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谏文化兴起于先秦时代，它不但对于中国的政治结构有着深刻的影响，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同样影响巨大。
《诗经》里劝谏作品的出现，以及汉代《诗经》学“美刺讽喻说”的形成，乃至中国诗歌讽喻传统的最终形成，都与劝谏文化息息相关。要了解中国文学里的讽喻传统，就不能不了解劝谏文化。
一、先秦世卿制与《诗经》的劝谏诗
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以一定的血缘组织和地缘组织为前提的。这两者一经一纬，构成了社会的基本框架。但是，它们在早期人类社会构成中所占的比重，在各个民族里却是不一样的。如古希腊的每个城邦，作为一个地域组织，有着共同的利益，人们对这种地域组织的重视大于对家庭血缘组织的重视，由之产生了古老的民主制度。而我国的情况则不一样。“在我国早期社会历史中血缘组织的家庭、宗族非常发达，而地缘组织社区相对较弱。因此，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血缘气氛浓厚，血缘组织对国家制度与政治思想影响之深是世所罕见的。”
夏、商两代，文献不足，情况不是特别明了，但是从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还是可以发现，在这两个朝代里，血缘性的宗族集团一直是社会组织的主体，而且其主体地位不断加强。族权逐渐与王权结合，构成家国一体的国家形态。?而到了西周的时候，则形成了完全成熟的宗法制度。周人的宗族组织与国家政权的结合，比商代更加紧密，周王和各国诸侯都是集君统与宗统于一身，家天下的特征更加明显了。一个君主，既是一国之君，又是一族之长;既承担着治理国家的任务，又承担着“纠合宗族”的义务。“君统”与“宗统，’二者之中，前者虽然是从后者发展而来的，但是地位却己经更加重要了。也就是说，宗统应该服从于君统。《礼记大传》“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谷梁传?隐公七年》“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属通。”国君与和他同姓的贵族之间，首先是君臣关系，然后才是亲戚关系。同姓贵族不得以亲情来影响或妨碍国君对政治权力的施展。这样，当氏族解体，国家的利益上升到第一位的时候，原本混于一体的“宗统”与“君统”，开始分化为两个既各司其职又联系紧密的系统，以君统为主干，以宗统为枝叶，使得血缘组织国家化，国家组织血缘化。
在君主制度下，权力的集中，使国家政令比较容易统一，但是“天下系之于一身”，国家的治乱兴衰却更多地寄托于君王的英明与否。一般说来，仅凭君主一人之精力、智力和人格修养，是很少能够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保持正确有效地对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进行治理的。所以君主制度也需要一种集思广益的调剂，使国家政治机器有效地运转。于是，臣下对君主的进言、献策、劝谏就成为政治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国家机构的设置上，这一点也有体现。
《吕氏春秋?不苟论?自知》“天子立辅弼，设师保，所以举过也。”在这里，辅弼、师保的功能中，突出了“举过”一项。而我们知道，所谓师保，就是太师、太傅、太保，是负责教导君王的官员。如果君主尚未成年，他们就是幼君的监护人;如果君主巳经成年，他们仍然担任教育督导之责。在西周初年，太师、太傅、太保称“三公”不但是周王的老师，而且更是掌握国家重权的大臣。《诗经?小雅?节南山》“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毛传》“师，太师，周之三公也。”可见太师在西周国家政治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于比自己年轻的周王，太师太保是有教诲、督责的义务的。《尚书》里的《召诰》《《无逸》，就记录了召公、周公对成王的教诲、告诫。如果周王做错了事情，太师太保是可以指出并敦促其改正的。有的时候，这种教诲、纠正，甚至是可以用比较严厉的口吻说出来的。因为他们和周王之间，不仅仅是君臣关系，还有着血亲的关系，国与家的利益在他们的身上都是统一的。虽然“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但是当国君行为失当，做出了严重损害国家利益，亦即宗族利益的事情的时候，太师太保对他的劝谏，又很自然地带有同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老对不肖晚辈进行训诫的色彩，并因此而具有了一种威严的力量。
周代礼制，对于君统和宗统都是非常重视的。《礼记?丧服小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礼记?大传》:“服术有六：一曰亲亲，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长幼，六曰从服。”对于君王最高政治地位的尊重，属于“尊尊”的范畴;而对于同一宗族中人的亲情的重视，属于“亲亲”的范畴;而对于年长的人的尊重，则叫做“长长”。太师太保的身份，与礼制的“亲亲”和“长长”相合，这对于君王的“尊尊”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制衡力量。在周代独特的政治结构中，亲族的辅弼和监督，对君王的至尊权利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所以实际上，以“亲亲”为口号的宗统，对于以“尊尊”为口号的君统，并不仅仅是一味地服从，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一种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复杂局面。
因此，除了太师、太保这样的国家肱股重臣外，一般的卿大夫也有责任和义务匡谏君主的过失。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周王朝及各诸侯国的卿大夫，大多是与君主同姓的贵戚。可以说，周代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君臣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家政治的运作方式，与后代是大不相同的。这也就决定了当时的劝谏文化，会呈现出与后代大为不同的格局。《孟子?万章下》：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在孟子的时代，异姓之卿己经比较多，所以孟子会把他们与传统的贵戚之卿作一对比。在这明显的对比中，不难看出贵戚之卿的家、国一体的立场。当君主昏庸暴虐，屡谏不听，严重损害家国利益时，贵戚之卿甚至可以采取极端手段将之废黜，以维护本家族的统治。宗族的利益是高于任何个人的利益的，连君主也不能例外。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先秦时代贵族的进谏心态了。《诗经》的二《雅》中，有许多贵族作品，其中颇有不少是用来对君王进行劝谏的：
《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
《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无纵诡随，以谨缱绻。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
《大雅?板》：犹之未远，是用大谏。
《大雅?抑》：於乎小子，未知臧否丨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谁夙知而莫成?
《毛诗序》:“《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板》凡伯刺厉王也。”《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从诗的文本中我们也看到，这些诗篇的语气，完全是长辈对犯了过错的晚辈谆谆教诲的语气，《抑》尤其表现得疾言厉色。在这种情况下，“谏”和“教”就很难分得非常清楚了。这是进谏在周代宗法制社会里的独特现象。
除了上述这些直接教训周王的篇什外，二《雅》中还有一些评论时政的作品，表现了贵族们对衰乱时局的忧虑和痛心。如《大雅?召旻》忧心忡忡地写道:“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於乎哀哉!维今之人，不尚有旧?”《小雅》里的《雨无正》、《十月之交》等诗作，都直接指斥了败坏国家纲纪的庸官佞臣，对他们的罪行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这些诗如果是用来进谏的，其方式笔者以为都并不委婉曲折，不是后来《毛诗大序》所谓的“主文而谲谏”，而是正谏。
另有一些贵族卿大夫的作品，如《小雅》中的《正月》、《四月》、《北山》、《无将大车》、《小明》、《何草不黄》等诗，或感时伤乱，或痛恨劳逸不均，或述说行役之苦，或抒发对命运的忧惧，都在个人的感怀中表达出对社会政治的见解，又没有直斥君主的过失。如果用它们来作谏书，那么若称之为“谲谏”，是应该能够成立的。但是这种作品在怨刺诗中所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知道，《诗经》作为先秦时代的重要典籍，与当时的政治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其中的部分篇章，是可以用来劝谏君主的。这是当时的一种政治传统，也就是“献诗”。关于献诗说的记载，最有名的要数《国语?周语上》中“邵公谏厉王弭镑”一节里的那段话了：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晋语六》里也说“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另外，《楚语上》里楚左史倚相追述卫武公故事一节和《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对晋侯说的话里，也有与上引两段相似的记载。它们都说明了这样一个史实：周代的贵族卿大夫有义务以献诗的方式来对君主进行劝诫，使他能够更加英明地处理政事。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劝谏在《诗经》中并不是无处不在的。《诗经》中的精华部分一160首“国风”，大多是民间的歌唱，难与政治劝谏拉上多少关系。正如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宣公十五年》中指出的“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朱熹《诗集传序》也说《国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在人民的生活中，当然也会受到阶级压迫和无道政治、战乱等带来的苦难，所以他们的歌咏当中也就自然有一部分怨刺上政的篇什了。《唐风?秋杜》、《王风?兔爰》、《小雅?苕之华》等诗是下层人民在荒乱年月中的痛苦呻吟，决非为劝谏而写作。而《邶风?新台》、《齐风?南山》、《魏风?硕鼠》等诗，则是直接揭露统治者的丑恶嘴脸。《鄘风?相鼠》则更进一步，痛斥丧尽廉耻的卫国统治者:“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这就与相传是夏桀时的“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有着精神上的一致性。在这些诗篇中倾泻而出的，是人民对统治阶级的不满、怨恨和诅咒，截然不同于献诗的公卿大夫的忧虑和痛心。这是由他们各自不同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
上述这些作品本身的创作意图，绝不是为了劝谏。如果说它们在客观上能够起到劝谏的作用的话，那也是被采集到朝廷以后，作为“观民风”的材料而引起统治者的戒鉴了。这就和周代的另外一个传统一“采诗”相关了②据说周代设有“行人”一官，专门负责去各地采诗。《汉书?食货志》也说“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宣公十五年》中写道“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统治者通过这些采集上来的诗观察民情，考正政治得失?。这其实是一种比较原始的信息反馈的方式。瞽、瞍、乐工们拿着这些诗篇，在君主身边经常诵读或歌唱，希望他们能够从中了解下情，从而在施政时能够更好地协调各种关系。这就是所谓“讽诵”。
“讽”字的本意就是朗读、背诵。《说文》：“讽，诵也。从言，风声。”段玉裁注“《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注：‘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倍同背，谓不开读也。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周礼经》注析言之，讽、诵是二;许统言之，讽、诵是一也。”瞽、瞍们讽诵的诗篇，有采来的，也有献上的;有风诗，也有雅诗;有本来就是为劝谏而作的诗，也有并无政教目的的诗。诵读前人作的劝谏诗，巳经不是原始意义上的进谏了，而讽诵民间采来的风诗，就更只是提供给君主一个“斟酌”的材料罢了。即使这些风诗在讽诵的过程中对统治者产生了警戒的作用，这作用与诗人最初的本意也是脱钩的。所以，“讽”、“谏”最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谏”的本意是“直言规劝”，就诗来说，它是一部分献上的诗的创作目的，而“讽”只是一种用诗的方式。由于讽这种方式比较幽隐，比谏更为委婉，不伤君臣间和气，所以逐渐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特别是在汉代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政体下，帝王的尊严不容冒犯，讽就更得到了推崇。与此同时，“谏”的外延不断扩大，讽最终就被当成了谏的一种，其字义也发生了转移，接近于《诗大序》所谓的“谲谏”了。于是汉代就出现了“讽谏”这个词。
下面我们就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看“讽谏”是怎样一步步得到提倡的。
二、进谏方式的改变
在比较早的时候，进谏是比较直截了当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也就是“谏”字的的本义。我们来看看古代典籍中对“谏”字的解释：
《说文?言部》“谏，证也。”
《广雅?释诂一》“谏，正也。”
《广韵?谏韵》“谏，直言以悟人也。”
《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郑玄注“谏者，以礼义正之。，’
从这些解释中可以得知，“谏”字最初的意思就是以直言教正别人，教正的对象也是比较普遍的，没有特别的规定。直言相谏，是原始初民劝谏活动的基本形态。后来，“谏”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指向，主要指地位低的人劝谏地位高的人，尤其指臣谏君或子谏父。在实践中，人们发现正言直谏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进谏方式。一方面，它不一定能够取得最佳效果;另一方面，它甚至会使进谏者陷于危险之中。毕竟，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没有几个人是愿意听揭自己短处的话的，从小便养尊处优、颐指气使的君王，更是如此。如果这位君王德行、脾气好一点的话，即使不接受意见，也不会报复进谏的人;但如果碰上了暴虐无道之君，那么进谏的人就危险了。关龙逢直谏夏桀，比干极谏商纣王，春秋时期泄冶谏陈灵公，伍子胥谏吴王夫差，都惨遭杀害。所以忠臣并不是好做的。在道与势的直接对抗中，以执持道义一方的悲壮失败而告终的情况，是非常多的。
理想、道义与残酷的现实，形成了剧烈的落差，这促使人们深入思索处世之道。在对政治的热情、对国家的责任心与对自身生命的珍惜之间，怎样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很多人都在考虑的问题。《论语?子张》记子夏曰“君子……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镑己也。”主张劝谏的深入程度要与君主对进谏人的信赖程度相适应。荀子则对这个问题有更细致的论述。他在《荀子?臣道》中，一边极力阐说谏、争、辅、拂之臣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但同时又主张大臣在侍奉不同的君主的时候，应该采取不同的态度和策略：
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事中君者，有谏争无谄谀;事暴君者，有补削无挢拂。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违其恶，隐其败，言其所长，不称其所短，以为成俗。
这里，就不仅仅是对道义的执守，也有着权宜保身的策略了。
荀子论述的，是比较笼统的与国君相处的臣道，而探讨具体进言方式的，则以韩非子为最有心得了。他写了一篇著名的《说难》，以明谏说君王的困难。他列举了谏说中种种表面的和潜在的危险，认为必须先小心谨慎地获得君主的信任，然后才能畅所欲言。“有爱於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韩非子最后还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韩非的论说虽然极为精辟，但他自己最后却被谗死在秦国狱中。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叹息说“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洪迈《容斋随笔》也写道:“韩非作《说难》而死于说难，盖谏说之难，自古以然。”韩非的个人悲剧，是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的。
鉴于人主的“逆鳞”不能触动，那么人臣在进谏的时候，必须寻求比直谏更好的方式。怎样揣摩君主的心意，既不伤害他的自尊心和虚荣心，不触怒他，又达到劝谏的效果，是很多人曾经致力探讨的问题。在很早的时候，这样的尝试就巳经开始了。春秋时期，就有很多机智的大臣用委婉含蓄的语言，来对君主进行劝谏，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国语?晋语八》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平公射鴒，不死，使竖襄搏之，失，公怒，拘将杀之。叔向闻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杀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于晋。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鴒不死，搏之不得，是扬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杀之，勿令远闻。”君忸怩，乃趣赦之。
叔向正话反说，表面上赞成晋平公的荒谬行为，
实际上却讽刺他自己无能而迁怒竖襄。晋平公也感到很惭愧，只好放了无辜的竖襄。在先秦时代，像这样精彩进谏的例子很多，从中体现出的进谏方法也很多样，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春秋晚期，王纲解纽，礼崩乐坏，传统的宗法血缘制度开始松散，官僚政治的客卿制开始逐渐取代世卿制。秦并六国之后，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封建帝国。秦始皇作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使中国的政治结构产生了巨大变化，君主专制制度完全建立起来，皇帝的威严远逾前代任何君王。秦始皇纯用法家思想，钳制舆论，焚书坑儒，断绝言路，奋其私智，“独夫之心，日益骄固。”下情不能上达，使得社会矛盾迅速激化，秦朝很快就灭亡在农民战争的熊熊烽火之中。
代之而起的汉王朝，在革除了秦之弊政后，却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秦代的那一套官僚政治体系。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使皇帝更加高高在上，不可冒犯。而且，此时的君臣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周代宗法制下君臣之间的亲戚关系，在秦汉时代巳经不复存在。“亲亲”对于“尊尊”的制约作用，也基本上消失了。在西汉前期，纯用文法吏，战国时代新兴起的“士”在政治上完全不被重视，地位非常之低。随着强大的诸侯国势力被逐一消灭，四海归一，诸侯-游士时代在景武之际彻底终结，士人不再像先秦时代那样能够自由地奔逐于各国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而是只能依附于中央王朝，除此别无出路。④由于此时的情况巳经变为士人对皇帝的单方面依附，所以在先秦时代士人与君主之间那种师友的关系很难看见了，基本上只剩下了上尊下卑的君臣关系。古老的师道，在汉代也大打了一个折扣。在汉朝，虽然进谏不如在秦朝那样危险，但是比之先秦时代，是要危险得多了。
【作品简介】《梦泽》是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所写的一首咏史诗，此诗乃诗人于大中二年北归时目睹荒凉的梦泽时有感所写。诗歌用辛辣的语调讽刺了楚灵王的昏庸无道，并对渴求宠幸的宫女的愚昧麻木表达了深深的谴责和惋惜。在《玉溪生诗集笺注》中，此诗被评为“刺荒淫亡国”。
梦 泽
李商隐
梦泽悲风动白茅，
楚王葬尽满城娇。
未知歌舞能多少，
虚减宫厨为细腰。
李商隐唐诗鉴赏
大中二年(848 )秋天，作者由桂林北返长安，途经梦泽一带时，因眼前景物的触发，引发对历史和人生的感慨，写下了这首诗。梦泽，这里约指今湖南北部长江以南、洞庭湖以北的一片湖泽地区。
首句“梦泽悲风动白茅”写望中所见梦泽秋天荒凉景象。茫茫湖泽荒野，极目所见，惟有连天的白茅。
旷野上的秋风，吹动白茅，发出萧萧悲声。这旷远迷茫、充满悲凉萧杀气氛的景象，本来就很容易引发怀古伤今的情感。加上这一带原是楚国旧地，眼前的茫茫白茅又和历史上楚国向周天子贡包茅的故事有某种意念上的关联。第二句“楚王葬尽满城娇”。在诗人脑海里想起一连串楚国旧事平常最熟悉的是楚宫细腰故事。
相传楚灵王好细腰的故事，先秦两汉典籍中多所记载。例如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后汉书·马廖传》)的记载，但范围却由“宫中”扩展到“满城”，为害的程度也由“多饿死”变成“葬尽”。
突出了“好细腰”的楚王这一癖好为祸之惨酷。但“葬尽满城娇”的想象却和眼前“悲风动白茅”的萧瑟荒凉景象难以分辨。如今这悲风阵阵、白茅萧萧的地下，也许正埋葬着当日为细腰而断送青春与生命的'女子的累累白骨呢!眼前的景象使诗人因历史想象而引起的悲凄之感更加强烈了。楚王罪
“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由于楚灵王好细腰，这条审美标准风
古诗词鉴赏题在高考中越来越不可忽缺，很多学生对此感到非常苦恼，总是找不到古诗词考试的解题技巧。其实，只要我们掌握了一些基本方法，寻找到一些基本规律，应付古诗词考试是能游刃有余的。诗歌鉴赏要求考生从诗歌内容、语言、结构、写作技巧及作品风格、鉴别其所表达的主旨、思想情感及社会意义，注意这些方面，考生会成为诗词苑囿中的好“园丁”。
一、古诗词赏
1、古诗分类：
绝句：五言绝句 七言绝句 律诗：五言律诗 七言律诗
律诗：首联(1,2)、颔联(3,4)、颈联(5,6)、尾联(7,8)
2、方法指导：
(1)从作者入手，联系已知作者的生活经历，风格知识理解内容;
(2)借助于诗词的标题、注释、写作背景，理解诗人写作意图;
(3)从语言入手，抓住诗词中要害词句(动、形容词、议论和抒情的词句)
( 4) 词表现手法的赏
3、诗词题材和作者的风格特点：
田园： 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热爱之情，归隐田园的渴望。(陶渊明、王维、孟浩然)
边塞：反映边塞的苦寒，寂寞生活和思念家乡亲人，渴望国家安宁和报效祖国、为国建功立业的爱国情怀。(王昌龄、高适、岑参、范仲淹)
忧国(民):表达强烈的爱国之情;或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对统治者的担忧、不满。(陆游、杜甫(沉郁顿挫)、辛弃疾、文天祥、)
咏史:感慨历史,希望统治者以史为鉴，吸取教训.(刘
送别：诉说友情,表达依依不舍的思念之情和对友人的劝慰、祝愿.(李白、王勃、)
思乡：抒发自己在他乡的孤独、寂寞、凄凉，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马致远、崔
咏(物)志：借歌咏自然事物来表达。。。。。。志向、心愿，抒发对。。。。。愤慨、不满。(曹操、李白、韩愈、 )
写景： 对大自然、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和热爱之情。
叙事： 通过所见闻的事情来抒发自己的喜悦(同情、愤慨、痛恨、悲伤。。。。。。之情)。(白居易《观刈麦》、杜甫《石
爱情：写男女爱慕之情和爱情生活，抒发一种相思、离别之苦。(温庭
怀古：对古人、物、事发出感慨，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对。。。。。。的不满，或对。。。。。寄予。。。。 的愿望。
二、根据题材的不同
分
1、爱情诗这是以爱情(包括悼亡)为题材的诗，也称“情歌”、“闺怨诗”。爱情诗自《诗经》起，源远流长，主要描写男女爱慕之情和爱情生活，或抒发离别相思之情。如《兼葭》、《迢迢牵牛星》、《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李商隐)、《鹊桥仙》(“纤云弄巧”秦观)等等。
2、讽刺诗这是以嘲讽或劝喻手法，揭露社会黑暗、世态炎凉，表达人民或正人直士呼声的诗歌，亦称“讽喻诗”，有时也称“政治讽刺诗”。讽刺诗同样源远流长，自《诗经》起直到现代从未消失。如《
3、哲理诗这是一种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述、议论，来寄寓或阐发某种哲理的诗歌。有的点明主题，有的含而不露，引人思考。有名的如苏轼的《题西林壁》、《琴诗》，朱熹的《观书有感》等。此外，有些诗虽不是哲理诗，但其中有的诗句富有哲理(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等)，也应留意。
4、送别诗这也是最早出现、最为常见的题材之一，主要抒写离情别恨，或用以激励劝勉，或用以表达深情厚谊，或用以抒发别离之愁。因为送别常与登山临水相联系，故又称“山水送别诗”。如《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王勃)、《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别董大二首》(高适)等。
5、记行诗又称记游诗、行旅诗。或描述个人游历见闻感受，或表现思亲怀乡之情，叙事与抒情相结合。这类诗离不开山水景物描写，所以又称“山水记行诗”。这与纯粹的山水诗略有区别，是“以记抒情”为主的。如杜甫的《旅夜抒怀》、马致远的《秋思》，便不可视作山水诗。
6、边塞诗这是以描写边塞风光，反映边疆将士生活为基本内容的诗歌。唐代有名的边塞诗人有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李颀等。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王之涣的《凉州词》、王昌龄的《出塞》以及宋代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等，均是
7、咏史诗这是以吟咏或评论历史故事、历史人物为题材，借此抒发情怀、讽刺时事的诗歌，一般是先叙事后议论;也有一些只叙述对比而不加议论，让读者思考的。咏史为题的诗以班固的《咏史》、西晋左思的《咏史八首》为早期有名代表作。此后不断发展，出现了更多的咏史诗，如章
8、咏物诗。这是借吟咏自然或社会事物，来表达思想感情的诗歌，托物言志，象征比拟是其常用手法。这类诗先秦两汉已出现，唐以后佳作渐多。如王维的《相思》(“红豆生南国”)、李白的《白鹭》、杜甫的《归雁》、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于谦的《石灰吟》、王冕的《墨梅》等等，都是借自然之物，抒自己心志的名篇。
9、咏怀诗。这是以吟咏个人抱负，反映或讽刺社会为题材的诗歌，比兴、象征、联想等是其主要手法。咏怀诗也源自《诗经》，是古诗中最重要的诗歌之一。如屈原的《离骚》、《涉江》、李白的《行路难》、《将进酒》、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苏轼的《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陆游的《书愤》等等，都是令人感动的咏怀名作。
10、怀古诗。由凭吊古迹而产生联想、想象，引起感慨而抒发情怀抱负，这类诗就是怀古诗。怀古诗可归入咏怀诗大类之中，但独有特色;怀古诗与咏史诗略有不同，怀古诗是身临旧地古迹而抒情言志，而咏史则不必亲到历史遗址，在书房中就可以写作。怀古诗如杜甫的《蜀相》、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