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人类艺苑中最先萌发的种子，是人类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非常自豪地说，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优良文学传统的伟大国家，其中诗歌是一份极为丰富的遗产。在我国长达数千年的诗歌发展史上，诗人辈出，诗作浩如烟海，特别是题材之丰富、范围之广泛，风格、流派之迥异，这些诗人及其伟大作品，其影响之深远巨大，更是难以尽述。单是先秦时期，我国诗坛上就有《诗经》、《楚辞》这样两颗璀璨夺目的珍珠。人们常常把唐诗、宋词誉为“中国文学双璧”，其实，从历史悠久和影响巨大深远等方面来认识和考虑，《诗经》、《楚辞》才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当之无愧的“中国文学双璧”，这里，笔者试图用比较的方法向大家做一简要的介绍。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时期以我国文明的主要和重要发祥地之一的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文化产物，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光辉起点，主要反映了我国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大约500年间多方面的社会生活。而《楚辞》则是战国后期以我国文明的另一个主要和重要发祥地长江流域为中心的文化产物，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为主要代表的文人诗歌集，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直接源头。《诗经》的作者多达上百人，可惜这些诗人的姓名大都早已湮没不可考了。
而《楚辞》则是我国战国时期楚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和他的后学者的作品集，甚至可以说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个人专著诗歌集。比较具体、详细地说，《楚辞》的作者，除屈原外，还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有着真实姓名的著名诗人。不过，宋玉等人的作品在《楚辞》中保存得很少，因而现在流传下来的也比较少(在屈原之外的《楚辞》诗人群里要数宋玉比较著名，成就和影响也较大)，而屈原的作品理所当然地占了《楚辞》的绝大部分。
《诗经》原称《诗》，或者《诗三百》(因为收录了当时的诗歌305篇，取其整数而得名)，西汉时期为提高其地位被列为经典而正式命名为《诗经》。《诗经》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人们把这些诗按音乐(或者说是按照其体制)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表现手法常用“赋”、“比”、“兴”。人们习惯上把《诗经》音乐方面的“风”、“雅”、“颂”及表现手法上的“赋”、“比”、“兴”合称为“诗经六义”。“风”是地方乐调，指的是周南、召南、邶风、豳风、卫风、魏风、秦风、郑风、桧风、唐风、齐风、陈风、曹风等十五国风，主要就是这些地方的`“土乐”即民间歌谣，俗称民歌，也就是当时劳动人民的歌曲;“雅”是朝廷所在地的音乐，分为“大雅”与“小雅”，多为奴隶主贵族所作;“颂”是天子和诸侯祭祀宗庙的乐歌，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而“赋”是铺陈其事，“比”是打比方，“兴”是托物起兴。
《诗经》不仅有着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且在结构上喜用重章叠句、反复吟咏的形式，在句式上多用四言句而又富于变化，词汇丰富，用语精练生动，在韵律上，为后世诗歌开创了丰富多彩的韵例。所有这些都表现出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的巨大艺术成就。而《楚辞》主要来源于屈原以前的楚国民间的祭歌。当时由于时代的限制，特别是由于科学技术知识的落后等方面的原因，人们还相信祭神可以求得神对他们生产和生活的佑护。爱国主义、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在楚国的这些民间祭歌的基础上，经过修改加工终于创造出了一种新颖而独特的骚体诗，使之成为我国古代诗坛上光芒四射、影响深远的伟大作品。
《诗经》的流传与影响相对而言特别是在西汉以前肯定要比屈原和《楚辞》大得多，因为在西汉伟大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司马迁写作他的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不朽巨著《史记》(在《史记》里有《屈贾列传》可以证明在此之前屈原和他的《楚辞》基本上没有什么名气，而《史记》将屈原与贾谊并称也足见当时屈原和他的《楚辞》的地位之低)之前，屈原和《楚辞》肯定是无人问津的，大而言之其流传和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孔子这样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奠基人也对《诗经》有极高的评价，并且亲自删改过《诗经》。
《诗经》、《楚辞》在诗歌的表现形式和手法以及语言运用等方面，或者是直接来自民间，或者是吸收民间文学的滋养，这方面它们有着相同之处。但是《诗经》的句法一般是以四言为主，当然也兼有杂言，而屈原等诗人却打破了四言诗格式，创造了句法参差不齐，灵活多变的骚体新形式，有利于诗人比较灵活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楚辞》还在篇幅上发展了《诗经》的短篇为中长篇，这也更有利于诗人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表现手法上，屈原还丰富和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
《诗经》的比兴大都比较单纯，用以起兴和比喻的事物还是独立存在的客体，例如《关雎》中的“关雎”，《硕鼠》中的“硕鼠”;而《楚辞》中的比兴却与它所要表现的内容合二为一，具有象征性质，比如《涉江》中的“奇服”。特别是屈原大量使用珍奇丰富瑰丽的想象、奇美的比喻与大胆奇特的夸张来塑造形象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更是质朴写实的《诗经》所少有的。
《楚辞》表现了对理想政治的不懈追求，对腐朽统治集团的无比憎恶，对祖国人民的无限热爱，感情充沛，因其洋溢着满腔的爱国主义热情，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
《诗经》和《楚辞》长期以来都是历代诗人学习的典范。比较而言，《诗经》比较通俗易懂，《楚辞》则比较深奥难懂。《诗经》在春秋末期经过儒家学派的编订、“正乐”，作为一门必读课程在无数的门徒中传习，特别是在后来漫长的科举制时期，《诗经》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广泛重视，成为学子必修、科举必考的内容，其重要性更是《楚辞》根本无法比拟的。
《诗经》中的《谷风》与《氓》是中国诗史上弃妇诗的源头，本文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得出周民族婚姻的一般理念,并对后世的弃妇诗产生的深远影响做了一番概说。
1、来自桑间濮上的感伤
《邶风•谷风》和《卫风•氓》是诗经弃妇诗中的翘楚之作,就邶与卫来说,有人考证,实为一家。朱熹《诗集传》云:“吴王克商,分自纣城,朝歌而北谓之邶,南谓之东谓之卫,以封诸侯”。从此设三监以督武庚,不久,卫国尽得邶之地,因此,邶在版图上出现的时间仅为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因此,《诗经》中所谓邶之风实际上还是卫风,至于为何分卫风为三,自汉以来,议论纷纷,就目前而言,较可信的说法是:卫诗夥多,几近诗之四分之一,故编者将部分诗歌散辑于邶之下,但不论如何,我们分析的这两首诗,同出于一地,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文章开头首先要说明的一点。
然而卫风,自两宋以降而至清季,甚至上溯两汉,多被经学家讥为“好淫”“多桑间濮上”之音.故而对卫风中所表现的婚姻与爱情的诗篇或托以“刺夫妇之道”,或冠之刺“淫失”之辞,实在是大可不必的。
就这两首诗而言,虽同出一地,表达的情感却多有不同,一个是娴静的,一无疾声怒颜之辞,尽是殷殷相诉的哀哀之语,而另一个确是在冷静的痛斥,更多的是对自己婚姻的反思;一为悲哀之女子,一为女子之悲哀;读者读之,不禁要为前者撒一掬同情之泪水,为后者表现出其的理智所惊叹,从而发现感性之绵渺,从而略见独立之人格。但不论如何,两首诗的内容却都是感伤的,这便奠定了弃妇诗的'大基调,丈夫的始乱终弃另结新欢而推诿旧妇,而二女子无论其柔刚,或曰“不以我屑”,或曰“无与士耽”,柔者自哀自之冷落,刚者独哀士之决绝。是为同根而异体。
然桑间濮上,自有其儿女风情,可当风情变为多情,多情而至移情,移情最终滥情,那么这些或柔或刚的女子,终将会或劝委求全,或怒骂其无耻,或悲天泣地,或断然与之决绝,然而在读者看来,不论诗中的女子如何,却总会有那么一丝一缕甚至无穷无尽的感伤,让人无法释怀。
2、拆碎婚姻的七宝楼台
谷风 六章 章八句
氓六章 章十句
《谷风》第一章劝夫以免弃;第二章回思自我之辛劳;第三章写其被弃之愤怒;第四章述其辛劳持家 和睦友邻;五六章忆今昔与往昔。
而《氓》第一二章便是缠绵的回忆,第三四章为其痛定思痛之篇,意欲警戒后人;第五章始述其婚后之不幸;最后一章,一片如泣如咽之音多于百无聊赖,终无复可言。
翻开这两首诗,怒气扑面而来,然而两首诗所抒之怒却不尽相同。《谷风》之怒,是自心底向外喷发,最后又尽咽于内,读者多可想象,这一刚被见弃的女子混乱的思想尚不清晰,对丈夫的情思尚剪不断,欲理还乱,以谷中之风为发端,从而回忆着自己的悲苦生活,这种回忆是没有条理的,即想即诉,用于比兴的事物也不断变化;“谷风”“葑”“菲” “荼”“径渭之水”……读者可试想,这位见弃之妇在路上漫无目的的行走,心中尚无头绪,视角在不停的移动,意识在不停的变化,一方面怨恨着丈夫对自己的 毫不体恤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人的婚姻并不幸福,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之,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水之深浅如我承担事之大小,水之深浅不论,事之大小不论,均我一人承担,最后却“既生既育,比予于毒”“贾用不售”“以我御穷”。另一方面,她在想象着新人们“宴尔新婚,不以我屑”又说“毋逝我梁,毋发我笱”但这又有何用,失去了这一切的一切,就只有怨恨,然而此女子怨而不怒,丈夫的残忍背弃,她却你心存期待,情到终了,仍诉说“不念昔者,伊余来暨”。
从此,人的自我认识便成为这些女子眼中的“间或一轮”。
而《氓》却不同了,它比前者多了一份客观与冷静,从而有人认为,它似乎不是弃妇诗,说弃夫诗倒更为贴切,然而夫弃妇在前,女子后来的顿悟,实在是在被弃之后,归根到底,它还是一首弃妇之诗,又与前者不同,它的回忆多于现实,然而现实的无情,终于打断了美好的往昔,仍是丈夫变心,仍是自诉哀情,但此女子的内心却多了一份理性,“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矣,女之耽兮,不可说矣”,伫立于桑树之下,内心顿悟,不再痴求男子廉价的爱情,于是发一声 “亦已焉哉” ,终结全文,也终结了自己的感情,女性的刚强伫立于此,人类的理性思维在此成熟,它的理性思考闪烁着人类睿智的光辉,仅此 便足以震慑千古。
3、弃妇诗:悲剧的种子结出的幽怨的花朵
诗经中的弃妇诗作为中国弃妇诗的源头,为这类诗歌建立了一个极高的起点,它开创了这类诗歌的两种主要叙事内容,也是整个女性面临婚姻裂变的两种不同状态,女性孱弱的哀叹与毅然的放弃,其分别代表作为《邶风•谷风》与《卫风•氓》,从此以后,中国的弃妇诗便少有佳作,旗鼓相当者少,超越此二者更少,但《孔雀东南飞》算是中国诗史上弃妇诗的巅峰,但这已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仅就《谷风》与《氓》而言,其深刻意义不单单在于他们反映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夫权制度,更深刻的代表了人类的两种思维方式:痛的爆发与痛后的冷凝。而后一种无疑更代表了人类独立人格的健全发展,即:感性与理性的兼而并美。
无论诗歌还是戏剧,悲剧是其出现的最早形式,当人类深深的埋下这颗悲剧的种子时,定然会结出几朵幽艳的花朵,而弃妇诗,无疑是这几朵花中最美的,它不禁让我们思索,到底是婚姻成就了爱情,还是爱情成就了婚姻,或者二者谁也没有成就谁,他们只不过是骈行的马车,终究不会走到同一条轨道上来,但不论如何,它让我们看到,最终的受害者只能是那些“拼将一生休,尽君一日欢”的女子。
《诗经》中比兴的关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兴而兼比，另一种是兴比分离。兴而兼比手法的运用，可以使情感的表达更加的真实，社会弊病的揭露更加的深刻。而比兴相分离时，二者各尽所能。
《周礼·春官》中有“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至此出现了比兴的概念。朱熹的《诗集传》中给比和兴下了定义，“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所咏之词。”朱熹的这一解释被后世所认可，一直延续下来，下面我们来详细论述比和兴二者的创作艺术以及二者的微妙关系。
一、兴而兼比，创作意象的集中表达
兴而兼比是《诗经》中的一个重要的创作方法，诗人将兴象和比象合二为一，即不仅用它来起兴，引起正文，还用他来作比，进而塑造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来表达作者的真实情感，突出社会的本质和陋习，引发人们的思考。
诗人通过兴而兼比手法的运用，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达到思想感情的真实流露。《召南·江有汜》是一首弃妇诗，在三章中分别运用了“汜”、“渚”“沱”三个意象，它们均指江水的支流。诗人即用了这三个意象起兴，又同时用他们作比，比喻她丈夫在外误入歧途，始乱终弃的现象。《周南·桃夭》描写的是一个少女出嫁时候的情形。诗人用桃起兴，引出一连串对女子的描写，同时将女子同桃作比，“灼灼其华”、“有蕡其实”和“其叶蓁蓁”分别是从容貌、生子和身体状况三个方面来描述女子的美好，成功塑造了一个宜嫁女子的形象，同时也表达了女子此时此刻幸福愉悦的心情。
《卫风·氓》写的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女子，哀述她被遗弃的不幸遭遇。“在总结教训时用‘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比喻自己年轻貌美之时;‘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比喻自己年老色衰;‘淇则有岸，阴则有泮。’比喻自己的愁苦没有尽期。这三个比喻都是兴而兼比、比而兼兴的运用。”①成功的塑造了一个坚强的女子。在面对氓喜新厌旧的时候，能理性的正视自己。也从侧面上揭示了社会上的陋习，值得反思。同时，女主人标新立异，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国风》中的作品都是收集于民间的歌谣。因此有很多诗歌揭露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弊病和陋习，兴而兼比的手法使得问题的揭露直击要害，更加的深刻。《卫风·硕鼠》中诗人用“硕鼠”起兴，引出正文地主土地剥削的残酷和无情，使得人民的生活痛苦不堪，受尽折磨。同时，诗人兴而兼比将冷漠残忍的地主比喻成专门破坏庄稼的硕鼠。用“无食我黍”、“无食我麦”、“无食我苗”三句将地主的种种恶习展露无遗。
《周南·螽斯》通过对螽斯之羽的描写，表明了剥削阶级的子孙众多，一代一代层出不穷。他们将老百姓的粮食抢夺一空。阶级矛盾愈演愈烈，农民和统治阶级的仇恨也越来越深，统治阶级在发现螽斯和统治阶级的相同之处后，直中要害，表达内心的不满情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社会现象由来已久，而且毫无消褪的趋势。
诗人在使用兴而兼比的手法进行创作的时候，往往是不会将情感的表达和社会本质的揭露隔离开来的，他们常常同时出现在一首诗歌当中，相互作用，令读者对诗歌的主旨和诗人想要传达的感情有更加真切的认识。《召南·鹊巢》一方面写女子被弃后的无奈和失落，被丈夫背信弃义的伤心和痛恨，同时也在另一方面在讽刺社会现实，男子对情不专一，社会风气不良。再比如我们之前所提及的《硕鼠》和《螽斯》，他们也不单单是揭露社会的吃人本质，同时也真实的表达了农民的悲伤和无奈。如果只是片面的局限在某一方面，那么在理解诗歌的时候就显得狭隘了。
二、比兴分离，各担其则的创作体系
《诗经》比和兴分离也是很常见的，兴象和比象是不同的意象，他们各自承担自己的职责，发挥在诗歌表达上面的作用。与“比”只是打比方相比，“兴”的样式却是丰富的，因此，下面我们集中介绍下兴的特点和作用。
首先，兴具有起韵的作用。《诗经》中有些作品他们的兴象的选择是与他们的正文毫无关联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由于这类起兴句位于诗歌的首句，所以字引出正文的同时还会起到定韵的作用，决定整首诗的韵律。可以为后文的创作起到一个约束的作用，使诗歌整体读起来抑扬顿挫。
朱熹在评论《召南·小星》时认为“其鱼义无所取，特取在东在公两字之应声耳。”朱熹的这一评论也就是说在《召南·小星》这首诗歌当中起兴与后面正文的描写没有任何的关系，这里的兴主要是起到起韵的作用。
有些起兴是在诗歌的每一章的第一句，对于这类作品，兴多半是起到了协韵的作用。在《王风》和《唐风》中都有一篇叫《扬之水》，分别以“扬之水，不流束薪”、“扬之水，白石凿凿”起兴，而他们所引导的后文，一个是表达人们不满当时的兵役制，渴望回到自己的家乡，另一个是表达对人的忠诚。这两首诗均用了“扬之水”的起兴，而这一兴象与全诗的主题又毫无关联。“因此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惯用语，采用民俗学方法进行阐释;有人认为他也许是某种原始宗教或巫术观念的残留;也有一种观念干脆否定二者之间的任何联系，认为兴只是起到协韵的作用。”②最后一种观念是可取的，通过不断的写到“扬之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得诗歌的韵变得更加整齐，这样就会弥补由于情感和思想的表达而使韵走失的现象。《诗经》的用韵向来是很讲究的，因此这种猜测不是毫无依据可循的。
其次，兴还有起情的作用。很多兴象有着象征和代表的意味，如黄鸟，就会使我们联想到悲伤和漂浮不定;诗歌一开始通过起兴就可以奠定全诗的感情基调，知道诗人想要表达的是喜是悲，是福是祸等，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诗歌。
《周南·关雎》全诗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起兴，一看到这里，我们本能的就会想到这个是写美好爱情的，因为雎鸠是爱情的象征，这样就给全诗奠定了一个感情的基调。起兴的形象也不仅仅只是局限于事物，有些地点也可以作为起兴的意象。通过这一地点的起兴。我们也会了解到诗歌所要传达给读者的信息。《郑风·野有蔓草》中“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朱熹说这首诗：“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间，故赋其所在而起兴”诗歌用男女相遇的地点作起兴，这个是与男女彼此相悦的感情基调是相互吻合的，同时也会领会到这个地点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除此之外兴象还有“譬喻”和“隐喻”的作用，但在这一点上兴与比也是不相同的。陈启源在《毛诗集古编·六义》中认为“兴比皆喻而体不同。”虽然二者我们看来都是比喻，但是在本质上来看是存在差别的，不可同一而论。
在《诗经》中，比和兴，连同赋共同构建了其独特的创作方法，赋是铺陈描述，而比是进行局部的渲染，使得情感毫无保留的流露，兴则是一条线，联系全篇，使得诗歌整体上显得完整，比兴二者的巧妙配合，可以使诗歌的表达更加的含蓄委婉。通过二者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刻的理解《诗经》想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更加深入了解它的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