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题木居士二首(其一)》是以打破偶像崇拜为主题的七绝组诗。“木居士”的形象给人以滑稽可笑的感觉 ，收到极好的讽刺效果。
题木居士诗二首
其一
火透波穿不计春，根如头面干如身。
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
【赏析】
唐时耒阳(今属湖南)地方有“木居士”庙，贞元末韩愈路过时留题二诗，此为其一。诗是有感于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发，非一般应景的题咏。诗中“木居士”与“求福人”不妨视为官场中两种人的名称。作者运用咏物寓言形式，在影射的人与物之间取其相似点，获得了丰富的喜剧效果。
汉代南方五岭间有所谓“枫人”的杂鬼。以枫树老而生瘿 ，形状类人，被巫师取作偶像，借施骗术。 “木居士”大约也是同一类木魅。它原本是山中一棵普通老朽的树木，曾遭“火透”(雷殛)，又被“波穿”(雨打水淹)，经磨历劫，伤痕累累，被扭曲得“根如头面干如身”这样一种扭曲的形状。前两句交代“木居士”以前的狼狈处境，揭其老底，后两句则写其意外的发迹 ，前后形成鲜明对照。幸乎不幸乎，世间的机遇往往带有偶然性质 。老树根干状似人形，本是久经大自然灾变的结果，然而却被迷信的人加以神化，供进神龛。昨天还是囚首丧面，不堪其苦，转眼变成堂堂皇皇的“木居士”，于无佛处称尊了。其名与实、尊荣的处境与虚朽的本质是何等不协调。在讽刺艺术中 ，喜剧效果的取得 ，多着力于揭露假、恶、丑的事物的.表面现象与内在本质的极不协调，换句话说，就是“把无价值的撕毁给人看”(鲁迅)。
“木居士”不靠他们的愚昧尚且自身难保 ，怎么可能反过来赐福于人呢 ?其“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不是荒唐之至么?诗中对“木居士”的刻薄，句句都让人感到是对“ 求福人”的挖苦，是戳在“木居士”身上，羞在“求福人”脸上。该诗妙处，就在于抓住了“聋俗无知，谄祭非鬼”(《溪诗话》)的陋俗与封建官场中某种典型现象之间的相似点，借端托喻，以咏物寓言方式，取得讽刺鞭挞的效果。
不过，需要说明：从此诗的写作背景看，作者可能有影射贞元末年“暴起领事”的二王(王伾、王叔文)及其追随者的用意。他反对二王和永贞革新，固然是保守的表现。但就此诗而言，是写在革新运动之前且未涉及革新之事。而当时二王的追随者中确有不少钻营投机的分子(参阅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因而此诗讽刺形象的客观意义，是不可简单地以韩愈的政治态度来抹煞的。
拓展阅读：韩愈与古文运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兴起了“骈文”。这是一种讲究对仗、声律和词藻的文体，全篇以上下对称的双句为主，每句四个字或六个字相间，所以也称“四六文”。骈文发展到后期，越来越讲究声韵对仗的工整，追求华丽的词藻，运用的典故晦涩难懂，而文章的内容却很空洞，有时甚至让人不知所云。
对这种靡丽、不健康的文风，很多有识之士都很反感，提出改革文风。隋朝时，隋文帝甚至下诏要求匡正文风;初唐的魏徵等人，在编写《隋书》等史书时，都没有用骈文，相反还在著作中批评了六朝时期的文风。他们主张使用“古文”(指秦汉时所用的散体文)，恢复秦汉以前那种自由、质朴、实用的文风。
但由于这时期并没有产生令人信服的佳作，所以他们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拥护。直到唐德宗时期，著名文学家韩愈、柳宗元以他们优异的散文创作成就和理论主张，使唐代的“古文运动”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的文学改革。
韩愈，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焦作孟县)人。韩家曾是昌黎(在今属辽宁义县)地方的望族，所以他又自称昌黎人，后人则称他为韩昌黎。韩愈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由长兄韩会抚养。可不久韩会又去世了，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小名十二郎。韩愈叔侄是由寡嫂郑氏抚养长大的，他们过着颠沛流离、含辛茹苦的生活。
韩愈从小就学习刻苦，他七岁开始读书，十三岁就能写文章。二十岁时他到京师应考，可考了三次都没考中，直到第四次才考中了进士，那年他已经二十五岁了。十年后，他才得到国子监四门博士(国家最高学府的讲官)这一职位，第二年又和柳宗元等人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可他上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奏本后，马上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韩愈在官场上一直不得意，但在文学上的成就却越来越大，写下了《杂说》《师说》等传诵千古的好文章。在《杂说四》中，他以“伯乐相马”的典故，批评当政者不懂得识用人才。
他们埋没、摧残了人才却又哀叹世上没有人才。文中“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已成为精辟的警句和名言。
韩愈的文章有内容、有深度，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他写的《谏迎佛骨表》，还差点给他招来杀身之祸。那是唐宪宗在位时，由于朝廷给予寺庙、僧侣不纳税等优惠，佛教在我国广为传播。宪宗即位后，于公元817年平定了持续三年的淮西节度使叛乱，他便以“太平天子”自居，幻想长命百岁。
他听说凤翔的法门寺中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的一节手指骨，就派了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去法门寺迎取佛骨，放在宫中供奉。韩愈便针对此写了《谏迎佛骨表》。在表中，他说自古以来的帝王，凡长寿的都不供奉佛，供奉佛的大都短命。唐宪宗读后大为震怒，要处死他。多亏宰相裴度和其他大臣求情，韩愈才免去一死，但被贬到潮州(治所在今广东潮州)当刺史。
韩愈写了三百多篇优秀散文，同时又明确提出了“文道合一”的创作主张，这成为古文运动的核心理论。“文道合一”被后人解释为“文以载道”，而“道”指的是孔孟之道，也可以宽泛地理解为文章的内容和思想性。在这里，道是主体，是作文的灵魂;文是手段，是宣传道的工具。
韩愈曾四次进入国子监，从博士一直做到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校长)。他向青年学子们宣传他的文学主张，倡导古文运动。在他的精心扶植下，一代文学新人被培养起来，古文运动的影响也大大扩展了。
《黔之驴》是唐朝大文学家柳宗元的寓言名篇，其寓意一般理解为：讽刺“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①。然而，这种理解疑点颇多：柳宗元笔下的驴似乎不像高官显吏，也未“仗势欺人”，谈不上与“上层人物”有多大关系;相反，它看起来是个可怜的动物，其遭遇尤其值得同情。一句话，这篇寓言的寓意有重新解读的必要。
《黔之驴》是柳宗元寓言《三戒》之一，另两篇分别是《临江之麋》和《咏某氏之鼠》。这后两篇的故事大致相似：临江之麋，依仗主人宠爱，日与家犬游戏，结果忘己身份，见外犬而“欲与为戏”，被外犬“共杀食之”;某氏之鼠，也是因为主人宠爱，于仓廪府库中恣意为患，“饱食而无祸”，后换了新主人，仍“为态如故”，结果被群猫捕杀殆尽。柳宗元在《三戒》序言中，是这样说明这组寓言的创作意图的：“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殆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按序言中的对应关系，麋属于“依势以干非其类”之物，鼠属于“窃时以肆暴”之物，两者正是那种“仗势欺人”、“外强中干”而又“无才无德”的权贵或者爪牙，其下场属罪有应得。而驴只是“出技以怒强”，显然不与麋、鼠同类：因为它并没有“依势”逞己威势，又没有“窃时”肆己暴虐，也没有招谁惹谁或者得意忘形而忘记自己是谁。可以说，驴完全是个弱者，它的悲剧正是因为触怒强者而招致迫害致死的结果。
那么，《黔之驴》到底写的是什么人的悲剧?它的寓意又究竟如何?秉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态度，我提出一个也许是“惊世骇俗”的看法：我认为，《黔之驴》写的是中国文人的悲剧;它的寓意在于告诫文人不要“出技以怒强”，而应锋芒内敛，谨慎处世，以求全身远祸。这是柳宗元基于历史上许多文人的不幸遭遇和自己的痛苦经历而得出来的人生经验与教训。
首先，考察一下中国文学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也许并非巧合的现象：一些有脾气有个性的文人，对驴往往颇有偏爱。如“建安七子”中最有才华的诗人王粲，生前就喜欢听驴叫。《世说新语·伤逝》记载：他死后，魏文帝曹丕与文人同游去吊丧，竟每人学一声驴叫来对他表示悼念。而西晋文学家孙楚不仅喜欢听驴叫，还喜欢学驴叫，也是《世说新语·伤逝》记载的，孙楚恃才傲物，看不起世人，惟独尊重王武子，王武子死后，他去吊丧，哭过之后，对着灵床说：“你平时喜欢听我学驴叫，现在再为你学两声吧。”
驴，体态瘦弱，骨架却大，喜欢吼叫，吼叫没用还敢“蹄之”，以性子执拗出名，人称“驴脾气”。王粲、孙楚也许正是从“驴”身上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从而喜欢上“驴鸣”。据《三国志·王粲传》载：王粲年轻时依附荆州刘表，就是由于为人“躁竞”而“通脱”，始终难与规矩而平庸的刘表相合，不得已而去依附曹操。至于孙楚，《晋书》本传开篇便说他为人“才藻卓绝，爽遇不群，多所陵傲，缺乡曲之誉”，他曾把“枕石漱流”一语改为“漱石枕流”，说“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厉其齿”，可见是个不合流俗、兀傲不驯的文人。
说明驴与驴脾气文人很有缘分的，更有宋朝“拗相公”王安石的故事。据传，王安石晚年罢相后，住在南京钟山，几乎每日乘驴出游，而且不问方向，全凭性情，率意而行：“若牵卒在前听牵卒，若牵卒在后即叫驰矣，或相公欲止则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凿之家，或入寺。”②自由逍遥之中见出一种执著与孤傲。王安石一生以性格执拗闻世，我行我素，固执偏颇，像一头顽驴。
其实，如果再往深层里想，可以发现历史上许多有思想有才情的“真文人”，尽管在生活中不一定对驴有什么偏好，但在精神性格上无不与驴相通相似。他们学问才气了得，但都书生气十足，敢说敢怒，敢发牢骚，敢不平则鸣，即使面对强权，也任性而为，无所畏惧，表现出一种兀傲不驯的“驴性”气质。比如：战国时法家代表人物韩非、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东汉末大学者孔融、西晋著名诗人嵇康，以及唐朝大诗人李白和大文学家韩愈，等等，无不如此。
其次，考诸文人儒生的人生际遇，又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性现象：历史上的“驴脾气”文人大都遭遇不幸，甚至下场悲惨，善始善终的情况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这里还以上面提到的几位文人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韩非，一代博学通才，他本深知向君王进言之难，曾写名篇《说难》，分析之精到与深刻令人折服，但现实生活中却是个直性子，见韩国削弱，数以书谏韩王，并写愤激之作《孤愤》，直斥朝政治腐朽朽;到秦国后，又驴性不改，不适时宜地批评秦始皇宠信的大臣姚贾搞金钱外交，结果被姚贾、李斯等人诬陷，坐狱而死。司马迁对此感慨不已，说“余悲韩非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③。而司马迁自己，也并没有从韩非子的遭遇中吸取教训，终生都是直言直行：刚任太史令不久，就因李陵投降匈奴事件，竟拂逆汉武帝之意，竭力为李陵辩护，结果被处以“腐刑”，受尽奇耻大辱;后忍辱创作《史记》，仍秉笔直书，乃至“是非颇谬于圣人”④，结果终生孤寂而悲凉。与王粲同为“建安七子”的孔融，名重天下，但为人“跌荡放言”，不仅“谤讪朝廷”，并且对权相曹操“发辞偏宕”，“多侮慢之辞”，结果被冠以“大逆不道”的罪名下狱弃市。⑤与孙楚同时代而稍前的“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为人刚正，不仅敢于言辞激烈地针砭社会，批判名教与礼法的虚伪，而且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公然表示与司马炎政权决绝的态度，时年四十而遇害。柳宗元生活的唐朝，类似的悲剧仍然反复发生。大诗人李白，为文豪放，为人刚直，对权贵多有得罪，据乐史《李翰林别集序》记载：宦官头目高力士等人曾在杨贵妃面前多次谗毁他，说他写诗“以飞燕指妃子，贱之甚矣!”引起杨玉环的记恨，欲置之于死地，幸亏唐玄宗认为他“非廊庙才”，放他出宫，才捡了一条性命。至于柳宗元的文学同道与知己韩愈，他最为著名的文学观点“不平则鸣”就是一种驴性的发言，而其《谏迎佛骨表》更是一次勇敢地针对最高统治者唐宪宗的驴性行动：他直责唐宪宗信佛的愚妄，倡言要焚烧佛骨，严惩兴佛妖风，其言辞之犀利，令昏君暴怒，朝野震动，结果被判以死罪，幸得宰相裴度等人全力救助，才被远贬潮州，幸免一难。
例外的情况也许有，比如好驴鸣的王粲、孙楚两人就不仅“善始”，还能“善终”;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幸运，而是由于他们后来收敛了自己“驴鸣”的声音，早年执拗的“驴性”渐渐变成晚年温柔的“鸽性”，如后来曹操封魏公时，就是王粲等人领表劝进;孙楚四十余岁走上仕途后，‘也锋芒渐消，与其他循规蹈矩的官员没什么两样。喜欢听驴叫和学驴叫只能是他们对曾经拥有的驴性精神的一种特殊的、也是无奈的缅怀方式罢了。
再次，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黔之驴》确实寄予了柳宗元对文人不幸遭遇的忧心之叹。青年时代的柳宗元，也极富驴性精神，他秉承父亲柳镇嫉恶如仇，正直勇敢的性格;二十一岁中进士，引起许多人的关注，连唐德宗也派人打听，知道他就是敢于触犯权臣窦参的柳镇的'儿子;走上仕途后，更加锐气郁勃，成为以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议论风发，敢说敢做，与宦官、豪强及旧官僚形成对立局面，展开尖锐的政治斗争，直到失败为止。但这次事件给他在政治上判了死刑，《新唐书·柳宗元传》云：“宗元少时嗜进，谓功业可就，既废，遂不振。”这篇寓言就是改革失败被贬为永州司马后所写。他的哀怨疑惧，感慨痛苦，可以想见，但又不便明说，只好曲折地加以表达，于是寓言成为他适用的文学形式。因此，“柳宗元的某些寓言，古代有的注家和今天有的论者以为或许是因为后悔自己及祸而作。从那些作品的内容来看，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⑥《黔之驴》我认为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创作而成的。
现在来看看，寓言中是怎样描写黔之驴的命运的。寓言开篇说：“黔之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所用，放之山下。”接下来说：“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这样的驴不正是那些声名远播的文人儒士吗?他们入朝或入仕之前，名声显赫，像一尊假神一样，让人“景仰”。如韩非，本为韩国公子，名闻秦始皇，始皇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⑦竟出兵威胁韩国而得到韩非;如李白，还是草野平民时，唐玄宗已仰其声名，下诏征他入朝。然而，真到了朝廷，又怎样呢?自我感觉恐怕就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在权贵眼里就是“技止此耳”，其处境只能是“黔驴技穷”、“至则无所用”。韩非到了秦国，连秦始皇的面都难得见到，后来被姚贾、李斯陷害时，竟无法找机会向始皇辩解;李白，被唐玄宗征召入朝后，成为撰写应景诗文与歌词舞曲的宫廷弄臣。至于司马迁，任职太史令，不过是“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⑧;王粲，尽管死前几年已高居官位，但以前大段日子，不过是陪曹操父子“怜风月，狎池苑，叙酣宴”⑨罢了。而且他们还得如履薄冰，小心行事，一不留神，就会被姚贾、李斯、高力士、杨贵妃乃至秦始皇、汉武帝、曹操、司马炎、唐宪宗之类“恶虎”诬陷欺辱，“荡倚冲冒”，甚至落得一个“断喉尽肉”的下场，脑袋被莫名其妙地搬了家。
朝廷腐朽，政治黑暗，权贵擅作威福，帝王“虎啸龙吟”，百无一用的文人书生能不惊惧不安，时时怀自危之忧?“驴鸣马嘶”、锋芒必露的谔谔之士，多入罗网;温驯规矩、小心处世者才能“虎口余生”。遭患之后，晚年的柳宗元几乎锐气殆尽，只说他被贬永州后，南方有很多读书人欲拜他为师，而他竟不敢担师之名，说自己“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生怕像韩愈那样得个“狂名”⑩。所以，一些论者认为《黔之驴》是柳宗元“后悔自己及祸而作”，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说他从驴的悲惨下场中想到驴脾气文人的悲剧，并从历史上文人的不幸遭遇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总结出一些全身远祸的为人处世之道，以让文人同道借鉴，我认为，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注释：
①《教师教学用书》(初中语文第二册)209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5月版。
②王巩《宋人逸事汇编》。
③⑦《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④《汉书·司马迁传》。
⑤《后汉书·孔融传》。
⑥吴庚舜、董乃斌《唐代文学史》(TM)1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⑧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⑨《三国志·王粲传》。
⑩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1、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李商隐
(李商隐，著名诗人。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他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2、尊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玉楼春》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
3、重叠泪痕缄锦字，人生只有情难死。《蝶恋花》文廷式
(文廷式（1856～1904），近代词人、学者、维新派思想家。字道希（亦作道羲、道溪），号云阁（亦作芸阁），别号纯常子、罗霄山人、芗德。江西萍乡人。出生于广东潮州，少长岭南，为陈澧入室弟子。光绪十六年（1890年）榜眼。1898年戊戌政变后出走日本。1904年逝世于萍乡。)
4、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卜算子》李之仪
(李之仪(1038～1117）北宋词人。字端叔，自号姑溪居士、姑溪老农。汉族，沧州无棣（庆云县）人。哲宗元祐初为枢密院编修官，通判原州。元祐末从苏轼于定州幕府，朝夕倡酬。元符中监内香药库，御史石豫参劾他曾为苏轼幕僚，不可以任京官，被停职。徽宗崇宁初提举河东常平。后因得罪权贵蔡京，除名编管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后遇赦复官，晚年卜居当涂。著有《姑溪词》一卷、《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和《姑溪题跋》二卷。)
5、鱼沈雁杳天边路，始信人间分离苦。《相思曲》戴叔伦
(戴叔伦(732—789)，唐代诗人，字幼公（一作次公），润州金坛(今属江苏)人。年轻时师事萧颖士。曾任新城令、东阳令、抚州刺史、容管经略使。晚年上表自请为道士。其诗多表现隐逸生活和闲适情调，但《女耕田行》、《屯田词》等篇也反映了人民生活的艰苦。论诗主张“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其诗体裁皆有所涉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