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今，合上这本书，我只觉神清气爽，一位又一位大师的经历在我脑海中回荡，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不同的抗战岁月。
《南渡北归》的作者名为岳南，《南渡》所述时间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始，继之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的岁月，同时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的历程。突出地描写了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林徽因、金岳霖、梅贻琦、冯友兰等大知识分子的生活、学术、精神与情操，搜罗宏富，规模宏大，意旨宏远，堪称中国知识分子抗战时期的群雕。
尽管作者对大师们的叙述有时是批驳，但这反而展现出大师们别样风采。正如王安石所说：“不以其善而非其善。”客观而全面地评价他人是了解其为人的基础。作者的客观叙述更让我对曾经知晓的大师们产生了别样的感受，感受到大师们的人性光辉。作者参考浩繁的资料，引经据典，治学严谨，让我充分的了解大师。
在那样一个战火连天的时代，大师们拖着沉重的书籍纷纷南渡。他们没有为自己的安逸去接受敌人的糖衣炮弹，出卖祖国，而是奋力保护祖国文化，那是一个时代的幸事。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中华文化的血脉才被保存下来。
在这些大师的故事中，我最为印象深刻的便是“梁启超和李济的友谊”这一部分。梁启超对李济的推荐与鼓励不仅是对人才的重视，更是对中华文化的保护。更有甚者，梁启超为科学牺牲自己，更是让人肃然起敬。
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读完这句，让人不免扼腕叹息。虽然那个时代的大师已经离去，但他们的精神和学术成果仍被有幸保留下来，供后人敬仰。而且我相信在这些精神的引领下一定会有新一代的大师出现来带领下一代人。读完这本书，我感叹于大师们的坚守与执着，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缺少的，这本书也许会在我的思想上产生一些触动，让我再次面对挫折时，有勇气去战胜它。
正如岳南在采访中所说：“希望读者看到人文的，追求自然的和自由的生活的那一种，是历经苦难而不悔的那种，是生活的勇气和精神得到了张显的那种历史温情。”大师们所带给我们的历史温情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
大师已远去，风范犹长存。
元宵人缘月正圆,
但愿天地人长远.
千丝绵绵犹不尽,
万缕诗情绕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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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意泽桃花开 (立春)
雨润山野杜鹃来 (雨水)
雷轰一声天地泰 (惊蛰)
日夜相称冷暖昀 (春分)
清明阴雨魂路泞 (清明)
播种移苗春将尽 (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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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露连绵迎夏新 (立夏)
稻谷初满荷叶青 (小满)
黄梅时节穗如金 (芒种)
昼长夜迅夏至临 (夏至)
日雨交晴焚风吹 (小暑)
莲花开尽热浪垂 (大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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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去凉来引清风 (立秋)
白云出岫飘影踪 (处暑)
流水下山意象清 (白露)
阴阳相伴秋分晴 (秋分)
叶落萧瑟寒露沖 (寒露)
初霜乍现秋已终 (霜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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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收藏始立冬 (立冬)
潮寒气冷入长空 (小雪)
大雪纷飞天苍苍 (大雪)
傲雪梅花地茫茫 (冬至)
天山雪莲冰深重 (小寒)
迎春花开耐冻勇 (大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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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复一春秋复秋
日月如梭寻梦回
流年如水义情牵
清风路过白云随
《北归》包含的历史时间段大致在1937年至1940年前后，但书中对于一些活跃于这段时期的知识分子的个人的成长过程也着墨甚多，所以时间跨度很广。书中描写的主体是原本活跃于各地高校或研究机构、而战争爆发后，随着学校的迁移而辗转于全国多地的知识分子，比如王国维、赵元任、胡适、陈寅恪、傅斯年等等；描写的事件也基本与这群人相关。而对于当时的大环境，比如党争，比如战争本身，都只是点到即止；即使描写到，也只是为了刻画某个人物，所以书中内容看起来比较“纯粹”。书中容纳了大量的真实史料，这一点从每一章后面多达二十面的注释就可见一斑（全书共十一章）；注释的内容多是所描写人物的
书中的人物，大多活跃于这几个学术机构：北京大学（北大），清华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国立南开大学，中央研究院（中研院）及其下属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等。在空间上着重描写的，主要有北京（当时的北平），长沙，昆明和四川南溪李庄等。
整本书的故事主线其实很简单：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城沦陷，于是原在北京的高校，以及南开大学和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迁往云南昆明，共同组建成西南联合大学；后来战事恶化，昆明也遭到了严重袭击，于是西南联大及相关的人员和科研机构又被迫迁往四川李庄。但在这段时期之内，发生了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让人既感慨于山河破碎、人民命途多舛的凄凉，又感慨于这些知识分子对知识的热爱，甚至要胜过对自己的生命；也正是这种热情，才让众多中华文化中的瑰宝，免于战火的涂炭。
1937年的中国，遍地狼烟。生长于这片土地上的知识分子们也同样不能免于战争的苦难，诺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日本军队进攻北平和天津时，并没有顾忌城市中的高校，反而把炮口对准了这些地方。南开大学当时基本被炸成废墟，北大和清华校园里，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都在轰炸中飞灰湮灭。在迁往昆明时，各高校为了能在昆明继续教学研究，可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尽一切办法搬运教研物资。不仅是图书，当时自然科学中的动植物标本、考古发现的珍贵文物，都纷纷从陆路、水路运往昆明，期间经历的艰辛不言自明，甚至还因为船翻了而使不能沾水的古籍损失了一部分，实在令人扼腕。当时日本空军在中国多地进行不加区分的大轰炸，百姓被炸死炸伤者不计其数，所以，书中对于师生跑警报、躲避轰炸有许多描写。第五章“弦诵在山城”和第十五章“国破花开溅泪流”里，刻画了当时昆明城频繁遭空袭时的众生百态。令人稍感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的是，一些学生因为“跑警报”（有日军飞机飞过城市上空时则拉响警报示意民众到城外或防空洞躲避）过于频繁而逐渐麻木，反其道而行之，趁着别人都去“跑警报”、室中无人时，尽情使用平常因为太稀缺而使用不上的资源，比如水；甚至还有年轻的学生们在跑警报时产生了感情，书中描写：“同学跑警报，成双成对者越来越多。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但这终究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都挣扎于炮火中苦不堪言。眼见昆明也陷入战火，西南联大于是又被迫迁往四川南溪李庄。在李庄，虽然相比于昆明，类似于炮轰这种苦难要减轻许多，但教学、研究和生活的条件也都十分艰苦。不论是粮食、医药还是衣物，都面临僧多粥少的窘境，大学的教室、宿舍和办公地点严重短缺，不论是当地学堂还是山头上的山寨，能征用的都被征用了，甚至“办公室”与牛棚仅一墙之隔，也根本没有挑剔的余地。以上写到的这些，只是艰苦环境的冰山一角，真的很难想象，当时的这些追求知识与真理的人们，是凭着怎样一种信念，在咬牙支撑着。
即便是环境这样恶劣，这群知识分子也始终潜心学术，甚至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过，在我国考古史上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掘工作，比如河南殷墟（甲骨文、彩陶与仰韶文化）遗址，山东济南城子崖（新石器时代的黑陶与龙山文化）遗址，以及对东北地区的“昂昂溪文化”的发掘考证工作等等，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时局动荡的环境下完成的。抗战爆发后，即便物资极度匮乏、身如浮萍漂泊不定，学术大家们也总是希望能在知识中获得些许慰藉。书中对于梁思成和陈寅恪都有较多的描写，这两人都展现出了对于“研究”的高度的热爱。抗战期间，梁思成一家为躲避战火而长途奔袭，原本就体弱多病的林徽因险些因肺病得不到救治而丢掉性命；逃难之时，即便再拮据、再疲惫，梁思成也始终把之前的研究成果——调查中国古建筑时留下的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和记录等，完好无损地带在身边，尽一切力量来完成自己的理想——编著《图像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史》。陈寅恪就更是这样，1937年日军攻占北平城时，陈寅恪逃出城时，不带金银细软，却带了满满一汽车的书籍、手稿；而后辗转于多地，都不曾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抛弃。
这些把自己的研究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流亡的知识分子，实在是令人心生敬佩，也实在为他们多舛的命运感到叹息。国破家亡之时，武人血战沙场、保家卫国，而文人想要在书桌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是何等的艰难。并不是这些大师们“两耳不闻窗外事”，对国仇家难置之不理，而是他们觉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潜心学术、教书育人，也是对这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祖国做出的力所能及的贡献。军人上阵杀敌，普通老百姓专注生产，知识分子专注于文化，这都是在各自的战场上保卫着国家，都有一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国家只有安定强大了，才能为生活在国家中的每一个人民都提供一片自由发展的净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