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名言，急急急
重利轻义是西方传统的义利观，如同美国的名言：“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
”这是西方最好的注脚。
当今社会，由于西风东渐，中国有一部分人也感染了这种重利轻义的恶症。
中国传统的商业观念是“君子爱财，取之以道。
”中国的大商贾都以儒商自持，洁身自好，最注重信誉，商号铺户经常悬挂张贴“童叟无欺、宾至如归”等座右铭律。
著名的晋商、徽商都有严格的商业制度以及对从商者的选拔标准。
传统儒家义利观是什么
有关义利观的名言警句，在我国可以说是浩如烟海了。
总的来说，一般的意思是君子不应该过分追逐利益。
国君问亚圣，此来何利于寡人
“以义治国，何必言利
”孟子的回答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了。
儒家义利观主要观点有哪些
1。
儒学曾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秩序、社会秩序、政治秩序构成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民族国民个体恪守的修身养性、入世立身之道。
20世纪的孔子、儒学研究融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于一体，使孔子、儒学的研究在方法及内容新质的建构上拥有了新的意义，基本形成了儒学合理内核与现代社会文明精神整合的积极认知。
今天，现代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文化视野和新的秩序建设，特别是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人类对生存环境的深层思考。
这一情势中的孔子、儒学所拥有的科学内涵，必然成为新世纪专家、学者热切关注的重点。
虽然时代不同了，但孔子、儒学特别是孔子、儒学本原关于人与社会、自然、自身关系的询问，以及这一思想体系所致力于营造的人与人统一、人与物统一、人人慎独的和谐氛围，对以“利”为追求终极的商品经济运作所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物关系的隔阂、冷漠，无疑是有益的补充。
即使是法制社会发达的今天，伦理道德的个体坚守依然是涉及我们人类生存秩序的永恒主题，是我们不可或缺的需要。
在人类生存发展的进程中，他律与自律永远是一对矛盾，然而只有文明他律与文明自律的有机统一，才会构成生存环境的秩序和安定。
孔子、儒学伦理道德理念的价值、意义，代表了东方古代先贤对生命存在的深刻思考，它是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生民对生存认识的智慧结晶，是世界伦理道德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全球秩序面临着新的建设，文化亦在重构之中，人类需要怎样的生存氛围，是全球有识之士共同关注的问题。
所以，此时的孔子、儒学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束缚，以昂扬的姿态迈向世界多元文化对话的舞台上，并以一种“普世伦理”的资源参与全球伦理道德和全球新秩序的建设中，这决不是简单的复古或猎奇，而是孔子、儒学本体具有的真理的客观性仍表现出旺盛的现实活力，是人类理性认知的必然结果。
正是基于此种世界文化背景，诞生于21世纪初的《20世纪儒学研究大系》，整理学问，研究问题，传播学理，弘扬国学，为孔子、儒学研究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就更加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未来意义。
==================================================第2点先秦时期是我国伦理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是当时及后世有影响的伦理思想之一.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在百家争鸣中充分阐释了他们重义轻利,义以为上,以义克利等义利思想.其义利思想对我们现代义利观的建构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对此,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将其整合到新型义利观的构建中去. 评价儒家的义利观 孔孟重义而不轻利。
缘由有两个。
一个是针对豪强兼并土地，民众无立锥之地的社会现实，要统治者依照伦理政治规范，如同父母对待子女一般地实行养民政策。
另一个是从人类终极思辨的高度，认识到人的求善至仁的社会属性更本质于趋利避害的自然属性，继而告诫民众，唯有遵循伦理政治规范，才可以获得财富，才不至于在获取财富的过程中招致灭亡。
总之，儒家代表人物充分重视物质财富对于社会的基础性价值，在获取财富满足人类本能需求的方法上，则主张要依照人类社会伦理、政治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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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义利观
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试论颜元经世致用的义利观 在我国古代哲学理论中，义利关系问题集中了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
孔子认为：“仁者人也……义者宜也”。
追求私利是人的欲望本能，但是追求私利应以“义”为前提，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他的义利观可概括为“重义而不轻利”。
而荀子则提出：“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
”已经有了重义轻利的倾向。
董仲舒提出：“夫人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否定了君子在合乎“义”的情况下追求“利”的合理性，这与孔子所赞许的“义然后取”和荀子说的“好利恶害”明显不同，进一步割裂了义利之间的关系，也把重义轻利的观点绝对化了。
宋明理学家承袭、发挥董仲舒的观点，严义利之辨，倡导贵义贱利。
程颢认为“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义利关系被视如水火之不相容，有义则无利，有利则无义，朱熹提倡“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心学大师王阳明也主张“去人欲而存天理”。
“义”作为一种价值原则被提升到宇宙本体和形而上学终极存在的高度，称为“天理”，“利”因“人欲”恶的性质而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先秦儒家所谓“合义”的利也不存在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利”存在的客观性和必要性。
清初，思想家颜元继承、发扬了事功派的功利思想，在义利关系上对董仲舒和宋明理学的观点作了尖锐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孔子义利观的本来面貌。
他主张“以义为利”的观点。
他说：“以义为利，圣人平正道理也。
……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
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
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
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义利并不对立，在正谊、明道的前提下，必须谋利计功，求义中之利。
颜元还以种田、捕鱼为例说明人们进行生产活动，是必须讲求功利和收益的：“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
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
”正义明道就应该谋利计功，不讲功利，义、道之事空洞的腐儒直言，于国于民毫无益处。
这里，颜元实际上是将功利看作是“正谊”、“明道”的出发点和归宿。
颜元对程朱理学将义利对立而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义利观尤为反感，他认为，舍形无性，人形不但不是人性的累害，而且正实现了人性。
而人的欲望又满足人形体各方面的需要，因此也是人性的必然表现，是人之常情，不能像程朱那样将其看作是罪恶性质的人欲。
所以他说：“故礼乐缤纷，极耳目之娱而非欲也”；“位育乎成，合三才一性而非侈也”。
主张有其体必有其用，并以其用通有其体，这是对封建禁欲主义的根本否定。
颜元认为，谋利计功是人的活动的普遍特征，道德不是空话而存在于人们谋利计功的行为之中，“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所以“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
他的这些观点，继承了先秦儒家“富贵乃人之所欲”，君子“义然后取”的义利观中的合理成分，比较好的将义利统一起来，可以说是向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复归。
在道德评价中，之所以谋利计功，就在于“理由事先”、“理由功著”，必须通过实事实功的实际效果，道德才得以充分体现。
仁义并非仅存于内在的道德世界之中，还应当具体展现于外在事功的开创过程之中。
正是外在事功，构成了内在道德的现实确证。
外在事功对于实现人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彰显内在德性的光辉是非常必要的。
所谓的离事功则“言仁义者陆沉泥腐”，“无事功之仁义”强调的正是这一点。
而理学家中时道德境界，轻视物质生活，把两者对立起来，宣扬重义轻利，甚至讳言功利、不求效用，必然导致道德价值发生混乱。
颜元反对只强调动机而否定效果，它批判理学家热衷于静坐空谈心性道德，不办经济生民的实事，形成了一种崇尚空疏、鄙弃实事实功的社会风气。
认为其所造就的只能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无用腐儒，“莫谓唐、虞、三代之英，孔门贤众之士，世无一人，并汉、唐杰才亦不可得”。
由此可见，在道德和事功的统一中，颜元的侧重点由道德转向了事功，外王事功成为了价值的重心和目标。
正是基于这一点，颜元为了扭转空疏的社会风气，扶正被颠倒了的道德评价标准，提出了“身心一致加功”的原则，即在道德评价过程中，既要注意言行一致，又要注意义利统一，动机和效果的一致。
要把个性修养同成就事业联系起来，考察实事实功的完成，特别强调义利并重、道功兼收，以“功”、“用”来判断、评价道德。
同样，为学求知的目的也在于“务期实用”。
颜元认为：“学必求益，凡举步，觉无益就莫行；凡启口，觉无益就莫言；凡举念，觉无益就莫思。
”颜元把“有益”看作为学求知的前提，无论行、言、思都必须以“有益”为出发点。
讲义不能不讲利，只有义利一致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
基于对宋明以来崇虚黜实、讳言功利的严重弊害的深刻认识，颜元提出了功利主义的圣贤观，把能够“建经济生民之勋，成辅世长民之烈，扶世运，奠生民”的圣贤作为最高的人才理想和德育目标。
他强调知识分子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并且还要有济世救民的本领。
颜元所谓的圣贤已不同于传统儒家的圣贤。
在儒家传统观念中，圣贤主要指个人道德修养的完善状态，而颜元的圣贤范畴则是社会本位的，着重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具备的实际才能及实际功利的完成方面来要求和衡量，既有个人品德修养方面的内容，又有实事实功的要求，而对于后者尤为注重。
可见，颜元把“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实际功业以及“有真才真器”，“致君泽民”的能力作为人才的标准。
在心性道德之体和经世济民之用之间，颜元所强调的是通过经世致用来体现德性。
颜元的所谓理想人格不再是静坐读书，重义轻利的腐儒，而是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义利兼重的有用之才；他所关注的不再是挺立的道德人格和“存天理，灭人欲”的内圣工夫，而是能否开创盛大的外王事功。
颜元并不否认内在德行的涵养和修持，只不过以一种不同于宋明儒者的理念开创出内外圆融的为学路向，赋予了宋明儒学因过分脱离外王路线而腐朽生蠹的思想以崭新的生命。
综上所述，颜元的义利观以经世致用为旨归，更以“正其谊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为原则，实现了对儒家义利观的复归。
颜元提倡经世致用“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义利观，既重义又重利，既重内圣又重外王，既重“尊德性”又重“道问学”，既肯定多学而识的博学多问，又强调理乐六艺等实用技巧的价值，在工夫路线上异乎宋儒，开出了一条客观、具体、务实的实学思想的新路数，实现了由内圣转向外王，由虚空转向实在，追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的新路数，实现了由内圣转向外王，由虚空转向实在，追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路向。
此是颜元思想的真正价值所在。
当然，颜元的义利观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他所反对的是当时重义不追求正当利益的腐儒。
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深切理解古人思想的精华，既要避免不顾国家和他人利益，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舍义重利倾向，又要兼顾合理的追求利益的经济商业活动。
只有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使义利并重，协调一致，调节好物质利益和道德精神的关系，才能更好的开创我们灿烂光明的未来。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孔子的义利观是什么
孔子之义利观义，义者，宜也（《中庸》），便是适宜的意思，后来则代指人类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中应当尊循的最高原则和应当追求的最高道德；利，是指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利益和功利，这概念出现得很早。
义利问题是中国古代道德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对国家、政治、经济、伦理及社会风尚都具有十分重创要的作用。
几千年来，历代思想家对它进行了反复讨论。
诸子中，法家提出了贵利轻义主张；道家以既超道义有超功利的态度来看待义利；而墨子既不是重义轻利，也不是重利轻义，而是义利合一，志功双规；而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重义轻利（或者说先义后利）思想。
孔子提出了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孔子一方面继承了春秋中期晋国大夫丕郑、里克的观点，也认为义以生利，所不同的是孔子强调行义要符合礼的规定，孔子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
（《左传》）认识到利益是使老百姓安定的重要因素，治国安民不能忽视利益的取得。
就社会而言，孔子并不否认功利是其发展的重要基础。
《论语·子路》里，孔子在进入卫国时，曾和冉有说过一段在庶（人口兴旺）、富（生活富裕）、之后进行教（教育）。
由此可见，孔子肯定了实际功利对于社会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另一方面，在义利关系上，孔子又明显表现出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的思想，孔子说见利思义（《论语·宪问》）。
符合道义，取之无妨，这叫做“义然后取’（《论语·宪问》。
在孔子在与子贡谈论食、兵、信、三者孰为重时，孔子以信为第一，认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足食和足兵体现了功利追求，而民信则属于道德追求的范围，这段话是子贡以非此即彼的极端形式，要求孔子在义利之间做出选择。
在这种对立下，孔子将道德追求置于优先于利的地位。
一言以蔽，我们不难发现重义轻利是适合我们现在社会的义利观。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和金钱的关系问题明显的凹现出来了。
正确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也是关系到做人、立身的大事，我们应当高度重视。
孔子所说的见利思义，有助于启迪社会成员在这方面做出正确的道德取向。
尽人皆知，当今社会拜金主义蔚然成风，物欲横流势不可挡。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应是去规范，也就是如何让它'理性'。
而我们完全可以鉴借孔子的重义轻利来近行调节。
孔子的义利观显然是大题目，不才所学甚浅，故再引卫君翰兄一文，该文观点新颖，见地颇深，今摘录如下——举一些论语中的例子，简要说明一下孔子思想中的义及义与利之间的关系。
里仁篇，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
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的主张非要怎样不可，也没有一定反对的事情，一切行事只求合于义。
这章直接说明了义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而且这个标准不是固定的，而是会改变的。
述而篇，子曰：德之不修…闻义不能徒…是吾忧也。
知道义了之后，还不能修正自己的言行以求合于义，是我害怕忧虑的啊。
颜渊篇，子张问崇德辨惑…徒义…知道义了之后便修正自己的言行，以求合于义。
以上这两章说明义由知而来，而且因为知有所增加改变，义也会随之变化。
里仁篇，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一切行事以求利为目标的话，容易招致他人的怨恨。
（另解为自己心中容易产生怨恨） 宪问篇，子路问成人….见利思义…利益当前必须要想到义。
（亦即义然后取） 季氏篇，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见得思义。
见有所得必须要想到义（亦即义然后取） 宪问篇，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
子曰：其然
岂其然乎
公叔文子对于合于义的东西才拿取，所以别人不觉得他真的有拿取。
孔子说：这样吗
真是这样吗
言下之意为孔子不太相信公叔文子已经真的做到此一境界了。
述而篇，子曰饭疏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经由不义而来的富贵对我而言只像是天边的浮云一般。
意为看看就算了，怎么也不可能会想要去拥有它的。
里仁篇，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了解义，行事也以义为标准。
小人了解利，所以行事易追逐利益。
卫灵公篇，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君子固然也有穷困之时，但不至于像小人一样，一旦穷了就放滥横行。
意为君子重义，不像小人一般因穷困便无所不取。
以上七章说明义与利之间的关系。
子路篇，子夏为莒父宰。
问政。
子曰：…无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夏问为政之道，孔子说不要只注意小利，只追逐小利就难成大事。
意为不因取小利而失大事能带来的大利，这是义。
泰伯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天下有道，就应该表现自己的才能（是义）；天下无道，就应该隐藏起来（是义）。
在有道的国家里，贫穷且地位低下是一种耻辱（也是义）；但是在无道的国家里，大富大贵也是耻辱的啊（还是义）。
此章充分点出君子应该要能掌握义的原则来决定个人的进退，而非一昧地追逐富贵及利益。
请注意孔子并未指出隐之后要作什么，至少他自己就不是单纯的隐居起来，因此这里也还隐藏了一个义。
宪问篇，宪问：耻。
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原思问孔子何谓耻
孔子回答：在有道的国家里为官领俸，在无道的国家里也还是为官领俸，就是耻了。
此章指出在有道的国家里为官领俸是无可厚非的（是义）；但要是国家无道，为官者必须尽全力改变形势，期使无道转回有道（也是义）；如果实在无力回天，则不应继续为官领俸了（还是义）。
否则就是耻辱了。
卫灵公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国家有道时出仕为官，国家无道便引退而隐居起来。
先进篇，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所谓的大臣，应该是能以正道辅佐君主（这是义），若发现无法做到这个境界，就应该请辞（这也是义）。
季氏篇，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在职位上必须全力以赴，如果实在做不到就应该请辞。
以上六章说明现实生活中义与利的配合。
基于以上的观察、了解，应有下列四点结论：1.义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而且这个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改变的。
2.须由知来得到义，且因为知有所增加改变，义也会随之改变。
3.合于义的利一定当取，但不合于义的利虽贫不取。
4.义和利之间并不是谁轻谁重的问题。
义乃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
义对利而言，是衡量在这个时间点上，应不应该取这样的利的标准。
二者是根本无法比较的。
孔子的德治思想 卫君翰德治，是指以礼乐教化来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将遵守社会等级秩序及其行为规范变为一种自觉，从而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其中心思想便是对人民施行道德教化，以令人主动地心悦诚服，而不是靠严刑峻法来迫使人民畏敬。
德治也是孔孟儒学大力提倡的政治主张，后来儒家把这种德治思想进行了发挥与弘扬，对传统政治影响巨大。
以德为主，以刑为辅便是历代王朝政教奉行的一条基本原则。
下文为卫君翰所作，见地甚为透彻。
孔子的德治思想有以下几个重点来反映：1.德治并不排除法治。
子路篇：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媵残去杀矣。
诚哉是言也。
意思是贤人相继治理国事，也要到百年之后，才能感化残暴之人，达到废除刑罚的境界。
换句话说，那百年之内当然还是须要刑罚的。
子路篇：…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指罪与刑必须适当，重罪重罚，轻罪轻罚。
既然如此，刑罚，而且是适当的刑罚，还是须要的。
尧曰篇…不教而杀谓之虐…。
从另一角度来看，教而后杀就不算虐了。
里仁篇…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是说君子敬畏刑法，小人贪图利益。
宪问篇…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如怨于社会国家时，若不以刑罚报之，何谓直
2.德治是主观的理想，还须其它很多客观的环境配合，才能达成。
2-1.时间——德治的教化，是得花费相当时间的。
同前例，子路篇：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
诚哉是言也。
善人为邦也要百年时间。
同篇中：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意指如有圣人为天子，也要三十年的时间，才能使仁道行于天下。
2-2.人民的生活情况——子路篇：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教之。
孔子和冉有一齐到了卫国，孔子见卫国人烟稠密，便说：这里人口真是众多啊
冉有问到：治理国家时，当人口多了以后，我们还能为他们作些什么呢
孔子说：改善大家的生活，使他们富裕起来。
冉有又问：使人民的生活富裕之后，还能为他们再作些什么呢
孔子说：那就是要开始教育、教化他们的时候了。
由此可知使人民丰衣足食，也是想要施行德治的基本条件之一。
2-3.政治制度——德治和法治是指治国的方法，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或共产主义制度则指是不同的政治制度，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可采不同或相同的治国方法。
如前所述，德治的教化是得花费相当时间的。
因此一个可长可久又稳定的政治制度也是必须的。
以孔子当时君主制度的背景而言，想想看善人为邦百年，那必定是要经由好几位贤人持续接力式的努力才能作到的。
综言之，孔子的德治思想可以用下图来表示：养民步骤 庶——＞富——＞教 治国方法 法治由重而轻而无————————————＞德治由轻而重————————————＞政治制度 长久稳定合理的政治制度 =============================＞法治的特点是方便，收效快速；德治的优点则是：在早期可使法治的效果增加，中后期则可减少治国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民众理性且快乐。
故孔子的德治思想在早期增加了法治的成份，在中后期则加重德治的份量，并慢慢将法治成份减到最低，最终的目的还是使民有耻且格。
这也是义（宜）的表现之一吧
如何理解儒家的义利观
所谓“义利观”是指人们如何对待伦理道德和物质利益关系问题的观点。
这里的“义”主要包含两方面的 意思：一是“正义”，即指合宜的道理或举动，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标准；二是“义气”，即主持 公道，同情他人的正义行动或甘于替他人承担风险和牺牲的气概。
这里的“利”指物质利益和功利，它涉及到 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
孔孟义利观的基本观点是义高于利，义主利从，但并不排斥谋取正当利益。
孔子提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
”（《论语·卫灵公》）“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明确以义作为谋利的准则；倘不符合此准则，则“君子固穷”，宁肯饿饭也不取。
孔子因此对饿死首阳的伯夷叔齐评价很高；对安贫乐道的大弟子颜回称赞有加；他自己在陈绝粮，处于困境，仍“讲诵弦歌不衰。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是言行一致的。
孔子认为，义字当头还是利字当头，结果是大不一样的。
“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
利字当头，争权夺利，必然激化矛盾，积仇积怨；不利于解决全局问题和大局问题。
形容利观句子，描写利观句子有哪些
我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比较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
在广告语中注入情感元素，容易打动受众。
我国较多广告语富有人情味。
如枝江大曲的广告语：“有朋友，总是会赢”。
大宝化妆品的广告语：“朋友记心间，大宝天天见”。
蒂花之秀的广告语：“蒂花之秀，青春好朋友”。
这些广告语迎合了我国重视友情的文化心理，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气息，因而广为传颂。
与人情社会相关的一种文化心理就是讲究礼节，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喜欢用礼物来表情达意，送礼之风盛行，较多保健品广告表现了这一主题。
如脑白金的广告语：“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
中国人的等级观念较强，有些广告语反映了这一观念。
如有些房地产广告语中常用“高尚社区”、“尊贵人家”、“王者气派”等词语，渲染了功成名就、荣华富贵之类的价值观，实质上也暗含了一种贫富等级观念。
再如一抽油烟机的广告语：“没有油烟味，只有女人味”。
广告语暗示着只有女人才做家务活，有性别歧视之嫌，这与国人的文化心理有关。
在表现形式方面，我国的广告语也体现了国人中庸含蓄的民族性格。
中国人崇尚中庸，不追求刺激，在文艺表现形式方面讲究“哀而不伤，乐而不淫”。
西方一些广告语在中国人看来往往离奇而又出格，如法国一香水广告语：“一滴是为了美，两滴是为了情人，三滴就足以招致一次风流韵事”。
这种广告语在浪漫的法国可能很受欢迎，但在中国，难以得到受众的认同，不符合中国人含蓄蕴藉的审美情趣。
从一些国外广告到中国后的变化也能看出中国广告语的文化特色。
一些国外产品的广告到中国后纷纷实行本土化策略，尽力与中国文化融合。
如法国干邑人头马酒，在欧美国家用的广告语是：“干邑艺术，似火浓情”。
到了中国用的广告语则是：“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
语句朴素动人，迎合了国人好吉祥的心理，因而获得了国人的喜爱。
我国本土广告语运用了中国传统的文艺形式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心理、审美趣味和艺术形式，我国传统文艺形式有对联、诗歌、成语等，较多广告语采用了这些传统文艺形式。
对联的特点是讲究对仗和平仄格律，对联用之于广告，在我国极为普遍。
古往今来，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广告名联佳句。
如一理发店的广告语：“进店来乌云秀士，出门去白面书生”。
一乐器店广告语：“白雪阳春传雅曲，高山流水觅知音”。
现在，我国也有较多对联形式的广告语，如联通的广告语：“情系中国结，联通四海心”。
浙江杭州旅游区的广告语：“珠联西湖秀色，壁合钱江奇观”。
意尔康的广告语：“漫漫人生路，步步意尔康”。
这些对联式广告语由于运用了对偶的手法，看起来整齐美观，对称均衡，读起来朗朗上口，节奏鲜明，易读易记。
中国人对于音韵和谐的句子情有独钟，押韵的广告语非常多。
押韵是语句的末尾使用韵母相同或相近的字，押韵的广告语富有音乐之美，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和谐悦耳，容易被受众记住。
在我国，押韵的广告语相当多，如中国电视报的的广告语：“中国电视报，生活真需要”。
青岛双星的广告语：“穿上双星鞋，潇洒走世界”。
伊利优酸乳的广告语：“青春滋味，自己体会”。
格力空调的广告语：“好空调，格力造”。
这些广告语由于采用了押韵，迎合了国人喜爱音韵和谐的文化心理，因而在我国广为流传。
中国是个有着诗文传统的国度，广告语运用诗歌形式较多。
有的广告语直接引用诗歌，如杏花村汾酒的广告语：“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杜康酒的广告语：“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这些广告语借助诗歌的文化内涵，提升了广告语的文化品味，增强了广告语的传播效果。
有的广告语模仿诗歌形式，把受众引入诗情画意的境界，在不知不觉中打动受众。
如一图书馆的广告语：“你轻轻地来，带来宁静；你悄悄地走，带走知识”。
这一广告语把图书馆的内涵巧妙地传达出来，令人顿觉步入神圣的知识殿堂，自觉地保持安静与崇敬的心理，达到较好的说服效果。
广告语运用诗歌的形式，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 De Beers 钻石广告的英语版是“A diamond is forever”，很平淡，到中国译为“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境界顿出，激发了人们对浪漫爱情的向往之情，这也是中国传统文艺与汉字的魅力所在。
成语典故、佳作名句在民间流传极广，广告语运用成语典故、佳作名句，可以把人们对成语典故、佳作名句的熟悉感延伸到广告所宣传的产品上。
如丰田汽车在中国的广告语：“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
该广告语由于活用了喜闻乐见的名句，让很多中国人记住了它。
很多广告语运用仿拟手法活用成语典故、佳作名句。
如六神花露水的广告语：“六神有主”。
一抽油烟机的广告语：“专食人间烟火”。
江铃汽车的广告语：“千里江铃一日还”。
这些广告语由于借用了成语典故、佳作名句，有中国文化特色，又具有趣味性，使人们容易记住，传播效果较好.我国的广告文化也呈现出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的崭新特色。
我国的广告语也开始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些元素，参与流行文化的传播与创造。
如动感地带的广告语：“我的地盘听我的”。
蒙牛酸酸乳的广告语：“酸酸甜甜我作主”。
达芙妮的广告语：“喜欢自己，表现到底”。
安踏的广告语：“我选择，我喜欢”。
361°的广告语：“勇敢做自己”。
威丝曼的广告语：“我自信，我时尚，我穿威丝曼”。
这些广告语宣扬追求个性、张扬自我、追求时尚的文化心理，很能获得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认同和喜爱。
这些广告语吸收了外来文化价值观，传播了流行的价值观念，倡导了新的生活方式，起到了引领时尚的作用。
综上所述，一些体现了我国文化价值观和文艺特征的广告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国人的文化心理，易为国人所认同与接受，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