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者为什么反对核能
1. 无知：这个原因虽然简单但最为普遍。
我并不打算在这里道貌岸然地说教或者显得自命不凡，但只要读上两到三本书就能大大减弱人们对核能的那种本能的抵触心理。
人们对任何程度、任何类型的辐射都怀有几分惧怕，并担心核电站将释放出大量的辐射（事实上，核电站释放的辐射还不到人体在自然环境中接受的辐射量的几分之一），担心核废料会不会成为一个十分棘手且无法解决的难题（其实，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决策问题，而非技术难题）。
所有这些疑问，都可以通过阅读几本关于核能和辐射的基础书籍来消除。
从中获得的最重要也最明白无误的事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危险（如交通安全、空气污染等）要比核能所带来的大上几百倍，而我们早已对前者习以为常。
半个世纪以来，大约500座核电站开足马力为数百万人提供能源，期间仅发生了两次严重的事故——切尔诺贝利事件和福岛事件，而且其中一起纯粹属于意外，而另一起完全可以预防。
这两起事故导致的人员伤亡数量远小于其他任意一种能源，更不必提燃烧化学和石油燃料所造成的无孔不入的环境污染。
此外，火力发电站的辐射量也远高于核电站。
两起历史上最严重的事故对应的低伤亡率恰恰证明了核能在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美国境内的普遍安全性。
阻碍核能在美国大规模应用的是政策的惰性以及本能的畏惧心理，而不是健全的成本收益评估系统。
高昂的成本主要来自于那些不切实际的标准和一级又一级的官僚系统。
以废料回收和处理问题为例，表面上看是技术上存在无法解决的难题，但进一步的调查往往会揭示政治和社会管理才是症结所在。
并不是说废料处理或者建立核电站的应急措施无关紧要，但更深入的研究几乎总是表明，实际情况比大多数人预想的更好，而真正的反对理由往往出自人为因素，而非技术因素。
有几本较客观的书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中肯的见解。
首先，我想推荐理查德•罗德斯（Richard Rhodes）的几份外交文书和他所写的《核能的复兴》（Nuclear Renewal），这本书谈到了核能是如何在像法国这样的国家里安全地大面积发展起来的。
塞缪尔•格拉斯登（Samuel Glasstone）关于原子能的经典名著也是很好的基础读物，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的书也不错。
格温内斯•克雷文斯（Gwyneth Cravens）极富教育意义的《拯救世界的力量》（Power to save the world）特别值得注意，因为格温内斯曾经非常激烈地反对核能，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她发现她对核能钟爱有加。
这实在是一个事实胜于雄辩的极好例子。
另一个不那么严肃、既轻松又愉快的药方是斯科特•海博林（Scott Heaberlin）的《利用核能发电的理由》（A Case for Nuclear-Generated Electricity）。
对于那些具备一定科学知识的人，我推荐大卫•波登斯基（David Bodansky）的《核能》（Nuclear Energy）。
不仅如此。
还出现了一些异常振奋人心的新技术，经改进的新一代反应堆和钍基核燃料再循环系统即将崭露头角。
这些进展将进一步增加核能的安全性（包括被动安全性和防止核扩散能力），提高运行效率，降低投产成本。
就这一点而言，液态氟化钍反应堆绝对值得关注，而理查德•马丁（Richard Martin）的《超级燃料》（Supefuel）一书很好地阐明了它的运行原理和优势所在。
再强调一次，阻碍这些设备试行和投产的阻力来自于政策而非技术水平。
2.负面的心理联想：在自由主义者心里，核能与两个负面的印象联系在一起，但这两个有失公平的联系其实来自于他们对核能的反感。
其中之一便是将核能与核武器联系在一起。
了解核反应堆与核武器区别的基本知识有助于解开这一误会，例如，与普通人所料想的不同，反应堆并不会像核弹一样爆炸，这已经被确证多年了。
需要知道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每一种能源都有潜在的风险，而且核扩散的危险主要应归咎于人为失误，而不是核能本身。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国际监督系统，防止核原料被用于制造武器，而不是禁止核原料和核技术。
另一个有失偏颇的观点是抵制核就是保护环境。
遗憾的是，坚定的环保主义者是促成这一印象的主要责任人。
他们几十年来对核能的抵制确实有正当的理由，但大部分最后都沦为荒谬、固执而夸大事实的论断。
海伦•卡蒂考特（Helen Caldictt）致力于反对核武器的行为是值得赞赏的，但她同样也是一个典型的偏离正道的和平贩子。
在她最近写的一本书中，对实际情况的歪曲和误解随处可见，有的地方甚至到了严重的地步，论证过程无视一些简单的科学原理，而且在材料选择上也是报忧不报喜。
与卡蒂卡特相反的一个著名例子是盖亚假说的提出者詹姆斯•罗夫洛克（James Lovelock），他也曾坚定地反对核能，直到他发现相比于化石燃料，核能是真正廉价、高能效并且低碳的能源。
他还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太阳能和风能固然能在能源板块上占有很小的一部分位置，但核能技术已经是现成的了，而且在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问题上，它是唯一一种能快速被广泛利用的能源形式。
确实，自由主义者需要明白核能与环境保护是完全兼容的。
核能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非常少，而且它可以说是高效率的典型代表。
3. 废料：这又是一个与第一条原因有关的观点。
许多人认为废料是来源于核能的最大威胁，他们担心如果放任核能发展的话，我们将生活在重重的核废料当中。
上文提到的许多书籍都有具体描述核废料的独立章节。
这个问题确实不容小觑，问题主要在于填埋含钚废料效率不高，而且会带来核扩散的危险。
如果我们能大幅提高回收利用率，那么很多核废料的危险性都能降低，需要处理的核废料也将更少量，更安全。
尤卡山计划的失败应归结为草率的政令，它引发了一起***危机。
相反，其他像废料隔离实验室（Waste Isolation Pilot Plant）那样的公司则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报道。
（译注：尤卡山位于美国拉斯维加斯附近，美国政府曾花费22年，斥资90亿美元在此建设核废料永久储存仓库，但该项目于2009年被奥巴马政府终止。
）4. 该死的共和党：核武器同好战的右翼政客之间的联系确实存在，并导致自由主义者厌恶一切与核有关的事情。
如果权力同武器的错误联系已经在你头脑中扎根的话，那么将核能与右翼势力抬头相联系也就很难避免了。
实际上，老布什和罗纳德•里根曾经主持过战略武器的削减改革，并且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共和党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与核能相关的条款。
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英霍夫等否认气候变暖的政客们也已经表示支持核能。
只有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才能消除这种错误的政治联系印象。
支持或者反对核能都应该与党派偏见无关。
判断核能有什么样的优点是科学家的事，这与政治或者党性无关，更与是否反对英霍夫没有关系。
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最重要的是把支持或反对核能的人的政治资历和核能客观上的功与过区分开来。
对未知的恐惧：这仍然与第一条原因有关。
很不幸，对未知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自由主义者反对许多其他大有前途的科学技术，包括疫苗和转基因技术。
最近，我参加了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会议，晚宴上我与一位友善的报道记者邻座。
我们讨论了核能的优点和现存问题，而她所讲的内容几乎囊括了所有像她这样既通情达理又聪明却仍然反对核能的人的观点。
她说：“我只不过对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不太放心。
”事实上，人和其他生物的区别恰在于人类能够发现大自然的秘密，并据此趋利避害地驾驭它们，特别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人类迎接未知的挑战，理解并利用未知事物的惊人能力正是科学技术的真正力量所在。
我们看不到X射线，但依旧在使用X射线透视仪（讽刺的是，透视仪的辐射要远大于核电站的辐射）。
只有加大核能知识的宣传力度，才能扫除人们对未知事物的疑虑，正如我们曾经成功推广了核磁共振等最新技术一样。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一块指尖大小的铀产生的能量就相当于燃烧2000磅（译注：约合907千克）煤炭所释放的热能。
这可以说是人类同大自然较量的一次令人惊叹的成就，而较量的成果正是来自于大自然本身的能源。
发现核能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我们将日月星辰带到我们的世界，熄灭它们的光辉实在是有愧于我们在宇宙中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也会给我们的后代带来巨大的灾难。
关于作者：瓦尔什尼•乔戈里卡（Ashutosh Jogalekar）是一位化学工作者，他对科学史和哲学也很感兴趣。
他将科学定义为人类经验的集合体，它包罗万象又细致入微。
历届诺贝尔医学奖
自1901年首次颁奖起，至2006年为止，全世界有476人获得，其中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有162人。
在这476位得主中，有四位曾两次获奖。
其中，波兰裔法国女物理学家、化学家Marie Sklodowska Curie（玛丽‧居礼）（即居礼夫人）获得1903年的诺贝尔物理奖与1911年 美国物理学家John Bardeen（约翰‧巴丁）获得1956年与1972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在所有得奖科学家中，有三对夫妻共同得奖。
法国物理学家Pierre Curie（皮耶‧居礼）和Marie Sklodowska Curie（玛丽‧居礼）夫妇获得1903年物理奖。
在所有得奖科学家中，包含有5对父子。
共同得到1915年物理奖的是William Henry Bragg & William Lawrence Bragg(布拉格父子)；分别得到1906年物理奖和 1937年物理奖的是Joseph John Thomoson & George Paget Thomson(汤姆逊父子)；分别得到1922年物理奖和1975年物理奖的是Niels Bohr & Aage Niles Bohr(波尔父子)；分别得到1924年物理奖和1981年物理奖的是Karl Manne Georg Siegbahn & Kai Manne Borje Siegbahn(赛格巴恩父子)。
在所有得奖科学家中，有10位女性科学家。
其中得到物理奖的是1903年得奖的Marie Sklodowska Curie(玛丽‧居礼)与 1963年得奖的Maria Goeppert Mayer(玛丽雅‧梅耶)。
在所有得奖科学家中，有6位是华裔科学家。
分别是1957年物理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1976年物理奖的丁肇中；1986年得化学奖的李远哲；1997年得物理奖的朱棣文；1998年得物理奖的崔琦。
得主 时间 姓名 中文译名 国别 获奖原因 1901年 J.H.van't Hoff范霍夫荷兰研究化学动力学和渗透压的规律 1902年 E.FischerE.费歇尔德国合成糖和嘌呤衍生物 1903年 S.Arrhenius阿累尼乌斯瑞典提出电离学说 1904年 W.Ramsay拉姆塞英国发现惰性气体 1905年 A.von Baeyer拜耳德国研究有机染料和 1906年 H.Moissan莫瓦桑法国制备单质氟 1907年 E.Buchner布赫纳德国发现非细胞发酵现象 1908年 E.Rutherford卢瑟福英国提出放射性元素蜕变理论 1909年 F.W.Ostwald奥斯特瓦尔德德国研究催化、化学平衡、反应速 1910年 O.Wallach瓦拉赫德国研究脂环族化合物 1911年 M.CurieM.居里德国发现钋和镭 1912年 V.Grignard格林尼亚法国发现用镁做有机反应的试剂（被称为格式试剂）P.Sabatier萨巴蒂埃法国研究有机化合物的催化氢化反应 1913年 A.Werner维尔纳瑞士提出配位化学理论 1914年 T.W.Richards理查兹美国精确测定许多元素的原子量 1915年 R.Willstater威尔施泰特德国研究植物色素，特别是叶绿素 1916年 未颁奖 1917年 1918年 F.Haber哈伯德国发明合成氨法 1919年 未颁奖 1920年 W.Nerst能斯特德国研究热化学，提出 1921年 F.Soddy索迪英国首次提出同位素概念，并证明了位移定律 1922年 F.W.Aston阿斯顿英国发明质谱仪，用它测定非放射性元素的同位素 1923年 F.Pregl普雷格尔奥地利发明有机化合物的微量分析法 1924年 未颁奖 1925年 R.Zsigmondy齐格蒙迪奥地利阐明胶体溶液的多相性，创立胶体化学的现代研究方法 1926年 T.Svedlberg斯维德伯格瑞典发明超离心机，用于研究分散体系 1927年 H.Wieland维兰德德国研究胆酸组成 1928年 A.Windaus文道斯德国研究胆固醇的组成及其与维生素的关系 1929年 A.Harden哈登英国阐明糖的发酵过程以及酶和辅酶的作用 H.von Euler-Chelpin奥伊勒-凯尔平瑞典 1930年 H.FischerH.费歇尔德国研究血红素和叶绿素，合成血红素 1931年 C.Bosch波施德国研究化学上应用的高压方法 F.Bergius贝吉乌斯德国 1932年 I.Langmuir兰米尔美国研究表面化学和吸附理论 1933年 未颁奖 1934年 H.C.Urey尤里美国发现重氢 1935年 F.Joliot-CurieF.约里奥-居里法国人工合成放射性元素 I.Joliot-CurieI.约里奥-居里法国 1936年 P.Debye德拜荷兰提出偶极矩概念并利用它和X射线衍射法研究分子结构 1937年 W.Haworth霍沃斯英国研究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C的结构 P.Karrer卡雷瑞士研究、核黄素、和B2的结构 1938年 R.Kuhn库恩德国研究和维生素 1939年 A.Butenandt布特南特德国研究性激素 L.Ruzicka卢齐卡瑞士研究聚亚甲基和高级萜烯 1940年 未颁奖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G.Hevesy海维西匈牙利利用同位素示踪法研究化学过程 1944年 O.Hahn哈恩德国发现重核裂变现象 1945年 A.Virtanen维尔塔宁芬兰发明饲料贮藏保鲜法 1946年 J.B.Sumner萨姆纳美国分离和提纯结晶蛋白质酶 L.H.Northrop诺思罗普美国制备纯净状态的酶和病毒蛋白质 W.M.Stanley斯坦利美国 1947年 R.Robinson鲁宾逊英国研究生物碱 1948年 A.W.K.Tiselius梯塞留斯瑞典研究电泳和吸附分析，发现血清蛋白的组分 1949年 W.F.Giauque吉奥克美国研究超低温下物质的特 1950年 O.Diels第尔斯德国发现双烯合成反应 K.Alder阿尔德 1951年 E.M.McMillan麦克米伦美国 人工合成超铀元素 G.T.Seaborg西博格美国 1952年 A.Martin马丁英国 发明分配色谱法 R.Synge辛格英国 1953年 H.Staudinger施陶丁格德国 提出高分子概念 1954年 L.Pauling鲍林美国 阐明化学键的本质以解释复杂分子结构 1955年 V.Du Vigneaud杜·维尼奥美国 研究生物化学中的重要含硫化合物，合成多肽激素 1956年 N.Semyonov谢苗诺夫前苏联 研究气相反应的化学动力学 C.Hinshelwood欣谢尔伍德美国 1957年 A.R.Todd托德英国 研究核苷酸和核苷酸辅酶 1958年 F.Sanger桑格英国 测定胰岛素的分子结构 1959年 J.Heyrovsky海洛夫斯基捷克 发明极谱分析法 1960年 W.F.Libby利比美国 发明放射性碳素测年法 1961年 M.Calvin开尔文美国 研究的化学过程 1962年 M.F.Perutz佩鲁兹英国 测定血红蛋白结构 J.C.Kendrew肯德鲁英国 1963年 K.Ziegler齐格勒德国 研究乙烯聚合的催化剂 G.Natta纳塔意大利 研究丙烯聚合的催化剂 1964年 D.C.Hodgkin霍奇金夫人英国 测定等大分子结构 1965年 R.B.Woodward伍德沃德美国 人工合成、胆固醇、叶绿素等复杂有机物 1966年 R.S.Mulliken马利肯美国 创立化学结构分子轨道理论 1967年 R.G.W.Norrish诺里什英国 发明测定快速反应技术 G.Porter波特英国 M.Eigen艾根德国 1968年 L.Onsager翁萨格美国 创立不可逆过程的热力学理论 1969年 D.H.R.Barton巴顿英国 研究有机化合物的三维构象 O.Hassel哈塞尔挪威 1970年 L.F.Leloir莱洛伊尔阿根廷 发现糖核苷酸及其在碳水化合物生物合成中的作用 1971年 G.Herzberg赫茨伯格加拿大 研究分子光谱学，特别是自由基的电子结构和几何结构 1972年 C.B.Anfinsen安分森美国 研究核苷核酸酶的三维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和蛋白质的折叠链的自然现象 S.Moore莫尔美国 W.H.Stein斯坦美国 1973年 E.O.FischerE.O.费歇尔德国 制备和测定了夹心面包结构的 1974年 P.J.Flory弗洛里美国 研究长链高分子及高分子的物理性质与结构的关系 1975年 J.W.Cornforth康福斯英国 研究有机分子和酶催化反应的立体休学 V.Prelog普雷洛格瑞士 从事有机分子及其反应的立体化学研究 1976年 W.N.Lipscomb利普斯科姆美国 研究硼烷和碳硼烷的结构 1977年 I.Prigogine普里戈金比利时 研究热力学中的耗散结构理论 1978年 P.D.Mitchell米切尔英国 研究生物系统中的能量转移过程 1979年 H.C.Brown布朗美国 在有机合成中利用硼和磷的化合物 G.Wittig维蒂希德国 发现维蒂希重排反应，提供了新的制烯方法 1980年 P.Berg伯格美国 操纵基因重组脱氧核糖核酸分子 W.Gilbert右尔伯特美国 用化学方法决定脱氧核糖核酸中核苷酸的排列 F.Sanger桑格英国 1981年 福井谦一日本 创立前线轨道理论 R.Hoffmann霍夫曼美国 提出分子轨道对称守恒原则 1982年 A.Klug克卢格英国 以和X射线衍射法研究核酸-蛋白质复合体 1983年 H.Taube陶布美国 研究金属配位化合物的电子转移机理 1984年 B.Merifield梅里菲尔德美国 研究多肽的合成 1985年 H.A.Hauptman豪普特曼美国 开发了应用X射线衍射法确定物质晶体结构的直接计算法 J.Karle卡尔勒美国 1986年 D.R.Herschbach赫希巴赫美国 研究交叉分子束方法和化学反应动力学 李远哲美籍华人 J.C.Polanyi波拉尼美国 1987年 C.Pedersen佩德森美国 合成能模拟重要生物过程的有机化合物，为超分子化学奠定基础 J.-M.Lehn莱恩法国 D.Cram克拉姆美国 1988年 J.Deisenhofer戴森霍弗德国 解析了细菌光合作用反应中心的立体结构，阐明了其光合作用进行的机制 R.Huber胡伯尔德国 H.Michel米歇尔德国 1989年 S.Altman奥尔特曼美国 发现核糖核酸具有酶的催化功能 T.R.Cech切赫美国 1990年 E.J.Corey科里美国 提出有机合成的逆合成分析原理 1991年 R.R.Ernst恩斯特瑞士 发展高分辨核磁共振波谱学方法 1992年 R.A.Marcus马库斯美国 创立溶液中的电子转移过程理论 1993年 K.B.Mullis穆利斯美国 发明多聚酶链式反应技术 M.Smith史密斯加拿大 发明寡聚核苷酸基定点诱变技术 1994年 G.A.Olah欧拉美国 研究碳正离子化学 1995年 P.Crutzen克鲁岑德国 阐述对臭氧层厚度产生影响的化学机理，证明化学物质对臭氧层构成破坏作用 M.Molina莫利纳美国 F.S.Roweland罗兰美国 1996年 H.W.Kroto克罗特英国 发现富勒烯 R.F.Curl,Jr.苛尔美国 R.E.Smalley斯莫利美国 1997年 P.B.Boyer博耶美国 发现人体细胞内负责储藏转移能量的离子传输酶 J.E.Walker沃克尔英国 J.C.Skou斯科丹麦 1998年 W.Kohn科恩奥地利 提出密度泛函理论，开辟处理复杂多电子体系的新方法 J.Pople波普英国 1999年 A.Zewail兹韦勒美籍埃及人 利用激光闪烁研究化学反应（飞秒化学） 2000年 艾伦·黑格美国 有关导电聚合物的发现 白川英树日本 艾伦·马克迪尔米德美国 2001年：美国的威廉·诺尔斯、巴里·夏普莱斯、日本的野 依良治，表彰他们在更好地控制化学反应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
这为发明治疗心脏疾病和帕金森病的药物铺平了道路。
2002年：美国的约翰·芬恩、日本的田中耕一、瑞士的库尔特·维特里希，表彰他们发明了对生物大分子进行确认和分 析的方法。
2003年：美国的彼得·阿格雷和罗德里克·麦金农，表彰他们在细胞膜通道方面做出的开创性贡献。
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以色列科学家阿龙-西查诺瓦、阿弗拉姆-赫尔什科和美国科学家伊尔温-罗斯。
三人因在蛋白质控制系统方面的重大发现而共同获得该奖项。
他们突破性地发现了人类细胞如何控制某种蛋白质的过程，具体地说，就是人类细胞对无用蛋白质的“废物处理”过程。
2005 nobel 化学奖:74岁的法国人伊夫·肖万、63岁的美国人罗伯特·格拉布和60 岁的美国人理查德·施罗克，因在烯烃复分解反应研究方面的贡献即发现了化学键在碳原子间是如何断裂和形成的，而荣获2005年度诺贝尔化学奖。
2006 nobel 化学奖:美国科学家罗杰·科恩伯格因在“真核转录的分子基幢研究领域所作出的贡献而独自获得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
科恩伯格现年59岁，目前供职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他将获得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0万美元）的奖金。
科恩伯格的父亲阿瑟·科恩伯格是1959年的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得主之一。
2007年度诺贝尔化学奖授予德国科学家格哈德·埃特尔，以表彰他在“固体表面化学过程”研究中作出的贡献，他获得的奖金额将达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54万美元)。
格哈德·埃特尔1936年10月10日生于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生涯在慕尼黑技术大学度过，并于1965年获博士学位。
埃特尔是1988年以后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首位德国人。
1987年美国发生了什么大事
1987年10月19日，一，这一天美国纽约所有股票持有者来说，是一个难忘的灾日子———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的道·琼斯30种工业股价平均数突然从开盘时的2247．06点，下跌到1738．74点，在几个小时内暴跌了508．32点，跌幅达22．62％，为1929年10月崩盘时的2倍多；标准普尔500种股票价格指数也下降了57．65点，跌幅达20．5％。
在此之后的一星期内，道·琼斯股价平均数和标准普尔500种股票价格指数下降幅度达到了1／3，美国当日一天中股票市场财富缩水超过5000亿美元，占美国当年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8左右。
由此使得全球经济的病变迅速蔓延整个欧洲，覆盖到亚洲、大洋州等。
据保守估计，此次瘟疫一样的病变，使得全世界的股票持有者大约损失了2万亿美元财富。
那么是什么的原因引发了1987年的美国“股灾”呢
这是因为，市场过热，市场运行和实际运行不匹配，导致出现经济泡沫。
此后又由于实际经济运行指标恶化，导致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泛滥，股票市场积弱难返，贸易纠纷不断，使投资者对全球经济惊恐不安。
其次程式交易和投资组合保险策略的技术操作缺陷，和市场信心脆弱等因素，最终诱发导致了股票市场的大崩盘。
求大家介绍一下一些武器军事类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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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摘要本文分析了在公共危机中，媒体承载的责任和使命、媒体危机传播的策略以及媒体如何强化自身的功能与责任等。
关键词 公共危机 媒体功能 媒体责任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的8.0级大地震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这是一次典型的由自然灾害引发的公共危机。
在这场抗击地震灾害的重大战役中，新闻媒体和广大新闻人不畏艰难险阻，见证、记录、参与了这场伟大的抗震救灾行动，媒体功能及责任得到充分体现。
事实证明，在公共危机中，媒体承载着重要责任和使命。
媒体功能发挥得好，公共危机公关就顺利；媒体功能发挥得不好，公共危机公关就麻烦……如何发挥好媒体功能，对于处理任何公共危机，十分必要和重要。
在汶川大地震后，我们看到，媒体积极、主动承担责任、发挥功能是社会安然共渡难关的重要因素之一。
公共危机时刻，媒体既是记录者、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协调者。
充分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尤其是发挥媒体功能，是应付公共危机的必备条件——这是媒体的责任和使命。
一、媒体危机报道中的责任分析 1.媒体要做“安全阀”不做“助燃剂” 传播具有深层次的解释功能，通过“解释”，向人们阐释危机发生的背景、起因、影响以及发展趋势，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清形势、统一态度，使组织在此基础上确定对策，制定措施，实施有效管理。
在危机传播的过程中，受众最关心的是有关危机信息的内容、发布者和传递的方式。
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后，大众媒体在信息传递、知识介绍、信心鼓励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大众传媒的危机信息传播需要注意下面四个方面问题：信息失真、报道失衡、重复传播、急功近利，造成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和受众趋向不稳定的局面。
同时，也需注意受众面对危机信息传播的媒介素养水平不高，缺乏理性判断各种传播渠道的客观性和可信性的能力，不知道如何接触公共信息源，如何判断大众传媒报道的真伪，对得到的危机信息缺乏科学判断和理性分析，导致轻信来自人际传播渠道的流言。
由此可见，在传播危机事件时，新闻是柄“双刃剑”，媒体既可能是“安全阀”也可能是“助燃剂”。
媒体作为舆论的工具，具有反映舆论、引导舆论的功能，及时、真实、准确地传播危机事件信息，让公众尽快了解事实真相，大众传播就是“安全阀”。
如果瞒报谎报危机事件信息，大众传播就可能是“助燃剂”。
因此，对公共危机，媒体首先要做好全面报道，尽可能及时地将真相告知公众，廓清谣言，稳定人心。
其次做好舆论引导。
当危机来临时，由于社会有较大变动和震荡，导致刺激意见的出现并汇集为舆论，而舆论又反过来影响着公众的意见和情绪。
此时，如果进行正确引导，舆论就有助于危机的解决，而如果引导不善，舆论就有可能形成阻力。
2.媒体要树立大局意识，善于信息的取舍 一旦危机事件发生，媒体就要积极面对，把社会公众对危机的舆论引导到有利于危机解决的正确方向上来。
如何发挥媒体的积极作用，正确引导舆论，需要媒体树立全局意识和大局意识，全面配合危机处理者，二者达到完美的结合，共同促进危机的解决。
公共危机是对媒体的一场大考验，既是新闻敏感性的考验，也是政治敏感性的考验，更是综合业务能力的考验。
2008地震灾害涉及到方方面面，但始终有一个聚焦点——抗震救灾，包括受灾状况、救人和重建工作。
紧盯聚焦点是媒体的本能，但怎么盯、盯什么，却反映了媒体自身的素质。
每一场公共危机，对媒体来说，都是一场战斗。
这场战斗不仅仅说要“在场”，在场只是起码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打好责任牌，是最大程度地为化解危机出力。
在报道中不渲染灾情，以稳定人心，维护稳定，减少些对民众产生恐慌心理的信息传播。
这是责任媒体在报道中大局意识的体现。
危机传播，不同于一般的新闻传播，它是在极大时间压力下对不确定状态作出的无章可循的传播。
媒体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树立大局意识，努力提高危机传播的引导水平。
在此次地震灾害面前，各媒体积极介入，纷纷派出记者奔赴抗灾第一线，为读者带来了各地第一手材料，但这其中仍然存在着各种复杂因素，只要稍一处置不当，就有可能进一步激化危机。
这主要体现在媒体对信息的取舍上。
面对这么多信息，公开什么不公开什么，就对媒体造成了考验。
如果不加判断，有什么就披露什么，哪怕信息是真实的，也有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在这样的公共危机面前，传媒责任不仅是派记者奔赴抗灾第一线，更关键的是需要有大局意识和高度的政治家办报的理念，帮忙而不添乱。
3.公共危机管理必须注重媒体作用 新闻媒体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现。
因此，政府在危机管理中，要充分重视新闻媒体的作用，制定有效的媒体政策，及时向公众公开信息，提高决策透明度，引导公众共同克服危机。
危机管理中，双向式对称模式是最可取的模式，其目的在于与公众交流，并从公众的反馈信息中寻找最佳的、切中要害的有效传播手段。
其中包括：政府主动与新闻媒体沟通，提供真实信息供其发布，并考虑公众需求，作针对性报道。
危机发生后，应快速建立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顺畅的信息沟通路径，使媒体既承担起政府真实信息发布者的角色，又成为收集舆情、反映公众呼声的最佳渠道，实现政府与公众之间良好的双向沟通。
相反，如果只是单向地传播信息，不注重信息反馈，忽视公众在危机中的心理需求，将使沟通的效果大打折扣。
二、媒体危机传播的策略探讨 1.媒体要保证危机信息的及时公开和全面 向社会提供真实的公共信息是政府和媒体的社会责任，应对突发事件，及时和客观地披露信息，更是关系到信息渠道是否畅通、应对措施是否得力，大众心理是否安定、社会是否稳定的大局。
如果媒体在涉及到有关公共安全、公众利益的重大突发性事件中保持沉默，让小道消息满天飞，那就是媒体的失职，丧失了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因此，传媒必须尊重受众知情权，形成畅通的信息传播渠道和沟通渠道，建立完善的信息供求体制，满足受众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信息需求。
媒体应对公共危机的措施之一是严格遵循第一时间原则。
危机事件中的新闻传播应该在第一时间引导舆论，即所谓抢占制高点，先入为主、先声夺人、先发制人。
谁第一时间发布新闻，谁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事件处理的主导权。
在保证了信息及时公开的基础上，媒体报道应是全方位的。
媒体不能满足于向公众提供危机事件零散的信息，还应该随着事态的进展，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发展趋势，做出自己的评价。
这种引导，除了渗透在对事实的报道中，更多地以采访专家、学者的形式，以别人之口来传达媒体的态度。
有时，则以社论等各种言论文章的形式，直接表明态度。
有时，还会采取让公众参与讨论的方式，给公众提供一个政策参与视角。
只有在满足不同公众对不同信息需求，社会秩序才能正常运转。
2.媒体要保证传播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 以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在研究传播来源对受众态度的影响时指出，传播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与传播的效果成正比。
在保证信息公开和全面的同时，新闻媒体还要履行“把关人”的职责，保证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
把关理论之一巴斯的“双重行动模式”指出：新闻媒介的把关过程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新闻采集阶段，记者是主要把关人；第二部分是新闻加工阶段，编辑是主要把关人。
也就是说，在危机传播中，记者和编辑都要在新闻流经各自把守的阶段严格把关，保证传播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
在此要求下，媒体应该与危机信息发布的主体——政府保持密切畅通的联系，因为政府是最具权威性的信息来源。
由政府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老百姓是深信无疑的。
这样，媒体在劝服公众改变某些错误的想法和偏见，平息公众过激行为以及排除危机解决中的其他障碍时就会更加得心应手。
公共危机事件，涉及国计民生或国际关系，其复杂性与深层次问题，记者或媒体一时可能看不清楚，甚至根本无法知道它的内幕与政治背景，在短时间内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
媒体要充分考虑危机的政治属性、波及的范围和各种后果，以审慎理性的态度进行处理，因此媒体必须获取和保证传播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才能帮助政府处理危机，否则就会严重影响危机的解决，甚至导致事件的升级。
3.媒体要充分利用“议程设置”引导公众舆论 政治学家伯纳德·科恩在其《报纸与外交政策》一书中说“媒介在使人们怎样想这点上很难奏效，但在使人们想什么这点上却十分有效。
” 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在对1968年总统大选的实证研究中得出结论：“大众传媒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传媒的新闻报道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在危机传播中，为了引导公众舆论向有利于危机解决和社会稳定的方向发展，媒体可以加大相关信息的流量，让这些信息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以引起公众的注意，进而成为公众议论的话题，成为公众中的主导价值观。
利用“议程设置”引导公众舆论，是媒体面对危机的积极姿态。
在汶川大地震报道初期，“议程设置”的主题应确立为告知危机的真实情况，引导公众如何避险；中期，“议程设置”的主题应确立为如何救灾抗险，发动社会参与；后期，“议程设置”的主题应确立为恢复社会秩序，重建家园等。
三、公共危机中媒体功能和责任强化的现实途径 1.媒体要不断完善自身功能 (1)树立“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意识 在危机报道中要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媒体报道的根本出发点和价值诉求。
另外，危机信息的特性也要求新闻媒体树立这样的意识。
危机事件作为一种社会事件，具有“三公性”：一是公众性；二是公共性；三是公开性。
因此，媒体有责任及时、全面、客观、公正地向全社会发布危机时期的各种重要信息，同时成为观点和思想流动的平台。
危机中，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意识的重要体现之一在于准确把握受众需求。
危机发生后，有三个方面可供选择报道，即事件本身、事件中的受害者、事件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
如何报道这些内容，第一，站在受众立场思考问题。
要时刻想着“此刻受众最想知道什么”，“哪些信息是受众最想了解的”，“哪些事实对受众来说是新鲜的”等受众的关注点；第二，要尽快了解和掌握环境资料和事件发生、演进的过程和细节，这样才能对整个事件或现场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和判断，以免使报道流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浅薄；第三，开启所有的感官来体察和认知，并以最富于现场感的方式表达出来，用事实表达的完整性和深入性来感染和说服受众。
同时，树立“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意识，需要强化新闻媒体的责任意识，危机管理中的新闻媒体要拒绝商业化运作。
危机关乎国计民生，牵连甚广，在对其干预时，任何的马虎懈怠都有可能酿成无法弥补的错误，商业化目标很容易使新闻媒体偏离自己的职业责任。
（2）遵循传播规律，改进危机传播策略 第一、对真实性传播策略的艺术性运用 在危机报道中，由于危机事件涉及范围宽，影响巨大，事关大局，媒介不仅要真实报道新闻，更要在处理新闻事实的艺术上下工夫。
媒体除了考虑事件的真实性和关注度外，还必须考虑对社会承担的责任，要考虑宣传报道可能会带来的负面的和消极的社会影响。
换句话说就是危机报道要讲求传播策略，在坚持新闻真实的要求下要以正面引导为主。
此外，在报道的时机、报道的组合上也要讲求技巧，根据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一心理学家卡尼曼的前景理论推理，如果有几个坏消息，媒体应该把它们放在一起报道，因为两个坏消息加起来所带来的痛苦要小于分别经历这两次坏消息所带来的痛苦之和；如果有一个大的坏消息和一个小的好消息，媒体应该给以分别报道，因为这样的话，好消息所带来的快乐不至于被坏消息所带来痛苦所淹没，人们还可以感受到好消息所带来的安慰和鼓励；如果有一个大的好消息和一个小的坏消息，媒体应该给以同时报道，因为坏消息所带来的痛苦会被好消息所带来的安慰和快乐冲淡，坏消息的负面效应就小得多。
事实上，在不违背新闻真实原则的前提下，对重大公共危机中的各种新闻，选择时机恰当并对之进行有意识的组合传播，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稳定情绪、安抚人心的传播技巧。
第二、探索舆论引导新方法 可以说，受众接受新闻信息的过程，既是一个进行信息确认、材料收集的过程，同时也是新闻报道影响他们已有观念的一个过程，而这正是新闻媒体有效引导社会舆论的直接方式。
媒体在进行舆论引导过程中要注意舆论的“零境导向”问题。
所谓舆论的“零境导向”，是指在事物发展的初始阶段，媒体找准切入点、矛盾交汇点，进行客观准确的舆论引导，此时受众易受影响，引导最容易成功，以最小的媒介成本和社会成本达到最佳的舆论引导效果。
在公共危机发生之初，媒体如能及时介入，警醒各方，畅通信息，往往能对其危害性的扩散和发展进行有效的遏制。
相反，一旦问题成堆，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盘根错节时，舆论引导的力量就极为有限。
纵然动用数倍于初期的力量和资源，媒体的力量场——对受众的态度及其行为层面的影响，也必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同时注意舆论的“首因效应”。
美国的传播学者在对相互冲突信息的不同呈现顺序的研究中发现，当受众面对两种冲突的信息时，两种信息的不同呈现顺序会影响受众对信息的接受。
即当先呈现信息A，紧接着呈现信息B，且在信息呈现后延长一段时间再测试态度的改变，受众就会倾向于接受信息A，这就是所谓“首因效应”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危机事件刚爆发的时候，往往是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最大的时候，如果这时主流大众媒体上没有声音，那么各式流言通过各种非正式传播渠道就会大行其道，而当流言先于主流媒体的声音进入公众的认知领域之后，要再纠正就事倍功半了。
第三、把握好报道的度和信息的平衡 危机报道应该有度，这里的“度”既包括新闻的广度、深度，同时也有适度的含义。
传播学研究规律告诉我们，媒体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意识当中，媒体越强调，公众就越重视，媒体能在一定程度上放大或缩小某事的重要性。
在公共危机中，媒体传播量过小或过大，都不利于危机的解决。
因此，媒体要对新闻进行斟酌、审读，既要考虑到读者需要，更要关心当前的政治大局、社会稳定。
另外媒体应从大局出发，保证及时报道危机的同时，还需要提供危机事件以外多方面信息，适当转移受众注意力，把握信息整体平衡。
第四、整合信息协同作战 信息整合就是大众媒体、互动媒体、电子媒体等多种媒体，在所有与社会公众接触的地方，传播“一个声音，一个形象”，注重信息的一致性，同时，在恰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以恰当的形式对公众传播恰当的信息，达到信息的最有效传播。
整合信息，强调传播的协同效应，即如何使各种传播活动显得更有生气并获得协同效应。
它不只是几种传播工具和传播手段的组合，而是整个传播过程的整合。
首先，对公众的信息传递加以整合，深入了解传播对象，区分不同社会公众，采取不同的传播方式和内容，进行差异化传播。
如面向老年人可以以广播传播为主，面向中年人可以以电视、报刊为主，面向年轻人可以以网络为主。
其次，讲究传播的时机，由于危机的突发性与时间的紧迫性，把握传播时机极为重要，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节奏传播，决定了传播的有效性和及时性。
（3）建立危机报道机制 要把“第一时间报道危机”落到实处，媒体必须建立完善的危机报道机制，当危机事件发生后，媒体可以立即调集人手、设置方案，采取行动报道危机。
就媒体自身而言，各部门之间应当建立协作机制，以协调采编部门和其它部门的关系，调集力量、提供便利；协调编辑与记者的关系，记者采访了解事件的过程和趋势，编辑了解背景和宏观局势，使报道井然有序。
如中央电视台通过设立信息员报题制度、24小时新闻监检制度等强化各部门之间、与全国省市台之间的资源共享。
同时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防总等部委建立了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一旦突发事件发生，这些部门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央视的有关联络人，央视的前期采访部门也会在第一时间以字幕或电话连线方式将其播出。
随后联系其它相关人员，以做到对突发性事件的及时监控和快速反应。
此外，一套完善的危机报道机制还应该注意平时对参与报道危机的新闻工作者进行培训，包括政治素质、身体素质以及业务素质等，以便在危机发生时刻能够迅速开展报道工作。
（4）倾注人文关怀 在危机传播过程中，媒体必须强调“以人为本”，即关注“人”这一主体，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注被报道者的遭遇和命运，维护和尊重每一个人。
危机报道中，媒体更应该，体现人文关怀：重视对危机事件本体的报道，让受众了解事实真相，哀悼遇难者，抚慰幸存者及受难者家属；把握分寸，尊重受难者隐私。
受难者及其亲属也有维护个人隐私及消除或减轻痛苦的权利，他们最不愿提及、最不堪回首的就是自己或亲人遭遇不幸的过程和悲惨的细节，因此灾难报道要尽量避免给受难者及其亲属带来“第二次伤害”；弘扬危机中的人间真情。
2.强化媒体和政府的互动合作 危机报道，媒体必须保证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而政府是最具权威性的信息来源。
媒体应与危机信息发布的主体——政府保持密切畅通的联系。
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从媒体处获取信息，了解社会各方状况。
在媒体和政府的互动合作中下，需要强化以下工作： (1)加强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 新闻媒体不是化解危机的直接实施者，但如果一个社会没有新闻媒体的监督，一些危机事件就有可能被压制和忽略，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可以说，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危机决策。
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提高了政府的危机处理效能。
（2）加强政府对媒体的引导 在危机中加强政府对媒体的引导是必要的。
第一，危机一旦发生，为控制危机事态、稳定社会秩序、避免社会恐慌，危机管理主体首先必须快速应急，通过媒体以最快的速度发布最新的信息，争取舆论主动权，有效地控制新闻传播的导向性，防止媒体为抢独家头条新闻，发表刺激危机局势的新闻消息，误导社会公众，或加剧公众的社会恐惧心理；第二，统一信息发布规则和信息发表渠道。
政府必须明确信息发布的规则，采取各种直接有效的危机管制措施进行信息筛选，同时有目的、有针对性地选择信息源和信息传播渠道，通过新闻发言人，不断向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说明危机发展的状况，唤起社会对危机管理行为的支持。
同时，在向公众和媒体沟通信息时，一定要及时向政府内部各部门以及有关方面通报信息，保持危机信息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第三，有效、合理地控制媒体活动的范围。
媒体无限制地对危机进行采访，往往会影响政府的危机管理效率，甚至引起政府对危机处理的失误，使受害者再次受到创伤。
政府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或法规来确定媒体能够进入的活动范围，这样既可以为媒体公正介入危机事件创造制度保障，又不影响媒体参与危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四，为媒体创造公正介入危机事件的秩序。
媒体公信力的树立有赖于政府开明的媒体政策，需要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为媒体创造良好的介入危机事件的秩序有利于媒体在危机事件中发挥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