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科学对我国教育的作用机制、影响及改革的基本思路，强调在对学生的教育过程中要加强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思维、科学知识等方面的教育与培养。
关键词:科学社会学；科学；教育
科学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ce)是探讨科学的社会性质及科学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学科。宏观的科学社会学主要研究、探讨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社会对科学的控制，以及科学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后果；微观的科学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家们知识生产中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以及科学作为一个社会系统的内部运动规律。具体说，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1)对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包括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进步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和造成的问题，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与其他社会建制的关系，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等要素对科学的影响。(2)对科学本身的研究。研究构成科学的基本科学思想、科学方法论、科学的作用、科学的动员和奖励制度等。(3)对科学界的研究，包括科学共同体、科学界内部的人际关系和行为规范、科学家的社会角色等。(4)对科学技术政策的研究。
一、科学对我国教育的作用机制
科学的本质在于人类主体用理性思维对客体(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意识)进行系统的探究，以把握其中的普遍性规律，从而控制和改造客体，为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科学作为人类的理性认识活动，它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在科学活动的过程中，展现和形成人的心智力量。
科学教育的本质就是学生进行准研究活动的过程。对科学教育本质的揭示有助于我们辨析当今科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策略。学生的准科学认识活动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一是扩大了科学家认识成果的影响范围，促进了未成年人的个体发展；二是为少年儿童长大之后的科学研究莫定良好基础，从而提高了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起点。
（一）科学直接作用于教育。科学系统中的知识生产成果直接进入教育系统，引起教育系统结构、教育方式、教育手段、教育内容的变化等。
重新调整和规划我国科学教育研究的层次和比例，以人为本，把研究重点放在科学教育的普遍理论上，尤其要对我国丰富的科学教育实践经验从哲学上进行总结和提炼，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教育体系，这种体系能够回答我国科学教育的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一系列问题。
与时俱进，坚持以思辨和实践经验为主的科学教育研究方法，推行和重视科学实验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并大力开展创新教育。要通过各种渠道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一些新方法、新理论介绍给科研人员和科学教师。同时，还应注意以人为本教育的认知结构的建构；科研品质和科技创新能力在教育系统中的生成规律及培养对策；科技兴趣和科学精神在教育方式和内容上养成的规律及培育策略；用什么样的教育手段培养科学方法的修养和掌握问题研究等。
（二）科学间接作用于教育。在科学体制化条件下，科学活动的主体表现为三个相互有联系的水平：个人的、集体的和社会的。在第一个水平上，起主体作用的是个人——直接从事科学活动的科学工作者和科学家。在第二个水平上，作为科学活动主体的是科学集体，各个人的活动直接在此进行合作，并且一般科学劳动表现为共同科学劳动。在第三个水平上，作为科学活动主体的是整个社会。在这三个水平上的科学表现对教育的社会功能产生了
影响，使教育的社会功能发生变化，而教育的社会功能发生的变化，又反过来促使科学的变化和发展。
二、科学对我国教育科学功能的影响
（一）教育的科学社会功能的表现形式。教育最基本的社会功能是文化功能，即保存文化和传播、更新、与发展文化。教育的其它社会功能有教育的社会化功能；社会角色的分配功能；教育的经济功能；教育的科学功能。教育的科学功能表现形式为：(1)教育是知识再生产的基地；(2)教育为科学发展奠定基础；(3)教育影响知识生产质量；(4)教育导致劳动者知识更新。
教育的科学功能从其产生、发展至今，已初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体系，以理论形态体现的教育科学成果是丰富的。运用科学的教育理论对教育事实加以说明，以把握其内在本质和特点，可以产生新的知识体系和技术方法。
教育科学功能的实现过程是与具体教育体系、实践活动和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的。不同教育活动的特殊性，决定着教育的科学功能在具体实现的过程中存在不同的差异，但又密不可分。
（二）科学对教育科学功能的影响。科学发展和知识更新为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教育结构、教育方式、教育手段、教育内容不断变化，进而进一步促进科学发展，实现教育对科学的“反哺”。 科学不仅是促进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且还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
三、改革的基本思路
(一)更新教育观念。在J.D贝尔纳的著作中，按照韦尼格尔的意见，实践中所包含的教育理论可分为三种不同的层次：（1）教育观念；（2）用语言表述的教育规则等；（3）理论家的理论。其中，真正对教育实践起指导作用的是教育观念层次的理论，所以我们应努力促使教育科学理论向观念层次转化。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注重教育与科学实践相结合，切实按照科学教育的使命与目标全面、完整运作。
(二)构建合理的课程结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人文艺术和心理学等学科取得平衡，促使文理交叉和不同学科的相互融合，帮助学生形成全面合理综合的知识结构，充分了解基本科学思想、科学方法论、科学的作用。
(三)更新科学课程的教学方式。要结合现实生活中的科学现象，结合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等对科学影响的要素，实现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和多样化，引进多媒体等先进教学手段，使科学教学过程更加生动、更加形象，帮助学生了解科学发现的思维过程，让学生通过探究和独立思考来理解与掌握科学知识。
(四) 建立奖励机制。切实落实和开展学校的科技活动课程或科技竞赛、加强实验教学环节，培养教师和学生在科技研究或实验中共同动手、动脑的习惯，进而提高教师和学生进行科技创新的兴趣。
(五)加大硬件设施建设。改善教学条件，配套购置合理的实验设备和教学仪器以及图书
(六)更新教育内容，注意吸收现代新科技成果充实教学内容。广泛开设《现代信息技术》、《科学.技术.社会》(STS)、《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自然辩证法》、《可持续发展论》等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新课程。
(七)培养师生具有良好的心理状态和敬业精神。注重培养师生热爱科学和崇尚科学的精神；锐意进取和敢于创新的精神；科学严谨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同心同德和精诚合作的精神。把自己的世界观建立在严格科学观念基础上。
四、结语
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对我国的教育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为适应当今科学的社会理性化趋势和“智业文明”、“生态文明”的要求，培养目标要由“新型科教工作者”变为“新型科教人文主义者”，加强与社会的广泛联系，主动为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民族振兴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服务。只有这样，我们培养的人才才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才能正确面对现代科技革命对我国教育体制提出的严峻挑战。
参考文献：
[1] J.D贝尔纳著，钟启泉译：《现代教育学基础》，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2] 路甬祥，《关于新世纪科学教育的几点思考》[J].新华文摘，2000 (9)
[3] 张庆守，《科学教育的反思与对策》[J]. 教学研究与实践，2004(6)
[4] 刘德华，《科技创新与科学教育》[J]. 大理师专学报，2000 (2)
在人们的印象里，科学家应该都是象牙塔里的幸运儿，文质彬彬的科学家们带着眼镜，穿着雪白的大褂，在仪表闪烁的实验室里做着各种奇妙的科学实验。这的确是现代科学实验室里的景象，而且也的确有很多科学家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为科学做着贡献。下面来看看中国科技名人故事吧!
中国科技名人故事【1】
现代科学的传入
竺可桢一代的留学生归国后，很多人成为了学科奠基人。丁文江、翁文灏开创中国地质学，是现代科学中国本土化的先锋，后来生物学方面也出现很多开创性的学者。继地质学与生物学之后，在竺可桢的领导下，气象科学实现了在中国的本土化和体制化，1930年元旦中研院气象研究所开始发布我国领土领海的气象预报，结束了由外国人垄断中国气象预报的历史。
“他们归国后，办刊物、学会，建系教课都是从无到有，正是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走出那么一大批大师”，樊洪业说。
“几乎空白”是竺可桢这代留学生归国后面临的科学上的大环境。不妨先梳理一下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对第一代科学家当时的处境大致有个印象。“世界史上的近代科学是16到17世纪科学革命的结果，最早是随着天主教及古希腊的东西传入中国，晚明时期中国人跟着传教士接触到西方科学，看到了世界地图，知道了地圆说。”樊洪业说，现代科学传入中国是一个渐变过程，这个过程断断续续，时有波折，自传教士利玛窦入华算起，西方科学的传入历经300余年，一直到1840年的战争，西方大炮轰开中国大门，中国人才意识到，要想船坚炮利，就得有理化知识，现代科学这才全面引入中国。
可以说，等到竺可桢等人归国，中国已有了一些科学传播的土壤，比如一些崇尚西学教育的新式学堂，但早年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依然占据着很多人的头脑。“竺老一生除了研究气候、气象，专注更多的是科普，尤其对看风水、祭祀祈雨这些封建迷信非常痛恨，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思想没有解放，不想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现状，反而寄希望于神灵，这是没有走出中世纪。”何亚平说，竺可桢为此写了许多科普文章，他一直提倡科学文化就要用科学精神来改造国民性，也一直在为科学扎根中国做着“土壤改良”。
“第一代科学家引入现代科学，是一个群体的作用，竺可桢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樊洪业说，竺可桢回国时，还是北洋政府时期，那时中央集权比较弱势，实业不发达，经济上比较困难，要想做些科学研究与传播，只能靠学人自己找门路，好在当时教授个人的地位高，收入较多，有些人会自己贴钱办刊物、办学会。
这一时期科学传播的主角是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是一个以唤醒国人科学意识为己任的同人团体，由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杨杏佛等人在康奈尔大学创立，竺可桢曾在其中任第四任社长。1918年中国科学社核心成员归国。在1915年至1927年期间，中国科学社吸纳科学家最多、学科覆盖面最广、社会影响最大，成为居于中国科学界首位的代表性组织。包括竺可桢在内的中国科学社社员们热情地在《科学》杂志和其他场合进行着全方位的科普宣传。1916年和1917年留学期间，竺可桢就在《科学》上发表了16篇作品，1917年写就的《论早婚及姻属嫁娶之害》和《食荤与食素之利害论》，现在看来已是常识，但在当时，有许多国人对此还比较陌生而且不能接受这些科学知识。
“当时，有一种氛围，无论是哪个国家的留学生回来，都想把外国在用的那一套搬回国内，各种学会随之涌现”，樊洪业感觉当年的学术氛围好也与之有关，学界同人间彼此砥砺、互相援助，一起办研究所、图书馆，印杂志，为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做了许多事。“就群体特点来讲，第一代科学家敬业精神非常强，办一件事认认真真，这一点竺可桢就是最好的例证。”
中国科技名人故事【2】
在人们的印象里，科学家应该都是象牙塔里的幸运儿，文质彬彬的科学家们带着眼镜，穿着雪白的大褂，在仪表闪烁的实验室里做着各种奇妙的科学实验。这的确是现代科学实验室里的景象，而且也的确有很多科学家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为科学做着贡献。
不过老多还知道另外一些科学家，他们没有什么先进的实验设备，甚至连起码的条件都很缺乏，可是他们却也为科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比如著名的女科学家居里夫人，她因和丈夫一起发现放射性元素钋和镭而获得1903年和19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而做出如此重大贡献的实验室，开始时却是在一间上漏下潮的破旧棚子和一些极其简陋的仪器。当然，老多今天要讲的故事不是外国的科学家，而是咱们中国的。
上世纪初，在广东粤东北客家山中有一家客家人，他家的长辈们正瞧着一个赤着脚在田埂上到处乱跑的瘦弱的小男孩。这孩子虽然瘦弱但天资聪颖，家里人多么希望有一天这孩子能为他们光宗耀祖。
他没有辜负长辈的期望，20岁那年居然考取了当时还很稀少的大学中的一所——国立南京东南大学(现在南京大学的前身)。这家人并不很富裕，整个家族好不容易为他凑足了盘缠，让他踏上了
进入东南大学物理系学习，4年的时间让他从一个农村的土小子，变成了一个满腹物理化学知识，能说外国话的学生。毕业之后经朋友举荐，在南京谋了一个中学物理教师的`职位，他以为职业生涯开始了。虽然吃粉笔末的差事并不很富足，但比起农村的生活那已经是天壤之别，本想就此安身立命。可谁知道生不逢时，当时正值北伐战争关键时期，硝烟弥漫，战云密布，南京城里到处是孙传芳的败兵。一天在街上碰见一群正在抢掠的游兵，被吓得魂飞胆散。而且他又染上了当时很难治愈的肺病，咳嗽都带血，万般无奈，向朋友借了盘缠仓皇逃回了广东老家。
此时的中国可谓国难深重，民不聊生。就在如此惨淡的时刻，1920年中国的甘肃又发生特大地震，房倒屋塌死伤无数，震惊世界。当时在北洋政府地质研究所工作的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率人亲临现场考察。看到如此惨烈的地震灾害，翁先生决计要在中国开展用仪器观测地震活动的事业。他找到清华大学教授叶企孙，希望他推荐一个人来专门从事此项任务，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是学物理的、英文好。叶企孙搜肠刮肚，突然想起他在东南大学任教时那个来自广东的青涩少年正好符合要求，于是急发电报。
1927年仓皇逃回老家以后，总算交上一点好运，虽然不是衣锦还乡，但大学生在粤北的农村并不多见，不久以后在县中学当上了堂堂教务主任，并兼任物理和英语教师。1929年与自己一位善良的女学生结为连理，建立了幸福的小家庭。妻子是富家小姐，经丈母娘的调养，肺病居然痊愈，小日子过得真是红红火火。突然间看到恩师的急电，一时不知所措。地震为何物，他一无所知，如何是好?新婚妻子说：“你去吧!”
于是，顾不上过春节，抛下怀着身孕的妻子，只身来到北京，从此便开始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地震研究事业。
1930年来到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受命，随即被派往上海徐家汇见习地震观测。那里有一个由外国人办的地震观测室，负责人是个意大利人龙相奇。谁知道一开始那个外国佬看不起这个来自广东的傻小子，什么都不教，只是让他熏烟纸(地震记录用的)。不得已，只好自己到附近的图书馆看书，当对地震稍知一二以后，又向外国老师请教。外国佬看这个小子居然会问自己一些问题，大为震惊，于是开始给他讲授一些地震观测知识，并让他进入自己的图书馆。可学了没多久，却又被急调回北京，建立中国人自己第一个地震观测台的事情在等着他。后来他与龙相奇成为好友，1934年他去美国帕萨迪纳地震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时，龙相奇把他推荐给美国著名地震学家古登堡先生。
地震台选址在离北京城四十公里以外西山的鹫峰上。那个地方现在都很少有人光顾，别说1930年了。那时的北京还是一个破烂不堪黄土满天的城市，出了西直门就没有洋汽车了。在西直门城楼下面有租驴的驿站，去西山或者骑驴或者坐黄包车，无论哪种交通工具往返北京和鹫峰之间都不止一天(现在开车从西直门到鹫峰大约需要1个小时)。而鹫峰之上更是荒凉，荒山野岭上是一座破庙秀峰寺。破庙旁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大律师林行规的别墅，林大律师慷慨地捐出一块大约100平方米的地作为台址，于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个地震观测台建立起来了。在秀峰寺苍松翠柏的环抱中地震台的建设工作开始了。“忙了一个月，搞洋灰、钻、锉、磨，甚至于打铁也干了，最后总算把地震仪器装起来。……”50多年后他这样回忆道。
1930年9月20日国际标准时间13时02分02秒，鹫峰地震台记录到了第一个地震。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地震台。
这个地震台要什么没什么，电是肯定没有的，只能用蓄电池。所以他每个星期要骑着毛驴把电池背到几十公里外的清华大学去充电。到了晚上更是凄惨，除了听松涛的声音，就是狼嚎。可他也会自娱自乐，从城里买了一架小型天文望远镜，支在屋顶上看星星。
不久妻子也来了，他们就住在林大律师别墅的一间耳房里，晚上一起聆听松涛的声音。
不久地震台以国际通用格式编印的《鹫峰地震月报》和《鹫峰地震专报》便如期出现在全世界的地震观测网络中，到1937年，鹫峰地震台已经成为国际一流的地震台。而在这个期间，地震台的工作人员除了他，只有另外一个由叶企孙先生介绍来的清华的技术员，他家就在山下的北安河村。
后来又发生了许多事情，比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苦心经营了7年的地震台毁于战火。他和妻子逃难到了重庆。期间他忍受不了寂寞，和搭档一起深入交通闭塞野兽出没的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做地质考察，并做出攀枝花地区矿山的评价，解放后攀枝花成为一座著名的钢铁公司。在重庆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的警报声中，他又奇迹般地制造出中国造的第一个地震仪。这个中国造地震仪的原型甚至连罐头盒都用上了，建国以后这个地震仪成为由他亲手组建的中国地震观测台网最初的装备。当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也没有幸免，反动学术权威是把他关进牛棚的罪名，60岁他戒了烟，可在牛棚里他又抽上了。1976年恢复了平静，他也老了，于是他开始写书《中国地震》，当写完最后一个字以后，他病倒了，再也没有起来……如今他的铜像矗立在鹫峰地震台原址。
这个科学家的名字叫李善邦，是老多的父亲。老多之所以写他，就是想让大家知道，科学的道路是很艰难的，但也是十分快乐的，因为他们对自己做的事情充满了热情和兴趣。在30多年前，当老多要离开北京去云南当知青之前，父亲跟我说，你去那里会看到很多蝴蝶和热带昆虫，回来以后你会成为一个昆虫学家。老多没有成为昆虫学家，可是老多学会了如何学习，学到了很多、很多。
提到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创造，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我们有四大发明!”然而，这个源于西方学者的提法真的能概括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吗?甚至，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是中国古代最重要、排名最靠前的发明创造吗?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研究者们对此做了新的解说。
如今，中国的科技史专家正在深入研究和梳理中国古代重要的科技发明创造，希望能让公众更为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的科技创造。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以下简称科学史所)最近发布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一书及配套挂图，就是这些努力之一。书和挂图中囊括了88项中国古代科学发现与创造、技术发明和工程成就。或许，以后再谈及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我们不再需要言必称四大发明了。
一份挂图的启发
编撰《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一书及配套挂图的起因，要说到6年前。
那是2010年10月26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吴岳良和美国华裔物理学家杨炳麟访问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因为美国出版的Milestones of Science挂图未收入中国人的发明创造，他们想与张柏春等科技史专家商量如何将中国部分的内容补充进去。
“这件事给了我们启发。长期以来，国外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并没有充分了解，国内情况也是如此，甚至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古代主要的发明也就是四项。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能总是建议大家去翻阅20多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吧?挂图和简明扼要的文字解说，是普及科技史知识的很好方式。”张柏春说。
后来，经过与多位科技史专家的讨论，张柏春等人认为，与其去修改美国已出版的挂图，还不如自己编制一份中国科技发明创造的挂图。于是，2013年8月，“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研究组在科学史所成立，“发明创造推选”活动及相关出版物的筹划正式启动。
此后，研究组举行学科召集人会议，推选各学科史的备选条目，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各学科领域100多位专家学者的意见。2014年3月，研究组初步推选出113项重要发明创造，并在研究所网页上公布了初步推选清单。此后，又经过多次研讨，并征得一些外国专家的咨询意见，在其中遴选出85项发明创造。2016年初，根据后续的研究及反馈意见，研究组将清单中的发明创造增加到88项，最终形成了《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一书及配套挂图。
我们对研究成果的“提炼”还不够
其实，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但对于中国从古到今究竟有哪几项大发明发现，却缺乏系统的总结和讨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学者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就展开了。但当时既没有专门的机构，也没有多少人提倡。即使有人在做，也是在整理国故、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意义上，谈不上系统研究，更没有整体规划。”科学史所研究员、技术史家华觉明介绍说，“不过，那时候还是有一批各领域权威的学者总结本学科历史发展，在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
1954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发起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委员会，17名组成人员皆是各领域的权威学者，包括历史学与考古学领域的向达、侯外庐，数学领域的李俨、钱宝琮，物理学领域的叶企孙、丁西林，气象学和地理学领域的竺可桢，建筑学领域的梁思成等。1956年，竺可桢、李俨、刘仙洲到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开始与国际学者建立联系。1957年1月，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科技史专门研究机构，也是科学史所的前身。至此，中国科技史研究有了体制化保障。
20世纪80年代，科学史所研究员金秋鹏写了《一百项中华发明》一书。2008年，华觉明发表《中国四大发明和中国二十四大发明述评》一文，后又经过研究总结出30项重大发明，除了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外，收入了粟作、稻作、蚕桑丝织、十进位值制记数法和筹算、茶的栽培和制备、豆腐等。梳理中国古代重要的发明创造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重视。
“中国人对本国历史上的发明创造缺乏系统的.科学研究和提炼，这导致人们对此没有完整的了解和认知，也缺少对古代发明创造问题的话语权。”华觉明说，“四大发明就是明显的例子。”
在华觉明看来，四大发明是培根、马克思等西方学者提出的，其本意是就其对近代世界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重大影响所作的评价。“连他们自己都没说这四大发明就是中国最重要的发明。20世纪50年代，李约瑟曾经从A到Z列举了中国的26项发明，这带着英国人的幽默，他的意思是中国人的发明很多。后来美国学者坦普尔认为，中国古代有100项科技成就，但其中不仅有发明，还有科学的成果和工程，内容比较杂。”华觉明介绍说，“可是，由于四大发明的说法传布太广，导致一些人，包括有的专家学者产生了误解，误认为这四种发明就是中国古代最重要、排名最靠前的重大发明，从而就不断有人提出生铁、曲糵发酵或杂交水稻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缺少自己的一本账。”
传播科技史知识十分必要
对于这样的情况，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数学史家郭书春深有体会。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数学是世界数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4世纪初一直居于世界数学的先进水平。然而，学术界包括数学界，还有不少公众，因缺乏对科学史的了解，而对中国古代数学产生了偏见。“比如，有相当多的人接受了欧洲中心论的偏见，认为中国古代数学落后;甚至有人说，中国古代数学只有勾股定理;还有人阻挠、反对研究中国数学史，对其全盘否定。这样的状况急需改变。”
在此次出版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一书中，数学领域的成就就占了10项，包括十进位值制与算筹记数、盈不足术、勾股容圆、线性方程组及解法等。郭书春负责最后的审校和把关。
“中国古代数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比如，中国最早发明了十进位置值制记数法，这种记数法十分有利于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及分数、小数的表示。加之汉语中数字都是单音节，便于编成口诀，促成筹算乘除捷算法向口诀的转化。筹算的使用使分离系数表示法顺理成章。线性方程组的分离系数表示法、开方式的记法、天元多项式、四元式的记法，实际上也是一种位置值制。”郭书春说。
“中国古代数学著作还使用了演绎推理。以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高次方程这一分支为例，刘徽、王孝通都提出了方程的推导过程，金、元数学家更创造了设未知数列方程的天元术。刘徽用极限思想和无穷小分割对圆面积公式的证明，对锥体体积公式的证明;用出入相补原理对解勾股形诸公式的证明，对大量面积、体积公式的证明，对开方术的证明;利用齐同原理对方程术、盈不足术及许多算法的证明，都是演绎推理。”郭书春说，“在极限思想的运用上，刘徽也超过了古希腊的同类思想，达到了文艺复兴前世界数学的高峰。”
“中国古代数学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但还是有人抱有中国古代数学没有理论、没有逻辑，更没有演绎逻辑的偏见。可见，向公众传播中国古代数学史是必要的。”郭书春感叹说。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在华觉明、郭书春、张柏春等科技史学者看来，全面梳理中国古代重要的科技发明创造，让更多人较为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科技传统，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这样的梳理并不容易。“对发明创造的认识和遴选是一个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课题。”华觉明说。
“我们在选列清单时应坚持三个原则，即突出原创性、反映古代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对世界文明有重要影响。评估某项发明的原创性，要有可靠的考古或文献证据，能证明它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或者属于最早之一且独具特色。为慎重起见，我们未推荐那些因史料不足而不易判断其科技内涵或原创性的发明，包括那些长期难解之谜，如三国时期的‘木牛流马’。”张柏春说。
对此，华觉明表示同意。“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我们既反对贬低甚至无视中国先民发明创造的历史虚无主义，也反对贬低甚至无视其他文明发明创造的狭隘民族主义。前些年有个别学者无根据地否认中国是造纸术、印刷术的母国，贬低火药、指南针发明的重大意义，这是非常错误和不可取的。也有人动辄把某些重要发明，比如自动化和机器人，说成是中国‘古已有之’，这同样是不对的。”
在华觉明看来，对于发明创造的认识和评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不同的看法也是正常的。“现在归纳的这88项也并没有囊括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重要发明创造。我们欢迎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参与研讨，使其逐步趋于完善。”华觉明说，“目前，以这88项发明创造为基础编制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挂图，内容丰富充实，形式美观大方，很适合用于中小学生以至大专院校的科技文化教学，希望有关部门注意及此，予以推广。”
