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文理分科意向
高中文理提前分科教学有无必要，有何利弊，对青年学生的发展是否有益，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
一、文理提前分科教学出现的背景 “文革”结束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
高考是文理分科进行的，为适应高考的需要，高中毕业班便进行文理分科教学和复习。
随着高考竞争的加剧，文理分科也愈益提前，许多中学都把分科由高三提前到高二，有的中学甚至提前到高一，并视之为提高升学率的有效措施和成功经验之一。
文理分科并非中国教育界的独创。
翻开外国教育史，便可知道西欧许多国家的高中就是实行分科教学的。
比如英国的文法中学(七年制)在后两年就是分科教学的，让学生分别专修人文科、自然学科、技术科、经济科、家政科、医科、商科等；法国的普通高中(三年制)，从1981年起，在第二学年分八类：文学哲学、经济社会科学、数学与物理、数学与自然科学、数学与技术、工业技术、经济技术、信息学。
意大利高级中学也分为八类：古典大学预科、理科大学预科、师范学院、艺术大学预科。
中等农业学院、中等商业学院、工业职业中等学院、中等海员学校等。
西欧一些国家高中的分科教学是适应工业化社会对分工越来越细致的要求的；我国的高中文理分科教学则是适应现阶段高考制度要求的。
但是，时代是不断前进的，原本适应时代要求的东西并不一定能永远适应下去。
二、文理提前分科教学的作用及其利弊 为了适应“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需要，在高中阶段进行文理分科教学是必要的。
它使学生能较早选定发展方向，扬长避短，集中精力，根据高考科目进行学习和总复习，便于他们迅速提高高考成绩，顺利升入大学。
文理分科对于提高升学率乃是顺理成章且功不可没的。
然而，高中文理分科教学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分科愈早，其负面影响也愈大。
陶西平同志说，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受到了全国人民(包括教师和学生)的欢迎。
这时，人们非常怀念文革前的“十七年”，于是，“‘十七年’教育固有的弱点被强化和放大了，(50年代，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文革中有句名言：“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被长期压抑的全民族的教育热情迅速化为考试主义、学历主义的强大动力。
重新恢复重点学校制度、智育至上、考试至上的升学率导向，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使基础教育被纳入升学教育的狭窄轨道，笼罩在炽烈的应试教育氛围中。
”文理分科教学使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够合理，学习文科的学生缺乏自然科学知识，缺乏科学精神；学习理科的学生缺乏文史知识，缺乏人文精神。
不论学文科、理科的学生往往又都缺乏艺术修养(高中一般不开或少开音乐、美术等艺术学科)；而学艺术、体育的学生往往重视专业训练，而文化课基础较差。
这些知识结构有缺陷的学生即使受了高等教育，其发展的局限也是很明显的。
三、必须改变目前高中文理分科的现状 我们的时代需要多规格、多层次的人才，包括各种专门人才、杰出人才。
人才必须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其聪明才智才能得到充分发展，犹如金字塔一样，它的基础应是宽广而深厚的，这样，整个建筑才能达到很高的高度。
历史证明，那些做出杰出贡献的人都是文理兼通的。
如鲁迅、郭沫若等原来都是学医学的，夏衍原来是学工程的，后来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领域中都做出了辉煌的贡献，他们的文史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都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
华罗庚、苏步青等著名数学家也都有很高的古典文学造诣，还工诗善词。
丁文江、竺可桢、梁思成、茅以升、李四光等都是具有良好人文素养的自然科学家，胡适、赵元任、金岳霖等都是有很好科学哲学素养的人文学者。
爱因斯坦是著名物理学家、哲学家，在音乐方面也有很高造诣；德国文豪歌德既是诗人、剧作家、思想家，又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所贡献，如发现人类颚间骨，并著有关于植物形态学和颜色学的论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巨人达·芬奇既是美术大师，又是自然科学家、工程师，他的绘画把科学知识和艺术想像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当时的绘画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文艺复兴时期还有一大批“全才”，如著名讽刺作品《愚人颂》的作者伊拉斯谟，抒情诗集《歌吟集》和史诗《阿非利加》的作者彼得拉克，《十日谭》的作者薄迦丘，《神曲》的作者但丁……他们为欧州乃至世界的文明发展做出了辉煌的贡献。
但是，目前我国许多人才在知识结构方面出现了偏差，比如搞理科的不懂文史，搞文科的不懂自然科学，这样就使他们的立足点不高，视野不开阔，不能左右逢源，因而当代很少出现大师级的、世界文化名人级的大家。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各方面素质全面发展的人，需要具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科学、人文精神的人。
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是科技、经济和文化突飞猛进的时代，对人才的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的高中教育如果继续坚持提前进行文理分科
后现代最先的起源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 如所周知，60年代是一个激进主义的年代。
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从北京、纽约到巴黎，都能感受到它的影响。
这一激进主义也反映在西方学术界。
自那时以来，西方文化便开始为一股思潮所缠绕，其代表人物是极具批判性的福柯、德里达、布希亚等人，而他们的矛头则直指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化。
到了70年代，人们开始将这一思潮统称为“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或post-modernism）， 其影响力也开始触及学术文化的各个领域。
受此影响，许多自文艺复兴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条、信仰和概念开始为人所怀疑。
到了目前，这一趋势似乎呈现一种淡化的趋势，有人甚至开始讨论所谓“后后现代”。
（注：举例来说，美国华裔哲学家成中英在最近的《文化中国》上，就谈到了新儒学与“后后现代”之间对话的问题。
见成中英、梁燕城：《中国哲学的后现代建构——有关后后现代与本体诠释学的对话》，第五卷第1期（1998、3），第4—15页。
）但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的退却，正好表现出它的一些思想概念，已经开始潜移默化，逐渐在人们的态度（包括对待治学与生活）上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从“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的蔓延来看，也有一个过程，开始在人类学、社会学，然后到教育学、政治学，最后才到历史学。
可以这样说，后现代主义疑问和挑战的最后堡垒，就是西方的现代历史学（原因详后）。
更确切一点说，后现代主义攻击的主要对象是西方现代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的理论和实践及它所阐明的一些重要的历史观念。
虽然有一些关注史学理论的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有所关注，但西方历史学家开始注意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当在90年代中期左右。
（注：如荷兰历史思想家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在1989年便在美国的《历史与理论》（ History and Theory）上发表了历史学和后现代主义（“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的论文，见28：2（1989），第137—153页。
但是有关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关系的专著则直至1990年代中期左右才出现，如托波尔斯基编：《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历史学：对历史研究方法论的贡献》（Historiography between Modernism andPostmodernim: Contributions to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Research, ed., Jerzy Topolski,Amsterdam:Rodopi,1994）。
另外Joyce Applyby,LynnHunt, Margaret Jacob的《论历史学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New York:W.W.Norton,1994）也谈到后现代主义，并非专论。
） 这一时期的中文学术界，特别是文学界，也已经开始注意后现代主义，出版了不少翻译和研究的著作。
如果要想作一个比较的话，可以发现这么一个不同：台湾学界更注意经典原著的翻译，而大陆学界则偏向于评述，并且多数持一种批判态度。
”（注：台湾已经翻译了不少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著作和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的著作，如詹姆森：《后现代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Frederic Jamesons 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r Capitalism）； 哈森：《后现代的转变》（Ihab Hassens The Postmodern Turn）；司马特：《后现代》（Barry Smarts Postmodernity），贝斯特、凯纳尔：《后现代理论》（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s Postmodern Theory）。
简金：《历史的再思考》（Keith Jenkins Rethinking History）。
其中简金的《历史的再思考》（台北麦田1996年版），出版后为不少大学用作教材，颇为流行。
另外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论证和译编有罗青《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版），路况《后／现代机器不满》（台北唐山1990年版）和唐维敏《后现代文化导论》（台北五南1999年版）。
而大陆的学界有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然后有现居美国的唐小兵翻译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Frederic Jameson）（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有关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关系，Arif Dirlik和 ZhangXudong 编有一英文著作题为《后现代主义和中国》（“Postmodernism and China，”），Boundary 2,special issue,24:3（fall,1997）。
） 由于本文讨论的角度是后现代主义与现代历史研究的关系，因此便有一个侧重点和观点的问题。
换言之，我们所描述的后现代主义，只是其在历史学上的表现，并不能代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全部。
依我们看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在西方能产生并发生影响，有其复杂、深远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因此我们不能将其孤立起来，仅仅抓住它的一些极端化的表现，如它所提倡的一些观念，攻击一番，然后弃之一旁，以为这样便能解决问题。
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正好是现代世界目前所面临的、或者即将面临的关键所在。
譬如如何处理和面对种族、国家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甚至国家内部各族裔的交融、汇合，两性之间的关系等，必将是21世纪人类历史发展所需要处理的问题。
后现代主义的立场，看起来没有什么建设性，但却促使我们对这些问题，作出不同的思考，因而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
一. 现代历史编撰学的缘起 要了解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的冲击，我们需对现代史学的缘起及其主要特征略作评述。
首先要说明的是，“现代”（modern）一词有时也译作“近代”，在中文史学界往往指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就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如果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中国近代史的开始，那么从1910年代（1911或1919）开始，则进入了一个现代史的阶段。
但在西方史学中，这一区别并不存在；所谓“现代史”往往概括了一个长远的时期，从文艺复兴一直到今天。
即使要对这一长久的历史时期有所分段，也只是用“前现代”（premodern）这样的词， 并不舍弃“现代”。
但既然有“前现代”，自然也会有“后现代”（postmodern）。
由此看出西方人对“现代”一词的偏好。
的确，“现代”对西方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着眼，可以这样说，没有“现代”，也就没有西方。
因为所谓西方和东方或其他地区的对比，正是世界历史走向“现代”的结果。
在这以前，各地区的文明之间虽有一些交往，但就总体而言，还是各自为政、独立发展，因此“东方”、“西方”等名词，只具局部的含义，并不包含世界史的意义。
如中国古代的所谓“西方”，指的是印度，而“东方”则指的是日本和朝鲜。
同样，西方人的“东方”，也主要指的是现今东地中海和土耳其一带，即爱琴海与小亚细亚。
只是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西方人的“东方”概念才逐步扩大，有了“近东”、“中东”和“远东”之分。
于是，处在“远东”的中国人和东亚人，也开始将原来的“西方”概念延伸，用来专指欧美。
东、西方概念在地理上的扩展、延伸，是“现代”所带来的、也即“现代化”的结果。
“现代”这一提法，最早是西方人划分自身历史的一个词，见于文艺复兴的时代，由彼得拉克（Petrarch）发明，用来与古代和中世纪相对照，标志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这种将历史一分为三的作法，反映了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观念。
那时的人文主义者以复兴古典希腊、罗马文明为己任，认为随着古典文明的恢复，历史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期，即“现代”。
（注：参见彼得·伯克：《过去的复兴意识》（Peter Burke,The R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London:1969）。
另见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台北允晨文化，1998），第五章。
）他们对历史的这种“三段论”的认识，为以后的西方历史学家所继承、改造和发扬，成为西方现代史学的主要理论前提之一，也是他们认为西方不同于和领先于其他地区的主要原因。
自20世纪以来，中文史学界受此历史观影响，在大学历史教学中也照搬古代、中古（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期。
应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观，还是一种历史循环论。
自那时开始，西方史家对古代与现代孰优孰劣的问题一直莫衷一是，争论不休。
最常见的论点是，古典时代以文学艺术见长，而现代则以科学技术占优。
（注：如英国学术界就有一场这样的争论，见列维：《书籍之战：奥古斯丁时代的历史和文学》（Joseph M. Levine, The Battle of theBook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Augustan Age ）（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直到18世纪科学革命完成以后，西方人才对现代这一时期的优越性开始表示了信心。
那时开始的启蒙运动，正好反映了科学革命对人文思想的影响，西方人的历史观也开始产生了新的变化。
从表面上看，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仍然遵循文艺复兴的“三段论”历史分期，但与其不同的是，他们的历史观充满自信，认为现代无疑是一个进步、光荣的年代，不再为古代、现代的孰优孰劣而犹豫不决了。
换言之，到了启蒙运动的时代，历史的进步观念开始得到确立，“现代”不仅成为过去各个时代曲折进步的结果，而且它本身也获得了研究的意义。
比如伏尔泰在其《路易十四时代史》中，便认为十七世纪的法国，集欧洲文化之大成，代表了文明发展的高峰。
这种将过去视为现在的铺垫的认识，也是启蒙时期历史观的重要方面，可以用“寻根论”（teleology）这一术语概括。
在启蒙思想家眼里，历史的演变不但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而且该过程本身具有深刻的意义，呈现内在的一致性（coherence）。
因此每个时代虽然在历史演化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但就总体而言，都为历史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因此，人类历史的变化有一个形而上的意义，即所谓的“元叙述”（metanarrative）或“大叙述”（grand narrative）。
正是在此认识基础之上，历史哲学开始在西方产生，以康德、赫尔德和黑格尔等人的著作为代表。
同时， 西方史家也对所谓“世界史”（universalhistory）产生了兴趣。
像科学家解释世界一样，历史哲学家认为他们也能揭示一种普遍的通则，用以解释历史的进化。
他们的思路，正是来自启蒙时期所揭橥的普遍理性。
这一普遍理性的存在与展现，是“大叙述”之所以可能的基础。
而理性的普遍性，又是建立在同一的时间观念之上的。
历史哲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要证明在一个时间观念的框架里，世界各地区的历史如何进化、演变，并分出先后、高下的次序。
毫无疑问，从那时以来发展最快、最先的自然是西方，其标志是民族—国家的建立。
换言之，民族—国家的兴起在当时不仅是衡量一个文明是否进步的标志之一，而且本身也成为历史研究、著述的中心。
从18到19世纪的西方历史编纂学，正是民族—国家史学的天下，其著述的重点是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在历史上的意义。
当然，即使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还是有不同的途径的，也即有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其进程有快慢、先后；有正常与异常之分。
如英国与美国的现代化道路，就常被视为“正统”，而德国和意大利、甚至法国，则或者由于建立统一国家稍晚；或者由于统一国家建立之后纷乱、起伏不断而被视为“异常”。
这一思考模式，直接影响到以后非西方国家史学的发展。
如中国在20世纪初年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民族主义史学论述，显然是西方现代历史编纂学的进一步延伸、扩展。
由此可见，原来起源于西方的“现代化”运动正蔓延全球，中国只是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例子。
事实上，在几乎所有非西方地区，所谓现代史学的诞生和发展都不可避免地以民族—国家为中心。
当然，非西方地区和国家的民族主义史学，常常是以反抗西方的侵略为目的的，但从史学史的观点来看，这一反抗还是在西方史学观念的模式中完成的。
因此，印度史家Partha Chatterjee 不无伤感地说：“即使我们的想像也永远是被殖民化了的”。
（注：《民族及其碎片：殖民史和后殖民史》（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Princeton NJ: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93），第5页。
）如果我们可以将他的“殖民化”的含义作广义的理解，那就是源自西方、以西方模式为准的“现代化”运动。
为什么西方的历史编纂学能为非西方人所心甘情愿的接受，其原因除了西方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使人羡慕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科学主义思想的普及。
这一普及与启蒙运动所揭橥的普遍理性有密切关系。
精确地说，所谓理性，就是科学方法和思维的运用。
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科学理性，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发现和描述历史运动的规律；二是审慎地处理史料，检查其真伪，建立所谓“科学史学”。
在19世纪，西方历史学家对此工作乐此不疲，以一种“前无古人”的姿态，重新审视过去，写作在批判史料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史学。
于是，德国史家兰克的“如实直书”成为一句名言，被史家们奉为治史的圭臬。
而兰克自己的历史著作，也成为史家效法的榜样，因为兰克的著作，正是围绕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写就的。
他穷其一生，写了几乎所有主要欧洲国家的形成史，到了晚年，他又想写作一部世界通史，以民族—国家的兴起为其经纬线。
总之，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兴起与西方在现代的崛起有着紧密的联系，其历史观念都以西方的历史经验为准绳，本来只带有局部的意义。
但是，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普遍理性和科学主义，使得西方史家和哲学家在探究历史的意义时，寻求一种“大叙述”，想容括世界所有地区的历史。
于是，历史进步的观念和民族—国家史学逐渐带上了“普遍的”意义，为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人们所效仿。
而在史料批判基础上的“客观”史学，更是因为史学本身就有“求真”的要求，而获得不少人的认同。
二. 从“现代”到“后现代” 但是，尽管以“模仿”西方为宗旨的“现代化”运动是20世纪上半期历史演变的主流，但在其发源地的西方，对其批评之声自20世纪以来却从未间断。
如尼采在世纪之初高喊“上帝之死”，其本意是想说明那种对历史不断进步所抱有的信心，并不真实、实在。
一次大战的爆发，更是使西方人对自身文明的优越性， 大生怀疑。
如施宾格勒（Oswald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出版及其所造成的轰动，反映的正是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态。
施宾格勒的可取之处在于他不仅看出历史进步观的破绽，而且提出了一种多元的历史观，把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作等量齐观的考察。
于是，所谓的“大叙述”就显出了漏洞。
当然，施宾格勒的原意可能是为了在心理上给当时受到重创的西方人以某种安慰：西方的没落并不是西方人“作恶”的结果，而是已有文明所必须和已经走过的道路。
也许是受到了施宾格勒的启发，同样提倡这种多元的“文化形态史观”的英国历史思想家汤恩比（Arnold Toynbee）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思那个所谓的“现代”的问题。
原来让西方人感到自豪的全球性的“现代化”，在汤恩比看来，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他在其皇皇巨著《历史研究》中首次运用了“后现代”这一术语，认为这一“后现代”时期始自19世纪的70年代，因为在这个时代，西方的文化开始对其他地区产生深入的影响，成为其他地区效仿的模式，使得其他非西方地区也逐步强大起来。
汤恩比用一种辩证的眼光看待“西方化”的运动，分析这一运动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他认为，西方文化之走向全球，使得西方人产生一种自我意识，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身文化的局限性和相对性。
如所周知，任何一种理论或者文化为其他文化所接受，便会产生某种变化。
因为这一接受的过程并不是单方面的；人们在接受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也对其加以改造。
西方文化的绝对性，便无法存在。
饶有趣味的是，正是由于西方文化的普及，才让西方人认识到西方文化的相对性和局限性。
这一自我认识，对汤恩比来说，是“后现代”的标志。
因此，汤恩比之所以使用“后现代”的概念，旨在提出一个吊诡。
虽然西方化的运动在表面上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强大，但实际上，这一运动使得西方人逐渐对自身文化产生怀疑，反而丧失了原先的那种自信乐观的态度。
（注：有关汤恩比的“后现代”概念， 可见RobertYoung 的分析。
简金编：《后现代历史读物》（The PostmodernHistory Reader, ed. Keith Jenkins）（London: Routledge,1997 ），第75—76页。
） 汤恩比的“后现代”概念，表示了他对“现代化”运动所持的一种怀疑态度。
由此看来，“后现代”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带有否定现代主义的含义。
在现代西方，对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表示不满和批判的人有许多，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马克思主义者。
因此，“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着不少联系。
一些比较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同时又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如已经为中文学术界熟知的弗里德里克·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
自70年代以来，詹明信出版了一系列探讨后现代主义的论文和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是题为《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的著作。
从该书的书名便可看出，詹明信将后现代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汤恩比的取径比较类似。
由于他们都把后现代主义视为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因此后现代主义就不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思潮，可以任其自然消失。
在詹明信看来，这一历史的新阶段有其鲜明的特征，特别在文化和社会方面。
从不同的观察点，人们可以使用不同的名称，如“后工业社会”或“消费者社会”，甚至“新闻媒介社会”、“电器社会”等。
但显然，“后现代主义”最为恰当，因为这些新发展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
被詹明信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建筑和艺术，有一个总体倾向，那就是重视表现人对外表、形象等属于感官方面的印象，体现肤浅的、一时的兴致所在，而对深层次的感情表达和逻辑思维没有兴趣。
由此看来，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其本质是非历史的。
它无视历史的顺序和时间的顺序，将一些本来没有联系的事物和现象随意凑合在一起，激起人们一时的兴趣，留下深刻的感官印象。
具体说来，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最大区别就是，人们不再通过逻辑、历史的论证来阐明某个道理或者某个理论，而是通过不同图像的组合，甚至通过多媒体的方式，使读者或听众对其所想要阐述的意见，获得一种印象，从而达到沟通的目的。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原来循序渐进的时间观念已经不再适应当代社会，已经为“暂时性”（temporality）所取代。
法国学者冉·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当代社会的快速变化，主要表现在资讯和知识在电脑网路上的飞速传递和流通，使得每个事件都获得一种相对的独立性，不再按照原来的时间顺序发展，体现因果关系。
这就像当代音乐的发展一样，摇滚乐等现代音乐流派，不再遵循音乐本身的节奏，而是变得很快，让人听得目眩神迷，沉醉在其巨大的音量中，被它吸收和溶化。
而这一切的最终结果是，人们为事件的暂存性所吸引，不再关心时间或历史的终点。
没有了终点，也就没有了现代历史哲学的“元叙述”， 历史还有什么意义
（注：布希亚：《对死亡的幻觉》（JeanBaudrillard,The Illusion of the End,）同上，第39—46页。
） 在此基础上，后现代主义的“大叙述”的思维方式提出挑战，批判所谓理性的普遍性。
因为所谓普遍理性，仔细分析，并不涵括一切，而是必然有排它性的一面，即把不适合理性的现象排除在外，或者加以贬低，以证明理性的优越和准确。
但是，现代历史的发展，已经使得西方人看到太多非理性的东西。
这些非理性往往就在人的思维和行为中表露出来。
理性万能的信念就无法让人信服了。
因此，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的那种笼罩一切、建立制度和社会体制的作法，强调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和无结构性，注重为现代主义排斥在外的“它者”（the Other ）的地位。
如同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哈维（DavidHarvey）所描述的那样，后现代主义反映的是当代社会的四分五裂、无中心、不确定但又激动人心、转瞬即逝的场景，与现代主义所想表现的理性主义态度和社会的有组织、有结构恰好相反。
（注：见哈维：《后现代的条件：对文化变迁根源的探求》（David Harvey, The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Cultural Change,Cambridge MA:Basil Blackwell,1989）。
） 自60年代以来，西方已经有不少思想家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普遍理性表示了怀疑。
这种怀疑来自许多方面。
如精神分析学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人们更清楚地看到非理性意识在人们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而语言学中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演化，也让人们认识到语言结构的复杂性和独立性：非但语言不是透明的，有其内在结构，无法准确地表达思想，而且语言还往往造成人们沟通时的误解。
显然，如果人们在沟通时还会有困难，那么理性、科学等概念的普遍性又从何谈起呢
易言之，你如何知道西方人所说的“理性”就一定与东方人说的“理性”一样呢
甚至，你如何知道德国人说的“理性”与法国或者英国人说的“理性”是一回事呢
就拿“科学”（science）来说， 德国的对应词（Wissenschaft）就有十分广大的含义，与中文里的“学科”更为接近。
对现代主义的最大挑战，正如汤恩比所分析的那样，正是来自于它自身。
由于现代化运动的普及，使得西方人看到了各种不同的文化模式和思维方式。
自然，除了在现代西方，其他地区的人很少经历过像西方一样的科学革命，因此科学理性的发展并不多见。
比如在近代中国，虽然胡适等人尽力想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找到科学的因素，李约瑟甚至为此写作了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但怀疑的声音仍不绝于耳，如在中国哲学史上与胡适齐名的冯友兰，就发出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的疑问。
倘若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文明中都无法找到太多科学的因素，何谈其他文明
那么，是否所有非西方文明都一无是处、毫无进步可言呢
有不少西方人当然希望是如此，但这又如何解释理性的普遍性呢
于是，另外一些头脑开明、对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有所怀疑的思想家便转而质疑普遍理性的存在。
因此，正是人类学、历史学等以研究人类活动为主的学科的发展，才使得西方人慢慢认识到启蒙运动理性概念的缺陷。
本来，历史学是阐明理性发展的最好场所，因为历史的研究突出了时间的顺序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通过历史的描述，原来关系不大的事件都被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环环相扣的演变过程。
历史学成了人类理性思辨的有力证明。
这里隐含的意思在于，既然人们能揭示过去的发展轨迹，也就有可能推测将来的方向。
但是，通过对非西方地区的现代化研究，使人们认识到世界并非一个统一体，世界历史也没有所谓内在的一致性，因为各地的文明自有其发展演化的法则，并不遵循与西方同样的路线运动。
因此，与其说西方的历史具有普遍的意义，毋宁说西方历史只是世界各文明的一个特例而已。
美国当代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就十分明了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西方是特例，不是常例》（The West:Unique,not Universal）。
（注：亨廷顿：《西方是特例，不是常例》（Samuel Huntington, The West: Unique,not Universal,（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第75卷第6期（1996年11／12月号），第28—46页。
）我们无法也不应该将西方的历史轨迹强加于人。
一言蔽之，世界历史所呈现的多元性，已经打破了原来单一的时间观念。
没有了原来的时间观念，所有过去视为理所当然的想法也必须重新反省。
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东方”与“西方”的对应概念，就被后殖民主义思想的先驱萨依德（Edward Said）重新做了审视。
在萨依德看来，所谓“东方”的概念，其文化上的含义，无非是西方人所赋予的，用来与西方的文化相对比，或者反衬后者的优越，或者批评后者的不足。
这种将“东方”与“西方”对立的作法——萨依德称之为“东方主义”——其根源在于西方现代文化的排它性，即人为地制造一个“它者”，以衬托西方文明的优越和超前。
但是，随着殖民主义时代的结束和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发展，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西方文明已经无法凌驾一切，更无法让所有非西方的地区和人民按照西方的思维模式行事。
更重要的是，原来以为发动于西方的现代化运动，实际上正是西方人借助欺压、凌辱非西方地区的文明而得以开展的。
换言之，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非西方地区的互动而促成的。
原来视为异类的“它者”，其实是有力的“合作者”或者“竞争者”。
（注：弗兰克：《再向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Andre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Asian Age）（1998 ）便对中国和亚洲贸易的盛衰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影响，做了深入的研究。
）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世界历史发展便有多个的中心；那种基于欧洲历史经验的“大叙述”就无法自圆其说了。
三. 文史不分家
后现代主义不但向西方历史观念中的“大叙述”或“元叙述”挑战，而且也质疑历史研究的科学基础，因为这两者都起源于启蒙运动时期所倡导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
由于科学主义观念的盛行，原来以讲述故事为目的的西方史学，也从近代开始逐渐向科学靠拢；史学家力图像科学家一样，在考察和研究历史时持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完全以旁观者的角度描述历史的活动。
为此目的，史
聪明的人日常有什么表现
真正聪明的人还有比智力更重要的很多能力和表现。
那么，它们是什么呢
【努力勤奋】韩愈说道：业精于勤，荒于嬉。
鲁迅说道：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工作上的。
门捷列夫说道：天才就是这样，终身劳动，便成天才。
爱因斯坦说道：在天才和勤奋之间，我好不迟疑地选择勤奋，它几乎是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催生婆。
勤奋是多么重要啊
聪明的人相信勤奋，愚蠢的人相信天才。
古今中外，凡是事业有成的人无不是非常勤奋之人，无不是勤奋的结果。
——深知勤奋的重要性而努力勤奋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刻苦学习】刘勰说道：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
李大钊说道：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
高士其说道：知识犹如人体的血液一样宝贵。
培根说道：知识就是力量。
左拉说道：愚昧从来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幸福的根源在于知识。
泰戈尔说道：知识是珍贵宝石上的结晶，文化是宝石放出的光辉。
知识是多么重要啊! 但是，学习是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向书本学习、向自然学习、向社会学习、向他人学习……请看他们是如何对待学习的：孙中山说道：我的一生，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读书。
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
鲁迅说道：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
钱伟长说道：学习是终身的职业，谁想停下来就要落伍。
高尔基说道：学习永无止境；如果不想在世界上虚度一生，那就要学习一辈子。
——深知学习的重要性而刻苦学习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讲究方法】爱因斯坦说道：成功＝勤奋＋方法＋少说废话。
贝尔纳说道：良好的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发挥运用天赋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则阻碍我们才能的发挥。
做事（言谈）的方法是多么重要啊
常言道：条条大路通北京。
若走了近路则省时；若走了远路则费时；若走了“反路”则南辕北辙。
工作、学习等做人做事的方法，就如同要到达某目的地的道路。
方法对头则事半功倍；方法欠妥则事倍功半；方法错误则事败无功。
——深知方法的重要性而讲究方法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注重实践】墨子说道：士虽有学，人而行为本焉。
林希元说道：自古圣贤之言学也，咸以躬行实践为先，识见言论次之。
说道：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萨迪说道：有知识的人不实践，等于一只蜜蜂不酿蜜。
华盛顿说道：读书而不能运用，则所读的书等于废纸。
实践是多么重要啊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人类的一切知识，归根结底来自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动力，实践的需要强力地推动着科学的车轮不断前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的真假鉴别只有实践是最可信赖的；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把握世界、适应世界、改造世界。
——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而注重实践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坚信自己】只有自信，才会勤奋。
我们都知道，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勤奋。
若一个人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不相信自己能干成什么，他能去勤奋吗
只有自信，才会有胆。
许多人一辈子平平庸庸，常不是无能，而是无胆。
为什么无胆
就是因为不自信，轻视自己的能力。
只有自信，才会自尊。
人们常说“自尊自信”，其实应该说成“自信自尊”。
因为，一个人只有相信自己，才会尊重自己。
自信自尊是自强自立的前提。
由上论述可知，自信是多么重要啊!——深知自信的重要性而坚信自己的人多么地聪明
【修养品德】莎士比亚说道：玫瑰是美的，更美的是它包含的香味。
约翰生说道：美德是智力最高的证明。
歌德说道：外貌只能炫耀一时，真美才能百世不殒。
《论语》有言道：德不孤，必有邻。
彼得拉克说道：不朽之名誉，独存于德。
莎士比亚说道：生命短促，只有美德能将它流传到辽远的后世。
品德是多么重要啊
常言道：厚德载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德高望重；德高人寿；德高人美；……因此我认为，品德高尚的人不仅高尚，还很聪明。
——深知品德的重要性而努力修养品德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坚定信念】孔子说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说道：夫志，气之帅也。
墨子说道：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
丁玲说道：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受，什么环境都能适应。
罗曼•罗兰说道：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强的信念。
信念是心理学范畴，是指坚信某种观点的正确性，并用以支配自己行动的个性心理倾向。
信念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一般很难改变。
它使人的个性具有原则性、果敢性、主动性、积极性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可以说，信念的力量是最大的。
有了坚定不易的信念，就会使人产生钢铁般的意志和无穷无尽的力量。
——深知信念的重要性而坚定信念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理想远大】王守仁说道：志不立，则如无舵之舟，无勒之马。
流沙河说道：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航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向黎明。
卡耐基说道：一个目标达到以后，马上立下另一个目标，这就是成功的人生模式。
巴斯德说道：立志是事业的大门。
斯大林说道：没有伟大的理想，就没有钢铁般的意志。
高尔基说道：一个人的目标越远大，他的智力发挥得就越充分。
理想是多么重要啊
理想，是指人们对未来的展望和向往，是与人生的奋斗目标相联系的有可能实现的想象与抱负。
理想是人生的力量源泉；理想是人生的精神支柱；理想是人生的指路明灯。
只有树立了崇高理想，明确了奋斗目标的人，才能有巨大的精神动力，才能握住生命之船的方向盘，从而胜利地达到理想的彼岸。
——深知理想的重要性而树立远大理想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珍惜时间】庄子说道：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颜真卿说道：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李白说道：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
朱熹说道：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鲁迅说道：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巴尔扎克说道：时间是人的财富，全部的财富。
雨果说道：谁虚度年华，青春就要褪色，生命就会抛弃他们。
时间对人是多么重要啊
人的一生，在无穷无尽的时间长河中，只是氺的一滴。
我们的一生，除去了吃饭、睡觉、行走等时间，真正用于工作、学习的时间是很可怜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格外珍惜我们十分有限的时间。
历史上凡是有成就的人，都是在时间上争分夺秒的。
——深知时间的重要性而珍惜时间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专心致志】荀子说：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
孟子说：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
师旷说：技之不精，由于多心。
黑格尔说：只有长期埋头沉浸于某工作，方可望有成就。
马克•吐温说：人的思想是了不起的，只要专注于某一项事业，那就一定会做出使自己感到吃惊的成绩来。
歌德说：一个人不能骑两匹马，骑上这匹，就要丢掉那匹；聪明的人，会把一切分散精力的东西置之度外。
专心致志地做事是多么重要啊
针能刺物，是因为把力集中在了针尖上；刀能切物，是因为把力集中在了刀刃上。
束光燃纸，是因为一直照在一点上；滴水穿石，是因为一直滴在一点上。
没有专心，就没有成功。
——深知专心的重要性而专心致志做事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热情做事】卡耐基说道：倘若你没有完成工作的热忱，那么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你都无法崭露头角。
伍德罗•威尔逊说道：没有热诚，这世界就不会进步。
迪斯累利说道：由天才创造出的成果，也必定是热诚的产物。
爱迪生说道：一个人死去时，若能把热忱传给子女，他便等于留给他们无价的资产。
热忱做事多么重要啊! 热情，是强有力的，稳定的、深刻的情感，它表现为对事业的热爱，对工作的迷恋，它是智力表现和创造力发展的必要条件。
古今中外，人才成功的一个基本心里条件就是热爱事业，爱之入迷。
对事业没有热情的人，是无法成才的。
——深知热情的重要性而热情做事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自知之明】“自知之明”这个成语的使用，往往用于对别人，意即“你要知道你自己的缺点和短处”。
其实，这个成语的使用，用于对自己也很有必要，意即“要充分认清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认清自己的长处与短处，有利于选择切合自身实际条件的人生奋斗目标，从而使自己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条件相结合，使自己少走弯路少遇失败而取得大的成功。
认清自己的长处与短处，有利于扬自己所长，避自己之短。
扬己所长成天才，扬己所短成蠢才。
人有自知之明多么重要啊
——深知自知之明的重要性而认清自己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磨练意志】苏轼说道：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也有坚忍不拔之志。
梅兰芳说道：我是个笨拙的学艺者，没有充分的天才，全凭苦学。
叶剑英说道：攻城不怕坚，攻书莫为难。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爱迪生说道：伟大人物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坚强的意志；人最凶恶的敌人，就是他的意志力的薄弱与愚蠢。
坚强的意志多么重要啊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无论是做事之路、成才之路，还是人生之路，都是坎坷不平的。
若没有坚强的意志，一遇到困难、失败等挫折打击，就会当逃兵。
这样的人，只会半途而废，他的前途只会是“黑暗”。
——深知意志的重要性而磨练自己意志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快乐自己】《皇帝内经》写道：百病生于气，怒则气上，悲者气消，恐则气下；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
荀子说道：乐易者，常寿长。
叶天士说道：心胸常开阔，年岁活一百。
约翰•格雷说道：身体的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神的健康。
乔治桑说道：心情愉快是肉体和精神的最佳卫生法。
达尔文说道：寿命的缩短与思想的空耗成正比。
科林斯说道：保持一生健壮的真正方法是延长青春的心。
邓迪夫人说道：疾病不仅在于身体的故障，往往在于心的故障。
快乐是多么重要啊! 今天，人们更加认识到了心里健康对身体健康的决定作用。
在所有的身体健康秘诀中，无一不是把“情绪稳定，心情愉快”放在首位。
这是由于，当一个人长期处于苦恼、烦闷、忧愁或痛苦的时候，整个大脑皮层对皮层下中枢的调节控制能力减弱了，而皮层下中枢的许多部位直接调控着身体各重要器官的机能，如呼吸、心跳、消化、体温等。
同时，由于大脑皮层的“不愉快”状态，也严重影响人体的内分泌功能和人体的免疫功能。
由上可知，不良的情绪，对人的身心是多么有害呀
——深知快乐的重要性而快乐自己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健康自己】富兰克林说道：保持健康，是对自己的义务，甚至也是对社会的义务。
爱默森说道：健康是第一财富。
居里夫人说道：科学的基础是健康的身体。
杰普莉茨卡娅说道：良好的健康状况和高度的身体训练，是有效的脑力劳动的重要条件。
健康是多么重要啊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100000000……前边的“1”。
失去了基本的健康体魄，不仅会给自己的身心带来痛苦，给自己的经济带来负担，给自己的家人带来麻烦，还会严重影响自己的学习、工作、事业。
要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或英年早逝，则更会让人遗憾和悲叹。
——深知健康的重要性而健康自己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理智从事】伟大的哲学家培根说过：当你正在发怒的时候，千万不敢相信自己。
的确如此，说得太好了!人在激情冲动时，由于受强烈情绪反应的影响，人的大脑皮层的思维功能活动就会减退。
此时，人的理解力、判断力就会明显下降，因此，此时一定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要用理智力控制住消极冲动的激情。
否则，很易说错话、办错事，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车无弹性车易坏，人无理性人易败。
理智从事常成事，感情用事常坏事。
感情用事者愚，理智从事者聪。
理智是多么重要啊
——深知理智的重要性而理智从事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客观从事】客观从事就是指尽量不要犯唯心主义的错误。
唯心主义有两种基本形式：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
主观唯心主义者把主观精神（人的意志、感觉、经验、“心”等等）夸大为唯一可信的东西。
客观唯心主义者把所谓的“客观”存在（实际是不存在）的东西奉为物质世界、人类社会的主宰和本原。
无论哪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对人们的危害都是很大的，甚至是不可估量的。
假如一个人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不顾自己的能力，不把自己的愿望与社会的需要相结合而选错了人生的奋斗目标，那么只会一生碌碌无为，白白浪费自己一生宝贵的时间。
假如一个人中客观唯心主义的毒太深，就会迷信鬼怪、神灵，认为它们真真实实地存在，轻者上当受骗，重者毁了自己的荣誉和生命。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他把后半生交给了上帝而荒废了后半生。
主观从事者愚，客观从事者聪。
客观从事多么重要啊
——深知客观从事的重要性而客观从事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灵活从事】灵活从事是聪明的主要表现之一。
例如该“反”就“反”就是很聪明的表现：该软就软是强，该傻就傻是聪，该孬就孬是好，该恶就恶是善，该笨就笨是灵，该反就反是忠，该退就退是进，该失就失是得…… 灵活问题若上升到哲学，就是能否坚持唯物辩证法的问题。
唯物辩证法是唯一正确的关于物质世界（人类社会）联系、运动与发展的思想认识。
其主要观点就是：物质世界的各部分是普遍联系的，是相互作用着的；它们又是时刻在运动和变化着的。
这就要求我们要用联系的观点、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处理问题。
简单地说，就是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解决。
否则，就会死板教条而犯大错误、受大损失。
灵活从事是多么重要啊
——深知灵活的重要性而灵活从事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果敢从事】谢觉哉说道：做事要胆大心细、思前虑后，但不能当机立断，坐失良机或畏难退缩而事败途中，这是无用的人。
高尔司华瑞说道：在一切日常事务中，非常需要坚强果决的行动。
克雷说道：一个人的思想任凭它多么强健，倘使缺少决断的意志，永不会有成就。
大仲马说道：凡是那些需要当机立断、果敢执行的计划，我们对于身边的过分顾虑，几乎是成功的唯一阻碍。
塔索说道：创造自己命运的人，是智勇双全的人。
达尔文说道：我必须承认，幸运喜欢照顾勇敢的人。
果敢是多么重要啊
当断不断，必有后患。
果断勇敢是一个人很重要的心理品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的成败、哀乐、苦福。
——深知果敢的重要性而果敢从事的人多么聪明
【好奇多问】孔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王充说道：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
李政道说道：遇到问题，要敢于问个为什么。
可怕的倒是提不出问题，迈不开第一步。
约翰•洛克说道：他们如果不是好发问，无知就会使他们变成一种愚蠢的动物。
爱因斯坦说道：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只是数学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
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由上可知，无论是对于学习和创新，好奇多问多么重要啊
——深知多问的重要性而好奇多问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善待挫折】徐特立说道：有困难是坏事也是好事，困难会逼着人想办法，困难环境能锻炼出人才来。
培根说道：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出现的。
别林斯基说道：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大学。
休谟说道：顺境使我们的精力闲散无用，使我们感觉不到自己的力量，但障碍却唤醒这种力量而加以利用。
戴维说道：我的那些重要的发现，是受到失败的启发而获得的。
歌德说道：斗争是掌握本领的学校，挫折是通向真理的桥梁。
爱迪生说道：失败也是我们所需要的，它和成功一样对我们有价值。
只有在我们知道一切做不好的方法以后，我们才知道做好一件工作的方法是什么。
困难和失败等挫折是多么重要啊
困难最能锻炼人，失败最能教育人。
困难是最好的朋友，失败是最好的老师。
把困难当成朋友，把失败当成老师的人很聪明。
——深知困难与失败等挫折的重要性而善待挫折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欣赏拥有】属于我们的东西总有一定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它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很适合我们的。
当你认为不适合你而厌烦的时候，要想一想到底是为什么。
是他（她、它）变坏或无用了，还是你看腻了用烦了。
要知道，若不珍惜适合你的东西，一旦失去了，你是会非常后悔的。
因为，穿在别人身上很好看的衣服，穿在你的身上也可能很难看；因为，大米白面天天吃，吃一顿玉米窝窝头会觉得很好吃，其实，那不是好吃而是新鲜。
拥有要配，不配受罪。
最好的拥有就是适合自己。
拥有对我们多么重要啊
——深知自己所拥有东西的价值而知道欣赏拥有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学会自学】孟子说道：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
顾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郭沫若说道：教育的目的是养成自己学习、自由研究、，用自己的头脑来想，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用自己的手来做的精神。
华罗庚说道：自学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一个人一辈子自学的时间总是比在学校学习的时间长，没有老师的时候总比有老师的时候多。
诺•波特说道：自学的人在读书收获和成功方面往往能超过受过专门教育的人。
这是因为他们的目的明确、愿望强烈，深知自己要研究什么，要读哪些书。
自学是多么重要啊
自学，不仅对未考上大学的青年可行，就是对大学毕业之后的青年，也同样重要。
从学校获得的书本知识，往往是一部分或一个专业的基础理论，只是学海中的一粟。
同时，它还有待于在社会的实践中受到检验，并在实际运用中不断巩固、充实、提高。
科学发展日新月异，知识在不断更新。
现代科学认为，一个大学毕业生在学校所获得的知识，大约只占一生工作所需要知识的十分之一。
而那十分之九的知识，要在毕业后的自学中获得。
现实生活中，在许多情况下，总是把第一流的科学发现的伟大荣誉，给了自学者。
在我国古今历史中，出现了许多自学成才的杰出人物。
如古代的李时珍、李白、杜甫等人，当代的聂耳、梅兰芳、华罗庚、齐白石等人。
——深知自学的重要性而学会自学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远见卓识】我们常说的“英明”就是指人的远见卓识的能力，这是聪明的主要表现之一。
例如，下述情况就是很聪明的表现：能从小中看到大、从坏中看到好、从无中看到有、从失中看到得、从败中看到胜、从外中看到内、从苦中看到乐，从变中看到不变、从特殊中看到一般、从原因看到结果、从现在看到将来，从不幸中看到幸福、从对立中看到同一……即从反看到正，从正看到反。
有了这样的能力，无论是对学习，对工作、对做人、对健康、对研究等都有莫大的帮助。
拥有远见卓识多么重要啊
——深知远见卓识的重要性而积极提高自己的远见能力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求异创新】约翰逊说道：任何人不可能借模仿他人成为伟人。
司汤达说道：天才的特点就是不让自己的思想走上别人的铺设的轨道。
再请看下述名言警句——如果时间已使事物腐败，而人又无智慧使之改革，那么，其结局只有毁灭。
在人们走贯的路上，人群熙熙攘攘，要想有所成就是很难的。
联结过去与现在的桥梁是思考，沟通现在和未来的桥梁是创造。
创新，是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车辆；创新，是托着人类理想飞翔的翅膀；没有创新，就没有世界。
凡是很有成就的人，都是想别人所未想，见别人所未见，做别人所未做。
许多人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不能成功，而是因为他们不敢开拓与进取。
求异创新多么重要啊
——深知求异创新重要性而积极求异创新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谦逊不傲】《尚书》中写道：满招损，谦受益。
《庞氏家训》中写道：以富贵学问而骄人，皆自作之孽。
徐特立说道：如果“自以为是”，就不能吸收别人有用的东西，就会妄自尊大、孤陋寡闻，在学术上必定狭隘，在政治上必定孤立。
巴尔扎克说道：自满、自高自大和轻信是人生的三大暗礁。
契科夫说道：对自己的不满是任何有才能的人的根本特征。
高尔基说道：智慧是宝石，如果用谦虚镶边，就会更加灿烂夺目。
泰戈尔说道：当我们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
毛主席说道：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谦虚多么重要啊
人最大的聪明就是认为自己不聪明。
谦虚不仅是一个人有修养的表现，也是一个人聪明的表现。
——深知谦虚的重要性而十分谦虚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循序渐进】老子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韩非子说道：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
华罗庚说道：学习和搞科学研究，好比爬梯子，要一步一步地来。
你要想快些，一脚跨四五步，非摔下来不可。
要循序渐进
我走过的路，就是一条循序渐进的路。
秦牧说道：练习基本功就如打地基，地基不好，楼房就盖不高。
陈景润说道：只有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练好基本功，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逐步提高，最后才有希望达到科学的高峰。
苏步青说道：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练好基本功，这是治学的秘诀。
洛克说道：学到很多东西的诀窍就是一下子不要学很多东西。
巴普洛夫说道：你们在想攀登科学高峰之前，务必把科学的初步知识研究透彻。
还没有充分领会前面的东西时，就决不要动手搞后面的事情。
循序渐进多么重要啊
无论是工作、学习、研究，还是识人、用人、教育人等等一切事情，我们在做它们时都必须遵循“循序渐进”这个基本原则。
否则，欲速则不达，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深知循序渐进的重要性而循序渐进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劳逸结合】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这句中国人民的古老格言，道出了了一个简单而朴素的真理：时间贵于黄金。
人一生的时间，的确是很短暂的，我们应该百倍地珍惜，但是，不是说我们可以随意地减少必要的休息时间。
没有收入就没有支出，没有失去就没有得到，没有休息就没有工作。
必要的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工作与学习，它们一点也不矛盾。
只有休息好了，我们才会有清醒的头脑去记忆去思维；只有休息好了，我们才会有强劲的肌肉去劳动去工作。
否则，不但有害于工作与学习，长期下去还会严重损害身心健康，甚至危及生命。
必要的休息是多么重要啊
——深知休息的重要性而劳逸结合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镇定自若】遇事不能镇定自若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临场晕”：一些参加较重要考试的人，平时成绩不错，一到考场，由于过度紧张，大脑变得混混沌沌，原来会的东西许多变得不会了。
这是由于这类人的心里素质不好，不能稳定自己的情绪。
这样，恐惧、紧张的情绪反应就会影响到大脑的理解、记忆、思维等活动。
不怕题难，就怕头蒙；不怕山高，就怕腿软。
不仅是考试，无论遇到什么较大的事，恐惧、紧张都会严重降低人的智力和体力水平，从而给自己带来很不好的负面影响。
镇定多么重要啊
——深知镇定的重要性而遇事镇定自若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把握机会】林清玄说道：生命的很多事，你错过一小时，很可能就错过了一生。
罗曼•罗兰说道：生命很快就过去了，一个时机不会出现两次。
卡耐基说道：当机会呈现在眼前时，若能牢牢掌握，十之八九都可以获得成功；而能克服偶发事件，并且替自己寻找机会的人，更可以获得百分之百的胜利。
培根说道：机会老人先给你送上它的头发，当你没有抓住再后悔时，却只能摸着它的秃头了。
机会多么重要啊
机会就是有利于自己成功的条件的成熟，就是有利于自己成功的最好时机。
条件是不断变化的，时间是快速流逝的。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深知机会的重要性而把握住机会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尊重他人】人的第一心里需求就是尊重。
人们都渴望理解支持，都追求公平自由，都期盼民主平等，这些心里需求中都深含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成分。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很多都是因为对人不尊引起的。
尊重原则在管理、教育等科学中，都是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给人金子不如给人面子；给人黄金不如给人敬尊。
尊重他人多么重要啊
——深知尊重他人的重要性而时时事事不忘尊重他人的人是多么地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