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范仲淹），字（希文），（北宋）朝，（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家，死后谥（文正），世称（范文正公）。本文选自《范文正公集》。
二、给下列加点的字注音：
浩浩汤汤（shāng）霏霏（fēi）樯倾楫摧（qing，j）朝晖夕阴（huī）
骚人（sāo）冥冥（mng）隐曜（yo）岸芷汀兰（zhǐ，tīng）
宠辱偕忘（xi）谪守（zh）淫雨（yn）属于作文（zhǔ）
三、解释：
1、谪守巴陵郡（谪：封建王朝官吏降职或远调；守：指做州郡的长官。）
2、越明年（越：及、到）
3、百废具兴（具：通俱，全，皆）
4、乃重修岳阳楼（乃：于是，就）
5、增其旧制（增：扩大；制：规模）
6、属予作文以记之（通嘱，嘱托）
7、予观夫巴陵胜状（观：看）
8、横无际涯（横：广远；（际涯：边）
9、朝晖夕阴（晖：日光）
10、岳阳楼之大观（观：景象）
11、前人之述备矣（备：详尽）
12、然则北通巫峡（然则：虽然如此，那么。）
13、南极潇湘（极：尽）
14、迁客（谪迁的人，指降职远调的人）
15、若夫淫雨霏霏（淫雨：连绵的雨；霏霏：雨（或雪）繁密的样子。）
16、骚人（诗人）
17、连月不开（开：放晴）
18、浊浪排空（排空：冲向天空）
19、山岳潜形（形：形体）
20、薄暮冥冥（薄：迫近）
21、去国怀乡，忧谗畏讥（去：离开；谗：说别人坏话）
22、春和景明（日光）
23、波澜不惊（惊：这里有起，动的意思。）
24、一碧万顷（万顷：极言其广）
25、锦鳞游泳（锦鳞：美丽的鱼）
26、沙鸥翔集（集：鸟停息在树上）
27、岸芷汀兰(芷：香草的一种)
28、郁郁青青（郁郁：形容草木茂盛）
29、长烟一空（一：全）
30、静影沉璧（璧：圆形的玉）
31、此乐何极（何极：哪有穷尽）
32、宠辱偕忘（宠：荣耀）（偕：一起）
33、尝求古仁人（求：探求）（古仁人：古时品德高尚的人）
34、把酒临风（把：持、执）
35、或异二者之为（或：或许，也许）
36、不以物喜（以：因为）
37、居庙堂之高（庙堂：朝廷）
38、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先：在之前；后：在之后）
39、微斯人，吾谁与归（微：没有；归：归依）
四、翻译：
1、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
翻译：到了第二年，政事顺利，百姓安居乐业，各种荒废了的事业都兴办起来了。
2、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翻译：于是重新修建岳阳楼，扩增它旧有的规模，把唐代名家和今人的诗赋刻在上面，
3、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yǐ)。
翻译：这是岳阳楼盛大壮观的景象，前人的描述（已经）很详尽了。
4.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
翻译:登上这座楼啊，就会产生被贬离京、怀念家乡、担心誹謗、害怕讥讽的情怀.
5、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
翻译：登上这座楼啊，就会感到胸怀开阔，精神爽快，光荣和屈辱都被遗忘了。
6、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
翻译：我曾经探求过古代品德高尚的人们的心思，或许不同于（以上）这两种表现的，为什么呢？
7、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翻译：不因为外界环境的好坏或喜或忧，也不因为自己心情的好坏或乐或悲。
8、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翻译：处在高高的庙堂上（在朝），则为平民百姓忧虑；处在荒远的江湖中（在野），则替君主担忧。
9、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翻译：这样（他们）进朝为官也忧虑，退居江湖为民也忧虑。那么什么时候才快乐呢？
10、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翻译：比天下人忧虑在前，比天下人享乐在后
11、微斯人，吾谁与归
翻译：没有这样的人，我和谁志同道合呢？
五、用原文填空：
1、点明主旨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2、表达了作者旷达的胸襟的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3、表达作者的政治抱负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4、赞美滕子京政绩的文字是__政通人和，百废具兴。_，表明作者写作缘由的句子是_属予作文以记之。，前人之述指的`是唐贤今人诗赋，从空间上写洞庭湖胜境的语句是：_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从时间上写洞庭湖气象万千的语句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5、进亦忧，退亦忧中的进和退分别指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
6、表达范仲淹忧乐观的句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六、问答：
1、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
答：①规劝藤子京（应像古仁人那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②表达自己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抱负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
2、如何看待作者的忧乐观？
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表现了作者关心人民疾苦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在今天，这句话仍然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应该为国分忧，为民着想，这样，我们的祖国才会更加强盛人民生活才会更加幸福。
3、从古至今，歌咏岳阳楼的诗歌数不胜数，请写出两句描写岳阳楼的名句。
①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②水天一色，风月无边。
③十五年胜地重游云外神仙应识我，八百里长天一览湖边风月最宜秋。
4、作者用哪些话概括说明了迁客骚人的悲和喜？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
答：去国怀乡，忧谗畏讥写悲；心旷神怡，宠辱偕忘写喜，这些对比描写的目的正好反衬出来下文古仁人的旷达胸襟，引出下文，凸现了文章的主旨。
5、范仲淹为什么要在《岳阳楼记》结束的时候发出噫，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感慨。
答：作者一方面希望藤子京具有古仁人之心，志存高远；另一方面也含蓄地表达了自己愿与古仁人同道的旷达胸襟与远大抱负；而且表达了作者对这种人的向往和敬意。
6、说说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和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两句中的异分别指什么内容？
答：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中的异是指不同的自然景物引发出的迁客骚人不同的感触，即悲与喜两种不同的心境。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中的异指古代仁人不同于上述迁客骚人他们能把受自然风物好坏的影响，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一个民族的兴起，仰赖于有正确的理论，民族的精英担当和奉献。孔子开创儒学，老子创立道教，慧能创立佛教，儒、释、道三教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思想的基础，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朝代的主流文化。而《岳阳楼记》这篇立言之作，以范公毕生之实践，人格之魅力，崇高之言行，感动了天下苍生，赢得民族文化的认同，她是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高追求，是我们今天践行“三严三实”的最高奉献。它的“阴晴观、悲喜观、进退观、高远观、先后观”被人们尊为“忧乐五观”的精神理念，为世人所崇，影响一代又一代不断前进的人类。九百七十余年来千古不朽。
◎●她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政治文明，第一次向世界宣示了中国的人权宣言
《岳阳楼记》是对我国封建政治文明的高度总结。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政治人物多如牛毛，历朝历代皇帝达三百零九个，文武大臣数以万计。但能写出《岳阳楼记》并被后人所记住、学习和研究的仅范公一人。金代学者元好问评价范仲淹：“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怎样治国，怎样为官，怎样律己？范仲淹向世人告示；怎样处理君民关系，推出民主、法制、公平、公正？范仲淹向世人宣示；怎样处理悲喜、进退、高远、先后？范仲淹向世人警示。他第一次向人类宣示了中国的人权宣言。
中国自古至今，以一篇文章而影响了中华民族政治文明、人格行为和文化思想的为数不少：贾谊《过秦论》、司马迁《报任安书》、诸葛亮《出师表》、魏征《谏太宗十思疏》、文天祥《正气歌并序》、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林觉民《与妻书》，等等，这些文章已经成为中华经典，一个时代的标志，人们每重温一次都能从中开发出有用的东西。范仲淹则把他的政治理念化作了一篇《岳阳楼记》：庙堂忧其民，江湖忧其君，追求的是平等、公平、民主、人权；进亦忧，退亦忧，推介的是理念政见；物喜论，己悲论是宣扬普世价值观。范仲淹为我们写了一篇千古美文，留下了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和政治财富，同时他也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载入史册。他的忧乐五说，已成为世界官员们为官的座右铭，他的忧乐观也影响了不少国家执政者的执政理念，他的庙堂、江河论已成为世界民主进程的一面镜子，他向世界宣示了人权的真谛是平等。世界文明、世界民主、世界发展成为《岳阳楼记》向世界推介、展示中华民族的添加剂。
◎●她将自然生态和政治生态揉为一体，把思想和美展示给了世界
《岳阳楼记》的美到底在哪里？笔者认为《岳阳楼记》结构独特，承载斯文，一篇三百六十八个字的短文，主旋律是“扬美、为民”这个伟大而永恒的主题。《岳阳楼记》的思想和美，是一种社会境界、艺术境界、文化境界、人生境界，她在立意上借题发挥，超越时代，那声声清朗，如行云流水，如痴如醉，那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色调，若一幅美图，似一位画师精心调配的杰作。楼记之美，美于创意；楼记之美，美于人格；楼记之美，美于思想；楼记之美，美于人生之观。
文采结构美。《岳阳楼记》的独特之处，是拉长焦距，用远镜头直瞄波澜壮阔、气势浩瀚的洞庭湖，道出作者之意不在写楼，而在写楼上所“观也”，而且是“大观也”。大者，洞庭、长江、天下；大者，江湖、庙堂、民众。跳出楼外写楼，独树一帜。以事起兴，借山川喻志士写形，再借景喻情，最后导出哲理，推向高度，文章形、事、情、理都有，形美、情美、理美皆具，已达到了一个完美的艺术境界。
生态物景美。笔端的景色，处处都展露出一种优美的动态，毫无感性的山山水水也被写得意趣盎然。景、碧、锦、青、皎、金等色泽，描绘了三幅洞庭风光图。第一幅粗勾洞庭湖的远景：“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展示出洞庭湖无边无际、气吞山河的雄伟，给人以壮美的感受。
后两幅工笔描写：秋天风雨来临，天昏湖暗，鸣声凄凉，令人惊恐，然而那惊心动魄的气势又使人感受到一种悲壮美。至于春和景明，鸟翔鱼跃，草青花香，月色溶溶，渔歌阵阵，五彩缤纷，春意融融，这怡人的自然风光让人顿生赏心悦目的优美审美感受。这些富有情感色彩的动态描绘使笔下的景物活灵活现，实在是形具神似。
人格哲理美。具备心灵的圣洁，对一个人来说，并不太难，最难的是行为的高尚，后者是前者的实践、外化。范公光明磊落一生，正实践了自己的理想，大大超出了一般“迁客骚人”的思想境界，他把自己一生忠君爱民的情感、对事业的情感、对民族的情感用极富哲理的方式与文字融入文中，使其如腾空蛟龙，直插苍穹，直插人心，直插人的骨子里。
用这种情感和哲学美，去涌动人们思想的风云，燃烧起精神的火焰，去拍击人们的心扉，净化人们的灵魂，使社会人人能像他一样高风亮节，胸有雄兵，把美用意念转化成精神，这对于文章的逆袭来说，是极为难得的。她把情感和哲理展示并贡献给了世人，正因为如此，《岳阳楼记》才成了千古绝唱，万世流芳。
思想文化美。古今有许多文人、作家，如司马相如、李白、王勃等，先从文章形式入手，再努力去修炼思想。还有些政治家、思想家，如贾谊、诸葛亮、魏征、韩愈、林觉民等，是从思想内容入手，借就文章的形式表达出来。范公就是百里挑一的把思想和美同时展示给世界的大家。范公用一篇短短的文章便把一个小得不见经传的蛮荒之地——岳阳和他的中国思想一同推向了世界，近千年来，世界有近五亿人次来岳阳看楼吟记便足以说明这点。
◎●她为中国和世界官员们展示了立行、立德、立言和修为、修道、修身的照壁与榜样
范公高尚情怀，谱写一生。他在写《岳阳楼记》时是完全知道“记”文的作用的，“记”文不是压到箱底的收藏品，不是只给滕知州一个人欣赏的`。是要挂出来、贴出来或者刻出来，让游人阅读朗诵的，是要产生社会影响、具有社会作用的。范文的主旨是面向登楼的迁客骚人，所有游人，天下所有的人。
因此“微斯人，吾谁与归”的设问，客观上起到了对所有阅读《岳阳楼记》的人提问的作用。他希冀人们都能把握好晴天，利用好阴天，约束好进升，平衡好退隐，都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都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不是作秀，不是搞笑。正是由于他当时的立意旨在面向天下人，于是他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的行、德、言地展示给天下，为人类官宦们立样。
《岳阳楼记》的阴晴观，是人生最普通、最常见的生活观，她指导人生的一切言行举止。老子说：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这亦是阴晴观的最好诠释。阴天只做阴天的事，晴天只干晴天的活，不要因为晴天而喜，不要因为阴天而怨，人的一生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成败归之于零，这才是最理想的心态。能看明白阴天与晴天的人，应该是一个高人，范公就是一位高人。
我们说，生命，最美的修炼是感悟：能感到别人的错误是清，能看到自己的错误是醒，这叫清醒；能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坦，能改正自己的错误是诚，这叫坦诚；能运用自己的优点是聪，能发现别人的优点是明，这叫聪明；能学习别人的优点是智，能利用别人的优点是慧，这叫智慧。清醒、坦诚是做人之必须，聪明、智慧是做事之必须。生命是场感悟，也是一次约定，自己承诺自己的信念，自己活出自己的宽阔，却化解那些悲凉的负面阴天，去迎接那未来未知的晴天，不管是阴、晴、圆、缺，更应是一种无怨无悔的向前，这亦是阴晴观给我们的启示。
悲喜两“不”，立于不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只要读读这八个字，你会宠辱皆忘，把人世间的得、失、利、益和生与死置之度外。范公从1029年到1036年七年间三次被贬出京城，每每都带着一腔委屈与遗憾，告别亲人与故交，匆匆上路，百折不挠，一往直前，其气魄与精神，令人叩首；
1042年至1049年四次晋升，面对一次次擢升为国家级领导的大好机遇，他不但没有成功感和成就感，而是接二连三向朝廷呈递辞让报告，举荐他人，固辞不拜，实现了将一腔为民为国情怀与对名誉地位予取予舍的完善结合，不慕虚名，不占利益，去留从容，激流勇退，脚踏实地，乃历代官吏为榜样。
庙堂江湖，苦饴从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是《岳阳楼记》作者为民请命，为国建言，为政府呐喊的人生哲学。胡适先生说：“这是九百多年前的一个中国政治家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比美国亨利·柏德列的‘不自由，毋宁死’的话要早出七百四十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出民主、自由、平等、公平、公正的时代最强音，她不亚于抛在中华民族大地上的一枚原子弹，她把皇帝与百姓摆到了同一个忧字的平台上，解民难，除民苦，去民忧，造民福，这是作者在《岳阳楼记》中用心血编织的千千情结，
老百姓在官吏心中如同父母，情同手足，老百姓贫困，朝廷寝食难安，老百姓疾苦，朝廷感同身受，老百姓痛苦，朝廷赴汤蹈火，让老百姓安宁、温饱、幸福，是政府的精神寄托和追求。
进退两忧，坚守清贫。严加自律，洁身自好，秋毫无犯，身安为重，两袖清风，静如止水，甘于淡泊，粗茶淡饭，布衣薄褥，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才是一个官吏应有的品质，这才是庙堂官吏受敬的品格。《岳阳楼记》的作者正是用自己一生的行为规范，给北宋的官吏们做出了表率，并将其理念赋予《岳阳楼记》之中，以传承后人。他一生崇尚廉洁，妻、子衣食，仅能自给，每次率兵打仗、边关为帅时，朝廷奖给他的丰厚钱财，他全部分送给部下、将士，至死入棺的他，竟找不到一件新衣。
后乐先忧，为民乃首。“先忧后乐”之论是被人们所悉知的《岳阳楼记》面世并悬挂于岳阳楼上以后才得以在全世界传播并推向高峰、成为世人的座右铭的，以忧乐这一主线引出的先忧后乐的主题，她不知激励了多少有志者。而多少从政者，有着与范、滕相似经历和内心世界，他们遇到进、退、去、留、遇到政治打击、遇到冤枉背锅，虽然没有消极沉沦、遁世离俗，仍在自强不息、处处建树，但内心深处却有阴影和暗伤，先忧后乐的作者正是看到了在社会的相当一部分官员中的郁闷心理和行为表现、言谈举止、内心世界和滕公有相似之处，他们既想谋发展，
有所作为，又摆脱不了内心的愤懑，动摇于“物喜”与“己悲”的矛盾之中，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错落到“自我中心”位置，找不到正确的人生定位，摆脱不了自己与社会的精神枷锁，因而每遇事业挫折，难免心生怨念和感伤，有时甚至存有强烈的怨恨、忧愁和悲伤。我们只有在长期求未知、从政生涯中，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荣辱观不断进行调整，把自己摆到“天下”这个位置，放到老百姓身上，在逆境中对自己的得失考虑得少，能够将个人的忧乐置之度外，从压抑中和痛苦中解脱出来，把眼光投向大千世界，把自己置身于为老百姓、为国家谋利益的事业中去，才能拿得起，放得下，举重若轻。
◎●她奠基并构筑了世界“忧乐大厦”，宣示了世界忧乐文化的发源地
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有人说在黄河流域，有人说在长江流域，还有人说是长江和黄河流域共同形成的，莫衷一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有人说是“天下至中的原野”，乃是中原，有人说是炎黄文化，亦是众说纷纭。而忧乐文化的发源地，因为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稳稳地“落户”中国岳阳，已成不争的事实。
为什么一篇《岳阳楼记》，就能说是范公为世界发现、展示，推介了中华民族忧乐文化的发源地呢？理由有四：
屈公求索寻址。屈原是中国最早忧国忧民的官员与诗人，也是最早提出忧乐观的人之一，更是最早到达岳阳表述忧国忧民情怀的人，是屈公最早寻觅到求索文化、忧乐文化，最早寻觅到忧乐文化的发源地，最早定位忧乐文化于岳阳这块土地上。
屈贾的求索忧民文化助推了“世界忧乐大厦”建设地址的寻找，并为之打下基础。屈原和贾谊都在湖南生活过，湖湘文化起源于屈贾，他们忧国忧民思想历来为岳阳人所崇敬，对忧乐文化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岳阳被称为屈贾之乡。屈公一生颠沛流离，贵族出身，博闻强志，明于治乱，长于辞令，学识渊博，初辅楚怀王，
做过左徒，后黜为三闾大夫，流放汉北，因忧国事作《离骚》顷襄王时再遭陷谪，返回故里，行吟于大湖之南，一腔忧乐伴终生，在故乡行吟九年，留下不朽诗文，他遗迹遍神州，最后却将忧乐大厦寻址于岳阳，歌赋于岳阳，一跃于岳阳，屈大夫使岳阳这座古荒之野成了“蓝墨水的上流”诗经的发源地。
杜公忧国圈地。杜甫的岳州诗是他在岳阳看到现实后忧国忧民的真实记录，也是他在忧乐文化上圈地岳阳的一次忧国忧民旅行，他为后来范公忧乐文化落户岳阳和忧乐文化的形成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构成了忧乐文化的内涵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和范公忧乐文化的形成发展密不可分，所以，我们说是杜公为岳阳忧乐文化的形成最早圈地。
杜拾遗的忧国文化使岳阳这座古荒之野成了“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文化沃土。杜甫一首《登岳阳楼》的五言绝唱，把忧乐文化的发源地，这块蛮荒之地给圈下来了。他一生多次游歌洞庭，至晚年，重病缠身仍念念不忘岳阳楼，去世前一年顺湘江而下，再次登楼作赋，留下美诗。
闻一多先生评价杜甫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无论“慨世”还是“慨身”，他总是把个人的喜怒哀乐与人民的命运息息相通，决不放弃对生活的承担与执著的意志，他的忧乐观之灵魂永远徘徊在岳阳的天空和大地上。岳阳楼下对面的洞庭湖艑山岛是杜公永远瞭望岳阳楼这座忧乐大厦的记忆，感谢诗圣的圈地之功。
滕公为民浇注。滕子京的为国为民观使岳阳这座古荒之野成了“百废俱兴”之地。滕公从庆历四年春到巴陵任职，至庆历七年三月离开岳阳，其真正任职时间为两年十个月。一个小小的郡吏，这么短的时间办成了五件大事：重修岳阳楼，迁建岳州学宫，建设堤头渡桥，修筑偃虹堤，出版《岳阳诗集》。滕公履新岳州，下车伊始，便以一个智者的大略雄才鸟瞰巴陵，走街串巷，察民情，咨民意，仅一年时间，气宇非凡的岳阳楼便展示在世人面前。他痛感国兴之重在教育，许多优秀子弟无书可读，终身在湖上捕鱼为生，由于教育落后，偷盗盛行，民风日下，决定把已成危房的旧遗址迁建，不到一年，岳州学宫就耸立于岳州城。为解决至长沙的驿道，修建了三孔并列的三眼桥，又修建了洞庭湖防风大堤——偃虹堤。民本巴陵的执政理念，通过近三年在巴陵大地上的实践，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把自己的杰作作为政治遗产永远传承给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滕公浇注的这座忧乐大厦婷婷玉立于中华神州已九百七十年，这座大厦伴唱着《岳阳楼记》愈发精神焕发，生机勃勃。
范公“五观”玉成。我们说范公的“忧乐五观”宣示了忧乐文化大厦和发源地的正式形成，她经历了一个萌芽、诞生、完善的历史变化过程。范公的阴晴观、进退观、悲喜观、高远观、先后观虽然不是他个人创造，他是以中国先贤们的思想而提出了准则，他的准则不是对先贤语录的引用和抄袭，而是升华点化了先贤们的文化思想，一个先字，一个后字，就超越了先贤的命题和概念，一个先字就设定和定位了一个民族的最高标准。他告诫政治家们自己首先要时时站在国家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政治高度，时刻保持鉴往知今的洞察力和前瞻性，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预测，而不只是拘泥于眼前的一得一失。
所以，这个乐字，这个忧字，这个先字，这个后字，全面量身定制了范公的思想境界、政治境界、时代境界，为什么屈大夫在其他地方就写不出如此美文，并还要专门选择在汨罗江怀沙自沉以忧国忧民？为什么贾谊要专程到岳阳作《吊屈原赋》？为什么杜甫先生只在岳州“凭轩涕泗流”呢？为什么滕宗谅一到巴陵就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使巴陵“百废俱兴”呢？为什么李白、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孟浩然等一百七十余位唐宋诗人专门来巴陵这块土地吐心声呢？
他明白无误地告诉宋仁宗，告诉滕子京，告诉天下人，这阴晴观、进退观、悲喜观、高远观、先后观不是他个人的，是宋朝的、是社稷的、是国家的、是民族的、是世界的，大家都在岳阳那块土地上发千古之幽思，独沧然而泪下，他要将岳阳那一块古仁人的汇集之地所衍生的那种文化与中华的先贤文化思想汇集起来，形成一个时代的最强音，让世人放声呐喊。范公正是看到了这块土地上忧乐文化的孕育过程，自己亲自来分娩，用《岳阳楼记》这种文化形式来归纳、总结岳阳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先机，并向全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推广这种文化，因而使岳阳这块荒古的南蛮之地变成了中国忧乐文化的发源地。登斯楼也，即生“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之感。但范公这忧乐五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一个由酝酿、形成、深化发展的脉路，经历了生活、读书、参政三个时期，才有了正式的形成与升华。
本文写于庆历六年(1046年)。因得罪了宰相吕夷简，范仲淹贬放河南邓州，庆历五年(1045年)
文章是思想的载体、艺术的表现。我向来主张文章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当然，读文章也应从这两方面来读。如果让我在古今文章中选出一篇最好的，只许忍痛选一篇，那就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千百年来,中国知识界流传一句话：不读《出师表》不知何为忠;不读《陈情表》，不知保为孝。忠孝是封建道德标准。随着历史进入现代社会，这两《表》的影响力，已在逐渐减弱，特别是《陈情表》，已鲜为人知。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同样产生于封建时代的《岳阳楼记》却丝毫没有因历史的变迁而被冷落、淘汰，相反，它如一棵千年古槐，历经岁月的沧桑，愈显其旺盛的生命力。北宋之后，论朝代，已经南宋、元、明、清、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六代的更迭;论社会形态，也经封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世的冲击。但它穿云破雾，历久弥新。呜呼，以一文之力能抗六代之易、三世之变，以传统的文字，能表达一种跨越时空的思想，上下千年，唯此一文。
一、文章达到的“三境之美”
1.一文、二为、三境、五诀
这篇文章到底好在什么地主?在下评语前，我们不妨先探究一下好文章的标准。
请看全文：
庆历四年春，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全文共六个自然段。
一段叙写这件事的缘起。以事起兴，作一个引子，用“事”字诀。
第二段描写洞庭湖的气象，铺垫出一个宏大的背景。借山川豪气写忠臣志士之志，用“形”字诀。
第三四段作者借景抒情，设想了两种“览物之情”，创造出一悲一喜的意境。通过景物描写营造气氛，水到渠成，即用“形”字诀和“情”字诀，由 “形境”过渡到竟境。连用
第五段，导出哲理，作者将形和情有意推向理的高度，设问：有没有超出上面那两种的情况呢?有，那就不是一般人，而是“古仁人之心”了。这种人超出物质利益的诱惑，超出个人的私念：在朝为官，不忘百姓;被贬江湖，不忘其君。太平时忧天下，危难时担天下。进也忧，退也忧，那么，什么时候才乐呢?到文章快结束时才推出一声绝响，一个响亮的哲理式结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官要做这样的官，做人要做这样的人!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用的是“理”字诀。这个道理一下讲透了，这个标准一下管了一千年，而且还要永远管下去!这是文章的高潮，全文的主题，是作者一生悟出的真理，也是他的信念。不管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官员都有忠奸、公私、贤愚、勤庸之分。而公而忘私，“先忧后乐”是超时代、超阶段的道德文明、政治文明，是人类共同的永远的精神财富。范仲淹道出了这种为人为臣的本质的理性的大美，文章就千古不朽了。作者讲完这个结论后，文章又从“理”转移到 “情”：“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写出一种向往和惆怅。
第六段，不经意间再轻带一笔转回到记“事”：“时六年九月十五日”，照应文章的开头，像一个绕梁的余音。至此文章的形、事、情、理都有(注意本文没有用典)，形美、意美、理美三个层次皆有，这已到了一个完美的艺术境界。
这篇文章的核心是阐述“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理。但如果作者只说出这一句话，这一个理，就不会有多大的感染效果，那不是文学艺术，是口号，是社论。好就好在它有形、有景、有情、有人、有物的铺垫，而且全都用优美的文字来表述，用了许多修辞手法。在“理境”之美出现之前，已先收 “形境”、“意境”之效，“三境”之美具全。再加上贯穿始终的文字之美，算是“四美”了，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分别达到了很难得的高度，借用王勃在《
2.文章的两类作者：政治家与文人
虽然我们给出了一个“一文”的要求、“二为”的宗旨、“三境”的标准、“五诀”的方法，但并不是谁人拿去一套就可以写出一篇好文章。就像数学课上不是老师教给一个公式，人人都得一百分。这还得有一个艰苦的修炼过程。
凡古今文章，从作者角度分有两大类。一类是文人、专业作家的作品。作者先从文章形式入手，已娴熟地掌握了艺术技巧，然后再努力去修炼思想，充实内容，但无论如何，由于阅历所限，其思想总难拔到多高的境界。就像一个美人，已得先天之美，又想再成就一番英雄业绩，其难也哉!第二类是政治家、思想家之作。这类作者是从思想内容入手。他并不想以文为业，只是由于环境、经历使然，内心积累甚多，如火山之待喷，不吐不快，就借文章的形式表达出来。当然，大部分政治家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他们忙于事务，长于公文、讲话、指示等应用文字而不善美文，或者根本就没有修炼到思想的美，很难做到“四美具而二难并”。但也有少数政治家、思想家，或因小时就有文章阅读或写作训练的童子功(如人外表的先天之美)，或政务之余不忘治学(如人形体的后天训练)，于是便挟思想之深又借艺术之美登上了文章的顶峰。就像一个美女后来又成就了伟功大业，既天生丽质，又惊天动地，百里挑一。中国文学传统很重视这类人的“道德文章”，如古代的贾谊、诸葛亮、魏征、韩愈、范仲淹。近代的梁启超，现代如等人的文章。这些都是政治家之文，政治家美文是用个性的话说出个性的思想。如果只会用共性的语言说共性的思想 就是官话、套话，有理而无美，这不叫文章，也不可能流传。另一脉，如古代的司马相如、李白、王勃，现代的许多专业作家的“文人文章”。因为文章第一位还是表达思想，“理境”为“三境”中最高之境，所以相对来讲，先入艺术之门，再求深造思想难;先登思想之峰，再入艺术之门易。况且文人求“情”而不求“理”，是以个性的语言说出个性的情感。常“美”有余而理不足。所以真正的大文章家，政治家，思想家出身的多，而专攻文章，以文为业的反倒少。历史上的范仲淹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学者，也许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作家。后人在排唐宋八大家之类的排行榜时，他也无缘入列。但这恰恰是他胜过一般文人之处，或者历史根本就不忍心将他排入文人之列。
所以要弄清《岳阳楼记》的文章之美，还得从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角度探寻作者的内心世界。
二、作者的人格之美
人们都熟知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却常忽略了文中的另一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前者是讲政治，怎样为政、为官，后者是讲人格，怎样做人。前者是讲政治观，后者是讲人生观。正因为讲出了这两个社会、人生的最基本道理，这篇文章才达到了不朽。其实，一个政治家政治行为的背后都有人格精神在支撑，而且其人格的力量会更长久地作用于后人，存在于历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物，指外部世界，不为利动;己，指内心世界，不为私惑。就是说：有信仰，有目标，有精神追求，有道德操守。结合范仲淹的人生实践，可从三个方面来解读。
一是独立精神。
范仲淹于太宗端拱2年(989年)生于徐州，出生第二年父亲去世，29岁的母亲贫无所依，抱着襁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23岁的范仲淹开始外出游学，来到当时一所大书院应天书院(今河南商丘)，昼夜苦读。一次真宗皇帝巡幸这里，同学们都争先出去观
在人性中，独立和奴气，是基本的两大分野。从上面的事例中可以看出范仲淹卓然独立的精神。家虽不幸，决不会因寄人篱下而自矮三分，就是对皇帝也不搞盲目的个人崇拜，你过你的路，我读我的书，何必涎着脸去自我表现，这在封建社会是很难做到的。我们不要小看人格的独立，就整个社会来讲，这种道德的进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奴隶制度造成人的奴性，封建制度下虽有“士可杀不可辱”的说法，但还是强调等级、服从。进入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才响亮地提出平等、自由。人性的独立才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标准和道德意识。中国封建社会长，又没有经过彻底的资本主义民主革命，人格中的奴性残留就多，直到现在许多人也在变着法媚上。对照现实，我们更感到范仲淹在一千年前坚持的独立精神的可贵。正是这一点，促成了他在政治上能经得起风浪。做人就应该“宠而不惊，弃而不伤，丈夫立世，独对八荒”。鲁迅就曾痛斥中国人的奴性，一个人先得骨头硬，才能成事，如果他总是看别人的脸色，他除了当奴才还能干什么?
范仲淹自己有独立精神，他对历史上这一类的人也就格外敬仰。1034年，当范仲淹第二次被贬到桐庐任上时，他知道这里就是汉代高士严子陵隐居之地。严是汉帝刘秀未发迹时的好友，刘称帝，严坚决隐而不出。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独立精神正是他所追求的。他便为严子陵修了一座祠堂，并亲写了一篇《记》文，文末歌曰：“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四句话流传甚广，也成了他人格精神的写照。
1038年，范第三次被贬赴润州(今江苏镇江)任上时，途中经彭泽拜谒唐代名相狄仁杰的祠堂。狄刚正不阿，不畏武则天的权势被陷入狱，又贬为县令。范当即为其写一碑文，歌颂他：
“呜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随，何力可回!我公哀伤，拯天之亡：逆长风而孤
文字掷地有声。而此时作者也正冒着朝中的“暴火寒灰”独行在被贬的路上，他以诗言志：“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而他所描写的狄仁杰刚不可摧，方不可变也正是自己的形象。
二是牺牲精神。
怎样处理公与私关系，是判断一个人的道德高下的最基本标准。我们熟悉的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有的人，苟利天下，一毫而不拔，宁可我负人，决不人负我。有的人处处为国着想，为别人着想，关键时刻可以牺牲自己。如果社会上都是第一种人，那么，这个世界成天尔虞我诈，偷砖拆瓦，早就毁灭了。幸好还有这第二种人，社会才和谐，才进步。范仲淹一生为官不懒，为人不奸。他的道德标准是只要为国家，为百姓，为正义，都可牺牲自己。兹举两例。
1038年宋西北的夏建国，赵元昊称帝。宋夏战事不断，边防主帅范雍无能，1040年仁宗不得不重组一线指挥机构，任命范仲淹为陕西经略招讨副使(副总指挥)赶赴前线，这年他已52岁，这之前他从未带过兵。范仲淹一路兼程，赶到延州(今延安)。延州才经兵火之后，前面36寨都被荡平，孤悬于敌阵前。曾先后任命数人都畏敌而找借口不去到任。范说，形势危急，延州不能无守，就挺身而出，自请兼知延州。
范仲淹虽是一介书生，但文韬武略，胆识过人。他见敌势坐大，又以骑兵见长，便取守势，并加紧部队的整肃改编，提拔了一批战将，在当地边民中招募了一批新兵。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密令19岁的长子纯佑偷袭西夏，夺回战略要地马铺寨。他引大军带筑城工具随后跟进。部队一接近对方营地，他令就地筑城，十天，一座新城平地而起。这就是后来发挥了重要战略作用的像一个楔子一样打入夏界的孤城———大顺城。城与附近的寨堡相呼应，西夏再也撼不动宋界。夏军中传说着，现在带兵的这个范小老子(西夏人称官为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不像原先那个范大老子(指前任范雍)好对付。西夏见无机可乘，随即开始议和。范以一书生领兵获胜，除其智慧之外，最主要的是这种为国牺牲的精神。
范与
三是理性精神。
范仲淹的独立和牺牲决不是
“当公之知，惟惧忠不如金石之坚，直不如药石之良，才不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贤人之清举。今乃一变为忧，能不自疑而惊呼!为公之悔，傥默默不辨，则恐
晏殊是他的恩师，入朝的引路人。这件事充分体现了范爱吾师更爱真理。
他刚到西北前线时，朝野上下出于报仇心理和抗战激情，都高喊出兵。主帅命令出兵，皇上不断催问，左右不停地劝说。但他认为备战还不成熟，坚持不出兵。主帅说：“大凡用兵，先得置胜负于度外。”他说：“大军一动就是千万人的性命，怎敢置之度外?”结果，上面不听他的意见，1041年好水川一战，宋军损失6000人。此后宋军再不敢盲动，最终按范仲淹的策略取得了胜利。这种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到900多年后类似一例就是共产党的粟裕将军在淮海战役前中央三下其令要他帅师渡江，他三次斗胆向中央和毛主席上书，建议战场摆在江北，终于为所接受，这一决策使得解放战争提前胜利三年。
纵观范仲淹一生为官，无论在朝、在野、打仗、理政，从不人云亦云，就是对上级，对皇帝，他也实事求是，敢于坚持。这里固然有负责精神，但不改信仰、按规律办事，却是他的为人标准。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能超然物外，克服私心，就是一个大写的人，就是君子，不是小人。可惜，千年来人性虽已大有进步，社会仍然没有能摆脱这种公与私的
三、作者留给我们的政治财富
孙中山说，政治是治理众人之事。再说白点，就是治理国家，为百姓办事。这是一个不分时代、不分地域所有的政治家都要面对的问题，是一个需要不断继承和创新的课题。
范仲淹对政治文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一个“忧”字上。《岳阳楼记》产生于我国封建社会成熟期之宋代，作者生于忧患，成于忧患，倾其一生和一个时代来解读这个“忧”字。好像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转折时期，专门要找一个这样的解读人。
范仲淹的忧国思想，最忧之处有三，即忧民、忧君、忧政。也可以说是留给我们的三笔政治财富。
一是忧民。 他在文章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就是说当官千万不要忘了百姓，官位越高，越要注意这一点。
既然政治就是管理，官和民的关系就是政治运作中最基本的内容。忧民生的本质是官员的公心、服务心。是怎样处理个人与群众的关系。有的人为官，做民众的牛，在服务和奉献中享受快乐;有的人做官，骑在民众的头上作威作福，在
范仲淹从1015年27岁中进士到1028年40岁进京任职前，已在基层为官13年。如果说27岁以前的“断
这期间他较突出的一件政绩是修海堤。1021年，范仲淹调泰州，任一个管理盐仓的小官。当时泰州、楚州、通州(今南通)位于淮水之南，东临黄海，海堤年久失修，海水倒
出身贫寒，起于基层的范仲淹一生不管地位怎么变，忧民之心始终不变。1033年，全国蝗旱灾害流行，山东、江淮地区尤甚。时范已调回朝中，他上书希望朝廷派员视察，却迟迟得不到答复，他又忍不住了，冒杀头之祸，去当面质问仁宗：“我们在上面要时刻想着下面的百姓。要是您这宫里的人半天没有饭吃会是什么样子?今饿殍遍野，为君的怎能熟视无睹?”皇帝被他问得无言以对，就顺水推舟说：“那就派你去赈灾吧。”当年他以一个盐吏因上书自讨了一个修堤的苦差事，这次他这个谏官，又因言得差，自讨了一份棘手难办的赈灾之事。但从这件事情上倒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办事才干。他一到灾区就开仓济民，组织生产自救。灾后必有大疫，他遍设诊所，甚至还亲自研制出一种防疫的白药丸。赈灾结束回京后他还特意带回灾民吃的一种“鸟味草”，送给仁宗，并请传示后宫，以戒宫中的奢侈浪费。我想，他的这个举动肯定又引起宫中人的.反感。你去赈灾，完成任务回来交差就是，何苦又要借机为宫里人上一堂课呢?就你最爱表现，这怎能不招惹人嫉妒?正如他自己后来总结“一日登朝，则不知忌讳”。
范仲淹是一位行政能力极强的政要。他的忧民，绝不像其他官僚那样空发议论，装装样子。他每治一地，必有创造性的惠民政策。他在西北前线积极改革用兵制度。当时因战事紧张，政府在陕西征农民当兵，士兵不愿背井离乡，便有逃兵。政府就规定在兵的脸上刺字，谓之“
宋代税收常以实物缴纳，以余补缺，移此输彼，谓之支移，但运输费要纳税人出。范晚年知青州，百姓往200里外的博州纳税，往返经月，路途劳苦，还误农时，运费又多出税额的二到三成。农民之苦，上面长期熟视无睹。范心里十分不安，他改革征税方法，命将粮赋折成现金，派人到博州高于市价购粮，不出五天即完成任务，免了百姓运输之苦，还有余钱。一般地方官都是尽量超征，讨好朝廷。他却多一斤不要，将余钱退给青州百姓。
诚如他言：“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可以看出他的忧民是真忧，决不沽名，不作秀，甚至还要顶着上面的压力，冒被处分的危险。像上面所举之例，都是问题早就在那里明摆着，为什么前任那么多官都不去解决呢?为什么朝廷不管呢?关键是心中没有装着老百姓。所以“忧民”实际上是检验一个官好坏的试金石，也成了千百年来永远的政治话题。这种以民为上的思想延续到共产党就是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专门写过一篇《为人民服务》。2004年是百周年纪念。我受命写一篇纪念文章，在收集资料时，我问研究邓的专家：“有哪一句话最能体现邓的思想?”对方思考片刻，答曰，邓对家人说过一句话可作代表，他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大志，就是希望中国的老百姓都富起来，我做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我听后肃然起敬，细想从他1962年提出“白猫、黑猫”受批评，到文革后复出支持农村土地承包，其一生所忧全在百姓，可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从范仲淹到，凡真心把当官看做为民办事的人，无不都时刻忧民。
范仲淹的第二忧是忧君。他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也就是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想着“君”。而他所说的“君”则代表国家。
无论过去的皇帝还是现在的总统、主席，虽权在一人，但却身系一国之安危。忧君便是忧国。于是，以“君”为核心的君民关系、君政关系、君臣关系便构成了一国政治的核心部分。明君贤臣、昏君奸臣，抑或懦君庸官就决定了一朝政府的工作质量。忧君不是阿谀奉承，而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说真话，提意见，犯颜直谏，“直辞正色，面争庭对”，“敢与天子争是非”。封建社会伴君如伴虎，真正的忧君是要以生命作抵押的。范仲淹因为对君提意见，说真话，前后三次被贬出京城。
范仲淹1028年经晏殊推荐到京任秘阁校理——皇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这是一个可以常见到皇帝的近水楼台。如果他会钻营奉承，很快就可以飞黄腾达。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宦官、近臣如高
原来，这时仁宗皇帝虽已经20岁，但刘太后还在垂帘听政。朝中实际上是两个“君”，一个名分上的君仁宗皇帝，一个实权之君刘太后。这个刘太后可不是一般人等，她本是仁宗的父亲真宗的一位普通后宫，只有“修仪”名分，但她很会讨真宗欢心。皇后去世，真宗无子，嫔妃们都争着能为真宗生一个孩子，好荣登后位。刘修仪自己无能，便想出一计，将身边的一位李姓侍女送给皇帝“伺寝”，果然生下一子。但她立即抱入宫中，作为己子，就是后来的宋仁宗，刘随即因此封后。真宗死后她又当上太后，长期干预朝政，满朝没有一人敢有异议。范新入朝就赶上太后过生日，要皇帝率百官为之跪拜祝寿。范仲淹认为这有损君的尊严，君代表国家，朝廷是治理国家大事的地方，怎么能在这里玩起家庭游戏。皇家虽然也有家庭私事，但家礼国礼不能混淆，便上书劝阻：“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干脆再上一章，请太后还政于帝。这一举动震动了朝廷，那太后在当“修仪”时先夺人子，后挟子封后，又扶帝登位，从皇帝在襁袍之中到现在已20年，满朝有谁敢置一喙?今天突然杀出了个程咬金，一个刚来的图书校勘管理员就敢问帝后之间的事。封建王朝是家天下、私天下，大臣就是家奴，哪能容得下这种不懂家规的臣子?他即刻被贬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任副长官——通判。他第一次进京。在最方便接近皇帝的秘阁只待了一年，就砸了自己的饭碗。
范仲淹百思不得其解，十三年身处江湖之远，时时想着能伴君左右，为国分忧，现在终于进京，却一张嘴就获罪被赶出京城，这朝中到底是行的什么规则?(他不知道一千年后，人们发明了一个词，叫“潜规则”)一块石头沉沉地压在他的心头。
范仲淹第二次进京为官是三年之后，皇太后去世，也许是皇帝看中他敢说真话的长处，就召他回朝做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我国封建社会的政府监察体制分两部分。一是谏官，专门给皇帝提意见;二是台官，专门弹劾百官，合称台谏。到宋真宗时，谏官权已扩大到可议论朝政，弹劾百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台谏制度有其一功，它强调权力制约，是中国封建制度中的积极部分，便是皇帝也要有人来监督，勿使放任而误国事。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到
后与帝都是稳定封建政权的重要因素，看似家事，常关国运。就是现代社会，第一夫人也会影响政治，影响国事。以那样伟大的人，错娶，对他个人、党和国家都带来恶果，不堪回首。范仲淹知道这种家事纠纷的背后是正邪之争，皇后易位的结果是奸相专权。他联合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数人上殿前求见仁宗。半日无人答理。司门官又出来将大门砰地一声闭上。他的犟劲又上来了，就手执铜门环，敲击大门，并高呼“皇后被废，何不听听谏官的意见!”这真是有点不知高低，要舍命与皇帝辩论了。看看没有人理，他们议定明天上朝当面再奏。
第二天，天不亮范仲淹就穿好朝服准备出门。妻子牵着他的衣服哭着说：“你已经被贬过一次了，不为别的，就为孩子着想，你也再不敢多说了。”他就把九岁的长子叫到面前正色说道“我今天上朝，如果回不来，你和弟弟好好读书，一生不要做官。”说罢，头也不回地向待漏院走去。“漏”是古代计时之器，待漏院是设在皇城门外，供百官暂歇等候皇帝召见的地方。范仲淹这次上朝是在1033年，比这早46年，公元987年，宋太宗朝的大臣王
不知范仲淹上朝时壁上是否真的刻有这篇文章。但范仲淹此时的确是忧心忡忡。他忧皇上不明事理，以私害公，因小乱大。这种家务之事，你要是一般百姓，爱谁、娶谁，休妻、纳妾也没有人管。你是一国之君啊，君行无私，君行无小。枕边人的好坏，常关政事国运。历史上因后贤而国安，后劣而国乱的事太多太多。同是一个唐朝，长孙皇后帮李世民出了不少好主意，甚至纠正他欲杀魏征这样的坏念头;杨贵妃却引进家族势力，召来安史之乱。
他正盘算着怎样进一步劝谏皇上，忽然传他接旨，只听宣旨官朗朗念道，贬他到睦州(今浙江桐庐附近)，接着朝中就派人赶到他家，催他当天动身离京。这果然不幸为妻子所言中，顿时全家老小，哭作一团。显然这吕夷简玩起权术来比他高明，事前已做过认真准备，三下五除二就干净利落地将他赶出京城。他 10333年4月回京，第二年五月被贬出京，第二次进京做官只有一年时间。
如果说范仲淹第一次遭贬，是性格使然，还有几分书生气，这二次遭贬，确是他更自觉地心忧君王，心忧国事。平心而论，仁宗不是昏君，更不是暴君，也曾想有所作为，君臣关系也曾出现过短时蜜月，但随即就如肥皂泡一样地破灭。范仲淹不明白，几乎所有的忠臣都如诸葛亮那样希望君王“亲贤臣远小人”，但几乎所有的君王都离不开小人，喜欢用小人。他离京后渐行渐远，忧君之心却越来越重，正如后来在《岳阳楼记》里说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在专制和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君既有代表国家的一面;又有权力私有的一面。这就带来了“君”的两重性和“臣”的两重性。君有明、昏之分;臣有忠、奸之别。遇明君则宵衣
范仲淹的第三忧是忧政，即政府机关的自身建设。
一个政权的腐败总是先从吏治腐败开始。当一个新政权诞生后，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干部。通常，官位成了胜利者的最高回报，和掌权者对亲信、子女的最好赏赐。官吏既是这个政权的代表和既得利益者，也就成了最易被腐蚀的对象和最不情愿改革的阶层。只有其中的少数清醒者，能抛却个人利益，看到历史规律而想到改革。
1035年，范仲淹因知苏州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任尚书礼部员外郎，知京城开封府。他已两次遭贬，这次能够回京，在一般人定要接受教训慎言敏行，明哲保身。但这却让范仲淹更深刻地看到国家的政治危机。他又浑身热血沸腾，要指陈时弊了。
这次，范仲淹没有像前两次那样挑“君”的毛病，他主要针对的是吏治之弊，干部制度问题。也就是由尽“谏官”之责，转而要尽“台官”之责了。原来这宋朝的老祖宗，太祖赵匡胤得天下是利用带兵之权，阴谋
这次，许多正直有为的臣子也都被划入范党，分别发配到边远僻地。朝中已彻底没有人再敢就干部问题说三道四了。这次范仲淹离京，几乎没有人再敢为他送行。只有一个叫王质的人扶病载酒而来，他举杯道：“范君坚守自己的立场，此行比之前两次更加光彩!”范笑道：“我已经前后‘三光’了。你看，来送行人也越来越少。下次如再送我，请准备一只整羊，祭祀我吧。”他坚守自己的信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虽三次被贬而不改初衷。
从京城开封出来到饶州要经过十几个州，除扬州外，一路上竟无一人出门接待范仲淹。他对这些都不介意，到饶州任后吟诗道：“三出青城
范仲淹已三进三出京城，从东海边到北地大漠，来回调动已不下20次。他想，看来这一生只有在人们讨嫌的目光中度过了。但是他坚持独立的人格，决不与腐败的吏治同流合污。
但忠臣注定不得休闲。就像周恩来虽多次遭的批评，写检讨，甚至被迫准备辞职，但救火的时候还是要用他。范仲淹也是这样，自1036年被贬外地4年后，西北战事吃紧，皇帝又想起了他。1040年他被派往延州(今延安)前线指挥抗战。1043年宋夏议和，战事稍缓，国内矛盾又尖锐起来。赋税增加，吏治黑暗，地方上暴动四起，仁宗束手无策。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仁宗又将他调回京城任为副相，又免了吕夷简的官，请范主持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这是他第四次进京为官了。
这次他指出的要害仍然是吏治。前面说过，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就是因为上了一个“百官图”，揭露吏治的腐败。七年过去了，他连任了四任地方官，又和西夏打了一仗，但朝中的吏治腐败不但没有解决，反愈演愈烈。他立即上书《条陈十事》。他说，第一条，先要明确罢免升迁。现在无论功过，不问好坏，文官三年一升，武将五年一提，人人都在混日子。假如同僚中有一个忧国忧民，“思兴利去害而有为”的，“众皆指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随而挤陷。故不有者素餐尸禄，安然而莫有为也。虽愚暗
他不但上书，还实干，派许多按察使到地方考察官员的政绩，调查材料一到，他就从官名册上勾掉一批赃官。有人劝道：“你这一勾，就有一家人要哭!”范说：“一家人哭总比一州县的百姓哭好吧。”短短几个月，朝廷上下风气为之一新。贪官收敛，行政效率提高。但是，由于新政首先对腐败的干部制度开刀，先得罪朝中的既得利益者，必然会有强大的阻力。
他的朋友欧阳修就最担心这一点，专门向仁宗上书，希望能放心用范仲淹，并能保护他，不要听信谗言。“凡小人怨怒，仲淹当自以身当，浮议奸谗，陛下亦须力拒。”但是皇帝没有为他力拒小人之怨和纷纭的浮议。他一次又一次地无法“自以身当”，终于在朝中难以立足。庆历四年(1044年)，保守派制造了一起谋逆大案，将改革派一网
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干部制度向来是政权的核心问题。不管是忧君、忧国、忧民，最后总要落实在“忧政”上，即谁来施政，怎样施政。治国先治吏，历来的政治改革都把吏治作为重点。范之后神宗朝的王安石变法，仍然将吏治改革作为重点。范仲淹当年指陈的吏治弊病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他在《岳阳楼记》里一再讲的进亦忧，退亦忧，在朝也忧，在野也忧，正是一个政治家对治国实践和历史规律的深刻思考。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在邓州任上，这年他已57岁。自26岁中进士为官，四处奔波，三起三落，已31年。现在他可以静静地回顾一生的阅历，思考为官为人的哲理。忽一天他的老朋友
这文章是对我国封建政治文明的艺术性总结。中国封建社会近三千年，政界人物多得数不清，历朝皇帝334个，大臣官员更不知几多。但能写出《岳阳楼记》，并被后人所记住，学习和研究的只有范仲淹一人。现在我们知道要出一篇好文章是多么不容易了。好文章是一个人在一定的时代为背景下全部知识和阅历的结晶，是他生命的写照。其中不知要经历多少矛盾、冲突、坎坷、辛酸、成功与失败。这非主观意志可得，只可遇而不可求。因此一篇好的文章就如一个天才人物、一个历史事件，甚或如一个太平盛世的出现，不是随便就有的，它要综天时地利之和，得历史演变之机，靠作者的修炼之功，是积数十年甚或数百年才可能出现的一个思想和艺术的高峰。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千年易过，好文难有。
范仲淹为我们写了一篇千古第一美文，留下一笔重要的艺术财富和政治财富，他也就以不朽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载入史册。
2008年6月29日
(摘自2008年10月上半月《美文》)
作者梁衡：
1946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任《内蒙古日报》《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科学史上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新闻三部曲《没有新闻的角落》《新闻绿叶的脉络》《新闻原理的思考》;在散文创作方面，《晋祠》《觅渡，觅渡，渡何处》《夏感》等被选入教材，属于被选入中学教材数量较多的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