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关于湖湘文化的35首古诗和古文
湖湘文化—人文历史—诗词中的长征 长征，给予了极具诗人气质和才华的丰富的创作源泉，他用7首诗词记录了这场惊心动魄的伟大远征。
1935年3月中旬，第三次渡赤水的前夜，来到机要科。
此时的红军主力正在遵义地区的长干山和枫香坝寻歼贸然跟进的川军。
“毛主席突然用湖南话特别大声地朗诵起来：长干山……枫香坝……看得出来毛主席心情非常好。
”当时就站在身后的机要参谋杨初振回忆说，长征中，经常来到杨初振所在的机要科，守着电话指挥作战。
在杨初振的记忆中，抽烟很凶、诗意很浓。
不过，长干山和枫香坝之战并没有如期打响。
否则，在诗词中，也许还会增加一首关于长干山和枫香坝的传世之作。
踏上征程，深沉悲壮励军心 从广西的老山界到贵州骷髅山，直至红军占领遵义，挺进黔、滇、川，在西南的崇山峻岭中，以“山”为题，写成《十六字令三首》。
从这三首小令中，可以很明晰地看到红军战略局势的细微变化：脱离湘江，红军“快马加鞭未下鞍”，一路急进，企图摆脱四面被围的局面；贵州境内，与数十万敌人艰苦鏖战，“倒海翻江卷巨澜”，撕破多路军阀布下的口袋阵，“万马战犹酣”；遵义会议后，重掌红军指挥权，再次以剑喻山，挥师北上，“刺破青天锷未残”，大显“天欲坠，赖以拄其间”的擎天豪气。
“那段时间是红军很危难的时刻，如果没有同志的正确领导，红军可能走不到大渡河就已经全军覆灭了。
”时任中央军委电台党支部书记的老红军戴镜元回忆说。
二渡赤水后，红军突然回师攻占桐梓，夺取娄山关，二占遵义城，一口气吃掉了王家烈8个团和吴奇伟两个师。
参加了夺取娄山关战斗的老红军王道金回忆说：“瘪了好久的子弹袋，这下全都装满了。
” 1935年2月28日傍晚，登上了激战后的娄山关，酝酿了这首《忆秦娥·娄山关》。
但战斗的胜利并未让他高兴起来，由于土城战斗的失败，使中央红军未能按计划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数十万敌军仍然尾随其后。
1958年，在这首词的注解中说：“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
”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也许，这就是当时鼓舞士气的一种期望
摆脱“围剿”，大气磅礴写春秋 直到1935年秋，沉郁的心情才有所缓解。
9月，中央红军主力已经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正穿行在海拔4000多米的岷山，向甘陕地区挺进。
“当时已经走出了草地，看得到胜利的希望了，大家的心情都是不错的。
”老红军黄家祥回忆道。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密谋华北事变，国内“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越来越高。
显然已开始谋划全民族抗战了。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 在这首想像奇特、意境雄伟的《念奴娇·昆仑》中，起句大气，再现当年意气风发之势，让人不由想起若干年后他那句大手一挥的惊世之言：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
“昆仑：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在这首词的注解中这样写道。
1935年10月1日晚，通渭县城的文庙小学里，油灯如豆，中央红军干部大会在文庙小学召开。
第二天，他们将继续北上，寻找陕北红军并创建根据地。
在会上对第二天的行动做了动员，还高声朗诵了那首千古绝唱——《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 “毛主席朗诵完诗后，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老红军胡安吉回忆说。
可能连也没有想到，14年后的同一天下午，他将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的成立。
立足陕北，壮志情怀绘江山 海拔2928米的六盘山，是红军长征途中的最后一座障碍。
这对于一支正在走向胜利的部队，已经不在话下。
天高云淡雁南去，红旗漫卷六盘山。
在猎猎红旗下，写下了《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 也不知道在写完这首词后，有没有掷笔长笑
1935年10月21日，一场伏击战在吴起镇打响。
战斗以俘敌700人，缴获战马200匹而胜利结束，实现了不要把尾巴带入根据地的战斗目的。
当这场战斗的指挥员彭德怀风尘仆仆地从前线回到指挥部，情绪激动地在一张作战电令纸上写下了《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 “山高路远坑深”——在战前签发的作战命令上，第一句话也是如此。
彭德怀看到诗词后，谦虚地把“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
——至此，中央红军胜利结束了为期一年的艰难长征，开始在西北重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936年2月，一场大雪覆盖了莽莽秦晋，冒雪来到陕西省清涧县袁家沟。
面对眼前千里冰封的滔滔黄河，他登高远眺，引毫疾书，写下了旷世名作《沁园春·雪》。
而此时，那支经过长征锤炼的红色劲旅，正奉命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向着抗日最前线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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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
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
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
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称之为湖湘文化。
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
湖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
身在其中的湖南人，都无不深受她的影响，接受她的洗礼，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打上她的烙印。
对于许多湖南人来说，他们都因有这一文化的深厚底蕴而骄傲，而自豪。
正是有了这一文化的熏陶，那些走南闯北的湖南人，才能演绎出自己光芒的人生，并为世人所敬仰，从这一意义上说，湖湘文化又超出了她的地域，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所关注的文化。
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
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
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
从社会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特征等，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
这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组合，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
所以，探讨研究湘学者，能发现湖湘文化中的儒学正统特色，无论是周敦颐、张南轩，还是王船山、曾国藩，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都是以正统的孔孟之道为目标；而考察湘人者，则更会感觉到荆楚山民刚烈、倔劲的个性。
当然这两种文化组合是相互渗透的：湘学的学术思想总是透露出湘人那种刚劲、务实、敢为人先的实学风格和拼搏精神，而湘人的性格特质，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故而能表现出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
如曾国藩在自我人格修炼时追求的“血诚”、“明强”，常使我们体味到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妙处，诚、明的理念均来自于儒家典籍和儒生对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强的观念又分明涌动着荆楚蛮民的一腔血性
包括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其成员主要是湖湘之地的山民，曾国藩既看中了他们的质直、刚劲的湘人性格，又要求他们学习儒家道德和文化修养，体现了他对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自觉运用。
三重演进与湖湘文化的因缘。
湖湘文化形成于两宋以后。
历史上，湖南“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是一块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的荆蛮之地。
那么，在这块四塞之地上如何会形成以中原文化为主要源泉的湖湘文化呢
两宋之时，中国文化发生了三项重大演进，这三重演进对湖湘文化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继先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文化思潮。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理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
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学经典，力图使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振兴。
另一方面，它又大量汲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宇宙哲学和思辩方法，将其补充到儒家学说中去，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
由于理学能够振兴儒学，发展儒学，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需要，故很快成为了一种站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直至延续到晚清时期。
魏晋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均在北方。
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中原文化本来产生于北方，自东晋以后到两宋之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而文化也随之南移。
特别是由于北方的一些游牧民族不断地骚忧，出现了两晋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宋代的靖康之乱，致使中原地区战火不绝，这迫使中原人士纷纷南下。
于是，向来居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方的地位开始下降，而南方在经济、文化方面逐步崛起。
到两宋之时，南方的经济、文化十分发达，已经超过了北方。
尤其是到了靖康之乱以后的南宋，有名的文人均在南方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省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派、建立了许多著名的书院。
两宋时期中国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即儒学演变为一个个具有地方特色、历史传承的地域学派，这便是所谓的儒学地域化。
两汉时期儒学亦很鼎盛，但兴盛的契机是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儒学就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
根本上来说，汉代儒学是一种统一的儒学。
宋代复兴儒学的思潮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文化思潮，它不是通过中央或地方官学，主要是通过地方的书院来开展学术研究与传播。
一批批立志于重振儒家信仰、重建儒家知识体系的新儒家学者集聚于各个地域的不同书院中，潜心著述、授徒讲学。
于是，一个个具有各自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就形成了。
在北宋时期，有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兄弟的洛学；到了南宋，又有了朱熹的闽学、胡氏父子及张栻的湘学、陆九渊的象山学等等。
理学思潮的兴起，标志着一种更具有综合性的新儒学的文化形态出现，又由于文化重心南移和儒学地域化，必然使这种以儒家为核心、综合释道的文化形态在南方繁衍、发展。
最终，中国文化的这三重重要演进促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地方学术形态-----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崛起，并在日后大放光彩。
湖湘文化各个阶段的代表人物
湖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脉,是湖南各族人民长期积累的具有特色的民风、民俗、民族性格、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等因素的总和.湖湘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它的历史源头是楚文化.战国时期的长沙已是楚人聚居、人口稠密、手工业和商业都相当发达的城.反映宗教与神话的文献有屈原楚辞中的《九歌》、《楚辞》、《九章》、《天问》和1942年长沙子弹库楚墓中出土的帛书,以及各种墓葬习俗的考古资料.此外,由楚人与湖南土著居民共同创造的文学艺术,包括诗歌、散文、音乐、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等,在春秋战国时都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与水准.湖湘文化隶属中国传统儒家政治文化.其重要特点是“思想、文化、道德、理想、信念融于现实中,并为政治服务.在宋代,湖南道州出现了理学开山祖—周敦颐,他创建的理学,就是以孔孟儒家思想为核心,吸收了老庄道学、释家佛学而形成的,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开“三教合流”的先河.理学又称道学、新儒学,是后来出现的“湖湘学派”的思想渊源.“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安国,曾在衡山山麓创办文定书院,他于1138年春在湖南去世,安葬于湘潭阴山.明清之际,湖南衡州出现了理学集大成者王船山,从而使湖南成为理学思潮形成和发展的大本营,而这一时期在湖湘大地建立了闻名全国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则成为理学思潮的主要学术文化基地.
湖湘文化名人有哪些
据文献记载，湖湘文化起源于炎黄文化、炎帝神龙氏古文化。
还包括楚文化。
湖湘文化，在千年书院的学府里，形成了独特而又深厚的湘楚文化。
在千年书院的门联上有一幅千古腹论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在这幅著名的历史门联中，似乎也能想到湖湘文化与楚文化之间的关系。
有史书记载，湖湘文化的传承与进一步发展，离不来楚文化的影响。
也似乎说明了楚文化，在湖湘思想湖湘文化深入封建贵族和封建阶级统治下的农民阶级，起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楚文化，作为历史文化里最重要的文化，也是长江流域以南最为悠久的南方文化。
从楚文化的形成来开，最主要的是离不开长江的滋润，以及荆楚盛产文人的现象，还有荆楚文化拥有沉厚的封建统治思想。
一种文化的定格，要看这种文化的渗透力，以及这种文化的传播深度和在封建统治阶级里的禁锢推行，还要看这种文化在历史的背景以及其文化思想制度的环境。
而湘楚文化的兴盛，也是湘江之水源远流长历史的基础下，而在湖湘大地上广泛传播，包括湖湘封建统治制度、湖湘民间的风俗习惯、湖湘的文化思想。
湖湘名人，作为湖湘文化形成的主力军，也作为湖湘思想文化的继承者，也作为湖湘思想制度根深蒂固的传播者。
千年书院岳麓书院，在湖湘文化学术思想的萌芽中，提供了文化名人在湖湘讲学的好地方，南宋时期，理学学派的文人名人朱熹，来到了岳麓书院讲学，讲述理学的思想，讲述理学学派的哲学观念。
作为南宋社会两位理学学者朱熹、张拭，在千年书院讲述不同于儒家思想、道教思想、墨家思想的理学理念，集合了南宋名士学者三千。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文化背后的性格化。
而湖湘名人，在古代历史的学术思想中，比较甚少，而在近代我国文化领域更是独领风骚。
在很多的文化名人中，湖湘只是在接受从外地拉的大学者，在这些历史名人中，有屈原、贾谊、杜甫、韩愈、范仲淹、秦观……一批批被贬的文人，他们的文化思想，在湖湘的中原地带，深深阐述了他们的湖湘思想。
你认为最能代表湖湘文化精神的是那位
为什么
文化是人类活动的结晶，一定的文化又为人类的活动提供了特定的历史场景，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
这一点在杰出人物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是近代中国的一位伟人，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湖湘文化的影响甚至还主动地从中吸收营养。
首先，在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中深受湖湘文化注重探求宇宙、人生之大本大源的影响。
形成于两宋时期的湖湘文化一开始便以理学见长，并被誉为“理学之邦”。
理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对宇宙本源的追寻。
在理学家看来，“太极”或“道”或“理”，代表了宇宙万事万物的最终根据，只有真正体认并依照这一根据，人们才能正确认识世界并指导人生。
将宇宙的本源归结为某种虚幻的精神实体是唯心的，但从本源上探讨宇宙和人生的致思方向还是有其合理性。
湖湘文化在两宋时期形成的这种重视探寻大本大源的理学传统代有传人，特别是通过王船山、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人发扬光大后，对近代湖湘士子影响尤巨。
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认真研读过曾国藩等人的事功、思想，又深受其师杨昌济的影响，在思想上很快便进入一个新天地。
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其理由之一是曾氏能探得“大本大源”。
他认为大本大源即是“宇宙之真理”，而“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
若以此大本大源相号召，则天下之心无有不动，天下之事无有不能为，国家无有不富强，人民无有不幸福。
因此，他呼吁“有大气量人”今后将全部工夫放在对大本大源的探讨上，“从哲学、伦理学下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由此可见，一方面吸取了湖湘文化中关于“大本大源”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将其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并将其与对社会的改造联系起来。
这种高度重视真理探求、重视哲学世界观改造的思想，无疑是对重视“大本大源”的湖湘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
在后来的革命战争年代乃至和平时期，之所以不入大量精力从事理论思考和著述，并不断在党内外发起整风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不能说与此无关。
其次，湖湘文化强调经世致用、经邦济世、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特点也在身上留下深刻烙印。
自湖湘学派创立之初，胡宏、张等人就十分“留心经济之学”，反对“多寻空言，不究实用”的空洞心性之学，主张从国计民生、“日用之实”中探求国家治乱兴亡之道。
此后，这一特点也被湖湘学者继承下来并加以弘扬。
和近代许多湖南有志之士一样，在青年时代深受这一湖湘文化传统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经邦济世的远大抱负。
就读一师时，他曾广泛接触包括王船山在内的清初几位大师的学术思想，并经常到船山学社聆听刘人熙等讲述船山哲学，对前人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极表认同和向慕。
他还在“修身”课的笔记中认真抄下了王船山论圣贤与豪杰的语录：“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
并释“圣贤”为既具有高尚的“品德”又能够成就“大功大名”的“德业俱全者”。
这表现出与船山同样的以治学与治世并重的人才观。
从这一点出发，他称赞曾国藩是不同于单纯传教之人或单纯办事之人的“办事而兼传教之人”，这也是前述他“独服曾文正”的另一理由。
由于对经世致用学风和内圣外王人格的强烈认同，从学生时代起就具有激越的救世情怀，自觉以救国救民为己任。
他曾经写道：世上“小人”太多，故“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
……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
吾等……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
”而他创立新民学会，确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并与同学一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更是他救世济民伟大抱负的直接体现。
可以说，正是在经世致用这一湖湘文化的影响下，怀着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从家乡走向省城，从湖南走向全国，直至领导人民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性变革。
第三，湖湘文化力戒空谈虚浮、主张务实践履、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也深深地影响了。
历代湖南学者大都重视实践，提倡力行。
是近代以来正确处理知行关系、高度重视实践作用的典范，之所以如此，自然也与他早年所受湖湘文化影响有关。
是我们中国伟大的革命领袖，假如没有湖湘文化的熏陶也没有新中国伟大主席的产生，或许有点夸张了吧，不过湘湖文化对于中国的文化发展，历史进程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曾国藩与湖湘文化
曾国藩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历史人物之一，他对晚清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发挥过重要作用。
第一章“曾国藩治学生涯”，从文化学术的角度对曾国藩的人生经历作了轮廓性的勾勒，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二章“曾国藩与湖湘学统”，从纵向的角度探讨曾国藩与湖湘学统之间的历史关系。
第三章“曾国藩与同代湖湘学人”，从横向的角度探讨曾国藩与同时代的湖湘学人的师友关系、学术交流和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的情况。
第四章“湖湘文化之折射：曾国藩文化性格特征”，从内向的角度探讨曾国藩的文化性格及其成因。
第五章“曾国藩对湖湘文化发展的影响及历史局限”，从外向的角度分析、评价曾国藩的历史功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