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过程的性质》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它是作者本杰明·卡多佐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进行的一次演讲，是卡多佐对自己多年法官经验的一个总结，同时也是对美国自霍姆斯以形成的实用主义司法哲学的一个系统的理论化阐述。这本书的中心议题简单说就是"法官立法",是指法官在严格遵循先例的原则下又如何通过司法过程"发现"法律适应不断变革的社会，推动法学的发展。这是一本独具特色的美国法律哲学和司法哲学的代表作，正面回应了如何在司法过程中正确对待判例的问题，是一位著名的大法官的经验之谈。它贯穿了卡多佐对于法律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理解，有助于每一位法学的理论学者深入了解法律实践过程和社会现实。
司法审判过程就是一个酿造过程。在这本书中，作者卡多佐将司法审判过程形象的比喻成了一个酿造过程，所有参与审判的人都是在共同酿造一个叫做法律决定的化合物，而法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酿造者。影响最终酿造结果的就是添加物的成分和比例，而掌握这些要素的人也就是最终决定酿造物的人。
成分——法官体现在他判决中的法律。这种渊在书中分为两种，一种比较明显，也就是直接由或者制定法提供的。这种情况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也就是说法官所需要做的只是服从。在这个意义上法官制定的法只是第二等的法，是在和制定法之后的而且必须从属于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法官的工作也并非草率和机械，因为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会有需要填补的空白，会有需要澄清的疑问和含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法律解释问题。这种法律解释在书中分为两种，一种是对于真实并且可以确定的已有之物，也就是在赋予一个制定法含义的时候只需要理解立法者心目中的含义和立法意图；而另一种就相对比较麻烦但也更为普遍，就是立法机关对于所要解决的问题完全没有概念的时候（立法机关未想到的要点），这种情况下的司法解释就需要更深入地发掘实在法的深层含义，猜测立法机关在面对该问题时可能会有的意图，填补实在法的空白。
法律渊的第二种，就是在和制定法都沉默的时候，法官必须从普通法中寻找适合案的规则。第一步就是考察和比较先例。这个过程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就是依照明显符合案的先例决定案，近似于按照制定法决定案的过程，不多加赘述。另一种就是没有决定性的先例时，法官必须为眼前的诉讼人制定法律。（同时也是在为其他人制定法律，因为一旦判决宣布，它就成了先例家族中的新成员，并且很可能会影响到之后的判决。）他必须从一些先例中抽象出基本的原则，即判决理由，然后确定该原则将要运行和发展的路径和方向。
确定原则的边界和发展、增长的趋向，是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的重中之重，同时也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在作者卡多佐眼中，一个原则的指导力量可以沿着类推的规则或哲学的方法，历史、传统的方法和社会学的方法四种路线起作用。
类推的规则或哲学的方法是沿着逻辑发展的道路起作用——在原则的统一化并加以理性化的能力范围内将其自身投射和延伸到新案上去，是自自然的、秩序的和逻辑的承继。法律观念的精髓就是高贵和公正的一致性，而先例又有沿着逻辑发展路线自我延伸的倾向，在追求形式与实质对称的道路上，这种逻辑的方法似乎是最占优势的方法。由归纳提出的一些真理构成一些前提，然后再进行新的演绎，通过不断重复将暂时性和探索性，变为新的永久性和确定性，最终成为基本的和公理性的，试用到更大范围内。（无用的、不公正的也会被剔除掉）这种类比的、逻辑的亦或是哲学的方法都是从一个规则、一个原则或一个先例中引申出一个结果，体现了法律的一贯性、确定性、计划和结构的统一性。但是，法律不总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就像人并不总是理性的），而且有时一个案也可能同时适合多个逻辑，而逻辑结果又是相悖的。这种逻辑的方法是分等级的，从强到弱一头是三段论，一头仅仅是类比，当推向逻辑的极端后就会产生另一个结论（里格斯诉帕尔默案）。这时就需要不断用正义考察和检验哲学并不断用哲学考察和检验正义，在逻辑之间选择出最好的作为哲学的方法。这是一个渐进的、探索的过程，是将一个个假说（案例）变为真理（典型的先例）的过程，也是这种逻辑道路上不可避免的过程。但更可能的情况，是这种倾向被另一种倾向抵消，比如被历史限度限定。
一个题目既适合于使用这种方法也适合于使用另一种方法时，习惯或者效用就会出现，调整方法的选择。现行的许多法律中，有许多只是历史的产物，甚至在不动产领域没有历史就不可能进步。法律在历史中产生，历史一定会对之产生影响，为了真正合乎逻辑，法律的发展就必须充分注意到它们的起（"一页历史就抵得上一卷逻辑"）。法律在使用过程中应当注意与历史保持一致，即考虑什么是已为。历史在照亮昔日的同时也照亮了今天，而在照亮今天之际又照亮了未。
如果历史与哲学还不能用确定一个原则的发展方向，习惯也许就会插进。的确，在普通法发展中，习惯在今天的创造能力已经不如从前，甚至大多数时候我们寻求习惯只是为了找到一些检验标准——习性的自然且自发的演化确定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但如果把习惯略加延伸，就会把习惯与习惯性道德、时代风气等同起，这就是传统的方法与社会学方法的接触点。生活塑造了行为的模子，法律维护的就是这些从生活中获得其形式和形状的模子。
未达到目标的规则不可能永久性地证明其存在是合理的，所以我们应当关注法律的终极目标——社会的福利。法律所服务的目的将支配所有的这些方法，即在确定现存规则应如何延伸或如何限制时，让社会福利确定路径，确定其方向和其距离。社会福利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共政策，集体组织的善，在这类案中，社会福利所要求的仅仅是便利或审慎，而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指由于坚守社会标准而带的社会利益，在这类案中，社会福利的要求就是宗教的要求、伦理的要求或社会正义感的要求。热尼说过："一方面，我们应追问理性和良心，从我们最内在的天性中发现正义的根本基础；而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关注社会现象，确定它们保持和谐的法律以及它们急需的一些社会秩序，正义和一般效用，这将是指导我们进程的两个目标。"（卡多佐在演讲中从、私法以及一些公共政策的规则方面论证了社会学方法的作用）。
原则不是一个，而是一束，卡多佐在演讲中对司法过程的分析得出了一个结论：逻辑、历史、习惯、效用以及为人们接受的正确行为的标准是一些独自或共同影响法律进步的力量。在某个具体的案中，哪种力量将起支配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必定取决于将因此得以推进或损害的诸多社会利益的相对重要性或相对价值。最基本的社会利益之一就是法律应当统一并且无偏私……而法官如何确定一种利益已经超过了另一种利益，必须像立法者一样从经验、研究和反思中获取他的知识（p68）
对于"法官立法",作者卡多佐明确表示，法官确实有权力（不是权利）忽视一个制定法或者越出先例和习惯为司法创新所设定的边界，但尽管如此，法官也不是完全自由的。首先，他不得随意创新，不得随意漫游、追逐个人的美善理想，不得屈从于情感和未加规制的仁爱之心，应当用一种以传统为知识根据的裁量，以类比为方法，受到制度的纪律约束，并服从"社会生活中对秩序的基本要求"一旦滥用权力，也就违反了纪律，同样会受到处罚。其次，与自各方的限制法官的规则之数量和压力相比，任何法官创新的权利都无足轻重。法律这一有机体的形式和结构都是固定的，其中细胞的运动并不改变总体的比例。法官是在一个狭小的选择范围内寻求社会正义，通过对法律原则的不断重述并赋予它们不间断的'、新的内容使它们与道德习俗保持同步。这就是司法性的立法，而且是由法官自己承担风险的立法，但也正是这种立法的必要性和义务才赋予了司法职务以最高的荣誉。最后，法官制定的法律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或者并不涉及难题，或者涉及在没有完全公开的规则时不可避免的那些难题。法官所做的一切就是提出一条原则，并由此就提出了一个创造该原则的孤立且独立的意志，将之转化为一个新的实在，这个实在反过又自我发展，赋予这一原则以独立的生命，并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
至于遵循先例，这应当成为一种规则，而不是一种例外。如果不能在前人铺设的进程的坚实基础上为自己的进程添砖加瓦，法官的劳动就会大大增加。而且判例法中的规则和原则从也没有被当作终极真理，而只是作为可资用的假说，它们在每一个新案中接受实验和检验。尽管不应当放弃遵循先例规则，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应当放松这一规则。因为普通法也并不是稳固不变的，应当区分静态和流变的先例。如果时代的习俗已经发生改变，法官又为何要被捆在先辈的手里。法学的发展，就是将正在生长的、并在主流上是有益的趋势同法律所要求的一致性和确定性的要求加以协调，不断创新。
卡多佐在演讲的最后感慨道："司法过程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发现法律，而是创造法律；所有的怀疑和担忧，希望和畏惧都是心灵努力的组成部分，是死亡的折磨和诞生的煎熬的组成部分，但在这里面，一些曾经为自己时代服务过的原则死亡了而一些新的原则诞生了。"
《司法过程的性质》这本书是以美国实行判例法为背景的，我国并没有实施判例制度，但最高人民法院每年出台的经典判例集和公报公布的案例。虽然法律上未规定其有约束力，但是我国法官具体判例时却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实质上起到了类似判例的作用。而且下级法院在审理案时由于考虑到它的判决有向上级法院起诉的可能性，因此，必然会注意以前在审理同类案时所做出的判例。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已经使中国进入可望保持长期稳定发展的阶段，因此一个更加专业的司法界将在这一过程中显得更加迫切。《司法过程的性质》这本书不管是对我国的司法实践还是对学术界的研究都有重大意义。
（这本书，虽然没有读得特别通透，但还是受益匪浅。这份读书报告更像是沿着卡多佐演讲的思路又走了一遍，谈不上有什么自己的见解。这份能将司法中的不确定地带这么详细地表达出的经验之谈，我很庆幸自己读了。）
《法律的正当程序》读后感篇1
作者及篇名简介：《法律的正当程序》（The Due Process）是二战后英国最著名的法官和享有世界声誉的法学家阿尔弗雷德·汤普森·丹宁（以下简称丹宁勋爵）的著作之一。本书作者丹宁勋爵，1899年出生于英格兰罕布什尔郡的一个小商人家庭。他从24岁时当律师，45岁时被任命为法官，1982年在英国民事上诉法院院长的任内退休，在其近60年的法律生涯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丹宁勋爵以追求自由和进步，实现公平正义为目的，对英国的法律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他的思想，尤其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思想，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重视和借鉴。他的名言"实现正义，哪怕天塌下来"广为流传。
丹宁勋爵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法官，还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学者。他是国内外几十所著名大学的荣誉法学博士，还是伦敦三所著名律师学院的荣誉院士。《法律的正当程序》是丹宁勋爵于1980年出版的一部专著，这里的"正当程序"并不是指枯燥的诉讼条例，而是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地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地采用、法律援助顺利地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本书共七篇，其显著的特色就是以案例来说理。书中浸透着丹宁勋爵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广博的历史知识，并引用了滔滔不绝的辩论词和审判词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法律的正当程序》一书主要通过案例来论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必须采取正当的法律程序以保证法律的公正，二是英国战后婚姻家庭法的发展。虽然我国的法律体系与以判例法为主的英美法系国家不同，但这种区别并不妨碍我们吸收和借鉴本书中提出的一些进步的法律思想，笔者将结合本书内容谈谈自己读后的感想。
一、司法公正首先应是程序公正
丹宁勋爵认为"不仅要主持公正，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是在主持公正，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公正来源于信任"，正所谓："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所谓看得见的正义即为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是最基本的公正。
本书开篇即讲"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所谓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笔者认为是保护日常司法工作的权威性和神圣不受侵犯。在本篇中，丹宁勋爵列举了犯人向巡回法官扔砖头、威尔士学生闯入法庭抗议、侵害证人等蔑视法庭的行为，并明确了蔑视法庭罪的界限。蔑视法庭罪，是指不需要根据陪审团控告就可以审判，并且可以由一名法官即刻审判的犯罪。之所以赋予法官这种审判权，是因为在所有必须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地方，法院是最需要法律和秩序的，司法过程必须不受干扰或干涉，冲击司法正常进行就是冲击我们社会的基础，为了维持法律和秩序，法官有权并且必须有权立即处置那些破坏司法正常进行的人。认定蔑视法庭罪必须严格遵守若干准则，丹宁勋爵认为蔑视法庭的行为必须达到一定的严重性才能够以蔑视法庭罪处罚，对于一般性的侮辱法官的行为最好不予理睬，对于拒绝回答可给予告诫，对于破坏法庭、威胁证人、陪审员，则应当立即逮捕。此外，当法官受到舆论的攻击与批判时，法官不能以蔑视法庭罪用来作为维护自己尊严的一种手段，法官应正确区分蔑视法庭的行为与行使言论自由的界限。
作者以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开篇，突出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重要性，表明了司法工作必须保持神圣性和权威性。正义来源于信任，只有在程序上保证每个人都得到公平审判，才能取得司法信任，维护司法权威。蔑视法庭罪即是从宏观上保证法庭尊严和司法权威，培养司法信任，树立司法权威，进而使每个人都得到公平审判。法院以及法庭作为司法场所，无论是法院的建筑、法庭的布置、天平院徽、法官袍也都体现了司法的权威性和庄严性。
第三篇是关于逮捕与搜查的具体程序。在英国，执行逮捕必须基于合理判断有逮捕的需要，并出示逮捕证；对于搜查，必须持有具体指出某人所犯罪行的搜查证，扣押物品应当符合搜查证所列物品的要求，执行逮捕与搜查必须遵守正当的程序。
任何司法行为都必须遵守一国正当的法律程序，否则就是滥用司法权，破坏司法权威，甚至侵犯民权。在我们国家也是如此，根据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法官审案必须遵守相应的程序法，保证当事人庭审中的辩论权、申述权、申请回避权等权利，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公正。
二、实现公正而不是实现法律
所谓公正，就是不让天平歪向任何一方。公正包括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在保证程序公正的基础上，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实质公正的法律目的。理论上，法律是实现公正的前提，按正当的法律程序维护社会秩序，调解社会矛盾，平衡社会利益，就能实现公正。但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法律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的反映，它只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由于法律本身发展的滞后性，在现实中会出现维护法律并不能实现公正的情形。为此，丹宁勋爵主张法官应根据公正的原则，结合案件发生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解释法律，而不必拘泥于法律本身。他主张，法官一方面要依据法律办案，另一方面必须考虑公正，而公正的原则是高于法律条件和过去的判例的。他明确指出："成文法和其他法律文件的语言永远不可能是绝对明确的，因此解释它们的时候就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我总是倾向于实现公正的解释，而上议院肯定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实现法律，而我认为是实现公正。"丹宁勋爵作为法官的"基本信念是，法官的作用就是在他面前的当事人之间实现公正。如果有任何妨碍做到公正的法律，那么法官所要做的全部本分工作就是合法地避开——甚至改变——那条法律"。
体现丹宁勋爵这一思想的包括本书第四篇所讲玛利瓦禁令的确立。玛利瓦禁令即为冻结禁令，意指在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在被告有可能将其财产在法院管辖范围内处理或者转移到法院管辖区域外的情况下，发出禁令，防止当事人转移或者处理其财产，以确保法院判决或者裁定顺利执行。在1975年5月的"日本邮船会案"中，丹宁勋爵便提出法院在判决前可以应原告申请，发出禁止被告处理其财产的禁令。而在一个月后的"玛利瓦诉国际散装货船公司案"中丹宁勋爵再次提出签发禁令，自此该禁令就被命名为"玛利瓦禁令"。按照英国的惯例法，在判决之前不能发布这种禁令，但玛利瓦禁令确实有助于原告权益的实现，丹宁勋爵正是基于实现公正发布了这种禁令，随着法律的发展并得到了广泛认可。玛利瓦禁令是丹宁勋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极大促进了贸易与航运的顺利进行，有效维护了债权人的利益，并扩展适用于英国的民事、商事案件的诉讼保全中。玛利瓦禁令是丹宁勋爵实现公正而不是实现法律思想的典型，并推动了英国法律的发展和完善。
另外本书最后三篇关于婚姻家庭法领域的改革也是丹宁勋爵实现公正思想的体现，丹宁勋爵采取改革措施，从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小案子，开始了向妻子在家庭法中享有平等权利的改革，从被遗弃的妻子在结婚住房中的居住权一直发展到夫妻双方对家庭财产的平等权利，最终促成了国会以立法的方式对这一法律领域的改革。丹宁勋爵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妇女不仅享有平等的权利也履行了自己应履行的义务。丈夫的外出劳动与妻子的家务劳动一样都是社会分工的需要，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在夫妻离婚时，他们各自的劳动都应该是家庭财产占有权的基础，妇女应该和男子一样，平等地拥有自己的份额，这样对被遗弃的妻子才是公正的。丹宁勋爵评价道"没有我们的努力，被遗弃的妻子要想获得保护恐怕非得再等40多年不可"。正是丹宁勋爵基于实现公正的追求才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婚姻家庭法领域的改革，维护了妇女的权益。
理论上，立法就是为了实现公正，从而实现利益的二次公平分配。法律本身应当是公正的，但立法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以及法律滞后于社会的发展，难免会出现法律漏洞，如果机械地适用法律会导致不公正的现象出现，这就要求司法部门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以及推动立法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法官作为法律的适用者，应当遵守法律，同时根据案件认定的基本事实合理公正的解释适用法律，法官作为司法工作人员，对于实践中遇到的法律适用难题或者法律滞后性问题，应当及时向上级机关反映，以推动立法的发展，使法律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从而无限趋近于实质正义的实现。
三、法官应具备怎样的职业素养？
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官呢？丹宁勋爵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官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广博的知识、过硬的法律基础，还有当机立断、敢于以正义之剑去揭开和审判现实的罪恶的信心和勇气。在本书第二篇行为调查中，丹宁勋爵用两个案例表达了法官应当具备怎样的职业素养。
第一个案例是喋喋不休的`法官，讲的是哈利特法官在法庭上既向证人席上的证人提问，也向律师提问，结果统计下来，他问的问题比人家双方的辩护人说的加起来还要多，导致两造律师都以该法官问的问题太多妨碍了双方的辩护效果纷纷上诉。最终上议院支持上诉成立，以哈利特法官辞职而告终。或许哈利特法官是基于最佳动机提出了那些问题，但却对庭审双方行使辩护权利造成了干扰。在法官审案制度中，法官是开庭听讯和裁定各方争论的问题，而不是代表社会进行调查或验证。法官的作用是认定案件事实，然后再根据法律进行公正裁判，律师对查清案件事实发挥着可敬和必要的作用，法官应让律师们一个接一个地在天平上加码——精确地计算利弊得失——但最终还是由法官决定天平倾斜地方向。法官要想做到公正，应当保守的听讼，不介入双方的争论。法官应当听取证词，只有在需要澄清任何被忽略的或不清楚的问题时，在需要促使律师行为得体以符合法律规范时，在需要排除与案情无关的事情和制止重复时，在需要通过巧妙地插话以确保法官明白律师阐述的问题以便估价时，以及最后在需要断定真情所在时，法官才能亲自讯问证人。作者在书中非常巧妙的运用了培根大法官的一句话：耐性及慎重听讼是法官的基本功之一，而一名哓哓多言的法官则不是一件和谐的乐器。表明了法官在法庭上应当耐心听讼，在律师的作用下查清案件事实，而不是介入双方的争论，我们应以哈利特法官为戒。
第二个案例是关于犯错误的法官。土耳其人西罗斯到英国旅游超过了规定期限，地方法官建议将其驱逐同时指示勿将其拘留。西罗斯向大法官法院上诉要求驳回驱逐失败，但在被驱逐之前，其并未被拘留，仍然有权自由离开，但大法官误认为西罗斯在监管之中，因此下令拘留了西罗斯，出现了差错。针对这个案例引出了一个问题：法官是否要为如果加以适当注意就不会出现的差错承担赔偿责任？丹宁勋爵认为，任何以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的言行对法官进行的起诉都是不能成立的。法官的言论受一种绝对特权的保护，法官发布的命令、作出的判决，不能成为对其民事诉讼的理由。无论法官是严重失误，还是极为无知，或受嫉妒、仇恨、恶意或其他种种不良动机的驱使审理案件，都不应受到起诉。对受害一方的补救是向上议院上诉或者申请人身保护状，要不就申请再审令或者调卷令，或者采取此类步骤以撤销法官的判决。此项免予个人诉讼和质询的自由是法律赋予法官的，给予法官这一自由并不是为了法官个人，而是为了公众，为了促进司法的实施，只有这样法官能够完全独立地履行职责而无需赡前顾后。虽然法官不会对庭审中因行使审判权而发生的小差错负赔偿责任，但作为一名法官应努力提高自己的审判技能，避免错误的出现……
丹宁勋爵除了以上法律思想外，还有诸多见解依然有现实意义，比如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与宗教的关系。丹宁勋爵认为法律虽然与道德、宗教是可以分开的，但它们不是互不搭界的。通过提高所有人的道德水准，可以使人们将承当责任和义务当成出自内心的本能，自觉的少钻法律漏洞的空子。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这种观点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统一，坚定理想信念、坚定法治信仰，坚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和为建设法治中国而奋斗的人生理想，以坚定的信念和饱满的热情投身人民司法事业，更好地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人民法院改革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法律的正当程序》读后感篇2
阿尔弗雷德·汤普森·丹宁（Alfred Thompson Denning）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最著名的法官和享有世界声誉的法学家之一。在近60年的法律生涯中，他出版了多本法学著作。《法律的正当程序》就是其中之一。
丹宁勋爵在该书的前言中首先阐明了法律的正当程序的涵义，即“法律的正当程序是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地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地采用，法律救济顺利地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等。”丹宁勋爵认为，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首先要对妨碍司法运用或扰乱司法施行的行为用“蔑视法庭”这一独特的罪名加以惩罚。对于蔑视法庭的行为，丹宁勋爵从破坏法庭纪律、侵害证人、拒绝回答问题、污辱法庭、违抗法庭命令、损害公平审判等六个侧面列举了生动的案例，说明了蔑视法庭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认定。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对蔑视法庭罪提出起诉的目的在于保证每个人得到公平审理。换句话说，它是一种程序，法庭可以以此来谴责任何可能危害公平审理的行为。法庭可以用事前发布禁制令或事后进行惩罚的方法来限制这种行为。这种起诉应该由检察总长来进行，但法院也应该根据与问题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任何人的请求，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解决。
为了维护和保障法律的正当程序，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会遇到许多问题，除了蔑视法庭的行为，丹宁勋爵还选择了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能引起人们广泛兴趣的一些具体问题加以介绍，并阐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在“行为调查”一篇中，主要针对由调查机关、监督机关、许可证发放机关等非司法机关受理解决的问题。因为此类问题不能向法院上诉，也就可能得不到任何法律援助。但是，公正地处理这些问题又是极其重要的，为此，法院制定了一些程序用以控制处理这些问题的机关，特别是当这些机关作出的裁决或得出的结论非常不利于个人时。丹宁勋爵具体介绍了调查法官的行为、大臣的行为、公司董事的行为、外国人的行为、律师的拖延行为的调查程序。在“逮捕与搜查”一篇中，丹宁勋爵论证了如何摆正自由与安全的关系。他认为，倘若一个正直的人可以受到杀人犯或盗贼的侵害，那么他的人身自由就分文不值了。每一个社会均须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些权力运用适当，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些权力也可能被滥用，而假如它被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因此，人身安全必定是与社会安定相辅相成的。在“玛利瓦禁制令”一篇中，丹宁勋爵介绍了为解决债务人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履行问题而进行的一项司法改革，通过颁布“玛利瓦禁制令”，使债权人在赢得对债务人胜诉判决以前可以在诉讼开始时扣押债务人的财产，以防止债务人转移财产，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丹宁勋爵还用三篇阐述了婚姻家庭问题，他相信平等是我们时代的秩序。因此他主张男女在法律上应该是完全平等的。他认为，尽管男女之间存在许多差别，但是这些差别没有一条可以作为妇女屈从男子的理由。“她们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内工作的价值和男人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内工作的价值是同样的。她们有和男人一样的权利去争取自由和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女子结婚时，她不是成了丈夫的仆人，而是丈夫平等的配偶。如果丈夫的工作在社会生活中更加重要，那么她的工作在家庭生活中也就更加重要，谁也离开不了对方，任何一方都不应在另一方之上，他们是平等的。”但是根据英国的一些传统判例，被遗弃的妻子往往得不到她们应该得到的家庭财产。丹宁勋爵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坚持摈弃了那些与现代社会生活基本原则格格不入的陈旧惯例，纠正了很多不利于妇女的离婚判决，创立出一些新的判例，维护了妇女的正当权益。
虽然《法律的正当程序》一书介绍的是英国法律的历史和现状，但其中体现的丹宁勋爵的法学思想对我国的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每一名法官应该意识到程序对于司法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公认的正当程序是司法权独立的制度基础；公认的正当程序是法院裁判合法有效的前提。
《论法的精神》读后感1
最早认识孟德斯鸠是从那本《忏悔录》，尽管从初中开始就知道《论法的精神》这本巨著，然而这是我第一次完整的拜读。
孟德斯鸠认为法律应该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地理状况有关，和不同人种的生活方式有关，和某个特定的政治制度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与人的宗教、性格、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法律和法律之间也有传承或借鉴的关系，法的渊源，法的目的，法调整的社会关系都是考察法的精神所应考虑的因素，这些，就是孟德斯鸠在本书中详加论述的法的各个方面。
孟德斯鸠之所以如此被后世赞誉，除了其三权分立学说以外，更主要的是其所处的时代造就了其伟大。孟的理论基础为神本与人本作出了更为明确的分界，即较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更加理性、更加科学的现代人文主义，这也是其理论被广为接受的社会背景基础，这种精神内核实现了一种由人性到理性的跨越，一次由社会文化向政治制度的进发。孟是最早思考有关（近现代意义的）阶级与政治制度的人之一——如果一定要加上之一的话。他对阶级这个概念的提出要比马克思早上100年。另外，本书多次谈及当时的“中华”法，我们应该感激孟的这些提及，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洲大陆对东方法律制度的某些偏见，这也是孟对启蒙运动的精神内核“科学”与“理性”的一种体现，是孟德斯鸠所一直坚持的科学的地理观、史学观给人类带来的益处了吧。
孟德斯鸠正是他所称的自由主义法学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他通过对法律与地理、气候、人种、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人口、商业等关系的分析，揭示出法的精神的内在本质。他站在一种理性主义的立场上，假设存在一种以人性为基础的普遍的人类理性，而法律即由这种一般理性产生，是普遍的永恒法律的统一体。客观存在的法的规律性可对国家的行为设置种种限制。因此，这种自然法有助于他建构一个解决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公民、公民与公民关系的全新的政治体系，从而解决上帝从人类世俗生活中逐步退出以后人类社会面临的基本理论问题。然而，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以上只不过是他逻辑的表层展现，在其颇具说服力的理论论证背后，隐藏着他对重新建构的社会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追求，即他立足于建构一种既拥有个人政治自由又具有良好秩序的社会。这种社会，无论是采用贵族政体、共和政体，还是君主政体，都有可能达到上述目标。因此，他通过对一般人性的分析，通过其权力分立理论，阶级分权理论以及联邦主义思想表达了他对自由之秩序建立的强烈渴望。从而也为我们思考人类社会结构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角度。
其中除了广为人知的权力分立理论，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阶级分权——权力制约、自由与秩序保障的前提。柏拉图深信人生来是不平等的并据此认为在共和国中应确立等级制度。撇开其等级含义不论，他却看到了人类的群体性特征。而阶级、阶层乃是具有一定经济背景的人构成的一个利益共同体。以上两种观念都具有一定的客观基础。与此相似的是，孟德斯鸠也倾向于认为一个强大的中间阶级才能真正有效地制约统治者的权力即权力的真正制约来自阶级的分权。他说“君主政体的基本准则：没有君主就没有贵族、没有贵族就没有君主。在没有贵族的君主国，君主将成为暴君。”[3]P16甚至于认为在缺乏中间阶层的情况下，他认为即便僧侣的权力对于君主国也是适应的。“对于专横既然没有其他阻力，那么这个阻力也是好的。因为专制主义既然给人类带来可怕的危害，那么这个能制约专制主义的害处本身也是好处了。”[3]P16他隐含的意思明确化表述应为：以权力制约真正坚实的社会基础并非来自单个个人，而是来自127单个个人构成的特定的团体。
因为单个个体凭其实力是无法与强大的权力相抗衡的。故个体权利对权力制约的实现乃是社会团体的普遍建立以及中间阶层的形成。社会学家普遍认为金字塔的等级结构不具有稳定性，而真正较为稳定的工商社会的标志乃是中间阶级的崛起形成一个橄榄球形等级结构。在英国宪政史上，正是贵族阶层及新兴资产者通过斗争一步步限制国王权力从而达到权力制约目的的。中间阶层以法律为武器，以和平斗争为手段，最终实现了阶级分权。注意到英国宪政史上的阶级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权力制约机制。与此相类似，梁漱溟也提出类似看法。他认为中国以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来在于没有阶级，之所以没有阶级，在于中国只有统治者，没有统治阶级，更没有非政治的其他阶级，所以中国的统治者能够独裁，因为阶级的存在就是让武力不操于一人之手。
同时，他认为政权的公开过程只能从集团开始，也就是政权公开全靠阶级，因为在中国皇帝一例，差不多人人平等，都有参政的权力，而社会又缺乏力量。他的观点或许能证实中国民主政体迟迟难以实现的原因。因为一切斗争仅仅是为了个人目的，即其不具有阶级背景。阶级分权有助于权力制约的实现，有助于自由与秩序的实现，这也充分证明了人类的分层性、集团性、与等级性。而这些因素构成社会秩序的客观基础。因此，阶级之分权乃是民主制度建立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最后自由的优先性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对法律诸价值的安全，平等、正义等都有许多精彩的论述，但他对法律保障个人自由之功能有特别的偏好。无论从人类的本性，还是人类受奴役的状况，他都给予自由以充分的重视，并且认为自由乃是法律制度建构所要达到的最重要的目的。因此，后来的学者都把他归为自由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综上所述，自由与秩序作为法律追求的两个基本价值目标，一直为包括孟德斯鸠在内的思想家们所重视。在个人还难以独立，依附于家庭的时候，自由还处在萌芽状态，而非与秩序独立的一极。但当人类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之后，自由的追求显然被放到了较为重要的地位。
因此，立足建立一个既有个人政治自由又有良好秩序的法治社会，既是启蒙思想家们的共同思想与追求，也是近代以来人类政治生活不断世俗化的必然趋势。
《论法的精神》读后感2
“法是源于事物性质的必然联系。”读《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开篇的第一句话。世间万物都有自己要遵循的法则，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法律。上帝创造世界，保护世界，熟悉世界，是因为他制定了规则，是因为他有智慧和权力。而“造物主”是人类的信仰，是希冀。所以，在这个世界之外如果要创造另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不是永恒不变，就是灭亡。创造看上去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是永恒不变的规律和法则则是维持它运作的基本条件。
规律无处不在，如果没有规则，这个世界将无法继续存在。在法律创制之前，就有了公平的关系。如果说人被成文法所规定的外，就没有公正了，那就是说，在圆还没有被画出之前，所有的半径都不相等。人在制定公正的法律之前，公正就已经存在并以确定了关系。但是不是说只能世界和物质世界管理的一样。同时，在兽类和植物相比较，兽类由于生理快感的诱惑，保持了它们的个性。所以，它们并不是完全地遵守自然法律。兽类没有人类的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优点。兽类没有人类所拥有的希望，也就不存在有期望。没有期望就失望，就不会有忧虑和恐惧，也没有烦恼。同时，没有欲望，它们就能很好的保护自己，对它们来说欲望只是为了繁衍。
自然法，顾名思义是在人类出现之前就有的法则。不是人类而经营，是源自生命的本质。自然法使得人类的脑海里树立起“造物主”的概念。是让人类获取知识而不是有多少现成的知识。在远古时期，人类会出去觅食，是自然法的原则；遇到危险想要逃脱，是自然法的规则；畏惧大自然，是自然法的规则；诱捕小动物，逃避大动物，是自然法的规则。而有了社会以后，人类置身于社会，彼此平等的观念逐渐消失，争斗开始。每一个国家拥有自身的力量，而国与国之间又想要得到彼此的东西，这样战争就出现了。战争出现，伤害的不只是人，还有基础设施。然而战争总要被规避，总要完结。就这样，为了减少伤害，人类制定了法律，规定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行为准则，与其在伤害中疗伤，还不如一开始就没有伤害。
在这其中，意志是很重要的连接方式。意志的一致性使得个体力量得以联合。法律的力量得以连接。而支配人类的行为的的法律就是人的理性。只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否有危害他人的行为，能够替人着想。就能真的做到守法。而国家的法律还应该和自然状况相连接。但是他们彼此的联系又是密不可分的。而政治法和民事法也没有分开的必要。法律的精神不在于它在哪一个领域，而在于他说产生的影响是否能够够真正的使各个事物涉及其中。使得其互相相依，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制约人的行为。
《论法的精神》读后感3
早在学生时代，在法理老师的推荐下曾拜读过著名法学家孟德斯鸠的大作—《论法的精神》，那时只是粗浅的看了看。参加司法工作后，重读此书，受益匪浅，由衷的被这位法学家的精神境界所折服。
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法学家。他不仅是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也是近代欧洲国家比较早的系统研究古代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的学者之一，是当时进步的资产阶级向腐朽的封建主义英勇进攻的坚强斗士。他的著述《论法的精神》于1748年出版，当时的伏尔泰把此书推崇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这部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学术名著内容丰富，体系完整，论点严密。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与法律理论发展的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人对东方政治与法律文化的看法。细读《论法的精神》，我们不难发现孟德斯鸠一生中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悟，并从中领悟到其理论真正的精华。
在《论法的精神》里有这样一著名论段：“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和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最后，法律和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法律和它们的渊源，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物的秩序也有关系。应该从所有这些观点去考察法律。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所谓‘法的精神’。”由此可以看出，孟德斯鸠所阐述的法律与国家政体性质原则、自然状况、自由程度、气候、宗教等等都有关系。书中以大幅片段，以独特方式研究和论述了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国际法学等一系列课题，特别是又遍涉经济、宗教、历史、地理等领域，讨论这些领域与法的关系。
《论法的精神》提出了许多关于法律的理论，断言法律是代表整个人类的，是人类正义的表现，法律为整个社会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某一个阶级利益服务，不是为一部分居民的利益服务。他反对酷刑、主张适度刑罚，刑罚与教义相结合，利用舆论威慑阻止犯罪，只惩罚行为，不惩罚思想、语言。他还抨击了所谓攻击教会的亵渎神圣罪以及其他相关的无理的刑法。另外，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审判、立证、拷问等诸方面的论说。总之，孟德斯鸠的学说涉及人类社会的各种基本问题。
由此可见，孟德斯鸠与以往的法律学者主要满足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不一样，他力图从法律以外，从历史、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去研究法的精神，从社会的进步去探求这种精神在政治、法律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和一般规律，并从法律与其他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探求法律的精神实质，也即探求法律的最高境界—公正的价值理念。在孟德斯鸠看来，法的主要精神就是正义，法律应是正义的化身。
公正也是司法追求的最终目标。英国著名法学家丹宁勋爵说：“他作为法官的基本信念是，法官的作用就是在他面前的当事人之间实现公正。”
司法公正的标准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只要是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原则，在任何一起案件的审判执行工作当中，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充分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做出来的结论就应当是公正的。当然，具体的个案不同，每一类案件如何去量刑，每一类案件如何做出裁判结果，这要因案件所适用的具体的法律依据来因案而异。一个总的原则就是只要他依照法律的规定，严格地履行法律的程序，严格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考量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作出的判决就应该得到尊重，当然也应该是公正的。
在司法实践中，当法律的规定很明确时，简单地套用法律进行裁判，一般法官都能做到，这时法官只需将案件事实输入法律这部机器里，就可以输出判决书来。当法律规定不明确甚至存在漏洞时，如何在当事人面前实现司法公正，对法官来讲既是一个难题，要准确把握法律的精神实质，给当事人一个公正的裁判，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实属不易，需要长期的磨砺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需要法官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需要法官拥有除法律之外的渊博知识，成为知识上的“贵族”；需要法官为追求公正的崇高理想，必须长期坚守自己的信仰，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成为道德上的“贵族”。
司法公正的价值理念，应该是一名法官不可缺的法律信仰。当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时候，需要这样的价值理念作为指导，也即这样的法的精神。
《论法的精神》读后感4
从学哲学开始，就知道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时代所产生的意识性的东西肯定有这个时代的深深的烙印，现在21世纪如此，同样把目光转到18世纪上半叶也是如此。
法律，其本质是什么，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解释，马克思主义把法律总结为两个方面：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法的内容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经过多少代人总结、补充、完善所得到的，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总结的。那么在没有前人明确的概括与总结的条件下，我们该如何一步一步的去摸索法律的本质，为后来者指明方向呢，让我们跟着孟德斯鸠的思路来一点理清。
18世纪上半叶，正值启蒙运动发展的时期，在这之前已经有了“文艺复兴”运动，而在文艺复兴之前是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封建主义与宗教相结合的势力统治者这片大陆，人们的思想比较僵化，欲望与人性被压制。不可否认，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条件下，这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社会是发展的，在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人们的就要求更多的享受，包括物质与精神的，这时原来的社会制度与思想就不在适合。“文艺复兴”只是提出了一些最基本的要求：反对禁欲，要求自由，对宗教腐败现象的不满，这是最基本的。就像我国在与封建主义斗争时，也是先从最基本的开始，要求官吏清廉，赋税减轻等等，而后才发展到制度的，思想层面的批判，这也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与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这里不再赘言。
那么到了启蒙运动就面临着“推翻一个世界”与“重建一个世界”的任务。孟德斯鸠选择了法律的这条路，因为他从古希腊、罗马法中得到启示，这如他自己说的“只有法律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他认为的法律不应是统治者一个人或一群人随便制定出来，法律应该同政体、自然地理环境、宗教、风俗习惯等各种因素有关系，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总而言之就是即法律符合人类理性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就是“法的的精神”。
作者探求“法的精神”并没有用理论去研究理论，他的全部理论都建立在对历史事实和世界各国古今政治、社会与法律制度实践分析基础之上，从社会──历史──文化以及人们生存环境中的各个因素相互联系与影响的动态关系中把握一国政制与法律发展变化的规律。运用的历史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使政治学和法学的研究向科学前进了一大步。这是对传统政治学、法学研究方法的超越，在社会理论"前科学"时期，也正也因为这样的创举使得他的理论不再拘泥于传统的那些思想，创造了一个时代，为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论法的精神》全书分为三卷。第一卷主要是关于法的概述以及法与政体之间的关系；第二卷讨论的是法与政治权力的关系；第三卷论述了法律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该书中提出的追求自由、主张法治、实行分权的理论对世界范围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被载入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
读孟德斯鸠的这本书，我最直接的感受是他反复强调的“道德”两个字，贵族的道德，平民的道德，君主的道德，这两个字最直接的反映出他对人性的研究，就是启蒙运动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明法律的存在及作用。他说“君主政体具有法律的力量，专制政体有君王永远高悬的手臂”（其实也就是君主个人的道德）两者治理或支撑着一切。但是在平民政治的国家里，却需要一种更为强悍的原动力，这就是品德”。品德是什么？品德即道德品质，是指个体依据一定的社会道德准则和规范行动时，对社会、对他人、对周围事物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特征或倾向。个人的心理倾向是要满足自身生理与心理需要。那么肯定要与启蒙思想家一直宣称的自由，平等的思想相一致的。也就是人性的标准，总而言之，你不管什么样的法律是要符合人性的。
这让我想起一个法律案例：南京一男子彭宇称因搀扶摔倒老太太，反而被告上法庭。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对彭宇案做出了一审判决，称“彭宇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即45876元，10日内给付。判决书中还称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而可以“自行离去”，“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我们不管事实怎么样，就法院所作出的判决而言就是违背人性的，人性是向善的，而此中案例并没有做到真正符合法的精神的判决，当然这是在我国法律体系尚未完全成熟的条件下的特殊情况，但我相信到了最后我国的法律一定能做到符合人性的程度。
其次，他将政体分为三种类型：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并且给出了三个定义，“或者更确切地将它们称之为三个事实：共和体制就是全体人民或部分人民拥有最高权力的体制；君主政体意味着只有一个人统治国家，只不过遵循业已建立和确定的法律；至于专制政体非但毫无法律与规章，而且由独自一人按照自己的意志以及变化无常的情绪领导国家的一切。”
看一看现在西方的主要政体。美国政体从大的方面说，没有君主，是实行共和制的国家。美国共和制的特点是实行三权分立，但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机构中，又以掌握行政和军事大权的总统为核心。因此美国政体是“总统制共和制”，英国政体为君主立宪制。国王是国家元首、最高司法长官、武装部队总司令和英国圣公会的“最高领袖”，形式上有权任免首相、各部大臣、高级法官、军官、各属地的总督、外交官、主教及英国圣公会的高级神职人员等，并有召集、停止和解散议会，批准法律，宣战媾和等权力，但实权在内阁。议会是最高司法和立法机构，由国王、上院和下院组成。上院（贵族院）包括王室后裔、世袭贵族、新封贵族、上诉法院法官和教会大主教及主教组成。下院也叫平民院，议员由普选产生，采取最多票当选的小选区选举制度，任期5年。但政府可决定提前大选。
英美的政体形式体现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思想对西方的影响。他主张把国家权力分为三部分：议会有立法权、国王有行政权和法院有司法权，用这种方法来限制王权，防止国王暴政。，“三权”相互分开、互相制衡，并保持平衡。我很佩服他的这种开放性思想，他没有去拼命找某条“完美”的标准去对政体作某种规范，而是选择制衡的方法，互相约束达到平衡。
孟德斯鸠在本书中还强调了一个观点：地理环境决定论。《论法的精神》第三卷第14章的内容，集中体现了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辞海》在关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条目中写到：孟德斯鸠同英国的巴克尔、德国的拉国尔一样，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其基本观点是以自然条件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孟德斯鸠引用大量的事例对于这一观点进行阐述。从气候因素到土壤因素，从南方到北方，从西方到东方。他指出，不同的气候因素和不同的土壤因素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活方式又产生了不同种类的法律制度。而土壤和气候因素同居民的性格塑造也十分密切，就土壤因素而言，“土地贫瘠使人勤奋、简朴、勤劳和适宜于战争，土地肥沃则会使人因生活富裕而柔弱、懒惰和贪生怕死”。因此，土地肥沃的国家常常是单人统治下的政体，而土地贫瘠的国家则往往是数人统治下的政体。就气候因素而言，“寒带国家的人民，像青年人一样勇敢，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懦弱”。
因此，在海边平原的国家应该实行民主政治，而在山地的国家就只能实行君主专制。不可否认，他的这些认识是有一些弊端的，中国的社会政体就经历了部落首长制、奴隶贵族制、封建君主制、民众共和制以及现在所实行的人民民主专制。虽然，中国的地理环境的诸多因素，在长达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但是应该说整体上变化不大。而再看华夏民族的上层建筑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维护少数人利益的法律体系和社会政体宣告破产，而以维护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法律体系和社会政体已经建立。这一历史性的变革，并不是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所能够解释的通的。因为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静态的甚至是一成不变的，而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动态的，处在永远都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
但是，他把法律的精神中加入了一些“地方特色”。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人性的体现，说白了就是每个人生活和生存环境不一样，自己对道德的标准也不一样，比如“土地贫瘠使人勤奋、简朴、勤劳和适宜于战争，土地肥沃则会使人因生活富裕而柔弱、懒惰和贪生怕死”，这就避免了他所说的“法的精神”空洞抽象的弊端，更符合人的发展，与人性是相符的。其次，他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其出发点是为濒临海边平原的法国能够实行民主政治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为其三权分立学说提供能够实现的现实上的可能。
最后，《论法的精神》虽然理论阐述并不是很完善，但是这是后来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源泉，孟德斯鸠是18世纪上半叶，近代资产阶级政治与法理学思想体系的主要奠基人，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挖掘很多东西，因而被称为“是亚里士多德以后的第一本综合性的政治学著作，是到他的时代为止的最进步的政治理论书”，我们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也可以借鉴孟德斯鸠的思想，这就需要我们对他的思想不断研究，以挖掘更深层次的东西，适合我们我们社会发展的东西。
《论法的精神》读后感5
佛教界禅师提出参禅有三种境界：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参禅有所感悟时，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至参禅彻悟时，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就是参禅的最高境界。它的哲理意味在于，认识事物的表象是很容易的，但要真正把握其内在本质，也即精髓，不下一番苦功实难达到。然而，如能达到这种最高境界，便无往而不胜。孟德斯鸠就是这样一个努力探寻法律最高境界的人。
翻开《论法的精神》，我们不难发现孟德斯鸠一生中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悟，并从中领悟到其理论真正的精华。孟德斯鸠（1689—1755）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期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又是法国资产阶级著名的法学家。《论法的精神》是其一生重要的著作，当时的伏尔泰把此书推崇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论法的精神》一书，虽囿于时代的限制，在思想上有其局限性，但在资产阶级的法学著作中，可称之为具有独特风格的百科全书，也是资产阶级法学最早的古典名著。这部著作，对于十八世纪欧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和实践，起着思想准备和理论指导作用，从而也为资产阶级建立法律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孟德斯鸠把自己的代表著作称之为《论法的精神》，其含义是什么呢？他回答说：“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和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最后，法律和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法律和它们的渊源，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物的秩序也有关系。应该从所有这些观点去考察法律。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所谓‘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认为，只有从上述法的精神中才能解决自然法与人为法之间的关系，才能进行各种法律分类。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列举了不同历史时代、不同民族、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历史事实和法律文献，论证某一类型法律制度产生的共同原因。同时，他不仅停留在寻找某些共同原因这一层次上，而且还试图建立某些原则。他说：“我建立了一些原则。我看见了：个别的情况是服从这些原则的，仿佛是由原则引伸而出的；所有各国的历史都不过是由这些原则而来的结果；每一个个别法律都和另一个法律联系着，或是依赖于一个更具有一般性的法律。”
从寻找某些共同原因到建立某些原则，在孟德斯鸠法律思想发展中是一个不同的阶段。从他的思想动机和目的来看，所谓建立的某些原则，就是指的一种理性的法则，这种法则能主宰一切，支配一切。凡是根据这些理想法律原则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就是正义的；反之，就是不正义的。他强调“我并没有把政治的法律和民事的法律分开，因为我讨论的不是法律，而是法的精神，而且这个精神是存在于法律和各种事物所可能有的种种关系之中”，并断言法律是代表整个人类的，是人类正义的表现，法律为整个社会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某一个阶级利益服务，不是为一部分居民的利益服务。
由此可见，孟德斯鸠与其以前的法律学者主要满足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不一样，他力图从法律以外，从历史、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去研究法的精神，从社会的进步去探求这种精神在政治、法律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和一般规律，并从法律与其他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探求法律的精神实质，也即探求法律的最高境界。实际上，他所努力寻找的法的精神，首先从宏观上讲，应是一种存在于所有法律当中的价值观念，即人类正义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适用于一切法律当中。简言之，在孟德斯鸠看来，法的主要精神就是正义，法律应是正义的化身。他的这种思想，对资本主义法律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公平、正义作为法律的价值是被普遍接受的。虽然人们对公正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作为价值，公正应在法律之上，而不是相反。
公正也是司法追求的最终目标。英国著名法学家丹宁勋爵说：他作为法官的“基本信念是，法官的作用就是在他面前的当事人之间实现公正。”
司法公正为何如此重要？培根有句名言：“一次不公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
美国大法官卡多佐以著名的里格斯诉帕尔默案说明司法公正的重要性。这个案件是一个衡平法院决定不允许一个遗嘱财产受继人——他谋杀了立遗嘱人——享有遗嘱收益。虽然从法律表面上看，这位谋杀者享有继承权，“但是，在这些原则之上还有一个更为一般的原则，它深深扎根于普遍的正义情感中，这就是，无人应当从他自己的不公中获利或从他自己的错误中占便宜。”
那么司法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对法律表面的、肤浅的理解，并在司法实践中机械套用，这是“未参禅”或“参禅有所悟”时的一般境界；深刻理解法律精神，把握其内涵，并能熟练运用法律于办案中，在当事人之间真正实现公正，这才是司法的最高境界。但凡高水平的法官，追求的就是这种境界。裁判结果是不可能做到让双方当事人都满意的，因为总会有败诉的一方（即使胜诉的一方也会有不满意的地方）。然而，努力做到裁判公正，不使当事人有不公正的感觉（即输得服气），却是法官可以做到的事情。在司法实践中，当法律的规定很明确时，简单地套用法律进行裁判，一般水平的法官都能做到，这时法官只需将案件事实输入法律这部机器里，就可以输出判决书来。瞧！多么省心。这是一般法官所想追求的结果，但这种结果绝不是一个高素质的法官所要追求的司法境界，因为这样做体现不出其应有的司法水平，也不等于就做到了裁判公正。尤其当法律规定不明确甚至存在漏洞时，如何在当事人面前实现司法公正，对法官来讲既是一个难题，也是体现其高超办案水平的时候。凡是一流的法官，这时就像禅师一样，在努力追求一种境界，他要准确把握法律的精神实质，给当事人一个公正的裁判。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实属不易，需要长期的磨砺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需要法官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需要法官拥有除法律之外的渊博知识，成为知识上的“贵族”；需要法官为追求公正的崇高理想，必须长期坚守自己的信仰，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成为道德上的“贵族”。
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司法公正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它与严格依法办案的观念的联系十分密切，司法公正就要求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做到严格依法办案，就必须正确处理好法与情的冲突。在孟德斯鸠法律思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法律总是要遇到立法者的感情和成见的。有时候法律走过了头，而只染上了感情和成见的色彩；有时候就停下来，和感情、成见混合在一起。”
可见，孟德斯鸠认识到法律经常会和感情发生联系，有时会产生冲突。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他认为，法律不能走过了头，只从感情出发。司法实践中，当法律与情理相冲突的时候，执法者往往感到困惑和棘手，也最容易使其对具体而明确的法律规定视而不见，“制定”一个例外，以情代法做出裁判。这种自由裁量权的随意行使，实际上否定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根本就不是一种“衡平”或“正当背离法律”的方法。孟德斯鸠认为，如果对法律制定例外的规定，实际上就破坏了法律的原则的规定，其结果后患无穷。他举例说明：“查理七世说，他获悉在以习惯为准则的地区，诉讼当事人违背王国的习惯，在一个案子判决三、四、六个月之后才提起上诉；所以他规定，除非检察官有舞弊或欺诈情事，或是有阻碍当事人起诉的重大明显的原因，当事人应立即起诉。”因为有例外的规定，结果当事人在30年后还在上诉。
情理因素要不要考虑？法官在裁判时肯定要考虑，但是坚持严格依法办案是首要前提，不能为了个别案件裁判合乎情理而损害整个法治的尊严。法官在遇到法与情冲突的时候，并非毫无良策，只有舍弃法律规定的唯一办法，在坚持严格依法办案的前提下，是可以找到妥善解决此类问题办法的。
孟德斯鸠还把法律区分为自然法和人为法两部分，人为法又分为国际法、政治法和民法。他认为，人为法富于普遍性；政治法使人类获得自由，民法使人类获得财产，国际法则是自然地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这几种法律的渊源、目的和性质是不同的。
正如他在前面论述法的精神时所指出的那样：“法律和它们的渊源，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物的秩序也有关系。”可见，孟德斯鸠又在微观上寻找法的精神，他认为，每一类型的法律，其立法的目的又是各不相同的。“不应当把法律和它所制定的目的分开来谈”，“不应当把法律和它制定时的情况分开来谈”。
尽管他对法律的分类是不科学的，但其观点对当代司法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就是要求执法者在适用法律时，既要从宏观上体现公平、正义的要求，又要从微观上探寻某个部门法律的立法目的和原意，使司法更合乎立法目的和原意，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全面、准确理解法律，正确适用法律。
在司法过程中，法官遇到法律规定不明确时，就要思考立法者设立该法律或法条的目的和原意是什么，努力探寻法律深层次的含义，从立法目的的角度来正确解释法律，以正确适用法律做出公正裁判。尤其“当采用文义解释或其他解释方法，得出两个不同的解释意见而难以判断哪一个解释意见正确时，应当采纳其中最符合立法目的的解释意见。”“法律的目的，不仅是法院解释法律的标准，也是评价和判断法院判决是否妥当的标准。”
如何寻找立法的目的和原意？一般来说，每一个部门法律都会开宗明义，说明制定本法的目的。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根据宪法和我国实际情况，总结民事活动的实践经验，制定本法。”但这样的规定，使人尚觉得太原则、太抽象，不能确切把握立法者的目的。因此，有学者提出三种寻找法律目的和原意的具体方法：一是语义原意说，认为解释者应从法律所运用的词语本身去寻找立法原意。二是历史原意说，认为寻找立法原意不能局限于法律词语本身，而必须借助对各种立法史材料的研究，解释者能够了解法律得以通过的一般社会状况，以及立法者欲通过法律予以救济的对象或要解决的问题，从而把握存在于法律背后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目的。三是理性原意说，认为应诉诸于立法者假设的方法来寻找立法原意，即解释者基于立法者是以合理手段追求合理目的理性立法者的假设，想立法者之所想，以重构立法者意图的方式来解释法律，弥补法律所可能存在的漏洞。
笔者认为，从历史原意和理性原意方面更能寻找到立法者的原意和目的。试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立法目的进行分析。该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立法者制定该条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分析一下该法制定的时代背景。在20世纪90年代，制假卖假的行为十分普遍，发生了许多危害消费者生命和财产的案件，严重损害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成为困扰政府的严重社会问题，而地方行政部门由于地方保护等原因存在打击不力的情况。因此，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立法者制定了该法。该法第49条双倍索赔的规定，为消费者提供了有力的自力救助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可见，立法者的目的应包括支持消费者“知假买假索赔”行为。
《论法的精神》就像储藏百年的老酒，醇厚甜美，值得细细品味。也许笔者的解读仍是片面、不准确的，但不妨碍对经典的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