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咏史诗的创作历史久远，直到晚唐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李商隐与杜牧二人将咏史诗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峰。
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咏史诗体是由东汉的班固开创，可惜“质木无文”。此后越来越多的诗人投身于咏史诗歌的创作。中晚唐以前的咏史诗一般是对历史人物、事件进行叙述或概括，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志，其中含有较多作者的个人感性认识。而咏史诗发展到晚唐时期，名人名作迭出，并表现出强烈的历史理性思考。
一、晚唐咏史诗的创作背景与发展
(一)晚唐咏史诗创作的社会背景
中晚唐时期君主崇尚经史、以史为鉴的思想意识，以及科举考试强化了对历史知识的考核的用人文化导向,形成了知识分子们探讨历史兴亡、论辩古今盛衰的史论风尚[1]。另外，晚唐社会内忧外患交织，敏感的知识分子们感到国事日非，因而大量进行咏史诗的创作企图拯救社会衰败局势。其选材上的广阔与丰富、内容上的大胆与讽刺、感情上的哀怨与敏感等，将咏史诗的创作视界带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
(二)咏史诗体裁流变
唐代咏史诗体裁可谓众体皆备，但中晚唐以前的咏史诗多为古体，律诗与绝句是少之又少。中唐以后以刘禹锡为代表的诗人越来越多地创作七绝、七律咏史怀古诗。直到晚唐，杜牧成为第一个大量采用七绝形式写作咏史诗者。此后，七绝便成为人们咏史时常用的体裁。李商隐也是当时咏史诗之大家，咏史之作多达六十多首，而且各体俱有佳作，更以七言律绝的成就突出。杜牧与李商隐是众多的咏史诗人的优秀代表,在咏史诗的发展长河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二、生平背景与创作心理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或樊南生，河南人，自幼处境微寒，生活艰难。李商隐一生都被卷入牛李党争难以自拔，跟随双方的政治浮沉而遭受牵连。他的悲剧遭遇，从根本上来说是唐后期整个社会上的种种积弊现实所造成的。
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出身于世家大族，后家道中落。由于其性情耿介，一生仕途不很得意，使得杜牧对社会现实有着超于常人的较为清醒的认识，从而在其诗中得到了较为客观全面的反映。杜牧继承了他祖父杜佑经世致用的传统，入仕之前便关注历代兴衰得失，好论政谈兵[2]。二十三岁时他就写下了著名的《阿房宫赋》，以讽刺敬宗的耽于声色游乐。这些都为他后来的咏史诗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杜牧、李商隐都处在唐朝社会黑暗及内忧外患的时代，都渴望力挽狂澜。两人写诗时的个人心态是不同的。李商隐在历经了无数人生道路的崎岖后，已朦胧感觉唐王朝中兴无望，又发觉自己缺乏挽救时局的力量与信心，于是悲观情绪渐浓，思想上产生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的危机感和幻灭感。他内心的苦闷和悲愤都反映出一种江河日下、黄昏渐近的时代气氛。黑暗的现实与他急切想挽救现实的愿望尖锐地冲撞，他只能把自己对现实地深刻理解，完全融入在历史事件的抒写之中。
杜牧的心态与李商隐则迥然有别。杜牧一生有着“愿补舜衣裳”的雄心壮志，相信只要自己的政治能力得到了皇帝的重用，就会在挽救大唐的危机命运中大有作为。杜牧的“天才的自信”，在很多咏史诗中都得到充分的表现。现实残酷，报国无门，杜牧缺少一个让他发挥才能的平台，因此他才好作翻案咏史之作。在《赤壁》、《题乌江亭》这两首诗中，他讥笑周瑜凭借运气在赤壁取胜，讥笑项羽不能忍辱负重，缺乏百折不挠的精神。他在翻历史陈案时突出强调个人的作用就能充分体现对自己政治才能的自信。
三、“讽”与“鉴”的创作目的
哲学是抽象地思考着世界，诗则是具体地表着着世界――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改造世界。李商隐和杜牧咏史诗都怀着高度的创作意识以期救国难于水火。
因生世的曲折与理想的不得志使李商隐对社会有更冷峻与清晰的认识。他的咏史诗多为“借古讽今”。讽刺产生于诗人对他所生活的世界看出了致命的矛盾，是人类的理性向它的破坏者的一种反击[3]。讽是其目的，也是其创作手段。而他还不是委婉的讽刺，而是直接行事，多为指事切近，大胆揭露，“敢言人之所不敢言”。如《龙池》有关唐、杨的故事早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就写过，但是被有意作了掩饰和修改，借以歌咏二人生死不渝的爱情。李商隐却旨在揭露玄宗霸占儿媳的淫秽丑行，据实直录，毫不掩饰，虽无一恶字，却无一字不贬。李商隐在《华清宫》用了明显的反讽手法发难于当朝皇帝唐玄宗，使语调更加尖刻冷峻。以致纪昀曾用“尖酸刻薄”来形容其诗，很多人也认为“大伤诗教”。 其实他是顺应自己的强烈情感，没有遵循自古以来就奉行的“怨而不怒”的传统标准而已。
杜牧的咏史诗大多是就史而论史，有感于晚唐颓势，较为笼统地抒发兴亡之感，虽然其诗不乏讽刺意味，但其中“鉴”的作用更为明显，以期达到警诫作用。如《泊秦淮》一诗叹商女唱曲，世风日下，曲折影射了他所处的晚唐统治阶级醉生梦死的没落现实，以警醒众人不要沉溺于声色而重蹈亡国覆辙。诗人在《江南春绝句》中凭吊南朝覆灭时的寺庙，对其来历稍作点拨，使人既纵向想象当年这些佛寺建造的历史，又能横向联想唐王朝过分崇佛致国力衰退的后果，含蕴地揭露当时崇佛修寺的情景。无论侧重于“讽”还是侧重于“鉴”，他们都以叹古怀昔的旧形式，反映了现实社会，及难以排遣的.兴废之感，扩大了咏史诗表现的容量，增强了咏史诗的现实性。
四、 同而不同的艺术特征
杜牧、李商隐的咏史诗比较讲究立意结构、遣词造句，其诗的艺术特征与表现手法，有些是相近的，有的则是各有特色。
(一)选材典型，往往以小见大
李商隐的咏史诗常选取典型的人物、事件来达到对昏君奢淫误国的有力揭露讽刺。选用历代昏君,将他们作为历史的反面典型,以此讽喻当代君王。如《隋宫》(绝句)选取了典型的历史事实，总结隋朝亡国的教训，着力刻画隋炀帝祸国殃民的暴君形象。而选用正面之人如屈原、宋玉、贾谊等，借咏叹这些人的不幸遭遇,表达自己的身世之感和人生慨叹。李商隐还常选取昏君游玩淫乐的小物品,借题发挥,以小见大,寄寓深刻感慨，如在《齐宫词》中，诗人借用九子铃来串演北齐后主、梁台新主相继荒淫亡国的悲剧,寄托兴亡的感慨。
杜牧的《赤壁》是由一件从江沙打捞出来的三国时的铁戟联想起那场历史上惊心动魄的赤壁之战。还运用铜雀、二乔这些虽与战争无关，但却是三国时的标志性人物、建筑意象，来引发巨大的时空逆转与深长的历史思考。《过华清宫绝句》未曾罗列玄宗骄奢淫逸的生活现象，而只选取千里急送荔枝博取贵妃一笑这样一件“小事”简单陈述。谨守了历史的真实，又高于历史的真实，达到了艺术的真实，形成非常富于戏剧性的场面，于细微处发现历史问题。
(二)对比强烈，叙写形象
在诗中展示鲜明对照的历史画面，能以最省俭的笔墨，将诗人饱满丰富的感情，表现得痛快淋漓。
李商隐写作咏史诗,与很多诗人有所不同,往往很少直接议论和具体评判,用抽象的道理来教训人们,而多通过展开合理联想和形象叙写，从对比鲜明的画面和意象中寄寓讽喻之情。《北齐二首》篇中“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剪裁了发生于不同时间的两个场景，不留情面地将昏君的丑态用鲜明的对比展现出来, 国之将亡，昏君仍沉迷后宫，字里行间充溢着尖锐而辛辣的讽刺意味。《南朝》则把陈后主的荒淫较比于齐废帝有过之无不及，后代荒淫甚于前朝。
杜牧也常运用鲜明对照的特写镜头。如《台城曲二首》其一描写陈亡时陈后主在国破后竟可笑地躲入井中，而城外军队战势激烈，城内城外的场景形象而有条不紊的一一展开，对比强烈，情节形象可感。更为著名的《过华清宫三绝句》,更是劳民伤财，生活奢侈的进贡荔枝只为博美人一笑，真正所谓“一笑倾城，一笑倾国”。宫中歌舞升平，宫外则社会政治形势剧变，画面虽简单，却将当时表面波澜不惊，实际暗流汹涌的政治无限延伸到了整个社会的动态，将山河破碎的原因一一用形象的笔触作了揭示。
(三)善于“点铁成金”，议论不落俗套
咏史诗题材多为众所周知的不新鲜题材，可是“小李杜”能够对老生常谈的典故“点铁成金”，显示了他们非凡的见解，使咏史诗的艺术欣赏价值和历史鉴戒意义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如李商隐的七绝佳作《梦泽》，关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典故，自古以来人们都习惯性地指责残暴荒淫的“好细腰”的楚王。李商隐却将批判重点放在自作自受的宫女身上。他不是表面性的讽刺这些人的媚主邀宠，而是深入地讽刺这些悲剧人物麻木不仁的人生状态。这种深层次的思考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题材原有的普通意义，将腐朽丑陋的世风作了最本质的暴露。其咏史佳作《贾生》，也突破了借贾谊的经历以抒发己之不遇的习惯做法，从贾生被君主赏识的角度出发，先抑后扬，反其意而用之，将事实的真相与表象自我矛盾。
杜牧很善于对历史人物事件重新做出评价与出人意料的议论,渗透着一种对历史和现实的体察。他在《题桃花夫人庙》(七绝)深究息国之亡的原因。正如《瓯北诗语》中所评：“以绿珠之死，形息夫人之不死，高下自见。而词语蕴藉，不显露讥讪，尤得风人之旨耳。”他能够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是那些人所尽知的美色误国之浅显见解所远不及的。而《题商山四皓庙》取典于吕后请商山四皓出山以固太子储位之事，历来人们对此事评价甚高，而杜牧能超出常人的眼光，指出因四皓出山而致吕后专权的恶果。这种立意的高绝，见解的独到正如赵翼所云:“杜牧之作诗，恐流于平弱，故措词必拗峭，立意必奇辟。多作翻案语，无一平正者。
五、咏史诗意境
诗的境界是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所创造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契合的艺术境界。一首诗的意境则包含了时代特色与个人特色，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个人特色。明人宁濂指出：“诗，心之声也。是故凝重之人，其诗典以则，俊逸之人，其诗藻而丽;燥易之人，其诗浮以靡;奇刻之人，其诗峭厉不平;严庄温雅之人，其诗自然从容而超乎物象之表。”
李商隐喜欢重构历史，并将其感伤心态与悲剧气息融合其中，把对社会的义愤与不平曲折折射出来。创作中他大力以“绮靡”之词写“怨刺”之诗。“绮靡”作为不同于他人的诗风与浓郁的抒情色彩和深长的情致，深刻的议论、尖锐的讽刺多相结合达到了境界的高度浑融 [7]。他自己的目标就是要将讽谕怨刺的内容与委婉清丽的形式结合起来，是“徘徊胜境，顾慕良辰，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
杜牧自忖“平生五色线”，咏史诗也自然呈现出指点江山，品评历史的勃勃英气。但人生经历与性情让他在咏史诗中常常情不自禁地以个人意识体察历史，敢于突破单纯演绎史实，褒贬人物的格局，大胆凸现鲜明的个人色彩借咏史以抒怀，将其积极的情态，高绝的议论与过人的史识融合，指摘时弊，针砭现实。他的诗不重视用词的华丽，而更重于诗中情志。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诗必须为自我性格、情趣、经验的返照。诗境经过了移情处理后已经心神凝注，物我两忘。
李商隐常在咏史诗中把主观感情移入诗中对象，处理题材时也表现出浓厚的主观化倾向。他用虚拟推想之辞在史实传说的基础上加以艺术的想象，而且诗中所表现出的意境真实与艺术真实令人信服。《隋宫》(七律)只根据史实传说经过自己的艺术处理对昏君作了尖锐的刻画，场面不失为真实可感，堪称大手笔。
杜牧的咏史诗往往重新虚构历史的陈案或结局，将历史上已成定局的重大事件从其个人愿望做出观照。《题乌江亭》中杜牧从其为人性情出发对项羽的自杀行为进行了否定。又如《赤壁》也未从正面入手，而是展开逆向思维，得出一个假设中的结局，使人对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做出深思。
六、结语
杜牧的七绝咏史对史论式诗体的确立产生了重大影响。李商隐从选材的意识到艺术的表现形式无不垂范后世，为晚唐咏史诗的集大成者。他们所触及的题材范围之广，表现手法的丰富以及风格的多变都推动了咏史诗的发展。他们的创作承前启后，在咏史诗的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蝶恋花
朝代：宋代
作者：秦观
原文：
晓日窥轩双燕语。似与佳人，共惜春将暮。屈指艳阳都几许。可无时霎闲风雨。
流水落花无问处。只有飞云，冉冉来还去。持酒劝云云且住。凭君碍断春归路。
艺术成就
秦少游是北宋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到秦少游时，习惯上总是把他与婉约词联系在一起，却较少提及他的诗，更少论及他的文。其实，在秦少游现存的所有作品中，词只有三卷100多首，而诗有十四卷430多首，文则达三十卷共250多篇，诗文相加，其篇幅远远超过词若干倍。当然，评价一个作家的成就不能只看作品数量而不看质量，有的作家存世虽只有一部(篇)作品，但其影响巨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是无可撼动的。尽管如此，要历史而客观地评价秦少游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与地位，如果只论其词，而不论其诗其文，尤其是不论其策论，不仅有失偏颇，而且也评不出一个完整的秦少游。
紧扣现实，不尚空谈
秦少游的策论共有50篇，其中进策30篇，进论20篇。认真分析这些策论的内容就可以发现，这些文章大都能紧扣当时的社会现实，较少作书生之空谈。这一方面与当时制科之文的要求有关，一方面也与其业师苏东坡的鼓励与点拨有关。苏东坡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散文创作的成就颇高，他的鼓励与点拨当然是经验之谈。
引古证今，说理透彻
策论是古代的一种特有文体，相当于现代的政论文，是臣向君提出的有关国事、朝政的意见和建议。它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帝王，因而在写作上不能长篇大论地泛泛而谈，篇幅要短，立论要明，论据要足，说理要透。既要注意一事一议、深入浅出，更要注意言而有理，言而有据，言而有序。统观秦少游所写的策论，基本上达到了以上几点要求，特别在引古证今、说理透彻方面更是无懈可击。
结构严密、章法井然
熙宁四年，宋神宗采纳王安石的建议，改革科举法，“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士”。为了应举，秦少游在策论的写作上下了不少功夫，他对策论写作的重视甚至超过诗词赋。他曾说“作赋何用好文章，只以智巧饤饾为偶俪而已。若论为文，非可同日语也。” 正因为如此，秦少游的策论无论长短都非常注意谋篇布局，注意结构和章法的变化。
铺陈排比，气足神完
先秦诸子百家的散文和后来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大都讲究运用“整句”铺陈排比，让人读起来感到有一股气势扑面而来，很有震撼力。秦少游在饱读大量经典散文的过程中，对散文中如何运用铺陈排比心领神会，加之他青少年时也写过《浮山堰赋》《黄楼赋》《汤泉赋》《郭子仪单骑见虏赋》《和渊明归去来辞》等，特别是为纪念苏东坡在徐州抗洪成功所写的《黄楼赋》就很得苏东坡的赏识，认为这篇赋“雄辞杂今古，中有屈宋姿”。他把赋中运用得驾轻就熟的铺陈排比又运用到策论中来，就使文章更加气足神完。综上所述，秦少游的策论立论高远、说理透彻、章法严紧、文笔犀利，有一种特有的艺术张力，完全可以用“辞华而气古，事备而意高”来一言以概括之。
其实，对秦少游策论的评价，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很高的。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至于议论文字，今日乃付之少游及晁、张、无己……”。苏东坡《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秦观自少年从臣学文，词采绚发，议论锋起，臣实爱重其人。”清代梁章冉《扪虱新话》：“……少游文学西汉，所进策论，颇苦刻露，不甚含蓄。若比东坡，不觉望洋而叹，然亦自成一家。”现代著名学者朱东润则说：“予于少游之书，尤喜读进策三十篇，观其所得，导源东波，所见益卓。其论选举与役法者，皆深造而有得，不为世俗之言。”
文学贡献
秦观诗文亦为北宋一大家。明胡应麟于《诗薮杂编》卷五言：“秦少游当时自以诗文重，今被乐府家推做渠帅，世遂寡称。”秦观诗感情深厚，意境悠远，风格独特，在两宋诗坛自成一家。散文以政论、哲理散文、游记、小品文最为出色。其策论文笔犀利，说理透彻，引古征今，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黄庭坚认为秦观诗只是尽情挥洒胸臆，专任自然，并未去刻意构想、苦心经营，这点颇类似李白诗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其实，秦观也并非不讲究文辞的细密精致，只是不显出过份人为的痕迹，而别以清畅流丽之态示人而已。他的“诗似小词”，若换用李清照《词论》的话，是“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纵观淮海词，则多为纯情任心之制。所以，冯煦《蒿庵论词》云：“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在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也许，正是在这种特定意义上，可以说秦观词与李白诗歌的主流艺术精神是一致相通的，故也不必过为计较，他们二者在艺术风貌上凄婉绵邈和飘逸豪放的显著差异。
不言而喻，秦观词的艺术精神是多层次多元化的，如今来谈论其主流部分，但却不意味着可以以之总揽全体;从另一方面说，这种艺术精神的形成到成熟，也经历了他的整个创作生命，存在着一个不断变化而发展的过程，始终呈动态流动形状。如果将上述者置放于词史、乃至文学史的大视野中来观照，或许便能够更清晰全面地认识其意义与价值取向。
秦观在某些特定环境情势，即“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怀抱百忧中”，如忆旧、迁谪时制作的这第三种类型的词，已使原来侑饮娱兴、按拍协歌的传统价值归属摒退于很次等，甚或无相关连的幕后位置。而另外却命其担荷起诗歌在古典诗教理论里的代言情志功用，遂成为自我主体心态意绪的特定物化形式，以之满足他叹喟命运悲剧、宣泄人生愁烦的现实精神需要。
在这里，秦观径直将个体生命存在的种种缺憾纳入词中，再也无须假助以往闺思离怨之类的惯有模式，或故为饰辞托言以求深隐婉约之姿。对于上端，他一般仅只聊借来增大词的容量与弹性，故得能在保留其主流性的本色风情韵调之际，又平添出若许的沉咽清悠意味，特见空濛隽远之致。因而向来与周邦彦一齐被推许作“词家正宗”，“大抵北宋之词，周、秦两家，皆极顿挫沈郁之妙。而少游托兴尤深，美成规模较大，此周、秦之异同也”(陈延焯《白雨斋词话》)。
他的这种艺术精神，多曾熏染影响到后来的许多词家，如李清照、姜白石，直到宋末之周密，、王沂孙、张炎等，皆缘于生平身世国运而寄慨于词，更大程度上朝向诗化的道路认同、复归，乃至逐渐衍变为长短不葺的诗，相互间益愈以辞采意格相高，更加倾注到“娱己”的旨趣。虽然他们出于各自的才情藻思，所作风格面貌多有不同，甚或成为相对独立之支派。但从总体而言，却改造、更新，或者说更大程度上发展、扩张了花间、南唐以来的传统艺术流派，使之不断勃发充溢着生命活力，不至于趋向僵枯沉晦的末路。这其间，秦观的贡献是必须给予充分肯定的。
生平
秦观，北宋中后期著名词人，与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合称“苏门四学士”，颇得苏轼赏识。熙宁十一年(1078年)作《黄楼赋》，苏轼赞他“有屈宋之才”。元丰七年(1084年)秦观自编诗文集十卷后，苏轼为之作书向王安石推荐，王安石称他“有鲍、谢清新之致”。 因秦观屡得名师指点，又常与同道切磋，兼之天赋才情，所以他的文学成就灿然可观。他后来于元丰八年(1085年)考中进士，初为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引荐为太学博士，后迁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哲宗于绍圣元年亲政后(1094年)“新党”执政，“旧党”多人遭罢黜。秦观出杭州通判，道贬处州，任监酒税之职，后徙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徽宗即位后秦观被任命为复宣德郎，之后在放还北归途中卒于藤州。
其散文长于议论，《宋史》评其散文“文丽而思深”。其诗长于抒情，敖陶孙《诗评》说：“秦少游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他是北宋后期著名婉约派词人，其词大多描写男女情爱和抒发仕途失意的哀怨，文字工巧精细，音律谐美，情韵兼胜，历来词誉甚高。然而其词缘情婉转，语多凄黯。有的作品终究气格纤弱。代表作为《鹊桥仙》、(纤云弄巧)、《望海潮》、(梅英疏淡)、《满庭芳》、(山抹微云)等。《鹊桥仙》中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被誉为“化腐朽为神奇”。《满庭芳》中的“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被称做“天生的好言语”。南宋张炎之《词源》：“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生平详见《宋史·文苑传》。著有《淮海集》40卷，以及《淮海居士长短句》、《劝善录》、《逆旅集》等作品。。其所编撰的《蚕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蚕桑专著。极善书法，小楷学钟王，遒劲可爱，草书有东晋风味，行楷学颜真卿。建炎四年(1130)，南宋朝廷追赠秦观为“直龙图阁学士”，后世称之为“淮海公”。
未仕期
秦观在未仕期间，大多在故乡高邮居家耕读，为科举做准备。然而亦时常游历于江淮吴楚之间，徜徉于山光水色之中。 在这段期间秦观的主要出游地有二：一为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秦观同孙莘老、参寥子游访漳南老人于历阳惠济院，浴汤泉，游龙洞山。又往乌江拜谒项羽墓，极尽山水名胜。此次出游共赋得诗词三十余首，并作《汤泉赋》一篇，以记途踪。二为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秦观前往越州省亲，适逢苏轼自徐州徙往湖州，于是便乘苏轼官船一同南下。途经无锡，与苏轼同游惠山，又经吴兴，泊西观音院，同访诸寺。端午过后，遂别苏轼赴越，中秋时，与参寥子、辩才法师同游龙井，其后又与郡守程公辟游玩鉴湖、拜谒禹庙，相得甚欢。直至岁末年关家书催归，秦观始依依不舍的乘船北上。写下著名的《满庭芳》(山抹微云)来描述离别情意，透露出对此段漫游岁月美好的缱绻不舍。
“学而优则仕”是天下读书人的梦想，秦观亦不例外，然而秦观的科举征途却屡遭挫折。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秦观第一次参加科举应试，却是抱着满满的期望换来落第的命运，于是他便马上“杜门却扫，日以诗书自娱” ，可见这一失败，对他而言，是精神上的打击。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秦观再次应试，却依旧名落孙山。科举的接连失利，使得秦观心境更加忧愁悲郁，认清了“风俗莫荣於儒，材能咸耻乎未仕” 的社会现实。因此只好改变态度，学习时文并向时人投献诗文，望获举荐。“功夫终不负有心人”，秦观在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参加第三次科举考试，终于成功考取进士，踏上其同样屡遭挫折的十年仕宦之途。
入仕期
朋党倾轧是北宋政治上的大难题，更是令朝廷不安的一大乱源。秦观入仕之时，适逢北宋朋党斗争日益激烈之际。秦观于此亦身不由己地陷入了这场政治漩涡之中，无法自拔。 元丰八年(1085年)，秦观登科以后，任定海主簿及蔡州教授。因其亲附苏轼，被视为“旧党”，从此党争的迫害便从未间断。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鲜于侁，共以“贤良方正”荐秦观于朝，无奈却被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诬告。元祐五年(1090年)方由范引纯引荐，得以回京任秘书省正字。元祐六年又因“洛党”贾易诋其"不检"而罢去正字。接二连三的政治迫害，使得秦观大受打击，对政治开始灰心，且有退隐之意。元祐七年(1092年)，秦观授左宣德郎，又由秘书省正字，左迁国院编修官，参修《神宗实录》，甚得恩宠。数月之间，拔擢连连。此三年亦为秦观仕宦期间最顺遂的时候。宦达未久，元祐九年(1094年)太皇太后高氏崩逝，哲宗亲政。“新党”之人相继还朝，“旧党”之人则连遭罢黜，秦观历时七年的贬谪生涯从此开始。
贬谪期
太皇太后高氏崩逝，哲宗亲政。政局瞬变，“旧党”出京。秦观作为“旧党”核心人物，亦在所难免。 秦观首先被贬为杭州通判，因御史刘拯告他重修《神宗实录》时，随意增损，诋毁先帝。因而在前往杭州途中又贬至处州任监酒税。在处州任职之时，秦观学佛以遣愁闷，常与佛寺僧人谈佛聊禅，并为僧人抄写经文。他的词作《千秋岁》在回忆当年盛会时，抒发了很深的感慨与愁情：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无奈小人诬陷，状告秦观私撰佛书，便又因此获罪。《宋史·文苑传》云："使者承风望指，伺候过失，既而无所得。则以谒告写佛书为罪，削秩徙郴州"。削秩是将所有的官职同封号除掉，是宋朝对士大夫最严重的惩罚。贬黜南蛮时，秦观心情悲怅，早已绝了希冀，便作《踏莎行》词。虽将《千秋岁》的直抒换为比兴，没有“愁如海”之类的字眼，然而内心深处却依然郁结难解：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秦观方至郴州又移至横州编管，元符元年(1098年)，移迁雷州编管。眼望离京师越来越远，归乡无期，秦观自赋挽词。此词道尽心中凄苦，叫人心生悲惋。 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向太后临朝。政坛局势变动，迁臣多被召回。秦观也复命宣德郎，放还横州。当年五月行至藤州，出游光华亭，索水欲饮，水至，笑视而卒。张文潜曾作《祭秦少游文》云：“呜呼!官不过正字，年不登下寿。间关忧患，横得骂诟。窜身瘴海，卒仆荒陋。”道尽了秦观坎坷一生，句句痛彻心扉。一代文人，命运竟是如此的坎坷曲折，最后竟死在荒蛮之地，令人无限感慨。
婚姻家庭
作者：陈雄 出自《公然贩私的爱情》一书(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秦观的正妻叫徐文美，而非传说中的苏小妹。这是他自己在为岳父写的文章里交代的。他的岳父是高邮一位姓徐的富商，因为有点钱，捐了一个主簿的官当，生了三个女儿，分别叫徐文美、徐文英、徐文柔。秦观在《徐君主簿行状》一文末尾说：“徐君女三人，尝叹曰：子当读书，女必嫁士人。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
关于其妻就是点了一下名字而已，在秦观的诗文中提及不多。例如《临江仙》：
髻子偎人娇不整，眼儿失睡微重。寻思模样早心忪。断肠携手，何事太匆匆。
不忍残红犹在臂，翻疑梦里相逢。遥怜南埭上孤篷。夕阳流水，红满泪痕中。
再如《满庭芳·茶词》：
北苑研膏，方圭圆璧，名动万里京关。碎身粉骨，功合上凌烟。尊俎风流战胜，降春睡、开拓愁边。纤纤捧，香泉溅乳，金缕鹧鸪斑。 相如方病酒，一觞一咏，宾有群贤。便扶起灯前，醉玉颓山。搜揽胸中万卷，还倾动、三峡词源。归来晚，文君未寝，相对小妆残。
末句以相如文君来比喻秦观夫妇，说明两人感情还是很深厚的，但徐文美大概不是秦观最钟爱的女子。有人统计，秦观留传下来的四百多首诗词，约四分之一为“爱情诗”，而其中的主人公绝大多数是青楼歌女。钱钟书在《宋诗选注》的序里说秦观的诗是“公然贩私的爱情”。《茹溪渔隐丛话》引《艺苑雌黄》说了秦观的一件风流事。秦观在绍兴的时候，由当地最高长官太守接待，住高级宾馆蓬莱阁。一日，在席上看中一个歌妓，于是赋《满庭芳》，开头一句是“山抹微云”，后来就是“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了。此词流传甚广，苏轼曾戏称秦观为“山抹微云秦学士”。
明代的蒋一葵在《尧山堂外纪》中则透露了秦观的另两次艳事。“秦少游在蔡州，与营妓楼婉字东玉者甚密”，他专为情人写了一首《水龙吟》，还费心地将楼东玉的名字写进去，“小楼连苑横空”、“玉佩丁东别后”就是谜面。而“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当时皓月，照人依旧”是说他们幽会情景的。秦观还有过一位叫陶心儿的情人，他曾赠一首《南歌子》给这位名妓，末句的“天外一钩残月，带三星”，就是为陶心儿的“心”字打的哑谜。
才情都用在失足妇女身上，是不是有点“浪费”?以至于黄庭坚都看不过去了，写了一首诗劝告他，其中有“才难不易得，志大略细谨”的句子，秦观看了很不高兴。
传统的诗词鉴赏，分析秦观时，总是定性为写“歌妓的恋情，同时又融入自己的'身世之感”，但这并不适合解读秦观的所有爱情词。拿他的经典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来说，就并没有牵连到什么仕途失意的身世之感。相反，如果结合他放浪的情感经历来看，完全可以大胆地假设，这只是秦少游安慰痴情女子的托词，或者说摆脱一段旧恋情的美丽借口。
轶事典故
少游为黄本校勘甚贫，钱穆父为户书，皆居东华门之堆垛场。少游春日作诗遗穆父曰：“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穆父以米二石送之。《王直方诗话》
王右丞二月十一日生日。程文通诸人前期袖诗草谒秦太虚，问曰：“右丞生日，必有佳作。”少游以诗草示之，乃押九青韵俱尽。首云：“元气钟英伟，东皇赋炳灵。蓂敷十一荚，椿茂八千龄。汗血来西极，抟风出北溟。”诸人愕然相视，不敢更出袖草。《桐江诗话》
中华上下五千年中，有多少爱国故事千古流颂。不论巾帼须眉，只为了心中那个伟大的祖国，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不惧艰险，始终坚持自身理想。
1、《柳如是》——凛然香扇坠，千古节堪哀
柳如是，女诗人，秦淮八艳之首，后嫁给嫁给了年过半百的东林党领袖、文名颇着的大官僚钱谦益。她一生中历来最为人称道的不是她的美貌、不是她的才学。而是她的爱国忧民的情怀，反清复明的大志。
对于国家大事，这不仅仅是封建社会里一般女性很少过问的事情，而柳如是则不然，以一个儿女之身，特别是以一个饱受人世炎凉的女流之辈，偏偏要以天下大事为己任，以扶持大明社稷为志向，真可谓感天地，泣鬼神。崇祯17初年李自成兵逼京畿，清兵铁骑频频叩关，明军屡战屡败，面对局势危急，柳如是心急如焚，2月春寒料峭，柳如是与钱谦益同游京口，当年梁红玉协助韩世忠擂鼓击退金兵的情景如在眼前，柳如是欲效仿梁红玉而不能，不禁恨恨不已。
在清兵铁骑南下之际，柳如是极力劝说夫君钱谦益以死殉国。请钱谦益在刀、绳、水三种死法中选一种，钱临阵畏怯，柳如是愤而跳水，被人救起。后来，钱谦益在柳如是的影响之下，也开始暗中从事反清复明活动，接触反明志士，联络反明队伍，柳如是曾以七锭金子赠反清志士黄宗羲，以大量金银首饰赠与反清军队。后终于下定了决心，于是向朝廷托病辞官，很快便获得了应允，脱下官袍，再度回乡。
宁静的生活又过了十余年，钱谦益八十三岁那年病殁于杭州。丈夫死后，四十七岁的柳如是受到钱氏家族的排斥。为了家产之事，族人与她纠缠不休。丈夫去了，柳如是失去了依靠，也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就在当年，她用三尺白绫，结束了自己风风雨雨的一生，追随钱谦益于九泉之下。一代奇女，香消玉殒。
尽管柳如是的反清复明活动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她的爱国情怀却使后来者感动，作为当时的地位卑下的女性女性，柳如是用自己的一生，无声的反驳了“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对后世影响深远。
2、《谭嗣同》——书剑情怀家国，经纶抱负河山
谭嗣同，湖南浏阳人，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少时师从欧阳中鹄，后加入维新派。他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1898年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三十四岁，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去留肝胆两昆仑”是谭嗣同谭公临刑之前抒发的绝唱。意谓是我生为变法而生，死为变法而死，一生一死是一副忠肝义胆，像昆仑那样高耸，谭公生如昆仑，死如昆仑。“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
3、《岳飞》——精忠报国
岳飞，字鹏举，北宋崇宁二年二月十五日(公元一一0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生于相州汤阴县永和乡(今河南省汤阴县程岗村)。绍兴十年(1140年)夏，金人撕毁和约南侵，岳飞奋起抗战，大破金兵于蔡州、陈州、颍州，郑州、西京、蒿州、许州、孟州、卫州、怀州、郾城等地，并在顺昌、郾城大捷中粉碎了金“拐子马”、“铁浮图”不可战胜的神话，朱仙镇大捷，威振敌胆、金兀术叹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正当岳飞所向披摩，抗金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宋高宗于绍兴十年七月十七日连下十二道金牌，强令岳飞班师。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二十四日，秦桧为剪除和谈障碍，指使万俟莴上章诬篾一贯主战的岳飞“谋反”，收买王俊作假证，十月将岳飞父子和部将张宪关进杭州大理寺。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8日)，赵构秦桧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将岳飞父子和张宪诬害，岳飞宁死不屈，临刑前挥笔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
4、《屈原》——负石而投河，行之难为者
公元前342年屈原诞生于楚都丹阳，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提倡“美政”。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
屈原为人性格耿直，却因在修订法规的时候，不愿听从上官大夫的话与之同流合污，再加上楚怀王的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国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结果楚怀王在其幼子子兰等人的极力怂恿下被秦国诱去，囚死秦国。
楚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怀恨投汨罗江自杀。百姓听到噩耗很悲痛，争先恐后的来打捞他的尸体，结果一无所获。于是，有人用苇叶包了糯米饭，投进江中祭祀屈原，这种祭祀活动一年一年流传下来，渐渐成为一种风俗。
5、《妇好》——戎马易针黹，朱袖伐千军
商朝的武功以商高宗武丁时代最盛，武丁通过一连串战争将商朝的版图扩大了数倍，而为武丁带兵东征西讨的大将就是他的王后妇好。甲骨文记载，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就在这时，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保卫国家。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
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二十多个方国，那时作战，出动的人数都不多，一般也就上千人，和大规模械斗差不多，但是根据记载妇好攻打羌方的时候一次带兵就有一万三千多人。也就是说占都城十分之一的军队都交给她了。
妇好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她不仅能够率领军队东征西讨为武丁拓展疆土，而且还主持着武丁朝的各种祭祀活动。她为了国家，不惧危难挺身而出，出兵救国的精神让人抚掌称叹，她不仅仅是华夏民族的骄傲，更是女子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