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人报案是如何报的 衙门的审案人有应该如何说
在我国古代一个县衙里，专门设有刑房，主管全县民事、刑事案件，负责堂审记录、现场勘验、拟差票、放文牍、收贮刑事档案等事务。
刑房下属有管年、狱卒、刽子手、仵作、稳婆等。
下设招房，负责原告填写表格、笔录、口供，为知县判决提供依据。
刑房还负责协助知县勘察案发现场，填写、县衙的拘传、催科等公务，衙役必须执有吏房开出的差票方可执行公务。
同时负责拟写公文，并办理在押犯人清册、治安状况详文及自理案件循环簿卷宗。
结案后整理通案材料，入档封存。
民刑诉讼的主要途径：一是由当事人自己或被害者家属直接到官府告发，称为告。
大门东侧有一鼓架，鼓架上放大鼓一面，这是专供告状人击鼓喊冤用的。
如没有人命案或大冤，告状人是不能随便击鼓喊冤的；但告状人击了堂鼓，知县就必须立即升堂理事。
二是由监察御史或“察举非法”、“举劾犯罪”以及官吏之间互相纠举。
古代司法实践中重口供，被告的口供往往是定罪量刑的凭据。
在古代，用刑是合法的，公堂上常有县太爷大喝“不动大刑，量你不招”。
重刑之下，罪犯招供画押，知县往往凭罪犯的口供，便可当堂定罪，这样就难免有屈打成招冤案的发生，如、中的主人公，莫不是受刑不过而屈招画押。
古代知县公堂常用刑有：杖、夹棍、拶子，施刑者为三班中的皂班人员。
刑审之下，很难保证案件客观公正地审理。
尤其碰上昏庸无能的知县，草菅人命便不足为奇了。
取得口供后，三日以后再复审，以观其供词是否相同，复审以后进行判决，并向被告宣读判词，叫“读鞫”。
判决后，允许犯人请求复讯，即乞鞫，期限为三个月。
在民事诉讼中，原被告均有举证责任。
审讯结束后，要求犯人书写状纸、画押，作为判决的依据，即当堂画押。
对于死刑犯，在判决后执行前，由上级司法专差官吏，对在押犯进行审录，称为“录囚”，经过“录囚”认为无误方可执行，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复核”。
时，知县往往要当监斩官。
对于诉讼期限，宋朝开始有了明确规定：大事不过二十五日，中事不过二十日，小事不过十日。
审判后，犯人就被投入监牢，根据案情戴枷或钳、等刑具。
监狱内也设有临时的羁押场所，即羁候所。
凡与案件有干系的证人、乡邻、尸亲、嫌疑犯和初审后须审转复核的人犯，均为临时羁押处所对象。
实际上，古代也有复审制度，叫做秋审。
秋审是复审各省死件的一种制度，源于明朝，因在每年秋季举行而得名。
古代大多在秋季，于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执行。
古代大概是受儒家“天人感应”、“顺天行诛”的理论影响，认为秋末冬初，天地一片肃杀之气，此时执行死刑是“顺应天意”。
但是，也有例外，凡朝廷遇有登基、死葬、灾异而实行大赦，赦乃德化之道、仁政之端，也包括死刑犯。
西汉200余年，大赦达80次。
但“谋反大逆等罪”不包括，更不受的时间限制，往往斩立决。
对于“政治犯”的处罚，明朝是十分严厉的。
当然，那些扰乱社会稳定的盗贼，也属于严厉打击的对象，并且总结出了一些缉拿盗贼的方法。
在古代，有经验的捕役通常采取如下方法使盗贼归案： 一是因时因地随时改变缉捕方案。
按照人们平常的思维，盗贼都应在夜间作案，且来去不超过10公里，因此多在案发地点附近访问侦查。
二是对于缉捕到堂的盗贼，察言观色，严审细问。
有些罪犯，特别是惯犯，面对捕役的审问十分冷静，且谎言编得天衣无缝。
此时，有经验的捕役并不轻率地施刑，而是反复审问，调查落实，以期发现罪犯的蛛丝马迹，追查出真赃实据，才对其量刑定罪。
三是对真正的同案犯、窝主，一经发出拘捕令，捕役就立即带人捉拿、拷打。
不然，让其搬走赃物，失掉证据，案子就不好破了。
古代正式规定破案的期限，包括通缉在内，是三年零四个月。
超过规定期限而未抓获的，就要受到官吏的弹劾。
如果有意隐瞒、遮掩、拖着不办理，以后如经告发，或是上司查访出来和别的悬案破案时附带破案，依照规章条文，受理官员应当予以革职
古代帝王的名言
春秋时代，被人们尊为“圣人”，他有弟子二千，大家都向他请教学问。
他的是千百年来的传世之作。
学问渊博，可是仍虚心向别人求教。
有一次，他到太庙去祭祖。
他一进太庙，就觉得新奇，向别人问这问那。
有人笑道：“学问出众，为什么还要问
”孔子听了说：“每事必问，有什么不好
”他的弟子问他：“孔圉死后，为什么叫他
”孔子道：“聪明好学，不耻下问，才配叫‘文’。
”弟子们想：“老师常向别人求教，也并不以为耻辱呀
” 虚心好学，肯向一切人，包括向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学习，叫“不耻下问.宰相肚里能撑船 的蜀国，在诸葛亮去世后任用主持朝政。
他的属下有个叫的，性格孤僻，讷于言语。
与他说话，他也是只应不答。
有人看不惯，在面前嘀咕说：“这人对您如此怠慢，太不象话了
”蒋琬坦然一笑，说：“人嘛，都有各自的脾气秉性。
让当面说赞扬我的话，那可不是他的本性；让他当着众人的面说我的不是，他会觉得我下不来台。
所以，他只好不做声了。
其实，这正是他为人的可贵之处。
”后来，有人赞蒋琬“宰相肚里能撑船”。
负荆请罪因为“完璧归赵”有功而被封为上卿，位在之上。
很不服气，扬言要当面羞辱。
得知后，尽量回避、容让，不与发生冲突。
蔺相如的门客以为他畏惧廉颇，然而蔺相如说：“秦国不敢侵略我们赵国，是因为有我和廉将军。
我对廉将军容忍、退让，是把国家的危难放在前面，把个人的私仇放在后面啊
”这话被廉颇听到，就有了廉颇“负荆请罪”的故事。
明朝年间，山东济阳人董笃行在京城做官。
一天，他接到家信，说家里盖房为地基而与邻居发生争吵，希望他能借权望来出面解决此事。
董笃行看后马上修书一封，道：“千里捎书只为墙，不禁使我笑断肠；你仁我义结近邻，让出两尺又何妨。
”家人读后，觉得董笃行有道理，便主动在建房时让出几尺。
而邻居见董家如此，也有所感悟，同样效法。
结果两家共让出八尺宽的地方，房子盖成后，就有了一条胡同，世称“”。
唐代教育他弟弟为官待人要宽容。
他弟弟说：“有人往我脸上吐唾沫，我自己把它擦去。
”说：“这还不行。
你把它擦去，还是违背发火人要侮辱你的意愿。
我看还不如让唾沫自然干掉为好。
”
古人是怎样“告御状”的
大清律规定：民告子杀父，先坐笞五十，虽胜亦判徙二千里。
看这就是社会。
一个无所依靠的老百姓蒙冤，想要去“告官”，还要先苔五十。
即便是胜了，也要判徙二千里。
假如败了呢?轻则翻不了案，遭仗刑;重则性命都要丢掉。
这些还要一个前提，那就是找人写一纸诉状，还要有足够的盘缠到达京城。
到了京城之后，直接击鼓鸣冤还好，假如要拦驾喊冤，那还要等待机会。
告御状，不像影视剧里那样轻描淡写，敲一通鼓就行。
真正的告御状就是上面那样。
很惨，但也无可奈何。
告御状，或称京控，是我们通常的说法。
在清朝，它有一个官方司法名“叩阍”。
一个门，一个昏，念什么?就念hun，也就是扣击宫门的意思，以此来表示官吏、百姓到朝廷诉冤，类似于现在上访的一种制度。
“叩阍”之后，问题在哪里解决呢?多数情况下，回到下面的省里解决。
回去的费用是官家担负的。
“叩阍”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击鼓申冤，另一种是拦驾喊冤。
击鼓申冤者经通政司讯供，迎驾申诉者经刑部讯供。
如果真有冤情，免罪，奏闻请旨，或发回督抚亲审;或由刑部提审昭雪。
另外，明清还有规定：越诉者，笞五十;申诉不实者，杖一百，所诬不实之事重于杖一百者，以诬告重罪论处;若曾经法司、督抚等衙门问断明白而妄图翻异者，追究教唆主使之人及控告者，俱杖一百、徒三年。
拦轿告御状者，不论情词虚实，立案不行，照冲突仪仗例，追究教唆主使之人及控告者，俱杖一百，发近边充军。
“叩阍”的方法还有入午门、长安门内喊冤者;有跪午门、长安门及正阳门打石狮鸣冤者;有违禁入堂跪告者;有越登闻院墙突入鼓厅击鼓谎告者……不符合规定的，要照例治罪。
告御状，早在周朝就有记载。
《周礼》就曾记载了：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
意思是：用肺石使穷苦无告之民的冤辞能够上达。
凡远近孤独无靠或年老、幼弱之民想要向上申诉冤屈，而他们的长官不予转达的，就来到肺石上站三天，然后由朝士听他诉说冤屈，以报告朝廷，而惩罚他们的长官。
这是一种直诉制度(直接向最高统治者陈诉案情)，汉朝称之为“诣阙上书”，一般应按司法管辖逐级告劾，但蒙受冤狱，也可越级上书中央司法机关申冤。
汉朝这一制度的确立，对纠正地方司法不公、减少冤假错案、缓和社会矛盾等，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之后的历朝历代也都有这样的直诉制度。
我们在影视剧里最常见的那种鼓，叫什么?叫“登闻鼓”。
这是魏晋之后的称呼。
周朝叫做“路鼓”，《周礼》记载：“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
在周朝之前的尧舜时期，也有这种鼓，叫做“敢谏之鼓”。
到了明朝，《大明律》做了更加细致的规定，不允许直诉。
为此做了明确的规定：越诉者，笞五十。
意思是：越级诉讼，笞五十。
明清的告御状制度越发的完善了，本文开始讲到的“叩阍”就是《清史稿·刑法志》里的记载：“其投厅击鼓，或遇乘舆出郊，迎击驾申诉者，名曰‘叩阍’。
” 告御状，这对纠正地方司法不公、减少冤假错案、缓和社会矛盾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也出现了很多弊端，比如上诉事实严重失实、受他人唆使的虚假上诉等等。
时至今日，这种直诉制度已经不存在，也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曾国藩的名言：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是什么意思
有感于曾国藩的“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在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中，曾国藩是一个“双手沾满太平军战士鲜血”，“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刽子手”。
但是，近来也有人说曾国藩是打击并摧毁“邪教”组织的大英雄。
“刽子手”也罢，“大英雄”也罢，作为湘军的缔造者和统帅、近代“洋务派”的鼻祖、力挽狂澜的晚清重臣，曾国藩自有其过人之处。
特别是他在当时以“程朱理学”的衣钵传人而自许，一生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文治武功均有建树。
蒋介石对他推崇备至，也对他“独服文正”。
有了二十世纪中国两位领袖的抬爱，恐怕没有人再对曾文正公说三道四了，然而我对这位做官、做人、作文、做事都堪称“千秋典范”的老先生，在处理“天津教案”一事中的首鼠两端很不以为然。
1 870年6月，天津的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接连死了三、四十个幼儿，附近老乡又不断丢失小孩，被抓住的拐子手说是天主堂让干的，老百姓就告到了官府，官府要搜教堂，法国领事丰大业提着两支手枪，带着手提利剑的秘书西蒙，先闯到三口通商衙门，向通商大臣崇厚开了两枪，把崇厚吓得屁滚尿流，又回头拦住了天津知县刘杰，开枪打死了刘杰的家人。
这一下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天津哥们儿不干了，群众当场就打死了丰大业和西蒙，又一把火烧了望海楼教堂，连带着几个不相干的“洋人”也城门失火，殃及鱼池送了命。
钦命全权处理此案的直隶总督曾国藩，明知此案因丰大业先枪击中国官员，杀害无辜华人，侮辱大清帝国，引起了“义民”的愤怒而起，显然“曲在洋人”。
但他更知道“弱国无外交”，深知保持安定局面是国家第一要务。
没办法杀了十几个“刁民”，附带“民事判决”赔银五十万两，还派专会给洋人磕头下跪的崇厚去法国赔礼道歉。
无奈洋人仍不肯善罢甘休，以战争相威胁，非要杀几个中国官员才解气。
曾大人只好委屈求全，勉强同意了崇厚的意见，把没有犯错误的天津道员、天津知府和天津知县“交部议处”，发配充军。
如果是李鸿章这样处理这件事，没说的，李鸿章本来就是个汉奸卖国贼，“斯人斯事”么。
可曾国藩就不该这么办，虽没贪赃，但却枉法，不光处理的不公正，而且丢了中国人的脸。
在今天就是“司法腐败”、“崇洋媚外”，把一生的“清誉”毁于一旦，招来了朝野的一片骂声。
远在大西北的左宗棠竟然不顾乡谊，不和中央保持一致，公然认为天津教案乃“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惩办地方官员已非明智之举，正宜养民锋锐，修我戈矛……，方可挫夷人凶焰而长我中华之志气。
”知识界也不留面子，在湖南开堂讲学的一代宗师王闿运公开发表言论，质问曾国藩这样做“何以表率乎臣工，何以惩乎天下后进之人
”北京国子监里的大学生又闹学潮，把曾国藩在北京的题词、留墨砸了个一干二净。
没文化又无组织无纪律的老百姓，不光骂得难听，还把“汉奸”的帽子扣在了曾国藩的头上。
那时候法律可能不太健全，堂堂的“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兵部尚书衔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被国人骂得体无完肤，也没见把那个人给抓了，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少不更事的我，读书时也曾为这件事腹诽过曾国藩。
后来也懂得了在国势疲弱，只讲强权、毫无公理可言的情况下，倘若凭意气用事，只能给国家带来更大的灾难，才多少明白了曾老先生老成谋国之不易，但还是觉得他迁就洋人太过分了，不该因为洋人嫌杀中国人太少，就再凑上一些无辜的百姓来满足洋人，更不该为平息洋人的怒气，就把不肯按洋人意图办理、还有点骨气的地方官员违心的充军流放。
让我敬服曾国藩的是他自己后来对这件事的态度：面对举国上下的批评责难，他没有公开分辨推卸，据说还自己掏了一大笔钱私下里安抚蒙冤者及遗属，也没用公款报销冲账，但在给家人的家书中用“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个字，道出了他“萃六州之铁，不该铸此一错”的悔恨。
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哪一个庙里没有冤死的鬼魂，哪一个朝代没有屈死的忠臣。
位极人臣、权倾朝野的曾国藩，枉杀了几个草民，屈判了几个小干部的罪，既不是因个人恩怨搞陷害报复，也不是贪功图赏搞政绩工程，是为了稳定大局才出此下策，不但把自己陷入了耻辱的深渊，而且因此而终身“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以至郁郁而亡，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分。
无论是做官，还是当人民的“勤务员”或“公仆”，一点错误都不犯是不可能的。
有了错误，能不能听得进去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能不能对自己的错误造成的损失、恶果作一番深刻的反省、自责，那就因人而异了。
如果能反省、自责到曾国藩“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程度，那就太难能可贵了。
居庙堂之高而不失书生本色，试问曾国藩之后能有几人可以和他相比肩
官做到曾国藩这个地位的大有人在。
李鸿章就认为“做官的谁不被人骂，官越大，骂的人越多，他骂他的，我行我的。
”李老先生真不愧是“宰相肚里能撑船”，一生以卖国为己任，在“江山社稷”的大题目下做足了文章，既出卖国土又出卖主权，中饱私囊却毫无半点“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也一样的生荣死哀，名垂千古。
袁世凯当了“总统”还不过瘾，为了当“皇帝”，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被国人唾骂为“窃国大盗”。
当了八十天的“洪宪皇帝”，就被全国人民轰下了皇帝宝座。
但此公“心理素质”特别好，面对举国上下的声讨反对，既不“外惭清议”，更不“内疚神明”，“中华帝国”的皇帝当不成了，脱下龙袍，继续厚着脸皮当“中华民国”的总统，也同样是生荣死哀，名垂千古。
渐渐地“观念更新”了，曾国藩的那一套旧的“道德沦丧”了。
别说是祸国殃民无须“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就是为升官发财丧良昧心地去制造冤假错案也屡见不鲜了。
惨无人道地迫害残杀思想解放的先驱、与“鉴湖女侠”秋瑾女士同样光照千秋的张志新烈士的那些凶手，有几个懂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曾经把湖北的无辜良民罗织为“故意杀人案”，挖空心思设置陷阱、制造了甘肃“贩毒假案”的立功受奖者们，有几个知道“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还有那些和黑心老板相勾结，眼看着一批又一批可怜的工人因没有安全措施而死于非命、孤儿寡妇们哭天呼地的各地官员，更有那些对没钱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的群众讲得比唱的还要好听，但贪污受贿起来动辄就是成百上千万的“人民公仆”，他们什么时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过
清议：是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外惭清议：是对待批评的态度。
内疚：是自我批评；内疚神明：是自我批评的深度。
外惭清议：就是对自己做了群众不满意、不拥护、不支持、不赞成的事，面对群众的公开批评和私下议论，应当感到惭愧。
内疚神明：就是对自己给国家、给人民造成的危害，给群众、给他人带来的伤害，应当于心有愧，悔恨自责。
看来，这和我们今天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相一致的。
开展积极有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只要有共同的是非标准就可以了。
要做到“外惭清议，内疚神明”，非需要有人性和良心不行。
一个人如果丧失了人性，没有了做人的良心，就会肆无忌惮，不光敢吹嘘出“亩产二十万斤稻谷”的鬼话，买官卖官，收受贿赂，草菅人命，甚至在官场竞争中雇凶杀人，在宦途上拿人民群众的死活当赌注，什么样的“人间奇迹”不敢创造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好方法，现在，那么多的社会现象和问题，搞不清楚到底该归到什么样的矛盾中去，所以，对每一个在行使社会公权的人来说，提倡推行曾国藩的“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更能振聋发聩
忤逆在古代是多大罪
在封建社会对不孝顺父母者，尤其对母亲有不孝行为的，父母可以到官府告子女“忤逆”，一旦罪名成立，子女会受到最严厉的刑罚惩处。
“忤逆”案是仅次于谋反叛乱大案，一旦县里出了忤逆大案，县官要撤职待参，甚至会获充军发配，而“忤逆”罪的极刑比凌迟还要残酷，采取“剥皮揎草”、“磨骨扬灰”。
何谓“剥皮揎草”、“磨骨扬灰”
就是一旦判处“忤逆”罪极刑，就要将罪犯的头顶皮剥开，灌入水银，于是一张完整的人皮会剥落下来，然后将人皮塞满灯草，制作成人样，送到邻县去游街，以教育民众千万要孝敬父母，罪犯死亡后要将骨头磨成粉，随风四散。
“忤逆”罪的实质就是要求对统治阶级“忠诚”，子女对父母不孝顺，对一个家庭而言视为不孝，对一个国家而言则是拷问一个人的忠诚度，因为不孝不忠之人必然在骨子里藏着谋反与叛乱之心，所以在刑罚的处罚仅次于谋反叛乱之罪。
为什么说不孝与忠诚是异曲同工呢，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人在家对父母不孝顺，对生我、养我的至亲尚有二心，为统治阶级服务又哪来的忠诚，家就是一个国家、社会的浓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