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传说中，卞和泣玉和伯牙绝弦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它们一方面证明了识真之不易，知音之难遇;而另一方面，则又表达了人类对真之被识，音之被知的渴望，以及其不被识不被知的痛苦的绝望。当一位诗人将其心灵活动转化为语言，诉之于读者的时候，他是多么希望被人理解啊!但这种希望往往并不是都能够实现的，或至少不都是立刻就能够实现的。有的人及其作品被湮没了，有的被忽视了，被遗忘了，而其中也有的是在长期被忽视之后，又被发现了，终于在读者不断深化的理解中，获得他和它不朽的艺术生命和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在文坛上，作家的穷通及作品的显晦不能排斥偶然性因素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有的甚至具有决定性。但在一般情况下，穷通显晦总是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因而是可根据这些条件加以解释的。探索一下这种变化发展，对于文学史实丰富复杂面貌形成过程的认识，不无益处。本文准备以一篇唐诗为例，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宋代文献如《文苑英华》、《唐文粹》、《唐百家诗选》、《唐诗纪事》等书均未载张作。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春江花月夜》，是《乐府诗集》卷四十七所载。这一卷中，收有清商曲辞吴声歌曲《春江花月夜》共五家七篇，而张作即在其中。
这篇杰作虽然
元人唐诗选本不多，成书于至正四年(1344)的杨士宏，《唐音》是较好的和易得的。其书未录此诗。明初高
但在这以后，情况就有了改变。嘉靖时代(16世纪中叶)，李攀龙的《古今诗删》选有此诗，可以说是张若虚及其杰作在文坛的命运的转折点。接着，万历三十四年(1606)成书的臧
再就诗话来加以考察，则如胡仔《
《春江花月夜》的由隐而之显，是可以从这一历史阶段诗歌风会的变迁找到原因的。
首先，我们得把这篇诗和初唐四杰的关系明确一下。《旧唐书·文苑传上》云：“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四杰。”这一记载说明四杰是代表着初唐风会的、也被后人公认的一个流派(注：彭庆生《陈子昂诗注》附录诸家评论中，论及此点者不少，可以参阅。)他们的创作，则不仅是诗，也包括
既然四杰并称是指一派，那么即使其中某一位并无某体的作品，谈及其对后人影响时，也无妨笼统举列。如今传杨炯诗载在《全唐诗》卷五十的，并无七古，而后人论擅长七古之卢、骆两人对后世七古之影响，也每举四杰，而不单指两人。明乎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许多人认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属于初唐四杰一派，是很自然的了。
胡应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流畅婉转，出刘希夷《白头翁》上，而世代不可考。详其体制，初唐无疑。
这是依据诗的风格来判断其时代的。胡应
卢照邻《长安古意》，骆宾王《帝京篇》，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何尝非一时杰作，然奏十篇以上，得不厌而思去乎?非开、宝诸公，岂识七言中有如许境界?
这段话既肯定了这些七言长篇是杰作，又指出了它们境界的不够广阔高深，而对于我们所要证明的问题来说，管氏所云，也与胡氏合契，即《春江花月夜》的结构、音节、风格与卢、骆七古名篇的艺术特色相与一致。
如果这两家之言还只是间接地说到这一点，那么，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五则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这篇作品“犹是王、杨、卢、骆之体”。
正因为张若虚这篇作品是王、杨、卢、骆之体，即属于初唐四杰这个流派，所以它在文学史上，也在长时期中与四杰共命运，随四杰而升沉。
如大家所熟知的，陈子昂以前的唐代诗坛，未脱齐、梁余习。四杰之作，对于六朝诗风来说，只是有所改良，而非彻底的变革(注：彭庆生《陈子昂诗注》附录诸家评论中，论及此点者不少，可以参阅。)所以当陈子昂的价值为人们所认识，其地位为人们所肯定之后，四杰的地位便自然而然地下降了。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二云：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又之三云：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不管后人对这两篇的句法结构及主语指称的理解有多大的分歧(注：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对诸家异说，搜罗详尽，分
在晚唐，李商隐《漫成五章》之一云：
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注：马茂元《论骆宾王及其在“四杰”中的地位》(载《晚照楼论文集》)引此诗。注云：“这里举‘王、杨’以
在北宋，陈师道《绝句》云：
此生精力尽于诗，末岁心存力已疲。不共卢王争出手，却思陶谢与同时。
李商隐和陈师道虽然非常尊敬杜甫，但却缺少他们的伟大前辈所具有的那样一种清醒的历史主义观点，即首先肯定四杰在改变齐、梁诗风，为陈子昂等的出现铺平道路的功绩，同时又看出了他们有其先天性的弱点和缺点，即和齐、梁诗风有不可分离的血缘关系。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五云：
“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义山自咏尔时之四子。“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少陵自咏万古之四子。
这话很有见地。要补充的是：李商隐和陈师道这种片面的`看法，也是时代的产物，只是他们不能像杜甫那样坚持两点论罢了。陈子昂《陈伯玉文集》卷一，《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已经指斥“齐、梁间诗采丽竞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五，《
宋承五代之后，其诗数变，一变而西昆，再变而元佑，三变而江西。江西一派，由北宋以逮南宋，其行最久。久而弊生，于是永嘉一派以晚唐体矫之，而四灵出焉。然四灵名为晚唐，其所宗实止姚合一家，所谓武功体者也。其法以清切为宗，而写景细琐，边幅太狭，遂为宋末江湖之滥觞。
其所为宋诗流变钩画的轮廓，大体如实。根据我们对“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的认识(注：钱钟书说，见《谈艺录》此条)则宋代诗风，始则由唐转宋，终于由宋返唐，虽四灵之作，不足以重振唐风，但到了元代，则有成就的诗人如刘因、虞、杨、范、揭、萨都剌、杨维
从李东阳到李梦阳，他们之提倡唐诗，主要是指盛唐，并不意味着初唐四杰这一流派也被重视。真正在杜甫《戏为六绝句》以后，几百年来，第一次将王、杨、卢、骆提出来重新估价其历史意义和美学意义的，则是李梦阳之伙伴而兼论敌的何景明。
何、王二人所论，谁是谁非，不属于本文范围，姑不置论，但何景明以其当时在文坛的显赫地位，具此“妙悟”，发为高论，必然会在“后贤”心目中提高久付湮沉的“王杨卢骆当时体”的地位，则是无疑的。四杰的地位提高了，则属于四杰一派的作品也必然要被重视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自李攀龙《古今诗删》以下，众多的选本中都出现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理由所在。这篇诗是王、杨、卢、骆之体，故其历史命运曾随四杰而升沉。这是我们理解它的起点。
当明珠美玉被人偶然发现，发出夺目的光彩之后，它就不容易再被埋没了。后来者的责任只是进一步研究它，认识它，确定它的价值。从晚明以来的批评家对这篇杰作的艺术特色，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其中涉及主题、结构、语言、风格等。这些，已别详拙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许多人长期研究之后，清末王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李贺、商隐，
这为后人经常引用的“孤篇横绝，竟为人家”的评语，将张若虚在诗坛上的地位空前地提高了。因为“大家”二字，在我国文学批评术中，有其特定的含义，它是和“名家”相对而言的。只有既具有杰出的成就又具有深远的影响的人，才配称为“大家”。只靠一篇诗而被尊为“大家”，这是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王、杨、卢、骆四人就从来没有获得过这种崇高的称号。因此，这一评语事实上是认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一方面，是出于四杰(王氏对前人此论没有提出异议)，而另一方面，又确已超乎四杰。这是对此诗理解的深化。
抗日战争时期，闻一多在昆明写了几篇《唐诗杂论》，其中题为《宫体诗的自赎》的一篇，对张若虚这篇杰作，作了尽情的歌颂。闻先生认为：“在这种诗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几乎是亵渎。”诗篇的第十一句到第十六句，比起篇首八句来，表现了“更
将近四十年之后，李泽厚对上述闻先生对此诗的评价，进一步作出了解释。(注：见李泽厚所著《美的历程》第七章《盛唐之音》，第一节《青春·李白》)他不同意闻先生说作者“没有
闻、李两位的论点显然不是王
以上，就是张若虚这篇《春江花月夜》由明迄今的逐步被理解的情况。与此同时，它也难免有被误解的地方。如王
《旧唐书·音乐志二》云：
《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并陈后主作。叔宝常与宫中女学士及朝臣相和为诗，太乐令何胥又善于文咏，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此曲(注：《乐府诗集》卷四十七引此文作《晋书》，显属误记。《晋书》怎么能记陈后主的事呢?郭茂倩未免太疏忽了)
这，也许就是王、闻二位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当成宫体的依据。他们一则赞美它是“宫体之巨澜”，一则肯定它“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着眼点不同，然而都是误解。
这是因为，在历史上，宫体诗有它明确的定义。《梁书·简文帝纪》云：
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
同书《徐
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为太子家令，兼掌管记，寻带领直。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始此。
《隋书·经籍志》集部序云：
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
唐杜确《〈岑嘉州集〉序》云：
梁简文帝及
这都是宫体的权威性解释。根据这些材料，可见宫体的内容是“止乎
如果上面所说的符合历史事实，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宫体和另外大量存在的爱情诗以及寓意闺闱而实别有托讽的诗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在描写肉欲与纯洁爱情所使用的语言以及由之而形成的风格也是有区别的，不应混为一谈。而王
同样，闻一多也把宫体诗的范围扩大了，虽然他走得没有王氏师弟那么远。在这方面，闻先生的观点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清醒地指出：“宫体诗就是宫廷的，或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它是个有历史性的名词。所以严格地讲，宫体又当指以梁简文帝为太子时的东宫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另一方面，接着他又把初唐一切写男女之情乃至不写男女之情的七言歌行名篇，都排起队来，认为是宫体诗，说它们的出现是宫体诗的自赎。这些作品有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代女道士王灵妃答李荣》，刘希夷的《公子行》、《代悲白头翁》，而排尾则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结论是：“《春江花月夜》这样一首宫体诗，……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但这些与“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关涉很少，甚至毫无关涉的作品，有什么理由说它们是宫体或是宫体经过异化后的变种和良种呢?闻先生没有论证。我们检验一下两者的血缘关系，实在无法承认这是事实。
梁、陈文风影响初唐，这是不成问题的，但已经发生变化的隋代文风也同样影响初唐，而闻先生却没有付与足够的注意，所以他主观地认为：“北人骨子里和南人一样，也是脆弱的，禁不起南方那美丽的毒素的引诱，……除
隋炀帝艳情篇什，同符后主，而边塞诸作，矫然独异，风气将转之候也。杨处道(素)清思健笔，词气苍然。后此射洪、曲江，起衰中立，此为之胜、广矣。(注：沈氏另一著作《说诗
而《隋书·文学传序》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更有一段在今天看来基本上仍然正确的叙述。它说：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瘐信，分路扬
这些论述都证明了，和宫体诗，更正确地说是和梁、陈轻艳的诗风相对立，早在卢照邻的《长安古意》等篇出现之前，已经有许多作为新时代新局面先驱的作品，而这，一方面在文学上，是许多有见识的作家抵抗毒素的结果，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是隋帝国统一后，要求文艺服从当时政治需要的结果。
隋炀帝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作家，有一种比较独特的二重性。他是宫体诗的继承者，又是其改造者。就拿《春江花月夜》来说吧，据《旧唐书·音乐志》的记载，陈后主等所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夜露含花气，春潭漾月辉。汉水逢游女，湘川值两妃。
闻先生也不能不将其归入对南方美丽毒素的引诱有抵抗力的作品之列。
《乐府诗集》卷四十七收《春江花月夜》七篇，以上面隋帝两篇为首，以下是隋诸葛颖一篇：
花帆度柳浦，结揽隐梅洲。月色含江树，花影拂船楼。
唐张子容两篇：
林花发岸红，气色动江新。此夜江中月，流光花上春。分明石潭里，宜照浣纱人。
交甫怜瑶佩，仙妃难重期。沉沉绿江晚，惆怅碧云姿。初逢花上月，言是弄珠时。
这五篇，就是张若虚在写《春江花月夜》时所能读到的部分范本。闻先生既然将隋炀帝的那两篇放在对南方美丽的毒素有抵抗力的作品范畴之中，那么，似乎也难以将诸葛颖和张子容的三篇放在对毒素有抵抗力的作品范畴之外。
由此可见，作为乐府歌辞的《春江花月夜》虽然其始是通过陈后主等的创作而以宫体诗的面貌出现的，但旋即通过隋炀帝的创作呈现了非宫体的面貌。而张若虚所继承的，如果说他对其前《春江花月夜》有所继承的话，正是隋炀帝等的而非陈后主等的传统。作品俱在，无可置疑。
闻先生忽视了在隋代就已经萌芽的诗坛新风，而将宫体诗的“转机”下移到卢、骆、刘、张时代，这就无可避免地将
王
以上，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从明代以来这篇杰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的大
元稹提倡以新题写时事，在诗歌理论以及创作实践上，开时代之先锋，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为世人所公认。但对于他的为人，古往今来却存在诸多争议，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陈寅格就认为他是一个“小人、骗子”：“ 综其一生形迹，巧宦故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岂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
在对待感情与婚姻上，元稹确为后人所诟病——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他口口声声念及旧情，却口是心非，不断在外风流惹事，一生娶妻纳妾无数。唐代四大女诗人(李冶、薛涛、鱼幼薇、刘采春)中，薛涛与刘彩春都被他蒙骗过，身心备受摧残，后者甚至投河自尽。
从元稹早期的作品《传奇》，就可窥其为人。《传奇》讲述张生与崔莺莺在红娘的牵线下，两人明月夜相约西厢。后来，张生抛弃良家女子莺莺，并将她说成红颜祸水，以此为自己开脱。《传奇》后改名《莺莺传》，明代王实甫的《西厢记》就由此改编而来。据考证，《莺莺传》作于贞元二十年(804)九月，元稹写这篇传奇，是以张生自喻，讲述自己的初恋故事。
元稹作《莺莺传》时，她与妻子韦丛已经结婚两年。也就是说，在与韦丛结婚之前，他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风流韵事，这一点被他给彻底隐瞒了，足可见元稹不是光明磊落之人，其薄情寡义让人可憎。
韦丛小元稹4岁，出身明门，为太子少保韦夏卿的掌上明珠。贞元十八年(802)，她下嫁给元稹(一说元稹攀附夏家)。当时，24岁的元稹仅是秘书省校书郎，官小位卑。然而，过惯了荣华富贵的韦丛并未嫌弃元稹，而是勤俭持家，任劳任怨，给了元稹一个温暖的家庭。
元和四年(809)三月，他升任授监察御史，出使东川，31岁的元稹在官场上迎来转机。但随着他仕途得意，对韦丛开始存异心，嫌弃与自己共患难的糟糠之妻，于当年结识薛涛。七月，他又移官洛阳，没过几天，韦丛因大病不治，年仅27岁便仙逝了。
元稹善于伪装自己，对韦丛的驾鹤西去表现出“悲痛万分”之状，并挥笔写下了一系列悼亡诗，追忆与“爱妻”的点点滴滴，让人为之动容，也为他的形象赢得了不少加分。
在韦丛为元稹所作的悼亡诗中，《离思五首》【其四】久负盛名：“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头，半缘修道半缘君。”这首脍炙人口的诗运用了比兴的手法，表达对亡妻的忠贞以及在自己心目中地位无人可比——即使美女万千，也懒得回头探看，因为任何女子都不能取代韦丛，怀念之情溢于言表。而在《遣悲怀三首》中，也表达出他对亡妻的不尽追思，让人读了黯然泪下。
但元稹的“男儿柔情”仅能说明他是一个“好演员”，做了“恶人”还要为自己立牌坊。其实，在韦丛去世前，他就到处寻花问柳。他在成都认识薛涛(770-832，字洪度)并与其相好时，韦丛尚未去世。可见元稹风流成性，作风不检点。
据记载，元和五年(810)二月，元稹被贬江陵府士曹参军，政治上遭遇沉重打击。但他的人生却过得有滋有味，与文人好友四处游玩，歌妓相伴，流连山水与美色之间。就在这一年，他在江陵纳表妹安仙嫔为妾，照料自己的生活起居。这段生活也不长久，元和九年秋，安仙嫔病逝，为元稹留下一个孩子。
元和十年，他出任通州司马，上任两月后便与才貌双全的裴淑(805-835，字柔之，涪州刺史裴郧的女儿)一见钟情，忘记了丧妾之痛。元和十一年，他推掉手上的公务，请了长假去涪州与裴淑结婚。或许是由于政治失意，他对公务不闻不问，刚脆在涪州与裴淑生子以后再返回通州。
而他与薛涛则属于婚外情，薛涛从他身上什么也没得到，无名无份。薛涛自幼聪颖过人，八岁能诗，是唐代四大女诗人之一，风华绝代的奇女子。14岁时，父亲病逝，薛涛便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游走江湖，后流入蜀中。迫于生计，精通音律和工诗赋的她，开始以“歌妓”(诗文唱和)身份活跃于风月场所。16岁时，她已名声大震，当时地方上的达官贵人点名要她陪酒。
薛涛在四川剑南生活了几年，地位甚至超过了当时的节度使，每位节度使上任，第一件要事就是拜访薛涛。她结交了白居易、张籍、杜牧、刘禹锡等著名诗人，这些诗人也经常给薛涛写诗。一些名气不算大的诗人，则想尽办法靠近她，以给她写诗为荣。安史之乱后，她定居成都，居住在浣花溪旁边。
在遇见元稹时，薛涛一直空守闺房。薛涛大元稹11岁，他们相识时，薛涛已经42岁了。但由于天生丽质，保养有方，她依然风韵不减。元稹被薛涛的才华与容貌折服，并向她发起爱情攻势。在当时的社会，这桩“姐弟恋”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元稹与白居易一样，常流连娱乐场所，跟当时的“歌女”打成一片。白居易的诗歌更受宠，元稹的诗稍逊一点，但元稹长得帅气，且善于言辞巧令，几句话就让女人为他心花怒放、死心塌地。
长庆元年(821)，元稹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这一年，他作诗《寄赠薛涛》：“锦江滑腻蛾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这首诗就是专为薛涛而作，据说，薛涛收到这首诗时，终于克制不住自己，不顾世俗舆论的压力，与元稹步入爱河。
元稹与薛涛相遇后，两人互为对方的才华所吸引。但薛涛当时已年过40岁，算得上一个“老姑娘”了，理应不会主动向元稹倾诉感情。事实上，有文史记载，是元稹先向薛涛表露心迹。他不仅告诉薛涛喜欢她的才华与容貌，也旁敲侧击，向她诉说自己心中的苦闷——婚姻的不美满与不幸。原本打算终老不考虑儿女情长之事的薛涛，终于在元稹身上失去了“免疫力”，对元稹动了真情。为了争取与元稹结合，一个弱女子竟然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去打破旧社会的种种禁锢。
薛涛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女诗人，《春望》就是她的代表作，也是为元稹所作。“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那堪花满枝，翻做两相思。玉箸垂朝镜，春风知不知。”与元稹相识，一起游玩蜀川大地，论诗作文，薛涛对爱情有更多的向往与期待。
但元稹为人的最大争议之处在于，当薛涛鼓起勇气迈出步伐后，元稹却“玩失踪”。长庆三年(823年)冬，元稹因为公务需要转任越州(今浙江绍兴)刺史，并兼浙东观察史。离别时，他嘱托薛涛等他，一旦公务安排妥当，将派人去成都迎接。薛涛信以为真，一个人傻傻地留在浣花溪旁边，每天望断飞鸿，看溪水哗哗流淌，整日以泪洗面。然而，几度花开花落，却等不来元稹半点消息。这时，她的好朋友奉劝薛涛该收回与元稹的感情，回到现实中来，而当时也有中年文人与官场人士对薛涛有好感，可为她的晚年寻找一个归宿。
但她完全沉迷在与元稹的幻想世界之中，在《池上双鸟》中写道：“双栖绿池上，朝暮共飞还;更忙将趋日，同心莲叶间。”薛涛还活在元稹为她虚构的黄粱美梦中，希冀有一天与元稹会像幸福的池鸟一样自由自在地比翼双飞。而元稹踏上新的`仕途后，他就开始物色新的目标，将有些“年老色衰”的薛涛忘得一干二净。
后来，薛涛才幡然醒悟，元稹是个大骗子。她终于释然，不再纠结下去。不过，她对感情之事已不再相信，直到自己太和六年(832)去世。
元稹厉害之处在于，女诗人在唐代属于奢侈品，他却一个人瓜分了一半。任越州刺史时，他就与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女诗人刘采春好上。相比薛涛，刘采春更为年轻风韵，暗解风情，元稹见后乐不思蜀，将薛涛抛向九霄云外。
刘采春，淮甸(今江苏淮安淮阴一代)人，生卒不详，约比元稹小4岁，是当地沉鱼落雁之美的歌妓。与元稹认识前，她已嫁作他人妇(伶工周季崇之妻)，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刘采春善歌唱，有一副如百灵鸟般的嗓子，唱起来婉转动听，当时很有“票房”号召力，文人骚客与达官贵人喜欢听她唱戏。
《全唐诗》共收录了刘采春6首《曲》，这几首代表作都是抒发离情别绪的闺怨诗，曲调伤感。《啰唝曲》一：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
据记载，周季崇及其兄都擅长参军戏(相当于今天的相声)，在淮阴地区很有名气，他们三个人组成一个戏团，去周边地区演戏。周季崇是一个细心的男人，很宠爱刘采春，经常陪她去各地演出，从来没有半点脾气。如果不是元稹的出现，他们一生应该能相濡以沫，白头偕老。
元稹打破了这个假设。在元稹任越州刺史时，刘采春随丈夫周季崇从淮甸到越州进行演出，元稹就常去听刘采春的戏，并迷恋上这个有夫之妇。后来，元稹就想尽办法接近刘采春，以诗歌献媚，与具有才气的刘采春查出火花。
元稹是一位情场高手，开始接触刘采春，只是叹息，并不说话。刘采春见一个大官人叹息，觉得好奇，就去问元稹何事。元稹回答说，一个女子在外奔波太辛苦，以她的容貌与才华，应该享尽荣华富贵。他还给刘采春许诺，替代她作诗，带她去更大场面演戏。
元稹喜欢讨好女人，他的《赠刘采春》一诗，可看出他哄得女人心花怒放：“新妆巧样画双蛾，谩里常州透额罗。正面偷匀光滑笏，缓行轻踏破纹波。言辞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回秀媚多。更有恼人肠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
在元稹的凌厉攻势之下，向往“富贵生活”的刘采春开始心动，被元稹纳为小妾，一起渡过了七年光阴。但刘采春的结局之悲惨甚于薛泰。元稹的负心和薄情，导致刘采春万念俱灰。她嫁给元稹想过安逸的日子，却遭抛弃，采春忿而做出决绝之举，以跳河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元稹一生欠了太多的风流债。
一位诗人，却被后世的大诗人认为不应仅仅被看作是诗人。一位穷愁终生、功名不显的漂泊者，却被后世评骘人物极为苛严的理学家认为足以与那些道德高尚、功业彪炳的名臣同样光耀史册。这说明在宋人的眼光中，杜甫的意义决非局限于文学领域，他的光辉已经照耀到整个中华文化史，从而对后人起着人格典范的作用。
到了近代，闻一多先生指出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而1961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会议也决定把杜甫列为次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可见，仅仅从文学的角度去阐述杜甫的意义，是远远不够的。杜甫的意义只有在文化的大范畴内才能得到比较充分的理解，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来走近杜甫。
践行：儒者之风
中华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其核心的价值则在于它的人本精神。无论是主张维护群体利益乃至杀身成仁的儒家，还是主张爱护个体生命乃至逃归山林的道家，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和关怀。由于前者更适应先民们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必需以群体的力量来求得生存的现实，所以儒家的思想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民族的集体选择。一部中华文化史，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也就是儒家思想的发展史，而其它的思想则都是它的补充而已。杜甫就是这个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自从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黝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便成为古代学术的主要内容。大致说来，这种学术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先唐的章句训诂，另一种是宋明的义理探讨，后人常把它们简称为汉学和宋学。从表面看来，唐代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唐人既没有留下象汉儒那样博大精深的经典注疏(唐初编纂的《五经正义》说经本着“疏不破注”的精神，在经学上并无多大发明)，又没有留下象宋儒那样思入毫芒于的理论辨析。唐代的韩愈虽然以恢复儒道自任，可是在宋代理学家看来，他对儒道的理解是非常粗疏、肤浅的。那么，唐人果然没有为儒学的昌明作出重要的贡献吗?我认为至少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诗人杜甫。
从表面上看，杜甫并没有为儒家思想作出明显的贡献。他既没有皓首穷经，也没有排斥佛老，在儒学史上似乎没有他的位置。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那就应该重新思考这个间题。
儒家是极其重视实践的。杜甫继承了“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他“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始终以儒家思想为安身立命之本。儒家主张行仁政，杜甫则为这个理想的政治模式大声疾呼：“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儒家谴责暴政，杜甫则用诗笔对暴政进行口诛笔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杜甫得以在朝廷里参政时，他不避危险面折廷争，展示了儒家政治家的可贵风节。当他远离朝政漂泊江湖时，也时时处处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安史乱起，有多少高官贵人在叛军凶焰所笼罩的长安屈节或苟活，而刚得到一个从八品下的微职的杜甫却独自冒着“死去凭谁报”的危险逃归凤翔。这既是他对儒家夷夏之辨的思想的实践，也是慎独的道德修养模式的实施。
陶铸：民族品格
不同的民族创造了不同的文化，而不同的文化又陶铸了不同的.民族性格。杜甫的性格是受到中华文化的陶铸的，但是反过来说，在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陶铸过程中，杜甫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杜甫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优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他始终把群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杜甫一生中从未担任过重要的官职，他基本上是被摒斥于执政圈子之外的“野老”。然而这并未影响他时时、处处把天下的安危和人民的哀乐视为己任，即使在遭遇艰难困苦乃至漂泊江湖时也不改初衷。从早年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到晚年的《朱凤行》，他救济天下苍生的宏愿没有丝毫的改变。
杜甫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以其实际行为证明了这种责任感并不一定要附着于政治地位，这显然正是宋人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优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以及“先天下之优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著名命题的实际表现。
杜甫胸怀宽广，对不同的文化及思想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中华文化有一个突出的优点便是其宽容精神。杜甫本人是坚定的儒者，但他对儒学之外的各种思想都甚为宽容，他对道藏佛经都很熟悉，他与道士、佛徒都有交往。如果说杜甫早年与李白一起亲赴王屋山寻访道士华盖君求学长生之道是少年的任性之举，那么他对佛教的好感却是一直维持到晚年的。他虽然因为把儒家当作立身之本，而且因为“未能割妻子”，也即不能割弃对人间的爱，所以不象王维那样皈依佛门，但他对佛家的精妙道理是颇为钦佩的。“金篦空刮眼，镜象未离铨”“唯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之类诗句，都说明了这一点。这种对非主流文化乃至外来文化所采取的开放心态，正是中华文化赋予杜甫的最佳品格，这对杜甫成为诗国中的集大成者是有重要作用的。
影响：千年文化
杜甫对后代具有巨大的影响。他的影响还远远地溢出了文学的范畴，广泛地进入了中华文化的各种形态，深深地植根于后代人民的心中。杜甫一生中写过许多歌咏祖国壮丽河山的名章隽句，这些壮丽的诗句到处被刻石、铭碑，从泰山石壁上多处铭刻的《望岳》到岳阳楼畔的《登岳阳楼》诗碑，杜诗与所咏河山相映生辉，为自然景物抹上了浓重的文化色彩。只要是一个对中华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当他登上泰山时，心中立即就会涌现“一览众山小”的意念。同样，当他在岳阳楼上眺望洞庭湖时，也肯定会情不自禁地吟出“吴楚东南诉，乾坤日夜浮”的诗句。雄伟壮丽的大好河山，已经整体地经受过杜甫审美目光的投射，从而与中华文化密不可分了。
杜诗还成为后代书画艺术的不尽源泉。历代书家以杜诗为书写对象蔚然成风，仅收藏子成都杜甫草堂的杜诗书法作品就有出自祝允明、董其昌、张瑞图、傅山、郑燮、何绍基、康有为、章太炎、吴昌硕、于右任、沈尹默等名家之手的珍品数十幅。杜甫诗意画则成为各地博物馆都有收藏的一大种类，从上海博物馆所藏宋代赵葵的长卷到成都杜甫草堂所藏现代徐悲鸿、潘天寿等名家的精品，杜诗与画家的艺术构思相得益彰，美不胜收。
杜甫的影响还进入了通俗文学的领域，从金院本《杜甫游春》开始，杜甫成为戏剧人物，元杂剧、明清传奇都有敷演杜甫故事的剧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大人民对杜甫的热爱。
当然，杜甫更深刻的影响表现在对后人人格的陶铸上。自从宋人确立杜甫的人格地位以来，凡是爱国的人士无不爱读杜诗，从中寻求精神的熏陶，北宋末年爱国名将宗泽临终前长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同时的李纲则在决心以死报国时书杜诗赠义士“以激其气”。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在燕京狱中坚持斗争三年多，杜诗是他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以致于他一气作成了《集杜诗》二百首。而明末拒不降清的义士王嗣奭奋笔著《杜臆》，说：“吾以此为薇，不畏饿也。”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的形成当然不是少数人的功劳，但在其陶铸过程中杜甫的影响是不可或缺的。由于中华民族的人生态度带有浓厚的审美意味，而中国的诗歌又是中华文化诸形态中传播面最广泛、感召力最巨大的一种，所以杜甫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杜甫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杰出代表。
文化是人的创造物，是人类活动的总和。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对人的思考、对人的关怀，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所以，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虽然博大精深，在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上都使人有观海难言之感，但是她最重要的积淀则体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上面。杜甫的人格典型地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杜甫是为陶铸中华民族文化性格作出了最大贡献的少数杰出人物之一。一部杜诗，其终极价值正在于它对中华文化作出了最生动、最丰富的阐释。所以我完全同意本文开头所引闻一多的论断：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