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六与礼拜天，时间上如无更改，规定是的如同程序一般，这两天妈妈会为我和妹妹如期的进行全身大扫除。例如洗头，换衣服，凉晒被褥。
这个休假日也一样。提早，前一天晚上我和妈妈说好时间。早上起来以后，动作上不敢迟缓赶紧的洗脸刷牙，以最快的速度洗漱完毕。望一望窗外，这时候天气正暖。没有看手机，不敢耽误，因为我想在第一时间坐上轮椅出去好好透透气。
我们家的房子是按照老一辈的习惯，方向坐落坐南朝北，据说这样格局建造的房屋比较好。然而它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缺点，就是秋冬时节的院子里每天只有到了午后，后半晌时才可以见到一丝丝的阳光。开着轮椅我静静地坐在院子里，穿着棉衣，腿上还盖了毯子，妈妈却依旧怕我会冷。她就叫我开着轮椅去外面先找一个暖和点的地方待着，等会等院子里面有太阳了，在准备开始给我洗头这样能暖和一些。
真是一点没错，我是个极怕冷身材瘦小的瘦猴子。这个秋季才刚刚，寒露、霜降、保暖的衣物已经穿了两三件了，此时的身形臃肿到像只狗熊，哈哈！
身上的衣服变的厚重了，挪动手臂地动作笨拙迥异，坐在轮椅上我用右手手腕极力地使着劲，手掌用力地向前按动着轮椅的遥控杆，好使它可以自行朝前行走。开着轮椅我一步一挪地走着，走了好一会儿，好在找到了一个有太阳又僻静的地方，瞅一瞅身旁周围坐在这里没有妨碍到他人的道路，这时才安心的停下坐稳。
独自的安坐在太阳地下，此时温暖的阳光安然静止地洒在我的身上。明亮的光芒照耀的我的眉眼都有点睁不开了，这会我半眯着眼睛撑一撑自己胳膊，挪动一下身体好让自己靠的更舒服些。躺在深深地阳光里，这一刻瘫软无力的四肢松软地让我使不上一点劲，肢体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只觉着温热而又松垮，无奈的`眼睁睁的望去身体显得格外臃肿沉重。阳光下，我久久的，静静的看着自己已然各各机能都以衰败的身躯，无力地只能一动不动放着。看着这笨重僵硬的体态，此时的我倒更像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只是唯一不同的是那个永无休止不肯认输的灵魂，且始终潜藏在这具衰老废墟的躯体里。那颗砰然欲动不死的心，且一直还在用力地跳动着。
这让我想到了，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中写到：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感受到极度的幸福。我们只有感受过死亡接近，才能欣赏活着的快乐。
看一看人生三十载，已然已经经历过了几十载的春去秋来。而如今已是不惑之年了，然而不知为何？却觉得眼前的一切且都是新的，周遭的一切是那么的新奇，是那么样的美好。身旁的土地被温曛的太阳晒过以后，竟散发着好闻使人感到舒服的气味。目光投远一些，远远的看去，远处的杂草丛中枝藤缠绕的喇叭花，此时盛开得极好，一个个星星点点粉红色的花朵，正摇曳舞动着自己的美丽，好是骄傲。
一阵秋风拂过，吹落秋叶，何止三千；望着撒落满地的秋叶，忽然觉得有一丝神伤。我甚至不禁在想，自己那固执己见且无法与时跟进的死脑筋，是不是如同这秋叶一般？真的已然过了季节了？一阵秋风吹过，不管你是否情愿，且已是身不久矣摇摇欲坠。
我用力地挪了挪手臂，慢慢的抬手捡起一片无意间飘落在膝盖间的叶子，拿着他轻轻的放在鼻头闻一闻。初秋尽管一片片榆树的树叶，已然泛黄垂落。可当我捡起他，轻轻的轻嗅他时，泛黄的树叶却依旧散发着自身独有的清澈的气息。我用指尖轻轻地触摸着手里的落叶，一道道清晰深浅不一的纹路，清楚的记载着他从春到秋生命成长的过程。抬起头望向远方，这一刻仿佛想通了一些困扰自己已久的事情。春去秋来并不代表着结束，它只是生命轮回的又一个开始。
人生在世，如同这每一片叶子，你且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世间永远找不到两片相同的树叶。一个人的故事并没有好坏之分，好比此生即便你不能生做红花，即使身为绿叶却依旧衬托了红花的美。
生命里的光辉，如同这句诗句一般：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行为举止千万种，谁是谁非无人晓。是非如果相比较，毁誉皆同坏与好。夏商周未多此事，贤士不曾随风倒。世俗愚者莫惊叹，且隐商山随四皓。
秋菊花盛正鲜艳，含露润泽采花英。菊泡酒中味更美，避俗之情更深浓。一挥而尽杯中酒，再执酒壶注杯中。日落众生皆息止，归鸟向林欢快鸣。纵情欢歌东窗下，姑且逍遥度此生。
青松生长在东园，众草杂树掩其姿。严霜摧调众草树，孤松挺立扬高枝。木连成林人不觉，后调独秀众惊奇。酒壶挂在寒树枝，时时远眺心神怡。人生如梦恍惚间，何必束缚在尘世!
清早就听敲门声，不及整衣去开门。请问来者是何人?善良老农怀好心。携酒远道来问候，怪我与世相离分。破衣烂衫茅屋下，不值先生寄贵身。举世同流以为贵，愿君随俗莫认真。深深感谢父老言，无奈天生不合群。仕途做官诚可学，违背初衷是迷心。姑且一同欢饮酒，决不返车往回奔!
往昔出仕远行役，直到遥遥东海边。道路漫长无尽头，途中风浪时阻拦。谁使我来作远游?似为饥饿所驱遣。竭尽全力谋一饱，稍有即足用不完。恐怕此行毁名誉，弃官归隐心悠闲。
其十一
人称颜回是仁者，又说荣公有道心。颜回穷困且短命，荣公挨饿至终身。虽然留下身后名，一生憔悴甚清贫。人死之后无所知，称心生前当自任。短暂人生虽保养，身死荣名皆不存。裸葬又有何不好?返归自然才是真。
其十二
张挚一度入仕途，壮烈气节不入俗。决意闭门与世绝，终身隐遁不再出。杨伦归去大泽中，高尚节操在此处。既一为官便当止，隐去何需再犹豫?罢了尚有何话说!世俗欺我已很久。摆脱世上荒谬论，请随我归去隐居。
其十三
两人常常在一起，志趣心境不同类。一人每天独昏醉，一人清醒常年岁。醒者醉者相视笑，对话互相不领会。浅陋拘泥多愚蠢，自然放纵较聪慧。转告正在畅饮者，日落秉烛当欢醉。
其十四
老友赏识我志趣，相约携酒到一起。荆柴铺地松下坐，酒过数巡已酣醉。父老相杂乱言语，行杯饮酒失次第。不觉世上有我在，身外之物何足贵?神志恍惚在酒中，酒中自有深意味。
其十五
贫居无奈缺人力，灌木丛生住宅荒。但见翱翔飞鸟在，无人来往甚凄凉。无穷宇宙多久远，人世难活百岁长。岁月相催人渐老，已白鬓发似秋霜。我如不是任穷达，违背夙怀才悲伤。
其十六
自小不同人交往，一心爱好在六经。行年渐至四十岁，长久隐居无所成，最终抱定固穷节，饱受饥饿与冷，屋风凄厉，荒草掩没前院庭。披衣坐守漫长夜，盼望晨鸡叫天明。没有知音在身边，向谁倾诉我衷情。
其十七
幽兰生长在前庭，含香等待沐清风。清风轻快习习至，杂草香兰自分明。前行迷失我旧途，顺应自然或可通。既然醒悟应归去，当心鸟尽弃良弓。
其十八
杨雄生来好酒，家贫不能常得，只能依靠那些喜好追求古事的人，带着酒肴向陶渊明请教释惑，才能有酒喝。陶渊明有酒就饮尽，有疑难问题都能解答。当然，你问陶渊明攻伐别国的计谋，陶渊明不肯说。因为仁者考虑问题郑重认真，当言则言，不当言则不言。
其十九
昔日苦于长饥饿，抛开农具去为官。休息调养不得法，饥饿严寒将我缠。那时年近三十岁，内心为之甚羞惭。坚贞气节当保全，归去终老在田园。日月运转光阴逝，归来己整十二年。世道空旷且辽远，杨朱临歧哭不前。家贫虽无挥金乐，浊酒足慰我心田。
其二十
伏羲神农已遥远，世间少有人朴真。鲁国孔子心急切，补救阙失使其淳。虽未遇得太平世，恢复礼乐面貌新。礼乐之乡微言绝，日月迁延至于秦。诗书典籍有何罪?顿时被焚成灰尘。汉初几位老儒生，传授经学很殷勤。汉代灭亡至于今，无人再与六经亲。世人奔走为名利，治世之道无问津。如若不将酒痛饮，空负头上漉巾。但恨此言多谬误，望君愿谅醉乡人。
写作背景/饮酒二十首
东晋义熙十二年秋天，陶渊明总是闷闷不乐。陶渊明早就看透，东晋的气数已尽，刘裕篡位只是迟早的事，陶渊明整天为这件事悲伤郁悒。只要东晋存在，曾祖父陶侃的功绩就光辉灿烂，照耀家邦。一旦东晋灭亡，就一笔勾销了。陶渊明又想一切都在发展变化，兴衰荣辱也在不断地交替更换。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莫不如此。为这些事烦恼也没有用，还是多喝点酒，好好睡一觉吧。 陶渊明只要弄到酒，没有一个晚上不喝陶渊明个一醉方休。陶渊明认识到，人生在世像闪电一样，稍纵即逝，就应该坦荡从容，无忧无虑地度过。 醉酒之后反而诗兴大发，胡乱扯出一张纸，书写感慨，等到第二天清醒后，再修改润色。写好的诗稿越积越厚，让老朋友帮忙整理抄录。一共得到20首诗，陶渊明把这一组诗题为《饮酒二十首》。
作品鉴赏/饮酒二十首
文学赏析
陶渊明的《饮酒》组诗共有20首，这组诗并不是酒后遣兴之作，而是诗人借酒为题，写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喜爱，是为了在当时十分险恶的环境下借醉酒来逃避迫害。他在《饮酒》第二十首中写道“但恨多谬误，君当恕罪人”，可见其用心的良苦。
以酒为乐，写诗供欢，这是陶渊明闲居嗜好。因有此嗜好，陶渊明不仅给自己平添了闲居欢乐，更为后人提供了精神享受。在这首诗中，诗人推崇的是“不复疑”天道人道的“达人”，以在衰与荣的面前从容淡定。反复吟咏，有一种自己也是“达人”的愉悦。
我家居无事且少欢笑，加之秋夜已越来越长，偶尔有好酒，便没有夜晚不饮酒。对着自己的影子独自干杯，瞬间又醉了。酒醉之后，总要挥毫题写几句以自娱。于是，诗句渐渐增多，所写之辞没有加以选择，也无章法次序。姑且请旧友帮忙誊写并稍加编排，以此供欢笑罢了。
衰荣没有固定之处，彼此更替相互共有。贫困的邵平种瓜田头，何似富贵时的东陵侯。寒暑代谢这是天道，人道也如此衰荣更替。知能通达的人明白其中的道理，坚定果断不再疑惑。快干了这杯酒，欢乐相伴漫漫长夜。
昔日，司马迁为“天道不亲，常与善人”这句话“是邪非邪”而“甚惑焉”，如今，陶渊明却试图在这首诗中为司马迁解“惑”。
针对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那段非常精彩的“天问”，陶渊明用荣启期之著名的“三乐”(详见《列子·天瑞》)予以回答。荣启期的“三乐”是：一乐“吾得为人”;二乐“既得为男人”;三乐“吾既已行年九十”。荣启期认为，“贫穷的人的一般规律，死亡是人的最终结果。在常得到最终，当忧虑的。”
陶渊明的答案是： 荣启期若不甘居贫困、不失气节，还有谁为陶渊明传播这百世英名。这与其说是陶渊明在为司马迁解“惑”，毋宁说是司马迁的“天问”更加坚定了陶渊明隐居“固穷”的信念。
说积善会有好报，抱节守志的伯夷、叔齐却饿死于西山。假如不能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何以空谈“天道不亲，常与善人”。九十岁的荣启期以绳索为衣带，饥寒交迫超过了陶渊明盛壮之年，陶渊明却以处常得终而快乐无忧。荣启期若不甘居贫困、不失气节，为陶渊明传播这百世英名。
陶渊明认同庄子关于“世丧道矣，道丧世矣”的论述(详见《庄子·缮性》)，同时也认为，尽管如今世间“道”的丧失已近千年，“真”的失落也大势已去，无法挽回，然而个人在这纷乱(鼎鼎)的人世间里，在这短短的一生当中(百年内)却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是可以找回失去的“道”和失落的“真”。应该如何把握好陶渊明而有所作为。陶渊明在这首诗中提出了这个问题而没有予以回答，可是，陶渊明却以个人的方式——终身“隐居躬耕”，寻找到了适合陶渊明的“道”和“真”，寻找到了遗失的美好。
诗的前六句极言失群之鸟的茕独与徬徨。
这里的飞鸟象征着诗人陶渊明前半生的栖栖惶惶。陶渊明自二十九岁开始，断断续续地做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这类小官，四十一岁时又做了八十五天的彭泽令，由于陶渊明“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而解绶弃职。诗人的这些生活经历便是此诗前半所暗示的事实。
此诗的后半写鸟之得栖身之所，矢志不再离去。
这里诗人以孤松比喻陶渊明的归隐之所是不无道理的，渊明对于松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就像陶渊明对待菊花一样，如《饮酒》的第八首《饮酒·青松在东园》就歌颂了孤松，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可见陶渊明对于松树卓然傲霜的品格给予了极高的赞赏。而且可知陶渊明居处的东园大概确有一株挺拔的松树，因而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也说：“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又说：“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可见这里的“孤生松”既是象征，也有写实的意义。当然，松树的高洁坚贞与渊明人格的孤傲正直本身就有着某种共通之处。这六句中诗人表示了对田园生活的依恋和热爱，如在同一组诗的后一首“结庐在人境”中，就充分表现了陶渊明的这种感情，以为这是远离尘嚣的最佳途径，故愿千载长守，永不分离。
《饮酒其五首》本是陶渊明组诗《饮酒》二十首中的第五首。诗的意象构成中景与意会，全在一偶然无心上。‘采菊’二句所表达的都是偶然之兴味，东篱有菊，偶然采之;而南山之见，亦是偶尔凑趣;山且无意而见，菊岂有意而采。山中飞鸟，为日夕而归;但其归也，适值吾见南山之时，此亦偶凑之趣也。这其中的“真意”，乃千圣不传之秘，即使道书千卷，佛经万页，也不能道尽其中奥妙，所以只好“欲辨已忘言”不了了之。这种偶然的情趣，偶然无心的情与景会，正是诗人生命自我敞亮之时其空明无碍的本真之境的无意识投射。大隐隐于市，真正宁静的心境，不是自然造就的，而是陶渊明陶渊明的心境的外化。
千古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达了诗人悠然自得、寄情山水的情怀。
陶渊明酒后吐真言，陶渊明崇拜“商山四皓”避世隐居，除了固穷高洁，以不欺己、不欺人外，就是不堪于“咄咄俗中恶”了。
尽管陶渊明知道“行止千万端”、“是非苟相形”，也明白“达士似不尔”，然而，“雷同共毁誉”，“人言可畏”，诋毁诽谤那可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至于那些人诋毁诽谤什么，诗中没有明确回答。从陶渊明的一贯操守分析，当是为人刚正不阿而得罪惹恼了权势。“惹不起，躲得起。”姑且避世隐居吧——话丑理端，这是人之常情，陶渊明也难免俗，毕竟陶渊明不是神，而是有血有肉的人。这是从表面上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联系陶渊明所处的复杂纷纭的晋宋政治斗争漩涡背景分析，就会明白这样的选择，与其说是人之常情，毋宁说是陶渊明的智慧。
人世间的事情千头万绪，谁能知道这做与不做的是与非。做与不做的是与非只是相比较而暂且存在，人们却人云亦云共同地或诋毁或赞誉。夏商周之末有很多这样的事，有主见不流俗的人似乎不会如此。惊怪于世俗中的诋毁诽谤，姑且应当随从商山四皓避世隐居。
陶渊明一生爱菊，一生嗜酒。菊花总是啸傲盛开于百花凋落的秋天，孤寂而脱俗高雅。酒，可以忘忧，可以忘记尘世之忧。泛菊于酒上，自斟自饮，放旷不拘，当然可以使人忘掉尘世烦恼，到达高远境界。这是陶渊明一生的满足。
耐人寻味的是诗中“日入群动息，归鸟趣林鸣”一句。“趣”，这里音读“促”，是“急于”之意。这一句的意思是：“太阳落山万物制动而息，飞鸟鸣叫着急于回归山林。”我们知道陶渊明有“归鸟情结”，在诗中常常出现“归鸟”形象。陶渊明爱“归鸟”，不仅是其形象可爱，更主要的是“归鸟”是自然现象，是陶渊明崇尚的“返璞归真”的意象。陶渊明之所以能有“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的满足，是因为陶渊明始终深信陶渊明“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隐居躬耕)是符合自然的“真”，实质是陶渊明对“返璞归真”追求的满足。
秋菊色彩艳丽美好，采集带露的鲜嫩菊花，让她飘浮在酒上，使我超脱世俗之情更加高远。陶渊明倾壶斟满杯，姑且让我独自畅饮。太阳落山万物制动而息，飞鸟鸣叫着急于回归山林。菊酒相伴于东窗下，放旷不拘，怡然自得，姑且如此，此生足矣。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这里的“众草”当指众多的草和树。众草怎么能埋没青松的丰姿呢?经过风霜，青松不凋，而众多的草和树都枯萎零落了，青松因而卓立见高枝。“连林”指青松夹杂在众多的树木中，倒还不见特出;“独树”指青松独立不凋，于是才为人所珍奇。作者提壶斟酒，抚摩青松。“寒柯”，指岁寒不凋的松枝。“远望时复为”，即“时复为远望”，在离开青松后，还时时再在远处望它，极写对青松的喜爱。“吾生梦幻间”，指陶渊明出去做官的生活，真有如梦幻般迷惘。“何事绁尘羁”，绁，捆索。渊明看到青松的经霜不凋，卓然特立，与众树的凋零绝然不同，因而感叹陶渊明的出仕象在梦幻中一般，太不清醒，受到人世官场的牵挂和羁绊，比不上青松的品格。以渊明的节操，还有这样的话，这更见出陶渊明对陶渊明要求的严格。[1]
这首诗写清早诗人听见有人敲门，急忙出来开门。“倒裳”指来不及穿好衣裳。一见之下，原来是农夫疑心陶渊明的弃官归田不合时宜，所以带了满壶酒来问候和劝解。“褴褛”，衣服破烂。农夫认为陶渊明住在茅草屋里，过着衣不蔽体的穷苦生活，算不得高人隐居。现在一世都讲究同流合污，愿你也扰水使浑浊，何必高自标榜呢!汩，扰泥水。农夫劝陶渊明出去做官。陶渊明深感父老的热心，但陶渊明的禀性很少和世人相合，动与时忤。“纡辔”，放松马的辔头，此指委屈求官。尽管这确实也可以学到，可是违背陶渊明的心志，岂不是迷误!姑且高兴地喝这壶酒吧，我的初衷是不会改变的了。
这首诗里的“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本于《楚辞·渔父》，这首诗的构思也和《渔父》很相似。不过在《渔父》里屈原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尘埃乎!”显得非常决绝，符合屈原的性格。而这首诗的态度就较为和缓些，也符合渊明的性格。《渔父》里写渔父听了屈原的话，“莞尔而笑”，显出对屈原的关心不够。这首诗则写田父对渊明很关心，渊明也非常感激陶渊明。所以，这首诗虽有浓重的摹仿痕迹，但它写出了人物的不同性格，仍然是渊明的创作。
陶渊明这首诗回忆了陶渊明过去的一段离家求官而中途受阻的往事，表明陶渊明如果不因为温饱是不会踏上这条漫长遥远、风波四起的为官道路的。
其中“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是一语双关。“道路”既是离家“远游”的路途，又是“为官之道”;“风波”既是路途遭遇水面上的风和波浪，又是“官场的动荡、龌龊”。《宋书﹒陶潜传》载“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就是说，渊明曾发生过“弱冠之年作小官，因官场不洁而离去的事”。陶渊明的这首诗也许就是说的此事吧。陶渊明感叹道，离家求官的道路漫长遥远、动荡不定，而冒着这样的风险却只图“一饱”，这确实不是明智之举。罢了，还是回去避人独居，还我闲适而安定的生活。
过去曾经远离家乡到外面求官,直至到了东海边沿。道路漫长遥远，中途又受阻于动荡不定的风波。是谁促使我离家求官的呢?似乎是饥饿所驱使的吧。极尽全力只为营求温饱，获得温饱只需用少许的精力就可满足而绰绰有余了。恐怕这并非良策，还是勒马回归避人独居。
其十一
陶渊明这首诗告诉世人，活得称心才是最好的。何谓“称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标准。陶渊明的标准是返璞归真，活得真实，是陶渊明“称心”生活最重要的标准。
陶渊明认为，身后之名不可知，身前厚养不可贵，死了都一样什么都没了，惟活得称心才最好。值得注意的是，诗中“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不是“贬”而是“褒”。在渊明的诗中多次提到“固穷”的颜回和荣启期，因为渊明喜欢陶渊明们的“仁”“道”，愿意过那样固穷守节的生活，即使这样的`生活使人困穷、憔悴，然而，这样的生活却使陶渊明返璞归真、感觉真实、令陶渊明称心，即使死了也要学杨王孙那样裸体埋葬，以身亲土，返归自然。
颜回被称为很有仁德，荣启期被赞为很有道义。颜回常常穷得没办法而早逝，荣启期长久受饿直至终老。虽然死后都留下了声名，然而一生却都是那样的困穷憔悴。死去后还能知道活得称心原本才是最好。各自保养好千金的身躯，死亡降临都将失去各自宝贵的东西。裸体埋葬何必生厌恶，世人应当理会其中的真意。
其十二
面对希望陶渊明出仕的规劝，陶渊明通过对“张长公”的“不复出”的肯定，和对“杨仲理”的“复狐疑”的遗憾，表明了陶渊明坚持隐居不动摇的态度，同时，对世俗虚伪深表厌恶，渴望摆脱流俗的种种闲话，并希望规劝者尊重陶渊明的选择。
张长公曾作过一次官，壮年时节因不能取容当世而突然失去官职。于是闭门不再复出，终身与世俗隔绝。杨仲理因志乖于时而辞职归隐讲授于大泽，高尚的风范本应从这里开始。既然已经选择了隐居就应当持之以恒，又迟疑不决反反复复，快快归隐吧，世俗从来就有许多虚假伪饰。摆脱世间无稽之谈的束缚，望尊重并服从我的选择。
其十三
开头六句是叙事。首句的“客”即下句的一夫和一士。“止”是止息、居住。“取舍”，趋向和舍弃，指志趣、怀抱。“邈”是远的意思。“邈异境”谓二人处于相距极远的两个不同境界。这二句是说，有两个常住在一起的人(这“人”其实是两种人的象征)，陶渊明们的志趣迥然不同：一个人长年独自饮酒沉醉，一个人却不饮酒，终年都很清醒;两人你嘲笑我醉，我讥讽你醒，讲的话都不为对方所理解。这几句尽量突出这两个人志趣的根本不同——陶渊明们没有共同语言，生活方式也绝然相反，同时只作客观叙述，不带一点褒贬。这样写，是为了更好地为下文作铺垫，为下面的议论蓄势。
这是一首构思别致的感怀诗。笔调旷放，感情却极沉痛，冷峻之中包裹着一颗火热的心。清人施补华说：“陶公(指渊明)诗，一往真气，自胸中流出，字字淡雅，字字沉痛，盖系心君国，不异《离骚》，特变其面目耳。”(《岘佣说诗》)渊明无意于做某一姓的忠臣，“君国”云云，是不确的;但看到陶诗同《离骚》有相通之处，同样是处处渗透着沉痛的感情，确实是极有见地的。屈原借香草美人以抒忠愤，渊明借饮酒以寄悲慨，都是为理想不能实现而悲哀。渊明在《自祭文》中直言“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足见“长独醉”的渊明同行吟泽畔的屈子一样，也是一个伤心人。而这首诗，则是这种“伤心”在另一手法上的体现。
其十四
陶渊明不光满足于“故人”对陶渊明“酒趣”的赞赏，还要将陶渊明的“酒趣”与世人分享。在这首诗中，陶渊明告诉我们，陶渊明的“酒趣”就是“酒中”的“深味”：不仅包括那饮酒中“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随意酣畅的过程，更主要的是酒醉中那“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物我两忘的“醉乡”境地。
陶渊明这“物我两忘”的“醉乡”境地，我们似曾在陶渊明构筑的“不知有汉，无论晋、魏”的世外桃源里找到过。醉乡风景好，世外桃源美，“醉乡”即是“桃源”，“桃源”即是“醉乡”，没有“物我两忘”便没有“世外桃源”。因此说，陶渊明那篇家喻户晓的《桃花源记》的诞生或许应当归功于陶渊明的“酒趣”。
老朋友赞赏我的酒趣，提着酒壶相会而至。铺上荆条坐在松树下，几杯下肚便已有醉意。父老兄弟间七嘴八舌，饮酒也失去班辈次序。已感觉不到我的存在，哪还知道陶渊明物的重要。悠悠然不知身在何处，酒醉中自有深长的意味。
其十五
这首诗使人想到了唐代诗人陈子昂那为历来所传诵的名篇《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不能不说这两首诗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屈原《远游》中“惟天地之无穷，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的影响。
同出一“宗师”，面对“天地悠悠”、“人生短暂”，陶渊明和陈子昂在诗中都流露出寂寞孤独的情怀，然而，由于历史和“素抱”的不同，陈子昂感叹前代贤君不复见，后来贤主也来不及见到，宇宙茫茫，地久天长，人生苦短，陶渊明的直言敢谏不仅不为武则天所采纳，反而受到打击下狱，不禁在感到寂寞孤独的同时，更是悲从中来，怆然泪流。而陶渊明却“提得起放得下”，认为“若不放置对穷达之忧，违背平素之志很可惜。”因此，陶渊明最终放弃陶渊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抱负，返璞归真幽居躬耕了。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陈子昂报国宏愿成为泡影，最终却没有这样去做，而选择了“悲哀苦闷”，尽管陶渊明留给后人那“苍凉悲壮”的形象很美什么。陶渊明却深得孟子精髓，将“穷达”之忧放置一旁，虽不能“达则兼善天下”，但可“穷则独善其身”吧。
我家居贫困缺少劳力，屋前的灌木早已荒芜。上有翔鸟班班可见，下无人迹寂寂独居。宇宙是何等悠悠长久，人生却少有长命百岁。岁月急速流逝催人老，两鬓早已斑白如雪霜。若不放置对穷达之忧，违背平素之志很可惜。
其十六
一首60字的五言诗追忆了一生，并叙述了从少年至晚年状况及其成因，已是难度极大的事了，而敢于说真话，暴露陶渊明“痛处”那才是最难的。陶渊明做到了。
这“真话”和“痛处”就是这首诗的中心主题，也正是晚年陶渊明的苦闷。少年游好六经，中年一事无成，晚年饱受饥寒。天生少与世俗交往，只与儒家六经为伴的陶渊明，为“固穷”守节，最终选择了结庐幽居，躬耕稼穑。“固穷”守节所带来的艰辛与不易且不说，到头来，陶渊明连刘龚孟公那样的知音也没有，陶渊明的情怀找不到人倾诉，实在很苦闷。这是陶渊明的真话，也是陶渊明的痛处，是陶渊明的晚年苦闷。
年少之时很少与世俗交往，喜爱儒家六经并以之为伴。一年又一年已到了不惑之年，岁月已久却仍旧一事无成。虽饱经饥寒，仍始终保持固穷的节操。寒风从四方吹进茅屋，荒草丛生淹没了庭院。披着粗布衣裳守着漫漫长夜，盼望快快天亮，报晓公鸡却迟迟不肯啼鸣。如今已没有刘孟公那样的知音，我的情怀始终没人能够理解。
其十七
本来出自空谷的幽兰，如今生长于杂草丛生的庭院里，只有等待清风的到来才能显示出陶渊明的存在。这是说，贤人出仕需期待圣明君主的出现，然而，这是很幼稚的想法，人们应当清醒觉悟，“出仕”之后的“仕途”险恶，“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教训要牢记，及时迷途知返才是。庭前的幽兰回归空谷吧，觉悟的人们重返故路。
生长在庭院前的幽兰原本出自空谷，幽兰含蕴芬芳是在期待着清风。一阵清风飘然而至，显现出淹没在野蒿臭草丛中幽兰的芳香。不停地走啊走，终于迷失了平素的道路，听任这条路继续向前走去，或许能够通达。仕途上鸟尽弓藏的险恶伴随始终，觉悟到了就应当及时迷途知返。
其十八
陶渊明在这首诗里的前三句和第四句分别使用了扬雄和柳下惠的相关典实，就是要说明陶渊明“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的人生态度。
扬雄是西汉大文豪，被汉魏六朝间人视为圣人。柳下惠是春秋时期鲁国人，为人正直，不逢迎拍马，非常仁德。其中，“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是指鲁国国君伐齐前问柳下惠，而柳下惠坚定地回答道：“不可”。陶渊明把柳下惠比着扬雄，又将这两个很有说服力的典实来充分表达了陶渊明做事、说话从不失其本性的做人原则和道理。
扬子云生性好酒，家境贫困无法获得陶渊明喜好的美酒。时常依赖于喜欢找事做的人，陶渊明们携酒前来请求去除陶渊明的疑惑。敬上一杯酒来便一饮而尽，提出一个问题来便无不满足。有时也有不肯回答的问题，那岂不是有关侵略别国的问题，仁者未曾在做与不做、说与不说的问题上犯过错误。
其十九
这首诗陶渊明讲述了陶渊明从接近而立之年的初归，到中年的终归，再到归后的十二年的身世和心事，并结合战国的杨朱“见逵路而哭之”以及汉朝疏广、疏受挥金取乐的逸事，总结了陶渊明的生活态度，闪耀着哲理人生的光芒。
往昔苦于漫长的饥饿，于是抛弃农具去做官。做官谋生之道总是不得法，寒冷与饥饿总是相纠缠。不到三十岁，已看到官场诸多的可耻事。要保持清白的本分，还是归去终老田园。日月星辰渐渐流转，又过了漫长久远的十二年。人生道路遥远曲折歧路多，杨朱因此无所适从止步不前。虽不能如疏广那样挥金取乐，但可姑且凭借浊酒独自陶醉。
其二十
读陶渊明诗，想见其为人，其性情之真而且正，比较容易体认，其思想境界之深沉，则须细心了解。《饮酒》第二十首“羲农去我久”，即是了解渊明思想之一重要作品。此诗可以当作渊明的一部中国学术文化史读，但是其终极关怀，则在于现实社会。
在这首诗里，陶渊明直接陈述了“羲农时代那淳真的风尚久已遗失难再”的观点，抒发了陶渊明对现实社会败坏的悲慨。
此诗可以说是以议论为诗。唯诗人渊明情感深挚，感愤深沉，故虽议论，而不失诗之体性。诗中赞仰唱叹，低徊流连之致，发抒悲慨，而又亦庄亦谐，亦足可回翔玩味。中国诗歌重比兴，但亦兼重赋笔，甚至议论。此中国诗歌之所以成就其大，读渊明诗，以至杜甫诗、宋人诗，当知乎此。
名家点评
宋代词人叶梦得《石林诗话》：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盖时方艰难，人各罹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
宋代诗人辛弃疾《水调歌头·岁岁有黄菊》：“岁岁有黄菊，千载一东篱。”又说：“自有陶潜方有菊。”
明代文学家谭元春《古诗归》：妙在题是饮酒，只当感遇诗、杂诗，所以为远。
明末诗人黄文焕《陶诗析义》：陶诗凡数首相连者，章法必深于布置。《饮酒》二十首尤为淋漓变化，义多对竖，意则环应。
清代泰州诗人康发祥《伯山诗话》：《饮酒》诗，昌黎谓其有托而逃，盖靖节退归后，世变日甚，故得酒必尽醉。其卒章曰：“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观此二语，则以醉而逃世网，洵可知也。
现代历史语言学家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盖此二十首“辞无诠次”，就形式而言，实类杂诗;就内容而言，则是感怀诗;因为醉后所题，故总题为饮酒诗。
现代文学评论家李长之《陶渊明传论》：因为《饮酒》诗是产生在独饮的情况立，所以这二十首诗中也格外有着浓厚的孤独的调子。---因为这里有托的身世，有陶渊明的人格，陶渊明诚然寂寞，但陶渊明安于寂寞了。寂寞未尝不痛快，所以“夜夜声转思”，可是陶渊明的勇气迎接这种痛快，并忍受这种痛快。
一
白居易诗在晚明时期曾得到公安三袁等人的青睐。降至清初，贰臣诗人的佼佼者钱谦益和吴伟业也不同程度地学习白诗，钱氏诗作，“晚更而放之于香山、剑南”，吴氏的“梅村体”歌诗，也取径于白氏的新乐府。不过，钱、吴二人倡扬白诗的言论却并不多见。真正大力以白诗相号召，并以创作实绩展示于诗坛者，不得不推遗民群体。遗民的心路历程与白居易不无相似，故而对白氏诗歌如痴如醉。以此为基础，他们对白氏生命后期闲适恬淡的人生境界心有戚戚，试图以之抚慰自身愤懑不平的心绪。
遗民群体与白居易的政治地位既不可同日而语，物质生活水平也有天壤之别。遗民入清后仆仆风尘，为谋求稻粱而殚精竭虑，几于朝不保夕。白居易的仕途虽非一帆风顺，终则历任太子少傅、刑部尚书等职，并且时有歌姬美酒陪伴左右，少有衣食之忧。不过，这些差别并未妨碍遗民对白氏的高度认肯。其中最主要原因，大概是二者心路历程的相似。如所周知，白居易的心态经历了从高亢到平和的转变。贬官九江后，其前期兼济天下的宏愿日渐消沉，转而以独善其身为鹄的，《秋日与张宾客》曰:“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并。不能救疗生民病，即须先濯尘土缨。”与其相似，遗民诗人在国变之前多负经世才具，意欲有补于世，扭转乾坤，后来则由于多种因素，有志难伸，在清朝的统治日渐稳固之后，更加趋于心灰意冷。如方文年轻时以陈登自比，豪气冲天，鄙视求田问舍之举，所谓“我亦负奇气，渺视乡里俦。侈志营四海，岂肯潜一丘”，但遭逢易代后，难有作为，于是转而向往田园生活:“何如息尘鞅，还归旧田畴。田家力作苦，衣食得自由。天运苟不回，已矣吾将休。”方氏友人潘江早年也以匡世济民为愿，“直拟功成将相时，凌烟阁上图光仪”，在明室覆亡后失去用武之地，于是径直以“烟霞客”自居，自认“合伴青松与白云”。钱澄之在南明灭亡之前汲汲奔走，力图挽大厦于将倾，“精卫思衔木，夸父空饮河”，但一腔热情最后终归于消散，转而明言“学禅心未了，入世志全灰”。遗民群体与白居易的心态转变，具体原因虽有差别，但路向与归趋则如出一辙，这也拉近了双方的时空距离。
遗民诗人对白氏诗集抱有极高的阅读兴趣，在阅读过程中，他们深入体会并领略到白居易其人其诗的丰富内涵，进而产生倾慕之情。方文三十九岁时所作《卜居》诗中即有云:“窗间山色青兼赭，架上诗篇白与苏。”十二年后其在《夜读白诗》中又生动描绘了自己阅读白集的心态和感受:“门巷秋阴断往来，阶除晚霁独徘徊。消愁唯有香山集，夜夜灯前当酒杯。”两诗前后跨度达十余年之久，而他对白诗的阅读兴趣则日渐其浓。前诗将一瓣心香敬奉白居易与苏轼二人，应当是看重他们超然出尘的情趣，后诗则明确将白诗当作“消愁”的唯一凭藉，尤可见两者心灵的高度契合。像方文这样把白诗当作消愁解忧工具的遗民还有不少，如黄宗会在贫病交加之际，从阅读白诗中觅得极大的精神慰藉，他描述翻览白诗时的心理状态说:“卧病欲惜神，捐书惟务默。回旋失旦暮，莲心渐埋塞。跫然感足音，悲于逃虚客。乞灵白傅诗，覃思忘枕席。闲居及寄讽，伤悼兼羁谪。当其心解时，涣涣若冰释。”向白诗“乞灵”，方才从孤寂无聊之中摆脱出来。从上引诗作来看，遗民诗人与白居易虽然异代相隔，却灵犀相通。当然，由于出身及遭际的差异，遗民诗人对白氏思想的好尚，重心亦非完全一致。但就总体情形而言，其尤所致意者，则在白氏闲淡自适的人生追求和人生境界。
我们知道，受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以及佛道思想的影响，白居易对闲适的追求念兹在兹:“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力图达到“世役不我牵，身心常自若”的人生境界。早在为官初期，他在咏歌生民之病的同时，就不时流露出避世自适的思想，到晚年后，在政治环境日趋险恶，自身不断遭受打击后，其物外之情也日趋浓厚。相关作品在集中俯拾即是，此不赘引。白氏力图超脱现实的生存智慧，在其身后就备受关注，也为历代文人所不断阐发。对于此点，时常阅读白集的遗民诗人心领神会，并异口同声地表达景仰之情。方文曾以“仙”来称呼白居易:“长庆风光俱在眼，香山胎骨本来仙”，羡慕其逍遥物外的人生风姿，可见他对白氏性情的深入体察以及本人注目所在。潘江也高度认同白氏兼取佛道思想的人生价值观:“漫道千年人已逝，尚存百卷调逾高。心情疑是仙兼佛(自注:公少好神仙，晚学浮屠)，骨味全同杜与陶。”魏礼则强调:“白傅真恬淡，不独为诗人。”首重其“恬淡”的人生态度，暗自流露出追攀之意。此种意向也为诸多遗民所共有。朱鹤龄就指出:“有真闲适，而后有左司、香山之诗。”徐增也认为:“夫学乐天之难，不难于如其诗，而难于如其人。乐天胸怀淡旷，意致悠然。诗如水流云逝，无聱牙诘曲之累，能如其人，则庶几矣。”在揭橥白氏的“闲适”、“淡旷”与诗歌之关联的同时，群相将其人生境界作为典范。不仅如此，白氏排遣人生不如意的重要手段，亦即纵情诗酒，在遗民群体中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白居易在诗中描绘自己于诗酒的嗜好说:“清瘦诗成癖，粗豪酒放狂。”“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在诗酒两者中间，他似乎又偏重于作诗，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别来只是成诗癖，老去何曾更酒颠。”“我亦定中观宿命，多生债负是歌诗。”作诗俨然成为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他也在苦心吟咏中得以暂时抛却世俗烦恼。同白居易一样，遗民也将诗酒当作人生的精神支柱之一。孙枝蔚有《劝酒效白乐天》之作，其中有言曰:“作赋凌子虚，无有献圣君。持戈向边塞，不如羽林军。两事不可为，何以对斜曛。昔日谢东山，日日醉红裙。更有白太傅，卯时即醺醺。彼皆居大位，得酒尚欢欣。况我田野人，何时立功勋。坐令鬓已斑，年少耻为群。未知临老骨，定傍谁家坟。在世能几日，酌酒胡不勤。自饮还自劝，高歌看白云。……在世能几日，酌酒胡不勤。”瑏瑢?意欲效法白居易，在饮酒中忘却功名之想，泯灭物我界限。方文《纵笔》则云:“平生无所好，寓意诗酒中。酒多令人病，诗多令人穷。愚者惑斯言，智者意能通。凡病以酒治，诗穷而后工。即使有小害，莫敌其大功。况我老诗人，对客饮亦雄。沉酣无肺疾，啸咏有和风。窃比白香山，自号醉吟翁。”认为饮酒与作诗对主体来说利大于弊。诗末两句则径直以白居易自比，可见其对白氏放情诗酒的欣赏。其实，诗与酒本是中国古代文人排解不如意的常见手段，此传统源远流长，亦不仅以白居易为然，但孙枝蔚和方文都明确地将白氏当作比肩的对象，足证他们内心对白氏的深刻认同。需要指出，白居易的闲适情趣，一是抱负难得施展后的达观，背后不乏看透世情后的睿智，也隐藏着些许凄凉与无奈;一是身心俱泰、志满意得后的自然发抒，时或夹杂着世俗情调。后人目为“白俗”，不为无据。遗民群体对白氏的接近更多地倾向于前者，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后一方面，也净化了其颓废元素。
终其一生，遗民群体对故国的眷念未尝消歇，也正因此，他们群相奉陶渊明和杜甫为人格典范，称赏陶氏作诗的仅书甲子以及杜诗的鞭挞异族侵略，反映出其对新朝的强烈抵制与疏离。与此同时，他们对白居易的闲适恬淡也不无追攀，映射出其心态的另外一个重要侧面，即调适一己身心与外部世界，尤其是缓和与新朝之对立情绪的痕迹。随着新朝统治的日渐巩固，反清复明的志业已无实现可能。遗民群体在认清现实之余，转而寻求排遣自身的悲凉抑郁，其主要手段，或是与志同道合的友人聚合唱酬，或是从前贤那里寻找寄托，借他人酒杯，浇一己胸中之块垒。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闲适著称的白居易进入他们的视野自是顺理成章。而借助白氏诗作中的逍遥出世之情，他们也暂时获得心理的平衡与超越现实的力量。从中不难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遗民的心理世界由悲凉抑郁渐趋平淡自适。而白氏闲适人生境界的广受推崇，则是他们心态变化的重要表征。
二
平情而论，遗民对白氏闲适情趣的喜好，只是一种发自心底的企望。即便是白居易本人也做不到彻头彻尾的闲适，何况遗民生当战乱，自身漂泊流离，又目睹民生之艰难，决定了他们难以完全忘却世事，独善其身。以此为前提，他们注目于白诗面向现实的写作旨趣与自然淡朴的诗风，对其创新精神以及以苦吟为诗的创作态度，也时有好评和效仿。在此基础上，他们树立白诗为师法典范。
遗民的悲天悯人之怀时常见诸笔端，影响于诗歌批评，就是特别注意带有强烈现实旨趣的诗作，对杜诗“诗史”品格的频繁称赏就是例证。本于相同的`视野，白居易的讽喻诗作得到了他们的高度关注。早在明末，侯方域就向陈贞慧称颂白氏说:“白香山尝有《新乐府》，得风人之旨，不可以其生盛唐后，轻非之也。”进入清初后，顾炎武推许颜光敏的诗作“有白傅讽谕之遗意”，并认为这是“大雅之音，将复起于今日”的征兆。不过，尽管白居易讽喻诗也体现出强烈的儒者情怀，与杜诗的内在精神若合一契，其地位却远远不及后者。个中原因不一而足，但与二者诗歌风貌的不同当有关系。杜诗以委婉顿挫见长，白诗则以直露显白为整体特色。清初诗坛学习杜诗者比比皆是，效法白诗者却时或为人讥讽。面对时风众势，遗民诗人强调白诗足可与杜诗并驾齐驱，别出心裁地揭橥白诗与杜诗的渊源，揭示其学习杜诗而又不囿于杜诗的创新精神，以此来抬高白居易的地位。在这方面，方文和潘江的论说最具深度。关于方文对白氏讽喻诗的崇尚，孙枝蔚《题方尔止四壬子图》诗曾记载其论诗之语曰:“不愿左揖安期袖，不愿右拍洪崖肩。但愿论文过陶叟，更招杜、白坐两边。工部请吟《收京》作，太傅请书讽喻篇。”方文对白氏的讽喻诗与杜甫的《收京三首》俱表称赞，评价不可谓不高。同诗又有曰:“世人尊杜或嗤白，嵞山大笑看青天。王杨卢骆皆千古，何况白诗近自然。”可见方文根本不屑时人尊杜抑白的言论，认为白居易的“自然”诗风超越初唐四杰，应当与杜诗一般流传千古，有力肯定了白诗的成就。与此同时，方文还将白诗与杜诗置于自先秦以下的宏观诗史中予以审视，发掘其对今人的可资借鉴之处。周亮工在为方文《西江游草》所作序中，曾称引方氏论诗之语如下:
《三百篇》尚矣，屈、宋而后，足以追踪继响者，惟汉人乐府。今观其《战城南》、《陌上桑》、《孤儿》、《病妇》诸行，以及《焦仲卿妻》等篇，指事属词，微言托讽，为后代高、曾之规矩，而少陵、香山，其源皆出于此。虽气格、声响不能画一，而风旨所归，先后同揆，期于闻者足以感动而后止，即有善析者，不能歧两家而使之异辙也。而耳食之士遂以少陵独步，非香山所可几，岂足为通论乎?今使世之为诗者，苟能推白之坦逸，以合于杜之雄浑，开合顿挫，自为以气，方足雄据作者之坛坫。
方文认为白诗与杜诗具有相同的渊源，与《诗经》、《离骚》及汉乐府一脉相承;二者的“气格”和“声响”虽然有异，“风旨”却无二致。因此，世俗认为白诗不及杜诗的看法并非客观。他强调只有合白之“坦逸”与杜之“雄浑”为一身，方可不同凡响，领袖群伦。言外之意，诗人若想成就声名，必须借径杜诗和白诗，二者缺一不可。相比于方文，潘江对白氏诗风的崇尚有过之而无不及。潘氏早年曾手录白诗，后来为友人借去半年未还，他遣人索还后激动不已:“如与良友别，欢然接客颜。又如佳山水，久隔倏跻攀。开卷吟复吟，此乐何可谖。”同诗又记载他阅读白诗的感受说:“读其讽喻诗，可以励薄颜。读其感伤诗，可以助悲酸。读其闲适诗，可以释忧患。格律及歌行，亦复有余妍。”对白氏各类题材的作品均表欣赏。他还表示:“誓将持此集，一日一回看。”日复一日的深入阅读，使他对白诗的独特风格也有深入体察。其论曰:“吾爱白傅诗，闲淡有高致。本不好艰深，亦不求工致。唯取口头言，写我心中事。所以历少壮，至老更无易。……予今正其时，摹仿复奚愧。所恨心口间，未得全无二。诗淡被人嗤，昔贤犹不避。何况今之人，焉能免流议。谣诼徒纷纷，予益坚吾志。书罢示绥人，能无发长喟。”向慕白氏能以“闲淡”笔墨摹写“高致”，以“口头言”抒发“心中事”，并对自己未能做到神似而自责不已。由诗末数句则不难窥见清初诗坛对于学习白诗的非议之大，然而潘江对此不屑一顾，仍牢牢坚持自己的立场，与时流迥异。所以如此，正因为在他看来，白诗之轨辙源自杜诗，二者自可相通，时下崇杜抑白的风气缺乏依据，不足以之为法:
白香山，善学杜者也。杜词宛而白过直，杜意蓄而白过尽，杜用事隐约而白过分明;或疑学杜之过，然不如是，不足见香山之杜，以为必似杜之宛、之蓄、之隐约，则有似有不似，有小似有大不似矣。……今人盛毁长庆，谬祔少陵。乌知其异世同揆也?……予尝谓香山学杜类狂，北地学杜类狷，今诗家则杜之乡愿而已，恶其似也。秋斋萧远，朗咏连旬，爱其冲鬯明快，意到笔随，不似今人点窜故实，蒙昧性灵。虽于杜微有不及，而吾即取其宁直、宁尽、宁分明，不屑屑似杜为工，则犹广陵散之未绝耳。
指出白诗在继踵杜甫诗的同时，又能出以己意，进而造就自家风格，不似时人那般亦步亦趋，仅能得其形似;白氏的成就虽“于杜微有不及”，但其“冲鬯明快”的诗风，正是在杜诗基础上神明变化的结果，而其摆脱前人蹊径的创新精神，也为今人指明创作金针，堪为典范。
需要指出，白居易“坦逸”与“平淡”诗风的造就，绝非冲口而出，不假思虑使然。他自述创作甘苦曰:“莫学二郎咏太苦，才年四十鬓如霜。”“诗役五藏神，酒汩三丹田。”其苦心雕琢、精益求精之状，丝毫不逊色于以苦吟著称的孟郊与李贺等人。关于这一点，清代中期的性灵诗学盟主袁枚《续诗品·灭迹》说:“白傅改诗，不留一字。今读其诗，平平无异。意深词浅，思苦言甘。寥寥千年，此妙谁探!”实为有见之言。这种创作方式其实早为遗民群体所体察并继承。方文作诗重视锤炼，此与白居易一脉相承。他对自己苦吟的情状亦有详尽刻画:“渐老世情澹，愈贫诗律工。吟声何太苦，不异草根虫。”“空山学道无人识，破寺吟诗有鬼惊。”“一夜无眠数首成，山妻劝我少经营。试听窗外芭蕉雨，不是平声便仄声。”对字词和音律的推敲极其用心，几于寝食不安。方氏诗风能得白诗诗风之精髓，亦是反复修改，千锤百炼的结果。正如他的挚友钱澄之所说:“尔止好苦吟，其有似乎香山者，必经累日构思摹拟，刻画久而后近之。”反观钱氏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一再以“苦吟”教导后进与子孙。《示冠孙》云:“吾孙七岁即知音，能读翁诗绕膝吟。可识老翁吟太苦，推敲耗尽一生心。”《周伯衡兵宪见访论诗互有吟诵，即成长句奉酬》曰:“句到炼成才浅易，情惟真极始新奇。纷纷词客矜风格，此意如今说向谁。”勉励对方字斟句酌，意欲以艰苦的锻炼造就“浅易”的风格。其诗作被时人评为“深得香山、剑南之神髓而融会之”，亦足见他受白氏影响之深。
众所周知，清初诗坛对明代诗学尤其是前后七子诗学思想的偏差，有深刻的反思。关于矫正流弊的途径，诸家所论虽然见仁见智，但在倡扬本“性情”以为诗，鼓吹“真”诗等方面，则并无二致。“性情”与“真”的内蕴包含多端，但共识之一就是摆脱前贤藩篱，做到诗如其人，力戒邯郸学步。由此，诗人必须打破七子宗法盛唐的狭隘格局，向下扩展到中晚唐乃至宋诗。作为中唐诗歌的杰出代表以及连接唐宋诗的桥梁，白居易也进入有识之士的视野中。黄宗会《读白集漫论诗》以白诗为例，说明以时代和格调论诗的思路失于偏颇:“古今善陶者，亡虑千万亿。……钟气固有在，曾何间今夕。……陋哉严与高，立论自标的。始以代求人，妄置调与格。正气流天地，一见岂顿寂。刻楮虽奇巧，无乃费琐折。”批驳严羽和高棅的单纯标举盛唐，暗中正以七子为目标。与黄氏相呼应，吴肃公也认为“诗文之道，不名一辙，而有其各至者，情与才合，非时代体制之所能囿也”，故而“有天宝不能无元和、长庆，有王、孟则不能无韩、孟、元、白、温、李诸家也”，将中唐诗与盛唐诗看做前后相承的序列，也认肯了白氏的诗史地位。余怀则以白诗为例证，说明诗人惟有兼容唐宋，才能去俗近雅。余氏论诗“于唐、宋取香山、放翁，于今取西涯”，而具体理由则不愿明言，甚至径谓“不足为外人道也”。但结合他在《戊申看花诗自序》中的言论，个中缘由不难得窥:
迩年以来，颓焉自放，深恶排比饾饤之学，而最爱白香山、苏东坡、陆放翁，出入必以自随，谓之“岁寒三友”。顷余写此诗一二首，杂三先生数首中，历试友人。友人或以为唐，或以为宋，竟不辨其为今人为古人，为三先生诗为予诗也。嗟乎!予益可以自信矣。少陵云:“别裁伪体亲风雅。”放翁云:“俗人犹爱未为诗。”诚不敢不三复斯语。
他对友人不能准确辨析自家与白、苏、陆三人诗作区别而沾沾自喜，由此更加自信以他们为典范的正当性。而他着力祛除的“伪体”和“俗人犹爱”之作，实是明代七子和竟陵诗人:“吾衰竟谁陈，古音日芜塞。琅琊与历下，摹拟意转拙。咄哉景陵生，风雅遂灭裂。”对症下药，惟有借径白居易与苏轼、陆游等等诸家诗作，方可荡涤前人缺失，自成一家。
清初诗坛宗风不一，按照计东的描述，清初诗坛“或宗陈氏，或宗钱氏，或宗钟、谭氏”。其中，陈子龙等云间诗人接续七子，仍以唐诗为鹄的，钱谦益则标榜宋诗，盛称陆游，而竟陵诗人则独成幽峭冷仄一体，三者流风笼罩诗坛。在此之外，若干遗民诗人则推尊白诗，以其为矫正前代诗坛流风的凭藉，这虽非当时的“显学”和“主流”，也反映出他们诗学视野的开阔以及不拘时流的胆识，展现出其时诗学思想的多元趋向，向后则为乾嘉时代白诗地位的提升导夫先路。
三
遗民诗人对白诗的推举，建立在彼此嘤鸣的基础上。其中的佼佼者如方文，复以自身的创作实绩以及请人作《四壬子图》等方式，影响到其身边的若干诗人尤其是新朝官员，从而形成力量的叠加，进一步推动了白诗的流行。
友朋间的交往与唱和，能沟通相互间的诗学主张和立场，进而产生凝聚作用，成为推动风气迁换的重要力量。清初士人聚会频繁，唱酬不断。遗民对白诗的推举能渐次产生影响，与这一点也密不可分。遗民虽不出仕，但却广事交游，他们不但与同道惺惺相惜，与政治立场不同的新朝官员也来往频繁。遗民群体内部在推崇白居易这一点上不乏互动。这从桐城诗人方文、潘江和钱澄之三人身上就可窥豹一斑。由于居住空间的接近和性情的投合，他们时相聚会，席间自当不会少缺对诗歌的切磋琢磨，而对白诗的向慕，则是彼此诗学思想趋同的重要表现。顺治癸巳，方文时年42岁，他返回桐城，并在潘江家中饮酒论诗，席间谈及白居易，双方不乏相知之感。方氏《秋日归里饮潘蜀藻茅堂谈香山诗甚快有赠，并示从弟井公》云:“往时刻画杜工部，近日沈酣白乐天。异地何曾相告语，同心不觉自钻研。”可见两人因身处“异地”，事先不曾知晓对方的诗学倾向，但由于不期然地共同喜好白诗，产生了强烈共鸣，诗题中的“甚快”一语已透露出个中消息。方、潘二人的同乡钱澄之，入清后诗风与在前朝时期诗风皎然有异，明显受到了白居易的直接影响，时人评其曰:“诗句还如长庆体，风流宛是义熙人。”方、潘二人亦将钱氏视为同道。其具体情形，正如钱氏所描述:“是时蜀藻与尔止学为白香山诗，因见予之诗间有似于香山者而好焉。”这既促进了彼此诗学好尚的进一步发扬，又俨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竞争氛围，相互间较量谁能得白诗之神髓，如方文感叹“吟成白傅浑无分”，却承认潘江诗“学长庆体最肖”，在表露自愧不如之情的同时，又隐隐体现出争强好胜的心理，足见潘氏的学法白体，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方氏起而追之。这无疑也推动了他们对白诗风神的深入领会与继承。
在标举白诗的遗民诗人中，综合理论和创作两方面来看，无疑以方文的成就和影响为最大。钱澄之曾说:“蜀藻与尔止学为白香山诗，……而吾乡独以香山名尔止。”其实，不但是桐城诗坛持这样的看法，放眼整个清初诗坛亦然。盖方文交游遍及海内，虽为一介布衣，但声名藉藉，而潘氏交游范围相对较窄，声名不广，对白诗之推崇辐射有限。钱澄之的诗坛地位虽不亚于方文，但对时论以古人来比拟自己的做法极不情愿。他曾声明“予之于香山，非有意以似之也。予以为诗者性情之事，非缘饰藻绘者之可为，故力求其真率，而不自知其间有似也”。与他相比，方文则丝毫不忌讳自己对白氏的酷爱，大力鼓吹白氏其人其诗，在心慕之外加以手追。从这一角度来看，称方文是推动白居易诗在清初流行的肇始者，似不为过。方氏的推崇白诗经历了发展的过程。顺治辛卯，方氏进入不惑之年，其作《初度书怀》诗曰:“昔闻杜陵叟，降生乃壬子。厥后香山翁，生年亦复尔。相去六十载，英名千古峙。我生幸同庚，性情复相似。酷嗜二公诗，诗成差可拟。”表明自己的歆羡杜、白，不仅在于三者“同庚”，更根本的则是“性情”之相似，故而诗作方能“差可拟”。此后他对白诗倾注的热情更是有增无减。顺治癸巳，他在诗中自道沉溺于香山诗作之情状:“野老攻诗二十年，诗中警句亦流传。贪看酷嗜无儒尔，短讽长吟不论篇。自是性情真契合，岂因朋好故周旋。往时刻画杜工部，近日沈酣白乐天。”似因性情的高度契合而对白诗“情有独钟”，正如潘江所谓:“知君酷嗜是诗篇，尤喜唐时白乐天”。方氏诗集中那些专学白居易的作品，用语朴素流畅，读来琅琅上口，少有僻典和诘曲聱牙之词，间或有伤于率意之处，也是“平淡中自具精神”。方氏的效法白诗引来诗坛关注，并且得到了若干友人尤其是新朝官员的响应，推动了白诗地位的持续走高。
方文的诗歌创作，在主要学习白居易的同时，又汲取陶诗和杜诗精髓，试图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其遣词造句以及诗歌风格则有意取法白居易，“以杜为骨，白为肤”。这也为一时名流所瞩目，尤为新朝官员称赏。方氏的挚友周亮工说:“尔止之诗初出，犹为人所惊怪，越数年而渐习，又数年，玉叔(宋琬)、尚白(施闰章)与余辈后先倡导之，而尔止之教遂大著于天下。”道出了方文诗从为人“惊怪”到“渐习”，以至“大著于天下”的过程。如果考虑到方文主要效法白诗的事实，则周氏之论实透露出白居易对清初诗坛影响渐次扩大的消息，也道出了在方氏身体力行的熏染下，周亮工、宋琬与施闰章等诗坛名宿群起响应的大致情形。今传宋琬《安雅堂集》中推举白诗之论无多，而周亮工和施闰章推崇白诗的言论则班班可考。周氏以方文的学习白诗为例告诫学诗者:“余故举其所论少陵、香山之合者如此，以见诗人之卓然自立，能成一家言，必有所挟持，非泛然而为之也。”对其师法典范的选择予以认肯。施氏有论曰:“余尤怪世人多薄视香山，而尔止酷好之，辄以为尔止病。今试取香山诗，沉吟三复，清真如话，飘然欲仙，即其杂文短记，杼柚己怀，寓目流连，愁疾自解，不烦药石，岂可以‘白俗’二字蔽之哉!嗟乎!此固未易为耳食者言也!”对时人的菲薄方文揄扬白诗之论，不以为然，并对白氏“清真如话，飘然欲仙”的诗风深致敬意，特别批驳了流传甚广的“白俗”之说。周亮工与施闰章两人在清初均以爱士著称，在诗坛均有非同凡响的号召力。他们出而响应方文，自当扭转对白诗的偏见，进而推动白诗的流行。
与此同时，方文还邀请著名画家戴苍作《四壬子图》，将他与同生于壬子年的陶渊明、杜甫和白居易同置一幅图中。方文《赠戴山人葭湄》诗曰:“柴桑范度本天人，杜白风标并绝尘。何幸置我于其侧，意态相关若有神。因持此图示同调，人人叹息夸精妙。”此图意蕴丰富复杂，但当有刻意树立白居易为典范的用心，正如朱则杰先生所指出的:“反映出诗歌创作的主观取向，具有诗学上的意义。”他将白居易当作顶礼膜拜的对象之一，与陶渊明和杜甫并列，正可见出其意欲扭转诗坛片面崇尚陶、杜而无视白居易的偏见。这一高调之举，显现出他推尊白居易诗的胆识和勇气。《四壬子图》画成后，方文遍邀名流题诗，诗坛反应并不一致，但持肯定意见者则占多数。遗民如阎尔梅、孙枝蔚，新朝官员友人如王士禛、王又旦、汪懋麟等均有题咏。从“同调”的赏叹之声中，不难看到这幅图画对扩大白诗影响所起的推波助澜之力。阎尔梅《题方尔止四壬子图》云:“四子皆以壬子生，先后文章辉青史。……古人初不问穷达，一往辄复有深情。尔止此图仿古人，自命风雅之功臣。上下千秋若同堂，旦暮遇之须眉新。”汪懋麟《题尔止四壬子图》曰:“生平既无异，赋性岂有殊。……古今虽异代，先后皆同趋。况乃抱奇节，此君非腐儒。千载思高人，图画安可无?”他们在称赞方氏的诗歌学习陶渊明、杜甫和白居易外，交相赞誉他立意不凡，通过图画的方式，尚友古人而能传承风雅。可见这种别具一格的传播手段，在宣扬推广白诗方面的确获得了显著成效。后来王士禛晚年一改对白诗的菲薄态度，乃至宣称:“绝句作眼前景语，却往往入妙。……似出率易，而风趣复非雕琢可及。”汪懋麟则“涉笔于昌黎、香山、东坡、放翁之间”，应当有先前同方文交往中受到浸染的因素在内。
当然，遗民诗群对白居易的崇尚，并没有为诗坛所一致赞同。但同样无可否认，经由他们的努力，白诗的地位已悄然提高。遗民顾景星曾描述自明代中期迄清初诗风的迁换说:“当正、嘉时，尚气焰魄力，万历后，争为清新孤澹，数十年来无复克振。云间诸君稍追王、李，近则争尚李、何，渐为初唐，转而长庆。”“长庆”主要即指白居易。结合潘耒所云“迄今效元白、效皮陆、效东坡、放翁者盈天下”，不难窥见白诗的盛行之状。当然，“法因于敝而成于过”，风气流行既久，弊端自然相随而生，白诗的流行也不能避免这一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