣多与他决裂。
这当中有人原来是他的靠山，如韩维、吕公著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上司，如富弼、韩琦等人；也有人原来是他的朋友，如范缜、等人。
虽然他们都是一时俊杰，朝廷重臣，却因为不同意王安石的某些做法而被逐一赶出朝廷。
特别是，念在与王安石共事数年的交情上，曾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劝他调整自己的治国方略。
可惜王安石就是执迷不悟，看一条驳一条，导致司马光最后与他分道扬镳，终身不再往来，直到公元1086年二人同年去世为止。
当下有考证说，王安石由于其偏执人格，所以不善听取不同意见，因而树敌过多。
偏执类型的人，一般都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并十分敏感，固执己见，自命不凡。
此外，人格偏执的人，还十分缺乏同理心，不能站在他人角度考虑问题，易将错误推诿他人或种种客观原因。
凡此种种，都会使当事人在待人处事中表现出种种的偏向、偏见、偏信、偏好、偏激行为，并给其及合作共事带来极大的阻碍。
许多史书，都把作为正面典型来歌颂，包括伟大的列宁同志对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赞赏有加，罗斯福执政期间，曾派副总统来中国，搜集有关中国古代宏观经济调控的资料，以为做借鉴。
其中有有相当重要的资料，就是关于的。
王安石变法不放在任何环境中看确实是创举，可是真正实行下来，给当时的百姓带来了多少灾难，给当时的经济带来了多少损失
确实，按照林语堂的说法，这王安石变法确实是一个疯子的妄想
首先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满足老板富国强兵欲望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理财，理财说白了就是搞钱，但这个钱该怎么搞呢
你不能平白的让大宋政府自各铸钱玩，社会流通货币必须和社会财富存在一定比例关系，以此来稳定物价，稳定市场，稳定社会。
同时在当时有没有所谓的对外贸易。
可以改革开放，挣外国人的钱，余下的只能搞活经济，但在当时自然农耕经济占绝对主导，商业作为微末的当时，财富总量是一定的，短期经济改革很难凸显成效，王安石一头指望着高歌猛进，短期成效便有了大跃进的味道。
让老百姓手里的钱活动起来，便把老百姓的钱“理”进了“官家”的口袋。
几乎每次朝会，司马光、苏轼等人都诘难王安石这个问题，王没法正面回答。
但他有一套为变法立言的原则：，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他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
”有此信念，在他看来，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
他是光顾自己一逞政治抱负，变法变得快活，而置百姓的生存于不顾。
漠视弱势群体的血和泪。
政治家是不会认错的。
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成了大宋政界围绕新法是“利民”还是“害民”展开争论而形成的最大的一场政治角力，政见不同的臣僚纷纷发表看法，难以骑墙。
原来的中书和台谏班子，多数是变法的反对派，所以，王安石主持中央政局之后，对这些部门进行了大清洗，逐谏官，罢谏院，排中丞，撤中丞，贬御史，等等。
就列举熙宁元年至四年被王安石罢免的十九位台谏名单。
并且，引进同党李定、薛昌朝、谢景温，等等，基本封杀了反对的声音。
于是，轰轰烈烈的变法期间，或者是“台谏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者”，或者是执政大臣“专用其亲爱之人”为台谏官，“或小有违忤，即加贬逐，以惩后来，必得佞谀之尤者，然后为之”。
在这种功利目的前提下引进的台谏，往往多观言察色、见风使舵之辈，有的声嘶力竭为变法呐喊助威，好也好，不好也好；有的扛着一个拥护变法的大招牌，行灭杀政敌、搜刮民财之事，如“乌台诗案”中陷害苏轼的李定、舒
等。
南宋章如愚在《山堂考索续集》中谴责说：“安石作俑，始于钳天下之口。
” 一方面是上层政场上的清洗，另一方面就是对下层百姓的言论封堵。
为了防止百姓不满而讪谤帝国伟大的新法，熙宁五年春正月，朝廷下令在首都设置逻卒兵丁，对百姓实行“监谤”，不许乱讲新法如何。
“深疾谏者，过于仇雠；严禁诽谤，甚于盗贼”，“潜遣巡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
” 今天很难理解一个好的改革方案怎么会闹上至公卿下至黎民皆怨声沸腾。
同时改革者还要钳民之口。
作为一个诗文词章中体恤民疾、赈济困乏的王安石在这场变法中已经找不到踪迹，他甚至连最基本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都抛到了脑后。
易中天说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
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民怨与他何干。
大夫公卿反对与他何干。
老子认定的事十头牛都休想来回来。
君子退则小人进，毛主席曾有一句名言：“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王安石变法不仅政策有误，用人更是有误，起用了一大批虽顺从己见却阴险狡诈之徒，最终导致“小人乱政”，“奸人坏法”。
王安石的变法无法得到主流士大夫的支持，只能选择一些有冲劲但未必有人品的人来执行他的新法，不管黑猫白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
这是很多人对王安石变法用人主旨的看法，但我觉得也对也不对。
王安石选用的这些人有些是有些才能，但未必是对变法有益的才能，还有些连才多说不上，只单单是能够支持表法，为变法摇旗呐喊，便也委以重任。
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尽是后世声名狼藉之辈，绝大部分都被列进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册中。
这些人初入官场时，大多做事尽心尽意，尽显才干；但时间久了，他们便以王安石为榜样，用人唯亲，排除异己，并做事急功近利，唯利是图，为达目的可以做出种种人所不齿的事情来。
古人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作为一个在文坛有才名，做官有清名，做人有贤名的王安石怎么就和这帮子人厮混作一堆了呢
王安石自尊心太强了，也十分敏感，固执己见，自命不凡。
同时还十分缺乏同理心，易将错误推诿他人或种种客观原因。
这使得在待人处事中表王现出种种的偏向、偏见、偏信、偏好、偏激行为，并给其人际沟通及合作共事带来极大的阻碍。
王安石早年在《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提出了“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人才观，认为若“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才”。
可惜，王安石口头上讲用人要从长计议、任人唯贤；行动上却急功近利，滥用亲信。
这虽为他的政策执行带来一时的便利，却为他的变法失败埋下了祸根。
而到了后来，北宋的朝政已不再是变法与否的争论，而是疯狂迫害异己的斗争。
想来这都是王安石偏执人格惹的祸
而那一帮奸佞之臣往往没有立场，唯利是图，可以厚颜无耻，颠倒黑白，对王安石马首是瞻，在此急需用人之时，使几乎孤立在士大夫之外的王安石有了依傍和归属，便引为知己做了同志。
王安石由于其过于自信偏执，得不到大多数比较清醒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同时也给奸诈小人以专营之机。
不无法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来完成“熙宁变法”的大业。
一个人格不完善的人，是无法领导社会进步的。
说到底，一个性格“拗扭”之人，何以包容天下，礼服众心呢
说完了变法目的的天生缺陷，变法领导者和支持者的人格缺陷，接下来要考究的是变法的法自身有没有问题。
首当其冲的是青苗法，青苗法是当时最主要的一项变法也是后世最具争议的一项政策。
所谓青苗法就是由政府以低于私人利率的利率向农民贷款，农民以地里的青苗为贷款抵押。
王安石在当地方官时这种作法效果不错，在陕西推行时也颇受欢迎。
但当推向全国时，却引发了灾难性后果。
各地都有固定的贷款准备金，上级下达的任务是要全部贷出去，并完成百分之二十的增值。
有了硬指标，官员们就要用硬手段。
“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和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凡为官者必有私欲。
烂透的大宋王朝，新法沦为一条生财之道。
为了最大的谋取私利，有些地方官员甚至把利率提到了30%。
到最后青苗法代替民间资本成为官家垄断的高利贷生意。
他们还根据农户的经济状况，将之分为不同等级，各自要承担不同的贷款额度，而不论你是否需要。
同时，为了保证还贷，又让富户与不同等级的农户结为利益共同体，由富户提供担保或抵押。
青苗法实行后连年自然灾害，官员逼债，当时因为还不了钱的百姓很多，没有即时逃亡的就被投入监狱，老百姓坐牢之后，田地自然就荒废了。
在当时原始的自然经济下，没有重大的生产技术革新，生产力很难在短期得到提高，社会财富的积累只能依靠人，当大量的劳动力投进监狱，或抛荒盲流后，财富还靠什么来积累，这创造的钱怎么也不会比以前多，可是皇上还等着看变法的成效，这个成效就是眼睛看得见的钱财。
恶性循环之下，逼迫更甚，从而导致农户纷纷破产，连富户也无法幸免。
然而这仅仅是表面上我们看到的原因，强行摊派，政绩工程的荼毒，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青苗法的实行完全违背了经济学原理，从王安石变法中我们可以看到，青苗法和常平法本应当由两个相互独立的机构来实施，而不能有一个机构来实施。
应为青苗法本身是有赢利性质的，而常平法则无赢利性质。
两则共为一个机构的职能，势必成为寻租之牺牲品，无法执行常平的只能。
而常平不在青苗法必成搜刮民膏之猛虎。
王安石公然允许青苗法之收益添支吏人餐钱，吏人必定运用常平之力量，更加增大价格波动，并运用青苗法获取暴利。
王安石变法前，大宋有常平法，即常平仓负责吞吐货物来稳定社会物价。
其不以赢利为目的，作用类似于中央银行。
王安石变法后设置了青苗法，通过向农民发放信贷来控制春秋不同季节的货币投放总量，并允许获取利润以作实施青苗法吏人的餐钱，其作用类似于商业银行。
当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合作一家。
悲剧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均输法与市易法目的在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对百姓的垄断与盘剥。
但这项政策的实质是用官商代替民商，管倒代替了民倒。
而且管倒还有政府撑腰，制度护航，岂不知官商比民商更坏。
一来民商之间还是有竞争的，垄断程度和能力有限，盘剥程度也有限，但当国家垄断了市场、货源、价格时，其盘剥的对象扩大到民商和百姓。
在这种新法之下，政府官员控制了批发与零售业务，普通商人无论大小要做生意先要经过官员的几道审批关口。
交易费用由于贿赂官员而大大增加了，物价上涨不说，许多商人无法经营下去，工商业凋零。
除了掌握交易权的官员致富之外，对整个社会和百姓又有什么好处呢
在国家垄断和官家直接与民争利的情况下，政府还怎么平抑物价，稳定市场。
发挥经济杠杆作用呢，如此下来政府反倒成了兴风作浪的源头。
很多变法的条例，出发点不可谓不好，但当国家成为最大的庄家后，官员便有了贪污的便利，也有了盘剥贪污的动力。
相比后世，雍正年间的火耗归公政策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样是理财，同样是在老百姓手里抢银子，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皆大欢喜。
明代中期实行一条鞭法后，赋税普遍征银，百姓所缴的银子由于纳税量不太多，大多以小块的碎银为主，各州县衙府汇总上缴国库时，要将碎银熔炼成大块，在碎银熔炼过程中发生的损耗，州县官吏要求百姓补足，于是在应缴税银之外，纳税人还要多缴一些，这多缴的部分就叫“火耗”，用来补偿熔炼碎银损耗和运输费用。
按照碎银熔炼损耗规律，一般损耗率在1%-2%左右，而州县官吏却大肆多征，每两加耗到二三钱，附加税达到正税的20%-30%，有时更高。
清初，征收火耗比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文献记载，康熙后期各省征收火耗一般省份达到三四钱，最高的达到七八钱，百姓不堪重负。
清代火耗征派量加大，除地方官吏贪得无厌，借火耗之由巧取豪夺外，还与清初官员实行低薪制度、允许地方官吏加征火耗补其不足有关。
火耗的狂征，一方面腐蚀着整个官僚队伍，另一方面，加重着人民的负担，同时也影响了国家税收的增长。
为此雍正实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其要点有四：第一，公开声明“州县火耗原非应有之项”，之所以继续收取，是出于补助地方政府办公费用不足和发放官员养谦银的需要；第二，各省委托所属州县按照规定的火耗率组织征收，收取的火耗全额上缴国库，再由中央下拨，以补助地方公务开支及发放养廉银，同时规定地方必须接受中央的检查和监督；第三，各省可根据情况灵活掌握火耗征收，但必须在中央规定比例内只能降低，不能提高，擅自提高者，严加惩处；第四，发放养廉银后，如地方官吏还私下加派，掠夺百姓，贪污受贿，应严历惩处。
经过6年的努力，雍正在全国各省实行了火耗归公的改革，被称之为“万世不易之法”。
此次改革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一是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地方财权，一向由地方支配的火耗收入转为中央集中控制和管理，增加了地方政府对中央的依赖程度；二是遏制了地方官吏私自滥征加派的歪风，澄清了吏治。
火耗归公后，中央对各省征收火耗银由过去的暗收复为明收，并规定征收率，大大遏制了地方官吏滥征加派之风。
同时，中央拨补地方行政开支不是，发放地方官吏养廉银两，促使地方官吏大大减少了腐败作为；三是减轻了百姓负担。
火耗归公后，各省火耗率一般固定在10%-15%左右，百姓负担大减；四是大幅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
仅仅十几年时间，国库存银由康熙末年的800万两增加到雍正末年的6000万两。
其实关键一点在人心，原来火耗的收取多少都入了官员的私囊，现在不行了，国家有了征收比例的严格要求，多收了也进不了自己的口袋，于是乎，便没了多少盘剥贪污的动力。
而王安石变法所有的政策都成了官员从中谋私，鱼肉百姓的工具。
贪污本不需要动力，当官家给了便利，政策从中帮忙后，不要说动力了，简直就是政府拿着鞭子叫你去盘剥，不贪污都成二百五了。
出发点还好，富国强兵，但先天不足，急功近利。
领导者太自我，得不到主流社会的支持，没有好的团队，尽是些奸佞小人，政策有误，助长了腐败，压榨了百姓，导致广大底层民众的强烈反对和厌恶。
天时，地理，人和，兼不占，老天爷也不帮忙，变法期间连年灾荒。
导致民生凋敝，民怨沸腾。
王安石变法一疯子的妄想不为过也。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还原事件的真相，思辩历史的真伪。
不迷途于书，不迷失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