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第一章节中有提到分工的概念及由来。与我之前对分工的理解有所不同，分工难道不是人们约定俗成的吗？读完方知自己才学疏浅，所谓开卷有益，便由此得来。
书中提到分工实际上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而是人类为实现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目标的这种趋势而逐渐形成的结果。对这个观点我本身是持有疑问的，从古至今，人们为了生产力的发展，用智慧预测分工的重要性以及它所带来的富裕，正是由于这种分工使每个劳动者有更高的熟练程度和更精湛的技巧，带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这难道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吗？继续读下去，直到“契约”一词出现，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每个人都随时会有取得别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就像书中说的一样，人类的生活环境是一个团体，不像动物那样独立，人类随时随地都可能需要他人的帮助，而这种帮助通常是靠契约、交换、买卖取得的。有了这种需要互相交换的趋势，分工便就此产生了。人们可以将自己剩余的劳动产物去交换别人劳动产物的剩余，各取所需。在交换的过程中，人们会发现自己专注某种特定的业务可能会获得更多回报。例如，擅长制造船只的人，如果帮助别人做船，可能要比自己一天捕鱼所挣得的酬劳多的多，这样就使自己在这种特定的业务上反复磨练，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天赋资质和才能。
人们在不同职业不同领域表现出各种才能，亚当·斯密认为并不是由于天赋导致他们产生这样的分工，而是由于分工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其实我认为天赋还是有一部分成因的。从人们的出生开始，好像并没有什么天性上的差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开始选择自己所喜好的事物，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工作，难道不是人们的喜好，擅长而有这方面的天赋，从而产生这样的分工吗？因才能的差异而产生工作上的差异。
人们依靠各种才能，生产出各种不同的产物，人们就可以从这个共同的资源中随意购取得到自己的所需。
那么分工是如何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呢？市场范围在我的理解里就是指人们生活的密集程度，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城市里，人们可以进行各种程度的.分工，可以有的人做钉子，有的人修马车。但如果生活在村庄里，活动范围狭小，人们就无法把自己劳动产品的剩余去交换所需。这就需要一人任多职，
再出现分工之后，人们之间的交换也越来越频繁，相应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交易的一方不需要对方的商品但又不能提供其他的商品，这样交易就不能顺利的完成，怎么能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呢？交换的媒介就出现了，牲畜、盐、贝壳、烟草、鱼丁、砂糖等都作为媒介在历史上出现过，但最终人们选择了金属。一是金属不易磨损，二是金属易于分割和熔合。但金属也有其本身的缺点，称量麻烦，真假难辨，所以一些国家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产生，对金属进行加盖公印，划分它们的品质与质量，于是货币出现了，有了货币这种媒介，任何货物都能进行互相交换。
《国富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同时也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作者将抽象的理论形象化，让我更深入的了解了经济学，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书中的许多章节都很值得回味，这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的好书。我希望自己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得到更多的启发，学习到更多的学科知识，成为一名优秀的经济学者。
老子曾经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犹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一种放任无为的政治，最好的政府(统治者)应是一个无为的政府，老百姓知道他的存在就可以了。好政府是很少发号施令的，但又能“功成事遂”。
今天说的并不是老子，而是有经济学之父誉称的亚当﹒斯密，他在经济学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至少300年内，人们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他也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准确的数字，确实做到了“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考虑，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
《国富论》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交换时的经济行为，认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是利己心，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人性的自然现象。茅于轼先生曾举《镜花园》里君子国里的故事加以说明人的利己行为，小说第十一回里描写了君子国里一名隶卒买物的情况：隶卒﹒﹒﹒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低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 卖货人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己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 只听隶卒又说道：“老兄以高货讨贱价，反说小弟克己，岂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总要彼此无欺，方为公道。试问哪个腹中无盘算，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谈了许久，卖货人执意不增。隶卒赌气，照数讨价，拿了一半货物。刚要举步，卖货人哪里肯依，只说“价多货少”拦住不放。路旁路过两老翁，作好作歹，从公评定，令隶卒照价拿了八折货物，这才交易而去。
茅于轼先生讲完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两点思考。第一，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们常常地错误认为，如果关心别人的`利益胜过自己的利益，争论就不会发生。而君子国里发生的事情，恰恰说明了把关心别人利益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同样会有争论。我们同样得不到一个和谐的社会。
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在现实的商业交换中，买方和卖方通过讨价还价，最终会达成协议。而在君子国这个人人为他的社会里，讨价还价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说不得不借助两个过路老翁来调解矛盾。这里包含着一个极为重要的道理：以自利为目的谈判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利他为目的的谈判则不存在能使双方同意的均衡点。所以利己是可以达到一个和谐的社会，而利他则是一个纠纷不断的社会。从动态的变化来看，它最终必定转变为“小人国”。因为君子国是最适合于专门利己﹑毫不顾人的“小人”们生长繁殖的环境。当君子们吵得不可开交时，“小人”跑来用使君子吃亏自己得利的办法解决了矛盾。长此以往，君子国将消失，被“小人”国替代。从这一点看，人是利己的生物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幸。
第二，只要是交换都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使自己活得更舒服体面，如果没有这点动机我们为何要交换?我们有过交换
借用茅于轼先生有趣的例子，我们明白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为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的基础之上了，只有人人自利，交易双方才能有均衡点，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英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国人对《国富论》并不陌生，但多将它看作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经济学说而束之高阁，除了高校经管类学生被导师要求阅读之外，普罗大众看过这本书的估计不多。
《国富论》全书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可以说既是一部经济学的百科全书，也是经济学的一部奠基之作。虽然它体系庞大，内容广泛，但首尾一贯，结构严密。全书始终围绕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
财富的源泉是什么?斯密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地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劳动是财富之父”，那么，要增加财富，就得提高劳动效率，或者是增加劳动数量。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很详细的论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对生产效率的提高还是管理的时效性或者生产设备的创新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他举了一个制针的例子。一枚小小的针的制作，竟然需要十八道工序。如果让一个人从头做到尾，一天恐怕连一枚也完成不了。但是，如果分工协作，每人负责一、二道工序，一人一天却可以做4800枚。分工何来如此神力?其实，道理很简单分工可以使劳动专业化，可以提高劳动的熟练程度。不仅如此，分工还有一个妙处，就是它能为发明和改进机械提供契机。最初的蒸汽机比较笨，活塞的升降，需要一个儿童来开启和关闭汽锅。有一次，有一个按活塞的小孩，因为干得久了，就 “懒”中生智，把开闭汽锅的舌门把手，用一条绳索系在机器的另一端，让舌门随机器的运动而自动开闭。这个笑话，成了蒸汽机改良史上的一大趣谈。再观现代工厂的生产不就用事实证明了分工理论的重要性。汽车生产厂商福特公司的创始人福特先生因为改变传统的汽车生产车间生产模式为流水线生产，从而大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而在竞争中击败对手而占据汽车市场的半壁江山。而流水线作业不正是分工理论在生活中的应用吗?
斯密认为，交换是人与生俱来的倾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换而产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换价值如何确定呢?斯密明确地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就等于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但是斯密同时声称，这个理论只适应人类社会的野蛮时代。一旦资本积累起来，投入到企业，或是土地变为私有，情况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此时的劳动产品，不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为利润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条结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发生之后，决定商品价值的就不光是劳动了，利润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这样一来，工资、利润和地租，就不仅是一切收入的来源，而且还是 “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觉地由劳动价值论，转到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上去了。马克思把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叫做的“斯密的教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的不少理论，如生产费用论、节欲论等，都可以从它那里找到思想源头。斯密揭开了商品价值的神秘面纱，的确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在价值问题上他又含糊其辞，举棋不定，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模棱两可的答案。后来的经济学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种解释对他们的胃口，便采纳哪一种。甚至连那些势不两立的学派，也能同时从斯密那儿，找到本派发端的痕迹。
《国富论》篇章众多，除了上面浓墨重彩的价值理论外，斯密还谈到了货币、分配、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社会再生产以及自由贸易等学说。这些都有深远的影响，但其中对世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18世纪，西欧的孟德维尔写过一则寓言，讲述的是一群蜜蜂由盛及衰的故事。开始，蜜蜂自私自利，爱慕虚荣，追逐荣华富贵，这时，整个社会欣欣向荣，人人安居乐业。但是，当蜜蜂变得善良节俭，放弃了奢侈挥霍的生活时，经济却反而一片萧条，民生凋敝。最后有敌来犯时，无力抵挡，只好逃之夭夭。这则寓言，在当时被视作妖言惑众的异端邪说。但一位意大利哲学家却说得好：“谁要想发现真理，最好是成为异端。”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孟德维尔的“异端邪说”，贯穿始终，成为构造其理论大厦的一根支柱。斯密娓娓道来：人的本性中最重要的是利己主义，人的大部分行为都是受“利己心”支配，社会利益往往被抛在脑后。但是，不期而然的是，这种行为的结果，不但利己，而且比一个人殚精竭虑、刻意追求公众利益时，更有利于社会。斯密把这种机制，称作“看不见的手”。因此，斯密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认为与其让政府干预经济，还不如听任市场调节来得有效。政府的职能，只是保家卫国，抵御外侮;建立严明的司法机构;适当兴办公共工程和公众事业，其他，则尽可无为而治之。斯密一生性情平淡，可他对任何来自制度上的垄断，都深恶痛绝。他极力主张清除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撤消行会制度和专卖公司。
“在将近一百年后，斯密依然是经济思想史上的巨人。”《大英百科全书》如是说。的确，《国富论》从面世到现在，已经两百多年了，但是，岁月未能将它尘封，它的光亮依然一如从前，熠熠生辉。比如，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者对此一筹莫展。不少经济学家就转而求助于斯密的经济学，梦想回到自由竞争的“黄金时代”，希望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重整旗鼓，再创辉煌。今天的经济学理论大厦，经过二百多年的精心构建，已经巍峨耸立，金碧辉煌，但如果没有斯密的《国富论》奠基，那也不过是一座美丽的空中楼阁。作为“经济学之父”，斯密对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之大，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甚至有人做过这样的评论：“两百年来经济学家所作的工作，都不过是在为斯密的理论打打补丁，抹抹油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