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死亡
诗人在当代，或许只有死亡才能让人记得，让人引起关注。自海子死后，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中国诗坛，海子去后的第三个月，骆一禾去了。当然，海子之后最轰动的莫过于顾城的死亡。在如今的时代，或许只有诗人愿意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来对抗光怪陆离的当代，选择如此强执个性的行为走入历史。
如果诗人只有用死亡来引起当下的我们对诗歌的阅读，这种方式确实让爱诗读诗的人难以接受。但是现实之中的诗歌、诗人却将“死亡’这个避讳的词臆想的壮观无比。固然诗人的死亡和诗行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这些文字来自于诗人的大脑，而这种不约而同对“死亡”意境的升华难免不是一种误导。“当我没有希望／坐在一束麦子上回家／请整理好我那零乱的骨头／放入那暗红色的小木柜，带回它／像带回你们富裕的嫁妆（海子《莫扎特在〈安魂曲〉中说》）；优雅的举止和贫寒的窘迫/曾给了我不少难言的痛楚/但终于我的诗行方阵的大军/跨越了精神死亡的峡谷//埋葬弱者灵魂的坟墓/绝不是我的归宿（食指《归宿》）；那是一种祭奠的仪式/在死亡的山岗上/我居高临下（北岛《白日梦》）”……毫无疑问，诗人的死亡更多缘自对诗歌的绝望。当今诗人的窘迫与诗歌的窘迫狭路相逢不仅是诗人的危险遭遇也是时代的悲哀遭遇。诗人在自己梦想或偶尔塑造的远离现实生活里，谱写诗篇。与世隔绝，不与外界张望，拒绝一种机械化的生活模式（如顾城，他们的代表），诗歌成为他们手中唯一的枪，并用此来牵强的描绘生活。也正是他们如此的生活，使他们愈来愈不溶入这个时代。而这个时代由于诗人自行远离也就逐渐淡出了他们的身影。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以为诗人自闭式的写作是其重要原因。当然社会世俗的经济观使诗人自认的“道德谱系”面临崩溃，“道德价值”也面临拯救。本已脆弱的诗人们无法忍受太多精神信仰“被摧残”，悄然选择死亡，而后又以一种“仪式般(自杀)地姿态”面对社会，控诉时代“变相杀人”。
而这种“自我性”、“自愿性”的死亡本身是需要否定的。他们往往是诗歌的精英，他们的死亡“集体无意识”的又诱导了诗歌的死亡。这些优秀诗人的死亡不仅使诗歌质量下降，更让诗人团队缺少领路人！由此想象，当我们看到的诗歌没有价值、没有底蕴的时候，难免不回想起那些曾经给诗坛带来火光的诗人。而他们脆弱的心灵选择死亡的道路时，当下的诗歌还能经得起风浪吗？而剩下的那些可贵的精英又该如何做呢？
二、消逝
之所以用“消逝”，是因为这个属于我们的时代几乎看不到任何的诗意。当我们唯一有可能保持诗性土壤的大学也变得跟风追俗时，我们便可知道现实的真切。好几时候，诗人们不知不觉地进入到另一种空间，开始逐渐远离现实。而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早已毁灭了诗人衍生的可能。我们看到的是工业化大生产，需要的是懂得机器的人，是会机械化操作的人，生产的是工业流水线上无个性的个性，栽培的是大学理工科公式化的人才。物质利益，别墅聚居、金钱的思绪、权力的诱惑一拥而上，占据了大脑几乎全部的位置。我们究竟有多少地方给于文化的思考，答案是否定并决绝的，不留余地的顺应时代。我们引以自豪的思想、信仰、认同感、价值定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生活平面的欲望、功利、金钱资本中推翻的所剩寥寥。诗歌逐渐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诗性、文明、文化环绕的界面。
当代诗歌在这样的境地里何去何从，我们不得而知！
三、游离
翻阅流行当下的诗人作品，一个个晦涩、执拗、生硬、莫名的语言游离在诗行中，甚至充斥诗歌全部。“哐踢嗒/火车向前，传送带上风景站立不稳/它的喉咙被戮进异物，叫喊//哐踢嗒！哐踢嗒/火车拐弯，火车的腰背肌肉鼓凸/迸溅出力来将乡村弹进波荡的黄昏（艾龙《谢幕人》）;我游离在性别之外/加洲旅馆，一个拥抱的核，爆炸，旁观，四道水兑了盐/兑了毒/沙哑的时间不知所措/诗歌开起电话会议，只有死亡才能监听（安琪《借口》）”……这些游离的风格似乎让我们明白：大抵是我们的文化底蕴不够而无法理解、认同，当代诗歌本身并不存在这些现象。
或许事实确实如此，问题是，诗歌毕竟不是刻意的造作。当然这里并不排除关于诗人自认的环境，在他们看来，诗歌早已成为他们私下交流的东西，已经没有拿出来大家共同欣赏的必要了；或是诗歌在当下没有值得留恋的环境，由此他们一个个的进入到封闭式写作过程之中，诗歌的涵义是他们自恋式的抒情，词汇是他们自己的专用语，外人的明白与否早已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也不否定诗人自认为诗境的消逝早已宣告了当下对诗歌的漠视，所以他们早已不在乎外面的想象；另一种可能是诗人在当今的时代里早已失去了诗人应有的传统，呆在自己的居室里自导自演，凭空想象外面的世界，而缺乏生活经验的他们只能在自己臆想的社会环境中写作，并企图以游离地语言引起人们对他的关注
而我要说的是，诗人自身的问题是最关键的。由于我们诗人的自闭，习惯了单调的生活，不再注视外面太多的事情，不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国诗词的优秀传统早已被其颠覆，民众的喜怒哀乐早已不是他们所要关注的话题。诗语就在这种生活中穷尽而晦涩、执拗、生硬、莫名，最终游离，也就颠覆了他们自身。
四、逃脱
关于逃脱的话题，根本在于集体的无奈！
我不得不这样说。想当年梁小斌、韩东、王小妮、陈染、林白、北岛诸人都是诗歌的“中坚”，而他们逐渐脱离这个队伍的时候，是否想到过他们走后诗界的无奈与穷尽！他们在小说中扬眉吐气，在大学里说古道今，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新生代”小说的建树，是散文、随笔。（我在2005年的诗歌集中看到了韩东、王小妮的诗篇，但这仍然不会否定他们的逃脱，毕竟是个案，是偶尔的诗作。）
对他们本人而言，现在的状态或许是正确的，毕竟他们相继取得了成功。问题是他们走后我们的诗歌怎么办！较之死亡他们的选择是理性的，客观的，但他们这种集体性（尽管他们并不曾有过什么宣言或是仪式，但终究是大批的）的逃脱带给后来诗人的阴影是无法估量的。毕竟，现下的`诗人在诗歌无法坚守的时候难免不回想起他们的先辈、同仁曾经的努力。而展现给我们的，却是这一批优秀的诗人曾经无法改变诗歌的困境，却在另外的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本身是不好的兆头，在诗歌的立场上。
这与我前面的言说是矛盾的，但我还是另外列了出来，毕竟，现实的生活是矛盾的，现实的诗歌是矛盾的，现实的一切都是矛盾的，包括我，一个青年，对诗歌的思绪！
五、尴尬
说起这个话题源自于2006年的《南方周末》。其中一篇关于翟永明的叙述让我颇为惊恐！想来确实如此，当把诗歌朗诵会最后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翟永明是勇敢的，是我们愧对于诗歌，时代愧对于诗歌。这也就是坚守的尴尬！并让我们肃然起敬，但这又是悲凉的。
这几年，我们看到了诗歌大会的枝繁叶茂，在泰山、贵州、海南，在青海湖，在北京。然而当我们真正正视他们的时候，是否想过究竟是“诗人”、“诗歌”的幸事，还是“宣传”、“作秀”的尴尬。也许是我关注的诗人太有限，据说著名的诗人竟然没听说一个，什么华侨诗人、学者诗人、打工诗人。
如此看来，我们所能理解的诗人早已归于历史，现实的诗人大概可能是那些偶尔做诗的诗人，诗人由此不再是一个让人敬仰的名词，而成为一种信手拈来的字句，只要写几句，发上一二篇就能获得若干叫做什么著名、XX派代表诗人等等修饰语。一如现在的“大师”，但凡著名的都是大师，对国学有研究的就叫“国学大师”，说到此，确实是我们落伍了。
最后只能为翟永明等诗人默默祈祷，愿他们坚强，并由此坚守！
坚守继续，尴尬继续！
六、末路
不知道我们知否记得1998年。在那一年郭路生重新走上舞坛，在各个媒体报刊。就在那一年之内，郭路生开始徜徉于华夏大地，其早年的诗歌也被挖掘出来，一时洛阳纸贵。稍后的2001年，《人民文学》将迟到的“诗歌奖”颁发给了海子，2005年央视将“桂冠诗人”给与梁小斌，归去多年的海子与偏离诗歌多年的梁小斌又落入我们的眼帘。
需要自省的是，当我们的诗歌奖给予那些业已别离诗歌多年的人（包括亡者）时，我们的诗歌也就进入到了“回想”的状态，这种回想似乎隐约的告诉我们当下的中国诗歌已是末路。一如一个进入暮年的老人，回想他引以为骄傲自豪的少壮时代，并由此来填补如今诗歌的苍白无力。正是这种隐藏的奖项使得我们忽视了如今诗歌的困境，暗藏了诗歌走入困境的事实，同时也昭示着诗歌的灭亡！
这也许是必然，当诗人选择一种决绝地仪式告别，作为载体的诗歌自然会循着这种仪式，而后宣言：末路。
拯救之根本——风骨
关于诗歌的拯救早已不是这个时代特有的，从刘勰、钟嵘、陈子昂到白居易、苏舜钦、陆游，乃至黄宗羲、顾炎武“徒事空文”的批判，最后至上世纪新文化运动无一不包含廓清诗风的呐喊。他们的努力与成功也许给了当代诗歌一条非常值得借鉴、思考的途径。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建安文学“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哀诉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这就是建安风骨的意义。在贴近现实，直面疾苦中得到文笔之神化，由此才“梗慨而多气”。刘勰之风，是"乃化感之本源，致其之符契"之风，骨则是“沉吟铺辞，莫先于骨”。“风清骨峻，篇体光滑”，是风骨最终的诉求，说明文章要有内容、有思想，似人一般骨峻清貌，高雅洁傲，看起来是雄姿英发，神采奕奕。
稍后，艳丽、浮华的晋宋诗和“上官体”弥漫初唐诗坛，虽经王、杨、卢、骆的革新，诗风依然沉迷。此时，陈子昂恢复毛诗风雅比兴美刺的重要传统，让诗歌在复古的“通变”中振起。陈子昂首先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明确了理论，提出“风骨”。用意就是“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每一永叹，窃思古人，长恐逶迤颓废，风雅不作，以耿耿也”。同时认为“兴寄”之于“风骨”不可或缺，只有有内容的言，才能有骨，形式技巧的片面强调是不会有骨的，”言意并重”才是风骨。而文章的风骨并重，才能构成文章之力。这样就一目了然，目的也很明确：继承“汉魏风骨”以振兴初唐文风。郭绍虞先生说这句话“提出了唐诗成功的原因”。
《登幽州台歌》就在这样环境下诞生了。像一声惊雷，震响整个初唐文坛。陈子昂看来，"图正始之音"才是诗歌振兴的关键。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编竹篇序》中多次说明承接风骨之重要与必然，"风雅不作，以耿耿也"。这样复古并不是简单的仿写复制达到风雅颂赋比兴，更重要在于悲凉慷慨之人生大气，寄托救世、建功立业之积极入世。从而化开了齐梁、上官诗风的颓靡不振，首次提出情思、辞采、声律结合的美学，比起"永明体"来进步何止百倍。后来的韩愈在《荐士诗》中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欧阳修主修的《新唐书》也说“唐文，子昂始变雅正”由此可见当时陈子昂提倡之正确，为唐朝诗风作了极为正确的导向。之后李白在《古风》中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甚至在《梦粲本事诗》中更为直接“梁陈以来，艳薄斯极，将复古道，非我舍谁”，稍后的杜甫“三吏三别”所以永垂，亦在于此。这也可以说是陈子昂的功劳。后来的韩愈、柳宗元之古文运动、白居易之新乐府，都是建立在陈子昂号召之基础上的。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进一步强调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这就看到了白居易“新乐府运动”的实质了，“现实主义的再深化”是真正目的所在。
综合看来，陈子昂成功的出发点在于坚守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深入民众疾苦，了解发掘民族文化的底气。更重要的是有所继承，有所摒弃。遵循的是“诗言志”，摒弃的是南北朝的萎风格韵、上官仪等人“宫廷诗”的华丽不实。
至此便知如今的诗歌，无论怎样的革新开拓、吸引眼球，唯有切实的、贴近民众、亲近自然的朴素语言才是最真实、最经典的。唯有真挚、自然、贴近生活、体悟民生、透视社会疾苦才是诗歌发展的本质动力。
当代诗歌需要高扬风骨的旗帜。这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扎根群众底层之于民生疾苦，放眼世界之于中华文化，继承中华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学其神而弃其形，直面现实，坚守道义、责任与情操，忧忧患、赋民生、倡美刺、寄风雅，把苦难渗入内心，叩问人民、时代、民族之生命体验，蕴涵时代特色，展现诗人自身之风格，建立当今时代之诗歌。这才是当代诗歌崛起之根本。诗人自唱自吟、闭门造车、追求词藻、故作艰深的面具早应该摒弃；批评家表里合一，自觉拒绝妩媚、隐靡、颓废之作，惟品味不求。
人类生活中出现了美，并相应地产生了人对美的主观反映，即美感。美感是以人们的爱好和趣味为出发点的。由于每个人的出身、文化修养、性格、职业和人生的际遇不同，因而，使每个人的爱好、趣味有着个体上的千差万别。这样，就形成了美感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而这种美感在诗歌的创作和鉴赏中尤其突出。因此，诗歌的讲解向来被教师视为畏途。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有诗歌的美感产生的多样性、多解性、复杂性的原因。但，有一个因素往往为我们忽略，那就是我们在日常的教学中长于概括而短于分析，长于模糊而短于精确，这样就影响了我们对诗歌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那么，要达到真正的阅读、鉴赏诗歌，体会其传达的情感和思想，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进行研究。
一、从浓厚的表达情感的词、句或表达感情的事物入手
我国古代的诗歌除了通过景物的描绘来寄托和表现思想感情之外，相当多的诗歌还在写景的同时穿插叙事或在景物描摹之后直接抒情和议论。这些叙事或抒情、议论带有诗人极浓厚、强烈的感情成分、感情色彩。所以，品味诗歌中具有浓厚情感的词句或强烈感情色彩的事物，是我们迅速地把握诗歌中形象和题旨的重要途径。
例一 登高
唐·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 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 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浊酒杯。
此诗是杜甫大历二年（767）秋在夔州时所写。当时诗人病卧夔州，夔州在长江之滨。全诗通过登高所见秋江景色，倾诉了诗人长年飘泊、老病孤愁的复杂感情，慷慨激越，动人心弦。尤其尾联的“艰难苦恨”， 并分承五六两句。对个人身边琐事的悲叹，与开篇《楚辞》般的天地雄浑之境，形成惨烈的对比。“苦恨”，甚恨，意思是愁恨很深。诗人备尝艰难潦倒之苦，国难家愁，使自己白发日多，再加上因病断酒，悲愁就更难以排遣。本来兴会盎然登高望远，现在却平白无故地惹恨添悲，诗人的矛盾心情是容易理解的。
例二 台城
唐·韦庄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杨柳是春天的标志。在春风中摇荡的杨柳，总是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让人想起繁荣兴茂的局面。当年十里长堤，杨柳堆烟，曾经是台城繁华景象的点缀；如今，台城已经是“万户千门成野草”，而台城柳色，却“依旧烟笼十里堤。”这繁荣茂盛的自然景色和荒凉破败的历史遗迹，终古如斯的长堤烟柳和转瞬即逝的六代豪华的鲜明对比，对于一个身处末世、怀着亡国之忧的诗人来说，该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而台城堤柳，却既不管人间兴亡，也不管面对它的诗人会引起多少今昔盛衰之感，所以说它“无情”。说柳“无情”，正透露出人的无限伤痛。“依旧”二字，深寓历史沧桑之慨。它暗示了一个腐败的时代的消逝，也预示历史的重演。堤柳堆烟，本来就易触发往事如烟的感慨，加以它在诗歌中又常常被用作抒写兴亡之感的凭藉，所以诗人因堤柳引起的感慨也就特别强烈。“无情”、“依旧”，通贯全篇写景，兼包江雨、江草、啼鸟与堤柳。这首诗以自然景物的“依旧”暗示人世的沧桑，以物的“无情”反托人的伤痛，而在历史感慨之中即暗寓伤今之意。
例三 东栏梨花
宋·苏轼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 。
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惆怅”是诗中具有浓厚感情的词，充分表现了当时诗人的心情。要了解惆怅的原因，我们可以从诗人所见的景物变化中得知。柳树抽线浅绿变为深绿，继而柳絮飘飞，暗含春色已暮。梨花盛开，满城漾白，这里更加强调的是白色——春色之美原在万紫千红，花团锦簇，如锦绣般的大地——但是这里单只描写雪白的梨花（柳絮只是陪衬），更着眼于自己家门口东栏边的一株梨花——它愈开得热闹，愈引人惆怅——到这里，此诗的强烈特色完全显现出来了，一株如雪的梨花，正是强烈的白色引起人共鸣的主要关键所在，它暗示了盛极将衰，任何人面对如此一幅画面，也会稍然为之动容。一、二两句写景中满蕴了伤春之情。最后一句，直接抒情，抒发了人生短暂的感慨。因此，我们抓住了有极浓厚情感的词句的感情线索，再联系景物特征就能探测到诗人感伤春光易逝，慨叹人生短暂的情怀。
例四 倦 夜
竹凉侵卧内， 野月满庭隅。
重露成涓滴， 稀星乍有无。
暗飞萤自照， 水宿鸟相呼。
万事干戈里， 空悲清夜徂！
整诗单纯写“夜”无一“倦”字。但仔细一看，我们从这幅“秋夜图”中不仅看到绿竹、庭院、朗月、稀星、暗飞的萤、水宿的鸟，还看到这些景物的目击者──诗人自己。我们仿佛看到他孤栖“卧内”，辗转反侧，不能成眠：一会儿拥被支肘，听窗外竹叶萧萧，露珠滴答；一会儿对着洒满庭院的溶溶月光，沉思默想；一会儿披衣而起，步出庭院，仰望遥空，环视旷野，心事浩茫……这一夜从月升到月落，诗人何曾合眼！彻夜不眠，他该有多么疲倦啊！诗人把从入夜到破晓的过程描述的非常细致。我们不禁要问：如此清静、凉爽的秋夜，诗人为何不能酣眠？有什么重大的事苦缠住他的心？原来诗人为“万事干戈里”而彻夜难眠，诗人深切地关注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难怪他坐卧不安，彻夜难眠。但是，当时昏君庸臣当政，有志之士横遭贱视和摒弃，老杜自己也是报国无门。因而“空悲”二字，抒发了诗人无限感慨与忧愤。
另外，如李白《将进酒》中的“悲白发”，刘禹锡《秋词》中的“我言秋日胜春朝”，秦观《满庭芳》中的“伤情处”等，我们均可以从这些浓厚感情的词句中探知诗人的内心和诗中的意蕴。
二、从“带有诗人主观色彩的景物”入手
古典诗歌中有一十分重要的特点，就是讲求意境，讲究情景交融。正如王国维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诗人们善于通过写景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因而，使诗中的景物明显地带有诗人的主观感情色彩，融入了诗人的情感和独特的思想，从而形成情与景的和谐统一，也就有了古人追求的寓情于景、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艺术境界和表现方式。所以，古诗鉴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抓住“带有诗人主观色彩的景物”即“景语”入手，来剖析诗人所寄寓的情感。
例五 苏台览古
唐·李白
旧苑荒台杨柳新，
菱歌清唱不胜春。
只今惟有西江月，
曾照吴王宫里人。
诗人通过写吴苑的残破、苏台的.荒凉，而人事的变化、兴废的无常，自在其中。起句的“旧苑荒台杨柳新”一句之中，“旧苑荒台”，以极衰之景象，引出极感伤的心境；而“杨柳新”， 以杨柳在春天又发新芽，柳色青青，年年如旧，岁岁常新；以“新”与“旧”不变；不变的景物与变化的人事，以两种不同的事物来对比，以极清丽的物色，逗引起极愉悦的兴会，写出古今盛衰之感，更加深了凭吊古迹的感慨。前者包含着属于历史的巨大伤痛，让人不由去作深沉的反省；后者又显示出大自然无私的赐予，召唤着人们去追求、去享受、及时行乐。这里所表述的不仅有古今盛衰的历史喟叹，而且有执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因为，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总是在不断追求着自由自在，追求着超越解脱。但是，这种渴望与追求常常难以实现，人就常常难免陷入一种痛苦绝望的境地。
例六 滁州西涧
唐·韦应物
独怜幽草涧边生，
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
野渡无人舟自横。
这首诗写春游西涧赏景和晚雨野渡所见。诗人以情写景，借景述意，写自己喜爱和不喜爱的景物，说自己合意和不合意的情事，而胸襟恬淡，情怀忧伤，自然流露。特别是“独怜”句，“独怜”是偏爱的意思。以“幽草”“深树”写出了环境的清幽寂静，而“生”和“鸣”两个字，又在静中透出动感。诗人在春天繁荣的景物中，只怜爱涧边自甘寂寞的幽草，而繁茂的树丛中传来黄莺动听的鸣声。诗人用“独怜”的字眼，寓意显然，表露出诗人安贫守节，不高居媚时的胸襟，表达作者对生活的热爱，清楚地表露了诗人恬淡的胸襟。
例七 菩萨蛮
宋·王安石
数间茅屋闲临水，窄衫短帽垂杨里。
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
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
这是王安石晚年罢相后回到金陵时的词作。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动人的田园风光图。时间是从白天到入夜。画面中有临水的屋舍、劳作的农人、有红花、有绿杨，清风微拂，黄鹂婉转，新月如鈎。这恬静、这安逸、这秀丽的乡村风光怎不令人流连忘返，沉醉其中。面对人生遭际的变化，诗人似乎采用了一种安然自适的态度。用一个“闲”字渲染出淡泊宁静的生活环境，也点出了作者摆脱宦海远离风尘的村野情趣。
三、紧扣“诗眼”入手
古人写诗讲究炼字、炼句，有“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有“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有“语不惊人死不休”；有被称为“红杏尚书”宋祁的诗句“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就静中显动，使杏花怒放，春意盎然，鸟语花香的大自然活力跃然纸上。而这最精炼、最传神的一个字，便使句中有了眼，也即全诗的主意所在，称为“诗眼”。因此，我们在鉴赏古诗词时，抓住“诗眼”这个突破口，也就起到透视全诗，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效。
例八 商山早行
唐·温庭筠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槲叶落山路，枳花照驿墙。
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这首诗紧扣“早行”，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真切地反映出封建社会中一般旅人的某些共同感受。
首句表现“早行”的典型情景，概括性很强。清晨起床，旅店里外已经叮叮当当，响起了车马的铃铎声，旅客们套马、驾车之类的许多活动已暗含其中。而鸡声和月，板桥霜和霜上的人迹又都是具有特征性的景物。作者于雄鸡报晓，残月未落之时上路，也算得上“早行”了，然而已经是“人迹板桥霜”，这真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啊！这两句纯用名词组成的诗句，写早行情景宛然在目。而“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两句，写的是刚上路的景色。而这时候，枳树的白花已在开放。因为天还没有大亮，驿墙旁边的白色枳花，就比较显眼，所以用了个“明”字。可以看出，诗人始终没有忘记“早行”二字。旅途早行的景色，使诗人想起了昨夜在梦中出现的故乡景色：“凫雁满回塘”。春天来了，故乡杜陵，回塘水暖，凫雁自得其乐；而自己，却离家日远，在茅店里歇脚，在山路上奔波呢！“杜陵梦”，补出了夜间在茅店里思家的心情，与“客行悲故乡”首尾照应，互相补充；而梦中的故乡景色与旅途上的景色又形成鲜明的对照。眼里看的是“槲叶落山路”，心里想的是“凫雁满回塘”。“早行”之景与“早行”之情，都得到了完美的表现。整首诗虽然没有出现一个“早”字，但是通过霜、茅店、鸡声、人迹、板桥、月这六个意象，把初春山村黎明特有的景色，细腻而又精致地描绘出来了。
例九 菊花
唐·元稹
秋丝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咏菊，一般要说菊花的可爱。但诗人既没列举“金钩挂月”之类的形容词，也未描绘争芳斗艳的景象。而是用了一个比喻──“秋丝绕舍似陶家”。一丛丛菊花围绕着房屋开放，好似到了陶渊明的家。一个“遍”使人秋菊满院盛开的景象便不难想象，如此美好的菊景怎能不令人陶醉？诗人已经完全被眼前的菊花所吸引，专心致志地绕篱观赏，以至于太阳西斜都不知道。而“遍绕”、“日斜”虽用语平淡，但仔细咀嚼，便可体会到诗人赏菊入迷，留连忘返的举止和心情，极好地渲染了爱菊的气氛。
例十 咸阳城西楼晚眺
唐·许浑
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
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
本诗开头“一上高城万里愁”，一个“愁”字笼盖全篇，奠定了全诗的基调。诗人开头“万里愁”用意何在呢？下文的“蒹葭杨柳似汀洲”，一个“似”字，早已道破，此处并无什么真的汀洲，不过是想象之间。然而为何又非要拟一个“汀洲”不可？须知诗人家在润州丹阳，他此刻登上咸阳城楼，举目一望，见秦中河湄风物，居然略类江南。于是笔锋一点，微微唱叹。万里之愁，正是乡思之始。咸阳本是秦汉两代的故都，旧时禁苑，当日深宫，而今只绿芜遍地，黄叶满林，唯有虫鸟，不识兴亡。因此“万里”之愁？抑或“万古”之愁？耐人寻味。
例十一 鸟鸣涧
唐·王维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桂花落”，尤其是在夜间，是不大可能被人觉察的。夜深人静，谁会去注意桂花的坠落呢？可是“人闲”，也就是说由于人的内心闲适平静，居然连桂花下落这样一个细微的动态也捕捉到了。夜，阒寂无声，人，闲适平静，自然会觉得春山静谧而空寂了。“空”字十分传神，让人似乎感受到了深山的寂静和群山的空旷，感受到大自然的百物万象此刻仿佛都不复存在了。
那么，怎样抓“诗眼”？除了结合整首诗的意境外，我认为主要抓两个方面：一是从词性的角度看，重点找动词。因为在众多的词类中，动词是叙事、写景、状物、抒情的关键字，所以成为诗人锻炼诗眼的重要对象。如宋代叶绍翁《游园不值》“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中的“关”和“出”就是诗眼。细细品味一“关”一“出”，就感受到春天到来时杏花盛开的浓烈的生命活力。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生”字写出明月从海上冉冉升起的景象，寓于动感，准确传神。当然，其他词类也不可轻易放过，如形容词。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直”字写出烽烟的劲拔、坚毅；“圆”给人亲切温暖而又苍茫的感觉。这两字不仅精确描绘了沙漠的景象，而且，表现了诗人真切的感受，把孤寂的情绪巧妙融化在广阔的自然景象之中。另外，词类的活用也不容忽视，有时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能。如“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蒋捷《一剪梅》）形容词“红”“绿”，用作动词。诗人通过樱桃变红，蕉叶转绿的动态，抒写了对时光流逝的惋惜。当然，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也是个极好的例子。二是从修辞手法的角度看，诗眼往往运用了拟人、夸张、通感等手法。张先“云破月来花弄影”的“破”“弄”二字将云月拟人化，使云月花影之意象流动传神，境界全出。
四、从“意象”入手
“意象”一词最早见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它包括抽象的主观的“意”与具体的客观的“象”两个方面。它是“意”（诗人主观的审美思想与审美情感）与“象”（作为审美客体的现实生活的景物、事象和场景）在文学的第一要素——语言中和谐交融和辨证的统一。我认为它是诗人对常有共同文化认知和文化心理的约定俗成的特定事物的选用。譬如，说到“柳”，人们自然会想到“留”“分别”。说道“月亮”，自然想到团圆等。此类例子很多，比如，古诗中雁的意象。雁，貌不惊人，品类不珍稀，却以独有的特质，牵动着无数文人墨客的情思，形成了独具民族审美特色的雁文化。《诗经》有“鸿雁于飞，哀鸣嗷嗷”，这是最早关于鸿雁的感喟。“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苏轼）这里雁是信用的象征。“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李清照《一剪梅》）巧妙化用托雁足传锦书的故事，雁便成为寄相思之情，成为信使的代名词。“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化”（欧阳修《戏答元珍》）诗人远离山乡，心情苦闷，夜不能寝，卧听归雁，勾起无尽相思之情。因而，借北雁南归写思归之愁。杜甫曾有《孤雁》借叹孤雁离群，写自己幽独愁苦，渴望团聚，知友重逢。王勃《滕王阁序》中有“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借雁声渲染了一种苍凉或清冷的氛围，这种氛围又恰是作者凄愁心境的写照。而“天高云淡，雁排长空”是一种极致的美，一种壮阔豪迈之情。而“惊鸿一现”又写了美丽逝去的幽愁，如陆游《沈园》“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等。
当然，古诗中还有猿鸣、蝉声、落花、流水……等。所以通过分析鉴赏古诗中景物形象所形成的氛围及作者的心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把握诗歌的主旨。
五、从抒情方式和表现手法两个方面入手
在诗歌鉴赏中，抓住抒情方式和表现手法，我们可以探求诗人运用抒情方式和表现手法的真实意图，把握诗歌的内涵及诗人内心感情。
例十二
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他日余方追吟“连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风，因成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其一）
唐·李商隐
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
桐花万里关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本诗运用1.寓情于景。诗人将冬郎父子的赞许之情寄寓在所描绘的令人神往的想象图景中。2.映衬。用老凤的鸣叫衬托雏凤更清脆悦耳的鸣叫声。3.比喻。将冬郎父子比为凤凰。4.夸张。红艳秀美的桐花延展万里，突出美景的壮观。在诗中作者将多种表现手法的综合运用，赞扬冬郎父子的才情，表达了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真切赞美。
古典诗歌的鉴赏除了以上角度外，还可以从题材类型入手，因为题材类型相同，从而使的表达感情上形成一定的倾向性和相类性。当然，诗人的情绪千差万别，我们在鉴赏时，还需要根据诗中的具体内容并结合以上提到的一些方法进行赏析，从而更好地品味诗歌。
余秋雨以历史文化散文而名世。他凭借自己丰厚的文史知识功底,优美的文辞,引领读者泛舟于千年文明长河之中。下面是关于余秋雨散文《笔墨祭》的内容，欢迎阅读！
中国传统文人究竟有哪些共通的精神素质和心理习惯，这个问题，现在已有不少海内外学者在悉心研究。这种研究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也时时遇到麻烦。年代那么长，文人那么多，说任何一点共通都会涌出大量的例外，而例外一多，所谓共通云云也就很不保险了。如果能对例外作一一的解释，当然不错，但这样一来，一篇文章就成了自己出难题又自己补漏洞的尴尬格局。补来补去，痛快淋漓的主题都被消磨掉了，好不为难煞人。
我思忖日久，头脑渐渐由精细归于朴拙，觉得中国传统文人有一个不存在例外的共同点;他们都操作着一副笔墨，写着一种在世界上很独特的毛笔字。不管他们是官屠宰辅还是长为布衣，是侠骨赤胆还是蝇营狗苟，是豪壮奇崛还是脂腻粉渍，这副笔墨总是有的。
笔是竹竿毛笔，墨由烟胶炼成。浓浓地磨好一砚，用笔一舔，便簌簌地写出满纸黑生生的象形文字来。这是中国文人的基本生命形态，也是中国文化的共同技术手段。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干脆偷偷懒，先把玩一下这管笔、这锭墨再说呢?
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态载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遇到过一场载体的转换，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场转换还有一种更本源性的物质基础，即以“钢笔文化” 代替“毛笔文化”。五四斗士们自己也使用毛笔，但他们是用毛笔在呼唤着钢笔文化。毛笔与钢笔之所以可以称之为文化，是因为它们各自都牵连着一个完整的世界。
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的毛笔文化，现在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
诚然，我并不否定当代书法的成就。有一位朋友对我说，当代书法家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古代书法家。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古代书法家的队伍很大，层次很多，就我见闻所及，当代一些书法高手完全有资格与古代的许多书法家一比高低。但是，一个无法比拟的先决条件是，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需性为背景的，因而产生得特别自然、随顺、诚恳;而当代书法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美则美矣，却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社会性诚恳。
在这一点上有点像写古诗。五四以降，能把古诗写得足以与古人比肩的大有人在，但不管如何提倡张扬，唐诗宋词的时代已绝对不可能复现。诗人自己可以写得非常得心应手(如柳亚子、郁达夫他们)，但社会接纳这些诗作却并不那么热情和从容了。久而久之，敏感的诗人也会因寂寞而陷入某种不自然。他们的艺术人格，或许就会因社会的这种选择而悄悄地重新调整。这里遇到的，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问题。
我非常喜欢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几个传本法帖，大多是生活便条。只是为了一件琐事，提笔信手涂了几句，完全不是为了让人珍藏和恳挂。今天看来，用这样美妙绝伦的字写便条实在太奢侈了，而在他们却是再启然不过的事情。接受这张便条的人或许眼睛一亮，却也并不惊骇万状。于是，一种包括书写者、接受者和周围无数相类似的文人们在内的整体文化人格气韵，就在这短短的便条中泄露无遗。在这里，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相溶相依，一支毛笔并不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职业和手艺，而是点化了整体生活的美的精灵。我相信，后代习摹二王而惟妙惟肖的人不少，但谁也不能把写这些便条的随意性学到家。
在富丽的大观园中筑一个稻香村未免失之矫揉，农舍野趣只在最平易的乡村里。时装表演可以引出阵阵惊叹，但最使人舒心畅意的，莫过于街市间无数服饰的整体鲜亮。成年人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但最灿烂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们之间。在毛笔文化鼎盛的古代，文人们的衣衫步履、谈吐行止、居室布置、交际往来，都与书法构成和谐，他们的生命行为，整个儿散发着墨香。
相传汉代书法家师宜官喜欢喝酒，却又常常窘于酒资，他的办法是边喝边在酒店墙壁上写字，一时观者云集，纷纷投钱。你看，他轻轻发出了一个生命的信号，就立即有那么多的感应者。这与今天在书法展览会上让人赞叹，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整个社会对书法的感应是那样敏锐和热烈，对善书者又是如此尊敬和崇尚。这使我想起现代的月光晚会，哪个角落突然响起了吉他，整个晚会都安静下来，领受那旋律的力量。
书法在古代的影响是超越社会蕃篱的。师宜官在酒店墙上写字，写完还得亲自把字铲去，把墙壁弄得伤痕斑斑，但店主和酒保并不在意，他们也知书法，他们也在惊叹。师直官的学生梁鸽在书法上超越了老师，结果成了当时的政治权势者争夺的人物。他曾投于刘表门下，曹操破荆州后还特意寻访他，既为他的字，也为他的人。在当时，字和人的关系难分难舍。曹操把他的字悬挂在营帐中，运筹帷幄之余悉心观赏。在这里，甚至连政治军事大业也与书法艺术相依相傍。
我们今天失去的不是书法艺术，而是烘托书法艺术的社会气氛和人文趋向。我听过当代几位大科学家的演讲，他们写在黑板上的中文字实在很不像样，但丝毫没有改变人们对他们的尊敬。如果他们在微积分算式边上写出了几行优雅流丽的粉笔行书，反而会使人们惊讶，甚至感到不协调。当代许多著名人物用毛笔写下的各种题词，恕我不敬，从书法角度看也大多功力不济，但不会因此而受到人们的鄙弃。这种情景，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里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信号系统和生命信号系统。
古代文人苦练书法，也就是在修炼着自己的生命形象，就像现代西方女子终身不懈地进行着健美训练，不计时间和辛劳。
由此，一系列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奇迹也随之产生。传说有人磨墨写字，日复一日，把贮在屋檐下的几缸水都磨干了;有人写毕洗砚，把一个池塘的水都洗黑了;有人边走路边在衣衫上用手指划字，把衣衫都划破了……最令人惊异的是，隋唐时的书法家智永，写坏的笔头竟积了满满五大麓子，这种簏子每只可容一百多斤的重量，笔头很轻，但五簏子加在一起，也总该有一二百斤吧。唐代书法家怀素练字，用坏的笔堆成了一座小丘，他索性挖了一个坑来掩埋，起名曰“笔冢”。没有那么多的纸供他写字，他就摘芭蕉叶代纸，据说，近旁的上万株芭蕉都被他摘得光秃秃的。这种记载，即便打下几成折扣，仍然是十分惊人的。如果仅仅为了练字谋生，完全犯不着如此。
“古墨轻磨满几香，砚池新浴灿生光”。这样的诗句，展现的是对一种生命状态的喜悦。“非人磨墨墨磨人”，是啊，磨来磨去，磨出了一个个很道地的中国传统文人。
在这么一种整体气氛下，人们也就习惯于从书法来透视各种文化人格。颜真卿书法的厚重庄严，历来让人联想到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同样品格。李后主理所当然地不喜欢颜字，说“真卿得右军之筋而失之粗鲁”，“有指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初次读到这位风流皇帝对颜真卿的这一评价时我忍不住笑出了声，从他的视角看去，说颜字像“叉手并脚田舍汉”是非常贴切的。这是一个人格化的比喻，比喻两端连着两种对峙的人格系统，往返观看煞是有趣。
苏东坡和董其昌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人。在董其昌看来，浓冽、放达、执著的苏东坡连用墨都太浓丽了，竟讥之为“墨猪”。他自己则喜欢找一些难贮墨色的纸张，滑笔写去，淡远而又浮飘。
赵孟頫的字总算是漂亮的了，但是耿直侠义的傅青主却由衷地鄙薄。他实在看不惯赵孟頫以赵宋王朝亲裔的身份投降元朝的行为，结果从书法中也找出了奴颜媚骨。他说：“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逸恶其书。”他并不是故意地以人格取消书法，只要看他自己的书法，就会知道他厌恶赵书是十分真诚的。他的字，通体古拙，外逸内刚。
有些书法家的人格更趋近自然，因此他们的笔墨也开启出另一番局面。宋代书法家政黄牛喜欢揣摩儿童写的字，他曾对秦观说：“书，心画也，作意则不妙耳。故喜求儿童字，观其纯气。”汉代书法家蔡邕则一心想把大自然的物象纳入笔端，他说：“凡欲结构字体，皆须像其一物，若鸟之形，若虫食禾，若山若树，纵横有托，运用合度，方可谓书。”这些书法家在讲写字，更在吐露自己的人生观念、哲学观念、宗教观念。如果仅仅就书法技巧论，揣摩儿童笔画，描画自然物象，不是太离谱了么?只有把书法与生命合而为一的人，才会把生命对自然的渴求转化成笔底风光。
在我看来，书法与主客观生命状态的关系，要算韩愈说得最生动。他在《送高闭上人序》中说及张旭书法时谓：“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记得宗白华先生就曾借用这段话来论述过中国书法美学中的生命意识。
宗白华先生是在研究高深的美学，而远在唐朝的韩愈却在写着一篇广传远播的时文。韩愈的说法今天听来颇为警策，而在古代，却是万千文人的一种共识。相比之下，我们今天对笔墨世界里的天然律令，确已渐渐生疏。
文章写到这里，很容易给人造成一个误会，以为古代书法可以与各个文人的精神品格直接对应起来。“文如其人”、“书如其人”，这些简陋的观点确也时常见之于许多文章。
“文如其人”有大量的例外，这一点已有钱钟书先生作过列述。书法艺术在总体上是一种形式美，它与人品的关系自然更加曲折错综。要说对应也只是一种“泛化对应”，在泛化过程中交糅进了种种其他因素。
不难举出，许多性格柔弱的文人却有一副奇崛的笔墨，而沙场猛将留下的字迹倒未必有杀伐之气。有时，人品低下、节操不济的文士也能写出一笔矫健温良的好字来。例如就我亲眼所见，秦桧和蔡京的书法实在不差。
人的生命状态的构建和发射是极其复杂的。中国传统文人面壁十年，博览诸子，行迹万里，宦海沉浮，文化人格的吐纳几乎是一个浑沌的秘仪，不可轻易窥探。即如秦桧、蔡京者流，他们的文化人格远比他们的政治人格暧昧，而当文化人格折射为书法形式时，又会增加几层别样的云霭。
被傅青主所瞧不起的赵孟頫，他的书法确有甜媚之弊，但甜媚之中却又嶙嶙峋峋地有着许多前人风范的沉淀。因写《艺舟双揖》而出名的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说，见到一幅赵孟頫的墨迹，乍看全是赵孟頫，但仔细一看，这个过于纯净的赵孟頫就不可能是赵孟頫。赵孟頫学过二王，学过李北海，学过诸河南，没有这些先师们的痕迹，赵盂頫只剩了一种字形，显然是赝品。
这个论断着实高妙。像赵孟頫这么复杂的文人，只能是多重人格结构汇聚和溶化的结果;已经汇聚、溶化成了一个卓然独立的大家，竟还可以一一寻其脉络，并在墨迹指认出来。这种现象，与人们平时谈艺时津津乐道的“溶汇百家而了无痕迹” 正好相悻。这里，展露了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特征。
“溶汇百家而了无痕迹”的情况也是有的，主要出现在早期创业者群体中。如王羲之，曾悉心学习过卫夫人的书法，后来又追慕钟繇和张芝，还揣摩过其他许多秦汉以来的碑迹。他自称隶胜钟而草逊张，终于融会贯通而攀上万世瞩目的书学峰巅。要在王羲之行书中一一辨认出他所师法过的前代书家痕迹，不太容易。但是，当高峰树起之后，它也就成了后世书家不能不继承的遗产。继承者又成了高峰，遗产也就累聚成一座深幽重叠的迷宫，使代代子孙既富足又惶恐，即便力求创新也摆脱不了遗传的干系。苏东坡算得敢于独立创新的了，但清代翁方纲却一眼看破，说苏字中最好的仍然是带有晋贤风味的那一种。二王余绪的远代流注，连苏东坡也逃不过。
胆子更大一点的书法革新家，虽然高举着叛逆的旗幡，却也要有意无意地让人看出种种承袭的游丝，其中有人还专门著文来说明自身隐潜的连脉。米芾承颜而恣野，郑板桥学黄山谷而后以隶为楷，怪怪的金农自称得意于“禅国山碑”和“天发神谶碑”，赵之谦奇峰兀立而其实“颜底魏面”……
这就是可敬而可叹的中国文化。不能说完全没有独立人格，但传统的磁场紧紧地统摄着全盘，再强悍的文化个性也在前后牵连的网络中层层损减。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互渗于空间便变成一种社会性的认同。互渗于时间便变成一种承传性定势。个体人格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维艰。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情性的熏染，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请看，仅仅是一支毛笔，就负载起了千年文人的如许无奈。
比较彻底的文化革新很难从这么漫长的岁月中站起身来。别的且不说，看尛尛百代，偌大的中国会有哪个人，敢用别的书写工具来写信记帐?
也许，应该静静地等待时间的自然流变。
但是，既然整个传统文化早已构成互渗性的一统，时间并不能把中国文化推上逐级进化的台阶。
记得郭沫若曾经为书法提供过一则时间性变迁的范例，断定王羲之的字迹应不脱魏晋隶书笔意，传世《兰亭序》因此是伪作。《兰亭序》的真伪且不去说它，就基本思路论，我觉得郭沫若忽视了中国文化前后左右的互渗关系，忽视了中国文人复杂的艺术可能性，忽视了在前面这两个前提下魏晋时代书法艺术面对不同的实际需要(如刻碑、修帖、写便条)所必然产生的多元性。
从魏晋开始的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书法领域内部，几乎一切都是可能的。因为这是一个浑然一统的世界。颠倒、错位、裹卷、涡旋、复旧、超前，什么也不用奇怪。大体的阶段和脉络有一点，时肥时瘦，时浓时枯，但一旦要作过于科学的裁割，立即会顾此失彼，手忙脚乱。
事情必须要等到一个整体性变革的来临，才能出现根本性的阻断。
终于，有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
终于，有了胡适之和白话文。
终于，有了留学生和“烟土披里纯”。①
终于，有了化学分子式和数学定理。
①英文“灵感”一词的音译，五四前后常见诸报刊，有人还把这5个字写入白话诗中。
毛笔文化的一统世界开始动摇了。起初，谁也没有想到新的时代会对遍洒中国的无数枝毛笔过不去。大家先从文化的内容着眼，因内容而想到载体，于是提倡白话文。毛笔只是一种手段性的工具，对它的去留人们不大在意。
林琴南用文言文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艺作品，用的当然是毛笔。懂外文的助手们捧着原著把文意口述给他听，他的毛笔在纸页上飞快地舞动着，一页又一页，一叠又一叠，一本又一本，涌向书肆，散落到无数青年手上。这或许是中国毛笔文化极成功的一次后期呈现，你看，就凭着毛笔和文言文，不是把城外的新文艺生动地介绍了么?它不是已经适应了新的时代和世界潮流了么?谁说旧瓶不能装新酒呢?
但是，喝了新酒的人渐渐上了瘾，他们开始用疑惑的眼光来打量这家专做二道生意的林氏酒坊。他们发现了原装酒，一喝，劲儿大多了，他们不再满足林琴南手上那只古色古香的小酒坛。
许多新文化的迷醉者因林译小说的启蒙而学了外文，因学外文而放弃了毛笔。毛笔之外的天地是那么广阔，他们变得义无返顾。
林琴南握着毛笔的手终于颤抖了。他停止了翻译，用毛笔写下了声讨白话文兼及整个新文化的愤怒檄文。他的文章，是对毛笔文化的一次系统维护。人们对这位老人怀着一种复杂的情感：他是窗户的开启者，又是大门的把守者。他可以用毛笔指点一些什么，却绝不允许让毛笔文化的整体构架涣散。
相比之下，当时新文化的斗士们却从容得多，除了蔡元培给林琴南写了一封回信，刘半农假冒“王敬轩”给他开了个玩笑，没有再与这位老人多作争辩。他们洞悉世界大潮和时代走向，信心十足，忙着干许多更重要的事。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与一种顽固的逻辑怪圈纠缠日久，对于他们自己也在用的毛笔，更不作任何攻难。
新文化队伍中的人士，写毛笔字在总体上不如前代。他们有旧学根基，都能写;但当主要精力已投注到新的文化方式之后，笔墨的优劣已不是他们的价值系统中的敏感部位。陈独秀和胡适的毛笔字都写得一般，鲁迅、郭沫若、茅盾写得较好，鲁、郭两位或许还能跻身书法家的行列。对他们来说，毛笔字主要已成为一种并不强悍的工具形态。“文房四宝”，已完全维系不住他们的人格构架。
然而，事情又一次地出现了负面。
毛笔文化既然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存在过数千年，它的美色早已锻铸得极其灿烂。只要认识中国字，会写中国字，即便是现代人，也会被其中温煦的风景所吸引。吸引得深了，还会一步步登堂入室，成为它的文化圈中新的成员。
五四文化新人与传统文化有着先天性的牵连，当革新的大潮终于消退，行动的方位逐渐模糊的时候，他们人格结构中亲近传统一面的重新强化是再容易不过的。像一个浑身湿透的弄潮儿又回到了一个宁静的港湾，像一个筋疲力尽的跋涉者走进了一座舒适的庭院，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中国文化的帆船，永久载有这个港湾的梦;中国文人的脚步，始终沾有这个庭院的土。因此，再壮丽的航程，也隐藏着回归的路线。
我们很难疾言厉色，说这种回归是叛变。文化人格学的阐释，要比社会进化论达观得多。中国的事情总是难办，重要原因就在于有这一幅幅文化人格图谱不易索解。
陈独秀够激进的了，但他在杭州遇到沈尹默时，却首先批评了这位青年书法家的字：“昨天看见你写的一首诗，诗很好，字则其俗在骨。”对这句话，沈尹默刻骨铭心。沈尹默后来也写写白话诗，但主要精力却投注在书法上，终身不懈。成了中国现代毛笔文化的.一个重要孑遗。
周作人不失为五四前期头脑特别清醒的斗士之一，他竟能在本世纪初年就一把抓住人的主题，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在人文理性品格上明显地高人一筹。但他后来却深深地埋向毛笔文化而不可自拔，即便每天用毛笔抄一些古书古文也怡然自得。他抄书为文当然也有一系列并不落后的文化哲学观念在左右，但留给社会的整体形象，已成为一个毛笔世界里不倦的爬剔者。他写于1936年2月的一篇散文《买墨小记》，道尽了他所沉溺的那个天地，也展露了那个天地中的他。文章写得很有韵味，不妨抄下一段：
我写字多用毛笔，这也是我落伍之一，但是习惯了不能改，只好就用下去，而毛笔非墨不可，又只得买墨。本来墨汁是最便也最经济的，可是胶太重，不知道用的什么烟，难保没有“化学”的东西，写在纸上常要发青，写稿不打紧，想要稍保存就很不合适了。……
买墨为的是用，那么一年买一两半两就够了。这话原是不错的，事实上却不容易照办，因为多买一两块留着玩玩也是人之常情。
墨到可玩的地步当然是要有年代的，周作人买来磨的是光绪至道光年间的墨。据说严格一点应该用光绪五年以前的墨，再后面，墨法已遭浩劫。周作人还搜集到了俞樾、赵之谦、范寅等人的著书之墨，“舍不得磨，只是放着看看而已。”周作人不是收藏家，他的玩墨，反映了一种人格情趣。而这种人格情趣又偏偏出现在一位新文化代表人物的身上，真是既奇异又必然。
很巧，就在周作人写《买墨小记》的半年前，他的哥哥鲁迅也写了一篇有关笔墨的文章，题曰《论毛笔之类》。尽管不是故意的，兄弟俩围绕着同一个问题发表的意见大相径庭，真可称作是一场“笔墨官司”了。鲁迅说：
我自己是先在私塾里用毛笔，后在学校里用钢笔，后来回到乡下又用毛笔的人，却以为假如我们能够悠悠然，洋洋焉，拂砚伸纸，磨墨挥毫的话，那么，羊毫和松烟当然也很不坏。不过事情要做得快，字要写得多，可就不成功了，这就是说，它敌不过钢笔和墨水。譬如在学校里抄讲义罢，即使改用墨盒，省去临时磨墨之烦，但不久，墨汁也会把毛等胶住，写不开了，你还得带洗笔的水池，终于弄到在小小的桌子上，摆开“文房四宝”。况且毛笔尖触纸的多少，就是字的粗细，是全靠手腕作主的，因此也容易疲劳，越写越慢。闲人不要紧，一忙，就觉得无论如何，总是墨水和钢笔便当了。
两位成熟的大学者忽然都在乍看起来十分琐碎的用笔用墨问题上大做文章，似乎令人奇怪，但细细品味他们的文句即可明白，这里潜伏着一种根本性的人格对峙。鲁迅洒笔开去，从用笔说到了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大课题：“便于使用的器具的力量，是决非劝谕，讥刺，痛骂之类的空言所能制止的。假如不信，你倒去劝那些坐汽车的人，在北方改用骡车，在南方改用绿呢大轿试试看。”鲁迅说，改造传统很艰难，而禁止青年人却很容易。在中国，当“改造传统”和“禁止青年”各不相让的时候，常常是后者占上风。但禁止的结果只能是“使一部分青年又变成旧式的斯文人”。
鲁迅究竟是鲁迅，他从笔说到了人。“笔墨官司”所打的，原来是青年一代中国文人的人格选择。
这种人格选择的实际范畴当然比用笔用墨大得多。就在周氏兄弟写文章的前两年，当年讽刺过林琴南的五四文化新人刘半农作为教授参加北京大学招生阅卷，见到一位考生把“昌明文化”误写成了“倡明文化”，他竟为此发表了诗作并加注，考证“倡”即“娼”，嘲笑学生是不是指“文化由娼妓而明”。刘半农的这种讽刺显然是极不厚道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如今心目中青年学生应有的形象已经纳入一条乾嘉式的道路。为此，其他新文化人士十分不满，记得曹聚仁还借此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我们以为青年人错了的地方，很可能恰恰是对的，我们今天以为正字的，很可能是真正的别字;中国文字构架如此宏大繁复，青年人难免会经常写别字、读别字，这是青年人应享的权利。
曹聚仁也够水准，他同样从别字说到了人，与鲁迅相呼应。他国学根底深厚，却不主张让青年人重返港湾和庭院，反对他们在毛笔文化中把聪明才智耗尽。宁肯鲁莽粗糙一点，也不要成为古风翩然、国学负担沉重的旧式斯文人。
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毛笔文化的这些特征，正恰是中国传统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在总体上，它应该淡隐了。
这并不妨碍书法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光耀百世。喧闹迅捷的现代社会时时需要获得审美慰抚，书法艺术对此功效独具。我自己每每在头昏脑胀之际，近乎本能地把手伸向那些碑帖。只要轻轻翻开，洒脱委和的气韵立即扑面而来。
我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擅长此道，但良知告诉我，这个民族的生命力还需要在更宽广的天地中展开。健全的人生须不断立美逐丑，然而，有时我们还不得不告别一些美，张罗一个个酸楚的祭奠。世间最让人消受不住的，就是对美的祭奠。
只好请当代书法家们好生努力了，使我们在祭奠之后还能留下较多的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