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中，请问医学泰斗是谁
NO.1 王国维上榜：词学泰斗，戏曲学先锋，近代学的带头人，在多方面开创性意义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多种著述成为学界必读经典，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代表作：《人间词话》、《人间词》、《宋元戏曲史》、《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多收入《王国维遗书》。
集外旅日所作笔札，收入《王国维学术随笔》一书。
弟子：顾颉刚，赵万里，姜亮夫等NO.2 梁启超上榜理由：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长期活跃政坛，是对近代政治有深远影响的风云人物。
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宗教等领域都广有建树。
代表作：《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佛学研究十八篇》，多收入《饮冰室全集》。
弟子：徐自摩，蔡锷，胡适，谢国桢等NO.3 章太炎上榜理由：近现代朴学大师，小学大师，经学大师，史学大师，晚年潜心研究佛学，旅日期间曾苦学梵文，更以佛学解注老庄，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
其在小学一面，长于训诂，独步古今，后之学人唯有黄侃一人堪与匹敌。
经学方面，幼毕四书五经，出口能诵;诸子百家，信手拈来。
尤其对唐以前古籍颇为精通，可谓了如指掌，为学界所畏服。
代表作：《新方言》、《春秋左传读》、《訄书》、《检论》、《国故论衡》、《齐物论释》、《菿汉微言》、《国学讲演录》》等。
弟子：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鲁迅，朱季海等。
NO.4 陈寅恪上榜理由：近代史学大师，尤精于唐史的研究，为史学界公认的泰斗，其父为近代著名学人陈三立，人称陈散原的便是，有《散原精舍诗》传世。
陈寅恪通晓多种语言，除英、法、德、意、拉、西班牙语以外，尤精于梵文、藏语、突厥语、西夏语、契丹语，同时他还精晓小亚细亚等多种业已消失的小语种。
据曹聚仁统计(《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其所晓语言约有18种之多，堪为语言界奇迹，为世人叹服。
代表作：《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政治史述论稿》等。
弟子：蒋天枢，刘节，季羡林等NO.5 黄侃上榜理由：其在经学、文学、哲学等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并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
更令世人惊叹的是其在生前并未出版过任何著作，其曾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
这句话在半个世纪后还在武大校园内广为流传，成为其治学严谨的证明。
在其生前，章太炎先生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其终不为所动。
其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为公认的国学大师。
代表作：《文心雕龙札记》，《反切解释》，《日知录校记》，《集韵声类表》，《黄侃论学杂著》， 《说文笺识四种》， 《字正初编》，《黄季刚先生遗书》， 《文选黄氏学》(注：为后人整理编订)弟子：徐复，潘重规，潘锦等NO.6 刘师培上榜理由：其为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既在政治舞台上有令人瞩目的表演，从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到清廷幕僚、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又在学术舞台上连创佳绩，甚至与章太炎齐名，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
其为横跨政、学两界的声名显赫的人物，其在学术上所做影响最为深远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是有关“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上，他使《文选》派在文派之争中获得胜利，并在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奠定垂之后世的“典范”。
主要著作：《中国民约精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黄帝纪年论》，《汉宋学术异同论》等。
弟子：黄侃，陈中凡，郝立权等NO.7 王力上榜理由：其一直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中国语言科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在1936年发表了《中国文法学初探》一文，对中国语法学界自《马氏文通》以来因袭英语语法研究的状况提出批评，同时对汉语语法的特点和研究方法做了初步探讨。
1937年发表的《中国文法中的系词》，指出系词在古代汉语里不是必要的，汉语的句子也不一定都要有动词,这揭示了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的一个突出特点。
他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中国语法理论》(1944)以及《中国语法纲要》(1946)等著作，以《红楼梦》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了自己的汉语语法体系。
另外，其在音韵学方面也成就颇高，他的《汉语诗律学》对中国古代诗词的格律和语言特点作了精到的研究，对中国音韵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
主要著作：《古代汉语》，《诗词格律》，《语法和语法教学》，《广州话浅说》，《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诗词格律概要》，《楚辞韵读》，《诗经韵读》，《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汉语诗律学》，《汉语音韵》，《龙虫并雕斋诗集》，《汉语诗律学》，《诗词格律十讲》，《中国音韵学》，《王力诗论》，《中国语文讲话》，《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等。
NO.8 季羡林上榜理由：其为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其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其学术研究范围涉及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堪为世界上少数几位能精通佛教梵文的大师，吐火罗文，印度古代文学，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唐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德国及西方文学，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散文及杂文创作等领域。
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卓有建树的成绩。
06年其成为首位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学者，同时在这一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主要著作：《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教育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NO.9 徐复上榜理由：其1929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师从黄侃攻文字、音韵、训诂。
1935年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后转至章太炎门下求学。
曾任教于国立边疆专科学校、金陵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等校。
历任副教授、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名誉所长、《辞海》编委、《辞海》语词学科分科主编之一、《汉语大词典》副主编之一、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顾问、江苏省语言学会会长、《传世藏书》主编等。
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训诂学、校勘学、蒙藏语文研究、词语研究、语源学研究及方言研究方面。
在蒙藏语文与汉语对勘方面，著有《“歹”字源出藏文说》(《东方杂志》、《阏氏读音考》(《东方杂志》、《守温字母与藏文字母之渊源》、《“歹”字形声义及其制作年代》等。
在训诂学方面，他用力最勤，著述颇丰，代表作有《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韩昌黎诗拾诂》等。
代表作品：《徐复语言文字学论稿》，《广雅诂林》，《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等。
NO.10 钱钟书上榜理由：自幼天资过人，一目十行，过目不忘。
其在清华读书期间，横扫清华图书馆;留英期间又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泡了几年。
后又随妻子杨绛留法一年，饱览巴黎大学图书馆藏书，读书之多，古今中外罕有能比。
为学渊博精深，冶古今于一炉，融中外为一家。
精通英、法、德、意、拉、西班牙语，中英文造诣之高，无出其右。
著《管锥编》四册，一百三十余万言，以典雅的文言写成，并对《毛诗正义》、《老子王弼注》、《史记会注考证》、《太平广记》等十部典籍，作了详细的考释、批注与阐发，引用了古今中外4000位作家的13000多部著作，涉及经史子集，修辞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
读书笔记多达90000余页，多种语种，数千万字。
代表作：《围城》、《人兽鬼》、《钱钟书散文》、《宋诗选注》、《谈艺录》、《管锥编》、《宋诗记事补遗》、《容安馆笔札》等。
弟子：栾贵明等国学大师评判标准大师所谓大师者，系指人们对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者的尊称。
凡称得上大师者，其学问理应在同行、同专业中当属于出类拔萃者。
另外，大师之所以为大师，还不能光看学问，光看作品，还要看道德即人品、文品，看文品与人品是否统一，即是否属于融人品与文品于一体的道德文章者流。
正如汤一介教授所说:学问不错，人格又高尚，才可称为大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因此，大师理应是学问和品德方面之典范。
假如学富五车，学问做得很大，文章写得呱呱叫，但人品却很差，尤其是文品与人品脱节，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在讲堂上、著作中说的、写的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可杀而不可辱，可一到外敌入侵，就卖国投敌，充当汉奸，富贵淫其心，贫贱移其志，威武屈其节;或面对强权则一味卑躬屈膝，附炎趋势，学风随着政治风标转，充当不管什么时候都吃香的吹鼓手;或满口仁义道德，而行动上则男盗女娼;或口里老是叨念淡泊名利，而实则争名于朝、夺利于市，沽名钓誉、治学不严、投机取巧、差错百出，却又师心自用，听不得批评意见，甚至拒绝一切批评等等。
那么，像这样缺乏中华学人之良心、良知的缺德学人，也是断断不配当大师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大师之所以堪称大师者，不仅仅在于其学问之渊博和建树之卓著，更在于其虚怀若谷的胸襟，虚一恬静的心怀，尤其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有道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
真正的大师，从来对此称谓默然视之，更不师心自用。
张岱年先生2003初在回答《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坦诚地说: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实际上我只是研究国学的一部分，主要是哲学思想，而文学、史学我研究得并不多，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就昭示出这样的大师风范。
还有著名的书斋型学者蒋孔阳先生，也是当今融高尚人品与文品为一体的道德文章之典范。
他为人一向淡泊恬静，宽容大度，但在学问上却一直不懈追求，却又恪守为学不争一家胜，著述但求百家鸣的治学态度。
他说:知识分子应以专业为社会服务。
学者应当以学术为社会服务，不是用讲话，也不是用赚钱，而是用思想用知识和学问。
当有人问他:你拼死拼活地干，又能有什么好处?时，他淡然回答:做学问，本来是出于爱好，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出于想对社会有一点贡献，而不在于自己有什么好处。
如果要讲好处，自然用不着走学问这一条道路了。
他一生在美学研究等方面，成就斐然，却虚怀若谷，坦言:人生在发展，事物在变化，学问也应当不断地发展和变化。
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到了'顶点'，灵珠在握，天下都得听我的了。
浮士德与魔鬼订约，要永远不满足，一旦满足了，他的灵魂就得归魔鬼所有。
我想，我们做学问，也应当有永不满足的精神。
一旦我们了不起了，满足了，我们的灵魂也将为魔鬼所攫去。
(玉圣:《蒋孔阳:没在创造中》，《中华读书报》1998年11月4日)张岱年和蒋孔阳先生，至少作为中国哲学和美学方面的大师，是当之无愧的!还有季羡林先生，在《病榻杂记》(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中，第一次廓清了他对于世人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的看法，特昭告天下，请予摘掉。
并称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则更昭示了其不同凡响的大师之德!国学大师名称国学大师，更是一个很有分量的称誉，是一顶很耀眼的桂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佩戴的。
如今人们所称道的诸多国学大师，实际上顶多只是史学家、哲学史家等而已。
这是仅仅就其学问而言。
至于就师德而言，不少人距国学大师就更远了。
到底该怎么界定国学大师呢?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其学问自然理应在国学研究之范围内，属于出类拔萃者。
而我们的国学，则是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等在内的，蕴含极为丰富的称谓，所以，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的著作，也理应体现丰富的内容，即使按照西方学科的划分而言，也应是多面手，百科全书型的学者，既有卓有建树的学术著作，也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等等。
国学即便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简称，其蕴含极其丰富，单是在先秦，就有百家之说。
在对于先秦百家的理解上，虽然历来众说纷纭，但至少包括阴阳、道、儒、法、墨、名、杂、小说，诗赋、纵横、兵、农、医、算、天文、地理、水利、堪舆、数术、纺织、建筑、制陶、冶炼和交通等等诸家学说。
而在秦汉以后，经过国学所固有的贯通古今，融汇内外，综合创新基本规律的作用，又涌现出许多新的学派和学说，那么，作为国学大师，理应是对国学所蕴含的各家各派的学说都比较精通，并富有很深的造诣者;即使打个折扣，也理应是对其中多半以上的学说富有很深的造诣者。
从前面引述的张岱年先生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之简要回答中，可以窥知他对国学大师的见解:即至少要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几个领域，并有突出的建树。
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张岱年先生虽然在这里没有具体谈及其具体内涵，但像天文、历算、农学、医学和养生学等等，至少包括在其中，可这些几乎都被长期排斥在国学家们的视野之外。
张岱年先生实际上提示了国学大师的最起码的标准，即单从学问方面而言的标准，可是，看看某些著名学府所开列的那一串串的国学大师名单，看看网上列出的一大堆国学大师名单，有几人合乎这个最起码的国学大师标准呢?况且，国学大师还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和品德。
从学问和品德即文品与人品相融合为一的标准看，国学大师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堪配的!
伊斯兰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有哪些
伊斯兰教对世界文化的贡献 作者：纳忠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296 更新时间：2007-12-20 先知穆罕默德说:“到了某一时候，人们有的成为信士，有的成为悖逆。
安拉用学问保护人们，以免沦为悖逆。
”学问乃伊斯兰教的根本之一。
这是纳忠教授应邀出席巴基斯坦为庆祝希吉来历进入第十五世纪于一九八一年三月七日至十日在伊斯兰堡召开的国际穆斯林学者大会上发表的论文。
（一） 先知穆罕默德说：“到了某一时候，人们有的成为信士，有的成为悖逆。
安拉用学问保护人们，以免沦为悖逆。
” 学问乃伊斯兰教的根本之一。
伊斯兰教兴起的时候，人们因袭于传统，沉溺于迷惘，不能独立自主地看待自己的信仰，只能拘泥于前人的成规。
因此，理智丧失了,思想闭塞了；拜物教盛行于各民族之间，学问的源泉枯竭，人们徘徊歧途，争名逐利，祸乱频繁，社会秩序混乱，大地成为罪恶的渊薮。
伊斯兰教制定了一项总的原则：主张人类一律平等，引导人们于正道，用学问来消除人们互相间的歧视：“人们啊!我把你们造化成为男的、女的，使你们分为各个民族、各个部落，让你们互相了解。
在安拉面前，你们中最尊贵的人，是你们中最虔诚的人。
”① 根据这一原则，伊斯兰教认为，人类是平等的，肤色、语言、乡土等之不同，不能导致人们互相间的歧视。
伊斯兰教铲除了人们当中的—切腐朽的传统观念。
在这个基础上，伊斯兰教提倡学问，鼓励人们观察和思考，命令人们寻求学问，告诫人们，如果忽视对这一切天赋的运用，必将沦为迷茫的奴仆。
伊斯兰教是用鲜明的、动人的言辞来阐述这一切的。
安拉说：“在安拉看来，最坏的牲畜，就是那些不用思想的聋子和哑子。
”②又说；“难道你认为他们大多数人能听见吗?能悟解吗?他们不过是些牲畜，甚至比牲畜还更迷惑。
”③ 在《古兰经》许多章节的结尾。
像：“你们难道不理解吗?”“你们难道不参悟吗?”这样的辞句，屡见不鲜，不胜枚举。
《古兰经》：“血块章”的开端说道：“你以安拉的尊名诵读吧!你诵读吧!你最仁慈的主以血块创造人类，又教导(人们)以书写，教导人们以其所不知道的。
” 伊斯兰教督促人们去认识大自然的伟大:“难道你还不知道吗?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然后借雨水而产生各种果实。
山上有白的、红的、各色的条纹，和漆黑的岩石。
人类、野兽和牲畜中，也同样有不同的种类。
真主的仆人中，只有学者敬畏他。
真主确是万能的，确是至赦的。
”④ 伊斯兰教所提倡的“学问”，是一切足以消除愚昧，揭示宇宙万物奥秘的知识。
安拉说：“你们看看宇宙间的(一切)吧!”“好像他们从宇宙间的每一迹象面前经过时，都避而不顾。
”⑤ 伊斯兰教号召人们把目光转向宇宙，转向宇宙间的飞禽走兽，植物矿藏。
伊斯兰教禁止人们营干邪恶，轻信迷惘。
伊斯兰教明白地宣告。
当时人们绝大部分的知识都是些猜测和幻想。
安拉说:“他们所遵循的不过是些猜测，而猜测是丝毫无益于真理的。
”⑥ 人们应该学习和吸取的是真正的学问，而不是别的邪恶杂念。
安拉说：“你们有什么学问吗?那就为我们拿出来!你们所遵循的不过是些臆测，你们不过是说谎的人。
”⑦ 伊斯兰教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消除了腐朽的传统后，号召人们必须寻求学问，先知穆罕默德说：“哲理是穆民失去了的骆驼，必须寻找，那怕在中国。
”这一段圣训是把两段圣训揉合在一起，一段是：“哲理是穆民失去了的骆驼，不管在哪里寻到，都应该属于自己。
”另一段是：“你们寻求学问吧
哪怕是在中国，因为求学对每一个穆斯林都是天命。
” 由此，可以证明，求学是伊斯兰教最重要的根本之一 (二) 根据伊斯兰教的这一原则，穆斯林无往而不学习。
阿拉伯人远征胜利后，在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马格里布、西班牙，伊朗、中亚各地定居下来，遵照伊斯兰教的教导，按照民族发展的规律，极为重视各民族的学术文化，特别是伊朗文化，伊朗有高度的文化。
叙利亚人曾把大部分希腊文化遗产译为阿拉姆文(古叙利亚文)。
并在爱得莎、奈绥比、哈兰、公底沙浦尔等地建立了学校，传授希腊文化，从而推动穆斯林产生了迫切要求学习的愿望，渴望把各民族的学术思想遗产翻译成阿拉伯文。
在倭马亚王朝初期，阿拉伯人开始接触到叙利亚人，目睹叙利亚人在爱得莎、安条克等地建立的学校，到了阿拔斯王朝初期，穆斯林负籍来学者，日益踊跃，并从阿拉姆文中翻译了医学和天文学的典籍。
同时把伊朗、叙利亚，印度的各种著作译为阿拉伯文。
但是，在开始的时候，翻译工作是由一些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基督教徒自由进行的，没有组织的。
到了哈里发麦蒙执政的时期，采取了新的措施，在巴格达建立了著名的学术研究机构“智慧之宫”，依照叙利亚学校的规格，对古典学术进行翻译和研究。
麦蒙又派人到拜占廷去，要求拜占廷皇帝代为搜集著名的古典抄本。
穆斯林纷纷远行各方，既搜寻古籍，又寻求学问，在阿拔斯王朝时代，穆斯林搜集到的古籍，都汇集到巴格达，当时的巴格达城，有如学术文化遗产的无尽宝藏，又如人类思想的汪洋大海。
哈里发麦蒙提倡学术翻译，鼓励穆斯林学习阿拉伯文译本，王公大臣，以及麦蒙的继承人——哈里发，也竞相效尤，于是散居各地的翻译家，都纷纷涌向巴格达，把希腊文，波斯文，叙利亚文，印度文的大批古籍，译为阿拉伯文。
在穆斯林中，研究古典著作，蔚然成风。
于是，从麦蒙时代发轫，翻译古典著作的工作，成为伊斯兰国家直接主持的事业，在短短的两百年内，穆斯林成为古典学术思想的继承者。
毫无疑义，中世纪出现的伊斯兰-阿拉伯的翻译运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载入史册，永垂不朽，在欧洲文化史中，是无可比拟的。
但是有些西方历史家，力图贬低穆斯林对伊斯兰文化的丰功伟绩，否认穆斯林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穆斯林翻译了大量的古典著作，这是毫不足奇的。
各民族在自己的文化发展中，必须互相学习，互相充实，这是人类文化的必然规律。
文化是人类共有的，每一民族必须向别人学习，也必然有自己的文化。
历史上绝对没有什么专门引进，毫无创造的民族文化，也没有什么专门创造，毫无引进的民族文化。
至于说穆斯林在文化上没有什么发明创造，那是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合的。
在中世纪，穆斯林有自己的发明创造，有自己的领先学科，也有自己的学术理论，学术见解。
通过翻译工作，穆斯林对古典著作，进行过许多工作：注解，诠释，增补、勘误。
这些历史事实，有如日月之经天，彰明昭著，公正的历史家是毫不否认的。
古希腊学术，仅仅是伊斯兰文化的初步基础，正如一切民族继承前人的学术文化一样。
穆斯林具有强大的创造力，他们不满足于学习，采撷别人的成就，他们进行过自己的研究与探索，进而有自己的创造发 (三) 伊斯兰教对伊斯兰文化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
《古兰经》与“圣训”是阿拉伯语的经典，穆斯林十分重视使用阿拉伯文来传布伊斯兰文化。
但是，在传布阿拉伯语的过程中，不免发生语法上的错误，穆斯林当心这样可能对《古兰经》的诵读和理解，产生不良影响，便深入到阿拉伯游牧地区，向阿拉伯游牧人学习正确的，纯粹阿拉伯语，进而根据《古兰经》与“圣训”，以及古代诗歌和游牧人的语言等，研究和编著阿拉伯语法。
穆斯林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形成一股研究阿拉伯语法的运动，因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如果没有《古兰经》作为根据，这是不可能的。
在翻译事业的蓬勃发展中，阿拉伯语显然不够使用，必须增补新的语汇，于是穆斯林创制了大量的新的阿拉伯语汇，和新的学术文字的表达方式。
在公元九世纪以前，阿拉伯语仅仅是文学语言，诗歌的语言，从九世纪开始，阿拉伯语逐渐发展演变成为学术的语言，从而在巴格达城以及其他伊斯兰城市，产生了光辉灿烂的伊斯兰文化。
随着阿拉伯语的发展，随着穆斯林中出现了学术研究的风气，伊斯兰国家涌现出大批著作家，学术著作日益丰富多彩，学术研究的领域日益广泛。
从事研究著述的穆斯林中，有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马格里布、安得鲁西亚、波斯，呼罗珊、中亚、印度等地的穆斯林。
穆斯林的著作，汇集了当时人类才华的结晶——伊斯兰学问、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成就。
中世纪穆斯林的著作，不下几万种，穆斯林学者，仅一个人的著述，达数百种者，比比皆是，如：塔巴里、伊本·哈斯木、拉齐、伊本·西那、速郁退等。
穆斯林在历史学方面的成就很大，他们的历史著作，特别是他们亲眼目睹的记载，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穆斯林的历史著作，是研究中世纪历史不可缺少的基本史料，如塔巴里的《历代先知与帝王史》，买斯欧底的《金草原》，伊本·艾西尔的《全史》，艾布费达的《人类简史》，伊本·赫尔东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柏柏尔人的历史》等。
穆斯林在阅读托勒密的地理名著《伟大论》之前，即开始了对地理学的研究，其原因很多： 首先是穆斯林朝圣的因素。
“朝圣”是穆斯林必须遵守的天命。
每个穆斯林，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该到麦加朝圣。
有的人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才能到达麦加，这就促进他们熟悉地理，计算途程，产生了研究地理学的兴趣。
其次是商业活动的因素。
阿拉伯与波斯的穆斯林商人或穿越大陆，或远涉重洋，足迹遍及亚非两洲。
他们到达桑吉巴尔以及东非沿岸。
不少人把旅途见闻，写为游记，为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第三，是穆斯林学术旅行的因素。
穆斯林跋涉千里，求师访友，寻求学问，这就必须了解各地的地理环境。
穆斯林首先编著的地理著作。
就是阿拉伯地志，以及游牧部落分布的情况。
最早从事地理志的著述者为文学家和诗人，如艾斯迈尔、速库尼等人。
接着编著了全阿拉伯半岛的地志，例如：海木达尼的《阿拉伯半岛志》，艾布·艾诗勒斯的《沿海高地山岳志》等。
苏来曼是第一个到东方的阿拉伯商人，他不止一次到过印度、中国。
归国后，写下了第一部用阿拉伯文著作关于中国和印度的见闻录:《苏来曼东游记》(公元851年)。
艾布·宰德·巴拉赫(公元934年卒)，是第一个从事“地理学”著作的伊斯兰地理学家，曾著《区域志》一书，后来的木干德西(公元985年)，买斯欧底(公元956年卒)，都是阿拉伯早期的地理学家，写下了不少的地理著作。
买斯欧底被誉为阿拉伯的希罗多德，多次游历亚洲，著作很丰富，其中以《金草原》一书最享盛誉。
雅古特(1229年卒)是穆斯林最重要的地理学家，他的名著《地名辞典》是一部渊博浩瀚的地理学宝库。
书中除记载地理外，还包括丰富的历史和文学知识，被认为是中世纪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
较为晚出的阿拉伯著名旅行家伊本·巴图塔(1304—1376)于1325年离开他的故乡摩洛哥丹吉尔，开始他的亚洲、非洲的长途旅行，他足迹遍埃及、汉志、伊拉克、叙利亚、西亚、波斯、中亚等，然后到达印度和中国。
归国后写下《伊本·巴图塔游记》，把他在几十年的旅行中的见闻记录下来。
书中详载当时中国的风土、人情、社会、商业、港口、城市等。
公元九世纪，穆斯林在公底沙浦尔建立了第一座天文台，不久，哈里发麦蒙在巴格达城建立了另一座天文台，观测、研究天体运行的规律，并对托勒密的名著《伟大论》详加考订正误。
比鲁尼(公元973—1048)是中世纪研究天文学和物理学中最精湛最渊博的穆斯林思想家，他的名著《古代遗迹》，是一部主要研究古代各国人民历法的著作。
伊斯兰文化最大的贡献之一，是把印度的数学、数字传人西方，这种数字西方人称为“阿拉伯数字”。
首先使用这种数字者为穆斯林杰出的数学家花拉子密(公元780— 850年)。
花拉子密博采古代埃及、印度的学说，还发明了代数学，即著名的“积分和方程计算法”一书，公元十二世纪，这本书被译为拉丁文，在欧洲各大学长期受到重视。
穆斯林对医学有极大的贡献，拉齐为伊斯兰的医学泰斗。
他的著作极为丰富。
所著《曼苏尔医书》是一部不朽的医学名著，共十册，书中包括医学上极为重要的医理与临床实践。
他的《天花与麻疹》一文，是一篇最著名的医学论文，也是在这门医学领域中最早的著作。
拉齐的著作，大部分被译为拉丁文和欧洲其他文字。
伊本·西那(公元980—1037)是继拉齐后的另一位伊斯兰的医学泰斗。
同时，又是著名的哲学家、语言学家、诗人，他的绝大部分著作是用阿拉伯文写的。
公元十二世纪以后，大部分被译为拉丁文，在欧洲医学的教学与研究中，长期起着重大的影响。
穆斯林的学术研究，非常重视实验，他们把数学看作研究自然科学的工具，他们运用实验的方法和使用科学仪器，来进行研究和观察，以解科学上的各项问题。
在化学的研究方面，穆斯林卓有成效，最先发明了蒸馏，升华、熔化、结晶等方法。
穆斯林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大贡献，是造纸术的传布。
公元八世纪中叶，穆斯林从中国学到了造纸术后，首先在撒马尔罕建立了一座造纸厂，接着把造纸术传布到伊斯兰国家的各大城市，后来传到西方。
公元十二世纪后，由于造纸术的西传，西方文化有了发展，后来出现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出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这是和穆斯林的功绩分不开的。
(四) 穆斯林对人类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西方公正的历史家一致公认的。
如果没有穆斯林的翻译事业，古典学术必然丧失大半，欧洲的文艺复兴必然推迟许多年。
中世纪，当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在东方、在西班牙繁荣灿烂之时，欧洲却处在愚昧之中。
后来成为西方文化中心的那些地区，在中世纪时，不过是被一些野蛮的封建主盘踞的碉堡。
基督教徒在当时多半是僧侣教士，他们俯伏在教堂里誊抄宗教经卷。
中世纪欧洲长期处于草莽状态，直到公元十一、十二世纪，才开始觉醒，转向阿拉伯人学习。
同时，西班牙的繁荣兴盛，也吸引了欧洲的学人、病人和旅游者到西班牙去学习、治疗和旅行。
于是欧洲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混合交流，日益频繁。
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家赛迪俄在所著《阿拉伯史》一书中写道；“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在文化、经济、政治上的混合交流，使得阿拉伯文化越过西班牙，深入到基督教人的世界，影响所及，甚至使很多西班牙人，特别是在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人，加入了阿拉伯籍，学习阿拉伯语，和阿拉伯人一起，对伊斯兰——阿拉伯文化作出贡献。
西班牙人曾在托利多，设立了一座翻译局，从事阿拉伯典籍的翻译。
从公元十二世纪开始，托利多成为欧洲人学习伊斯兰——阿拉伯文化的泉源。
西方人翻译阿拉伯文典籍的事业，从公元十二世纪到十五世纪延续不断、始终不衰。
穆斯林学者中，如拉齐、艾布·卡西姆、伊本·西那、伊本·路什德等人的著作都被译为拉丁文。
欧洲人还根据阿拉伯译本，把古希腊学者希波格拉迪，柏拉图、亚理土多德、阿希米得、托勒密等人的著作，译为拉丁文和其他西方文字。
公元1220年，法国人在摩比里城创立了一所学校，以西班牙旅居西欧的学者为主要骨干。
后来，这所学校发展成为大学。
这所大学和其他学校都教授阿拉伯语和伊斯兰学科。
在公元十四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学科，一直被列入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的教学大纲。
直到近代，欧洲人还十分重视印刷出版阿拉伯文的珍贵典籍。
中世纪早期，西方的学术研究，只限于宗教人土，研究的学科，不出宗教学范围。
后来，才扩大到一般人中间，伊斯兰文化和古典译本，一直对西方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法国学者勒本在所著《阿拉伯文化》一书中写道：“直到十五世纪，欧洲学者没有一个不受阿拉伯学术影响的”。
他们或师承阿拉伯人，或翻译阿拉伯文典籍。
阿拉伯人的著作，特别是科学著作被欧洲各大学广泛采用，达五百年之久。
有些学科到了近代还受阿拉伯人明显的影响。
伊本·西那的著作，到十八世纪，还被列为法国大学的学术讨论的课题。
伊本·路什德的著作，自十三、四世纪以来，一直是法国、意大利等国各大学的最重要的哲学参考书。
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对于东方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时间关系，仅提一下它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关系．源远流长，自古以来接触频繁，彼此交流、互相学习，为时很久。
阿拉伯人对中国文化有很大影响。
在元代，穆斯林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在北京创造了七种天文仪器，又制定了“万年历”，曾颁布通行，直到元末，有许多星宿星座的名称，在中国一直保留阿拉伯原名。
阿拉伯医学对中国有深远的影响。
公元十四世纪时，基督教世界对黑死病束手无策，听天由命，而阿拉伯医学家伊本·海推布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设立了“广惠司”与“回回药物院”两个医疗机构，防止传染病的扩散。
而且穆斯林的《药典》已经从波斯文译为汉文，直到明初，仍然通用。
至今北京图书馆仍保留《药典》的一部分篇章。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在历史上对世界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贡献。
但是我们穆斯林决不应满足于前人的成就和光荣，在伊斯兰教历进入十五世纪的新时期，我们希望各国穆斯林本着《古兰经》和穆圣的教导，继续前进，为人类的未来做出更新的更大的贡献。
福州有哪些历史名人
福州历史人文荟名人。
下面是一些历史名料供您参考。
【杏林始祖——董】 董奉(200年—280年)，东汉名医。
董奉一生行医济世，不取分文报酬，只让治愈者在其住宅周围种植杏树，售杏得谷用以赈济贫民。
董奉以其崇高的医德，使医生的职业有了“杏林”的别号，也被后人尊为“杏林始祖”。
【福州鉴真——隐 元】 隐元禅师（1592年—1673年），日本黄檗宗开创者。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任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住持的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弘法，使沉寂已久的日本佛教界为之轰动。
隐元禅师开创了日本五大佛教宗派之一的黄檗宗，目前日本崇奉黄檗宗的信众达数百万人，建有黄檗分寺500余座。
隐元禅师还将中国的馒头、豆腐配方和当时中国的建筑、雕塑、书法、印刷、医药和音乐等传入日本，被日本称为“黄檗文化”。
【民族英雄——林则徐】 林则徐（1785年—1850年），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1839年6月，林则徐领导了震动世界、彪炳史册的“虎门销烟”，掀开了近现代炎黄子孙反抗外国殖民侵略波澜壮阔的第一页，树立了国际禁毒史上的第一块丰碑。
林则徐一生历官十四省，被誉为“六任封疆帅，千秋社稷臣”。
他组织编译的《四洲志》，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的译著；他在新疆主持兴修水利，开挖“坎儿井”，至今仍为民造福，被颂称为“林公渠”、“林公井”。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名句，是林则徐一生的写照。
【船政之父——沈葆桢】 沈葆桢（1820年—1879年）清代洋务运动重要人物之一，首任福建船政大臣。
沈葆桢创办的福建船政，是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基地，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和专业技术高等学府，奠定了近代中国海军和工业、科技、高等教育的基础。
沈葆桢提出“船政之根本，在于学堂”，他培养出的船政学堂精英，撑起了近代中国革新、自强的脊梁。
【爱国侨领——黄乃裳】 黄乃裳（1849年—1924年），著名的爱国侨领。
1896年，黄乃裳参与“公车上书”，并创办了福建近代第一张报纸《福报》。
1899年，黄乃裳毅然出南洋，寻找垦殖之地，胼手砥足地在马来西亚沙捞越诗巫创办了“新福州”垦场，成为一代侨领。
经过一代又一代福州移民的拼搏奋斗，“新福州”日益繁荣，已发展成为诗巫市。
【译林鼻祖——林纾】 林纾（1852年—1924年），被公认为近代中国翻译界开山祖师。
他与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是中国第一部翻译小说。
林纾一生译作180多部，极大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西学泰斗——严复】 严复（1854年—1921年），近代中国系统地介绍、传播西方政治学说和思想文化制度的第一人。
1895年～1898年，严复翻译英国哲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警醒国人奋发图强，一时风靡全国，被誉为“中国西学第一人”。
【共和先驱——林觉民】 林觉民（1887年—1911年），《与妻书》作者，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一。
清宣统三年（1911年）春，林觉民参加孙中山、黄兴组织的广州起义，随黄兴攻入总督衙门，受伤被俘，后从容就义。
林觉民在广州起义前写下绝命书《与妻书》，勉励妻子“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其情其志，影响深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舍小我成就大我，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舍生取义、慷慨赴死。
【化工巨子——侯德榜】 侯德榜（1890年—1974年），中国近代化工工业奠基人和世界制碱权威。
侯德榜揭开了苏尔维法的秘密，发明了中国人自己的制碱工艺——侯氏制碱法，改进了碳化法氮肥生产流程，为中国化工工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侯德榜生产的“红三角”牌中国纯碱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被誉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
他写下的《纯碱工学》等专著，揭开了纯碱生产的秘密，被誉为“中国化学家为世界文明做出的突出贡献”。
【虎穴忠魂——吴石】 吴石（1894年—1950年），是中国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牺牲时公开身份为“中华民国国防部参谋次长”。
主席曾题诗赞誉吴石将军，写下了“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的名篇。
1973年，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烈士。
【文化巨匠——郑振铎】 郑振铎（1898年—1958年），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的全才型巨匠。
郑振铎在拓展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以及挖掘、整理中国传统文化、文物考古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担任首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天文大家——张钰哲】 张钰哲（1902年—1986年），享誉国际的天文学家。
张钰哲在中国天文史上写下许多“第一”。
1928年，中国人自己发现的第一颗小行星（第1125号小行星）就是由张钰哲发现并命名为“中华”。
1941年，他组织拍摄了中国境内的第一张日全食照片。
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
1978年8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将第2051号小行星定名为“张钰哲星”。
【世纪老人——冰心】 冰心（1900年—1999年），被誉为与世纪同龄的文学大师。
1923年，冰心发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寄小读者》。
其后，在她8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下了《小桔灯》、《繁星》、《春水》、《空巢》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读者的文学名篇。
冰心以爱为中心的文学精神和人格力量，使她成为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之一。
【一代才女——林徽因】 林徽因（1904年—1955年），中国首位女性建筑学家，也是现代著名诗人、作家，被胡适誉为“一代才女”。
林徽因参与新中国国徽设计，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发掘、抢救了国宝景泰蓝制作工艺，为民族和国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文学创作上，她一生也著述等身，留下了《你是人间四月天》等大量优秀的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
【科普铁人——高士其】 高士其（1905年—1988年），被誉为科教战线上的“铁人”，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全身瘫痪的高士其，以顽强的毅力奇迹般工作了60年，写下600多篇、75万多字的科学小品、科学童话故事和科普文章，引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
高士其受到广大青少年的热爱，被称为“中国两亿儿童的爷爷”，被中共中央组织部确认为“中华民族英雄”。
【党内才子——邓拓】 邓拓（1912年—1966年），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37年，邓拓创办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最早的党报——《抗敌报》。
1944年，邓拓主持编辑出版《选集》，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部同志的文集。
新中国成立后，邓拓担任《人民日报》总编、社长等职务，为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围棋宗师——吴清源】 吴清源（1914年— ），现代围棋大师。
少年时代的吴清源就被誉为“一代围棋神童”。
东渡日本后，吴清源与日本著名棋士木谷实开创了“新布局”，被称为围棋现代布局的奠基人。
1939年至1956年，他与当时所有日本围棋一流高手的番棋决战均取得胜利，纵横日本棋坛近20年难逢敌手，被尊为“昭和的棋圣”，开创了“吴清源时代”。
1983年，吴清源先生因健康原因隐退。
【数学巨星——陈景润】 陈景润（1933年—1996年），著名数学家。
陈景润把全部的生命投入解析数论尤其是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
1966年，他证明了“1+2”，这项成果被称为“陈氏定理”，至今仍居世界领先地位。
1978年，新华社记者徐迟写下了著名的长篇通讯《哥德巴赫猜想》，报道了陈景润的事迹。
在十年“文革”动乱刚刚结束的那个“科学的春天”里，陈景润成为激励广大有为青年向科学进军的一面旗帜，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仁心妙手——吴孟超】 吴孟超（1922年— ），中国肝胆外科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吴孟超创立了中国肝胆外科的关键理论和技术体系，开辟了肝癌基础与临床研究的新领域，创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肝脏疾病研究和诊疗中心，培养造就出高层次专业团队，使中国肝脏外科诊治、研究从一纸空白到一举迈进世界先进行列。
吴孟超视病人为亲人，他常说医生的医德比医术更重要，只要有可能都坚持亲自主刀，至今已使1.36万多名患者恢复了健康。
年逾八旬的吴孟超院士，至今仍奋斗在临床、教学、科研第一线。
2006年，吴孟超以其精湛的医术和崇高的医德，获得了 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成为中国医学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昆虫记》赏析。
法国作家雨果：《昆虫记》不愧为“昆虫的史诗”。
[10]现代作家巴金：《昆虫记》融作者毕生的研究成果和人生感悟于一炉，以人性观察虫性，将昆虫世界化作供人类获取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美文。
[11]现代作家周作人：法布耳的书中所讲的是昆虫的生活，但我们读了却觉得比看那些无聊的小说戏剧更有趣味，更有意义。
他不去做解剖和分类的工作（普通的昆虫学里已经说的够了），却用了观察与试验的方法，实地地记录昆虫的生活现象，以及本能和习性之不可思议的神妙与愚蒙。
我们看了小说戏剧中所描写的同类的运命，受得深切的铭感，现在见了昆虫界的这些悲喜剧，仿佛是听说远亲—的确是很远的远亲—的消息，正是一样迫切的动心，令人想起种种事情来。
他的叙述，又特别有文艺的趣味，更使他不愧有昆虫的史诗之称。
戏剧家罗斯丹批评他说，“这个大科学家像哲学者一般的想，美术家一般的看，文学家一般的感受而且抒写”，实在可以说是最确切的评语。
默忒林克称他为“昆虫的荷马”，也是极简明的一个别号。
（《法布耳昆虫记》）——周作人1923年发表文章）[12]现代思想家、作家鲁迅：他的著作还有两种缺点：一是嗤笑解剖学家，二是用人类道德于昆虫界。
但倘无解剖，就不能有他那样精到的观察，因为观察的基础，也还是解剖学；农学家根据对于人类的利害，分昆虫为益虫和害虫，是有理可说的，但凭了当时的人类的道德和法律，定昆虫为善虫或坏虫，却是多余了。
有些严正的科学者，对于法布尔颇有微词，实也并非无故。
但倘若对这两点先加警戒，那么，他的大著作《昆虫记》十卷，读起来也还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书。
（《“医学泰斗”的悖论与所谓“名人名言”》）[13]福建日报：《昆虫记》不仅是一部研究昆虫的科学巨著，同时也是一部讴歌生命的宏伟诗篇。
《昆虫记》是描写昆虫生活的诗篇。
作为昆虫学家，法布尔是严谨而细致的。
他根据观察得来的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将昆虫鲜为人知的生活习性生动地揭示出来。
《昆虫记》是优秀的科普著作，也是公认的文学经典，笔调轻松诙谐，充满了盎然的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