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不过是一篇绘画题记，却写出了文同高明的画论、高超的画技和高尚的画品，写出了作者自己与文同的友谊之深，情感之厚；文章看去好像随笔挥写，却是形散神凝，“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文同，字与可，苏轼的从表弟。苏轼通过这篇文章，表示对他的追怀、悼念。《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的筼筜，是竹子的—种，生长在水边，竹竿粗大，竹节间的距离也长。筼筜谷是盛产筼筜竹的一处山谷，在今陕西洋县县城西北五里。洋县在宋代为洋州治所。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到熙宁十年(1077)，文同在洋州作知州，常去筼筜谷观察竹子，因而画竹益精。《筼筜谷偃竹》就是这个时候画的。
作为一篇绘画题记，大多要描述画面的形象，叙说画家作画的过程，交代收藏者的得画经历，总之，不外以鉴赏、考订为主要内容。而苏轼这篇《筼筜谷偃竹》，却不是一般的绘画题记，它实际上是一篇纪念文章，是表现对于一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的追怀、悼念，因此就不能不打破一般绘画题记的常规写法。
作者所要追怀、悼念的不是普通的朋友、亲戚，而是一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况且这追怀、悼念又是因逝者的一幅《筼筜谷偃竹》的绘画而引起的，所以最好的追怀、悼念，就莫过于充分指出和肯定逝者在艺术上的杰出的创造和成就。这篇文章一开始也就从介绍文同对于画竹的艺术见解落笔。
文同主张画竹之前，必须先对于竹子有深入细致的观察了解，再经过反复的酝酿、构思，心目当中隐然形成成熟的完整的竹子形象，然后研墨伸纸作画，手不停挥，一气呵成，一幅画竹便创作出来了。这种从生活体验到艺术创作的过程，也就是形象思维的过程，是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的。让我们来看看苏轼所作的介绍。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萌，是草木生长的幼芽。蜩，是蝉。蛇蚹，是蛇腹下的横鳞。蜩腹蛇蚹，指竹笋节节环生的形状，好像蝉腹下的条纹和蛇腹下的横鳞。剑拔，形容竹笋脱掉笋壳长成竹子，好像剑从剑鞘里拔出那样挺直。寻，是古计量长度的单位，八尺为一寻。十寻，只是表示很长、很高，不是实数。这几句是就实际生活中的竹子来说的，指出竹子从发出寸把长的幼芽开始，就具备了竹节和竹叶，经过竹笋阶段，最后成为耸立几丈高的竹子，它的竹节和竹叶都是在开始生长时就有了。
这意思是说，竹子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形成、发展的，不是按不同部位而个别出现的。现实的竹子是如此，在反映现实的绘画中所要表现的竹子理所当然地也应是如此，也就是要注意竹子的完整形象。然而，一般作画的人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一节一节地添加，—叶一叶地堆叠，是指当时流行的先用细笔钩勒，然后逐层上色的竹子画法。这种画法，依靠添枝加叶的方式而拼凑成竹子，当然显得支离破碎。“岂复有竹乎!”就是说没有完整的竹子形象。与此相反的是水墨画法。“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这是说经过平常认真仔细的观察，掌握了竹子的形态和神态的特征，胸中先就有了完整的竹子，实际上是在想象中酝酿成熟竹子的形象，到提笔作画的时候，凝神注视，这竹子的形象就全部呈现在眼前，于是奋笔挥写，毫不间断，照着这样的形象飞快地画去，仿佛兔子突然跃起和鹰一类的鹘鸟突然降落似的，一刻都不停顿，要是稍为一放松，这呈现在眼前的竹子形象转眼就消失了。这里强调的是艺术构思，也强调创作灵感，因而画来的竹子就神完气足，饶有风韵。
文章劈头这一段议论，提出十分精彩的画竹主张。人所共知的“胸有成竹”的著名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但是，议论又不能发挥过多，否则便离开了追怀、悼念逝者的主题。所以下面紧接着指出：“与可之教予如此。”点明被追怀、悼念的《筼筜谷偃竹》的作者文同。是文同这么告诉苏轼的。
苏轼也是诗人而兼书画家，他和文同建立了深厚情谊，不只因为是朋友、亲戚，也不只因为彼此的政治倾向一致，还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艺术爱好，他们写文章赠答，用诗歌唱和，而且在画竹方面属于同一流派。文同关于画竹的主张，实际上也是苏轼的主张。苏轼曾在《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诗中描写他在友人家喝酒后作画的过程，“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龟壁。”意思是说喝下一点酒后，情绪兴奋起来，引起了作画的兴致，好像肚子里生长了竹子、石头，横七竖八地往外冒，非表现出来不可，于是就把它们画在友人雪白的墙壁上。这是在讲“胸有成竹”，而且有创作冲动，灵感所至，不能自已。苏轼还在《腊日游孤山……》诗中说过“作诗火急迫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认为写诗要像追赶逃犯那样紧急，迅速把眼前景色描绘下来，略有迟缓，景色一消失，就没法描画了。这如同画竹的“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一样，必须善于捕捉形象，并且及时加以表现。
其实绘画作诗，原理本来相同，都讲求形象的气韵生动，而不追求外在体貌的形似。我们以前讲过，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他指出绘画上注重外形相似，这就等于小孩子一般的见识。如果写诗也这么要求，那么，这个人就一定不懂得诗。画竹的钩勒法，“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就是力求形似，而水墨画法的主张“胸有成竹”，然后—挥而就，则是力求神似，通过竹子的完整形象表现出竹子的神态来。从这些艺术见解来看，苏轼这篇追怀、悼念文同的文章，无异就是一篇文艺短论。苏轼的杂文、小品，往往具有这种特点。
当然，苏轼很谦虚，他说这些艺术见解是文同告诉他的。而且，他还说：“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表示自己虽然懂得了文同所说的道理，但在实践上还做不到。为什么呢?苏轼这样解释：“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这里，“内外不一”与“心手不相应”是一个意思。
“内”，指人的意念，心里所想的，懂得了某种道理；“外”指人的意念的表现，即手里所画的，按照理解了的原则去做，把通过观察、构思而形成的形象，再见之于笔墨。想的与做的统一不起来，就是“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其原因在于“不学”，即缺乏锻炼与实践。这就是下文说的“操之不熟”。苏轼紧接着指出：“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有见于中”指内心中有所理解，“操之不熟”，指做起来不能运用如。
“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其结果必定是“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平常自以为对某一事物了解得很清楚，但临到做起来时，却完全不能把握着它，忽然什么也没有了。只要“不学”，不实践，做任何事清都会是这样的结果，岂止画竹呢！苏轼在这里讲的实际是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并且提到一般的认识论原理上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是上文“胸有成竹”一段议论的补充与深化，也是一位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各方面都有着极深造诣的艺术家的甘苦之言。
苏轼从自己的方面指出由于“不学”而“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那言外之意，还是在肯定文同的艺术理论的同时，进一步肯定其艺术实践的“操之”甚“熟”，因而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文章总是紧扣着追怀、悼念文同这一主旨。所以下面又引用一段旁人赞扬文同的话来加以印证。“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邪？’”子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的字。《墨竹赋》是苏辙为文同所画的墨竹而写赠文同的一篇赋。赋中以“客”的口吻，举了两个古代技艺高超的的事例来说明文同的精于画墨竹是表观了他懂得事物发展的普遍法则。这两个人，一个叫庖丁。庖，是掌握厨房事务的人，丁，是这个人的名字。据《庄子·养生主》记载，庖丁善于宰牛，他非常熟悉牛体的骨骼筋脉，拿起刀来分割牛体，声音很好听，动作很好看，既不损害工具，又不花费气力，文惠君看到他的操作，又听了他一番谈话，就领悟了关于“养生”的道理。
另一个人叫轮扁。轮，是用刀斧砍木头制造车轮的人，扁，是这个人的名字。据《庄子·天道》记载，轮扁善于做车轮，他知道怎样运用刀斧来砍木头，但只有自己心领神会，而无法表达出来；依据这样的体验，他认为桓公读的书，上面写的都是古人的糟粕，意思是某些道理只能从亲身实践中才能领会。桓公开始听不进去，后来还是承认他说得对。在这篇《墨竹赋》中，苏辙用庖丁解牛和轮扁斫轮来比喻文同，认为文同具有高超的画竹才能，但画竹只是作为寄托，他实际是了解、掌握了事物规律的人。苏轼引用苏辙这几句话，是把文同画竹的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提到“有道”的高度来认识，而不停留在绘画技巧本身。不过，苏轼还指出：“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因为苏辙不会作画，所以他只能从一般意义上来评论，而苏轼自己也是画家，他除了通过画竹了解文同是“有道”的人以外，还能掌握文同画竹的方法。这里，用“并得其法”一句收结了前面关于画竹的议论。
以上是文章的第一段，高度评价文同的画竹主张和画竹实践。下面由“并得其法”引出文章的第二段，叙写作者与文同关于画竹的书信、诗歌往来的故事，进而高度评价文同的画品、画德，并且归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上来。
文章的第二段开始说：“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缣素，是供写字画用的白而细的绢绸。蹑，是用脚踩。口实，即话柄。这几句是说文同对自己的画竹，开始并不很看重，人有请求，就答应为之作画。其后四面八方拿着绢绸请求作画的人脚踩着脚，越来越多，文同便厌烦了，把绢绸投掷在地，说是用来做袜子，表示极端轻视。文人官僚之间把他这件事当作谈话的资料。苏轼通过求画人的“足相蹑于其门”，写出文同画竹的为人们所喜爱和贵重，又通过文同把缣素“投诸地而骂”，写出文同的不肯自居于画匠，以画竹作世俗应酬，沽名钓誉。文同不肯轻易为人画竹，却同苏轼开玩笑，要人们去找苏轼画竹。苏轼是这样叙述的，“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佘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日，‘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
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曰：‘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的冬天，文同在洋州知州任满之后，回到北宋都城汴京。而这时苏轼正在彭城即徐州做知州。文同从汴京写信给徐州的苏轼，说他自己告诉当时的文人，官僚，他的墨竹一派画法，最近传到了彭城。文人、官僚要墨竹的画，可去请求苏轼。这样一来，做袜子的材料绢绸就集中到苏轼那里去了。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文同与苏轼之间关系的亲密，而且说明了苏轼对文同的精于画墨竹确实是“并得其法”的。苏轼略举文同信后附诗的两句，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鹅溪绢，是鹅溪出产的绢绸。鹅溪在四川盐亭县，那里出产的绢绸洁白、均匀、细致，很适宜于作画。扫取，是挥写而成的意思。寒梢，指经冬不凋的长长的竹枝。这两句诗体现了文同的墨竹画法：竹子是一挥而就的，即“扫取”，画在短短的一段绢绸上，却具有直节云霄之势，所谓“万尺长”。苏轼也故意跟文同开玩笑，“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
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意思是画万尺长的竹需要二百五十匹绢绸。当时一匹绢绸大约长四丈。苏轼告诉文同：知道您懒得提笔作画了，那就把用来画万尺长竹的二百五十匹绢绸送给我吧。“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文同承认自己说错了。世间并没有万尺长竹，当然用不着那么多绢绸来画，于是这些绢绸苏轼也就要不到手了。但苏轼硬是要。“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苏轼抓住文同所说的“万尺长”来予以证实，认为世间确有八九千尺长的竹子，你看偏西下落的月亮照着竹竿，那留在空庭中的竹影不就有这么长吗？言外之意是二百五十匹绢绸还是需要的。这样，文同更是答不上来了，便采取近于抵赖的手法。“与可笑曰：‘苏子辩矣！然二百五十匹绢，吾将买田而归老焉。’”他承认辩不过苏轼，但这二百五十匹绢还是不给，要留着购买田地以备自己退休养老。苏轼原先提出不要画竹，只要绢绸，现在文同不给绢绸，可还是给了苏轼一幅画竹。
“阅以所画《筼筜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文章至此点山《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两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之间，为了二百五十匹绢绸的进行讨价还价式的调笑，实际上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谈论着画竹的艺术。“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与“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其精神实质完全—一致，都说明了生活与创作的源与流关系，说明了艺术美不同于自然美，说明了诗人画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对现实客观事物所进行的提炼、集中、夸张、渲染。《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就是如此，所谓“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因为提到了筼筜谷，自然需要对这个地方作一交代。但苏轼不是孤立地进行介绍，而是由此又描述了文同的一件趣事、雅事。“筼筜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文同在洋州喜好种植花木，修建园亭，曾就各处景物逐一题咏，写了《守居园池杂题》诗共三十首。
苏轼也逐一和了诗，这就是《洋州三十咏》，苏轼诗集作《和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其中第二十四首题为《筼筜谷》，即这里所引的诗，诗中扣着筼筜谷产竹，描写文同爱山爱竹并喜欢吃竹笋。汉川，即指洋州，因洋州在汉水上游。箨，是笋壳。竹子一名龙孙，所以称竹笋为箨龙。渭，指陕西的渭水。《史记·贷殖列传》曾记载“渭川千亩竹”，那里的人因而很富有，相当于“干户侯”。这里借用“渭滨干亩”，来表示洋州盛产竹子。全诗意思是洋州那么多高高的竹子，像蓬草一样遍地都是，竹笋被用斧头砍去了，想来清贫而贪吃的洋州太守文同吃了这些竹笋，那大片土地上的竹子就全都装进了他的`肚子里去了。
这也是开玩笑的话，所以文同打开信封读完这首诗，那时他正和妻子在筼筜谷烧竹笋进晚餐，不由得大笑起来，口中的饭喷了一桌子。这一段简短的描述，十分形象，生动，刻画了文同豁达、爽朗的思想性格，也表现了苏轼同他的亲密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突出了文同的品德。作知州而“清贫”，以竹笋为食，是写其廉洁，携妻子游山，自备晚炊，是写其旷放，而“渭滨千亩在胸中”，则又照应前面的“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议论，以诙谐的笔调，通过文同的趣人趣事、雅人雅事，写出他的画竹理论主张。
以上是文章的第二段，写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下面第三段则以交代文章的写作缘由作为全篇的结束。“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陈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县。文同于元丰元年(1078)十月被任命为湖州知州，湖州，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县。文同去湖州上任，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日病逝于陈州的宛丘驿。这年七月七日、继文同任湖州知州的苏轼晾晒书画，看到了文同送给他的《筼筜谷偃竹》，感伤故旧不禁痛哭失声。他放下画卷，便写下这篇记念文章。
“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曹孟德，即曹操。桥公，指桥玄。曹操年轻时，桥玄对他多有鼓励帮助，后来他们的情谊日益加深，曾约定无论谁死了，活着的人路过墓地而不用鸡酒祭奠，那么车过三步就要闹肚子疼。这不过是说着玩的话，但显示了二人关系的不同寻常。苏轼引用这个典故，来说明他在这篇文章中记述当年与文同的“戏笑之言”，也为的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厚无间”，那么，作者对逝者的追怀之深切、悼念之沉痛也就充分表现出来了。
人们向来评论苏轼的散文风格如“行云流水”，这篇《筼筜谷偃竹记》正是这样。作者好像文同画墨竹“振笔直遂”，那样信手挥写，没有丝毫的做作与刻意推敲，而浓烈沉挚的感情由肺腑中奔泻，真实自然，亲切动人。同时，所记述的与文同的“戏笑之言”，却又经过精心的选择、剪裁，一是以当初的诙谐笑乐反衬今日追怀、悼念的沉痛与悲哀；一是由此以见出逝者在绘画艺术上的杰出的成就与创造。因此，文章写来看似漫不经意，而实际上形散神凝，所有议论、诗文赠答的“戏笑之言”，始终环绕着追怀、悼念、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这一中心。
通观整篇结构，极为自然、流畅。从竹的本性写起，到最后才点出对亡友的思念并以此作结，充分体现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特点。前半部分侧重于说理，后半部分侧重于叙事，全文是以画竹线索来组织安排材料的。语言也很朴素自然，叙述往事，娓娓如道家常；抒发感情又都出自肺腑，无矫揉造作之态，而真实动人。在记叙人物语言的时候，仅仅三言两语，就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十分生动。整篇文章生活气息浓厚，感情色彩强烈，成功地抒发了悼念之情。
作为文艺随笔主要体现了苏轼胸有成竹和心手相应两方面的创作思想。以画竹理论为开篇，文与可有画竹“成竹在胸”“心手相应”的理论，阐明了一条极深刻的艺术创作经验。
“胸有成竹”说，即胸中必须先有鲜活的形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造型。“得心应手”说，即必须把艺术表现方法变成熟练的技能技巧，方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形象。
“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所欲画者并非指实物，而是映现于胸中的鲜活形象。这里所说的“视”是凝神结想的意思；这里所说的“见”是指在脑海中映现的意思。
“心识其所以然”，是指胸中明白怎样才能这样的道理；“不能然”，是指实践上还做不到这样。这两者不统一，就是心和手不能相应。
苏轼谈画竹理论，实际上是赞美了这一理论的总结者和实践者——文与可。
作为记人散文主要记述了苏轼和文与可以论竹为题，酬诗为乐的一段交往，体现了两人间的真挚情感。以论竹为诗题，写苏轼和文与可之间赠诗为乐的往事，表现了文与可平易而不从俗的品德。以曝画而引起睹物思人，忆旧伤怀之情，表达了作者对亡友的悼念之情。
篇一：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宋代：苏轼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何似 一作：何时；又恐 一作：惟 / 唯恐)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长向 一作：偏向)
篇二：念奴娇·赤壁怀古
宋代：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樯橹 一作：强虏)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人生 一作：人间；尊 通：樽)
篇三：题西林壁
宋代：苏轼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篇四：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
宋代：苏轼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蒙 通：濛)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 一作：浓妆淡抹)
篇五：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宋代：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简介：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
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他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他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他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他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他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他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他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他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他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他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他与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他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他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他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他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他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他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他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他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他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他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他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他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他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他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他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他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他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
由于他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他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他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他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苏轼《赤壁赋》中凭吊古迹，表达了作者对江山风物的热爱和旷达的心胸，但也有人生虚无的消极思想。
前赤壁赋
原文
壬(rén)戌 (xū)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
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zhǔ)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shǎo) 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dǒu )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píng)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xián]而歌之。歌曰：“桂棹(zhào)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hè)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niǎo]，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lí)妇。
苏子愀(qiǎo)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liáo)，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zhú)舻(lú)千里，旌(jīng)旗蔽空，酾(shi)酒临江，横槊(shuò)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qiáo)于江渚(zhǔ)之上，侣鱼虾而友麋(mí)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páo)樽以相属(zhǔ)。寄蜉(fú)蝣(yóu)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sù)。哀吾生之须臾(yú)，羡长江之无穷。挟(xié)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zhǎng)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 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zàng)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zhǎn)更(gēng)酌 (zhuó)。肴(yáo)核既尽，杯盘狼藉(jí)。相与枕藉(jiè)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后赤壁赋
原文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gāo )。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
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yáo)，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予乃摄衣而上，履巉(chán )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hú)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
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gǎo)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过临皋(gāo )之下，揖(yī )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chóu)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顾笑，予亦惊寤(wù )。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赏析
《后赤壁赋》是《前赤壁赋》的续篇，也可以说是姐妹篇。前赋主要是谈玄说理，后赋却是以叙事写景为主;前赋描写的是初秋的江上夜景，后赋则主要写江岸上的活动，时间也移至孟冬;两篇文章均以“赋”这种文体写记游散文，一样的赤壁景色，境界却不相同，然而又都具诗情画意。前赋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后赋则是“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不同季节的山水特征，在苏轼笔下都得到了生动、逼真的反映，都给人以壮阔而自然的美的享受。 全文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写泛游之前的活动，包括交待泛游时间、行程、同行者以及为泛游所作的准备。写初冬月夜之景与踏月之乐，既隐伏着游兴，又很自然地引出了主客对话。
面对着“月白风清”的“如此良夜”，又有良朋、佳肴与美酒，再游赤壁已势在必行，不多的几行文字，又写了景，又叙了事，又抒了情，三者融为一体，至此已可转入正文，可东坡却“节外生枝”地又插进“归而谋诸妇”几句，不仅给文章增添生活气息，而且使整段“铺垫”文字更呈异采。 第二层次乃是全文重心，纯粹写景的文字只有“江流有声”四句，却写出赤壁的崖峭山高而空清月小、水溅流缓而石出有声的初冬独特夜景，从而诱发了主客弃舟登岸攀崖游山的雅兴，这里，作者不吝笔墨地写出了赤壁夜游的意境，安谧清幽、山川寒寂、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西鹊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奇异惊险的景物更令人心胸开阔、境界高远。
可是，当苏轼独自一人临绝顶时，那“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的场景又不能不使他产生凄清之情、忧惧之心，不得不返回舟中。文章写到这里，又突起神来之笔，写了一只孤鹤的“横江东来”、“戛然长鸣”后擦舟西去，于是，已经孤寂的作者更添悲悯，文章再起跌宕生姿的波澜，还为下文写梦埋下了伏笔。 最后，在结束全文的第三层，写了游后入睡的苏子在梦乡中见到了曾经化作孤鹤的道士，在“揖予”、“不答”、“顾笑”的神秘幻觉中，表露了作者本人出世入世思想矛盾所带来的内心苦闷。政治上屡屡失意的苏轼很想从山水之乐中寻求超脱，结果非但无济于事，反而给他心灵深处的.创伤又添上新的哀痛。南柯一梦后又回到了令人压抑的现实。
结尾八个字“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相当迷茫，但还有双关的含义，表面上像是梦中的道士倏然不见了，更深的内涵却是苏子的前途、理想、追求、抱负又在哪里呢? 文中写苏子独自登山的情景，真是“句句如画、字字似诗”，通过夸张与渲染，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文中描写江山胜景，色泽鲜明，带有作者个人真挚的感情。巧用排比与对仗，又增添了文字的音乐感。读起来更增一分情趣。但总的来说，后赋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不及前赋。神秘色彩，消沉情绪与“赋”味较淡、“文”气稍浓恐怕是逊色于前篇的主要原因。
《后赤壁赋》在苏子和“客”游赤壁时，“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且苏子睡后“梦一道士，羽衣蹁跹”，苏子以为道士即先前所见之鹤。本段描写为文章平添了一份神秘色彩。
苏轼的诗文中，很多地方都写到了鹤，如《放鹤亭记》、《鹤叹》等都有对鹤的生动描写与赞美。我们知道，鹤在古代是放达隐逸的象征，是超脱不群的象征，是超然尘世的象征。所以，游赤壁后入睡的苏子在梦乡中见到了曾经化作孤鹤的道士，在“揖予”、“不答”、“顾笑”的神秘幻觉中，表露了作者本人出世入世思想的矛盾所带来的内心苦闷。政治上屡屡失意的苏轼很想从山水之乐中寻求超脱，结果非但无济于事，反而给他心灵深处的创伤又添上新的哀痛。南柯一梦后又回到了令人压抑的现实。结尾八个字“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相当迷茫，但还有双关的含义，表面上像是梦中的道士倏然不见了，更深的内涵却是“苏子的前途、理想、追求、抱负又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