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大师王阳明名言有哪些
王阳明名言名句：1、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2、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爱，致其婉曲，使彼闻之而可从，绎之而可改，有所感而无所怒，乃为善耳。
3、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4、夫学贵得之于心。
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
5、立志用功，如种树然。
方其根芽，犹未有干。
及其有干，尚未有枝。
枝而后叶。
叶而后花实。
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
勿作枝想。
勿作叶想。
勿作花想。
勿作实想。
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
没有枝叶花寅。
6、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于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7、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谓大道。
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8、志不立，则如无舵之舟，无勒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9、大批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
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
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
10、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
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
不管宁静不宁静。
11、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
12、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
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
13、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
14、知行合一。
15、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
16、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四者备而祸全。
17、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
18、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
19、故立志者，为学之心也;为学者，立志之事也。
20、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之颜色一时明白起来…21、少一些机心，少一些痛苦汝若于货、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盗之心一般，都消灭了，光光只之本体，看有甚闲思虑?你如果对色、财、名、利等心，全都像不做盗贼的心一样，都铲除了，完完全全只是心之本体，还何来闲思杂念?人生启迪：每个人的世界都是他自己造成的。
一个人心中充满机心，就会因机心而衍生出困难、恐惧、怀疑、绝望、忧虑等情绪。
如果一个人心中充满了这些，境地怎会不悲愁、痛苦?人生如白驹过隙，生命在拥有和失去之间很快就流逝了。
心灵空间需要自己去经营，机心太多、太重，心灵哪还有空间去承载别的呢?22、心是快乐的根常快活便是功夫。
能做到常常自在快活，就是功夫。
人生启迪：保持一颗快乐的心很难，人总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生病了、降职了、失恋了、失业了等等，这些让人很难快活起来。
世人多以为快乐与否在于外境，王阳明则告诉我们快乐只在一心，而且要从一心着手去做功夫。
说白了，一切还要落回到自心修养上去，这便是良知功夫的内涵。
心的修养越深，受外境影响的程度就越小，这是一定的。
23、要活得轻快洒脱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
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我们做功，但求日减，不求日增。
减去一分人欲，便又多得一分天理，如此，何等轻快洒脱，何等简捷便易啊!人生启迪：生活中，很多人往往自寻烦恼，自己给自己套上枷锁。
这是内心装了太多的欲望、得失和放不下，自然处处受其牵累。
摆脱这些，就是王阳明所说“减”的功夫。
减到最后呢?就是回归自己的本心。
本心是简单的，因为是轻快的，洒脱的。
24、慎思之，笃行之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知是行的初始，行是知的结果。
人生启迪：所谓“三思而后行”，要思考在前、行动在后，必须经过多番仔细周密的考虑才能有所行动，如此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和麻烦。
思考与行动，对于一个正常人而言，是人生至关重要的一件事，小到处理家庭琐事，大到掌握国家命运，轻率与认真的效果都将立竿见影。
所以要走向王阳明主张的知行合一，使知真能经得住三思的考验，行真能成为一种功夫，那么知行就自能成为智慧与功业的完美合一，就像王阳明那样。
25、不做就是不知未有知而不行者。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没有知而不行的事。
知而不行，就是没有真正明白。
人生启迪：获得成功的办法有很多种，不论是哪一种，哪怕是最简单、最取巧的成功之道，也无法在空想中实现。
思想的力量，只有在行动中才能发挥作用。
为学如此，处世亦如此。
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在身体力行上下功夫。
要想保持成功，则需要德行作为底子。
德行合一，也是一种知行合一，也是一种更高明的知行合一。
26、路，尽管去走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处，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方渐能到得欲到之处。
好比人行路，走了一段才认识一段，到十字路口时，有疑问就打听，打听了又走，才能慢慢到达目的地。
人生启迪：人生如果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内心的愿望就会被忽略，心中的梦想就会被埋没，即使走得很顺畅，却不真实，因为少了太多的尝试——哪怕是失败，以及少了太多缘于亲身经历的深切体悟。
所以，人要敢于大胆尝试，在实践中体悟一份真正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人生智慧。
27、天理即是仁心所谓汝心，亦不专是那一团血肉。
若是那一团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团血肉还在，缘何不能视、听、言、动?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
有这个性，才能生这性之生理，便谓之仁。
所谓的心，并非专指那一团血肉。
如果心专指那团血肉，现在有个人死去了，那团血肉仍在，但为什么不能视、听、言、动呢?所谓的真正的心，是那能使你视、听、言、动的“性”，亦即天理。
有了这个性，才有了这性的生生不息之理，也就是仁。
人生启迪：人之为人，须有情、动情、重情。
《周易》中说：方以类聚，人以群分。
你是什么样的人，便能感应到什么样的人，乃至什么样的处境和人生。
比如交朋友，你是有情人，才可能交到真情义的朋友。
譬如男女之爱，须是你有情，人家才可能对你有情。
推而广之，万事莫不如此。
莫作无情人，天佑有情人。
做有情人，才能得有情人生。
28、求道须深下去此道本无穷尽，问难愈多，则精微愈显。
这个道原本无穷尽，问得越多，精微处就越能显现。
人生启迪：一个人若想有美好的、成功的人生，必须不断学习。
王阳明认为，在学习中问的问题越多，他的学问就会越加精细。
而想问得多，就必须拓展、深入下去，这就需要勤奋。
没有勤奋，想成就任何事业都几无可能，任何事情本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成的。
任何光辉夺目的事业背后，都是一个艰苦探索和辛勤劳作的过程。
29、耐住寂寞，久久为功诸君只要常常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
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
各位只要经常怀着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的心，根据这良知耐心地做下去，不在乎别人的嘲笑、诽谤、称誉、侮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要这致良知没有片刻停息，时间久了，自会感到有力，也自然不会被外面的任何事情所动摇。
人生启迪：欲成事业，就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挫折，潜心静气，才能深入“人迹罕至”的境地，获得豁达通透的智慧和事业。
如果过于浮躁、急功近利，就可能适得其反、劳而无功。
熬不过等待的人，熬不到幸福;经不起挫折的人，长不成傲骨。
30、自省才能自明学须反己。
若徒责人，只见得人不是，不见自己非。
若能反己，方见自己有许多未尽处，奚暇责人?学习应该返身自省。
如果只去指责别人，就只能看到别人的错误，就不会看到自己的缺点。
若能返身自省，才能看到自己有许多不足之处，哪还有时间去指责别人?人生启迪：自省是一次自我解剖的痛苦过程，就像拿刀亲手割掉自己身上的毒瘤，需要巨大的勇气。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难，但要用一颗真诚的心去面对它，却不容易。
懂得自省，是大智;敢于自省，则是大勇。
割毒瘤可能会有难忍的疼痛，甚至留下疤痕，却是根除毒害的唯一办法。
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和月食，人人都看得见，但是改过之后，就能得到人们更大的尊敬。
31、静时存养，动时省察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
省察是有事时的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的省察。
人生启迪：人如果不能看清自己，就容易骄傲自满。
心中若装满了骄傲，便很难听取忠告，吸取经验教训，长此以往只会固步自封、止步不前。
自知不明的人往往昏昏然、飘飘然，摆不正位置、找不准人生支点，驾驭不好生命之舟。
怎样自明?就需要做好对自己的省察，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
王阳明说，就算笨拙的人，如果能做好省察，那么愚蠢也会变成聪明，柔弱也会变成刚强。
人贵有自知之明。
32、反观自身，自我提升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则不至于责人已甚，而自治严矣。
看见有德行或才干的人就要想着向他学习，看见没有德行的人，自己的内心就要反省是否有和他一样的错误。
这样就不会过分的责备别人，而对自己要求严格。
人生启迪：自省是一面镜子，能够照见心灵上的污点，继而照亮前进的路途。
工作中，有很多人经常怨天尤人，就是不在自身上找原因。
一个人只有不断地反省，才会不断地提高;进步的能力、学习的能力，也体现在反省的能力上。
自省还能帮助自己找到自身优势。
有时候，人生的悲剧不在于没有用好自己的优势，而是连自己的优势是什么都没找到。
33、嘴巴闭关，身体力行以言语谤人，其谤浅。
若自己不能身体实践，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谤也，其谤深矣。
用言论诋毁他人，这种诋毁是肤浅的。
若自己不能身体力行，只是夸夸其谈，虚度光阴，浪费时日，这是在诽谤自己，这样就严重了。
人生启迪：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这是因为，“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你以为所有让自己不舒服的事，都是由于别人和环境，其实都是源于自己的心太窄，容量太小，修身太浅，德性不深。
所以把向外的眼睛收回来吧，盯在自己的心上。
就算世界我们无能为力，我们的心也可能放开而坦然从容。
心坦不坦然、从不从容，也本是心自己的事。
34、世间磨难，皆是砥砺凡今天下之论议我者，苟能取以为善，皆是砥砺切磋我也，则在我无非警惕修省进德之地矣。
现在，天下的人都在议论我，如果能因此为善，那么，都是在与我砥砺切磋，就我而言，不过是提高警惕，反省自己，增道进德。
人生启迪：人间是道场，淤泥生莲花。
这是一种心态，一种态度，也是一种境界。
35、最怕是傲字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
人生启迪：傲，不过是因为一份我执。
人们为什么要亲近一个我执太深、戾气太重的人?无人亲近，又怎么生存、做事?更重要的，我执是一条深深捆绑着自己，让自己画地为牢、坐井观天的绳子，使自己沦陷在暗无天日、走不出去的苦之深井中，还误着自己。
36、格物致知，灭除轻傲知轻傲处，便是良知;除却轻傲，便是格物。
知道轻浮傲慢处，便是良知。
除去轻浮傲慢，便是格物。
人生启迪：能够看到自己的轻浮傲慢，那么此人还算有救。
如果还能反省自己的轻浮傲慢，并着手破除，那么他正在得救。
这，其实是为自己的心，以及自己的人生，打开一条通过更广阔天地的大门。
37、只求力所能及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
大凡谋求力所不及的事，勉强做智力不能完成的事，都不为致良知。
人生启迪：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才能不自取志大才疏、好高骛远的辱，并不使自己处于困顿疲累、痛苦挣扎的境地。
这就是自知之明，即使做不了大事，可是心是大的，境界是大的。
38、不动心，不烦恼心之本体，原自不动。
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
性元不动，理元不动。
集义是复其心之本体。
心之本体，原本不动。
心之本体即为性，性即理。
性原本不动，理原本不动。
集义就是恢复心之本体。
人生启迪：世间的事，纷至沓来，只有做到不动心，才能得到真正超然物外的洒脱。
在生活中，同样多的事情，有人焦头烂额，有人却泰然处之，就是因为生活的智者懂得在忙碌的生活之外，存一颗闲静淡泊的心，寄寓灵魂，即使因忙碌而身体劳累，仍然能够洒脱自在。
39、按心兵不动，如止水从容我不看花时，花与我心同寂。
我看花时，花的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我心之外。
我不看花的时候，花与我的心同处于寂灭状态。
我看花的时候，花和我的心就都鲜活起来。
如此便能知道，花与我的心同在。
人生启迪：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佛家讲，“三界唯心，万法唯识”。
王阳明的花与我心同在，推而广之就是天地万物皆与我同在，一心之中，可存天地宇宙、生万千气象。
一切，只看你心的大小、悟的浅深，良知的大境界，本来与外物无关;心，自是万物主宰。
心兵不乱，万事从容。
40、参破生死，尽性知命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
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
人的生死之念，原本是从生身命根上带来的，因此不能轻易去掉。
如果在此处能识得破、看得透，这个心的全体才是畅通无阻的，这才是尽性至命的学问。
人生启迪：人生，除生死外无大事。
向死而生，与忙碌的生活中，常常念起人终究一死，万般皆是身外之物，很多东西就能放下一些，心才能更豁达一些。
如此方能活得明白，活出深邃，活成自在。
王阳明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知道国吧很多古文帝
心学大师王阳明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阳明子是他的别号，浙江余姚人.是中国当代大诗人余秋雨的同乡. 阳明先生是蒋介石先生最推崇的人，蒋虽不堪，却亦有其过人之处，由此可见阳明先生之过人。
作为士大夫，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阳明先生是屈指可数的几位既有“立德”、“立言”，又有“立功”人，其德行、事功，至今仍收到读书人的敬仰，可见其巨大之人格魅力。
说起王阳明就不能不提及他的前辈——象山先生陆九渊，王阳明继其学说思想说发展起来的心说与陆一道所构成的陆王心学，成为唯一堪与以大儒朱熹所代表的所谓儒家正宗的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儒家思想流派，对中国当时以及后世之读书人之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和影响，也在中国文化思想史及哲学史上书下浓墨一笔。
陆九渊乃公认之天才。
四岁时仰天俯地，用稚嫩而悠远的心灵琢磨：“天地何所穷际
”苦思冥想，以致不食不睡，最后其父不得不动用父亲的权威喝止他。
——另一天才屈原提出类似的问题，大概已而立了罢。
然而陆九渊自然不会再走父辈传统的老路，有时候虚的可以决定实的，代表传统的父辈可以喝止后代，却不能阻止改变后代的思维。
九渊的疑团横亘心中十年，待看到古书“宇宙”二字之注解：“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时，乃大悟，激动道：“原来无穷。
人与万物，皆在无穷之中”。
——后王阳明也有类似与此之龙场悟道，可谓与陆“一脉相承”。
这虽只是事实性判断，但亦隐然包含了在无穷中即无穷的大胆推理，他拿起笔来，又加一句：“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如果说在一个天人合一观念地久天长深入人心的国度，冒出这样的话来只是新奇不算革命的话，他下面两句就是石破天惊的新口号了： “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就是宇宙。
陆晚年之时这样解释我心即宇宙： “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 “人须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立身其中，须大作一个人。
” 此之“大作一人”，非是自大狂，而是进入与天地合德的境界，于是此时之心学，恢复了早期儒学阳刚雄健的人生姿态，恢复了儒学的“大丈夫”风采：“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 确实无他这般人。
陆九渊不象朱熹那样遍寻明师博采众家之长，而是旱地拔葱式的崛起，超越其是流行的一切，师古——直承孟子的心性论；师心——发明自己的本心，于是开“心即理”之说，震动天下，并被王阳明发扬光大。
心学之一大特点即是“扩充法”：找着善根良心，然后让它象核裂变式的、极限挥发，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所有在陆九渊为心学打下一个基础后，开始了艰辛的探索“善根”的过程。
他自以为没有陆的天纵之才，所以也似朱熹那般，遍访名家，希望得其心道，然而结果每每令他失望：所遇“名贤”，十有八九皆以程朱为儒家正统，推崇“知而后行”得“迂腐理论”，王于是叹道：“都是些举子学，不是身心学。
”直到十八岁那年他碰到了名儒娄一斋。
娄是明初著名理学家吴与弼得学生，但虽以朱学为正宗，却也有心学之倾向。
娄氏向王讲了“圣人必可学而至”的儒学通则，正搔着王的痒处，“遂深契之”，产生了确定他的致力方向的、指点迷津的作用。
后娄之女嫁于宁王为妃，受起株连而亡，阳明以礼葬之，也算报了点拨之恩。
后世认为，即使娄一斋不是阳明心学发端之人，亦起了重要作用，因娄的同门——吴与弼的另一学生谢西山就曾提出过“知行合一，学之要也。
”而后来王在娄之引荐下到临川“朝圣”见吴时，亦必定听得此论。
以后数年，阳明入宦，浮沉十数载终于获罪下狱，后又被当时因正德皇帝一句不耐烦的：“些许消失，你自己斟酌即可，何必扰朕”而得熏天权势的刘瑾发配到贵州龙场——一个一般地图查不到的说是驿站其实更近似于动物世界的偏僻所在，据说在此设驿，非是为了军事目的，仅仅源于刘瑾之一个梦境。
对于阳明来说，这里实在不比监狱好多少，之于北京城，气候自然没得比，况且少了许多可以“论道的狱友”。
然而被抛到这种绝地，整个世界却变得单纯了——变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阳明被抛回“初民社会”，可以每天思考诸如“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样最基本的哲学问题。
在每一天都要经历生死之境且早已经过九死一生的情况下，——先受杖刑，后遇杀手，阳明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
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军事上，这也许只是一句鼓舞士气的大话，但在生存哲学，生存智慧的锤炼创建时，却是必须如此的“基本原理”：不临“实事”之真际，不可能求出真真切切的“是”来。
用存在主意的话说，即：不进入临界状态，不可能发现生存的真是境遇，也就无法看清楚“在”的本质。
阳明却无暇穷究这些“学”，他要捕捉的是切实而行的“理”。
于是当他将37年的家底都拼将出来，把拥有的三千年的文化底蕴都用头皮顶出来之后，在一个春夏之交的午夜，顿悟了，这即是著名的“龙场顿悟”。
顿悟之后，阳明道：“圣人之道，我性已足。
过去从外物求天理是舍本逐末了。
由外及里的路子整个是一场误会。
”乃知“格物致知之旨”，后由此而致“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三说，自成体系，又道：“王道息而伯术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济其私，而以欺于人曰：天理固如是。
不知既无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谓天理者乎
”驳斥理学，正式竖起心学之大旗。
“心即理”直承陆九渊。
这一思想很明显地体现于王的一个论断：“心外吾物”。
也正由此语，他被认为是中国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
“心外无物”一说，颇近似于佛家的一段机锋： “风动邪
幡动邪
” “非风动，非幡动，心动也。
” 这其实缘于王阳明的求思经历。
与陆九渊近似，王亦曾经向虚幻之佛理寻求心学之突破，不同的是，陆是由于不屑于求名师，王则是求明师而不得。
曾经有一个关于王阳明的传说，说是王到一座寺庙游玩，见一房门紧闭，好奇之下不顾知客僧苦劝，执意开门，结果大惊，原来房中有位圆寂的老和尚与王之面容极其相似，身后墙上还有一首诗，写道： “五十年后王阳明，开门犹是闭门人；精灵闭后还归复，始信禅门不坏身。
” 王黯然，知其乃自己前世，留下诗句：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阳水底天； 闲依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 此事极玄，显然属于不可信之说，但是王阳明与佛家渊源之深可见一斑，也从另一侧面印证了佛理之于王的影响。
第二是“致良知”，关于此点，后世学者毁誉参半，甚至有人极端的认为。
这是王拿来愚弄老百姓以利于统治者统御的工具，乃是大大的“毒草”，此言大谬。
当时之世，紫禁城中，皇帝昏聩，数年不朝；朝堂之上，*佞当道，良善遭恶；市井之中，百姓好淫，不死进取，可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在这个时候，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之说，把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人的自觉的意识和行为，强调主观立志和主体精神的力量，强调人的自我更新，倡导学习要自求自得，提倡人们“发明本心，固受自操”，使人明明德，修自身，实为劝世之良药。
而改观今日之社会，道德底线已近于崩溃，恶人几无所畏惧，善者几无所依仗，骇人听闻之事，伤天害理之举，时有发生，岂可曰今日之道德论远胜于阳明之“致良知”邪
王阳明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知行合一”。
这是他最为人推崇的一个主张，也是他成为一代大家的“成名之作”，正是由于此说，他才得以成为与朱熹等人彻底“划清界限”，与陆九渊一道，负手傲立于儒家另一顶峰，让后人“传唱”至今。
儒家之学到宋代时，“二程”已是绝对权威，而按此脉络发展起来形成的“程朱”之学，也已隐然成儒家正统学说，至于其所主张的“知而后行”，自然也被“沉默的大多数”所接受，成为哲学之“主流”，而王阳明以其无匹才华，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谬误：“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之险夷者邪”——由此可见，王之知行合一时极重视实践精神的，是讲求一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所以后世之人，因其乃唯心主义大家而断言他之论断与“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实践想结合”是毫不沾边的，实乃武断。
黑格尔、费尔巴哈显然不是马克思的信徒，但他们的唯物主义何辩证法不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吗
“知行合一”作为一种理论，也成功的指导了王的一些特殊行动，最著名的是平宁王之。
王阳明不是军事家，也不是阴谋家，宁王反叛后朝野震动，许多军事家阴谋家都束手，独有被曾被朝廷打入大狱的他站出来作战。
王是没有正式的官军来统御的，所辖的只不过是金陵城附近州县的衙役兵勇甚至一班刚被招安的土匪流寇，三千人以上就称“大军”，然而阳明却用这支队伍无往不利，四十天而竟全功，一时被誉为“大明军神”。
——一介大儒，指挥千军万马若提笔研墨，不是“知行合一”又是什么
有意思的是，王作为明史上最璀璨的思想之星之一，却在得胜之后，毁去所有宁王与朝臣通密之信，几乎是“故意”为朝堂上一帮早睁红了眼睛的人留下了把柄，于是这帮小人发难的时候，王终于再度被贬，飘然入山，从容地做他的心学大师去了——他大概亦是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王阳明的思想体系 阳明思想体系的核心是致良知。
它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以及万物一体之仁等几个方面。
而其思想体系的基点和出发点则建立在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上面。
1．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 王阳明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主要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批判其理论的内在矛盾；一是从朱熹身后的影响来批判格物致知说的学术之弊。
从前一个方面看，由于王阳明年轻时期曾一度笃信朱学的格物说，然而当他用这种方法去进行个人的道德修养时，便发现无论是即物去穷理，还是循序而读书，都只能是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并不足以解决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
因而他对朱嘉的格物致知说便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其《传习录》下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
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
”在他看来，朱子训格物致知为即物穷理。
欲以格天下之物而达诚自家意的目的，显然是徒劳的。
因为其格的后果只会析心与理为二，使主观之心与客观之理不能统一。
至于后一个方面，王阳明认为，由于朱熹主张问学致知而不注重身心修养，遂造成其后学在道德修养方面的知行脱离，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
这种支离割裂的学术之弊必然给现存的社会秩序带来危害，有以学术杀天下的危险。
2.心即理 鉴于朱学格物致知的教训，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并据此提出知行合一的口号，决心创立良知之学，从而用一种注重身心修养的学说来取代朱熹沉溺词章、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支离决裂的格物致知说。
他对格物的解释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且知之物也。
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说，他对格物的解释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知者，致其物之知也。
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严在他看来，格物没有内外彼此之分，因此格物是格心之物，是去其心之不正，以本体之正。
这样，王阳明的格物便不是朱熏即物穷理的求知方法，而更偏重于为善去恶的内心涵养，从而使格物与致良知完全吻合起来。
这种新的格物说，正包括了他的所谓心即理、知行日一致良知的心学观点。
所谓心即理，在王阳明看来，就是不能像朱熹那样将心与理分而为二，从而导致知与行、学问与修养的分离。
为此，他继承和发挥了陆九渊的心即理的思想，以为宇宙万物的规严皆归于吾心判断的范畴，并由此说明进行道德修养只要求之于心，于心上下功夫就够了。
3.知行合一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中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
但知与行的先后及难易问题则是中国哲学家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王阳明的基本立场是主张知行合一。
其大概意思是，知何同一于心之本体，知行是同一个功夫，知行合一并进不可分离等等。
具体说来，他认为，知则必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真知则必行，不行终非真知；知不限于思想，行不限于行动，知行同是心的两个方面，即知即行。
至于其知行合一的目的，据王阳明自己说，一是为吃紧救弊而发，一是为了论证知行本体本来如此。
也就是说，知行合一说的核心内容是知行本体合一，重点在于强调行。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如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至于这里的行，虽然含有社会实践的意义，但说到底只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践履，是专指一种所谓克己功夫。
在这一点上，王阳明与朱熹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他们都是要求去人欲而存天理，只是在方法与手段上，朱熹更多地强调以知识的增进为学圣人的基本途径，而王阳明则以为不必在增进知识上下功夫。
在他看来，学问思辨都是行，不徒朱熹所说的由问学而达到致知的一条途径，而应该包括陆九渊所强调的尊德性、重实行的修养方法。
由此可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实际上是朱陆学说的折中与调和。
4.致良知 良知的说法来源于《孟子》，其含义是指一种不虑而知的天赋道德观念。
王阳明对此加以发挥，并引进《大学》中的致字，《大学》说：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
据此，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主张，以为良知即是天理，从而迸一步要求人们首先认识和恢复内心所固有的天理，并由此推及自己的良知于事事物物，那么事事物物皆得其天理矣。
即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和活动都纳入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的轨道。
其要点包括：第一，良知即是天理。
在孟子那里，良知本是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是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而王阳明对此则作了本体方面的发挥，以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
把先验的道德良知视为代表世界本原的天理，因而良知便成为人人心中不假外求的道德本原。
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是非之心、好恶之心，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良知人人俱在，自圣人以至愚人，无不相同；人人同具良知，人人有个判断是非善恶的自家标准。
因此，他强调，良知就是人人所具有的心之本体，它先验地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人们依良知而行便会产生正确的道德行为，故而无需向外寻求道德行为的来源。
第二，良知是心之本体。
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天理在人们的心中，天理的昭明灵觉就是人心之虚明灵觉。
通过它，人们便能很自然地感觉或判断出人的行为的善恶是非，从而推动良知，并使它充分发挥自己的机能，以善念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过程，此即致良知的功夫。
由此可见，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学说，充分强调了良知在道德修养中去恶为善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使之成为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精神本体。
第三，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改造。
朱熹的格物致如说强调知识在人的通德修养过程中的作用，忽视了人心在此一过程中的能动功能。
对于朱学的这一内在缺欠，陆九渊曾经表示过严重不满，以为朱学的这一原则实在是支离破碎，并由此而提出自己的新的解释。
王阳明在这一问题上，基本是接着陆九渊的思想继续前进，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对朱熹反复强调的格物致知进行了一番新的解释，即将物解为事，将格解为正。
这样格物便是在意念发动处的件件事情中为善去恶，避开主观意念中恶的认识，接近善的百接感觉。
他以为这样的格物便可避免务外遗内之弊，杜绝支离破碎之病。
以这种格物说解释《大学》的致知在格物，在意念的发动处为善去恶，不欺骗良知的感觉，这就是诚意。
因此可以说，王阳明的致知格物其实就是穷究吾心之良知。
从而把《大学》的实践道德思想转变成自己的格物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
5.万物一体之仁 万物一体之仁说，是与王阳明的明德、亲民说相联系和相贯通的；是他把致良知的哲学扩展到社会政治层面，并与《大学》的政治伦理学说结合在一起而成的。
他的万物一体之仁说的意义，在于强调天地万物以人为中心，人心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人的良知也是草木瓦有的良知。
按照他的这个说法，圣人之心便应以天下万物为一体，每一个人都应将自己的良知是非推广到天下，如此便能救社会于水火之中。
王阳明先生，受到很多人的崇拜。
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海军的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刻了一块印章，佩戴在身，上面刻着“一生伏首拜阳明”。
中国近代一代枭雄蒋介石也很崇拜王阳明的,败退台湾时间把台湾草山改为阳明山.现在浙江余姚还有个阳明医院. 王阳明的一生行为，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在学术方面，他的“心学”独成一家，和程朱学派意趣迥异，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能够在死后从祀文庙的人。
他首先主张“学贵得之于心“，以“心“作为评判是非的价值标准，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开始对孔子偶像有所持疑， 扩大了内心自我的作用。
大家知道，心是活物，一向最难把握，所谓的标准也就不成其为标准了。
王阳明将一切都归结 于“心“，显然在客观上具有更多的感性血肉，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对于“六经“，王阳明也从历史的角度给以重新的认识，提出 了“五经亦只是史“的新见解。
他一贯主张不拘泥于“六经“载籍的陈迹，强调反求诸心，以“心“作为裁判“六经“的标准。
这样， 王阳明通过“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这一环节，势必会走向冲击“圣经贤传“的地步。
明朝正德六年,宁王朱宸濠叛乱,王阳明奉命平乱.从开战到抓住宁王，整整二十二天，王阳明就运用聪明才智将这场蓄谋八年之久，震动朝野上下的大叛乱彻底平定。
这充分显示了王阳明的足智多谋，用兵如神。
王阳明为明王朝屡立奇功，“事功”卓越，地位显赫，官职也升任南京兵部尚书，被皇帝封为新建伯，在朝廷上下极有声望。
如果王阳明仅以“事功”闻名天下，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将才也有千千万。
而后人更关注的是王阳明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
殊不知，他是我国历史上极有成就的哲学家之一，他开创的心学体系成为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封建社会后期异端思想的产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在我国，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为探索救国之路的孙中山都曾潜心研究过王阳明的著作，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徐特立也大加赞赏王阳明的教育思想。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少年时就曾读过王阳明的《王阳明全集》、《传习录》，并逐句逐字做了批注，后来对王阳明的思想更是有所批判与创新，结合中国的实际，领导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
王阳明的学说更是漂洋过海，从古老的中国走向世界。
日本一位八十三岁的高僧拄着拐杖颤悠悠地把阳明学说带回日本，没想到竟风靡一时，学者云集，还分成了不同的学派，阳明学说更是间接地为日本明治维新起了思想上的铺垫作用。
高鼻子、蓝眼睛，不屑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欧美人在本世纪，也出奇地对阳明学说着了迷，竟还要远渡重洋，来拜访王阳明的故居，颇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势头。
我们赞叹王阳明为中国，为世界所做的贡献。
身为中国人，我们为我们的伟大哲人感到自豪.
问一个名言的出处
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试论颜元经世致用的义利观 在我国古代哲学理论中，义利关系问题集中了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
孔子认为：“仁者人也……义者宜也”。
追求私利是人的欲望本能，但是追求私利应以“义”为前提，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他的义利观可概括为“重义而不轻利”。
而荀子则提出：“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
”已经有了重义轻利的倾向。
董仲舒提出：“夫人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否定了君子在合乎“义”的情况下追求“利”的合理性，这与孔子所赞许的“义然后取”和荀子说的“好利恶害”明显不同，进一步割裂了义利之间的关系，也把重义轻利的观点绝对化了。
宋明理学家承袭、发挥董仲舒的观点，严义利之辨，倡导贵义贱利。
程颢认为“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义利关系被视如水火之不相容，有义则无利，有利则无义，朱熹提倡“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心学大师王阳明也主张“去人欲而存天理”。
“义”作为一种价值原则被提升到宇宙本体和形而上学终极存在的高度，称为“天理”，“利”因“人欲”恶的性质而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先秦儒家所谓“合义”的利也不存在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利”存在的客观性和必要性。
清初，思想家颜元继承、发扬了事功派的功利思想，在义利关系上对董仲舒和宋明理学的观点作了尖锐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孔子义利观的本来面貌。
他主张“以义为利”的观点。
他说：“以义为利，圣人平正道理也。
……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
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
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
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义利并不对立，在正谊、明道的前提下，必须谋利计功，求义中之利。
颜元还以种田、捕鱼为例说明人们进行生产活动，是必须讲求功利和收益的：“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
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
”正义明道就应该谋利计功，不讲功利，义、道之事空洞的腐儒直言，于国于民毫无益处。
这里，颜元实际上是将功利看作是“正谊”、“明道”的出发点和归宿。
颜元对程朱理学将义利对立而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义利观尤为反感，他认为，舍形无性，人形不但不是人性的累害，而且正实现了人性。
而人的欲望又满足人形体各方面的需要，因此也是人性的必然表现，是人之常情，不能像程朱那样将其看作是罪恶性质的人欲。
所以他说：“故礼乐缤纷，极耳目之娱而非欲也”；“位育乎成，合三才一性而非侈也”。
主张有其体必有其用，并以其用通有其体，这是对封建禁欲主义的根本否定。
颜元认为，谋利计功是人的活动的普遍特征，道德不是空话而存在于人们谋利计功的行为之中，“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所以“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
他的这些观点，继承了先秦儒家“富贵乃人之所欲”，君子“义然后取”的义利观中的合理成分，比较好的将义利统一起来，可以说是向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复归。
在道德评价中，之所以谋利计功，就在于“理由事先”、“理由功著”，必须通过实事实功的实际效果，道德才得以充分体现。
仁义并非仅存于内在的道德世界之中，还应当具体展现于外在事功的开创过程之中。
正是外在事功，构成了内在道德的现实确证。
外在事功对于实现人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彰显内在德性的光辉是非常必要的。
所谓的离事功则“言仁义者陆沉泥腐”，“无事功之仁义”强调的正是这一点。
而理学家中时道德境界，轻视物质生活，把两者对立起来，宣扬重义轻利，甚至讳言功利、不求效用，必然导致道德价值发生混乱。
颜元反对只强调动机而否定效果，它批判理学家热衷于静坐空谈心性道德，不办经济生民的实事，形成了一种崇尚空疏、鄙弃实事实功的社会风气。
认为其所造就的只能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无用腐儒，“莫谓唐、虞、三代之英，孔门贤众之士，世无一人，并汉、唐杰才亦不可得”。
由此可见，在道德和事功的统一中，颜元的侧重点由道德转向了事功，外王事功成为了价值的重心和目标。
正是基于这一点，颜元为了扭转空疏的社会风气，扶正被颠倒了的道德评价标准，提出了“身心一致加功”的原则，即在道德评价过程中，既要注意言行一致，又要注意义利统一，动机和效果的一致。
要把个性修养同成就事业联系起来，考察实事实功的完成，特别强调义利并重、道功兼收，以“功”、“用”来判断、评价道德。
同样，为学求知的目的也在于“务期实用”。
颜元认为：“学必求益，凡举步，觉无益就莫行；凡启口，觉无益就莫言；凡举念，觉无益就莫思。
”颜元把“有益”看作为学求知的前提，无论行、言、思都必须以“有益”为出发点。
讲义不能不讲利，只有义利一致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
基于对宋明以来崇虚黜实、讳言功利的严重弊害的深刻认识，颜元提出了功利主义的圣贤观，把能够“建经济生民之勋，成辅世长民之烈，扶世运，奠生民”的圣贤作为最高的人才理想和德育目标。
他强调知识分子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并且还要有济世救民的本领。
颜元所谓的圣贤已不同于传统儒家的圣贤。
在儒家传统观念中，圣贤主要指个人道德修养的完善状态，而颜元的圣贤范畴则是社会本位的，着重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具备的实际才能及实际功利的完成方面来要求和衡量，既有个人品德修养方面的内容，又有实事实功的要求，而对于后者尤为注重。
可见，颜元把“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实际功业以及“有真才真器”，“致君泽民”的能力作为人才的标准。
在心性道德之体和经世济民之用之间，颜元所强调的是通过经世致用来体现德性。
颜元的所谓理想人格不再是静坐读书，重义轻利的腐儒，而是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义利兼重的有用之才；他所关注的不再是挺立的道德人格和“存天理，灭人欲”的内圣工夫，而是能否开创盛大的外王事功。
颜元并不否认内在德行的涵养和修持，只不过以一种不同于宋明儒者的理念开创出内外圆融的为学路向，赋予了宋明儒学因过分脱离外王路线而腐朽生蠹的思想以崭新的生命。
综上所述，颜元的义利观以经世致用为旨归，更以“正其谊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为原则，实现了对儒家义利观的复归。
颜元提倡经世致用“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义利观，既重义又重利，既重内圣又重外王，既重“尊德性”又重“道问学”，既肯定多学而识的博学多问，又强调理乐六艺等实用技巧的价值，在工夫路线上异乎宋儒，开出了一条客观、具体、务实的实学思想的新路数，实现了由内圣转向外王，由虚空转向实在，追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的新路数，实现了由内圣转向外王，由虚空转向实在，追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路向。
此是颜元思想的真正价值所在。
当然，颜元的义利观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他所反对的是当时重义不追求正当利益的腐儒。
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深切理解古人思想的精华，既要避免不顾国家和他人利益，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舍义重利倾向，又要兼顾合理的追求利益的经济商业活动。
只有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使义利并重，协调一致，调节好物质利益和道德精神的关系，才能更好的开创我们灿烂光明的未来。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为什么有人说我们和日本只差一个王阳明
1、最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强的信——罗曼兰2、在荆棘道路上，惟有信念和忍耐能出康庄大道。
——松下幸之助3、人类的精神与动物的本能区别在于，我们在繁衍后代的同时，在下一代身上留下自己的美、理想和对于崇高而美好的事物的信念。
——苏霍姆林斯基4、信念是人生征途中的一颗明珠，既能在阳光下熠熠发亮，也能在黑夜里闪闪发光。
5、性质上原本就有排他性。
从开始就容忍敌方的信念，新鲜有力的主义。
不可能有行动力，举显得软弱，而毫无功效杜伽尔卖国主义和其它道德感情与信念一样，使人趋于高尚。
——凯洛夫6、由百折不挠的信念所支持的人的意志，比那些似乎是无敌的物质力量具有更大的威力。
——爱因斯坦7、这种信念是空的，只因生命在继续才盲目地产生信念。
——乔·桑塔亚那8、如果把人生比之为杠杆，信念刚好像是它的“支点”，具备这个恰当的支点，才可能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人。
——薄一波9、人有没有信念并非取决于铁链或任何其他外在压力。
——托·卡莱尔10、一个有信念者所开发出的力量，大于99个只有兴趣者。
——列夫·托尔斯泰11、喷泉的高度不会超过它的源头，一个人的事业也是这样，他的成就决不会超过自己的信念。
——林肯12、信念只有在积极的行动之中才能够生存，才能够得到加强和磨炼。
——苏霍姆林斯基13、信念是鸟，它在黎明仍然黑暗之际，感觉到了光明，唱出了歌。
——泰戈尔14、信念是储备品，行路人在破晓时带着它登程，但愿他在日暮以前足够使用。
——柯罗连科15、伟大的作品不只是靠力量完成，更是靠坚定不移的信念。
——塞缪尔·约翰逊
我要做两研究性课题，谁帮帮我啊，不知道写什么
我给你选了一篇，但是你只有三个小时了，能不能用上啊
与心学关系初探康熙癸丑(1673年),昆山知县董正位在《归震川先生全集序》里说:“明三百年,文章之派不一。
嘉靖中,有唐荆川、王遵岩、归震川三先生起而振之,而论者又必以震川为最。
”〔1〕稍后黄宗羲在《明文案序》中将“明文第一”的头衔授予。
时间终于显示了它的公正性,生前命运多舛的归有光,逝后却以其正道直行的人格精神和开风气之先的文学品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
研究归有光,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就是他的思想倾向。
已有学者指出,的思想“以儒为本”,“兼及佛道”。
〔2〕而鲁迅先生有段名言:“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3〕作为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特定个体,其思想性格必定揉合了多种因素,拥有复杂多样的形态。
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追寻历史的真实,呈现人物思想的本来面貌。
纵观归有光的一生,他始终孜孜不倦地参加科考,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讲究实学,努力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不像唐宋派其他文人,如唐顺之、王慎中、茅坤等与心学人士有过往来,归有光交游面较窄,与这些人基本无涉。
他的绝大部分文字,都在努力维护儒家正统知识分子的形象。
而作为“全人”的归有光,与当时流行的心学有无关系呢?一、归有光散文的世俗倾向 归有光集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的抒情散文,他“明文第一”的地位就是由这些文字确立的。
在他的生花妙笔下,我们看到了“垂双鬟,曳深绿布衣裳”〔1〕的寒花(《寒花葬志》)、辛劳终生的周孺人(《先妣事略》),感受到了项脊轩中黯然神伤、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项脊轩志》)……正如王锡爵所说:“抒写怀抱之文,温润典丽,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嗟叹之,淫佚之,自不能已已。
”〔1〕方苞也认为,归有光“其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忌者,盖多近古之文。
至事关天属,其尤善者,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
”〔4〕这些文章凝聚着归有光的身世之痛,篇幅虽不长,但都是从心底流出,所以感人至深。
同时,他还写过大量乡井人物的传记,如平民医生可茶(《可茶小传》)、富有传奇色彩的郭义官(《书郭义官事》)、来去无踪的筠溪翁(《筠溪翁传》)……在他们身上,闪耀着动人的光辉。
此外,他还把吴地极流行的寿序墓铭提高到文学的高度,而且不乏真情实感。
这些乡曲应酬之作占归有光文集的十之六七,以致清人陈康祺说:“寿序谀词,自前明归震川始入文稿。
然每观近今名人集中,偶载一二,亦罕有不溢美者。
”〔5〕从他的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归有光的勇气和对后人的影响。
总之,较之同时代其他散文作家,他加强了直视现实的倾向,密切关注家庭生活和市井细民,并予以真实感人的叙事和细致入微的描绘。
“在他的观察和凝视中,蕴藏着尊重家庭和同情弱者的博爱精神。
”〔6〕因而充满了文学的、人性的光辉,成为其时散文创作的一大亮点。
当我们把目光转到归有光身后,他所处的江浙一带正涌动着巨大的浪潮。
一方面社会动荡加剧,同时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小说、戏曲正日益成长壮大,大有取代散文之势。
这也影响了归有光的散文创作。
同时,王阳明的追随者们“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
〔7〕在江苏、浙江和江西,一时心学大师辈出,群星闪耀。
在他们看来,心学可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
”〔8〕虽然学者各自主张不尽相同,但都不同程度地贴近下层人民,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9〕“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10〕成为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的独特景观。
心学的流行,必然在文学上有所反映。
而归有光散文的世俗内容,为心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注解。
二、归有光文论中的心学品格 归有光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以正统的儒家知识分子自命,坚守程朱理学,对那些不符儒家道德规范的行为进行激烈的攻击。
王学兴起,标榜门派,讲学之风大盛,归有光则嗤之为哗众取宠,“以区区空言”,“嚣然以求名于天下”。
身为正统文人,他“始五六岁,即知有紫阳先生,而能读其书。
”饱读圣贤之书的归有光拥有“文章,天地之元气。
得之者,其气直与天地同流”的自信,落笔则主张“文以载道”,并反复致意:夫道胜,则文不期少而自少;道不胜,则文不期多而自多。
(《雍里先生文集序》)士之忠言谠论,足以匡皇极而扶世道,使之著于庙廊,泽被生民,世诵其词而传之,宜矣。
(《玉岩先生文集序》)但是归有光对理学的推崇,并不是一味地盲从其教义,不加分析地予以接受和推行。
而是注重心灵的感受和体悟,以求得圣人之“道”,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思维与阳明心学颇为接近。
本来,阳明心学和程朱理学都源于儒学,是同源而异流。
理学至明中叶,已日趋僵化,王阳明正是看到这种危机,才起而矫正之。
他只是想把外在权威的“天理”拉到人的内心,变为人的内在自觉的“良知”。
后来王学派别林立,新见迭出,以至泰州学派滑向“异端”,恐非守仁本意。
在归有光的文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主张:道之在天下,易简而已。
圣人则从容自中乎道,学者则孳孳修复乎此,均之,尽乎心而已,所谓充拓得去。
(《答顾伯刚书》)迨长,习进士业,于朱氏之书,颇能精颂之。
然时虚心反覆于圣人之本旨,则于当时之论,亦未必一一符合。
(《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夫圣人之道,其迹载于《六经》,其本具于吾心。
本以主之,迹以征之,灿然柄然,无庸言矣。
(《示徐生书》)此今世之通患也。
故欲明经者,不求圣人之心,而区区于言语之间,好同而尚异,则圣人之志,愈不可得而见矣。
〔1〕(《与潘子实书》)愿诸君相与悉心研究,毋事口耳剽窃。
以吾心之理而会书之意,以书之志而证吾心之理,则本原洞然,意趣融液。
〔1〕(《山舍示学者》)从上述文论(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可以看出,归有光不盲从时人的见解,而把自我之“心”视为“道”的本体,主张修道者用心感悟,融汇贯通书中之理,同时不断在书中印证自己的心得,最终达到圣人的境界。
他的这种对主观自我“心”的发现和依赖,与王阳明“事不师古,言不称师”〔7〕而以“求理于吾心”〔10〕之说非常相似。
但王阳明的“良知”是通过静坐明心、反躬求诚来实现,归有光则“悉心研究”、“虚心反覆”、“平心以求”圣人之道。
这点与另一位心学大师湛若水“随处体验天理”、“体万物而不遗”〔7〕的观点比较接近。
由此可见,归有光论文虽有载道倾向,但在方法论上与心学有异曲同工之趣。
正因为归有光主张在生活中发现、体悟“圣人之心”,所以他的古文中充满了感人至深的细微琐事和普通平凡的市井细民。
正如他所言:“古今人情无不同,而独于诗有异乎?夫诗者,出于情而已矣!”〔1〕(《沈次谷先生诗序》) 三、归有光对心学中人的态度 为维护自己的儒家信徒形象,归有光很长时间内对心学一直是排斥的。
如“《六经》之言,何其简而易也!不能平心以求之,而别求讲说,别求功效,无怪乎言语之支,而蹊径之旁出也。
”〔1〕“凡今世之人,多纷纷然异说者,皆起于讲道也。
”〔1〕这些指斥都是直指王学的。
但随着阅历的增多和信仰向佛学倾斜,这种看法有所改变,至少他已抛弃了单纯的门户之见,显示出一种更加宽容的胸襟。
嘉靖四十四年(1565),归有光终于考中进士,其同乡兼同年王子敬授建宁推官,归有光为之作赠序,文中有言:“近世一二君子,乃起而争自为说,创为独得之见。
天下学者,相与立为标帜,号为讲道,而同时海内鼎立,迄不相下。
余姚之说尤盛。
中间暂息,而复大昌。
其为之倡者,固聪明绝世之姿,其中亦必独有所见。
”(《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归有光对那些“倡一而和十,剿其成言,而莫知其所以然”的随波逐流之徒颇为反感,但对真正有主见、有独创的学者,如王阳明,还是持欣赏态度的。
《<戴楚望集>序》作于隆庆二年(1568),归有光时年62岁:……始,楚望先识增城湛元明。
是时年甚少,已有志于求道。
既而师事泰和欧阳崇一、聂文蔚。
至如安成邹谦之、吉水罗达夫,未尝识面,而以书相答问。
及其所交亲者,则毗陵唐以德、太平周顺之、富平杨子修,并一时海内有道高名之士。
予读其往来书,大抵从阳明之学,至于往复论难,必期于自得,非苟为名者。
噫,道之难言久矣。
有如前楚望所为师友,皆以卓然自立于世,而楚望更与往来上下其议论,则楚望之所自立者可知矣……予与诸公生同时,间亦颇相闻,顾平日不知所以自信。
……黯黯以居,未敢列于当世儒者之林,以亲就而求正之。
又怪孟子与荀卿同时,而终身不相遇。
及是,而楚望之所与游,一时零谢尽矣。
此予之所以为恨,而羡楚望之获交于诸公间也。
因读其集,慨然太息而归之。
此文集中体现了晚期归有光对心学中人的态度。
文中所涉心学诸人,湛元明即湛若水(1466~1560),少从陈献章游,后又与王守仁相应和,但二人学问崇尚各不相同,湛“初与守仁同讲学,后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为宗,若水以随处体验天理为宗”。
欧阳崇一即欧阳德(1496~1554),号南野,多次讲学,“当是时,士咸知诵‘致良知’之说,而称南野门人者半天下。
”聂文蔚即聂豹(1487 ~1563),与欧阳德一同“发明阳明宗旨,始无遗憾”。
邹谦之即邹守益(1491~1562),师从王阳明,里居讲学。
文中追忆了传主与心学大师的来往,并“读其所往来书”,盖此时归有光已接触到心学的理论,并对之持理解、赞赏态度。
归有光称其为“诸公”,认为他们“卓然自立于世”,可见对他们内心是很钦佩的。
文末对心学大师谢世的哀叹、对戴楚望的羡慕、以及自己与大师“间亦颇相闻”,“而终身不相遇”的遗憾,情真意切,溢于言表。
归有光又有《送张子忠之任南昌序》,其文作于嘉靖四十四年,文章结尾言:“吾闻安成有邹祭酒,吉水有罗谕德,方居深山,讲明圣贤之学。
子忠试往而质之,必以吾言为然也”。
安成即江西安福县,邹祭酒即邹守益,罗谕德当为罗洪先(罗洪先为吉水人,《明史》载:“嘉靖十八年以陆深为詹事,崔铣为少詹事,王教、罗洪先、华察等为谕德、赞善、洗马,皇甫涍、唐顺之等为司直、司谏,皆天下名儒。
自明初宋濂诸人后,宫僚莫盛于此。
”。
二人都为心学大家,归有光显然对他们有所了解,并颇欣赏其为人或学问,才会劝友人往访。
嘉靖四十五年,归有光曾与好友王昭明修书一封,后收入《震川先生集》别集第八卷,文中云:“闻公往来吉水、永丰间,颇以自得。
而一二年间,双江、念庵,相继凋谢,顾公亦何所向,宁无顾念桑梓之怀乎?”(《与王昭明》)双江即聂豹,念庵即罗洪先。
而王昭明即王应电,与归有光同为昆山人,且同受业于魏校(归有光为魏校从女婿)。
嘉靖中,王应电家毁于兵燹,流寓江西泰和,因此得与聂豹、罗洪先往来,曾“以其书就正罗洪先,洪先大服”。
归有光在信中提到聂豹和罗洪先已经故亡,劝应电早归桑梓。
言之下意,则聂、罗当为应电知音,否则也不会在异乡“颇以自得”。
而至《草庭诗序》中,归有光则对“江右君子”极为推崇:“今数年来,海内学者绝响,而江右一二君子,犹能抱独守残,振音于空谷之中。
当世学沦丧,而岿然有存者。
君生其乡,岂谓无所闻哉?”可见归有光欣赏的心学中人大都是江右一派,对于泰州学派却避而远之,虽然他在地理位置上与后者更为接近。
这与归有光的认识有关。
江右学派政治上很有气节,学术上也各有创见,且“二百年来,强藩不轨,蛮夷窃发,江、湖之盗,无处不有。
而议者以今日三陲多警,唯江右晏然。
”相对安定的社会生活成为归有光衡量江右心学的重要砝码。
江西这批学者,实是心学的理论中坚。
王守仁之后,“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其选也……是时越中流弊错出,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而江右独能破之,阳明之道赖以不坠。
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应之理宜也。
”不难看出,归有光对江右心学诸人持理解、肯定甚至是推崇的态度,这些都会不自觉地影响他的创作。
那么,归有光对心学创立者———王阳明是怎么看待的呢?归有光曾编有《文章指南》一书。
此书共分礼、义、仁、智、信五集,有“凡则”66条,收范文118篇。
每则每篇都有评说,而在卷首的“总论看文法”中,他将王阳明与“左氏”、“司马氏”、“班氏”、“韩氏”、“柳氏”、“欧阳氏”、“苏氏”同列为古文中“历代名家”,并认为“韩氏简古”、“柳氏关键”、“欧阳氏平淡”、“苏氏波澜”,而谓“阳明氏平正,词学老苏而理优于韩。
”〔并选王阳明文章7篇,数量仅次于韩愈、苏轼、苏洵和欧阳修。
足见归有光对王守仁为文的称许。
可以说,归有光实际上对从王阳明到稍后的江右王学诸人的为人为文持积极的态度,这也是我们理解归有光散文中夺目的人性光辉的一条重要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