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余秋雨《道士塔》有感1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民族。它的历史真的可说是有喜有悲。喜的是从古至今创造出了许多奇迹，如：秦始皇兵马俑、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等等。悲的是也有许多耻辱，如：火烧园明园、鸦片战争、南京大屠杀等等。而有个人是我们民族罪不可赦的罪人！
他穿着土布棉衣 ，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一个道士，一个农民，一个平民。他就是王圆箓，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他只是一个道士，有何德何能成为莫高窟的主人？他只是一个农民，有何德何能把莫高窟当成自己的宅院？他只是一个平民，有何德何能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难道中国的文官都死光了吗！
这篇文章是老师读给我们听的，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文化苦旅。我看了以后更是伤心，王道士把这些无价之宝的文物看成是玩物，随便送人；把敦煌变成他的农舍，他摧毁了中华民族古代劳动人民汗水的结晶。这时，没有一个人来阻止他，如果不是那时中国政府的腐败，王道士自以为真的可以让他对着莫高窟指手画脚吗？不能！
文章中有一句话让我感触很深：“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 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真的是这样，我们十三亿人的心都在滴血。我不明白，为什么王道士会那样的愚蠢，宁愿把珍贵的文物送给那些外国人，也不肯上报朝廷，把它们留在自己的祖国。如果我能和王道士生活在同一个朝代，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来阻止他，如果实在不行，我会拿一把大折刀，一刀捅死他！
就这样，莫高窟那些珍贵的文物流落海外。终于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了起来，如卧龙腾飞般，飞上了复兴的道路上。用巨大的资金买回了王道士送出去的珍贵文物，那些文物因为王道士的愚蠢绕了一个大圈，最终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华民族正在用自身的行动治愈这历史的伤疤！
王道士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我们不能像他一样愚蠢，要多为人类留下更多的有价值的东西！
读余秋雨《道士塔》有感2
千里风沙，漫天沙粒，黄色的泥土，渐渐的淹没了一堆华夏的宝藏。万里长城，点点锈痕，残破的石砖，静静的困住了一颗呐喊的心灵。无限江山，雄雄战火，荒废的城池，默默的见证了一个朝代的衰败。雨停，风静，泪干，春风吹过，万物复苏。云间的彩虹露岀笑脸，而如今，谁是历史的罪人，已不再重要。因为，一个民族已经崛起，一条东方的巨龙正在腾飞。
——题记
风和日丽的早上，王道士正辛勤地打理着洞窟里的杂物，他是那么的认真，以至于几粒零散的沙子，也不能被他容在眼里，而就在这堆沙子之后，一个民族的'记忆，一个时代的财富，此刻为你，尘封开启。没有“洞天石扉，訇然中开”的气势，只是静静地就出现了一条黑色的裂缝，仿佛它本就应该蜿蜒在粗糙的墙面上，一切都不是那么的意外，却引来了无数的悲哀与叹息。
清朝末年，时局动荡。列强侵略，民不聊生。一笔沉睡千年的财富就在这样一个不世之时苏醒了。可是，它并没有因为它的“九五至尊”而得到保护，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面对它的，只有一位面无表情，身着破烂道服的道士。它怎么也没想到，曾经受人顶礼膜拜的自己如今沦落到无人问津，只得感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方圆百里，偶尔有几位历史官员前来探访，顺手捎走几件用作行贿。他们知道这笔历史遗产价值不菲，可当谈起运至京城的费用时，他们又都面面相觑，哑口无言了，而这笔历史的遗产渐渐沦为一个道士的囊中之物。
千里之外，外国的历史学家带着激动的心情，日夜兼程的赶到敦煌，只为见证历史璀璨的光辉，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成了上帝的宠儿，用少得可怜的银两换走大量无价之宝。一天之内，他们从历史学家变为商人，再变为成功的史学家。美其名曰“历史财产的救世主”。他们的笑容背后，是一个民族的叹息，一个朝代的悲哀。
一批批经书，一幅幅画卷。被点点滴滴的瓜分，如同曾经的华夏河山，支离破碎，如同一个民族的心脏，四分五裂。暴雨打击在马车上，上苍哭泣着，想用自己最后的一丝力气阻止这群强盗用肮脏的双手剥走這历史的遗产。雨停了，泪干了，只剩下上苍的叹息，只留下清朝官员府苑内的缕缕茶香，留给后人细细品味。
谁是敦煌的罪人？是那些不远千里奔来的外国历史学家吗？因为他们偷走了华夏的宝藏。谁是敦煌的罪人？是那个目光呆滞的王道士吗？因为他出卖了祖国的利益。谁是敦煌的罪人？是那批享受清闲之乐的官员吗？因为他们玩忽职守，危害祖国。
谁是敦煌的罪人？是那个腐朽不堪的清政府吗？因为他们的软弱无能，致使国破家亡。
而如今，谁是敦煌的罪人，已不再重要，就让它随着黄沙的飞舞，渐渐的被埋没吧！历史的泪滴早已化为心灵的血液，流淌在每个华夏儿女的躯体内。雨停，风静，泪干，春风吹过，万物复苏，云间的彩霞露岀笑脸。因为，一个民族已经崛起，一条东方的巨龙正在腾飞！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做过几年学院院长，辞职后潜心写作，在繁多的头衔中比较重视上海市写作学会一职，因为这个学会由全上海各大学的写作教授们组成，专门研究“写作”究竟是怎么回事。近年来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等。
《余秋雨散文》早有“文化散文”之代表的定论，其“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追求理想人格、美的情怀包括自然美、精神美、艺术美，在批判关怀知识阶层文化人格中心意为出来”。龙去八人中惟有其文集为自选，也许这更能反映作为“八大家”之作品的特质。
《道士塔》
一
莫高窟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片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我去时，有几座已经坍弛，还没有修复。只见塔心是一个木桩，塔身全是黄土，垒在青砖基座上。夕陽西下，朔风凛列，整的塔群十分凄凉。
有一座塔，显得比较完整，大概是修建年代比较近吧?好在塔身有碑，移步一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再小的个子，也能给沙漠留下长长的身影。再小的人物，也能让历史吐出重重的叹息。王圆箓既是小个子，又是小人物。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见到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在甘肃当过兵，后来为了谋生做了道士。几经转折，当了敦煌莫高窟的家。
莫高窟以佛教文化为主，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当家?中国的民间信仰本来就是羼杂互溶的，王圆箓几乎是个文盲，对道教并不专精，对佛教也不抵拒，却会主持宗教仪式，又会化缘募款，由他来管管这一片冷窟荒庙，也算正常。
但是，世间很多看起来很正常的现象常常掩盖着一个可怕的黑洞。莫高窟的惊人蕴藏，使王圆箓这个守护者与守护对象之间产生了文化等级上的巨大的落差。这个落差，就是黑洞。
我曾读到潘絜兹先生和其他敦煌学专家写的一些书，其中记述了王道士的日常生活。他经常出去化缘，得到一些钱后，就找来一些很不高明的当地工匠，先用草刷蘸上石灰把精美的古代壁画刷白，再抡起铁锤把塑像打毁，用泥巴堆起的灵官之类，因为他是道士。但他又想到这里毕竟是佛教场所，于是再让那些工匠用石灰把下寺的墙壁刷白，绘上唐代玄奘到西天取经的故事。他四处打量，觉得一个个洞窟太憋气了，便要工匠们把它们打通，大片的壁画很快灰飞烟灭成了走道。做完这些事，他又去化缘，准备继续刷，继续砸，继续堆，继续画。
这些记述的语气都很平静，但我每次读到，脑海里也总像被刷了石灰一般，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些草刷和铁锺。
“住手!”我在心底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我甚至想低声下气地恳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二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从一个姓杨的帮工那里得知，一处洞窟的墙壁里面好像是空的，里边可能还隐藏着一个洞穴。两人挖开一看，嗬，果然一个满满实实的藏经洞!
王道士完全不明白，此刻，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因此，从这一天开始，他的实际地位已经直窜而上，比世界上那些著名的遗迹博物馆馆长还高。但是，他不知道，他不可能知道。
他随手拿了几个经卷到知县那里鉴定，知县又拿给其他官员看。官员中有些人知道一点轻重，建议运到省城，却又心疼运费，便要求原地封存。在这个过程中，消息已经传开，有些经卷已经流出，引起了在新疆的一些外国人士的注意。
当时，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等列强，正在中国的西北地区进行着一场考古探险的大拼搏。这个态势，与它们瓜分整个中国的企图紧紧相连。因此，我们应该稍稍离开莫高窟一会儿，看一看全局。
就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几天之前，在北京，英、德、法、俄、美等外交使团又一次集体向清朝的政府递交照会，要求严惩义和团。恰恰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当天，列强决定联合出兵。这就是后来攻陷北京，迫使朝廷外逃，最终又迫使中国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也就是每个中国人都要赔偿一两白银的“八国联军”。
时间，怎么会这么巧呢?
好像是，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里一作出进攻中国的决定，立即刺痛了一个庞大机体的神经系统，西北沙漠中一个洞穴的门刹时打开了。
更巧的是，仅仅在几个月前，甲骨文也被发现了。
我想，藏经洞与甲骨文一样，最能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因此必须猛然出现在这个民族几乎完全失去自信的时刻。
即使是巧合，也是一种伟大的巧合。
遗憾的是，中国学者不能像解读甲骨文一样解读藏经洞了，因为那里的经卷的所有权，已经被悄悄地转移。
三
产生这个结果，是因为莫高窟里三个男人的见面。
第一个就是主人王圆箓，不多说了。
第二个是匈牙利人斯坦因，刚加入英国籍不久，此刻受印度zheng府和大英博物馆指派，到中国的西北地区考古。他博学、刻苦、机敏、能干，在考古专业水准上堪称世界一流，却又具有一个殖民主义者的文化傲慢。他精通七、八种语言，却不懂中文，因此引出了第三个人，翻译蒋孝琬。
蒋孝琬长得清瘦文弱，湖南湘阴人。这个人是中国十九世纪后期出现的“买办”群体中的一个。这个群体在沟通两种文明的过程中常常备受心灵煎熬，又两面不讨好。我一直建议艺术家们在表现中国近代题材的时候不要放过了这种桥梁式的悲剧性典范。但是，蒋孝琬好像是这个群体中的异类。他几乎没有任何心灵煎熬。
斯坦因到达新疆喀什时，发现聚集在那里的外国考古学家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千万不要与中国学者合作。理由是，中国学者一到关键时刻，例如在关及文物所有权的当口上，总会在心底产生“华夷之防”的敏感，给外国人带来种种阻碍。但是，蒋孝琬完全不是这样，那些外国人告诉斯坦因：“你只要带上了他，敦煌的事情一定成功。”
事实果然如此。从喀什到敦煌的漫长路途上，蒋孝琬一直在给斯坦因讲述中国官场和中国民间的行事方式，使斯坦因觉得比再读几个学位更重要。到了莫高窟，所有联络、刺探、劝说王圆箓的事，都是蒋孝琬在做。
王圆箓从一开始就对斯坦因抱着一种警惕、躲闪、拒绝的态度。蒋孝琬蒙骗他说，斯坦因从印度过来，是要把当年玄奘取来的经送回原处去，为此还愿意付一些钱。王圆箓像很多中国平民一样，对《西游记》里的西天取经故事既熟悉又崇拜，听蒋孝琬绘声绘色地一说，又看到斯坦因神情庄严地一次次焚香拜佛，竟然心有所动。因此，当蒋孝琬提出要先“借”几个“样本”看看，王圆篆虽然迟疑、含糊了很久，终于还是塞给他几个经卷。
于是，又是蒋孝琬，连夜挑灯研读那个几经卷。他发现，那正巧是玄奘取来的经卷的译本。这几个经卷，明明是王圆箓随手取的，居然果真与玄奘有关，王圆箓激动地看着自己的手指，似乎听到了佛的旨意。洞穴的门，向斯坦因打开了。
当然，此后在经卷堆里逐页翻阅选择的，也是蒋孝琬，因为斯坦因本人不懂中文。
蒋孝琬在那些日日夜夜所做的事，也可以说成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破读，因为这毕竟是千年文物与能够读懂的人的第一次隆重相遇。而且，事实证明，蒋孝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博的知识、不浅的根底。
那些寒冷的沙漠之夜，斯坦因和王圆箓都睡了，只有他在忙着。睡着的两方都不懂得这一堆堆纸页上的内容，只有他懂得，由他作出取舍裁断。
就这样，一场天下最不公平的“买卖”开始了。斯坦因用极少的钱，换取了中华文明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大量文物。而且由此形成惯例，其他列强的冒险家们也纷纷踏来，满载而去。
有一天王圆箓觉得斯坦因实在要得太多了，就把部分挑出的文物又搬回到藏经洞。斯坦因要蒋孝琬去谈判，用四十块马蹄银换回那些文物。蒋孝琬谈判的结果，居然只花了四块就解决了问题。斯坦因立即赞扬他，这是又一场中英外交谈判的胜利。
蒋孝琬一听，十分得意。我对他的这种得意，有点厌恶。因为他应该知道，自从鸦x战争以来，所谓的“中英外交谈判”意味着什么。我并不奢望，在他心底会对当时已经极其可怜的父母之邦产生一点点惭愧，而只是想，这种桥梁式的人物如果把一方河岸完全扒塌了，他们以后还能干什么?
由此我想，那些日子，莫高窟里的三个男人，我们还应该多看几眼。前面两个一直遭世人非议，而最后一个总是被轻轻放过。
比蒋孝琬更让我吃惊的是，近年来中国文化界有一些评论者一再宣称，斯坦因以考古学家的身份取走敦煌藏经洞的文物并没有错，是正大光明的事业，而像我这样耿耿于怀，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是“正大光明”吗?请看斯坦因自己的回忆：
深夜我听到了细微的脚步声，那是蒋在侦察，看是否有人在我的帐篷周围出现。一会儿他扛了一个大包回来，那里装有我今天白天挑出的一切东西。王道士鼓足勇气同意了我的请求，但条件很严格，除了我们三个外，不得让任何人得知这笔交易，哪怕是丝毫暗示。
从这种神态动作，你还看不出他们在做什么吗?
四
斯坦因终于取得了九千多个经卷，五百多幅绘画，打包装箱就整整花了七天时间。最后打成了二十九个大木箱，原先带来的那些骆驼和马匹不够用了，又雇来了五辆大车，每辆都栓上三匹马来拉。
那是一个黄昏，车队启动了，王圆箓站在路边，恭敬相送。斯坦因“购买”这二十九个大木箱移世文物，所支付给王圆篆的全部价钱，我一直不忍心写出来，此刻却不能不说一说了。那就是，折合成了银子的一百三十英镑!但是，这点钱，对王圆篆来说，毕竟比他平时到荒村野郊去化缘的所得，多得多了。因此，他反而认为这位“斯大人”是“布施者”。 内容来自dedecms
斯坦因向他招过手，抬起头来看看天色。
一位年轻诗人写道，斯坦因看到的，是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流血。
我又想到了另一位年轻诗人的诗，他叫李晓桦，是写给下令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斯坦因这些的学者，这些诗句也许太硬。但是，除了这种办法，还有什么方式能阻拦他们呢?
我可以不带剑，甚至也不骑马，只是伸出双手做出阻拦的动作，站在沙漠中间，站在他们车队的正对面。
满脸堆笑地走上前来的，一定是蒋孝琬。我扭头不理他，只是直视着斯坦因，要与他辩论。
我要告诉他，把世间文物统统拔离原生的土地，运到地球的另一端收藏展览，是文物和土地的双向失落、两败俱伤。我还要告诉他，借口别人管不好家产而占为己有，是一种与军事掠夺没有什么区别的文化掠夺……
我相信，也会有一种可能，尽管机率微乎其微，我的激|情和逻辑终于压倒了斯坦因，于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了下来。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当然应该送缴京城。但当时，藏经洞文物不是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有木箱，只用席子捆扎，沿途官员缙绅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有些官员还把大车赶进自己的院子里细挑精选，择优盗取，怕到京后点数不符，便把长卷撕成几个短卷来凑数搪塞。
当然，更大的麻烦是，那时的中国处处军阀混战，北京更是乱成一团。在兵丁和难民的洪流中，谁也不知道脚下的土地明天将会插上哪家的军旗。几辆装载古代经卷的车，怎么才能通过?怎样才能到达?
那么，不如叫住斯坦因，还是让他拉到伦敦的博物馆里去吧。但我当然不会这么做。我知道斯坦因看出了我的难处，一次次回头看我。
我假装没有看见，只用眼角默送他和蒋孝琬慢慢远去，终于消失在黛褐色的山丘后面。然后，我再回过身来。
长长一排车队，全都停在苍茫夜色里，由我掌管。但是，明天该去何方?
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左思右想，最后只能跪倒在沙漠里，大哭一场。
哭声，像一匹受伤的狼在黑夜里嚎叫。 本文来自织梦
五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八十二岁的斯坦因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去世。
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中国，又一次在生死关头被他人认知，也被自己认知。
第二天，也就是斯坦因去世的那一天，伦敦举行“中国日”活动。博物馆里的敦煌文物，又一次引起热烈关注。
在斯坦因去世的同一天，中国历史学会在重庆成立。
我知道处于弥留之际的斯坦因不可能听到这两个消息。
有一件小事让我略感奇怪，那就是斯坦因的墓碑铭文：
马克·奥里尔·斯坦因
印度考古调查局成员
学者，探险家兼作家
通过极为困难的印度、中国新疆、波斯、伊拉克之行，扩展了知识领域
他平生带给西方世界最大的轰动是敦煌藏经洞，为什么在墓碑铭文里故意回避了，只提“中国新疆”?敦煌并不在新疆，而是在甘肃。
我约略知道此间原因。那就是，他在莫高窟的所作所为，已经受到文明世界越来越严厉的谴责。
阿富汗的喀布尔，是斯坦因非常陌生的地方。整整四十年一直想进去而未被允许，刚被允许进入，却什么也没有看到就离开了人世。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他被安葬在喀布尔郊区的一个外国基督教徒公墓里，但他的灵魂又怎么能安定下来?直到今天，这里还备受着贫困、战乱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包围。而且，蔓延四周的宗教极端主义，正好与他信奉的宗教完全对立。小小的墓园，是那样孤独、荒凉和脆弱。
我想，他的灵魂最渴望的，是找一个黄昏，一个与他赶着车队离开时一样的黄昏，再潜回敦煌去看看。
如果真有这么一个黄昏，那么，他见了那座道士塔，会与王圆箓说什么呢?
我想，王圆箓不会向他抱怨什么，却会在他面前稍稍显得有点趾高气扬。因为道士塔前，天天游人如潮，虽然谁也没有投来过尊重的目光;而斯坦因的墓地前，永远阒寂无人。
至于另一个男人，那个蒋孝琬的坟墓在哪里，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有知道的朋友，能告诉我吗?
《这里真安静》
一
我到过一个地方，神秘得像寓言，抽象得像梦境。
很多长住新加坡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听我一说，惊讶万分。
是韩山元先生带我去的。韩先生是此地一家大报的高级编辑，又是一位满肚子掌故的乡土历史学家。那天早晨，他不知怎么摸开了我住所的大铁门，从花园的小道上绕到我卧室的南窗下，用手指敲了敲窗框。我不由竦然一惊，因为除了一位轻手轻脚的马来亚园丁，还从来没有人在这个窗下出现过。
他朝我诡秘地一笑，说要带我去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奇怪地方。我相信了他，他一定会发现一点什么的，就冲他绕来绕去绕到我这个窗下的劲头。
我打开大门，那里还等着两位女记者，韩先生的同事，也算我在这里的学生。她们都还年轻，对探幽索秘之类的事，兴趣很大。于是，一行四人。
其实韩先生也不太记得路了。在车上他托着下巴，支支吾吾地回忆着、嗫嚅着。驾车的女记者每到岔道口就把车速放慢，好让他犹豫、判断、骂自己的记性。韩先生寻路的表情越艰难，目的地也就变得越僻远，越离奇。
二
目的地竟是一个坟地。
新加坡的坟地很多，而且都很堂皇。漂泊者们葬身他乡已经够委屈的了，哪能不尽量把坟地弄得气派一点?但是，这个坟地好生奇特，门面狭小，黑色的旧铁栏萎萎缩缩。进得里面才发现占地不小，却冷冷清清不见一个人影。一看几排墓碑就明白，这是日本人的坟地。 内容来自dedecms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坟地比它更节俭的了。你看这个碑”，韩先生用手一指，那只是许多墓碑中的一个矮小的方尖碑，上面刻着六个汉字：“纳骨一万余体”。
碑下埋着的，是一万余名侵略东南亚的“皇军”的骨灰。
“再看那边，”顺着韩先生的指点，我看到一片广阔的草地上，铺展着无数星星点点的小石桩，“一个石桩就是一名日本风尘女子，看有多少!”
用不着再多说话，我确实被震动了。人的生命，能排列得这样紧缩，挤压得这样居促么?而且，这又是一些什么样的生命啊。一个一度把亚洲搅得晕晕乎乎的民族，将自己的媚艳和残暴挥洒到如此遥远的地方，然后又在这里划下一个悲剧的句号。多少倩笑和呐喊，多少脂粉和鲜血，终于都喑哑了，凝结了，凝结成一个角落，凝结成一种躲避，躲避着人群，躲避着历史，只怀抱着茂草和鸟鸣，怀抱着羞愧和罪名，不声不响，也不愿让人靠近。
是的，竟然没有商人、职员、工人、旅游者、水手、医生跻身其间，只有两支最喧闹的队伍，浩浩荡荡，消失在这么一个不大的园子里。我们不能不把脚步放轻，怕踩着了什么。脚下，密密层层的万千灵魂间，该隐埋着几堆日本史，几堆南洋史，几堆风流史，几堆侵略史。每一堆都太艰深，于是只好由艰深归于宁静，像一个避世隐居、满脸皱纹的老人，已经不愿再哼一声。 织梦好，好织梦
三
到底是日本人，挤到了这么一个地方，依然等级森严。
一般士兵只立集体墓碑。除了“纳骨一万余体”外，还有一个含糊其词的所谓“作业队殉难者之碑”，也是一个万人碑，为太平洋战争时战死的士兵而立。另一个“陆海军人军属留魂之碑”，则是马来西亚战争中战死日军的集体墓，原在武吉知马山上，后被抗日人士炸毁，日本人在碎墟中打点收拾残骨，移葬这里。
军曹、兵长、伍长，乃至准尉级的仕官，皆立个人木碑。一根根细长的木桩紧紧地排着，其中稍稍高出周围的是准尉。
少尉以上均立石碑，到了高级军衔大佐，则立大理石碑。
让开这所有的群体，独个儿远远地坐东面西的，则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陆军元帅、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的大墓。这座墓，傲气十足，俯瞰着自己的数万属下。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寺内寿一这个名字十分敏感。1937 年 7 月 7 日芦沟桥事变后，寺内寿一曾被任命为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他的指挥下，日军由北平进占山西、陕西、甘肃，直取兰州。在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遭受中国军队惨重打击的板垣师团，也属于他的部下。这么一个把古老的黄河流域整个儿浸入血泊的军阀，最终竟然躲到了这个角落!
我呆呆地伫立着，死死地看着这座墓。我深知，几乎未曾有过中国人，会转弯抹角地找到这里，盯着它看。那么，今天也算是你寺内元帅与中国人的久别重逢吧。你躲藏得好偏僻，而我的目光背後，应是华北平原的万里云天。
寺内寿一改任南方派遣军总司令是在 1941 年 10 月东条英机上台组阁之后，他与山本五十六的海军联合舰队相配合，构成了震动世界的太平洋战争。他把他在华北的凶残倾泄到了南洋，从西贡直捣新加坡。他的死亡是在日本投降之后，死因是脑溢血。
元帅的死亡，震动了当时由英军看守的日军战俘营。正是那些早就被解除武装、正在受到公审、正在受到全世界唾骂的战俘，张罗着要为寺内寿一筑坟，而且是筑一座符合元帅身份的坟。从我接触到的一些资料看，为了眼前这座坟，当时日军战俘营里所发生的事，今天想来依然触目惊心。
这些战俘白天在英军的监视下做苦工，到了夜晚空下来，就聚集在宿舍里密谋。他们决定，寺内寿一的墓碑必须采用柔佛(今属马来西亚)南部的一座石山上的石料，因为这座石山上曾发生过日军和英澳联军的激战，好多石块都浸染了日本军人的鲜血。他们要悄悄派出几个目睹当年激战的人去，确定当年日军流血最多的地方，再从那里开采巨石，躲过人们耳目，拼死长途运来。
这些战俘开始行动了。他们正儿八经向看守他们的英国军官提出申请，说想自己动手修建战俘营的宿舍，需要到外面去采伐，搬运一些木料石料。同时，他们又搜集身边带着的日本小玩意儿来笼络英军及其家属。英军同意了他们的申请，结果他们开始大规模地采运石料，不仅为寺内寿一，而且为其他战死的日军筑坟。柔佛那方染血的巨石完全不像修宿舍的材料，只能在星夜秘密偷运。运到离现在墓地 8 公里之外一座荒弃的橡胶园里，搭起一个帐篷，用两天时间刻琢碑文，刻好之后又运到墓地，恭恭敬敬竖好，浇上水泥加固。我现在死死盯着看的，就是这个墓碑。
这一切，竟然都是一个战败国的俘虏们偷偷做成的，实在让人吃惊。我想，如果有哪位电影大师拍一部影片，就表现一群战俘在黑夜偷运染血巨石来作元帅墓碑的艰苦行程，一定会紧扣人心。山道上，椰林下，低声的呼号，受过伤的肩膀，勒入肌肉的麻绳，摇晃的脚步，警觉的耳朵，尤其是月光下，那一双双不肯任输服罪的眼睛……
资料告诉我，即使在国际法庭公审和处决战犯之后，那些日军战俘，竟还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各种途径，弄到了每一战犯处决时洒血的泥土，汇集起来到这个坟地“下葬”，竖起一个“殉难之碑”。这个碑，我进入墓园不久就看到了的，不知底细的人怎会知道“”是谁?
韩山元先生曾听守墓人说，别看这个坟地冷清，多年来，总有一些上年岁的人专程从日本赶来，跪倒在哪几座墓碑前献酒上香，然后饮泣良久。这些年，这样的老人看不到了，或许他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墓碑。于是，坟地真正冷清了，不要说战争，就是那星夜运石的呼号，也已成了遥远的梦影。但是，只要你不小心走进了这个地方，在这些墓碑间巡睃一遍，你就会领受到人类精神中极其可怖的一个部分，阴气森森。这里上下有序，排列整齐，傲骨嶙峋，好像还在期待着某种指令……
四
现在该来看看那些可怜的日本风尘女子了。
论资格，这些风尘女子要比埋在近旁的军人老得多。大概从本世纪初年以来，日本风尘女子蜂拥来南洋有过几次高潮，每次都和日本经济的萧条有关。而当时的南洋，由于橡胶和锡矿的开采，经济颇为繁荣，大批在国内不易谋生的日本少女就不远千里，给南洋带来了屈辱的笑颜。
日本女子的美貌和温柔使她们很快压倒了南洋各地的其它娱乐项目，轰轰烈烈地构成了一种宏大的职业。从雄心勃勃的创业者到含辛茹苦的锡矿工人，都随时随地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日本娼寮。各国、各族的嫖客，都在日本妓院中进进出出。在这个时候，日本民族在南洋的形象，显得既柔弱又可怜。
既然日妓南下与日本经济萧条有密切关系，而经济萧条又是日本必须向外扩张的根本动因，那么，不妨说，日本风尘女子的先来和日本军人的后到，确实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让他们的坟墓紧紧靠在一起，好像是故意在搭建一种历史逻辑。
当日本军队占领南洋时，原先在这里的风尘女子再加上军妓，日妓的数量更是达到空前，连著名的南华女子中学也解散而成了日本艺妓馆。这简直成了一支与“皇军”可以并驾齐驱的队伍，有人戏称为“大和部队”。据说还有一位日本官员故意向寺内寿一总司令报告：“大和部队已经打进来了。”寺内寿一因此而把不少军妓遣送回国，但日本风尘女子真正在南洋的锐减，则是在日本投降之后。这些已经够屈辱了的女子，无法在更屈辱的大背景下继续谋生了。事实上，即便是战败的苦难，她们也比军阀们受得深，尽管她们远不是战争的发动者，也没有因战争而有任何得益。
日本风尘女子在南洋的悲惨命运，已由电影《望乡》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依我看，那毕竟是日本人自己搞的作品，在某些历史关节上无法冷静地开掘。日本风尘女子在南洋的遭遇，只有与以后日本军队的占领南洋疏通开来，现代日本民族的心态和命运才能梳理得更加完整和透彻。仅仅表现她们在屈辱中思念故乡，显然是把题目做小了。
《望乡》中一个让人难忘的细节是，日本风尘女子死后安葬南洋，墓碑全部向着故乡。但是我在这个日本坟地中看到的情景却完全相反：300 多个风尘女子的墓碑，全部向着正西，没有一座向着北方!
也许是不敢，也许是不愿，她们狠狠心拧过头去，朝着另一方向躺下了，不再牵肠挂肚，不再幽恨绵绵，连眼角也不扫一扫那曾经天天思念的地方。
岂止不再眼巴巴地望着故乡，在她们这么多的墓碑上，连一个真名字也没有留下。石碑上刻着的都是“戒名”，如“德操信女”、“端念信女”、“妙鉴信女”，等等。这些姑娘，身陷可怕的泥淖之中，为了保持住一点点生命的信念，便都皈依了佛教，希望在虔诚的祈求间，留住些许朦胧的'微光。但是我觉得，她们不具真名，与其说是为了佛教信仰，不如说是要隐瞒自己家族的姓氏，不使遥远的族人因自己而招腥惹臭。
这种情景，与边上那些耀武扬威地写满军衔、官职的军人墓碑有多大的差别啊。我仔细地拨开草丛，读着那一个个姑娘自己杜撰的假名字。她们都有过鲜亮的青春，但很快都羞缩成了一枚枚琐小的石丁，掩埋在异地的荒草中。我认出那些字来了，显然都是死者的小姐妹们凑几个钱托人刻上去的，却又像死者在低声地自报家门。她们没什么文化，好不容易想出几个字来，藏着点儿内心的悲凉：“忍芳信女”、“寂伊信女”、“空寂信女”、“幽幻信女”……
我相信，这些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一定比那边的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更通人性。可惜，这些墓碑群什么资料也没有留下，连让我胡乱猜想的由头也十分依稀。
例如，为什么这座立于昭和初年的墓碑那么精雕细刻呢，这位“信女”一定有过什么动人的事迹，使她死后能招来这么多姐妹的集资。也许，她在当时是一位才貌双全、侠骨慈心的名妓?
又如，为什么这些墓碑上连一个字也没有呢?是因为她们做了什么错事，还是由于遭致什么意外?
还有，这五位“信女”的墓碑为什么要并排在一个墓基上呢?她们是结拜姐妹?显然不仅是这个原因，因为她们必须同时死才会有这样的墓，那么，为什么又要同时死呢?
这些，都一定有故事，而且是极其哀怨、极其绚丽的故事，近乎中国明清之间的秦淮诸艳。
发生在妓院里的故事，未必都是低下的。作为特殊的时代的一个特殊交际场所，那里会包藏着许多政治的风波、金融搏斗、人生沧桑、民族恩怨乃至国际谍情。也许，日本史和南洋史的某些线头，曾经由这些“信女”的纤纤素手绾接。我在这片草地上走了一圈又一圈，深深可惜着多少动人的故事全都化作了泥土。当地不少文学界的朋友常常与我一起叹息当今南洋文学界成果寥寥，恕我鲁莽，我建议南洋文化的挖掘者，多找找这些坟地。军人的坟地，女人的坟地，哪怕它们藏得如此隐蔽。
五
“军人，女人，还有文人!”韩山元先生听我在自言自语，插了一句。
是的，这个坟地里，除了大批军人和女人，竟然还孤零零地插进来一个文人。
这位文人的墓，座落在坟地的最东边。本来，寺内寿一的墓座东朝西，俯瞰整个墓地;但这座文人墓却躲在寺内寿一墓的后边，把它也当作了俯瞰的对象。
仅仅这一点，就使我们这几个文人特别解气。而且墓主还是一位挺有名的日本文学家：二叶亭四迷。我记得他的像片，留着胡子，戴着眼镜，头上的帽子很像中国的毡帽。我应该是在研究鲁迅和周作人的时候顺便了解这位文学家的，他葬在这里，对我也是个意外。不管怎么说，整个坟地中，真正能使我产生亲切感的只能是他了。
他的墓碑上的字也写得漂亮，是一种真正的书法。这又使我们几个多了一份高兴。那些军官的墓碑既然都是战俘们偷偷张罗的，字能好到哪里去?
二叶亭四迷 1909 年 2 月在俄国游历时发现患了肺结核，但是这位固执的文学家不相信医生，胡乱自己服药，致使病情严重，后由朋友帮助，转伦敦坐轮船返日本治疗。但是，他并没有能够到达日本，而是死在由哥伦坡驶向新加坡的途中。就这样，他永久留在新加坡了。他进坟地是在 1909 年 5 月，不仅那些军人的坟墓还一座也没有，连风尘女子的坟墓也不会有几座，因为当时，日本风尘女子还刚刚向南洋进发。
二叶亭四迷早早地踞守着这个坟地，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坟地以后会有这般怪异的拥挤。他更无法设想，多少年后，真正的文人仍然只有他一个，他将永久地固守着寂寞和孤单。
我相信，如果二叶亭四迷地下有灵，他执拗的性格会使他深深地恼怒这个环境。作为日本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员大将，他最为关注的是日本民族的灵魂。他怎么能忍心，日日夜夜逼视着这些来自自己国家的残暴军士和可怜女性。
但是，二叶亭四迷也许并不想因此而离开。他有民族自尊心，他要让南洋人民知道，本世纪客死外国的日本人，不仅仅只有军人和女人。“还有我，哪怕只有一个：文人!”
不错，文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死的时候不用像那些姑娘那样隐姓埋名，葬的时候不用像那些军人那样偷偷摸摸、鬼鬼祟祟。
我相信，每一次风尘女子下葬，送葬的小姐妹们都会在整个坟地中走走，顺便看看这位文学家的墓碑，尽管她们根本读不懂他的作品;我相信，那些战俘偷偷地把寺内寿一的坟筑在他的近侧，也都会对他龙飞凤舞的墓碑端详良久。二叶亭四迷为这个坟地提供了陌生，提供了间离。军乐和艳曲的涡漩中，突然冒出来一个不和谐的低沉颤音。
不能少了他。少了他，就构不成“军人、女人、文人”的三相结构，就构不成一种寓言式的抽象。现在够了，一半军人，一半女人，最边上居高临下，端坐着一位最有年岁的文人。这么一座坟地，还不是寓言?
这个三相寓言结构竟然隐匿于闹市，沉淀成宁静。民族、历史的大课题，既在这里定格，又在这里混沌。甜酸苦辣的滋味，弥漫于树丛，弥漫于草地。铁栅栏围住的，简直是个历史的浓缩体。我走过许多地方，为曾见过如此具有概括力的所在，概括得令人有点难以置信。
六
离开墓地之后，我们的车又在闹市间胡窜乱逛。不知怎么，大家对街上的日本人特别注意起来。
显而易见，今天的日本人在这座城市地位特殊。前几天读到本地一位女作家的一篇作品，其中写到一个年轻繁忙的华族母亲把自己幼小的女儿托养在公婆家里，没想到一年以后，女儿牙牙学语吐出来的第一句话不是华语，不是方言，也不是英语，而竟然是日语。原来公婆家通用的是夹着日语的英语，而日语的成分又日见提高。这位年轻的母亲真正地发怒了，大声吼道：“我不能眼看着自己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成为一个是华人又不像华人的怪物!”
这种现象，在这里比较典型。日本是亚洲首富，经济界人士竞相趋附是不奇怪的。你看，就在我们的车窗外，那些最豪华的商店门口，停得最多的是日本旅游团的大客车。一大串专供旅游的人力三轮车从我们的车外慢慢前行，不用细看，坐的大多是日本人。
这时我心中忽起一个念头，真想走上前去告诉那些坐在人力车上兴高采烈的日本朋友：就在这座城市，一个草木掩荫的冷僻所在，有一个坟地。无论如何，你们应该去看看的。我们刚去看过。
真的，你们应该去看看。
导语：余秋雨散文给人们构筑了一个认识文化、反思文化的平台，并试图通过散文中蕴含的文化味道唤醒文人的文化良知和使命感，找回文人的人格，再建文化的应然价值。
一、余秋雨文化散文的文化精神
当代散文研究都注重从读者的角度解构散文本身。但我们都知道读者群广泛，文化层次不等，必然导致对文本不同程度的理解，同时世俗价值又有注重形式主义的审美趋向，这一切将最终导致只重形式，而忽视精神的偏面文学观，不能客观准确地把握散文的内核。
追寻《文化苦旅》、《行者无疆》等余氏散文创作的足迹，应当可以明确余秋雨散文实际代表着当代文学一种新的散文文体意识的萌生。在创作的实践过程中，余秋雨把自己至于散文的主体地位，突出个体对客体价值的叩问，以个体的生命体验询问时代文化的命运和道路。余秋雨曾经说过：“我当时写《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时候，我比较重要的是想用我的脚去踩一踩废墟，在废墟当中感受中华文化还能给我什么感觉……”。作者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对人文山水的个性化感悟与价值性发现，而这种对历史文化的个性化感悟与价值性发现恰是余秋雨散文创作的起点和归宿。探索人类文明史，透过两难困惑寻求“突围”是其散文的重要特征。“我写那些文章，不能说完全没有考虑过文体，但主要是为了倾吐一种文化感受。”这其实是余秋雨在散文创作过程中的内心表白，不是单纯为文体而文体，更注重自己的内心体验和所要彰显的文化精神。余秋雨是以重温和反思的方式走上“文化苦旅”之途的，拾掇整合已经“破碎”了的文明，并由此重构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余秋雨的散文显示出了“文化故乡”和“精神故乡”在他心中的位置。余余秋雨的文化之旅也是对文化价值和文人人格的呐喊之旅。他始终带着一种略沉重的悲观情怀表达对现实文化境遇的担忧，又不断以理想主义慰藉自己的心灵，同时给已经被时代消解了的文人们以信心和勇气。在他看来，当物质代替一切而留下的精神空虚只能依靠文化来填充，没有文化的复归就没有现代精神的价值。“文明是对琐碎实利的超越，是对各个自圆其说的角落的总体协调，是对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元性原则的普及，是对处于日常迷顿状态的人们的提醒”。世俗的价值选择让文化伤痕累累，不断将文化推向堕落的深渊，而文人们的不争气又使文化雪上加霜，越来越远离文化净化人心灵的固有功能上。余秋雨的彷徨是对文化的命运的彷徨，他的呐喊是对文化复归的呐喊，将文化精神见诸于散文只是他为增加文人使命感和力量的倾诉与，生命之轻与无法左右的文化丢失之重构成了他文化散文的精神实质。
二、余秋雨文化散文的文化符号
余秋雨的散文是他在文明的苦旅中整合起来的一个个文化符号。在与文化的对话中，作者用满腹的文化涵养复活了那久已淡忘在人类记忆深处的文明碎片。因此，我们读余秋雨的散文，是在了解一段段历史，获取一堆堆知识，提取一个个文化要素。
丰富的史料和名人诗文。读余秋雨的散文中有着丰厚的文史底蕴。作者用史料、诗文支撑起文章的骨架，引导读者进入历史、进入文化，让沉寂在二十四史的人物故事、历史沧桑轻松地走进了读者的心灵。余氏散文以强大的文化威力把文化聚焦在人类的举手投足间。《一个王朝的背影》看似写承德避暑山庄，而实际展现了整个清王朝的盛衰过程，并在对清朝历史的回眸中反思文化的命运。他想到了康熙的睿智，想到了王国维的亡灵，想到了文人所背负的文化使命。《寂寞天柱山》中一句句脍炙人口的诗篇在作者笔下喷涌而出。以苏东坡的“青山祗在古城隅，万里归来卜筑居”，王安石的“相看发秃无归计，一梦东南即自羞”涤洗天柱山的寂寞，给予读者诗人的情怀。
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我们知道，小说是靠故事和情节来吸引读者的，在散文中并不多见，但余秋雨却把它恰当地运用到散文中，增强文章的可品性，很好地体现了散文的文化之味。余氏散文几乎每一篇都渗透着一定的历史故事，或真实或推演，情节上的拿捏往往能把读者牵入到当时的历史现场中，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道士塔》里“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他找来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作者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莫高窟的壁画遭到破坏，而是构建历史现场，虚构历史情节，以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幽默讽刺意味大大加强。《白莲洞》中“他们惊惧地打量过洞内黑森森的深处，野兽的叫隐隐传出……但是不管了，握起尖利的石块朝前走，这里是该我们的家”。作者用合理的想象描写先人入住白莲洞时的情境，生动逼真，处处都能让读者感受到身临其境。
厚重的山水和历史名胜。余秋雨的散文表面是山水游记，实质是文化寻根。山水只是背景。他要从山水中寻找生命的真蒂，文化的根源。他的文章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走出来的，诚如他说的，“与笔端相比，我更看重脚步;与文章相比，我更关注生命;与精细相比，我更倾情粗糙。”在《江南小镇》中，深刻剖析了中国文人人格与小镇的契合，“想来想去，没有比江南小镇更足以成为一种淡泊而安定的生活表征了山林间的幽闭还保留和标榜着一种孤傲，而孤傲的隐蔽终究是不能诚恳的;小镇街市间的隐蔽不仅不故意折磨和摧残生命反而可以把日子过得十分舒服”。在《千年庭院》中向我们讲述了绵延千年的'书院教育史，以及发生在岳麓书院的“那点人和事”。《三峡》给了我们中国最有趣的地方，“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洞庭一角》展示了洞庭湖的浩淼和历代文人骚客与洞庭湖的种种情结。余秋雨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山水放置在他的眼角便披上了岁月的沧桑，积淀成沉重的历史。
流传千古的名人达客。文化是人创造出来的文化。古文人的精神代表着文化的精髓。余氏散文掘开了那些融入在历史土壤中的名人达客的坟墓，再一次赋予他们活的灵魂，让他们重新以文人的姿态重现历史，做现代文人精神的向导。《苏东坡突围》中，以苏东坡“也无风雨也无晴”人生际遇反映文人文化的命运;进而歌颂文人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人格。《风雨天一阁》讲述的是中国文人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艰辛，以范钦家族为缩影，同样在探讨中国文人的文化人格。文人是时代的评论家，文人不文，时代只是在黑夜里飘荡的幽魂。他不愿看到这一切，他呼唤文人以苏东坡的姿态挺起文人本不应弯曲的脊梁。
三、语言散射的文化魅力
语言是文章的载体，是文章能够有效传递作者情感，表达作者思想，唤起读者共鸣的锐利武器。读余秋雨的散文，心中常常会涌动着这样一股复杂的气。它们会在不知不觉把你带入到文章的深处，自觉地陷入到一种沉思，咀嚼作者所投射的人生哲理和文化思考。余秋雨是一位熟谙中国传统文化的文人，对中国传统的诗歌、戏剧都有研究，也是一位人生履历丰富，受哲学理性影响较大的学者。因此在他的散文语言中明显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散文语言华丽典雅、重视色彩、讲究韵律、善用修辞，古典意味浓厚。“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期盼，付之于众目睽睽”。(《都江堰》)一句话中同时运用拟人、比喻、排比三种修辞手法。“眼前是腾燃的金光，背后是五彩的晚霞，他浑身照得通红，手上的锡杖也变得水晶般透明”(《莫高窟》)也许是受了敦煌壁画的影响，用丰富的色彩来装饰文字，来突出典雅。有人批评余秋雨刻意追求独特的语言风格，文章显得矫情。但就整体看，这并不影响散文的美，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文章的可读性。二是散文语言厚重深沉、充满强烈的哲思，言不尽意无穷，特意留下空白。《一个王朝的背影》中“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一句看似简单的话，却容纳着文化的兴起和衰落，承载着文人的人格和精神。余秋雨的语言不是在让读者只停留在文本上而是去琢磨语言背后所隐逸的思想。《关于善良》“人类伟大而又无奈。只要时时仰望太空，面对旷野，就会什么也不在乎了，最后只剩下两个字：善和美。”面对人生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只是透露出一种佛教的人生观。事物不是既成的结果集合体，而是渐进的过程集合体，这一个个过程的背后是作者特意留给读者的思考空间。
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这种喷泄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混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正如余秋雨在《文化苦旅-自序》中所表达的一样，作者的灵感源自于在社会转型下文化无所适从，走上迷途的困惑与忧虑;是对文化价值流失，文人人格流失的反思和呼唤。作者作文的出发点在文化，归宿仍然在文化，文化的元素不可避免的就弥散在了文章的各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