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诗词曲赋”，人们自然就会想到“唐诗宋词元曲骈赋”。诚然，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史，以“诗词曲赋”等独特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作为民族文化个性，情感的弘扬代表能够薪火相传，备受世人所关注。我国从先秦到明清时期，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产生了浩如烟海的各类文学作品，涌现了许多世界闻名，承载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学家，见证了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
我国是诗的国度，诗歌创作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先秦的《诗经》到晚清诗人黄遵宪提出了“我手写我口”创作主张的‘诗界革命’，我国古诗经历了数千年的变革发展逐渐形成了‘韵律整齐，形式完备’的古诗体系。现有文字记载的传统诗歌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民谣《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和《康衢谣》：“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与此同时，诗歌作为抒情言志的表达形式，在经过《诗经》到骚体，骈文到乐府诗歌，从律诗绝句到词曲的演变后，唐诗的发展达到了“颠峰”，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一大批杰出诗人的出现为唐诗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唐诗是集诗歌之大成者，风格迥异，各体皆备，无调不有，蔚为壮观，叹为观止。清代著名学者赵翼的《论诗李杜诗篇万口传》中有：“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立论，指出了诗歌因时代而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诗歌的高峰，就会涌现出具有时代特征的杰出诗人和代表作品。唐诗则被世人称为“中华文化遗产宝库中一颗晶莹璀璨的明珠”。
唐诗的繁荣发展与衰落都给宋词的诞生和发展夯实了基础。在唐诗盛极而衰以后，宋词取而代之，承前启后而成为了另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艺术。因此，严格地说，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个分支。它始见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记载：“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词是比“齐言构句”的诗体句法更为自由的韵文体式，它起源于我国的南北朝时期，是用于古代配乐的歌词。诗和词的区别在于诗无定谱，词则是按照固定的“曲牌”配词而作的，所以，我们将所依据的乐曲名称为“词牌”，作词亦称为“填词”。诸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蝶恋花》，《水调歌头》，《沁园春》，《满江红》等都是词牌名。作为一种与唐诗齐名的文学形式，由起初的“丑小鸭”（戏称为“诗之余”）不被人们所重视，到后来成为了人们抒发情怀的主要形式，宋词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宋词在不断创新和变革的过程中，词作为配乐的文字的意义逐渐淡化，而作为一种韵律文体得到了发扬光大，堪称为“艺苑奇观”。
相传南北朝时期，梁代君主萧衍精通音乐，爱好民歌，曾被誉为“竟陵八友”之一。现存诗作有90多首，多数为乐府，且大部分模仿民歌。最著名的有《江南上云乐》，《江南弄》，《子夜民歌》等。由于他对诗歌的极大热情和帝王的特殊身份，梁代诗歌的演变开始了向“词”发展的趋势。
唐代，民间的词反映的大多是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例如，李白的《忆秦娥》：“萧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白居易的《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关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由此可以看出，词的创作注重吸取了民歌艺术的优点，文字中蕴涵了朴素自然的风格特点，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令人耳目一新。这一时期，词的创作还涌现出了“胭脂气味”，即以崇尚“浓词艳句”而以闻名天下的温庭筠，韦庄等为代表“花间派”，在词的创作发展史上占有着一席之地。而南唐后主李煜被俘之后的词作，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深沉的意境，给后世词人以强烈的感染。例如，温庭筠《梦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和李煜的《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到了宋代，词的风格得到了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豪放派和婉约派两大类。婉约派的词作风格是典雅婉转，曲尽情胜于言，诸如柳永和晏几道就是代表。例如，柳永的《雨霖铃》中有：“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和《蝶恋花》中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晏几道的《鹧鸪天》中有：“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著名篇章佳句，都是情景交融，意气风发之抒情精品文字，在文学艺术上值得玩味。豪放派的词作是从苏轼始创的。他将词从娱乐兴致的天地里释放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古迹，农田村舍，歌以言志等题材，巧妙地语言艺术的发挥，从此，词的艺术从描写爱情的“花前月下”或“春江花月夜”，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例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首词作，以江山胜景，英雄伟业为题材，字里行间将写景，怀古，咏史，抒情融为一体，开拓了词的意境，语言刚健清丽，奔放洒脱，是苏轼的代表作品。然而，以词的灵秀文字更能够表现诗人的情感，自古就流传着“诗以言志，词以传情”的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词的演化发展轨迹，正如前辈们所指出的：“萌芽于隋唐时期，极盛于宋代，散漫于金元时代，陨落于明朝，复兴于康乾盛世。”
其次，说说“元曲”。宋词以后流传在民间的便是“元曲”。众所周知，元代的社会阶层有“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贬低了读书人社会地位。大批的汉族文人被迫以卖文来维持生计，为了迎合一些歌舞楼阁妓院的需求，元曲应运而生。从诗歌的角度来说，元曲取代了唐诗宋词而成为了元代流行最广，成就最高的通俗艺术形式，它的崛起标志着中华文艺史上正统的诗歌时代的结束与民间通俗文艺繁荣时代的到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般地说，元曲有着特有的艺术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秀婉转，含蓄深刻的文字特点；一方面，元代的读书人因为地位低下，政治的独载，社会黑暗，都是使元曲折射出极为强烈的战斗色彩，锋芒毕露，痛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愚民思想，针砭“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俗风尚。例如，乔吉有一首《山坡羊》：“鹏抟九万，腰缠十万，扬州鹤背骑来惯。事间关，景阑珊，黄金不富英雄汉。一片世情天地间。白也是眼；青，也是眼。”此曲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表达了作者愤世嫉俗的心情。值得一提的是，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赤裸裸”。例如，白朴有一首《一半儿》：“云鬟雾鬓胜堆鸦，浅露金莲簌绛纱，不比等闲墙外花。骂你个俏冤家，一半儿难当一半儿耍。”描画的是被深闺丽质的少女美貌所吸引，春心荡漾，又羞于渎犯的微妙心理。
元曲能够与唐诗宋词鼎立并称，同为“一代文艺瑰宝”。元曲的语言更为平实，贴近世俗生活，接近通俗语言，具有开放拓新的风采，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念，以雅俗共赏而更上一层楼。元曲是我国格律诗词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是汉族传统文化与其他各族文化“互为发展，互为更新”的融合的新结晶。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推许元曲的一大特点是：“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的新言语”。元曲具有体式新，语言新，修辞手法新，风格新等特点。
元曲包含两种不同的文学样式：散曲和杂剧。前者属于诗歌，后者属于戏剧。也就是说，元曲主要包含两类文体：一是小令，带过曲和套数的散曲。散曲的小令，不同于词，指的是单只曲（又叫“叶儿”）。它不似词小令之有二叠，三叠，而是一曲一咏。咏之不足，意犹未尽，用同一曲牌再写若干首，谓之“重头”。小令的另一种形式是“带过曲”，即将同一宫调，旋律上可以衔接的二支或三支小令合为一曲。带过曲的组合是固定的，元曲中带过曲仅存三十余支。套数则是取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组合的套曲，其表情达意的含容量较单只小令为大。二是由套数组成的曲文，间杂以宾白和科范，专为舞台上演出的杂剧。“散曲”和“剧曲”是相对存在的`。“剧曲”是用于舞台表演的剧本，编有各种角色的唱词，道白，动作等；“散曲”是用于清唱的歌词。从形式上看，散曲和词很相近，只是散曲比较通俗活泼，词则含蓄委婉，典雅清秀而已。从格律上来说，词的要求严格工整，散曲就自由得多了。散曲的曲牌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如“红绣球”，“喜春来”，“山坡羊”等，这些名称多来自于民间。这就说明了散曲比词更贴近于生活，富有民歌色彩。元曲以其作品深刻揭露社会现实，题材广泛，语言通俗易懂，形式活泼多样，风格的清新，描绘的生动，手法的变化，在我国古典文学艺术中放射着灿烂耀眼的光芒！
元曲的兴起和发展，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首先，元朝的疆域广阔，城市经济空前繁荣，规模宏伟的剧场，活跃的书会和络绎不绝的观众，为元曲的兴起奠定了社会现实的基础。其次，元代各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促进了元曲的发展。第三，元曲是诗歌艺术在文学传统上的继承和发扬的必然结果。
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的意义。元曲同其他艺术一样，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歌以咏志”的抒怀工具，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
赋是我国汉代最富有特征的文学和最发达的文学形式之一。汉赋之多从汉代词赋作家中可见一斑。仅《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西汉辞赋作家有60多人，作品900多篇。从《后汉书文苑传》的记载看，东汉文人几乎全都会写赋。随着时代的进步，受到其他文体的影响，语言艺术有不断的变化，如魏晋六朝时出现了骈赋，发展至唐宋时代又先后出现了律赋和文赋。
相传战国末期的荀子作有《赋》篇，这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以赋名篇的。其中包括五首小赋，分别是赋礼，知，云，蚕，箴五种事物。在性质上它们都接近隐语，每篇的前一部分是描写的是所赋事物的形象特点，而将其名称隐而不说，很像谜语的谜面；后一部分则详细揭示所隐事物的名目极其所蕴涵的意义，近乎于谜底。这种体式有两个特点：其一，前面说隐语部分与后面揭示部分，一说一解，自然地形成了一问一答的结构；其次，就是具体的描写对象，着重在写物，而非抒情，呈现出与诗歌完全不同的行文格式。这两点形成了汉赋的重要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屈原，吸取楚国民歌的特点，运用赋文的特点，结合神话故事，驰骋想象，创造出一种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体裁，即楚辞体，也称“骚体”，对后代诗歌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其代表作品《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都是赋。
汉赋中有一个从楚辞体中脱胎换骨出来，并且逐步发展完备自己独特体制的过程。汉赋初期，基本上是接近于楚辞形式的骚体赋，贾谊的《鵩鸟赋》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它全用楚辞体的句式，采用作者与鵩鸟对答的结构，内容也一改楚辞体的抒情模式，而是借助鵩鸟入室一事来说明自己的“老庄思想”和人生态度，从而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感慨。
汉武帝以后，散体文赋开始逐渐地“定型”，并达到了全盛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张衡等著名文学家。
汉代的散体文赋主要描写了宫苑，都城，游猎，建筑等，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目的是娱乐统治阶级，客观上揭示了汉代帝国的强盛。另外，语言艺术上运用了丰富的词汇，注重语言的锤炼，描写生动活泼，对于后世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是，由于散体文赋反映实际生活题材方面的局限性，从东汉中后期出现抒情小赋，例如张衡的《归田赋》等，其中也有用楚辞体句式的，“抒情小赋”又更多向诗歌靠拢了。
总而言之，“诗词曲赋”是我国文化艺术中的瑰宝，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很多。今天，我们继承和发扬国学思想，重温“国故”的同时，多读一些“诗词曲赋”来拓展视野，提高写作技巧，是不无裨益的。
继隋朝之后的大唐帝国，是中国历史上从秦汉以来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大发展的最强大的统一的封建帝国。文学在这一时期，更是呈现出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灿烂局面。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论及唐代文学，就必然要谈及唐代诗歌。唐代诗歌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极其重要的阶段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代表了我国古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从现存的五万多首诗歌来看，唐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诗歌题材的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拓。唐朝开宗立派影响久远的大家不下二十人，其余特色显著而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的诗人也有百人之多。唐代诗坛多种艺术风格的争奇斗艳和诗歌体制的完备成熟，形成了百花齐放的伟观，甚至可以与思想史上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相媲美。
唐诗最为我国文学遗产中最灿烂最珍贵的部分之一，其繁荣发展是多种因素使然。究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诗歌文学发展的外部环境来看：
第一，唐帝国的统一，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城市发达，是诗歌文学发展的重要原因。
隋朝统一后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但隋炀帝穷兵黩武致使民生凋敝而民怨沸腾。唐朝代替了短命的隋王朝，统一全国。初盛唐时期，封建统治者吸取前代教训，缓和阶级矛盾，实行了休养生息与均田制等一系列安定社会和恢复经济的政策，不仅从经济上进一步巩固了大唐帝国统一的政权，而且有效地促进了封建文化的高度发展与繁荣。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一百几十年间，封建经济的繁荣发展促进了诗歌的创作与发展，从唐诗中可以透视出唐朝强盛的国力繁荣的经济与发达的城市。唐玄宗言曰：“若考论政绩，在户口存亡。”据《食货志》载：
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千，绢一匹钱三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
此足以可见当时社会的繁盛。而这种繁盛又激发了萌生于现实的灵感与情素，促进了诗人的诗歌创作。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有《忆昔》诗云：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近，男耕女桑不相失。”
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相对稳定使人们能够相对地安居乐业，从事各种经济生产与经营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诸如扬州等城市的发达与繁荣。城市的发达使得一批或居住或游览于其中的士子诗人创作了大量的反映城市生活与景色的诗歌，如王建《夜看扬州市》诗云：
“夜市长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是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此外如大诗人杜牧，有很多描写扬州的诗歌，扬州的繁华即可由此窥见一斑。杜牧诗中有很多描写扬州歌妓的诗歌，如《赠别二首》：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另有徐凝《忆扬州》诗等等，均刻画了扬州城的繁华。据此可见当时唐朝的繁荣以及其繁荣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第二，实行对外开放，南北文化与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对诗人的思想以及艺术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唐朝的统治者极重视国内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并且实行对外开放，与西域各民族甚至海外各国均有不同程度的友好往来。同时唐朝统治者对思想文化采取了相对自由的政策，儒佛道思想的并存以及哲学思想的发展也促成了唐代文化的高涨。由于这些原因的刺激，唐代的音乐与舞蹈等艺术均有极大的发展与繁荣，这些艺术形式又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譬如西域舞蹈艺术的传入对唐代诗歌文学的发展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舞蹈艺术并行的是唐代普遍发展的音乐艺术。没有音乐艺术的发展，就不会有白居易的《琵琶行》，就不会有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等等。白居易另有《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诗云：
“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蕃语两玲珑，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
由此诗足见音乐对当时诗歌创作的影响。大诗人尚且如此，况他人乎？
第三，是政治宽松制度健全的社会环境。
这对诗歌文学的创作十分重要。唐代设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各司
其职而又互相监督，为政治的开明打下了基础。元稹有诗《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李校书即李绅），其序云：
“余遭理世而君胜圣，故直其词以示后人。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
第一，唐代统治阶级重视对文学的考察。
《孟子》中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据此可见“上好下甚”，最高统治者对诗歌文学的重视，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其发展与繁荣。
历代最高统治阶级重视对文学的考察，为唐代的最高统治阶级树立了借鉴的光辉榜样。唐代最高统治者重视对文学的考察，并做有大量的诗歌。唐太宗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杰出的君主，其文治武功固然显著，但其对诗歌文学的创作实践与文学思想对初唐文坛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太宗诗多忆征战、述胸怀、描绘景物的壮伟，另有点缀升平、润色鸿业之作。在其影响下，虞世南、杨师道等有不少歌功颂德的奉和应制之作。此外帝王还修撰类书，也对诗歌文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唐代有欧阳洵的《艺文类聚》，另有徐坚编撰的类书《处学记》。
第二，科举制度的实施使中下层文士在政治上、文化上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会，科举取士的制度促进了唐代诗人的诗歌创作。
唐代的科举制度始于于唐高祖，至唐太宗时完善发展。太宗以此广纳士才，曾言曰：“天下英雄入吾彀矣！”唐代的科举制度以诗赋取士，打破了世族对政治的垄断，为庶族大开了进仕之门。唐代的节度使、观察使、经略使、都护使等高官中有许多均是进士出身。
唐代的科举制度以诗赋取士，是促进诗歌繁荣发展的一个直接因素。唐代有大量的省试、州府试诗，并有许多有关进士主题的诗歌。其中如袁皓《及第后作》诗、白居易《及第后忆旧山》诗、裴思谦《及第后宿平康里》诗等。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中云：“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不及也。”
唐代的科举制度因以诗赋取士，故当时多行卷、温卷、纳省卷等多种形式。赵彦卫《云麓漫钞》云：
“唐之取士，先借当时显人之姓名达之王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
晚唐时诗人王贞白有《寄郑谷》诗云：“五百首新诗，缄封寄去时。只凭夫子鉴，不要俗人知。”
第三，从诗歌创作的诗人主体来看，，庶族地主阶层是唐代诗坛的主要社会阶级基础，唐诗的繁荣又决定于这一阶层力量的勃兴和发展。
唐代处于以新的封建等级制度代替旧的封建等级制度的时代，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一主要矛盾的制约和影响下，统治阶级中的世族地主和庶族地主势力发生了急剧的不同变化。世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斗争中，皇族地主是和庶族地主
站在一起的。太宗时用官职品级代替门第、身份作为划分氏族等级的新标准，借以贬抑世族。已知的唐代两千多位诗人中基本是寒素之家的封建知识分子。他们多积极跻身于封建统治的上层，但大多数仍然沉沦下僚、流浪江湖，比较接近下层，更加深了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没有庶族地主势力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勃兴，也就不可能会有代表他们利益和要求的诗人们在唐代诗坛的上的活跃，也就不会产生如杜甫这样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不会有诗歌的繁荣与发展。
再次，唐代诗歌文学得以繁荣发展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即是诗歌在唐代的社会应用价值得到空前的提高。
唐代诗歌极高的社会应用价值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所罕见的。诗歌在唐代作为特殊的交际工具，产生了诸多的形式，如应制诗（应制奉和之作）、联句诗、唱酬诗等。诗人可以利用诗歌博取帝王贵族的赏识，也可以之作为傲视上层社会的资本，“千首诗轻万户侯”。此外诗歌还可以作为向达官名流干谒求进、送人出使或还乡、慰人贬官或下第的交际工具，其影响遍于许多社会阶层。许多诗人凭借诗歌赢得了社会的尊重与荣誉。唐诗与社会生活的这种特殊关系，与诗人们的生活、地位如此休戚相关，既是唐诗繁荣发展的反映，也是唐诗繁荣发展的一种原因。
最后，唐代诗歌的繁荣发展还取决于诗歌自身传统的发展。
我国的诗歌以《诗经》、《楚辞》为最早的高峰，但四言诗和辞赋在唐以前已经衰落和僵化，一种新的诗体——近体诗在六朝时逐渐酝酿并得到发展。而到唐初“沈宋”手里，产生了完整的五律与七律，长篇排律也在唐代出现，等等。唐代诗人为了反映重大社会问题或抒写深刻的政治感慨的需要，更多地运用篇幅较长、格律较宽的古体诗，而在创作实践中创造出许多新体，形成了唐代古体诗的独特面貌。到唐代后期，传奇和词兴起，戏曲处于萌芽状态，而只有诗歌，才具备广阔发展、不断创新的内在条件，是作家们反映生活、抒情述志、驰骋才华的理想领域。这也可看作是唐诗繁荣发展的一个内在因素。
研究唐诗所以繁荣发展之原因，而不止是单纯地研究唐诗繁荣的盛况以及它的体式、内容与思想价值，或许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发展有更多的借鉴与启发之处。
《诗经·国风》作为各地民歌的总集，生动地反映了从西周末到春秋中叶各诸侯国的风土人情，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地域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晏子春秋·问上》曾说：“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1]俗谚也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情”的说法。中国文化是以地域来划分的，虽然从总体上看是统一的，但这种统一性是通过一个个文化区域体现出来的。人类总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按照一定的风俗习惯，创造着各自的生活样式，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各种风格迥异的地域文化圈。这里的“地域文化”是研究文化空间组合的人文学科——地域文化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也被称为“区域文化”。[2] 它考察的是某一地区文化的起源、传承、演变和表现形式等内容。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通过各种地域文化圈之间的交流、融合、变异而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
中国的地域文化源远流长， 早在远古时代就有分布广泛的人类活动。《左传》的“虞人之箴”曾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3] 这里记载的是夏王朝的范围，“九州”、“九道”的说法证明夏朝的统治地域已经小有规模。而商代曾有过五次迁都，据《竹书纪年》记载，商代前期频繁迁都，商王仲丁即位后，“自亳迁于嚣”;河亶甲“自嚣迁于相”;祖乙迁“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4] 如此频繁的迁都恰恰说明当时的地域文化的范围在不断扩展，相互之间的碰撞、融合十分活跃。到了周代，大规模的分封极大地促进了各地区域文化的发展。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西周初期，周天子将宗室功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正如《诗·小雅·北山》所盛赞的那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5]周代的封邦建国，使得各诸侯国拥有高度的自主权，他们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使各国的都城和主要城市成为当地文化的中心，各地的地域文化实现了由自然产生到主动创造的转变。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逐渐形成了思想、物质、制度、习俗等各方面的独特的地域文化，从而奠定了我国地域文化的基本格局。虽然后来又经历了几千年的改朝换代，这种格局却没有消亡，反而随着时代和岁月的积淀而稳定下来，至今仍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可以通过当时的诗歌总集——《诗经》来窥见当时的地域文化格局。
《诗经》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更是一部反映西周末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历史的百科全书。它广泛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地域文化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诗经》之所以能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是因为它本身特殊的成书方式造成的。关于《诗经》的成书，有“采诗说”、“献诗说”、“删诗说”等不同的说法，其中“采诗说”尤其值得注意。
所谓“采诗”，就是收集诗歌，这是当时周王朝的一种制度。《汉书·艺文志》中提到：“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6]《汉书·食货志》也记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7]这两段话告诉我们：周王朝出于“知得失，自考正”的目的，派出专门的采诗官员——也就是“行人”，到各地去观风察政，收集各地的民歌，献给“太师”。“太师”再将这些歌曲重新整理(比其音律)，最后献给天子。一方面满足统治者的娱乐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借此考察执政得失，了解民情民俗。
采诗制度表明：《诗经》确是一部各国歌曲的集合，特别是十五国风，更是各地乐歌的专辑。虽然这些诗歌后来经过乐官的加工整理，但是诗歌本身的地域文化特色却保存了下来。因此通过国风，我们可以考察西周末年至春秋中叶地域文化分布的基本格局。
实际上，关于国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格局，古人早已有所察觉。比如汉代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就论及风诗与地域之间的关系。他将国风中的“陈郑之国”、“郑卫之音”、“秦豳两国”、“唐魏之国”并举，同时提出“邶鄘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这表明他开始注意到风诗存在着地域性的差异。后来东汉后期的学者郑玄作《诗谱》，也论及各地的风俗。南宋王应麟的《诗地理考》更是专门研究《诗经》地理方位的专著。
到了现代，朱东润指出《诗经》的风、雅、颂的划分标准是以地而论：“《风》、《雅》之别，以地论，不以朝廷、风土、体制、腔调论，其间界划显然可见，不必更为惝恍无稽之说也。”[8]同时他还指出国风皆以产地而言：“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小雅、大雅、为名十七，实则皆以诗之产地而言，其为言人事者则一也。”[9] 游国恩则更进一步，将风诗分为五个区域：一是王郑陈郐，属于中部地区;二是邶鄘卫魏唐，属于河东地区;三是秦豳，属于河西地区;四是齐曹，属于海滨地区;五是“二南”，属于江汉地区(参见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讲义》)。这种分法强调了地理因素，却忽视了人文历史的因素，因此尚有疏漏。如邶鄘卫和魏唐，虽然都在河东地区，但是区别很大。邶鄘卫属于今河南地区，代表着殷商故地文化，而魏唐属于今山西地区，代表着晋文化。因此邶鄘卫和魏唐，若合而言之，则失之于笼统，故宜分开。但游先生这种从地域角度对风诗进行分区的思路，却颇有可观之处。
其后的学者在此基础上，对风诗的地域分区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索。如李旦初把国风分为“郑卫”、“二南”、“秦幽”、“魏唐”、“齐曹”五个流派，依据的是地域相邻、诗风相近的原则(参见李旦初《〈国风〉的地域性流派》)。陈春保等则归纳出《诗经》中几种显著的地域文化，如中州文化、三秦文化、齐文化和宗周文化(参见陈春保、高金生《地域文化的渊明之光》)。另外，从风俗和文化的角度对春秋地域文化进行整体划分的研究著作也不在少数。如蒋宝德等认为我国最早形成的区域文化有秦文化、楚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及中原文化(参见蒋宝德、李鑫生《中国地域文化》)。而陈绍棣则把两周列国分成中原、齐鲁、北方、秦、楚、吴越和巴蜀滇等七个风俗圈(参见陈绍棣《中国风俗通史·两周卷》)。这些观点都颇具启发性。 综合考虑前辈和时贤的意见，笔者认为：《诗经·国风》的地域文化划分标准应遵循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地理标准，即考察诗歌的产生地的地理位置;第二，人文标准，即兼顾诗歌产生地的人文因素，如民风民俗;第三，文学标准，即分析风诗本身的特点。依据这一标准，笔者将十五国风划分为五个地域文化区，具体论述如下：
其一，中州文化区。大致范围在今河南省，主要对应的风诗有：王风、邶风、鄘风、卫风、郑风、桧风、陈风，涉及的诗歌篇数有八十四篇。
其二，东齐文化区。大致范围在今山东省，主要对应的风诗有：齐风、曹风，涉及的诗歌篇数有十五篇。
其三，西秦文化区。大致范围在今陕西、甘肃两省，主要对应的风诗有：秦风、豳风，涉及的诗歌篇数有十七篇。
其四，南楚文化区。大致范围在中国南方地区，主要对应的风诗有：周南、召南，涉及的诗歌篇数有二十五篇。
其五，北晋文化区。大致范围在今山西省，主要对应的风诗有：唐风、魏风，涉及的诗歌篇数有十九篇。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中州地区涉及的风诗共有八十四首，已占了《诗经》全部风诗的一半以上。这一数字清晰地说明中州地区是国风的最主要的采诗源地，也是春秋时期地域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也和中州地区具有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息息相关。
所谓“中州”，意思是位于“九州”之中央。“九州”的说法最早出自《尚书·禹贡》。该篇相传为大禹所作，而实际成书约在战国时期。《禹贡》篇结合当时的地理知识，根据“禹别九州”的传说，将天下分为九个地区，具体包括：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九州”的具体位置据《吕氏春秋》记载：“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10]
此处的“豫州”指黄河、汉水之间的广大区域。现在看来主要就是指河南，即中州地区。又《周礼·职方氏》和《尔雅·释地》均载“河南曰豫州”，可为明证。若把九州用一个圆形圈住的话，豫州正处于这个圆的圆心，这也说明豫州即中州。后来的“中州”一词所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中原地区，也称中土;狭义则专指河南地区。今天的河南被称为“豫州”、“中州”，正是如此。本文即采用后一种概念。
中州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从夏商周直到元明清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中心活动区域，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 在春秋时期，中州邦国林立，是周王朝诸侯国最多而且最集中的地区，是列国争霸的主要舞台。不同的邦国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表现在《诗经》中，也相应地出现了代表不同地域特色的风诗。为便于说明，现将国风所涉及的中州地区的主要邦国归纳如下：
其一，周王室：都城在洛邑，属地在今河南北部地区，是《王风》的产生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东周时期，周王室日益衰微，其地位下降等同于列国，不能和西周时期同日而语)。其二，卫国：都朝歌。属地在今河南北部地区，是《卫风》的产生地。其三，邶国、鄘国：在今河南北部地区，是《邶风》和《鄘风》的产生地。其四，郑国：初都郑，后迁于新郑。在今河南中部地区，是《郑风》的产生地。其五，桧国：在今河南中部地区。是《桧风》的产生地。其六，陈国：都宛丘。在今河南东南部，是《陈风》的产生地。
由于当时春秋各国之间的兼并和斗争十分频繁，风诗所涉及的七个国家也不例外，如郑国灭掉桧国，卫国吞并邶国和鄘国，而陈国则被向北发展的楚国所灭。这种邦国间的兼并和融合对各地的地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映在国风中就是诗风的趋同性，如邶、鄘、卫，始为三国，后统一于卫，其产生的风诗特色就有相似性，这就是班固所说的“邶、鄘、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而陈国靠近楚国，后被楚灭，受南风楚文化“信巫鬼，重淫祀”这一特点的影响，《陈风》也是巫风盛行。
由上面的归纳可见，《诗经·国风》真实地记载了中州地区的民歌，是了解当时中州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一把钥匙。限于篇幅，这里只是简单地指出了风诗与中州各地地域文化的对应关系，至于风诗中反映的中州地域文化的具体特色，有待另文深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