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迁有赋八篇，但大都不传，只有这篇《悲士不遇赋》保存在唐欧阳询等编纂的《艺文类聚》卷三十之中。文约二百字，是否全文，已无从考察。
《悲士不遇赋》原文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
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好生恶死，才之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炤炤洞达，胸中豁也；昏昏罔觉，内生毒也。
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选。没世无闻，古人唯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逆顺还周，乍没乍起。理不可据，智不可恃。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
译文
我悲叹士人的生不逢时，自愧顾盼身影孤独一人。时常约束自己，使言行合于礼，唯恐志向与行为默默无闻。自信才质很高而世情不正，将至死都永远辛勤。虽有形相但不能彰显于世，空有才能却不得展示于人。为何困厄与通达容易使人迷惑，美与恶确实很难辨清。时光悠长而没有穷尽，我将只能屈而不能伸。让那些公心为国的人都和我相同啊，私心为自己的人自己去悲哀吧！天道那么精微啊，哎呀又那么疏阔；人间事理显而易见，只有互相倾轧和侵夺。贪生怕死，是品质的卑贱；爱贵轻贫，是智虑的混乱。明白透澈，是胸中豁达开朗；糊涂迷乱，是内心生了毒害。我的心意，明智的人已能猜想到；我的言论，明智的人定能把它入选。终身默默无闻，古人当作羞耻。早晨知道了真理晚上就死去，谁能说不该如此。逆与顺循环往复，忽而没落忽而兴起。没有人事先就造下洪福，也没有人起始就遇到大祸；委身于自然，最终还是归为一体啊！
赏析
《悲士不遇赋》当为司马迁任中书令发愤继续撰修《史记》时所作。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被处以腐刑，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含悲忍垢，他为自己的遭遇感到极大的愤慨和不平。此赋就行文及感情可推定约为其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悲剧命运和人生经验所作的`概括和总结。
此赋是汉代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八篇重要赋作中迄今唯一留存的一篇，全文共四十四句，倾述了“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的悲愤心情，揭示悲剧的社会根源——人世的倾夺和道德的堕落。短小精悍的《悲士不遇赋》沉实而有锋芒，矛头直指整个封建地主官僚及其统治下的时世，表白了作者的理想与志节，同时体现了包括作者在内的一代有理想、有才能而遭遇不幸的正直士人的悲哀与愤慨。
这篇赋是司马迁因李陵事件罹祸后写的，作者为自己的遭遇感到不平，对当政者的专断横暴、“昏昏罔觉”表示极大的愤慨，控诉他们善恶不分，公私不明，揭露统治集团的互相倾夺、贪生恶死、好贵夷贱。篇末“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和“委之自然，终归一矣”等语，表露了司马迁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可与《报任安书》中的“从俗浮沉，与时俯仰”相对照。
西汉辞赋表现为大赋，颂扬着帝王功德，润色着帝王鸿业，作者身处被人称颂的“汉武盛世”，控诉着当政者的专断横暴，批判着他们美恶不分、公私不明、互相倾夺、贪生怕死、好贵夷贱之种种丑行、恶行，可谓逆世之道第一人。也正因为此，所以虽克己复礼，仍“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
司马迁不以赋见称，但他生当大赋盛行的时代，流风所及，其赋作也能达到一定水平。这篇短赋在名气上虽不如一些名赋，但也还是颇具特色的。其中的反复铺陈、排比对偶，正是司马相如以来汉赋的主要特征；句式的规整与有节奏的变化比司马相如似乎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它对后来的抒情小赋，如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都有一定的影响。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友人任安的回信，信中抒发了对自己身世的悲哀与幽愤，但同时也表明自己为什么还要忍辱负重活下去，那便是像古代贤者一样，有未完成的意愿，著成《史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是一篇激切感人的至情散文，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血泪控诉，司马迁用千回百转的笔法，表现了自己的光明磊落之志，愤懑不平之气，和回肠九曲的情感。文章中运用大量的排比，增强了感情抒发的磅礴气势，同时善用典故，将古人的不幸与自己联系在一同，但不是一味的诉说不幸，低沉中见激昂。而且也经过修辞伎俩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在。
总之，《报》中，司马迁经过富有特征的语言，真切的表达了自己慷慨激昂的情感，表现了他高洁的人品和伟大的精神。看罢此文，《史记》为什么会有那样重要的成就，也就不敷为奇了。
古者繁华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书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总之，《报》中，司马迁经过富有特征的语言，真切的表达了自己慷慨激昂的情感，表现了他高洁的人品和伟大的精神。看罢此文，《史记》为什么会有那样重要的成就，也就不敷为奇了。
司马迁不仅在《报任安书》中提出了“舒其愤”的创作思想，而且以其《史记》的创作实践详细地表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这种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使《史记》的创作蕴含着作者极其深沉的感慨，因此具有极其强烈的抒情性。很明显，《史记》写的是汗青，但它并不是纯客观的实录，而是饱含着作者强烈的爱憎与批驳。司马迁作《史记》，自比于孔子作《春秋》，在写作方法上，力图遵照据传为孔子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的原则。《史记》写作以叙事为主，黑白批驳一般寓于叙事之间。顾炎武认为“古人作史有不待结论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司马迁写《史记》正是经过对汗青人物及汗青变乱的叙述，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对黑暗实际的愤怒批判，并抒发其悲郁之情。纵观《史记》，可以看到太史公的笔下时常涌荡着一种愤嫉之情，一种沉郁之气。那种对帝王公侯的贬低鞭笞，那种对佞儒苛吏的尖刻讥讽，那种对刺客游侠的倾心歌颂，那种对失路好汉及含愤志士的无穷同情，都极为鲜明地表现作者的爱憎批驳。鲁迅老师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真是精当之极。
慕义而去世，保持名节；忍辱负重，自奋立名，怎样处置惩罚好这二者的界限是很难的。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提出了一个“人固有一去世，去世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标准。司马迁认为仅以一去世来对黑暗进行抗争，“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故他在忍辱与存亡的痛苦抉择中选择坚强地活下来，并以最大毅力完成名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