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
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
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著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
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
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
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
“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
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线，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俗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
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
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著。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
1947年10月26日作。
(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
杜甫诗歌在语言艺术方面有着杰出的成就，“俗”是杜诗的一大突出特点。
杜甫作为盛唐时期现实主义诗歌的集大成者，被后世誉为“诗圣”。他的诗歌就像时代的一面镜子，呈现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程。杜甫的诗歌风格多样，正如元稹所说：“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风格的多样性也就造就了杜甫诗歌在语言艺术方面的突出成果。
一、“雅”――“俗”
杜诗的语言经过千锤百炼，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喜欢佳句，十分注意诗句的锤炼，正是这种自觉地追求，使他在诗歌语言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是杜甫诗歌语言精确、凝练的最主要原因。
“俗语多人间气，雅言多书卷气。善为诗者总是能够游刃于雅俗之间，其中的缘由关键在于一个词语：灵活。在这里所说的“灵活”即是词语转化的契机。如果能很好地抓住并充分运用这个契机的话就能作诗或为文达到俗的灵活可以从人间烟气中探寻到精神文化的最深处，雅的灵活就可以从阳春白雪似的精神文化中体验中寻找到人间性情的境界。”[1]在现实生活和学习中，大多数人在品读诗歌的时候，都存在着一种期待古雅悠久饱含浓厚文学底蕴作品的心理。但如果诗歌中偶尔插入些平常不为所注的俗语，就能给读者的心理期待以突然“袭击”，给读者以新鲜感即雅中有俗，反而成鲜。杜甫善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他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汉乐府的影响，诗中多使用俗语和古谣谚。而且，杜诗在艺术风格上具有开放性，理所当然他在用词上也就避不开对民间俗语的开放和接纳。中唐的元稹有诗为证“杜甫天材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他所说的“当时语”就是语言的民间性和口头化，而“傍古人”则是杜甫诗歌由俗入雅的精神探索。
二、“俗”之真实内涵
杜甫诗歌语言的一大特点就是“俗”。杜诗之俗主要来源于杜甫的生活经历。杜甫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漂泊穷困中度过的，因此他与下层人民有着密切的往来，他们的想法、言谈举止等杜甫都非常了解。因此，杜甫写起关于下层人们生活的诗歌来，可以说是信手拈来，更具有形象性和真实感。而且，杜甫也受到了汉乐府的影响，他不仅学习汉乐府的思想内容，还模仿汉乐府的话语方式。这些都为杜甫诗歌之“俗”提供了可能。
杜诗之俗的“俗”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低俗，而是雅俗共赏、雅俗相通之“俗”。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世徒见子美诗多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而杜甫诗歌的流芳百世也向世人证明了杜诗之“俗”也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粗俗，而是雅俗相通。
三、“俗”之具体表现
杜甫诗歌之“俗”，主要体现在对俗语和古谣谚的使用上。
(一)俗语
宋人孙奕曰：“子美善以方言俚语化入诗句，词人墨客口不绝谈。”例如，“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客夜》);“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癫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一);“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兵车行》);“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新婚别》)……诸如此类的诗句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另外，“无赖”一词也被杜甫用得较为经典。这个词的本意是奸诈，强横。这方面的.意义在杜诗中有所涉及，比如《咏怀古迹五首》其一“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这里的无赖就是强横无理，烦扰多事的意思。但是，它更多的被杜甫用于亲友表达感情和描绘自然风光的场合里。例如，《寄从孙崇简》“牧竖樵童亦无赖，莫令斩断青云梯”、《闻斛斯六官未归》“老罢休无赖，归来省醉眠”等等。在这些诗句中，杜甫所要表达的就是在责怪处流露亲昵之情。而在描绘自然风光的诗句中，《绝句漫兴九首》其一“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就给出了很好的说明。
实际上，以上所举的例子只是旁枝末节，杜甫使用俗语进行创作的诗歌还有很多，像《舟前小鹅儿》、《忆昔》、《兵车行.》、《三吏》、《三别》等等众多的名篇。俗语，在与杜甫同辈的诗人笔下是极其少见的，而杜甫却信手拈来，也更加生动地展现了下层人民的生存状态与体验。俗语，是一种极为生活化的语言，它也使读者在阅读时产生一种由于过分熟悉而导致的陌生感，同时也激发读者以一种崭新的眼光去深入文本来体会诗中的意味。
(二)古谣谚
除了使用俗语之外，杜甫还非常善于在诗中使用古谣谚，特别是汉代歌谣。“以古谣谚――尤其是汉代歌谣入诗，无形中便赋予了杜诗一种古朴而亲切的神韵，而且，也使之具有了深厚的社会历史意识。” [2]
“兔丝附女萝，引蔓故不长”(《新婚别》)，“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前出塞九首》其六)，“采葵莫伤根，伤根葵不生”(《示从孙济》)……这些诗句都含有民谣的韵味。民谣的化用，使本来深奥的哲理浅显化，更便于人们理解和接受，同时，也使情感的表达更为恰当妥帖，更为打动人心。
而杜甫的一首《大麦行》，也鲜明地展现了古谣谚入诗给杜诗带来的深厚的社会历史意识效应：
《大麦行》
大麦干枯小麦黄，妇女行泣夫走藏。
东至集壁西梁洋，问谁腰镰胡与羌。
岂无蜀兵三千人，部领辛苦江山长。
安得如鸟有羽翅，托身白云还故乡。
杜甫的这首《大麦行》在基调和立意上跟《乐府诗集》中所记载的汉桓帝时期的一首童谣颇为相似：
后汉桓帝初小麦童谣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
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
唐代天宝年间爆发安史之乱，夷族趁乱入侵中原，大肆掠夺百姓财物，践踏农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战乱，使曾经的兴盛繁荣一夕之间沦为满目苍夷，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无数的百姓无家可归。杜甫借助小麦童谣这种歌谣的形式，更有利于表达天下遭受苦难、处于水生火热当中的百姓的心声，更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也表现出了杜甫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
四、结语
“乐府宁拙勿巧，宁竦勿炼”，杜甫这种耸人耳目的“俗”语言，极大地冲刷了人们的的审美疲劳，带给人们一种崭新的期待视野，唯其务为俗，方为不俗，韵甚趣甚，大巧如拙。[3]俗的诗歌并不难写，难的是要把俗的诗歌写活，由俗入雅，俗中有雅，雅中有俗。而诗人杜甫却确确实实地做到了这一点，他的诗歌大量使用俗语和古谣谚，非但没有给人粗俗的感觉，反而给人以亲切、俚趣盎然的意味。杜甫诗歌语言一个突出的特点的就是“俗”，但却俗得灵活，俗得成雅，因此也就造就了杜甫诗歌语言雅俗相通的特色。
原文
晚桃花
一树红桃亚拂池，竹遮松荫晚开时。
非因斜日无由见，不是闲人岂得知。
寒地生材遗校易，贫家养女嫁常迟。
春深欲落谁怜惜，白侍郎来折一枝。
译文
一棵盛开的红桃花，花枝斜垂在池水上。因为旁边有茂盛的松竹遮蔽，光照少，所以开放得要晚些。若不是倾斜的夕阳透入林中，还没办法发现这里有一棵花树，不过也只有我这样喜欢寻幽探胜的闲人，才会过来一探究竟。
可惜这棵桃花长得不是地方，就好像偏僻寒门的人才容易被忽视，贫穷人家的女儿通常晚嫁，是被恶劣的环境给埋没了。可怜鲜艳的桃花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寂寞地度过春天，快要凋零了也没有享受到春光和游人的赏识，今天机缘巧合被我发现，就折一枝花回去欣赏。
赏析
这首诗题为《晚桃花》，它不仅描绘了“春深欲落”的“晚开”桃花的冷清与孤寂，而且通过对桃花的怜惜和咏叹，抒发了诗人的珍爱人才之情。
首联“一树红桃桠拂池，竹遮松荫晚开时”，先勾画桃花灼灼盛开、绰约动人的形象，以及它的`清幽的生活环境。满树桃花，红艳似火，它的枝桠伸向池塘的水面，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摇曳，翠竹掩映，青松遮盖，它虽然远离百花又开放得较晚，但是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与个性。
次联“非因斜日无由见，不是闲人岂得知”，是从首联描写转人三联议论的自然过渡。诗人感叹，这美丽的花只因偶然的机缘才被人发现，若不是斜日临照，与红花相映，人们便观赏不到这“一树红桃”；若不是作者自己是一个投闲置散的人，就不会知道在这“竹遮松荫”的幽静之处，还会有艳丽动人的桃花。
第三联“寒地生材遗较易，贫家养女嫁常迟”是诗中的警句，也是全诗的主旨所在。诗人把警策的议论和形象化的比喻结合起来，既显露出锐利的讽谕，批判的锋芒，又含蓄蕴藉，发人深思。因为生长在贫寒的地方，便容易受到冷落和轻视，花木是这样，人亦如此。作者用贫家女儿的迟嫁，这一常见的社会现象，生动譬比，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识别人才和选拔人才的问题。不应因为家世贫寒，便弃而不用，选拔人才应当唯贤是举，广为搜罗，这正是诗人要抒写的真正思想。
末联“春深欲落谁怜惜，白侍郎来折一枝”便紧紧承接着第三联的议论和慨叹，写出了诗人对桃花的怜惜与珍爱。他独具慧眼，折取一枝，这种与众不同的惜花之情，正反映出诗人对人才问题不同流俗的见解。
这首诗借景言情，情因景生。正是晚放的“一树红桃”触发了诗人的创作机缘，才使他生发出那么深长的联想与感慨。前人论白居易之诗时说：“善言情者，吞吐深浅，欲露还藏，便觉此衷无限。”（陆时雍《诗镜总论》）白居易的诗雅俗共赏，富有情味，他所运用的语言大都浅显平易，接近口语，但是又十分注意语言的加工和提炼，以便使通俗的字句，表达出深厚的情致。这首诗中的“一树红桃桠拂池”、“贫家养女嫁常迟”等诗句，既自然流出，不觉晦涩，又不同于生活中的口语，显然经过了诗人的选择、提炼和艺术加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