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日
宋代含义:朱熹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就是春。
译文
风和日丽游春在泗水之滨,无边无际的风光焕然一新。
谁都可以看出春天的面貌,春风吹得百花开放、万紫千红,到处都就是春天的景致。
注释
春日含义:春天。
胜日含义:天气晴朗的好日子,也可看出人的好心情。
寻芳含义:游春,踏青。
泗水含义:河名,在山东省。
滨含义:水边,河边。
光景含义:风光风景。
等闲含义:平常、轻易。“等闲识得”就是容易识别的意思。
东风含义:春风。
赏析
人们一般都认为这就是一首咏春诗。从诗中所写的景物来看,也很像就是这样。首句“胜日寻芳泗水滨”,“胜日”指晴日,点明天气。“泗水滨”点明地点。“寻芳”,即就是寻觅美好的春景,点明了主题。下面三句都就是写“寻芳”所见所得。次句“无边光景一时新”,写观赏春景中获得的初步印象。用“无边”形容视线所及的.全部风光景物。“一时新”,既写出春回大地,自然景物焕然一新,也写出了作者郊游时耳目一新的欣喜感觉。第三句“等闲识得东风面”,句中的“识”字承首句中的“寻”字。“等闲识得”就是说春天的面容与特征就是很容易辨认的。“东风面”借指春天。第四句“万紫千红总就是春”,就是说这万紫千红的景象全就是由春光点染而成的,人们从这万紫千红中认识了春天。感受到了春天的美。这就具体解答了为什么能“等闲识得东风面”。而此句的“万紫千红”又照应了第二句中的“光景一时新”。第三、四句就是用形象的语言具体写出光景之新,寻芳所得。
从字面上看,这首诗好像就是写游春观感,但细究寻芳的地点就是泗水之滨,而此地在宋南渡时早被金人侵占。朱熹未曾北上,当然不可能在泗水之滨游春吟赏。其实诗中的的“泗水”就是暗指孔门,因为春秋时孔子曾在洙、泗之间弦歌讲学,教授弟子。因此所谓“寻访”即就是指求圣人之道。“万紫千红”喻孔学的丰富多彩。诗人将圣人之道比作催发生机、点燃万物的春风。这其实就是一首寓理趣于形象之中的哲理诗。
创作背景
人们一般都认为这首诗就是作者春天郊游时所创作的游春观感,而根据作者生活的年代可知这首诗创作之时泗水之地早被金人侵占,作者也未曾北上到达泗水之地。
朱熹
汉族,祖籍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三明市)。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就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次韵雪后书事二首》
宋代:朱熹
惆怅江头几树梅,杖藜行绕去还来。
前时雪压无寻处,昨夜月明依旧开。
折寄遥怜人似玉,相思应恨劫成灰。
沉吟日落寒鸦起,却望柴荆独自回。
满山残雪对虚堂,想似当年辋口庄。
门掩不须垂铁锁,客来聊复共藜床。
故人闻道歌围暖,妙语空传醉墨香。
莫为姬姜厌憔悴,把酒
《次韵雪后书事二首》译文
江边的几树梅花真是令人惆怅,我拄着藜杖在树下徘徊,离开,又回来。
先前白雪覆盖在梅花上,看不出是雪是梅,花朵无处找寻,昨天夜里伴着皎洁的月光,梅花依旧凌寒盛放。
今日我想折下几枝来送给远方的那个我怜爱的人,遗憾的是相思这场劫已化为灰烬。
我在树下沉吟了良久,直到日暮时分,寒鸦归巢,且远远的望着那扇柴门,独自归去。
《次韵雪后书事二首》注释
⑴次韵:旧时古体诗词写作的一种方式,使按照原诗的韵和用韵的次序来和诗。书事:记事。书是书写、记录的意思。
⑵劫成灰:古印度传说世界经历若干万年毁灭一次,重新再开始,这样一个周期叫做一“劫”,后人借用“劫”指天灾人祸。“劫灰”本为“劫火”之余灰,此处当指灾祸后留下的残迹。
《次韵雪后书事二首》鉴赏
这首诗的题目为“次韵雪后书事”。这首诗是一首和诗。和诗是朋友之间用诗相互酬答的一种方式。这种朋友之间的相互酬答,既可以是面对面的,也可以是身在异处通过书信的形式来进行的。根据诗中的“折寄遥怜”、“相思”、“独自回”等词可知,这首诗显然属于后者。这首诗是一首记事诗。诗歌所记何事?且看诗歌本身。
诗歌开首就用一个直接表达感情的`词“惆怅”,不仅奠定全诗的感情基调,且获总领全篇之效。此词的作用虽然易解,但问题是,谁人“惆怅”,为何“惆怅”。谁在“惆怅”呢?首句说“惆怅江头几树梅”,莫非梅在惆怅?根据颔联,前时虽曾大雪压梅,然梅已在昨夜雪后绽放枝头,当无惆怅之理由。既然不是梅在惆怅,惆怅的就只能是诗人自己。诗人开篇就说自己“惆怅”,可见其“惆怅”之浓之深。诗人作诗,当蓄积的感情于提笔之际浓烈得难以化解时,便无暇慢条斯理的运用所谓的技巧表达之,而常常在诗歌的开头直接予以发泄,若李白之“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难》),即为此类。然则,诗人为何惆怅?是因为江头只有几树梅,为梅之少而惆怅吗?恐亦不是。为何?因为梅虽是中国古代诗人的爱物,但其诗中的梅多以株,甚至以枝论,若“墙角数枝梅”之类,然未见有诗人因此而惆怅者。因此,朱熹之惆怅当非为梅而为其内心本有之情绪。既然诗人非为梅惆怅,为何要以“江头几树梅”紧承其后?因为诗人要借江头的这几树梅来纾解心中之惆怅。
诗歌第二句云,“杖藜行绕去还来”。“杖藜”者,拐杖也。此句写诗人之行为。诗人手扶拐杖绕行于梅下,去而复来,何也?乃因诗人爱梅,不忍离去耶?此种可能虽不能排除,然结合首句与第三四联看,似理解为诗人因惆怅极深,徘徊难去,更为妥当。
颔联忆寻梅之经历。“前时雪压无寻处”,似为诗人惆怅之因。然昨夜雪停,梅已于月下绽放,因雪无处寻梅的惆怅当烟消云散,何以今日仍惆怅难抑?此句再次表明,诗人的惆怅非为梅也。整联写诗人寻梅之经历,却以“雪压”表现梅生存环境之恶劣,从反面衬托梅冒寒绽放的坚贞品质;且诗人强调梅于月明之夜绽放,乃借明月烘托梅之高洁品格。诗人于此联宕开一笔,不写自己的惆怅,而忆寻梅之经历,既使诗歌在章法上显得摇曳多姿,又为下联写折梅寄意做铺垫。
颈联是理解全诗的关键。上联“折寄遥怜人似玉”,意谓折一枝梅寄送给似玉的远人。问题是,诗人为何将远人比作“玉”?“怜”又当作何解释?有人认为,此处的远人是一位貌美如玉的女子,“怜”是爱的意思。诚恐不妥。首先,一位走路都需手扶杖藜的老者因为思念一位年轻女子而惆怅得在梅下绕去绕来,去而复来,实在有失体统。再者,这样解释与下联“相思应恨劫成灰”在意思上也难以联系起来。“相思应恨劫成灰”应是诗人的想象,是诗人想象远人思念自己时的情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此句中的一个“应”字。“应”是“应该”的意思,应该怎么怎么,乃是一种推测。此句若写的是诗人自己,当然无需推测;既然用了推测,只能是诗人的想象。诗人想象这个似玉之人在思念自己的时候,心中还有“恨”。“恨”什么?“劫成灰”。从中便可推测,诗人要寄梅与之的人必是经历了某种严重的祸患,因此,诗人想象他在对自己的思念中仍带有怨恨。至此,诗人何以要寄梅与他,何以要喻他为“玉”就明白了。原来诗人是希望他虽经历磨难却能像梅一样坚贞不屈,像玉一样保持高洁人格。原来诗人惆怅并非为自己,而是为朋友;诗人“杖藜行绕去还来”原来是在为朋友忧虑担心。
诗人的忧虑和担心是如此之深,乃至于行绕于梅下“沉吟”而忘记了时间,直至“日落”时寒鸦飞起才被惊醒独自怅然而归。尾联仍重在对诗人行为的描写。“沉吟”描写诗人行绕于梅下满腹心思的样子,再次表现其内心难以排遣的“惆怅”。“独自回”,表现其孓然一身返回时的孤寂落寞。当然,尾联也有对环境的渲染。“日落”、“寒鸦起”一方面渲染环境的冷寂、凄清,烘托诗人内心的孤寂落寞;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其徘回于梅下时间之长,突出其“惆怅”之深。
这首诗以“书事”为题,句句都是在描写诗人的行为。这些描写为读者展示了一位思念远友,为朋友的遭遇满怀忧虑的老者形象。高考命题人认为这首诗是咏梅诗,实为不妥。咏物诗,所咏之物是整首诗描写的主体,咏物的目的或借物喻人,或托物言志,或兼而有之。这首诗虽然写了梅,却没有对其做正面描写,虽然也表现了梅的品格,目的却不在此。在诗中,梅只是诗人用以慰藉自己鼓励朋友的凭藉,而不是要着意表现的对象。如此,不能说其是咏物诗。
《次韵雪后书事二首》作者介绍
朱熹(1130年9月15日~1200年4月23日),行五十二,小名沋郎,小字季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沧州病叟、云谷老人、逆翁。谥文,又称朱文公。汉族,祖籍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三明市)。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劝学诗》这是一首逸诗,具体写作年代不详,大约在绍兴末年(1162)。日本盛传此诗,我国大陆亦不胫而走,以为为朱熹所作,姑且存以备考。
劝学诗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译文
青春的日子十分容易逝去,学问却很难获得成功,所以每一寸光阴都要珍惜,不能轻易放过。没等池塘生春草的美梦醒来,台阶前的梧桐树叶就已经在秋风里沙沙作响了。
注释
1、池塘春草梦:这是一个典故,源于《南史·谢方明传》,谢方明之子惠连,年十岁能属文,族兄灵运嘉赏之,云:“每有篇章,对惠连辄得佳话。”尝于永嘉西堂四诗,竞日不就,忽梦见惠连,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为工。常云:“此语神功,非吾语也。”“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诗句,后被赞誉为写春意的千古名句,此处活用其典,意谓美好的青春年华将很快消逝,如同一场春梦。
2、秋声:秋时西风作,草木凋零,多肃杀之声。
赏析
这是一首逸诗,具体写作年代不详,大约在绍兴末年(1162)。日本盛传此诗,我国大陆亦不胫而走,以为为朱熹所作,姑且存以备考。其主旨是劝青年人珍视光阴,努力向学,用以劝人,亦用于自警。该诗语言明白易懂,形象鲜明生动,把时间快过,岁月易逝的程度,用池塘春草梦未觉,阶前梧桐忽秋声来比喻,十分贴切,倍增劝勉的力量。
作者介绍
朱熹(1130年9月15日~1200年4月23日),行五十二,小名沋郎,小字季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沧州病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翁。谥文,又称朱文公。汉族,祖籍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三明市)。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生平
淳熙二年(1175年),与陆九渊为首的另一学派在信州(今上饶)鹅湖寺相聚,就两学派之间的哲学分歧展开辩论。淳熙五年(1178年),经宰相史浩推荐,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县)知军。八年三月至八月,朱熹任江南西路茶盐常平提举,来到抚州常平司官邸。在任期间,他募集钱粮赈济灾民,百姓得以安生。拟调直秘阁,他以捐赈者未得奖赏不就职。宰相王淮以浙东大荒,改荐朱熹为浙东常平提举。待捐赈者得到奖励,他才赴绍兴就职。后官至秘阁修撰、焕章阁待制兼侍讲。
绍熙间(1190~1194),朱熹应在祥芝芝山讲学的著名学者邱葵的邀请,到芝山游览,与邱葵互相唱和,并留下题咏芝山的诗文,其诗曰:“床头枕是溪中流,井底泉通石下池。宿客不怀过鸟语,独闻山雨对花时。”后人将此诗刻石立碑于芝山上。[1]庆元二年(1196年),为避权臣韩侂胄之祸,朱熹与门人黄干、蔡沈、黄钟来到新城福山(今黎川县社苹乡竹山村)双林寺侧的武夷堂讲学,并写下《福山》一诗。在此期间,他往来于南城、南丰。在南城应利元吉、邓约礼之邀作《建昌军进士题名记》一文,文中对建昌人才辈出发出由衷赞美。又应南城县上塘蛤蟆窝村吴伦、吴常兄弟之邀,到该村讲学,为吴氏厅堂书写“荣木轩”,为读书亭书写“书楼”,并为吴氏兄弟创办的社仓撰写了《社仓记》。还在该村写下了“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的著名诗句。朱熹离村后,村民便将蛤蟆窝村改为源头村,民国时曾设活水乡(今属上塘镇)以纪念朱熹。在南丰曾巩读书岩石壁上刻有朱熹手书“书岩”二字,在岩穴下小池壁上刻有朱熹手书“墨池”二字。朱熹还先后到过乐安、金溪、东乡等地。在乐安流坑为村口“状元楼”题写了匾额。应陆氏兄弟之邀,到金溪崇正书院讲学,并书“一家兄弟学,千古圣贤心”相赠。在东乡路过润溪(水名)时,留有《过润溪》诗。庆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7)诏赐遗表恩泽。淳熙九年,冯去疾提举江南西路,特建南湖书院(今富奇汽车厂址),以纪念朱熹。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熹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的上方有什么?”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不若是,非人也。”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的“南剑三先生”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李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而破坏和谐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善良,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美好事物,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的喜悦心情。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二)罢黜和议;(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临安,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压宋朝,隆兴协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局法官法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长,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还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赣县)江州(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当时南宋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南宋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乘机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建阳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