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历史上最会反贪的皇帝
朱元璋
概括中国古代帝王反腐倡廉的措施
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制度当中，腐败是伴随封建社会的一大顽病痼疾。
腐败愈演愈烈，必然导致王朝崩溃倒台。
因此，历代有识之君都将反腐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并想出不少别出心裁的惩防措施。
这些各种形式的反腐手段，确实结结实实地打在贪官污吏“死穴”上，让贪官污吏无处藏身，给历史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我国大力“打苍蝇老虎”的今天，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唐太宗、隋文帝：钓鱼执法 唐太宗即位之初，一方面，由于隋末唐初连年战乱的影响，官员贪污受贿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另一方面，行贿受贿又具有很强隐蔽性，很难被发现。
唐太宗想出了一个办法，密令左右向大臣行贿，以此判断受贿之人。
不幸果真有一人中招，受绢一匹。
唐太宗勃然大怒，下令将其处死。
民部尚书裴矩获知事情来龙去脉后，向唐太宗进谏：“为吏受赂，罪诚当死。
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出自《论语》。
孔子曾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意思是单纯用政令律法予以约束，百姓虽然遵法却会失去廉耻之心；只有用道德引导、用礼教感化，百姓才会真正归服。
唐太宗的做法，用现在的话说，就叫“钓鱼执法”，也就是执法者在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的情形下，以欺骗手段诱使其做出违法行为，然后对其进行惩处。
同样是头顶巨大荣誉光环的帝王，隋朝开国君主隋文帝杨坚历来被人们认为是一位较为贤明开化的君王，经过他前期的治理，隋王朝在短期内出现了难得的富庶和安定局面，所有这些，与杨坚铁面肃贪的措施不无关系。
他积极强化对官员的监督，《隋书》中有记载，杨坚曾让亲信“密查百官”，发现贪腐行为便严惩不贷。
隋文帝在任期间，曾经有过一次罢免河北52州贪官污吏 200人的记录，导致了河北官场“整体沦陷”的局面。
隋文帝曾命令人悄悄把金银财宝以及丝绸和南方出产的缎子送给一些大臣和官员，以此来衡量一个大臣和官员是不是有贪贿行为。
假若某个大臣接受了金银财宝等钱物，不但以贪贿罪处理，甚至还面临在朝堂之上当着其他大臣的面被砍下头颅的风险。
隋文帝用这种 “钓鱼执法”的反腐高招，搞得满朝文武胆战心惊、如履薄冰。
在开皇十三年（即公元593年），隋文帝曾暗中派人向一些他认为可能有贪腐行为的官员行贿，晋州刺史、南阳郡公贾悉达，显州总管、抚宁郡公韩延等官员都中了隋文帝的“计”而被砍头。
这种“钓鱼执法”的手段简单而直接，却成绩赫然，受贿官员面对的风险如此之高，铤而走险者自然望而却步。
于是，隋初的贪腐之风也就此基本禁绝。
明太祖：用酷刑 朱元璋时代，贪污杀头的起刑点是60两白银，如果按照购买力折算的话，相当于如今1200元人民币。
相比前两位皇帝登基前的身份，朱元璋出身于布衣，可谓白手起家，这多少使朱元璋的反腐手段多了几分跟出身相关的“特色”—杀人，就是这位平民皇帝在任期间最大的反腐手段。
朱元璋时代，贪污杀头的起刑点是60两白银，如果按照购买力折算的话相当于如今1200百元人民币。
有一次，朱元璋发现御史宇文桂身藏十余封拉关系拍马屁求“上进”的信件后，立即派人对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府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从上到下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他立即诏令天下：“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
” 由于明初的中书省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大量留用元朝的旧官吏以及一些造反起家的功臣，这些人贪赃枉法的现象非常严重。
朱元璋为此下诏，声称从地方县、府到中央六部和中书省，只要是贪污，不管涉及谁，决不心慈手软，一查到底。
这样的酷刑治贪下，也直接导致了明初官场风声鹤唳，甚至出现了一些手戴枷锁的官员审案的情况发生。
后来，为解决官员因涉贪而“青黄不接”的困境，朱元璋还专门成立了培养人才的国子监，为年轻读书人提供入仕升迁的机会。
朱元璋对这些新科进士和监生厚爱有加，还经常教育他们要尽忠至公，不为私利所动。
然而，洪武十九年，朱元璋派出大批进士和监生下基层查勘水灾，结果发现有141人接受宴请，收受银钞和土特产品，朱元璋的做法是全部杀头，一个不留。
洪武十八年 （即公元1385年），朱元璋“总结”了他多年的反腐经验和成果，编撰了整肃贪污的纲领—《大诰》。
这部耗时近两年时间编纂的刑典，堪称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严格的治腐法典，书中对朱元璋亲自审讯和判决的一些贪污案例成果进行了详细的记录，书中还阐述了他对贪官的态度、办案方法和处置手段等内容。
朱元璋甚至还下令，国内必须每户有一本《大诰》，如果没有，将治欺君之罪。
然而，面对这样的严酷治腐方式，朱元璋认为，仅仅是斩首就太便宜贪官们了，后来他规定，如果官员犯贪污罪被斩首的，处死后还要将官员剥皮添草以示众。
为了便于操作，朱元璋下令在地方官府的广场边设立一座土地庙，将腐败官员剥皮的刑场就放在这里，民间因此称此庙为“皮场庙”。
贪腐官员被处死，皮剥下来后，用草填充，制成“贪官标本”并悬挂起来，“使之触目惊心”，以此警示官员要廉洁自律。
雍正皇帝：抄家 历史发展到清朝，腐败也随着经济、文化等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
在清朝官场之中，官员们将之称为“陋规”并明码标价确定下来。
康熙帝亲手开创了“康乾盛世”，但也为子孙留下了无尽的烦恼。
据史料记载，雍正帝接手清朝帝国之时，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
那时的大清帝国，看似强盛无比，内里却空空如也。
雍正帝认为，造成这样局面的根本原因就是吏治腐败，所以，他下决心整顿吏治。
雍正元年正月，雍正连续下了十三道谕旨，颁布到所有总督、巡抚、布政司、知府、知州、知县、文官武官，告诫他们不许贪污，不许受贿，不许克扣；武官不许吃空额，违者严重治罪。
随后雍正便派出直属自己指挥的钦差大臣，代表朝廷去各地查账，还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候补州县人员随钦差到各省一起查账，查出的贪官污吏，就地免职，然后从钦差团队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雍正也开创了监察者接任罢免者之职的先例。
雍正处理腐败分子的手段也算是独辟蹊径，他不像以往的其他皇帝抓到贪官就入狱或者杀头，而是先抄家、要钱。
在雍正时期，官员造成的亏空一经查出，一方面严搜衙署，另一方面要行文原籍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
官员贪腐罪行一经核实，就会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
仅雍正元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其中有很多是三品以上大员。
不仅仅是其他官员，雍正连自己的家人也不放过。
雍正的十二弟允衶被查处后，还不起钱，祈求雍正宽赦，雍正不允，逼得允衶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
雍正曾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平生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
” 雍正，用他独有的反腐制度去根治腐败，使得当时的社会风气逐渐改变。
仅仅五年，大清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
后人曾有“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是对雍正治国反腐的历史评价。
综上所述，这些皇帝们都不约而同地对当时的积弊敢于大动干戈、大刀阔斧，无论涉及什么人，都决不宽贷。
在那些贪墨成风的年代，不下这样一个决心，就刹不住腐败之风。
摘自：网易新闻
请问手段最狠的反贪皇帝是谁
这个问题要感谢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原做过乞丐、和尚,属于社会底层，而当时的元朝中的贵族及其腐败，导致元朝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朱元璋不仅深知百姓之苦，也懂得反贪对国家统治的重要性，因此在位时期反贪意识及其强硬。
但这也仅限于明朝前期，慢慢的，由于明朝不间断的出现一些昏君，所以，反贪并没有很好的实施下去
中国古代是如何反腐
贪污是一种文化构成人世间发生的任何一种现象，究其根源皆是其民族文化的结果，中国历代贪官为什么那么多，而西方文化中贪官相对较少，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化。
我们想一下中华传统文化讲求的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是儒家的君子之道。
风雷以为是世界真理，但随着礼崩乐坏，人心日下，中国历代能做到这十二个字的，都在曲阜孔庙里供着，历代的读书人，也只是当做理想，做到几乎不可能。
汉代以前天下大乱，当权都是直接掠夺，向下层人民宣传礼义，用不着贪污，直接拿来就是了。
到了汉武帝以后，儒家登上历史大舞台，帝王以文治天下，都号称圣人门徒，皇帝也是人，也要钱也要女人，而且比一般人要的更多，皇帝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是又怕百姓造反。
这时候就要使用官员，问题来了，用什么官，贪官还是清官，作为百姓当然要用清官，但作为皇帝是断然不会多用清官的，能清浊同用已经是好皇帝了。
贪官与帝王心术贪官能用吗
回答是：“能用，好用。
”我们来看一段苏绰与宇文泰的对话，我敢肯定你会懂很多。
宇文泰问：如何治理国家
苏绰答：用官。
宇文泰问：如何用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
宇文泰感觉不可思议，不解地问道：“怎么能用贪官
”苏绰答：“做为帝王，大臣们的忠心是第一位的，臣忠则君安，君安则国安，想让人家死心踏地跟随您，必须给人家好处。
官多钱少怎么办
给他们权利，让他们以权谋私，权利是您给的，贪官们自然会维护您。
”宇文泰又问：“既然用贪官，为什么又要反贪
”苏绰道：“贪官必用，又必反，此乃权术的奥妙所在。
其一，天下没有不贪污的官，官不怕贪，怕他不忠，以反贪为名除去异已，内可安枕，外可得民心，何乐而不为。
其二，官员只要贪，把柄就在您的手里，您有把柄，贪官们就害怕，越害怕越忠心，所以说，反贪是驭官之道。
不用贪官，何来反贪
如果国内清一色清官，君就危险了。
”宇文泰道：“用清官怎么会危险
”苏绰解释说：“清官自恃清廉，如果不听话，你能罢免吗
如果弃清官，百姓就不高兴，百姓不高兴就有怨气，人民有怨气国必危亡，所以，清官不可用。
”宇文泰似乎明白其中的道理，说道：“如果所用贪官激起民怨怎么办
”苏绰道：“发文即可，一而再，再而三，做出愤怒之状，不断强调不许贪，使全国上下都知道您恨贪官入骨髓，使老百姓都以为您是英明之主，而贪官才是罪恶之源，国之不国，非君之罪，乃贪官的罪过，民怨就可以消啦。
如果有大贪，民愤极大，怎么办呢
”苏绰自问自答道：“抄其家，没其财，民怨平息，老百姓会歌颂您，简而言之，用贪官换忠心；反贪官除异已；杀大贪平民愤；没收贪官们的财产充实国库，此乃千古帝王之术”。
苏绰的这一段话影响了中近2000年，你们仔细想想。
魏忠贤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魏忠贤（1568年－1627年12月11日），字完吾，北直隶肃宁（今河北沧州肃宁县）人，汉族，原名李进忠。
由才人王氏复姓，出任秉笔太监后，改名魏忠贤。
明朝末期宦官。
明熹宗时期，出任司礼秉笔太监，极受宠信，被称为“九千九百岁”，排除异己，专断国政，以致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
朱由检继位后，打击惩治阉党，治魏忠贤十大罪，命逮捕法办，自缢而亡，其余党亦被肃清。
但是他掌权时，明朝政府抵御辽东后金的入侵还是比较给力的，可以说一扫万历末年辽东战场的颓势，大有光复辽东之势。
前期能够认识到辽东与京师唇齿相依的关系，否定龟缩山海关的决议，积极支持孙承宗的推进战略；后期任由袁崇焕督师辽东，不敢说他多器重袁崇焕，但从来往信件看，袁与魏的关系至少是和谐的，袁最牛掰的几次战功全在魏掌权时诞生。
当时明军的情况是：关宁铁骑不用裁员，军饷仍可足量正常发。
皮岛军队不用精简，收入来源也是稳定的。
寄居海岛的毛文龙进行黑市贸易、抢掠朝鲜边民商旅，本着中庸之道，基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毛文龙也算干吏，积极进取，开拓了旅顺-义州一线的东江军镇，不断骚扰后金盛京以东的城池；授毛文龙“钦差平辽便宜行事总兵官征虏前将军左军都督”和尚方宝剑，人心笼络绝对到位，搞得毛文龙热血沸腾，誓死巩卫皮岛、朝鲜本土。
盛京的西面，从宁远至锦州，本来荒凉破败了十年的城池一座座重新修葺一新、再次拔地而起；明军的火铳、战车、地雷、炸弹配备齐全；红衣大炮这种奢侈品也都搬上了宁远、锦州的城头。
魏当九千岁的几年几乎与关外捷报频传的时间同步，宁远大捷大炮轰伤努尔哈赤（回盛京后不久死去）。
宁锦大捷明军多次重创皇太极。
丁卯之役，毛文龙在朝鲜拼尽血本击退阿敏数万八旗军，阻止了阿敏当朝鲜王的梦想。
皇太极东奔西突累到吐血没捞着什么好处，只能龟缩在盛京。
关外的战争形势一片大好的背后其实还是钱在起作用，魏最大的能力之一是收税。
明末，天下金银、尽聚三吴，魏忠贤针对工商业、对外贸易发达的江南地区，从新设立了万历末年被东林党废除的工商税、海税；但他没有给农民加赋，出身社会底层的魏忠贤在河南遭灾时，还能免除赋税，从内库拨款赈灾；阉党在放火烧了东林书院后，几十年未曾修过的黄河水道，开始维修；而且专门找东林党人投资的“垄断企业”收刮。
齐楚浙党与魏打的火热，阉党“爪牙”（税官）送钱的踏破魏府门槛，有钱好办事，而魏办事能力没的说，一定给你办成。
浙江巡抚感觉海内咸平，农民不用被折腾都安心劳作，魏简直太给力了，提议修生祠，于是全国掀起修生祠的高潮，辽东的官兵将士修的又好又用心，袁崇焕称颂魏忠贤“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侯之世赏宜也
”因为魏给了关宁军丰厚稳定的收入。
在魏忠贤登场的前后，明末的朝堂上有这样一群官员，他们大多出身于南京江南贡院，他们相互视为“校友”，渐渐形成党派，以无锡东林书院为精神圣地，他们清高，他们理想主义；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是正义的化身，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但从根本上考究一下的话，没接触过底层社会的他们大都是江南乡绅巨贾子弟，花成千上万的银子买个科举名次，甚至不乏中举后继续买官者，盘根错节的党同伐异，渐渐成为朝堂上掌握话语权的中坚力量，排挤的齐浙楚、闽等小党派势力时，所用手段不比阉党逊色多少，这就是明末历史上牛掰哄哄的的东林党。
对比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其他朋党，东林党很多人似乎更适合生活在现代的美国政坛。
但掌权的东林党偏偏生活在明末内忧外患的时刻，恰恰成了帝国衰落的催化剂。
魏忠贤死后，重新掌权的东林党立刻再次废除切身利益相关的工商税、海税。
对中西部的旱灾置之不理；富庶东南的税收废除，却派军队到贫乱交加的西北旱灾区加赋、征税；对后金理想化的主和，不理解关外将士的疾苦~打胜了说你浪费国家钱~打败了咔嚓你；对农民起义得过且过，无限招安，导致农民军不能彻底剿灭；由于明朝官员俸禄很低，除了极个别清官，贪腐几乎是必然的，但顶着东林的名头，钱贪过后不敢承认且一丁点都不愿吐出来（捐献出来不就承认和说明我贪了嘛）。
史书上写了魏忠贤犯的十大罪，然而仔细看，大多罪状都是图谋啥子啥子却基本没实际行动和证据，修祠堂这种鸡毛也算大罪
修堵墙挂张画而已，民间自古就有为好官修祠堂的传统；魏真正做成了的坏事，其实主要就是利用东厂杀死杨涟等辱骂弹劾腌党的东林“名士”，以禁言无聊御史们的弹劾。
对于魏对东林党的打击，窃以为在当时的朝堂是非常值得推敲的。
魏杀杨涟等人的行为本身是不对，但结果是禁言，禁言后，专心为自己为国家捞钱。
3：7开那也是在捞钱、在有效工作。
明末两极分化，土地兼并严重，银子都在江南乡绅富户的手里，怎么让他们把银子交到国库
东林党出身江南富家，不愿也不能做到；而权倾一时的威权主义者魏公公可以做到。
有了钱才能给军队发工资；才能造各种军备武器，除了红衣大炮:还有地雷、火铳、火棘莉、炸弹等等火器；才能筑城修墙养马。
军队装备牛掰才能内平贼寇，外御强敌。
而以上古代军事工业正是促进经济发展、保持就业的好办法。
魏的功业在于保证了帝国税收系统的稳健运行；增强帝国凝聚力、控制力，南到广西、北至锦州尽为掌握；能够用正确给力的人并给予支持，扳回辽东战场的颓势，抚平北方农民因灾造反的危机；跟前辈王振之流比起来，不得不说魏的才干确实高出了一大截；即使跟一般的内阁大臣比起来其实也有卓越之处；抛开党同伐异这些朝堂政治不可避免的“错误”不讲；魏至少是个效率极高的注重实用主义的干练能人。
东林党回忆录里说魏本人很愚钝，大多数点子都是他周围的人出的；很多人读了此段瞬间想到了吃葡萄的感觉。
崇祯上台后，与魏比疑心重也就算了，关键收不到税还超级爱清廉，超级恨贪腐～满朝东林士官大多富的流油，科举的排名都是比银子多少的，此时一个棉袄烂洞、衣服打补丁的皇帝空降下来，突然要搞一场无人配合的反贪运动，满朝官员从刚开始的不寒而栗变成后期的笑而不语，一个个都成了超级影帝，下面的百官冬天炭敬、夏天冰敬、各种红白喜事都是搜刮漫天，可偏偏在上面皇帝跟前超级爱装清廉。
“您不是爱清廉恨贪腐吗
我被逼只能装啊，适者生存嘛
”什么
你要钱
我可一个子儿都没有，微臣可是“清官”啊
朱由检（崇祯）先生像个孤独的观众一样，深深蒙在东林党上演活剧的一面烂鼓里。
更别提东林党的大本营~江南的税收了，可惜他们不知收敛，戏演过了头，正剧变成了悲剧!魏死后，辽东的形势再次退化到了万历末年的水平并持续恶化，财政困难的同时，崇祯皇帝疑心重，且在议和主站的意见中间摇摆不定，先是抛弃孙承宗，然后将袁崇焕凌迟。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没了给力的将军，下属官兵们只能干瞪眼，辽东的关宁防线由强转弱、节节败退的局面再难挽回。
袁崇焕督师辽东时，积极研究关外地势民情、八旗军作战技俩，提拔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满桂（蒙古族）等勇将。
勤于操练，多次整治军纪，与士兵同甘共苦。
努尔哈赤兵败宁远，为袁崇焕大炮所伤，旋即不愈而死；宁锦之战，为父报仇的皇太极小伎俩用尽，却一点便宜没捞着，在袁崇焕跟前吃足了苦头，看过关宁铁骑的军容后忌惮三分，战术上皇太极用兵狡诈，袁崇焕却比皇太极更老辣。
可惜的是，这位屡次击败后金军队的功臣良将，在成功保卫北京后居然立即被崇祯罗织罪名下狱，一生从无败绩的大明蓟辽督师被凌迟处死。
袁崇焕刚刚提出的“五年复辽”计划成了泡影。
袁死后，他提拔的人中除祖大寿无奈投降后金（投降时改称满清）外，余者皆相继战死。
精心培育的关宁铁骑死的死，降的降，最后只剩了少部分兵力保存在山海关的吴三桂手中。
袁崇焕死后，皇太极认识到人数劣势和装备劣势，于是广幕各族勇士，创立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并任用毛文龙的得力手下孔有德制作大炮。
东亚第一劲旅的名号最终归属于善于吸纳各族精英的八旗军了。
英国东亚研究者称17世纪初的东北亚通古斯军队为东亚最强劲旅，皇太极率领的八旗军作战勇猛，战术灵活，向西驱兵千里击败风头正劲的蒙古林丹汗，朝鲜的保护神毛文龙死后，得力部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接连叛逃后金，东江军镇名存实亡。
皇太极称帝，后金改称满清，清军攻击朝鲜势如破竹，击败各路集结的八万朝鲜军队如探囊取物，八旗军几乎没死人轻松占领汉城，把朝鲜国王李倧撵到江华岛上，逼迫朝鲜签订臣服之盟。
如果没有戚继光做蓟州总兵时整修精良的长城，明帝国结果又如何
反过来看北京城的金銮殿上，令人可笑的是，东林党里没人想着保证更多人的不失业，也提不出保增长、搞基础建设拉动经济的办法，整日提些看似有理，实际荒唐的建议；有人居然提议裁掉占用开支很小的驿站，陕西米脂的李自成作为驿站职员的铁饭碗工作瞬间丢了，没饭吃咋办
造反算了
于是跟了闯王高迎祥，高迎祥为陕西总督孙传庭、三边总督洪承畴合谋逮捕。
崇祯说：斩
李自成变成了闯王，孙传庭打的他携带18骑逃遁荒山。
旋即孙传庭因直言谏阻“秦军”（孙传庭培育的一只劲旅）北上蓟辽，得罪崇祯以恃骄之罪被革职下狱，而讨崇祯喜欢的洪承畴升任任蓟辽督师；人与人的不同真的比人和猪的不同都大
被下狱的孙传庭以死报国
得宠的洪承畴最终却成了二臣
再看关外，祖大寿被围在锦州，洪承畴集结帝国精锐兵力意图解围，前期步步为营胜利不断，本欲稳步推进，可是帝国没钱做军饷，崇祯逼洪承畴速战解围，结果被围在松山，尴尬的是大明国库空了，再无法招兵解围，崇祯果断放弃。
一亿人的大帝国看着良将忠臣送死，还会有多少人愿意为你卖命。
辽东被围的将军士兵们不可不算忠心，苦守一年、两年，没了粮食宁可杀自己人来吃都不愿意投降，可再忠心的人也架不住老板负心冷屁股啊；另一面是皇太极的热情关怀与重金许诺，最终洪承畴、祖大寿无奈的背叛了培养自己多年的繁华温暖文明昌盛的帝国（当时士人的视角），选择了跳槽到偏僻苦寒的毫无发展前途的蛮夷小国（明朝人眼中的后金），当然在那时人看来，没有自杀殉国，确实不忠，连洪的母亲都大骂之并绝交，更何况民间。
可要搁今天，如果是崇祯的员工，即使是有温和隐忍性格的你，或许第一天就把朱由检这老板给炒了。
松山丢了，锦州丢了，关宁防线没了，皇太极眼前就剩下一条出自60年前，名将戚继光之手号称史上最坚固的长城。
洪承畴出主意：“长城再坚固也要人把守，关内明军精锐尽为闯贼所灭，现镇关之军，军心已乱，正是长驱山海，夺取天下的机会
”可不巧的是，此时皇太极却病了，回盛京后旋即死去。
皇太极刚死，李自成就又闹了起来，连破开封、洛阳等中原重镇；河南成了李自成的天下，领50w民军直扑潼关，意在取关中平原这块王地。
无人可用的崇祯终于想起了监狱里的孙传庭，崇祯封其兵部尚书行专断之权；在诏狱里被折磨了三年的孙传庭再次准备收拾“闯贼“时，帝国的河南、山西、陕西、四川已经被受灾的农民军打烂了；又是因为没钱，饿着肚子的新兵被崇祯逼着出潼关迎战农民军，兵力悬殊，瘦弱憔悴的孙传庭凭借着胸中的一种精神以身入贼军，马革裹尸于公元1643年，孙夫人在长安听说丈夫战死投井而死。
中国人尤其重视身前死后的荣誉，一直不喜欢孙传庭的崇祯居然质疑其诈死，人无谥号，家无抚恤，崇祯不给褒奖，功过自有后人评说，《明史》给了个客观的评价：“传庭死而明亡矣”。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帝国失去了最后一位五星级忠臣良将，再也没了翻身的机会
李自成入关中后，取长安，北上轻易击破太原、大同等军事重镇，直到百万民军围困北京时，李自成仍然承诺要三百万银子，封个王就退兵，并答应帮崇祯剿灭满清
可此时满朝官员仍然没一个愿意出钱的，崇祯终于明白了，他怒了，国家居然毁在这群“吝啬”官员之手
崇祯以“惊人的愚蠢”对议和条款加以拒绝
1644年三月十九日，城破，崇祯吊死煤山（现景山）。
临死前崇祯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喷出了“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也
”之类的话，窃以为无非找个托辞洗刷自己的过失与无能，想想此前的几年里，为了找垫背的，平寇无力时，杀了多少兵部尚书
税收捉襟见肘，换了多少内阁首辅
其实在李自成攻克北京近郊时，崇祯先是听太监曹化淳评价：“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然后又想到十七年前兄长天启的临终嘱托:“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已经有所悔悟，于是秘密收葬魏忠贤遗骸，专门祭奠之。
只可惜大厦将倾，悔过已晚。
故事并未结束，京师沦陷后，滑稽而意想不到的一幕上演了：在京的东林党一众人本来翘首期盼着伺候新皇帝，结果却几乎统统被李自成、刘宗敏抄家、拷掠、暴尸于街头；少则几万两、多则几十万两的银子从各大臣的家中抄出。
后人感叹：满朝的官员玩过头了，全是悲剧与惨剧啊，大明帝国终究还是成了茶几
历史由胜利者书写，不能武断的说《明史》就是偏执的，但也不要低估清初文人集团（文人集团的成分大家猜
）黑魏忠贤的能力和美化崇祯的企图，历史这东西有时很幽默，有时很讽刺，清官一定会为国家的国防、经济带来好处
你可能思考半天说，也许吧，谁知道呢
明朝人不加思索的说“呵呵~贪官吃肉，我们至少喝点肉汤。
崇祯这样刻薄的穿补丁衣服的清官来了，我们只能喝西北风
”当然，从当今旁观回顾者的视角来看，明末政府遇到的毕竟是此前的秦汉、隋唐、宋元1800多年来任何当朝政府都没遇到过的奇难境地：史上最强外敌和汹汹滔天的农民军内患，再有国库空虚的雪上加霜。
换了任何一位“明君”搁到当时的环境下都很难说能挽大厦于将倾。
中国历史上一轮又一轮的统一政权，要么死于外敌，要么亡于内患，财政不给力通常是堤坝溃烂的最初之蚁穴，所谓周期率大抵如此。
明代的财政危机早早的从嘉靖朝发端，万历朝放大，到了天启末、崇祯初已经烂到根子里了
把所有罪过嫁祸于一个姓魏的太监头上，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牵强附会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