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存在不少以战争为题材的战争诗，战争诗与爱情诗所描写的爱情，祭祀诗所写的祭歌，农事诗所写的农耕文化，政治讽刺诗中写的政治形势相比，战争诗中的战争要复杂和有吸引力。
战争是“解决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战争诗中凝聚的文化内涵要比单纯的爱情诗歌要深厚，内容更加宏大，反应的社会现象更加深刻。在阅读战争诗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得到审美意境的提高，而且可以发掘那些非战争的文化。这些战争诗在记录历史的同时传递出其特有的的民族精神，融入民族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总体来说表现的三大特征是：题材以民族战争为主;不具体描写战斗场景;推崇德义、以德化民的战争思想。
从社会发展史看，一种社会制度发展到它已走向顶点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制度发展走向自身否定的开始的时候。西周末期由于奴隶主贵族残暴的统治，激起了“国人”的暴动，加速着西周王朝的灭亡。春秋时期是周王朝没落新的封建制度产生的时期。在这段时间内诗的风格倾向不同于西周初期的“正风”、“正雅”，在《诗序》中，产生了“变风”、“变雅”，风气和习俗都大为改变。待到周宣王伐异族而中兴，这是战争诗集中产生的年代。战争是频繁而残酷的，但反映这一题材的作品不多，没有正面战斗场面的描写，没有战士们厮杀的场面，还没有塞外风雪，还未见血流成河的残阳。诗经里写的都是兵马强壮，武器精良，士气的高涨和英勇善谋的将军。这不能仅仅归纳为描写范围的局限，我们应当看到诗经中战争诗里透露出的浓厚以武功显示威望、以礼法治理国家的思想。
一、《诗经》中战争诗历史背景和概况
周族以农立国，周武王伐纣建立了第三个奴隶制国家周，到西周的灭亡，周王朝始终陷于四周落后种族的侵扰困境中。严峻的边患和无休止的征伐成为周王朝时期重要的社会主题，战争被反映在战争诗中。这些诗篇主要反映了周朝八百年来的杀伐攻掠，不仅成为后世研究先秦时期战争历史的宝贵材料，更以其丰富的艺术感染力和人文内涵传承至今。
战争诗受到战争本身的影响从而表现出特有的时代特点。周民族对农业十分重视，人民渴望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的农业社会，因此在大部分战争诗里我们看到了人民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渴望，这些诗自然而然得带上了一丝忧伤的情绪。战争诗内容丰富、性质复杂，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有政治、经济，而且体现在思想道德观念上，甚至在民族关系上也有所反映。《诗经》是周人的兵役、徭役及战争生活的百科书。兵役是统治者强加在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大量诗篇通过服役者的长号及对亲人的思念，反映出他们的反抗精神。从而再现了那个危机四伏、矛盾重重的时代特征。《诗经》中部分战争诗，非常重视战争的记述，这些诗没有短兵相接的搏斗，没有血肉成山的凄壮，只有对天子、诸侯功绩的歌颂，表现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踌躇满志。自然，这与周人以修明文德、崇尚礼仪为上、杀伐征战为下的思想方式有关，同时这也是周人推崇谦恭和顺、温柔敦厚的理性精神的反映，鲜明的表现出与世界其他民族古代战争的不同风格。
二、《诗经》中地域战争诗的研究
《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描写战争的诗篇，众所皆知周在八百年王朝史上不断经历抵御外敌入侵和内部诸侯征战。这是一个战争频发的时期。《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2]所以《诗经》中关于战争的诗歌跨越时间长，对整个先秦时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古代兵书杂谈》上指出：“《诗经》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诗篇是直接或间接描写战争的。”[3]内容上既有歌颂保卫家园抗击侵略的正义战争，也有对发动战争者的讽刺;其作者有从征士兵，战士的妻子，也有记录战争的史官;在体裁上，有抒情歌唱的部分，也有大量叙事性的篇章，在艺术手法上，运用丰富的笔法再现了战争。在研究《诗经》中战争诗的过程中，按照诗歌所叙述的主要内容和创作背景对其进行分类研究能合理而有效的了解和丰富自己的知识，从而更深层次理解和掌握战争诗，体会人类和平的美好和来之不易。
本文结合了《诗经》中所有诗歌的叙述内容和创作背景进行研究，分析整理出来的直接或间接反映战争的共四十一首诗歌大致分为四种类别进行研究，分别是：周王室征战诗歌、秦国战争诗歌、楚国战争诗歌和其他地域抒发战争情感的诗歌。
(一)、关于周王室征战的诗歌
“雅”是《诗经》的组成部分。“雅”是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有“正”的.意思，在周人眼里这种音乐和其他地方音乐的区别在于是否正统、合乎规范。周王室对外征伐的事件多记录在在大雅小雅中。比如《大雅》中的《常武》和《江汉》，《小雅》中的《六月》，《采薇》，《车攻》，《采芑》和《出车》。周厉王起，政治腐败，国事渐微，异族伺机入侵中原。周宣王即位后，以尹吉甫为主帅发动了对N狁的战争。其中《六月》是赞颂尹吉甫率部取得自卫反击胜利，赞扬他的功绩。《出车》是赞美周宣王的大将南仲领兵出战N狁得胜，并使N狁安居在边疆不再叛乱这件史实。《常武》是宣王奋发用武以压倒性趋势平定徐国叛乱。《采芑》描绘的是周宣王卿士、大将方叔指挥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从而达到对荆蛮威慑效果的非战斗场面。《江汉》记述周王命令召虎讨伐淮夷，这是周王扩大影响范围增强王室影响力的努力。《车攻》描述的是周宣王派兵南征北伐后东行狩猎，会盟诸侯炫耀武力。《采薇》借一位守边士兵在归途中唱的歌中反映了诗人的爱国热情和诉说戍边辛苦的复杂思想感情。 战争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涵盖了自上而下参与战争的各个社会阶层，按身份和地位可以分成以下三类：一是以《采薇》为代表的普通戍卒;二是《采芑》、《江汉》、《六月》中的军事将领，如方叔、召虎、尹吉甫;三是《常武》和《车攻》中意气风发的周天子。从这四类人的角度来表达各阶层对战争的看法，这对战争诗来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研究意义。《采薇》、《出车》、《六月》、《江汉》、《常武》等五篇诗歌都是写战争取得胜利，凯旋而归，事件虽相同，但是诗人从具体人物的具体境况出发，真实地再现了战争胜利带给人们的不同感受和反应。《江汉》写召公率师沿汉水、长江而下讨伐淮夷一举获得胜利而受到周王的赏赐的豪壮气势;《常武》写了周宣王派大将南仲和尹吉甫共同平定徐国叛乱得胜回朝的事迹，由此颂扬天子的英明和王师的军容军威。诗中描述他们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宏伟抱负，逼真地传达了这些王公贵族建功立业的心声。自古以来君权神受，在人民心里周天子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周天子，王师出征取得胜利，其实就是以周天子为首的统治阶级的个人的胜利，是他们个人功业的体现。战争的胜利代表了统治阶级又一次有力的维护了自己的统治，因而他们的喜悦和欢乐是发自内心的真实写照。
我们可以看到，《诗经》中战争诗揭示人物的内心情怀，不是作抽象的描述，而是结合具体境遇进行，所以，表现看来似乎与内心情怀无关，实际上恰恰正是在写内心情怀。这种通过“心外”反映“心内”的更深一层的写法，使诗歌更加含蓄，更加隐微，因而也更加耐人寻味。
(二)、《秦风》中秦国的战争诗歌
《秦风》共十篇，记录了秦人、秦地的地方风俗乐歌。周幽王执政末年，政治腐败，内讧不断。幽王被杀，周地大部沦陷。这时秦襄公举兵抗击，秦地人民纷纷奋起有力地反抗犬戎。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秦风无衣》就是秦地的战争军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袍。”《无衣》诗中表现了秦地人民捍卫国家的热情和责任感。诗篇节奏明快、旋律激昂，充分显示了秦国将士在大敌面前同仇敌忾、热情互助的精神和积极备战、慷慨从军的紧张气氛。令人感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4]《秦风小戎》不同于一般的思妇之作。我们可以将它定义为颂战诗。诗中的女主人公的形象与《卫风伯兮》不同，丈夫出征后妻子很想念他，她夸赞丈夫“厌厌良人，秩秩德音。”不难看出这是一个贤妻。这与《伯兮》中的思妇不同，她没有因为对丈夫的思念而消沉而是乐观的期待丈夫的胜利归来。这首诗的不同之处还在于通过对兵车的描写与思妇的柔弱心态对比，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思妇柔中带刚的性格，有力地映射出秦国人民的强悍民风。正是由于秦国好战的民风最后推动产生了秦灭六国而统一天下的局面。
(三)、楚国的战争诗歌
楚国在商朝已经存在，但是周灭商后，对南部地区的统治力不足，至于江水、汉水流域与楚国交界，离楚国政治中心越接近，西周王室对此更谨慎。因此周王分封了许多同姓诸侯小国，作为对楚国的防范。周成王时封楚熊绎于荆蛮，建都丹阳。楚子不满意，于是楚国“不奉周礼”，所以在周初采《诗》中就没有《楚风》。《左传》记载，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曾率兵伐楚，他把发动战争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楚国进贡周王室的包茅没有交纳，二是对周昭王南巡致死事件做调查。这件事说明楚国不向周王朝按时进贡很长时间了。春秋时，楚灭“汉上诸姬”有四十二国，孔子修《春秋》，特别是贬之称为“楚子”，以示微言大义。周楚敌忾气氛一直很紧张。《汉广》由三章组成，每章各有八句。第一章两句说：“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接连两句“不可泳思，不可方思!”强调不能对游女产生感情。在周人眼里，楚国男女恋爱自由的蛮夷行为叫做“淫”，所以禁止和游女发生感情，正面表示禁止，反面却反映了周人仍有追逐民间少女的行为。反映了追求者追求不到的怅惘心情。第二章和第三章写“之子于归，言秣其驹。”写男子与周女结婚于是不能再和游女产生感情了。之所以汉水南北的男女不能自由恋爱，是国家政治上统治形势的不同啊!
(四)、其他地域抒发战争中情感的诗歌
《诗经》中因战争而产生情感波动的诗歌主要集中在《国风》和《小雅》，约有17首(见附录表4)，
表1周王室征伐战争诗
小雅《采薇》、《车攻》、《六月》、《出车》、《采芑》5
大雅《大明》、《皇矣》、《公刘》、《常武》、《江汉》5
豳风《豳风东山》、《豳风破斧》2
周南《兔D》1
表2秦国战争的诗歌
国风《秦风无衣》、《秦风小戎》2
表3关于楚国战争的诗歌
国风《周南汉广》3
表4其他地域战争的诗歌
国风《郑风清人》、《邶风击鼓》、《周南卷耳》、《周南汝坟》、《王风君子于役》、《魏风陟岵》、《唐风鸨羽》、《桧风隰有苌楚》、《曹风下泉》、《卫风伯兮》11
小雅《m杜》、《鸿雁》、《瞻彼洛矣》、《采绿》、《绵蛮》《彤弓》、《大东》、《渐渐之石》、《何草不黄》
鲁颂《泮水》
商颂《殷武》
在抵御外敌和平定内乱的无休止战争中普通民众逐渐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厌战、思乡等各种情绪，不难看出频繁的战争在服役的战士以及家人心中添加了深深的伤痕。这类情感主要集中在士卒、役夫和思妇三种人物形象之上，但是这三者的情感有不同之处。
三、结语
本文在学习和汲取前辈学者对于《诗经》尤其是战争诗所作的大量研究工作的基础之上，综合整理前人的思想观点，对诗经中的所有直接或间接反映战争的诗歌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究。从《诗经》中战争诗歌的叙述内容和思想情感两个方面对战争诗进行较为细致和深入的整理，并划分为周王室征伐的诗歌;秦国的战争诗歌;楚国的战争诗歌和其他地域关于战争诗歌情感研究等四类。
《诗经》中战争诗反映了周人的兵役、徭役和战争生活。兵役和徭役是人民沉重的负担，是周代生活的一面镜子，我们从《诗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意识的提高，证实了《诗经》内容的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深入探讨的内容涉及文化背景、审美观念、语言风格、思想内容等方面。这对于《诗经》战争诗的发展和创新，这对于我们重新审视《诗经》对于后世各国家间关系处理、增强世界和平力量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战争诗研究，我们不但能够看到了当时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真切片段，而且感受到广大人民对于战争谨慎和厌恶的态度，崇尚以礼待人、以德服人的思想观念，这是战争诗歌教化民众、升华大众品位，增强爱国精神的宝贵财富。
《诗经》作者佚名，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最初只称为“诗”或“诗三百”，到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诗经》按《风》、《雅》、《颂》三类编辑。《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纵观世界历史，任何民族的历史里都包含有战争的成分。战争，是一个永久性地历史话题，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它自古以来就是维护生存的最高而又最有效的手段。中国历史上，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便发生了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战争，而《诗经》作为我国古代一部具有史诗性的著作，必然记载了大量有关战争方面的诗篇，它是我国先秦时期战争的历史见证者之一。
《诗经》作为我国先秦时期的诗歌总集，记载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上下约五百年的历史。其中，战争诗在其中占有不小的比重，约有三分之一约40篇是直接描写战争的。
因此，我们可以从《诗经》中挖掘出许多精髓，深入了解先秦时期人们对战争的认识与看法。
《诗经》中不乏有描写战争场面的诗句，其中对军队面貌的描写不占少数，如《秦风·无衣》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这是一首士兵的参军歌。战士们整装待发，衣甲齐备，个个争先奋勇。首句的一问一答，慷慨激昂，气势非凡，表现了士兵们愿意同甘共苦、共同浴血奋战的精神以及团结一致的战斗意志。《无衣》全诗四字一句，仿佛
《诗经》中也展现了民族战争中的英雄形象。“采薇”所描写的是一位饱尝服役思归之苦的战士在归途中的感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表现出了战士内心极其复杂且悲伤的情感。或许这样一个战士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但他所代表的千千万万个爱国勇士，为抵御
《诗经》中还有许多征夫、征妇诗也能看出先秦尚武的特点，如《卫风·伯兮》，它的首章云“伯兮
从众多诗经篇目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先秦是个尚武的民族，其之所以尚武，我想与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有极大的联系。《诗经》中较多作品为西周、春秋时期的作品，而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社会动荡不安，在混乱的时代，武力便成为了最有说服力的工具，尚武精神便得到推崇。
从诗经中的战争诗中我们可以分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作!”短短的几句话，却是一份言辞慷慨，情绪激昂的请战书。战斗的激情，难以控制的爱国情感跃然纸上。
“不我以归，忧心有忡。”战士面对着与亲人的别离，感到忧心。无居无所的飘零，失去战马的凄凉!
“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和爱人的一别竟会成为永恒，那曾经的誓言要如果兑现?
“我
先秦人们之所以善战，是因为那是他们当下可以生存的唯一工具，之所以“乐战”，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掠取到了不计其数的战利品。而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在一场又一场的杀
在21世纪，在经历过历史的洗涤的今天，为了对资源的掠夺，对土地的占领，依旧存在着区域性战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索马里武装冲突、中东地区冲突……在阳光明媚的今天，那些地方的天仍是黑烟滚滚，土地仍是灰尘飞扬，人们还活在逃窜与不安中，仿佛映照了《诗经》中的一幕幕，历史的阴影仍没有挥之而去。
不要让黑暗的历史重演，不要让战争的硝烟吹垮民众。战争的开始就是和平的结束，和平的开始就是幸福的开始!让我们同战争分手，同和平结缘，同幸福结缘!
以战争为题材的战争诗是《诗经》中的重要一类，[1]同时也是《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诗歌类别之一。战争诗的种种特点归根结底来源于战争的特殊性。与人类社会中的种种其它事物相比，残酷的战争确实是异乎寻常，令人惊骇，有的政治家因而称之为“怪物”。[2]与爱情诗所写的爱情，祭祀诗所写的祭祀，农事诗所写的农事，宴饮诗所写的宴饮等诸事物相比，战争诗所写的战争显然要复杂得多。不管那些诗歌的内容如何丰富和深刻，其性质毕竟显得集中而单纯，而战争诗则完全不同，它的性质复杂，内容宏富而涉及面广：不仅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而且涉及到思想、道德、民族关系、阶级关系乃至家庭关系。就人来讲，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庶民、士卒，可以说，整个社会都卷人了战争惊涛骇浪，没有哪个阶层能够逃避开——哪类诗歌能像战争诗那样地面对整个民族和社会呢?由此不难看出，战争诗的特殊性和重要价值。
本文拟从诗歌形象塑造的特点，思想倾向性和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力争对战争诗有一些新的认识。
一、战争诗形象塑造的特点
战争诗的抒情主人公都是各次战争的出征者，即周王朝军队中各阶层人物的形象。这些出征者按身份和地位可以分成以下四类：一是《采薇》中的下层士卒;一是《出车》中的普通将士;一是《六月》、《采芑》、《江汉》中的最高统帅，如尹吉甫、方叔、召虎;一是《常武》中的周天子即周宣王。这四类人从上而下地涵
一般说来，诗歌抒发感情，塑造形象，总是从作者的角度出发交代背景，摄取外物，构成诗歌形象而成。这样写出的作品都具有大致相同的内容和结构，而且诗歌形象也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诗经》战争诗则不然，它们虽然有着相同的背景和题材，彼此之间的差异却很大。这是因为它们不是从作者的视角出发去观察环境，交代背景，塑造形象，而是作者隐藏起来，由抒情主人公自己去观察、感受和体验。同时作为一个能动的人，又由他自己去干预客观环境，影响事变的进程，最后在主客观统一中完成形象的塑造。显然，像这样从抒情主人公的视角出发而最终形成的诗歌作品，是一个带有浓重“主观”色彩的艺术世界。这就是说，同一场战争，同一个战争进程，由于抒情主人公及其所见所闻和对客观世界影响的不同，最终形成的诗篇也有很大的不同。
《六月》从朝廷重臣和全军统帅的角度来写，自然是站在高处总观全局。写形势抓住总体特点：“
《常武》写周天子宣王亲自出征，从全国最高统治者的视角去写，由于视角的转换和涉及面的不同，情况则完全不同：诗歌从命将班师写起，自有帝王赫赫气象，为一般将士所不能为。以下写整修装备、警戒动员和提出出征目标，表现出师有名。接着才写战争开始，王师进军，征服徐方，凯旋回朝。其中写王师极有气势，表现出所向无敌的巨大威力;另外，把武力征伐徐淮说成是“惠此南国”，显示王师是宣扬文德的仁义之师。这样就不仅从武事威为上，而且从道义上表现出王师的特征。天子作为一国的象征，势必给他的武装力量佩上神圣的光环。而这正是以全军统帅为抒情主人公的《六月》所不具备的。
《出车》写跟随南仲出征
《采薇》从下层士卒的视角写凯旋而归则又另有特点。作为一个下层士卒，他的使命主要是奉命杀敌，诗中很少写总体形势和变化过程，主要是表现他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统治者的幽怨以及对于自己不幸遭遇的不平，特别突出的是“载饥载渴”的苦难和“莫知我艰”的孤独。其所见所闻和影响之所及，既不同于《常武》中的天子，《六月》中的统帅，也不同于《出车》中的将士，而是具有他所属阶层固有特点的另一个独特的世界。
可以看出，战争诗从不同抒情主人公的视角写战争，其结果，同一背景下的同一场战争在作品中却大不相同：或有天子气象，或有全局特征，或专注于一隅，或集中于个人——不同的抒情主人公分别创造了与他相应的不同世界。既然围绕着每个抒情主人公的世界各不相同，我们当然也就可以以它为中介去认识其中的主人。“人只有以社会生活为中介才能发现他自己，才能意识到他的个体性。”[3]战争诗正是根据人与其周围世界的因果关系，通过这个“中介”即围绕人的特定的世界来“发现”抒情主人公，并表现他的“个体性”——他在社会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及其内心世界，从而巧妙地塑造出不同出征者的艺术形象。
其次，战争诗形象塑造的另一个特点是着力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诗歌把握人物的内心世界比把握其外在特征更为困难，但是战争诗却轻松而巧妙地抓住它，并将它准确而传神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采薇》、《出车》、《六月》、《江汉》、《常武》等五篇诗歌都是写战争取得胜利，凯旋而归，事件虽相同，但是诗人从具体人物的具体境况出发，真实地再现了战争胜利带给人们的不同感受和反应。
《江汉》写召虎征伐淮夷胜利而归，受到宣王的册命和赏赐;《常武》写宣王命卿士南仲和皇父征伐徐国胜利而归，颂扬天子和王师的辉煌功勋。诗篇描述他们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宏伟抱负，字里行间充满了欢乐和自豪，逼真地传达了这些王公贵族的心声。在周代社会里，周天子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周天子，所以，王师出征取得胜利，其实就是以周天子为首的王公贵族的个人的胜利，是他们个人功业的体现。战争的胜利意味着他们官位的升迁和福禄的增加，因而他们的喜悦和欢乐是由衷的。《六月》写尹吉甫伐
《采薇》同样是写征伐
《出车》中的抒情主人公的心境既不同于《江汉》、《常武》和《六月》，也不同于《采薇》，而另是一番情景：胜利对这位跟随南仲出征的将士来说，既没有王公贵族获得巨大成功的由衷喜悦，也没有下层士卒“载饥载渴”的深沉悲愁。他的内心悲喜交加，充满了矛盾：“岂不怀归，畏此简书”，既思家欲归，又畏惧而顾虑;“王事多难，维其棘矣”，“忧心悄悄，仆夫况瘁”，既忧虑王事“多难”，又担心个人的前途，为个人的遭遇而愁苦。相对而言，他的内心情怀要比《江汉》、《采薇》中的抒情主人公复杂得多。
可以看出，《诗经》战争诗揭示人物的内心情怀，不是作抽象的描述，而是结合具体境遇进行，所以，表现看来似乎与内心情怀无关，实际上恰恰正是在写内心情怀。这种通过“心外”反映“心内”的更深一层的写法，使诗歌更加含蓄，更加隐微，因而也更加耐人寻味。
二、战争诗的思想倾向
由于“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4]同时，它又是一种政治行为，“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5]因此，战争必然是敌对双方的生死较量，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关系到阶级、阶层乃至个人的前途、命运和切身利益;对战争的观点和认识，总是直接而鲜明地反映着某个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的意志和要求。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作为文学作品固有特征的主观倾向性，在战争诗中表现得也就更加强烈而鲜明。强烈而鲜明的思想倾向正是《诗经》战争诗的重要思想特征之一，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战争诗的思想倾向表现在极力宣扬周天子至上，维护周王朝的绝对权威方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周王朝的对外战争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其目的都是要加强周天子的统治，树立和维护他的绝对权威，因此，说反映这种战争的战争诗都是这种倾向的产物也并非夸张。且不说那充斥了各篇(特别是《江汉》和《常武》)中的对周天子的歌功颂德之词，也不说对王师胜利所作的过度渲染，单单是那时时处处以天子和王朝为中心的思想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江汉》中将士们追求的是“王国庶定”，为的是“王心载宁”，战争胜利，首先要“告成于王”。《常武》中天子出征，是“王命卿士”，“王谓尹氏”;班师回朝，是“王曰还归”;打败徐方，是“天子之功”。同样，在《六月》中则是“王于出征，以匡王国”，“共武之服，以定王国”。在《出车》中则是“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可以看出，战争中的一切，无论是出征、驻防，还是战斗，还归，从不说听命于将，而是一切听命于王。其实指挥士卒的是将，而不是王，但却偏说听命于王，其目的十分明显，就是要树立一切以天子为中心，一切是天子至上的观念，以维护周天子和周王朝的绝对权威。
出于同样的目的，战争诗还极力宣扬文德思想，所谓“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江汉》)就是在武力威
其次，战争诗的思想倾向性还表现在描写重点的分布上，即在描写上是以我为主，而以敌人作为陪衬。
战争是敌对双方之间的事，所以反映战争往往是双方兼顾。有些民族的战争诗尽管也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但对双方都加以具体的描写，即不但描写自己一方，同时也描写敌对一方，双方的形象都具体而鲜明。当然，描写敌人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自己。不过，不管怎么说，敌人总有自己的形象。《诗经》战争诗则不然，它只是重点描写自己，以浓墨重彩塑造自己的形象，而对敌人一方则轻轻带过，从不作具体描写。通观几篇战争诗，可以说比较完整地展示了王师中各个阶层的形象：上至周天子，中有统帅和一般将士，下至普通士卒。此外，兼及统帅的僚友、将士的妻子、乃至征人、仆夫等等，都有程度不同的直接的正面描写。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战争诗乃是王师各阶层的群像图。诗中当然也有敌人，但只有其名，而无形象，并且是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才有敌人出现：一是表现敌人的
最后，战争诗的思想倾向还表现在描写王师的军容、气势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采芑》写方叔奉命征伐荆蛮，出征极有气魄：“方叔
《常武》写王师胜利进军，一连用了六个比喻，更是把王师的神武气
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三、战争诗的艺术风格
由于战争诗所写战争地区和具体状况的不同，由于出征者的身份，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抒情主人公的不同，不同战争诗的内容存在着巨大差异，相应地诗歌的艺术风格也各放异彩，交相辉映，总体看来，可谓绚丽多姿，不拘一格。诗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及其与内容、形式之间的高度统一，是战争诗艺术成就的重要表现。
《六月》写尹吉甫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奉宣王之命紧急出征。全诗分为六章，前三章写同一内容，都是写
《采芑》写方叔南征荆蛮，结构与《六月》相似。前三章写王师军容之盛，大将节制之严，为后面写战胜荆蛮作了有力的铺垫。其描写具体细微，抓住特点，着墨不多便写出强盛的军容和神勇的大将以及王师居高临下，先声夺人的气势。文字色调强烈，神采飞动，详
《江汉》与《常武》都是反映东南部战争的作品，但艺术风格彼此不同：
《江汉》一诗的重点不是写战争本身，而是写战胜淮夷之后如何治理疆土、册命召虎和召虎对宣王的感恩答谢。诗中提出了在新征服的土地上推行周王朝的政治统治，即诗所谓“王国来极”，这不仅涉及到安邦治国的根本大计，而且反映了周王朝君臣“矢其文德，洽此四国”的远大抱负，体现着天子的威严，大臣的忠诚，因此，出语庄严郑重，形成了雍容典丽的艺术风格。特别是宣王的册命和召虎的答谢更是非同凡响。宣王册命召虎，为他庆功，但却没有摆出他的具体功劳，而是调转笔锋，回溯历史：“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锡尔祉。”召虎的祖先召公曾辅
《常武》一诗于大处着眼，大处落墨，突出神勇的气
艺术风格最为复杂的当属《采薇》。如前所说，此诗表现了一个下层士卒在
题材相同的诗歌作品，其艺术风格多样化并各有千秋，是诗歌艺术走向成熟并达到很高境界的重要标志。这一点在中国诗歌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诗经》战争诗按战争的范围和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反映周天子对外战争的诗歌，如《小雅》中的《采薇》《出车》、《六月》、《采芑》和《大雅》中的《江汉》、《常武》等六篇;另一类是反映诸侯对外战争的诗歌，如《秦风》中的《小戎》、《无衣》等二篇。这两类作品，无论在内容、性质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不相同。为了集中起见，本文只论述前者，即反映周天子对外战争的那六篇诗歌。
[2]：《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154页。
[3]恩·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282页。
[4][5]克劳塞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