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歌曲《关雎》是作曲家赵季平依据《诗经・周南》创作而成，作曲技法娴熟、精湛，从乐思上成功展现了一个青年男子热烈而真挚的爱情，是当代声乐作品之佳作。
一、《关雎》文本美学观
《关雎》乃《诗经》的开篇之作，从思想内容、艺术特征来看，可谓是中国古代爱情诗篇的一个国粹典范，是孔子儒家推崇的诗教主张。先秦时期的情歌《关雎》，处在高扬主体理性的人治历史时期，构建了以宗法血源观念为核心的一整套伦理道德体系，因此美学观念也相应地被侵染了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如儒家学说以“和”为美，把主体的道德作为终极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人的自然性。这种观念体现在爱情审美价值上，就是《关雎》闪耀的那种“和”美与人性美的特点，在肯定了人的自然性的同时，又以社会伦理作为自觉要求，强调了伦理道德观念，体现了作为社会人的理想爱情观的审美价值取向，即“不偏不倚，勿过不及”的审美观。
和谐的美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是人与自我内心的和谐。和谐的爱情，是幸福、美好的最高境界，当然这种和谐既是两情相悦、互相爱慕的双向自由选择，又要符合一定的社会规范、伦理道德要求。《关雎》所反映的爱情之美正是自我克制、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是和谐爱情的典范。
诗中的“君子”谦和有礼，文质彬彬，才思敏捷，温润如玉。据王国维讲：“金奏之乐，天子诸侯用钟鼓;士大夫鼓而已”。“君子”追求“淑女”的方式比较特别，没有海誓山盟，没有粗俗的行为，举止高雅，以“琴瑟、钟鼓”来陶醉对方的心灵、以音乐的形式来倾诉高尚的爱情。由此看来，“君子”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才子，温文尔雅、知书达理、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可谓“乐而不淫”，而“淑女”也算得上佳人，“君子”和“淑女”的爱情可以说是中国爱情文学史上“才子佳人”的模式源头，代表了传统中国式的爱情理想。
其次，“君子”充满激情而又理智，爱得深入而又有节制。诗中没有泼墨重彩地描述“君子”对“淑女”的热烈追求过程，而是把笔墨重点放在“君子”追求不到“淑女”后的两个典型行为上：一是想念，想念的程度很深“寤寐思服”，即日思夜想;想念的时间长，“悠哉悠哉”;二是痛苦，“君子”因饱受思念痛苦的折磨，“辗转反侧”，即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通过描述“君子”“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的诗句，可以看出“君子追求的辛苦、执着，又可以看出他爱得深入、理智、规矩，可谓“衰而不伤”。当“淑女”拒绝了“君子”追求，“君子”不但没有丝毫的抱怨，反而继续“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表现出他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和善解人意的宽广胸襟，可谓“发乎情，知乎礼仪”。这是典型的东方式的、中国传统而含蓄的爱情表白方式，就如现在一位男子手捧一束玫瑰献给他所爱的女子，“君子”不仅把“淑女”当作他热切追求的恋人，还渴望和“淑女”结为秦晋之好。
总之，《关雎》能够称得上经典的文学作品，在于内涵的深邃和艺术手法的独特性。它隐晦曲折的写作手法迎合了中国传统的爱情标准与接受美学的审美趋向，因此是不朽的、精粹的。
二、《关雎》演唱审美观
《关雎》整首诗歌充满了极强的浪漫主义色彩，是浪漫主义者通过满足个人内心情感表达的需要而创作的抒情诗。赵季平先生根据诗词的艺术气质，通过精妙的写作手法，在音乐中塑造了一幅幅唯美、幽静、细致、浪漫、热情的`场面，这些画面的用声，需要不断调整歌声音色与音乐表情才能表现音乐内在的浪漫主义气氛与人物的内心情感变化。
(一)古曲《关雎》的声音观
古典诗词歌曲《关雎》对演唱者唱技术有极高的要求。这首歌曲从整体作曲风格来看，现代旋律意识较强，所以不能用通常的古曲吟唱方式去表演。演唱者不仅需要甜美通透的音色，同时还要具备歌唱的戏剧张力。按歌曲整体来看可分为三个不同的音乐情绪和三种不同的音乐思想，为此就需要有三种不同的声音表情在歌唱中穿行。歌曲开始第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音乐以滩头水畔的一对雎鸠鸟的叫声起兴，然后道出自己的一片情思，这一句对整首歌曲来说，起着媒介、比喻、联想，以至象征的作用。演唱时声音要平直连贯，歌声庄重典雅，引出谦谦君子的形象，具有缓缓诉说的感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表达主人公想起美好有修养的女子，这句演唱时声音要有所控制，音色中要尽显柔情甜美之意。“君子好逑”的“好”字有一个八度的跳跃，在演唱时注意胸腔声音向头声的自然转换。诗句“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之”。这两句诗词是整个音乐作品的高潮之处，演唱时寻找气息支持，声音要有戏剧性地夸张，以表达主人公强烈的爱情向往。总之：古曲演唱者要有驾驭声音、气息控制的能力。
(二)古曲《关雎》演唱接受美学观
《关雎》作为《诗经》的开篇之作，以极其含蓄、雅致的方式，抒发了一个青年男子对美丽善良姑娘的思慕、追求之苦。纯真的爱，爱的纯真，毫无淫邪之思，“发乎情，止乎礼义”。体现出“和谐为美”的审美原则。孔子曾评价《关雎》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1]诗歌的情感不但要具备道德上的纯洁性和崇高性，而且要受到理智的节制，讲究适度、平和，不能过于放纵、任其泛滥。《关雎》表达的正是中和之美，欢乐而不放纵，悲哀而不伤痛，一切情感的外现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
《乐记》中讲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2](《乐本篇》)用这段简洁凝炼的语言及“物-心-声音-乐”这样一种结构关系来说明“乐”的产生和实现过程。演唱《关雎》这首歌，首先要把唱者思想置身于一个特定环境中，用理性去感知、分析，要做到“感于物而动”，歌声演唱一定要由人的内心情感而发，由作品的需要而唱，“把注意力集中在音乐的表现对象――人的内心情感的产生这一基点上”。[3]这首作品从音乐审美来说，演唱时声音的使用一定要有音乐中的情感体验、中和之美，不可使用过度音量，声音和情感需要加以节制不能放纵。 (三)古曲《关雎》韵腔观
在古曲唱法中，“润腔”是一种特别重要的演唱技巧，如明代王骥德在《曲律》中讲到“乐之筐格在曲，而色泽在唱”，[4]从此语言中可以看出：歌曲的风格特色之精华在于唱腔的修饰。尤其此曲，润腔是演绎此曲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因素。
1.以字寻腔
中国古诗词歌曲演唱首要审美标准就是准确清晰的歌唱语言，也就是说“以字行腔，字正腔圆”。“声乐艺术自始至终贯穿着语言的咬字发音;要解决技术问题、表现问题、音乐形象的雕琢等等，都必须立足语言、咬字、发音的重要环节上，语言无疑是歌唱艺术的灵魂。”[5]《关雎》这首歌是作曲家严格按照中国民族音乐写作方法以字寻腔来进行创作的，因此，需要在咬字、吐字上精心设计，寻准行腔规律，做到字与腔的统一、语感与乐感的统一。这首诗还采用了一些双声叠韵的连绵字，以增强诗歌音调的和谐美和描写人物的生动性，如“关关”叠字;“窈窕”叠韵;“参差”双声;“辗转”既是双声又是叠韵。这些字在歌曲演唱时尽量用吟唱的方式去处理，做到声音连贯，在吐字中行腔。《关睢》第二章第二句“左右流之”的“流”和第四句“寤寐求之”的“求”，按音律来说两个字皆属平声，演唱时吐字应给以重读、声音向外送得多一些，形成渐强减慢歌唱表演形式，烘托出青年的缠绵悱恻之情，直率地表现出自己的追慕之心和相思之苦。
2.以情带声
中国古诗词歌曲的唱法是以独特的行腔韵味为精髓，而这些皆源于“情感的抒发”。歌曲《关雎》的情感层次展开如下：抒景→青年见到一位漂亮的姑娘，从而引起的爱慕的感情和求婚的愿望→青年求婚，苦于无法，求之不得，因而朝思暮想，寝食不安的苦恋情形→青年结婚成梦，梦想成婚的欢乐场景。唱腔的情感线上下起伏，层层推进，深刻表达了青年人强烈的爱慕之情。
“润腔”也就是音乐表情，是这首歌曲表达韵味的关键所在。如元・燕南芝著《唱论》讲到：“凡歌一句，声韵有一声平，一声背，一声圆。声要圆熟，腔要彻满。”这段话主要是讲演唱中需用不同歌声的迂回来解释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曲演唱时：“关关雎鸠”歌声的进入需要有一个小倚音带上滑音的装饰，主音站稳后声音需要平直缓慢地诉说，歌声展现一个高雅、谦谦君子的形象。“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句唱时把“窈窕淑女”这四个字用朗诵的方式声音连贯渐弱唱出，“君子好逑”的“好”旋律有一个八度跳跃，声音保持平直推渐强，表达青年热烈的爱慕之情，如此就使得整个歌曲的旋律既符合语感又符合歌曲的情感。在此曲演唱中要做到声与情的相互统一，以情为中心，根据情感表达的需要对曲调进行润腔修饰，促进词与曲、声与调之间的和谐。
总之，中国古诗词歌曲文辞考究、音乐精美，是音乐与文学的统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中国声乐艺术中的瑰宝。赵季平先生创作的诗经《关雎》，更可称为上乘之作，要想把歌曲《关雎》演唱到位，就需要过硬的声乐演唱技术，更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修养等，还要有音乐、诗词、演唱细致入微的分析，才能把歌曲演绎得尽善尽美。
《诗经》和《楚辞》分别作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在修辞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 引言
古往今来，作为我国诗歌源头的两部巨著《诗经》和《楚辞》已经为许多学者所潜心钻研，成果之多、著述之丰可谓惊人。然而这些汗牛充栋的著作多是专就《诗经》或《楚辞》进行研究的，其中涉及修辞学的论述一般局限在其修辞格上，而没能从总体上把握它们的修辞全貌。将《诗经》与《楚辞》作比较的学术作品较少，而且着眼点往往放在证明“风”与“骚”的纵向传承关系上，其中虽也有进行横向比较的地方，但却零碎而不成系统。《诗经》和《楚辞》分别作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在修辞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拟以对原始语料(《楚辞》中以无争议或争议较少的屈原作品——《离骚》《九章》《九歌》《天问》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解读为基础，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分别总结出《诗经》《楚辞》的修辞特点并进行比较，尝试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本文所引《诗经》篇章文字皆从朱熹《诗集传》[1]，解释参考周振甫《诗经译注》[2];所引《楚辞》篇章文字皆从董楚平《楚辞译注》[3]。
2 《诗经》《楚辞》的修辞特点
2.1 《诗经》的修辞特点
2.1.1 简洁精练
2.1.1.1 四言为主，多单音节词
《诗经》句式以四言体为主，305篇中全篇四言到底的有150多篇。“雅”诗大部分是长诗，也以四言体居多。《大雅·桑柔》全诗112句，是《诗经》中篇幅较长的诗篇之一，只有“予岂不知而作”一句六言，其他全为四言。“雅”中最长的一篇《大雅·抑》有114句，其中只有8句五言句，2句六言句，其他全为四言。“颂”中最长也是《诗经》中最长的一篇《鲁颂·閟宫》有120句，其中只有12句五言句，其他全为四言。
向熹做过统计：《诗经》305篇共计7284句，其中6667个四字句，占全书的92%;617个非四字句，占全书的8%。非四字句中二、三、五、六、七、八字句分别有8、157、340、88、19、5句[4]。
夏传才也做过统计：《诗经》全书305篇，共有7248句，其中四言句有6591句，约占总数的91%;五言句共369句，约占总数的5%;三言句有158句，约占总数的2%;再次为六、七、二、一言句，分别有85、19、14、7句，而八言句仅有5句[5]。
两位学者的统计虽然有些出入，但《诗经》以四言句为主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诗经》中的词汇以单音节词为主，而以两个单音节词连用为常态，两个音节构成一个节奏音步。《诗经》中诗句绝大多数是四言偶数句，原因也在此。以《邶风·击鼓》为例，全诗20句，共80字，除“孙子仲”是人名，“契阔”有人以为是“偏义复词”[6]仍存争议之外，其余都为单音节词。
当然，跟一般的先秦诸子说理散文相比，《诗经》的双音节词所占的比率相当大。《诗经》里有很多联绵词(包括双声、叠韵、双声兼叠韵以及非双声叠韵的联绵词)和叠音词。许威汉指出：“联绵词的大量使用，这是《诗经》用词的显著特点”[7]。《诗经》中双声词如“参差、踟躇、辗转”等，叠韵词如“窈窕、崔嵬、匍匐”等。叠音词在下面会有详细讨论。
《诗经》以四言句为主，句式短小整齐，多使用单音节词，给人以言辞简洁、干净利落之感。
2.1.1.2 篇幅短小，用词凝练
《诗经》中除“笙诗”有题无辞之外，最短的只有5句，如《周颂·维清》“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维周之祯”5句共用18字。6句的也有，如《齐风·卢令》“卢令令，其人美且仁。卢重环，其人美且鬈。卢重鋂，其人美且偲”6句24字、《周颂·潜》“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有鳣有鲔，鲦鲿鰋鲤。以享以祀，以介景福”6句24字、《周颂·赉》“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时周之命，於绎思”6句25字等。《国风》中最长的一篇《豳风·七月》有88句，而《诗经》最长的一篇《鲁颂·閟宫》也只有120句，相比《离骚》的373句，《诗经》的篇幅明显短小。又因为四言居多，双声、叠韵、叠音词的运用增加了诗歌的形象性，可谓用词凝练，俭省而不失生动。
2.1.1.3 兴的使用，涵义广泛
《诗经》中用兴很多，这些起兴涵义广泛，使语句简短而不乏内涵，更增添了简洁而含蓄的意味。例如《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以茂盛的桃花来兴起女子出嫁。桃花的色彩与形态和女子的艳丽联系在一起;桃花结实，有多子的象征意义;桃花盛开在阳春三月，新婚之喜和明媚春光融为一体。单用“桃”就涵盖了众多意思。
总体来看，《诗经》句式以四言为主、多单音节词，篇幅短小、用词凝练，运用兴的手法涵盖众多意思等，使其呈现出简洁精练的修辞特点。
2.1.2 和谐中正
2.1.2.1 节奏平稳凝重
《诗经》多以四字成句，大都两音节一停顿。以《周南·关雎》为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可以说每一句都以两音节为一停顿。这种整齐的偶数字句式使语音铿锵有力，明快爽朗，节奏呈现出平稳凝重的特点。
如上所述，《诗经》多是两字一顿一音步、四字一句的形式。有时单音节词不符合这个需要，为达到两音节一停顿的效果，《诗经》采用了凑足音节的词汇形式。
A、词头词尾的使用
笔者曾对上古汉语中词头、词尾问题的研究作过综述，各家的归类主要如下：词头有“有、其、斯、思、彼、伊、薄、言、于、曰、爰、聿、於、不”等;词尾有“家、其、斯、如、若、然、而、耳、尔、焉、兮、矣、言、诸”等。这些语言成分，尤其是词头一般只在《诗经》中出现，这与《诗经》的特殊文体及表达需要应当不无关系。
笔者在《试析〈诗经〉中用在动词前面的“于”字》一文中又详细分析了《诗经》中动词前“于”字的用法。《诗经》中“于”字用在动词前的例子有“(黄鸟)于飞”(《周南·葛覃》)、“(之子)于归”(《周南·桃夭》)、“(之子)于苗”(《小雅·车攻》)、“(君子)于役”(《王风·君子于役》)、“(穀旦)于差”(《陈风·东风之枌》)、“(从公)于狩”(《秦风·驷驖》)、“(昼尔)于茅”(《豳风·七月》)等等。与单一的动词形态相比较，加上了“于”字后，这些动词由单音节变成双音节，变得更合韵律，句子也更显整齐。
其他词头词尾的使用也有凑足音节的作用，使《诗经》的句式变得整齐。
B、叠音词的运用
《诗经》中的叠音词十分丰富。摹状的如《周南·葛覃》中的“(维叶)萋萋”、“(维叶)莫莫”，《卫风·氓》中的“(氓之)蚩蚩”、“(泣涕)涟涟”、“(淇水)汤汤”、“(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唐风·鸨羽》中的“悠悠(苍天)”，《秦风·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等;象声的如《周南·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周南·葛覃》中的“(其鸣)喈喈”，《郑风·风雨》中的“(鸡鸣)胶胶”，《唐风·鸨羽》中的“肃肃(鸨羽)”，《小雅·鼓钟》中的“(鼓钟)将将”、“(鼓钟)钦钦”等。这些叠音词除了摹状拟声外，还起到凑足音节的作用。
《诗经》中多以四字成句，两句一顿，又以词头词尾、叠音词来凑足音节，促成这种节奏格局的形成，使节奏变得平稳凝重，句子变得齐整和谐，这给《诗经》赋予一种和谐中正的修辞色彩。
2.1.3 平实自然
2.1.3.1 取材平常
《诗经》被认为是失传的《乐经》，除了因为《诗经》的节奏感很强，还和《诗经》的内容有关。先秦初民以生活内容入诗入“歌”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诗经》中的《国风》是各地民歌的汇总，最贴近生活。朱熹《诗集传·序》指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1]。《豳风?七月》将农耕之事表达得那样亲切有味、自然而不做作，既反映了作者有长久耕种的经验，也展示了《诗经》取材的家常化、平民化。
2.1.3.2 语言平实
《诗经》语言平实、朴素。《国风》和《小雅》中的大部分作品都如此。称为“雅言”的《大雅》和《颂》中有些篇章也使用了平实的语言，如《大雅·抑》“於乎小子，告尔旧止。听用我谋，庶无大悔”(“唉小子，告你旧的章程。听用我的谋划，近乎没有大悔恨”)，《大雅·瞻卬》“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复说之。……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人家有田地，你却反去占有它。人家有家奴，你却又是去夺他。这人应该没有罪，你却反去逮捕他。他应该有罪，你却再去解脱他。……妇人有长舌，是败坏的祸殃”)，《周颂·潜》“潜有多鱼”(“水里柴堆上有多鱼”)等。
另外，《诗经》的许多诗句被历代文人加工沿用之后，逐步成为脍炙人口的固定词组。如《召南·草虫》的“忧心忡忡”，《卫风·氓》的“信誓旦旦”，《小雅·天保》的“万寿无疆”，《小雅·鹤鸣》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小雅·角弓》的“绰绰有裕”，《大雅·大明》的“小心翼翼”，《大雅·云汉》的“兢兢业业”，《周颂·敬之》的“高高在上”等等。这些语言反映了原始民朴素的语言特点，平实之中更感自然。
2.1.3.3 不事雕琢
《诗经》不使用刻意修饰的语句，而是选择准确、生动的语言刻画事物，尤其是通过比的手法，用具体生动的形象寄托复杂的感情，形成朴实自然的特点。
《唐风?椒聊》是赞美一个妇人的。第一章开头和结尾的“椒聊之实，蕃衍盈升”、“椒聊且，远条且”，虽是以椒聊作比，言其香、美和善于生育，但未有夸饰。“硕大无朋”、“硕大且笃”亦是用朴素、恬淡之语来赞誉“彼其之子”的外表之美，以表现妇人善于生育，既无一点夸张，也不着秾艳色彩，朴实而无丝毫雕饰。又如《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意思是“只是天上有银河，看上去也有光。分歧地看那织女星，整天搬迁了七场。虽则搬迁了七场，不成织锦的纹章。看那牵牛星，不能用来背车箱”，“只是南方有箕星，不可以用来簸米糠;只是北方有斗星，不可用来舀酒浆”，这一串比喻用现代语表述之后仍觉得非常朴实，没有任何雕琢修饰的成分。
总之，取材生活、语言平实以及为文的不事雕琢使《诗经》呈现出平实自然的修辞特点。
2.2 《楚辞》的修辞特点
2.2.1 铺张渲染
2.2.1.1 六言为主
《楚辞》中的句式以六言为主(加上句末“兮”、“也”等字为七言)，三、五、七、八、九、十言兼有，除三言句穿插文间，绝大多数句式比《诗经》的四言为主的句式加长。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指出：“战国时代的修辞，实(原文如此，疑为“突”之误)出的是纵横家的游说夸张，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里称《楚辞》的‘炜炜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认为《楚辞》的创作，受到纵横家的影响”[8] 。《楚辞》的创作是否受到纵横家的影响姑且存而不论，就《楚辞》六言为主的句式以及后来汉代的诗赋，还是能够看出《楚辞》时代渐趋铺张的迹象。
2.2.1.2 多状貌语
与《诗经》语言的平实自然不同，《楚辞》里更注重对状貌语的运用。如“嘉(名)”、“修(能)”、“耿介”、“猖披”、“幽昧”、“险隘”、“峻茂”、“(信)姱”、“浩荡”、“侘傺”、“昭(质)”、“缤纷”、“茂(行)”、“偃蹇”、“委蛇”、“要眇”、“婵媛”、“潺湲”、“荒忽”、“陆离”、“儃徊”、“愠惀”、“耿著”、“从容”、“崴嵬”等等。这些状貌语的运用渲染了气氛并赋予《楚辞》华丽的气质，使之更具修辞色彩。
2.2.1.3 多用虚字
《楚辞》多用虚字。廖序东曾指出，《离骚》“几乎每句都有一个虚字，《离骚》句子的散文化，就表现在虚字的运用上”[9]，又说“用得最多和比较多的虚字有九个：之、以、於(于)、夫、与、其、而、乎、此……这些虚字大多数是用在句子的倒数第三个字的位置，这是标准位置……《离骚》的虚字，是诗人屈原有意识地这样地用在句子中的”[9]。这种“有意识”使用在“标准位置”的虚字使《楚辞》句子变长，少了诗歌的精练性，多了散文的铺张特点。
2.2.1.4 篇幅较长
与《诗经》为文的俭省短小相比，《楚辞》的篇章呈现繁华的风貌。屈原在《楚辞》中不断重复咏唱自始而终难以消散的愁绪。尽管重复中有递进、引申和一再的比喻，表达的却是类似的意思。张炜指出，“从修辞学意义上讲，重复是为了强调。强调，一再地强调，更深的意味也就在这种重复强调之中蔓延，以至于将人团团围困，不能自拔”[10]。这种不断咏唱、不断重复形成了《楚辞》繁丰铺张的修辞特点。
2.2.2 恢弘奇丽
2.2.2.1 气势恢弘的长句
《楚辞》虽以六言长句为主，但以“兮”结尾的六言句并非一个完整的句子，它要和下一六言句一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陈述。如《离骚》“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里“日月忽其不淹兮”和“惟草木之零落兮”两句虽然意思已经表达明白，但结合“春与秋其代序”和“恐美人之迟暮”两句来看，日月与春秋，草木零落与美人迟暮分别构成了两组意象，四句结合成为两个大长句。这种大长句的运用使《楚辞》显示出恢弘的气势。
2.2.2.2 平中求变的节奏
如上所述，《楚辞》以六言为主，六言句成三个音步一个间歇。廖序东指出：“句子倒数第三个字用一个虚字，就构成了这种短长、短长的节奏”[9]。任翌曾谈到：《诗经》时代之后“出现五言、七言的‘三字尾'，句式末尾节奏变为‘二一'或‘一二'”[11]。《楚辞》也具备这种五言和七言的“三字尾”，例如《离骚》中五言句“字余曰灵均”、“忍尤而攘诟”、“继之以日夜”等都是句末节奏呈“一二”的三字尾句，《楚辞》中七言句“三字尾”更多，凡六言加“兮”、“也”等字结尾的句末节奏都是“二一”，如《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摄提贞于孟陬兮”，《九章·惜颂》“所非忠而言之兮”、“羌众人之所仇也”，《九章·哀郢》“民离散而相失兮”、“去故乡而离远兮”等句中的“苗裔、孟陬、言之、所仇、相失、离远”分别与句尾“兮”或“也”字构成“二一”的节奏。不带句尾语气词的七言句如《离骚》“恐年岁之不吾与”、“夫唯捷径以窘步”，《九章·惜颂》“又莫察余之中情”，《九章·涉江》“被明月兮佩宝璐”、“吾方高驰而不顾”等句中“不、以、之、佩、而”与“吾与、窘步、中情、宝璐、不顾”构成“一二”的节奏。此外，《楚辞》中除六言句之外，三、五、七、八、九、十言兼有，长短交错成文。这种平稳中求变化、整齐中求错落的语言形式使《楚辞》区别于《诗经》的和谐中正，呈现出不规整的美。
2.2.2.3 楚地方言的使用
《楚辞》使用了诸多楚地的方言词语。易祖洛指出“中土语音，向分楚夏”，“若乃书楚语、作楚声者，盖自鸡次大典既亡，当以三闾之辞为最。缅彼屈原，孤臣孽子，履行忠洁，遭国艰危，流谪江南，阅时匪暂。观其述造，或贲饰民谣，或直抒愤懑，冀启国人敌忾之思，作三户亡秦之气。恉求共晓，因采方言”[12]。他还总结了《楚辞》中的方言词语，有“龍、些、留、江、要眇、搴、摇、、傺、敦、佳、謇、姱、化、羌、曼曼、馮、頩、、紉、睇、壇、摶、泭、潭、訑謾、燠、巒、欸、邅、當、判、董、封豨、咍、逴、莽莽、蝮、蹇、臑胹、諑、紛”[12]等。这些方言在《诗经》中难以见到，它们的运用使《楚辞》呈现出楚地独特的风貌。
2.2.2.4 奇特艳丽的描写
与《诗经》的平实不同，《楚辞》有琳琅美玉、琼池瑶席，有“江离”、“辟芷”、“秋兰”、“申椒”、“菌桂”、“杜衡”、“香草”、“兰芷”等奇丽花草。《楚辞》用奇特而艳丽的花草展现着楚国的奇幻景色，呈现出奇丽的风貌。
总之，富有恢弘气势的长句与短句交错，使《楚辞》文句富于变化，其间夹杂楚地的方言词语和奇花异草，呈现出恢弘奇丽的修辞特点。
2.2.3 激奋沉郁
2.2.3.1 感情激奋，又用语气词“兮”缓冲
《楚辞》多长句，且两句一韵。董楚平说“《离骚》的艺术手法已超出对个别事物的比喻，而是在整体上采取象征手法，把生活本相几乎全都隐去。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系列斑烂(原文如此，疑为“斓”之误)陆离、而又完整和谐的象征性的艺术群像”[3]。这种“象征性的艺术群像”是屈原激奋热烈情感的喷发。屈原“喟心而历兹”，“揽茹蕙以掩涕兮”，“曾歔欷余郁邑兮”，他告诉自己“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他决定“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些话虽然出自诗篇中“灵均”这一人物形象之口，但都是屈原内心激奋情感的真实吐露。
《楚辞》激奋恢弘的气势无法压抑，于是运用语气词“兮”字加以缓冲。《离骚》共373句，下句末用韵字，上句用语气词“兮”收尾，这样的“兮”字有185个，几乎每两句就用一个“兮”。情感喷薄而出后，用“兮”字在两句中起停顿、舒缓、调节语气节奏的作用，这是《楚辞》“兮”字区别于《诗经》“兮”字的用法，充分体现《楚辞》激奋却不失庄重的修辞特点。
2.2.3.2 语法规则固定，于激奋中见沉郁
姜亮夫指出，“从语言学的角度、文学的意味、修辞学等方面看，楚辞要比《诗经》讲究得多、活泼得多，情感也浓厚得多”[13]，他认为“从语言角度看，楚辞的语言结构、修辞方法要比《诗经》进步得多，成为中国文学的主干……楚辞与人们的合理语言比较接近”[13]。
其实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楚辞》恪守语法规则的现象。除姜亮夫以外，上文所举对《楚辞》虚字作研究的廖序东也注意到了。廖序东认为“《离骚》中‘於'字句必为上句，‘乎'字句必为下句”，“《离骚》中‘於'字均用作介词。‘乎'字有用作介词的;也有用作语气助词的，相当于‘兮'字，用于句中表示语气的延缓”[9]。他还指出，“《天问》有176个疑问句，除了四句之外，句句都用了疑问词：疑问代词、疑问数词”[9]。此外，上文谈到的《楚辞》语气词“兮”的用法也有其规律。廖序东说“《楚辞》‘兮'字使用方式有三种：(一)两句一韵，‘兮'字用于上句末，下句末是韵字。《离骚》通篇如此。……可称《离骚》型。……(二)两句一韵，‘兮'字用于下句末。《九章》中之《橘颂》如此。……可称《橘颂》型。……(三)两句一韵，两句都用‘兮'字，而且用于句中。《九歌》十一篇，篇篇如此。……可称为《九歌》型”，他认为“可以说，读一篇《楚辞》，从开头几句‘兮'字怎么用，就知道了通篇都怎么用。这就是说《楚辞》使用‘兮'字是有规律的”[9]。另外徐仁甫在《〈楚辞〉解难》一文中也谈到，“《楚辞》通例，‘也'字无单用者……凡偶用‘也'字，上句读‘也'如‘耶'，为反诘句，必有反诘词，应用问号;下句读‘也'如字，乃判断词，为感叹句，应用感叹号”[12]，又举例“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也!”“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认为“可为此类句法之标准”[12]。《楚辞》情感丰富却不乱章法，而是恪守语法规则，可见其庄重沉郁的一面。
司马迁《史记》认为，屈原因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所以才作了《离骚》以抒发心中的心中的怨愤。
然而屈原的志趣是高洁的，行为是不肯苟且的，所以他的怨愤也是光明正大的。《离骚》兼有《国风》好色而不淫和《小雅》怨悱而不乱的优点，因此太史公说：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作为我国诗史上第一部杰出的抒情长诗，《离骚》对后世诗人产生了各方面的影响。所谓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词，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确实是衣被词人，非一世也。(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语)。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能进行全面的分析，本章仅就《离骚》在内容上对后世诗歌的几点影响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在中国的诗人之中，有些人是十分旷达的，像苏东坡就属于这一类。当他遭受打击和贬谪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他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一类诗人，他们看任何问题都保持着一种历史的眼光和通达的态度，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苦难总是能够自己从精神上解脱出来。
可是还有一类诗人与此相反，他们宁可忍受痛苦也不肯放弃，明知无济于事也要坚持。他们说：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他们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们说：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他们说：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他们在用情的态度上固执到极点，那种执着使人感动，使人无可奈何，同时也使人肃然起敬。如果对这两类诗人追根溯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前一类诗人用情的态度可以说是出于《庄子》，而后一类诗人用情的态度则可以说是出于《离骚》。
屈原在《离骚》这首2400多字的鸿篇巨制之中反反复复地陈述他希望楚国美好强盛的愿望，在愿望不能实现的苦闷之中，他曾设想过退而自保，独善其身;也有人劝他去国远游，另寻出路。但经过一番上天入地的追寻之后他仍然不肯放弃自己的愿望，最后终于说：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彭咸，相传是殷时贤大夫，谏其君不听，投水而死。
屈原说，在楚国既然已经实现不了美好的政治，那么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宁可从古人于地下，也不能与那些龌龊的小人同存于混浊的世间!在这首长诗里，诗人用情的态度之中包含着一种殉身无悔的执着感情，即所谓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后世诗人继承了《离骚》的这种精神，他们在诗歌中不但以这种顽强执着的态度去追求理想的政治和理想的社会，也以这种顽强执着的态度去追求理想的人格和理想的爱情，从而在世上留下了很多感人至深的诗篇，对这类诗篇，我们将在后面各章节中做更详细的介绍。
与殉身无悔的态度相联系的，就是上下求索的精神。屈原说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意思是：让太阳走得慢一点吧，不要这么快就消逝;因为道路是如此遥远，我将上天入地去寻求。屈原要寻求的是什么?
是能使楚国繁荣强盛的贤君贤臣、开明的政治和美好的品德。然而他所得到的却是失望的悲哀--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阆风是昆仑山的最高峰，而昆仑山是我国神话传说中神仙所在的地方;白水，则是去昆仑山途中所要经过的一条河流。
屈原说：清晨我就渡过白水继续前进，当我登上昆仑山的山顶系好我的马时，我猛然回头一看不觉流下泪来，因为在经历了这么艰难险远的攀登之后我才发现，这里并没有我所追寻的那个对象!屈原所追求的理想是最高远、最完美的，因此也是最难以达到的，但正是人类有这样的追求，所以人类才有希望。最可悲哀的事无过于所有的人都放弃了追求，就像陶渊明在《桃花源记》结尾所说的后遂无问津者。
对整个社会来说，那才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在中国诗歌里，追求的精神也被诗人们从《离骚》那里继承下来了。陶渊明说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他所追求的乃是人格的操守;杜甫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他所追求的乃是天下百姓的温饱;李商隐说风光冉冉东西陌，几日娇魂寻不得。蜜房羽客类芳心，冶叶倡条遍相识 —— 他所追求的，乃是在春风中苏醒的一份活跃的春心。
其实，诗歌本是一种感发的生命，像曹操的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像李白的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像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像辛弃疾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等，又何尝不给人一种追求的感发与联想!诗人，与一般人是有一点点不同的。
一般人比较偏重于现实，而诗人往往更偏重于理想。尤其是中国的旧诗，它们所经常表现的一个主题就是对美好的事物、美好的.对象、美好的理想的追求与怀思。这个传统应该说是从屈原《离骚》那里继承下来的。
拓展阅读：《离骚》的评价
《离骚》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 以至于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诗 人鲜明的个性光辉，这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离骚》的创作，既植根于现实，又富于幻想色彩。诗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和传说，通过极其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并采取铺张描叙的写法，把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在一起，把地上和天国、人间和幻境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瑰丽奇特、绚烂多彩的幻想世界，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诗中又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意识品性、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所谓“《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王 逸《楚辞章句》)，说的就是这一艺术特色。而且其中的比喻，并不仅仅停留在个别事物的类比上，还体现于整个形象体系的构思中，因而又含有整体上的象征意义。《离骚》在语言形式上，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句和十字句，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统篇隔句句尾用 “兮”字，句中则往往配以“之”、“于”、“乎”、 “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也有全句不用虚字的。这种新的诗歌表现形式，为《诗经》以后兴起的骚体文学奠定了基础。
《离骚》中又多用对偶。据统计，全篇对句在百句以上;并已出现了错综对，如“固时俗之工巧兮，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在一句中，还往往以双声配双声，叠韵配叠韵， 前者如“郁邑而傺兮”，后者如“聊逍遥以相羊”， 等等。这就形成了《离骚》的诗句在错落中见整齐，在整齐中又富于变化的特点，读来节奏谐和，音调抑扬，具有一种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同时，《离骚》又大量运用楚地的方言词汇，如“汩”、“搴”、“莽”、 “冯”、“羌”、“诼”、“傺”、“阊阖”等，并常将状词冠于句首，带有浓厚的南国情调和地方特色。诗中对形容词的使用也十分恰切并具有新意，如写云霓翻腾之貌，“岌岌”喻高冠耸然之势，“蜿蜿” 状神龙游动之态，都可谓循声得貌，曲尽其妙。《离骚》在艺术上取得的高度成就，与它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照千古的绝 唱，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曾赞之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汉文学史纲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