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盖洛普的生平简介
会的，只要你相信真实新科学已经用大量的事实案例证明了灵魂的存在，不过是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只是固执的保守旧观念。
主要是以无数人的濒死体验来证实的。
详细研究过程事实结论请详细阅读《前世今生论》，里面用了大量的事实案例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无法否认的事实真相。
————————————————————————— 有些人打着所谓科学的招牌在不懂科学原理的人面前，以所谓科技权威的口吻向他们宣说科学“证明”前后世不存在的道理，如果对之进行详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真正的新科学从未证明过前后世不存在的说法。
一般而言，科学的创新之源大多来自西方国家，如今具有正知正见的西方科技界人士到底都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这是大家首先应该彻底、深入了解的。
我们只有随顺由理性推导而出的真理才能具有庄严的智者形象，一味固执己见的行为，不论给它披上多么赏心悦目的外衣，也掩盖不了其本质上的贫乏与了无实义。
如果在当今时代还固守以前旧科学的一些过时说法不放，那只能说明这些人的见识实在太过狭窄。
时下，有些人还在依据狭隘、机械的唯物论所提供的相似理由，不公正地否认前后世的存在， 但此种观点早已与新科技的理论基础完全相违。
其实早在1963年，当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英国著名医学家约翰·艾克理爵士（SirJohnEccles）就在他的获奖论文中说过：“联系神经细胞并存在于它们中间的那些无颜色、无形状的东西就是意识。
” 他还说道：“在人的身体内确实有非物质的心识、意识，或者叫做心力的自我这种东西隐藏着，在胚胎时期或极年幼时，这种‘自我’就进入到人体内的大脑之中。
它能操纵大脑的一切功用，就像人脑掌控电脑一样。
人所拥有的这种无色、非物质的意识，可以指挥、控制属于血肉之躯的大脑，它能让大脑中的相关神经细胞从事在它指令指导下的具体工作。
这样的非物质形态的‘自我’或心识，在大脑死亡之后依然存在，并仍拥有生命活动的形态，而且可以永生不灭。
” 英国牛津大学的著名生理学家查理士·谢灵顿爵士（SirCharlesSherrington）也说过：“在人的血肉躯体中有一非物质的‘自我’存在，它能控制人的大小脑。
” 而加拿大颇有影响的神经生物学家潘菲特博士（Dr.WilderGravesPemfield）则说：“人并非仅有骨骼血肉之身躯，除此之外，一定存在有一种非物质的心识。
” 任教于美国加州工学院的神经生物学家罗杰·史柏理博士（Dr.RogerSperry），在详细分析了人脑的两半边功能后也开始造论立说，并于1981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发明奖。
他也这样认为：“人们所谓的‘自我’实际上是超越物质并且非常崭新、重要的一种非物质，它只出现于复杂分层结构组织的肉体大脑中，并实际控制大脑每一部分的活动。
” 又比如英国基勒学院的唐纳德·麦楷博士（Dr.DonaldMackay）也如是论述道：“心识的这种‘自我’特性可以统治大脑，当脑死亡发生之后，心识还将持续存在。
” 而蜚声全球的著名数学家约翰·冯·纽曼博士（Dr.JohnVonNeu-mann）同样直接阐释道：“人的非物质的‘自我’应该存在，它可以控制大脑，并能遥控物质。
” 谈到冯·纽曼博士，很多科学界人士都公认他乃当今时代最聪明的人之一，曾经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汉斯·贝德（HansBethe）就这么评价过他：“我有时心想，像约翰·冯·纽曼那么聪慧的头脑，很有可能是在暗示我们：这世上是否还有一种比我们人类更超越的种族
” 而荣获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尤金·威格纳博士（Dr.EugemeWignor）曾这样说过：“纽曼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在评论纽曼的观点时他又如是说道：“纽曼认为人除了身体以外还存在有独立的意识，且此种意识还能生出万法，这种看法是非常值得我们赞叹的。
” 同样，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脑科学家艾克尔斯教授在经过多年潜心研究之后，最终得出结论说：“精神或自我意识精神像物理世界一样，也是独立存在的实体。
虽然居住于大脑中，有其依赖大脑的一面，但本质上并不具备物质性，实是一种有实体结构的东西。
” 而现代最有影响的心理学家荣格先生（Jung）则在其所著的《寻找灵魂的现代人》中这样说道：“与脑的关系不能证明心灵乃是副现象——因果地依赖生物化学历程的次等功能……，脑之结构与心理学对于心灵历程未提供任何解释。
心灵具备不可化为其他事物的独特性质。
” 被誉为近现代“发明之王”的大发明家爱迪生也认为，生命不灭，精神永存，他相信人死后可以再生。
他曾经说过：“我相信生命有如物质，是不能毁灭的。
世界上一直有定量的生命存在，而这个量是永远不变的。
” 另一位西方智者密德在其所著的《死亡研究》一书中则表明了如下观点：“心不仅能离开大脑而自立，更能使用大脑、现出种种功用。
” 弗拉曼宁（Flam-marion）也在《死亡及其奥秘》中揭示道：“心灵自有它的灵智，而且心灵是整体的，独立的，所以也是不灭的。
” 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则认为：“死为物质生命的最后，而不是自己存在的最后。
” 上文所列举之观点，皆是被世人公认的智慧超常之科学家、学者，借助先进理论、思想、科学仪器认真观察、思考后得出的结论。
他们一致认为所谓意识从属于大脑的说法，无论如何都站不住脚。
因此这些人才没有跟随此种说法而轻易交出自己的思考权，他们另辟蹊径、殊途同归地建立起崭新的观点。
这就好比以前的科学家都非常推崇牛顿，而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现以后，人们又进而拥护起这种更为先进、合理、深刻的学说，死守牛顿观点的人自然而然就日渐稀少。
科学发展史上，这种一代更比一代强的事例确乃无法胜数。
同样，现在依然固守意识是大脑的产物这种看法的人，就像灭尽之灰烬，再无燃起冲天大火之可能，他们的思想也如日薄西山，江河日下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洛佩·杜鲁门说：“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已走到了尽头，只得踯躅不前、犹疑逡巡。
”他的这种分析确实可谓一针见血。
————————————————————————— 心识已经离开身体，在体外存在并能看见自身的肉体，这类事例在全球范围内也可说是层出不穷。
科学家们同样对之进行过详细的研究、调查，在这类研究人员中，最初耳闻目睹过此类事件，先是感到好奇、稀有，接下来则深入展开取证研究的一个代表人物即是雷蒙·穆迪博士（RaymondA.Moody,JR.M.D.）。
1970年，在对一百五十人作过相关调查后， 他写了一本名为《一生又一生》的书，内中如是说道：“我并非存心去证明死后尚有来生，我也不认为这种事的‘证据’是立刻可以得到的。
”尽管穆迪这样说了，但他并没有停止探索的步伐，在刚开始无多大肯定性的基础上，他又继续向纵深方向推进对此问题的研究。
后来，他对此的见解果然有所增进。
1988年，他在另一本著作《远方的光》中就如此论述道：“我相信人死后有‘某种东西’继续存在。
”之所以如此肯定，主要原因就在于通过对濒死时的“离体经验”（out-of-bodyexperience）的研究而让他坚信了这一点。
其后，众多博士、科学工作者、医学专家开始对穆迪的研究结果进行复核、验证，之后，他们一致承认穆迪的见解、结论准确无误。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的心理学专家塔特(C.Tart)，于其研究报告中写道：有一少女从小时候起一直到现在，其心识每个星期中都会飞离身体二到四次。
当她从梦中醒来后，常常看到自己的躯壳躺在床上，而心识则在空中巡视。
塔特教授于是把少女叫到自己的实验室进行检测，他让女孩睡在一张床上，其上在靠近天花板处又搁置一个架子，架子上再放置一块能显示任意五位数字的电钟。
如此测试时，第四天晚上，当少女睡着以后，她的心识真的飞到床上方去了，并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五个数字：25132。
第二天，塔特教授询问她的梦中情况，姑娘回答得完全正确。
这个事例是通过实验、检视而完成的，因此成为了国内外学者普遍承认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与之相同，1772年逝世的瑞典卓越的科学家阿曼纽·隋登堡也曾亲身体验过濒死的感觉。
隋登堡的前半生对自然科学作出过重大贡献，他在解剖学、心理学、生理学等领域均多有建树，曾写过多部论著，确实称得上是名闻遐迩；而他的后半生则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向世人广为宣讲自己的濒死体验上来。
他本人的体会与行之于文字的材料，与现在的人们所感受到的濒死经历基本相同：他亦认为人的所谓断气只是心识离开色身而已，并不代表意识的永远死亡或断灭。
因此，死亡的真实含义实是指心识从一个地方或载体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载体上继续存在下去。
感受过与隋登堡的濒死体验相类似状态的人，或者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材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可谓数不胜数。
据1992年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仅美国一个国家就有一百三十多万人有过这种在生死的临界状态中往返穿梭的经历；而乔治·盖洛普更进一步估计说，全美大约有八百万人经历过濒死体验，因此这种现象、事实任谁都无法否认、抹煞。
但在以这些现象为基础试图推导出与之相关的结论时，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像《涅盘经》中描述的那样：众盲人摸象，然后各抒己见，结果各人所“见”大相径庭。
美国两个党派的势力是如何分布的
美国政党 民主党和共和党为美国两个主要政党。
民主党于1791年建党，当时由部分种植园主、和某些与南方奴隶主有联系的资本家组成。
曾名共和党和民主共和党。
1828改称现名。
1933-1953年，民主党人罗斯福和杜鲁门先后任总统，民主党连续执政20年，是该党最兴旺发达时期共和党成立于1854年，当时主要由反对扩大奴隶制的北方工商业的资本家组成。
1861年林肯就任总统，共和党首次执政，至1933年的70多年中，除16年外均为共和党执政。
共和党和民主党完全渗透在美国的政治进程中。
约60%的美国人自认为是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即使那些自称为中间选民的人通常也具有政党倾向，并表现出高度的政党忠诚。
譬如，在1980年至1996年的5次总统选举中，75%倾向共和党或民主党的选民都投了他们所“倾向”的政党总统候选人的票。
在2000年，79%倾向共和党的中间选民投票选举共和党的乔治·W.布什 (George W. Bush)，而72%倾向民主党的中间选民投票选举民主党的阿尔·戈尔 (Al Gore)。
政党无所不在的影响还扩展到政府。
如今，两大党主导了总统、国会、州长和州立法机构。
自1852年以来，历届总统由两大党轮流坐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岁月里，两大党总统候选人得到的选民票平均为94.8%。
2002年国会和地方选举后，美国参议院 (Senate) 百名议员中只有孤零零一名独立议员，而在众议院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435名议员中也仅有两名。
在州政府层面上，所有50位州长非共和党即民主党；7300多名州议员中仅有21人 (.003%) 既非以共和党人又非以民主党人当选。
在联邦和州的层面上，是两大党组织和支配着政府。
虽然美国的政党往往在意识形态凝聚力和政治纲领鲜明性上不如其他民主国家的政党强，但它们确实在制定公共政策上起到主要和经常是决定性的作用。
的确，自1944年中期选举以来，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政策上显露出截然不同，与以往相比，党内也出现非同寻常的高度团结。
政策分歧的两党着眼于两年一次的完全有可能改变由哪个党控制两院的议员改选。
政策分歧和对两院控制权的激烈争夺近年来在两院都形成党派冲突白热化的紧张氛围。
在紧锣密鼓的2004年竞选中，两党的国会领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和布什政府都投身一系列持续的意在赢得选举优势的活动。
为何是两党制
两党竞争是美国政治制度最显著和最持久的特点之一。
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共和党和民主党便一直主导着选举政治。
同是这两党持续垄断一个国家的选举政治无可匹敌的状况，既反映了美国政治制度的结构，也体现了美国政党的特点。
美国选举联邦和州议员的普遍做法是“一人当选”选区制。
这就意味获得相对多数票者（即在任何选区中得票最多） 即能当选。
与比例制不同，“一人当选”选区制规定在任何选区只能有一个政党获胜。
因此，“一人当选”选区制是在鼓励形成两个基础广泛、能赢得选区多数票的政党，同时还注定小党和第三党几乎永远无法获胜，除非与一个大党联合，否则便无法长期生存下去。
对大多数小党而言，与大党联合不是个办法，因为除了少数州，其他州都禁止所谓的“联合选票”(fusion ticket)，即一名候选人被不止一个政党提名参加竞选。
总统由选举人团 (electoral college) 选举的制度进一步在体制上推动了两党制。
根据该制度，美国人实际上没有直接自候选人选举总统，而是在各自的州选举保证选举这个或那个总统候选人的“选举人”(elector)。
当选总统必须获得50个州的538张选举人票的绝对多数。
这项规定使第三党问鼎总统宝座难于上青天，因为各州的选举人票是按“胜者全得”的原则分配的，即任何获得州内直选简单多数票的候选人，哪怕只是微弱多数，即可赢得该州的全部选举人票。
选举人团与“一人当选”选区制一样，也是对第三党不利。
第三党获得任何州选举人票的机会微乎其微，更不用说在足够多的州获胜而赢得总统职位了。
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掌控着政府机器，它们制定了其他有利于两大党的选举规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仅仅在州内将一个新党的名字添加在选票上就得付出九牛二虎之力，而且费用高。
譬如，北卡罗来纳州 (North Carolina) 规定，将一个新党的总统候选人添加到2004年大选的州选票上，必须要递交一份有5.8842万人签名的请愿书。
此外，《联邦选举法》(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 给予两大党特别的优惠，其中包括比小党 — 甚至那些在上届选举中达到直选5%选票竞选资格门槛的小党 — 所能获得高得多的总统竞选公共资金。
美国与众不同的提名程序是第三党发展的另外一个结构性障碍。
在全世界的民主国家中，只有美国依赖预选提名各政党的国会和州议员候选人，依靠州的预选来选择总统候选人。
在这种提名制度下，参加预选的普通选民选出他们政党的大选候选人。
在大多数国家，政党候选人提名受党组织及其领袖的控制。
但在美国，选民最终确定谁将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候选人。
虽然这种制度与大多数民主国家相比，有助于创建内部松散的政党组织，但这种参与式提名程序还有利于150年来两党主宰选举政治。
党内的反抗者可通过预选的胜利赢得党的大选提名，而在无须组织第三党而增加赢得大选胜利的机会。
因此，预选程序往往将不同政见纳入两大党，使持不同政见者一般无须费力去组建第三党。
当然，预选提名候选人的制度还使两党具有高度可渗透性，有时会被多种多样的“边缘”社会运动和“局外人”类的候选人渗入。
基础广泛的支持和中间派的立场 美国政党有各个阶层和广泛选民的支持。
非洲裔美国选民除外 — 其中90%在2000年大选中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 实际上两党都获得社会中所有主要社会经济群体的支持。
譬如，尽管普遍认为工会会员及其家庭成员是民主党人，但共和党在大多数选举中可以指望获得至少1\\\/3工会会员的选票。
1984年，46%的工会会员将票投给了共和党。
2000年的比例为37%。
与此相似，虽然对民主党的支持通常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该党的总统候选人通常可指望来自中上层选民的大力支持。
以2000年为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尔.戈尔赢得43%年家庭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选民的支持。
相对而言，美国的政党内部较为松散、缺乏对一种意识形态严格的忠诚或完整的政策目标。
相反，它们一直最为关注的是赢得竞选和控制政府的人事。
鉴于选民的广泛社会经济基础和需要在一个中间的意识形态占上风的社会中运作，美国政党实质上采取了中间路线的政策立场。
它们还显示高度的政策灵活性。
这种非教条的方式使共和党和民主党得以在党内容忍多元化，这有助于增强它们吸收第三党和出现的抗议运动的能力。
权力分散的政党 无论怎样强调美国政党权力分散结构的特点都不过分。
从历史上看，在执政党内，总统也不能认为国会 (Congress) 中的本党议员会忠诚地支持他的方案；国会的政党领袖也不能期待本党议员投票时会按党的路线统一行动。
在党组织内，共和党和民主党在众参两院的竞选委员会 （由现任议员组成）不受以竞选总统为目标的党的全国委员会 —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 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 的约束而自主行动。
此外，全国性政党组织除了在推选全国提名代表大会的程序上行使权力外，极少插手各州的党务。
这种在组织上各行其是的做法，部分反映了宪法分权制度的结果：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分权，它们的人选以不同的程序选出，任期不同，部门间相互独立。
三权分立制度对议员与本党领袖保持团结没有起多少促进作用。
无论是国会议员与本党的总统，或州议员和州长的类似关系上通常也如此。
宪法的联邦主义原则，在美国确立了多层级制度的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这一原则通过 — 也同样在联邦、州和地方层面上 — 建立数千个有各自民选官员的选区，进一步使政党非集权化。
正如前所述，采用预选来提名候选人也使政党无法控制提名，从而削弱了政党组织。
因此，鼓励各候选人创建自己的竞选组织和助选团体，首先在预选中胜出，然后在大选中当选。
甚至连竞选筹资也主要由各候选人自负其责，因为党组织的资金来源有限，并在提供多少资金，尤其是联邦竞选，经常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
美国人对政党的担忧 尽管美国政治制度长期以来有着明显的党派色彩，但对政党的不信任感在美国公民文化中根深蒂固。
20世纪初采用的预选直接提名国会和州议会候选人的做法，以及更近期的总统预选的扩大 — 预选已成为总统提名的决定因素 — 是公众反政党情绪的佐证。
美国人对政党领袖对政府行使权力深感不安。
民意调查一再表明，大部分选民认为，政党不是澄清而是混淆问题，选票上如果没有政党标签将更好。
美国的政党不仅要在总体而言冷淡的文化氛围中运作，而且还面对相当数量的选民贬低其政党身份认同。
选民党派意识淡化的一个表现是“分散选票 (ticket-splitting)，即在同一次选举中投票给不同政党的候选人。
因此，在2000年，20%的选民将票分散投给不同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和美国众议院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议员候选人。
结果，民主党众议院候选人在乔治·W.布什 (George W. Bush) 总统选举取胜的40个众议院选区中同时胜出。
由于许多美国人的党派归属意识较弱，视自己为独立人士的相当大一部分选民的存在和相当数量的公民分散投票，美国政治是以候选人而不是以政党为中心。
这意味政府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的两党分治已经成为联邦政府和50个州的普遍特点。
因此，自1980年以来，除4年外，总统和至少国会两院中的一院由不同的政党控制。
2002年选举过后，29个州 (58%) 是两党分治。
本文所附的表格显示，尽管前文所述的重重障碍，第三党和独立候选人仍然是在美国政坛上周期性地出现。
他们经常将两大党未能正视的议题带到公共论坛和政府的议程上。
但是，大多数第三党往往在一次选举中出了风头，随后便中止活动、逐渐消失，或是被两大党之一所吸收。
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只有一个新政党，即共和党，在崭露头角后取得政党的地位。
那时，美国面临着一个紧迫的道德问题 — 奴隶制，它使国家分裂，从而提供了征集候选人和动员民众的基础。
尽管这份表格没有提供第三党可以长盛不衰的有力证据，但它的确表明，第三党对选举结果可以产生重大影响。
譬如，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作为第三党的候选人，分散了通常属于共和党的票，使民主党的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能在没有取得半数以上的大选选票的情况下入主白宫。
1992年，独立总统候选人H. 罗斯·佩罗 (H. Ross Perot) 夺走了80年代主要支持共和党的选票，导致当时执政的共和党总统乔治.H.W.布什 (George H.W. Bush) 落选。
在2000年共和党的乔治.W.布什和民主党的阿尔.戈尔 (Al Gore) 难解难分的竞选中，如果绿党 (Green Party) 候选人拉尔夫·纳德 (Ralph Nader) 没有在佛罗里达州 (Florida) 参选，戈尔有可能获得该州的选举人票，从而赢得当选总统所需的选举人团的多数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意调查一直表明，公众高度支持第三党的理念。
在2000年竞选中，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 (Gallup Poll) 显示，67%的美国人主张有个可以参选总统、国会议员和州政府官员的强大的第三党，以抗衡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
正是这种情绪，加上竞选的庞大开支，使得克萨斯州 (Texas) 的亿万富翁佩罗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赢得了19%的选民票，这是自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 获得27%选民票以来，一个非大党候选人所获得的最高百分比。
尽管有对第三党的潜在支持，但第三党若要获得总统职位，或获得相当数量的两院席位，仍要克服巨大障碍。
除了如前所述外，最大的障碍是，选民们担心，如果他们投第三党的票，实际上是在“浪费”选票。
事实表明，当选民们感到第三党候选人没有获胜希望时，他们就会退而求其次，投票支持他们的第二选择，进行战略性投票。
譬如，在2000年大选时，15%的选民在一次选前调查中，对拉尔夫·纳德的支持率远远高于乔治·W.布什和阿尔·戈尔，但纳德只获得2.7%的选民票。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1992年，对佩罗评价最高的选民实际投票时，21%的人背他而去，投了其他候选人的票。
还存在投第三党票以示“抗议”的现象。
譬如，1992年多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5%投佩罗票的人说，如果他们认为他会当选，便不会投他的票了。
第三党和独立候选人即使成功地当选总统，还要面对可能会令他们气馁的选举后的问题。
毫无疑问，这是指政府管理问题 ，即安排政府人选，然后是与共和党和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共事，而两大党是不会积极与一个非大党的总统合作的。
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党员人数不固定(选举时投那一党的票就算该党党员)，也无固定的政治纲领，只有4年一次的竞选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