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此诗作于天宝十五年(756)春。时安禄山已陷洛阳，并自称大燕皇帝;李白由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奔亡至华山。或谓李白在宣城一带作此诗，恐未谛。萧士赟云：“太白此诗似乎纪实之作，岂禄山人洛阳之时，太白适在云台观乎?”(《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二)甚是。诗中前半写在莲花山之游仙生活，飘忽虚幻。后半写洛阳人民惨遭屠戮，安禄山封赏逆臣。末二句突出描绘战乱之酷烈与叛军之肆恣，沉痛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前半之游仙，反衬后半之写实，后人赞赏此诗，多着眼于此。
【全诗】
《古风·其十九》
.[唐].李白.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
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
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
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
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注释】
①本诗为《古风》第十九首，写于至德元年(756)春。诗借登山游仙写安史 之乱给人们带来的悲惨情景。②迢迢： 遥远貌。明星： 华山仙女名。③把： 持、拿。④蹑： 踏。太清： 太空。⑤霓裳： 虹霓似的衣裳。曳： 拖。⑥云 台：即北峰云台峰。⑦卫叔卿： 神仙名。据《神仙传》载，卫为汉代中山人， 服云母成仙。汉武帝曾于殿上见他乘云车、驾白鹿自天而降。⑧紫冥： 高 空。⑨冠缨： 即衣冠簪缨，代做官。
【赏析】
李白擅长各种诗体，但他最喜写乐府歌行和古风。在五言古诗上取得很大成就，其中《古风》(五言)组诗五十九首，则是他的主要代表作之一。从这组古诗中，可以看出李白直接继承了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大型组诗)和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组诗)的传统，并又多方接受曹植、左思、郭璞等人诗风的影响。它广泛地表现了诗人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沉痛的爱国心情;同时，也表示了他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以及隐遁游仙思想。但是，比之阮诗和陈诗，李诗其情调更为慷慨，其表达更为显豁，其文采更为丰富，其语言更为鲜明，不像阮诗那样“虽志在刺讽，而文多隐避”，弄得很难读懂。李白还善于把理想的抒发与现实描写巧妙结合在一篇作品中表达了出来。现选读的这篇《古风》其十九(“西上莲花山”)，就是这样的诗歌。
它以幻想方式，运用“游仙体”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现实生活。此诗大约写在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叛乱，并于洛阳称帝之后。当时，李白正在今安徽宣城一带过着隐居生活。社会现实的这个突变，给诗人心境以极大的震撼，诗歌表现了诗人当时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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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篇十四句，前十句为第一层意思，写升天神游的美丽幻景;后四句为另一层意思，从幻想回到现实，表示对叛军的愤慨和对人民的同情。
第一层：升天神游的幻景
前六句写道——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
这里先释几个词语：
莲花山，即莲花峰，西岳华山之最高峰。一说安徽黄山的莲花岭，是光明顶上之最高点。
明星，华山仙女。据《太平广记》载：仙女明星、玉女者，“居华山，服玉浆，白日升天”。
把芙蓉，拿着芙蓉花。芙蓉，莲花之别称。
虚步，凌空而行。蹑，即“踏”;太清，道家语。《抱朴子·内篇》有云：“上升四十里为太清”。此指天空、高空。
霓裳，以云霓为衣裳，仙人所服。曳广带，即拖着宽阔的裙带。
这几句诗的大意是说——
我登上黄山的莲花岭，远远地看见华山上的仙姬明星、玉女。她那洁白的手拿着莲花，在天上凌空而行;她那虹霓制成的衣裳和飞舞着的长阔飘带，翩翩然上升至最高天。
这里的“莲花山”，到底指哪里的莲花山必须探讨一下。现在通行本和一些古注本，都说西岳华山的莲花峰。我却把它释为安徽黄山的莲花岭。这有什么依据呢?其理由有三：
第一、其前提是我国这两座名山的峰顶上，都有被称为“莲花山”的高峰(华山之莲花峰，海拔1997米，黄山之主峰光明顶上的最高点，叫莲花岭，海拔1873米)，且均为两山之最高峰，都可登高四览，极目千里。
第二、诗中的“迢迢见明星”句，是其内证。大家知道，“迢迢”者，遥远也，如常说的`“千里迢迢”。如果此指华山之莲花峰，那就是站在华山看见本山的仙女，那怎可用极言其远的“迢迢”呢?倘使站在黄山的莲花岭遥望西岳上的仙女，那才是真正的“迢迢见明星”。大概为此之故，古今版本中的首两字都作“西上”，而不作“西岳”。
第三、写这首诗时，作者正好在宣城一带过着隐居生活。这可算是一个外证。为什么呢?黄山位于宣城之西南，相去不远。黄山这一名山，想是诗人游踪必到之处。当作者登上莲花岭遥望莲花峰，不禁联想翩翩，因而命笔成诗，也未始不可。
这些诠释“莲花峰”，并不完全否定“西岳莲花峰”之说，只感到后说比前说更为合理一些，可以两说并存。
后四句写道——
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
这里的云台，即华山东北的高峰。慎蒙《名山记》云：“云台峰在太华山东北，两峰峥嵘，四面陡绝，上冠景云，下通地脉，嶷然独秀，有若灵台。”
高揖，高拱双手行礼。卫叔卿，传说为汉代中山人，服云母成仙。汉武帝曾见他乘云车驾白鹿，从天上降至殿中。后武帝派人与其子共去华山寻找，见他同数人在峰顶博戏。
紫冥，即高空。因云霞映日成紫色，故名。
这四句意思是说：
明星仙子约我共登华山云台峰，去拜访仙人卫叔卿。恍惚之间，我们同仙人们一道，骑着鸿雁飞上那青紫色的高空。
这就是诗人用浪漫手法，虚构出来的洁净仙境。以下转入此诗的最后一段，即——
第二层：从幻想返回现实
在诗篇的后半部分，用四句诗实写安禄山攻陷洛阳后的惨状。于是，诗人从九霄云端往下看——
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这是说，诗人从升天神游的美丽幻景中，突然俯身看见了被叛军蹂躏的洛阳，感情急转直下，幻想破灭了，于是，眼下出现了——
洛阳一带的原野(这里的川，即原野)，一群群的胡兵，纷纷来去，百姓遭受屠杀，血流遍地，染红了野草，而那些吃人的豺狼们，却一个个封官进爵，成了大官显宦! 胡兵，指安禄山之叛军，因叛军中多为奚、同罗、契丹和室韦等族之人，故称“胡兵”。
诗人见此情状，对安史叛军的暴行，表示了极大愤恨，给以严厉的谴责;同时，对人民的苦难，寄以深切的同情。简言之，对叛军的谴责，对人民的同情。这就是这首古风的题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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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这首诗，给人以鲜明印象是：
一、浪漫手法同游仙诗体的结合
《古风》其十九，是李白游仙诗中的一篇佳作，很能显示其浪漫主义特色。这样的一种结合，既便于施展浪漫主义表现才能，又更适合于诗人切望改变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的矛盾心理的表达。因此，李白就继承郭璞“借游仙以咏怀”的传统，用游仙形式表现自己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同时，又通过咏游仙来发挥批判现实的作用。所以，我认为李白作品中的那种寻仙访道、仙界梦境，主要在于“挥斥幽愤”。如选读的这首古风就是如此。又如大家熟知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也是一首游仙诗。它前面以大量篇幅铺叙名山、仙界的美景，而最后却用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两句具有雷霆万钧之力的诗句作结，反映了这类作品的主要倾向是积极的，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因为它植根于现实，浪漫的幻想，而其基础仍然是现实;那虚拟的圣洁仙境，只是作为“混浊尘世”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实际上，它这种善与恶、美与丑的对照，也是对黑暗现实别具特色的一种批判。
当然，在李白一生中，确实存在着受过符箓，访过仙道，服过丹药，求过长生，并在一些作品中，确也曾宣扬过一些消极迷信思想。这些，当不为我们所取。然而，李白到底并非江湖术士和“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而是一位具有爱憎分明、头脑清醒的伟大诗人。
这里，可拿他自己若干诗句来作证。如——
坚贞既已饮，何必求神仙。
( 《月下独酌》 其二)
仙人殊恍惚，未若酌中真。
( 《拟古》 十二首之三)
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 《古风》 五十九首之三)
正如与诗人同时代的范传正所说，李白“好神仙，非摹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托心遣余年也。”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思想感情，乃是他的豪放傲岸、不肯屈从人和酷爱自由的思想性格的另一形式的表现。
二、在表达上的跳脱多变的特点
李白的浪漫主义是有坚实的生活基础的。他的诗歌往往呈现着感情充沛、瞬息万变，把矛盾复杂的思想感情，通过洒脱灵活的处理，达到了艺术境界的高度完美。“西上莲花山” 一诗，就是这样的作品。它把神话的夸张同世事的写实结合起来，把抒发理想愿望同描写苦难现实结合起来，通过幻想境界来表达自己对敌人残暴的愤慨和对人民苦难的同情。类似的表达方法，还可以见诸李白其他诗篇。除了上述已提到的《梦游》 之外，名作 《将进酒》，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诗例。
在《将进酒》 这首歌行体诗中，起初似乎以颓废派的姿态出现。劝人开怀痛饮，“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但是，正当人们不及防时，骤然间，诗人又振臂高呼：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这一坚定的信心一下横扫了那团似乎消极的疑云，悲叹，立即为豪情所代替。
一、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这类诗篇在《饮酒》诗中约占半数。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陶渊明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脱略世故、超然物外，忘情于现实。《饮酒》诗的第一首，就抒发了他对动荡不安、变幻莫测的政局的无限感慨。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共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筋酒，日夕欢相持从表面工看，陶渊明是在感叹时序的变迁推移、人事的荣枯浮沉，骨子里却反映了他对时局的关切和隐忧，梁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里说“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这是非常有见地的。陶渊明生活在乱世。他是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在他生活的那段时间里，东京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此起彼伏，从来没有停息过。这时，以镇压农民起义、平定内乱起家的新军阀刘裕，独揽东晋的军政大权，正虎耽耽地欲代晋自立。在晋宋易代前夕，陶渊明思绪万千，感慨极多，但又无力改变这充满刀光剑影的局势，于是，只好以酒消愁了，“忽与一筋酒，日夕欢相持”。在《饮酒》诗中，陶渊明不仅对时局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和关切，社会现实的昏暗、道德风气的败坏，也使陶渊明感到愤慨不安这些也就成了他在诗中一再遣责的对象。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的，如第二首“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报，何事空立言。”他埋怨社会的善恶不报、赏罚不明。第六首的“雷共同誉毁”、第七首的“众草没其姿”，他指责社会的是非不分、贤愚倒置此外，像第三首的“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第十二首的“世俗之相欺”、第十七首的“鸟尽废良弓”等等，也都是针贬时弊的。他的这种愤世疾俗、猖介不阿的品格是超乎流俗之上的，与伟大爱国陶渊明屈原的疾恶如仇、修身洁行，其思想感情、斗争精神是有共同之处的。这两位陶渊明虽然所处的时代、阶级地位不同，各自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一个坚持革新政治而为守旧势力所不容，一个不愿与世俗为伍而弃官闲居。但他们不屈服、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和高洁的人格却是一致的，也是一脉相承的。在陶集中，陶渊明虽然非常少提到屈原的名字，但他受到屈原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也是十分深刻的。这不仅表现在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上，还表现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与其说陶诗“其源出于应豫”，倒不如说在某些方面较多地得力于《楚辞》，似乎更符合实际情况。在《饮酒》诗第十二首中，陶渊明更集中地批判了那些趋炎附势、名利熏心的封建士大夫文人。“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史，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侏泅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减殷勤。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驱车走，不见所问津。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陶渊明感叹羲农时代那种淳朴自然的社会风气已一去不复返，赞美为使社会归朴返淳而席不暇暖的孔子，以及为六经而勤奋讲学的汉儒伏生、田生等人，同时也痛斥了现实社会中的无行文人，他们置儒学于不顾，都在贪婪音进、依附新贵，再也没有一个像孔子那样问津的人了。结尾四句突然说起饮酒，以掩饰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愤满情绪。对于那些无耻文人，陶渊明是深深厌恶的，但他又不得不表面上与之应酬。在第十三首诗里，就表现了这样一种矛盾情况，陶渊明尽管与那些人同席饮酒，但由于思想志趣不同，常常是貌合神离、话不投机。他们自称为“醒”者，陶渊明也就以“醉”者的姿态出现，作醉人醉语，给对方来一个“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醉”者和“醒”者是这样的不协调，显得十分幽默风趣、滑稽可笑。“世人言醉时是醒时语”，真正的醒者，不是那些自称为“醒”者的人，而是陶渊明陶渊明。陶渊明何偿有丝毫醉意他头脑清醒，关注社会现实，只不过是用“醉”眼看世界罢了。
二、表现陶渊明高洁坚贞的人格和操守。这类诗多般运用比喻象征的手法，托物言志。如第八首：“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在中国古代诗文里，自孔子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这句至理名言问世后，青松多被用来象征高尚的品格和气节，相沿成习，至今未复。陶渊明继承了这一传统表现手法，也常常在其诗文中以青松自比。如《和郭主簿二首》中的“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归去来辞》中的“抚孤松而盘桓”等。上面引的这首诗也是这样。诗的前四句正是陶渊明自我形象的真实写照。它那不畏严寒，卓然屹立的形象正是陶渊明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的写照。钟嵘在评论陶渊明诗歌创作时说“每观其文，想其人德。”此外，陶渊明还以幽兰自喻，第十七首中有这样的句子“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他要像幽兰一样自始至终保持芳洁的品质，决不像萧艾那样见风使舵、随波逐梳。在这里幽兰和萧艾对举，与前首诗青松和众草同提一样，是含有批判在森严的门阀制度统治下埋没人才、颠倒是非的黑暗现实这个意思在内的。虽然这种批判的意义不像鲍照《拟行路难》中的一些诗歌那样慷慨陈词、悲愤激切，’但它毕竟还是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里不少正直文人怀才不遇、饮恨终生的艰难处境。
三、表现陶渊明归隐到底，决不半途而废的决心。怎样才能保持高尚坚贞的品格，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呢？在陶渊明看来，只有远离官场、归隐田园，才是唯一行之有效的途径。在《饮酒》诗中，有不少诗篇是反映他这种思想状况的。首先，陶渊明认真而又痛苦地回忆了他所走过来的人生道路。他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仁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第十六首）“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竟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冉冉星气流，亭亭复纪。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第十九首）陶渊明在青少年时代，是一个朝气蓬勃，尊奉六经、胸怀济世大志的人。在宦海里几经周旋以后，他的理想破灭了。这使他非常痛苦，但又不愿逐流世俗，于是“终使归田里”，走上了辞官归隐的道路。所谓“志竟多所耻”、“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是针对当时黑暗、混浊的社会现实而发的，也透露了他“逃禄归耕”的部分真实原因。
其次，在归田后，陶渊明不仅要排除社会舆论的袭击，而且还要克服生活上的重重困难。陶渊明的弃官归田，为囿于世俗之见的人所不理解，曾招来不少非议和讥笑。他在《祭从弟敬远文》里就谈到了这点：“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敛策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置彼众议。”面对着来自世俗的非议和讥笑，陶渊明的态度是“置彼众议”，走自己认定的路。在《饮酒》诗里，他不仅愤怒地指出“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而且表示要“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陶渊明这种置非议和讥笑于度外，毅然“息驾归闲居”，并且要一直隐居下去的思想和行为，是需要有点勇气和胆识的。关于这个时期的生活，陶渊明是这样描写的：“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踪。”（第十五首）由于家境清贫，人手缺乏，自己的住宅也呈现出一片荒芜冷落的景象。这种贫困的生活在第十六首中写得更具体，更形象：“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没有饱经饥寒煎熬的人，是无法写出这样的语言来的。陶渊明不愧为生活中的强者，贫穷窘困不但没有把他压垮，反而把他磨炼得更加坚强。“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一些好心人出于对陶渊明的关心，也曾劝他出仕，他拒绝了。“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软，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玄监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泊其泥。深感父老言，察气寡所谐。纤髻诚可学，违己诅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诗中的“田父”，可能实有其人，也可能是陶渊明假托以寄意。对“田父”的好心，陶渊明是感激的。但要他出仕，陶渊明是不能接受的。
再次，陶渊明不肯与世俗共浮沉，而要固守穷节，这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持他呢？通观《陶渊明集》，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其中的一点，就是从历代高隐先贤那里获得了精神力量。这一点非常重要，不容忽视。他在《饮酒》诗中之所以反复提到商山四浩、伯夷叔齐、孔子颜回、荣启期以及汉朝的杨一伦、张挚等，其原因也就在这里。在上述人物里，有的是著名的隐士，有的是儒学的始祖，有的是安贫乐道的典范。他们都是陶渊明衷心景仰崇拜的人物。有时，陶渊明为他们钓高风亮节大唱赞歌：“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第十二首）有时陶渊明又为他们的坎坷际遇大鸣不平：“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宫不获年，长饥至于老。”（第十一首）陶渊明抬出历史上的亡灵，除了赞美膜拜之外，是另有深意的。赞美他们就是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的充分肯定，就是“觉今是而昨非”这一思想认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同情他们，是为了抒发他壮志不酬，终身坎坷的不平之气，是他长期郁积在胸的怨愤情绪的自然流露。这种情况倘若证之以陶渊明的其他诗文，也就更清楚了。比如写于比《饮酒》诗稍后两三年的《咏贫士》七首。在这组诗里，第一、二首纯属自咏，他把自己比喻为无所傍依、不见“余晖”的孤云，借以抒发他那闲居田园，孤独苦闷的情怀。此下五首分咏六位贫士，歌颂他们贫贱志不移的高尚气节。对此，邱嘉穗曾作了颇为精辟的论述，他说“余尝玩公此下数诗，皆不过借古人事作一影子说起，便为设身处地，以自己身分准见古人心事，使人读之若咏古人，又若咏自己，不可得分，此盖于叙事后，以议论行之，不必沽沽故实也。”自咏与分咏并列，又总归在《咏贫士》诗题下，并且还“以自己身分推见古人心事”，非常明显，陶渊明‘咏古人”，实在也就是“咏自己”总之陶渊明从这些高隐先贤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得到了安慰、寄托，获得了鼓舞自己归贻到底，决不半途而废的精神力量。“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这就是他的结论。
四、反映陶渊明闲居的田园生活情趣和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在《饮酒》诗中，陶渊明多处表现了他闲居田园的生活情趣，最典型的当首推第五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又忘言。”这是一首历来为人称道，看法又有分歧的诗。从艺术上看，它以质朴、平淡的语言，神韵飞动的气势，描绘出一种以情为主、融情于景的深远意境。在陶渊明的笔下，大自然充满盎然生机，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满足。从思想内容看，它十分鲜明地表现了陶渊明归隐田园采菊赏景的生活情趣，以及在大自然的启迪下所领悟到的人生真意。在艺术上大家的看法是统一的，分岐点主要表现在对思想内容的理解上。历代陶渊明论者，他们往往根据“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和陶集中其它几首描写田园生活的诗，认为陶渊明“浑身静穆”、“悠然自得”，并进而得出他是一位超然尘世的“田园陶渊明”或“隐逸陶渊明”的结论。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一结论之不符合实际情况，首先就在于它对陶渊明的作品缺乏历史的、全面的考察。无可讳言，在陶渊明的身上，在他的创作中，的确有“静穆”、“悠然”的一面，闲居田园的生活情趣也时有表现。这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毕竟既不是“庐山底下一位赤贫的农民”，也不是“农民陶渊明”，而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归田后，他虽然参加了一些轻微的农事劳动，有较多的机会接近下层劳动人民，对他们的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思想上的距离也较前有了缩短，但陶渊明并没有脱胎换骨，始终还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陶渊明，在其作品里表现出一些心闲意远的思想志趣，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中国文学发展史任何一位著名的.作家、陶渊明一样，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作品，积极的和消极的东西常常是并存的。陶渊明当然也是如此。不能因为他有消极的一面，就全盘否定。其实陶渊明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志趣，终究是非本质、非主流的，本质的、主流的东西则是他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批判，对理想的追求和人生的艰苦探索，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纯洁友情的歌颂，是对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而坚持归隐的决心和高尚人格的赞美。而他的农事诗则更曲折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艰难处境，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内容，是陶渊明作品中本质的、主流的东西。
其次，这一结论也不完全符合这首《饮酒》诗的实际情况。苏轼说：“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累远。此未可于文字、语句间求之。”这段话给这首诗作了非常好的注脚。陶渊明在采菊之际，心本闲。偶见南山薄暮之景，景与意会，情与景融，便悠然忘情，神游物外。不过，这种悠然的心境也仅仅是他瞬间的思想活动，是不可能持续非常久的。它在陶集中并不多见，在《饮酒》诗中，严格地说也只有这么一首。就是在这一瞬间的悠然之中，陶渊明还提到了“车马喧”。这说明尘世的喧扰、纷乱尚未从陶渊明的思想中排除净尽，还在不断地敲击着他的心扉，使他不得宁静，以致常常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而且这悠然心境的获得，正是他摆脱尘世的羁绊、弃官闲居的结果。总之，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这首诗，表现了他归隐田园的生活情趣，有“静穆”“悠然”的一面，但于尘世亦未能忘情和冷漠。看到前者而否定后者，固然是错误的；而看到后者而忽视前者，同样是不正确的。“对于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哨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陶渊明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了这种时代流行“病”的传染，而在其创作中表现出一些不健康的，甚至消极颓废的思想情绪。在《饮酒》诗中，他感叹人生短暂：“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第三首）“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第十五首）人有生死，这是自然界的规律。陶渊明是重生不惧死的，他倒比较达观，这从他的《拟挽歌辞三首》可以看出。对于生，他是重视的，他认为人生的短促，如白驹之过隙，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哀怨忧伤。既然人生是这样的短促，一纵即逝，那么怎样才能使这有限的人生得以延续或者变得充实而有价值呢？他是不相信炼丹修仙那一套的，“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在陶渊明看来，只有及时行乐，才能弥补人生短促的不足。他讥笑那些名利场中的人，“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名是身后物，陶渊明是不介意的，要紧的是“称心”，只要能“称心”，即使生前枯槁，死后裸葬也没关系。当然，他所说的“称心”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及时行乐是其主要的一面。·陶渊明的这种消极颓废的思想，对后世影响颇大，是《饮酒》诗中与民主性的精华并存的封建性糟粕，并且这种精华与糟粕有时又处于交织状态，积极的成分里蕴藏着消极的因素，消极的思想也流露出可取的东西。
前面把这组诗的思想内容分成四个方面，那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事实上要复杂得多。因此在探讨《饮酒》诗的思想内容时，应该持审慎的态度，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这样一个现象：诗和酒有着密切的关系。自有诗以来，酒便踏进了诗歌领域，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关系更见密切。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已经有了群饮失仪的生动描写。在《楚辞》里，也有以酒娱神的精彩场面。到了两汉魏晋南北朝，酒在诗中的比重加大了，饮酒成了人们抒发感慨、排忧遣闷的方式或手段，出现了像阮籍、陶渊明这样一些饮酒陶渊明。伟大的浪漫主义陶渊明李白，素以豪饮名世，被人们称之为“酒仙”，给后人留下了斗酒诗百篇的佳话，其名篇之多令人叹为观止。唐代其他陶渊明也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饮酒诗篇。宋以后，以酒入诗者虽然不乏其人，但盛况终不如以前，而在作为诗的重要形式的词里，却大有起色。这大约跟“诗言志，词抒情”的传统观念有关，像饮酒之类的生活小事，是不能入诗的。否则就要受到批评，被认为是“以词为诗”，这样以来，也只好让位于词了。
综上可知，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诗和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以酒入诗者中，陶渊明是位突出的人物。他一生写了许多饮酒诗。可以这样说，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陶渊明。据统计，在他现存的一百四十二篇诗文中，说到饮酒的共有五十六篇，约占其全部作品的百分之四十。他的《饮酒》诗，包括诗前小序、说到饮酒的也有十首。饮酒诗在陶集中的确不算少了，即使不能说是绝后的也应该是空前的。前人说“渊明之诗，篇篇有酒”。白居易也说陶渊明的诗“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这些话虽然不免有夸大失实，甚至曲解的地方，但他们毕竟看到了陶集中有大量饮酒诗这个基本事实。陶渊明的好友颜延之写的《陶徵士诔》也说他“性乐酒得”。《宋书》本传对陶渊明好饮的传闻趣事，有尤为详尽的记载。萧统的《陶渊明传》也有类似的记载，文字略有出入，意思却是一致的。陶渊明对自己的嗜酒，也是直认不讳的。他在自传性质的《五柳先生传》里，就曾经这样说过：“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在《归去来辞·序》里也说：“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在谋求差使时，酒也成了他首先想到的一个方面。《饮酒》诗前的小序又说：“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可见酒在他的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它伴随着陶渊明度过了不同寻常的岁月。陶渊明似乎也意识到了酗酒的危害性，曾决定戒酒。大约终因决心不大而毫无成效，只得作罢。陶渊明何以嗜酒成癖呢？这固然跟他的个人爱好以及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思想有直接的关系，但如果仅仅是这样，只要经济条件许可，他尽可以大饮特饮，就不必在《饮酒》诗中闪灼其辞、欲言又止。这里面一定有难言之隐。要揭开这个秘密，首先必须从他所处的时代去考察。鲁迅说：“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在这晋宋易代之际，政治形势是更加险恶了，刘裕为篡夺帝位在加紧实行高压政策，以清除异己，壮大自己的力量。据《通鉴》记载，晋安帝义熙八年，刘裕矫诏杀死充州刺史刘藩、尚书左仆射谢混，又引兵袭荆州，刘毅兵败自缢而死。次年，又杀诸葛长民及弟黎民、幼民以及从弟秀之。义熙十一年，率兵攻伐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司马休之兵败而降后秦。面对着这腥风血雨的现实，陶渊明感到惶惑恐惧，这正如他后来在《感士不遇赋》里所说的那样“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疑疑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就成了改朝换代的牺牲品。历史的教训陶渊明是记忆犹新的。怎样才能全身远祸，这不能不成为他考虑的一个主要间题。弃官归田，是他早已迈出的第一步，但是光凭这一点，陶渊明也知道，那是远远不够的，还得谨小慎微，守口如瓶，不减否朝政人事。当然，也应该看到，陶渊明的隐居田园并非仅仅是为了全身远祸，还是有他的积极意义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陶渊明的这种动机。然而，作为一个正直的陶渊明，在社会的种种不平和邪恶现象的面前，是不能视而不见、置若周闻的。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复杂了，一方面他要全身远祸，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于世事无动于衷，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陶渊明从阮籍醉酒避祸的这些事实得到启迪，于是便借饮酒和饮酒诗的形式来抒发感慨，表示自己对现实的态度，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即便说错了，那也只是酒后失言，可以求得别人的谅解。这就是陶渊明嗜酒、大量写饮酒诗的主要原因。
叶梦得说“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萧统也说“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这是深中肯綮的。陶渊明避免世俗祸患的心理，在陶集中是时有表露的，在《饮酒二十首》里，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用心颇为良苦。诗前小序中有这样几句话“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意思是说，写诗的时间是在酒醉后，写诗的目的是为“自娱”，且博故人“欢笑”，并无其它用意。这里，陶渊明首先就亮出“醉”的幌子，为掩护自己退却作好准备。此外，小序中还有所谓“辞无诠次”之说，这也是障眼法，是陶渊明采取的又一保安措施。既然是“辞无诠次”，那就意味着根本不存在什么事后润饰整理的问题了，一切保持着它们的原貌，这样，也就更减少了一层危险。事实上，《饮酒》诗决非杂乱无章、“辞无诠次”，它是经过陶渊明精心筛选、编次的，是一个有首有尾、内容复杂的艺术整体。吴落说：“《饮酒二十首》，起曰‘日夕欢相持’，结曰’君当恕醉人’，遥作章法。”“遥作章法”，就是首尾照应，结构完整的意思，这决不是酒后杂咏，逐次积累而一听其自然所能办得到的。反映这种心理最明显的，莫过于《饮酒》诗的第十八首：“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时赖好事人，载醛祛所惑。筋来为之尽，是诸无不塞，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子云是汉朝著名辞赋家杨雄的字，他无意仕进，自甘淡泊，埋头著述他曾写了《解嘲》一文，流露出对腐败朝政的某些不满情绪，同时表明自己“默默者存”、“自守者全”的处世态度。陶渊明以杨雄自况，是完全切合他此时此刻的心境的。陶渊明在和“好事人”饮酒时，有问必答，答必祛惑，可是并未因此而放松其戒备之心。一旦话题涉及到像“伐国”这类敏感的政治问题时，他立即襟若寒蝉、如履薄冰，而“不肯言”了。可见险恶的政治环境在这位正直陶渊明的心灵上投下了多么浓厚的阴影。陶渊明之所以嗜酒，还在于他把饮酒作为解决思想矛盾、求得安慰超脱的灵丹妙药，而大量写饮酒诗，则是他这一无可奈何的心情在其创作上的反映，是他赋闲田园后的生活实录。
通过这些饮酒诗，后人可以清楚地把握到陶渊明的思想脉膊。陶渊明的一生，是矛盾痛苦的一生。壮志末酬的苦闷，岁月虚掷的感慨，时局多变的惶惑，劳苦生活的煎熬，无时不在折磨着陶渊明。他不甘寂寞，但又看不到出路。他想尽情地发泄内心的孤愤，却又顾虑重重。于是，他借酒消愁，以期获得心灵上的慰藉，把自己从矛盾痛苦中解脱出来。在《饮酒》诗中，有好几首把饮酒活动安排在诗的结句，这是值得深思的，它表明陶渊明是在情绪最激动，矛盾斗争最尖锐，思想最痛苦的时候陡然关住感情的闸门，而转入饮酒的，并企图凭借酒的力量来调整一下情绪，缓和一下矛盾，减轻一点痛苦。在醉意朦胧中，他似乎又恢复了常态，变得超然旷达起来。这是什么样的超然旷达呢？如果透过覆盖在它表面的轻纱薄雾，看到的却是难言的苦痛、无声的挣扎。因此，可以断言，陶渊明喝的决不是什么开心畅怀之酒，而是一杯杯难以下喉的苦酒，是心灵的麻醉剂。喝这样的酒，与其说是寻欢作乐求得超脱，倒不如说是陷入更加痛苦的深渊，这正是陶渊明的悲剧所在。
●沁园春·读《史记》有感
试课阳坡，春后添栽，多少杉松。
正桃坞昼浓，云溪风软，从容延叩，太史丞公：底事越人，见垣一壁，比过秦关遽失瞳？
江神吏，灵能脱罟，不发卫平蒙？
休言唐举无功，更休笑丘轲自阣穷。
算汨罗醒处，元来醉里；真敖假孟，毕竟谁封？
太史亡言，床头酿熟，人在晴岚烟霭中。
新堤路，喜樛枝鳞角，夭矫苍龙。
程珌词作鉴赏
读《史记》有感——这标题真是巨大无比，虾蟆吃天，且看他如何下口：“试课阳坡，春后添栽，多少杉松。”——谁也想不到，本篇竟会是这样一个开头：词人悠哉优哉，踱到自家庄园的南山坡上来核检开春后新栽树木的棵数了。此情此景，实即辛弃疾同调词《灵山齐庵赋》中之所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见出作者此时也已告老还乡。但这和读《史记》有什么关系？让我们耐着性子再往下看：“正桃坞昼浓，云溪风软，从容延叩，太史丞公。”——啊，原来在这之前词人确曾研读《史记》来着，不但读了，而且还有许多感想，这不，他乘着春光明媚，东风和软，悠到当然挨得着。这就叫文学艺术么。
君不见刘过有一首《沁园春》（斗酒彘肩）词，把唐代白居易、北宋林和靖、苏东坡都找来，与自己（南宋人）在西湖聚会吗？文学就有这种思接千载、打破时间、空间的法道。在这首词中，实则词人只不过把眼前的深邃山林看作司马迁罢了。同上引辛弃疾词就有“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数峰。……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的形象比喻，程词仍由此生发而出。
词人究竟向司马迁叩问了些什么呢？其一：“底事越人，见垣一壁，比过秦关遽失瞳？”——《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春秋时名医秦越人服了神人长桑君给的灵丹妙药，从此能“视见垣一方人”，即隔墙见人。靠着这双魔力无边的神眼，为人看病，尽见五脏症结之所在。后入秦都咸阳，秦太医令李醯自知医术不如，遂使人刺杀之。对此，词人质疑道：越人既能洞察他人肺腑，为什么看不出李醯有谋杀他的用心？难道说他的“x”光透视眼一入秦国便不灵了么？其二：“江神吏，灵能脱罟，不发卫平蒙？”——《史记。龟策列传》载长江神龟出使黄河，中途被宋国的渔人以网捕获。龟乃托梦给宋元王，向他求救。王遣使者自渔人处求得此龟，正要放生，宋博士卫平却说此龟乃天下之宝，不可轻易放过。于是元王便剥龟甲为占卜之具。这个故事，词人认为也难以置信；龟为江神使者，其神异乃能托梦给宋王，从而逃脱渔人之网，却为何不能令卫平增智，使自己免遭杀身之祸？
如此叩问，真是闻所未闻！这哪是什么“请教”？套用一句大白话，诚所谓“一根筷子吃藕——专挑眼儿”了。《史记》能够这样去读么？其实，以上二问，不过是词人抖出的两段“包袱”，无非“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辛弃疾《西江月。遣兴》）之意，实质性问题还在下阕：“休言唐举无功，更休笑丘轲自阣穷。”——战国时，燕国人蔡泽四处干谒诸侯，皆不见用，遂请唐举相面。唐举见其形象奇丑而挖苦他。但蔡泽自信必能富贵，并不因此而自卑，乃继续游说不已，后终得秦昭王赏识，拜为丞相。事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与蔡泽相比，孔丘、孟轲的运气要糟得多，是地地道道的“倒霉大叔”。他们周游列国，竭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却无功而返，只好退而著书。见《史记》的《孔子世家》及《孟子荀卿列传》。读了上述几篇人物传记，词人的感想是：不要因为蔡泽的富贵而去评说唐举的相面术没有功效，更不要由于孔、孟的穷困潦倒而去笑话他们缺乏能耐。一言以蔽之，政治上的显达也罢，沉沦也罢，都不值得关注。此话怎讲？待我们读了下面几句再说。
“算汨罗醒处，元来醒里；真敖假孟，毕竟谁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忠于楚国，直言极谏，先后遭到怀王、顷襄王的放逐。他披发行吟于洞庭湖畔，面容憔悴，形容枯槁，有渔父问其何故至此，他答道：“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又《滑稽列传》载春秋时楚国贤相孙叔敖为官廉洁，死后家无余财，其子只好靠背柴度日。于是滑稽演员优孟便妆扮成孙叔敖模样，往见楚庄王。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欲以为相。优孟诈言回家与妻子商议，三日后答复庄王说：妇言楚相不足为。孙叔敖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国，使楚王得以称霸诸侯，但他死后，儿子却没有一席之地。与其作孙叔敖，还不如自寻短见呢。庄王闻言大惭，遂赐孙叔敖之子封地四百户。四句语意紧承上文，略谓：细细想来，屈原自以为清醒，其实这正说明他的沉醉，因为他还没看破红尘，还执着于政治啊！从政有什么意思？君王们向来妍媸不分。请看，真孙叔敖和假孙叔敖，楚王到底封的是谁吧！读到这里，我们总算恍然大悟了：词人并非真的在和司马迁抬杠，正相反，他是把司马迁看作同调，在向那牢骚满腹的太史公倾吐自己的满腹牢骚呢。读其《洺水词》中《水调歌头主战的爱国之士；观》洺水集《里论备边、蠲税诸疏，又可知其拳拳于国计民瘼，是立朝以经时济世自任的名臣；及览》宋史《本传，更可知其晚年因受奸相史弥远的猜忌，处处受别于人，因此屡请退休养老。知人论世，我们不难理解词人读》史记《时何以会有这样的感慨。
作者的问题业已提尽，牢骚也都发完，现在该轮到司马迁作答了。可是——“太史亡言，床头酿熟，人在晴岚烟霭中。”——司马迁竟然不赞一辞！是被词人问得无言以答，还是对词人的“高论”表示默许？或者，两方面兼而有之？这些都不必深究，反正词人想说的话俱已说出，可以从精神苦闷中自我解脱了。
家酿新成，正堪痛饮；山林晴好，不妨优游。于是作者勒回野马般的思绪，依旧去检阅自家的杉松：“新堤路，喜樛枝鳞角，夭矫苍龙。”——看，那新堤路上枝干弯曲绞结的松木，树皮如鱼鳞，丫杈似虬角，形状象夭娇的苍龙，多么可爱！词人终于在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中暂时平息了对于世事的不平之鸣。
这首词，以记叙文的笔法写议论文的题材，把易流于呆板的内容写得极其活泼；以旷达的笔调写愤懑的心胸，把易失之浅露的情怀写得十分深敛。笔力遒劲，笔势飞舞，笔锋犀利，笔墨停匀。以叙事起，以绘景结，步步推进，徐徐引去，而中间说理，过片不变，反复论难，纵横捭阖，结构奇特，章法别致，波涛起伏，妙不可言，确能使人耳目一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洺水集》谓程珌“诗词皆不甚擅长”，就总体而论是客观的，但三流作家有时也能写出一两篇质量较高的作品来，操选政者宜披沙简金，勿使有遗珠之憾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